緣起：《明鏡》周刊的“間諜”案

　　2011年辛**有一篇在網絡上廣為流傳的文章：《形勢和前途：2011年2月10日在***座談會上的講話》，第四部分標題為：列寧是德皇威廉二世的間諜。它首先引用的是德國《明鏡》周刊：

　　《明鏡周刊》組織了六位專業作者撰寫這篇文章，披露了歷史的真相，俄國布爾什維克領導人列寧與德皇陛下的密使聯系，獲得皇家政府暗中大量資助，成功地制造了十月革命。……德意志帝國接連數年以千萬計的馬克和后勤援助支持了俄國布爾什維克黨人。沒有德國的支持，列寧的布爾什維克黨就無法維持執政最關鍵的第一年(1917至1918)，很可能也就沒有蘇聯的出現，沒有共產主義的崛起。柏林用馬克、武器彈藥支持了俄國的布爾什維克，奪取了政權。德國外交部直到1917年年底至少給了列寧2600萬德國馬克，相當于今天7500萬歐元。

　　文章詳盡地描述了一個愛沙尼亞的布爾什維克分子，名字叫赫爾方特Helphand，他是德國情報人員。從解密的檔案來看，是他向德國情報機構介紹列寧，建議給予資助，是他與列寧保持秘密聯系……

　　這篇文章是2007年12月10日，即俄國十月革命九十周年之際，德國《明鏡》周刊50期刊發表的封面文章，標題為《德皇陛下的革命家》，副標題為“被收買的革命”1，講的是列寧作為德皇奸細的故事。

　　其實，辛**說的赫爾方特(Helphand)并不是愛沙尼亞人。在《明鏡》周刊的報道中，愛沙尼亞人“凱斯屈拉為他的服務總共獲得250?000馬克，這筆錢只有很少一部分可以證實到達布爾什維克手中”2。那位愛沙尼亞人只是為“赫爾方特”出場做的鋪墊。但是，這卻不妨礙誤讀的辛先生繼續發揮：

　　1917年7月，俄國法院下達了逮捕列寧的命令，列寧逃往芬蘭。由于赫爾方特Helphand沒有出現，列寧知道，彼得格勒法院沒有掌握過硬的人證和物證，……。列寧的自我辯護很有效果，越來越多的人相信他是清白的。遵守法制和尊重證據的臨時政府就把列寧放過了。

　　辛**對克倫斯基臨時政府的法制尊敬有加，可惜卻對其指控列寧等布爾什維克的黑材料所知甚少，那時赫爾方特不僅出現了，而且是臨時政府的重要證據?！睹麋R》其實是在炒作早已餿掉的冷飯。

　　這里，不妨對比一下親歷者托洛茨基的相關描述：

　　15日，列寧和季諾維也夫在喀瑯施塔得布爾什維克派報紙上(這報政府不敢來封閉)解釋他們為什么認為不可將自己交給政府機關：“根據前任司法部長配勒凡則夫星期日發表于《新時代》報上的一封信，我們就完全明白，所謂列寧等人做偵探活動之‘案’，完全是反革命黨有計劃的陰謀構陷。配勒凡則夫公然說出：他將那未經證實的控告傳播出去，只為的激起士兵的氣憤(他自己的話)反對我們的黨。……此時俄國毫無司法保障。將自己交給政府機關，那不異于是將自己交給那些瘋狂的反革命派之手。”現在只消記得卡爾·李卜克內西和羅莎·盧森堡的命運，就足夠解釋國內戰爭之中一個“插話”這句話的意義了。列寧曉得如何先見一著。3

　　克倫斯基臨時政府的控告究竟是怎么回事?今天，我們需要重新回頭去打撈這段歷史，做一個學術史意義上的新聞調查。

　　七月事變、“西森檔案”與案件的出臺

　　“污蔑之月”

　　列寧“德奸案”最早發生于1917年俄國“七月事變”。由于對二月革命以來的現狀不滿，工人和士兵們自發舉行大規模游行示威，要求布爾什維克出來掌權，而列寧則認為時機尚未成熟，因此是布爾什維克黨力圖把示威控制在和平的范圍內。

　　事件發生之后，俄國恰好在一戰前線潰敗，為了把失敗歸罪于布爾什維克，克倫茨基臨時政府下達了對列寧的逮捕令，右翼報紙為配合這一政治行為而發布系列“文件”，指控列寧和托洛茨基接受了德國總參謀部的津貼。

　　對此，著名托洛茨基傳記作者、波蘭史學家多伊徹(Isaac Deutscher)曾指出，列寧是在英、法等其他路線都被拒的情況下，才決定取道德國返俄。當時對七月事變的官方調查表明，約有500名俄國流亡者從瑞士經過德國回國，其中400名是反布爾什維克者和“社會護國主義”分子。“總參謀部需要對最近的軍事潰敗作保全面子的解釋。溫和社會黨人感到腳下的土地裂開了。找替罪羊和駭人聽聞的罪惡祭品是壓倒一切的需要”4，這才是列寧被構陷的真正原因。對此，列寧和托洛茨基都做了充分的駁斥。托洛茨基在《俄國革命史》專辟一章詳細披露了“大污蔑的一個月”(七月)是如何捏造列寧等布爾什維克黨人是德奸的動機與經過。5

　　西森檔案的出籠和爭議

　　其實，這個故事最精彩的部分同時發生在一戰期間的美國。1917年美國總統威爾遜想去歐洲參加一戰以打擊德國。為了克服國內濃重的反戰情緒，政府成立了公共信息委員會CPI(the Committee on Public Information,)，招募7.5萬名志愿者在全國各地進行愛國主義宣傳。在該委員會頒布的宣傳冊中，有一個名為“德國-布爾什維克陰謀”(The German-Bolshevik Conspiracy)的冊子，引起很大爭議，講的就是列寧和托洛茨基被德皇政府收買的故事。它由CPI組委會的埃德加·西森(Edgar Sisson前芝加哥記者)，化了大價錢專程在1918年春從彼得堡買來的文件，共計68件。這個冊子被CPI發行了137,000份。6

　　這些文件當時在歐洲被普遍認為是捏造的，美國國務院也對此表示懷疑。威爾遜總統先是把這些文件壓了四個月，至1918年9月15日，威爾遜和CPI還是不顧警告，把這些文件分成七期讓媒體發表。開始時，大部分美國報紙都毫無懷疑地照登不誤，比如《紐約時報》就在《文件證明列寧和托洛茨基受雇于德國人》的標題下講了這個故事。7

　　但是爭論很快爆發，特別是《紐約晚郵》(New York Evening Post)強烈質疑其真實性，這些主要的指控幾個月前在巴黎就已經公布了，而且總體上已經被認為不可信。一周之內，《時代》周刊和《華盛頓郵報》都報道了曾任蘇聯記者的芬蘭社會革命黨人、情報局局長S. Nuorteva的觀點，即這些文件早就普遍被認為是“無恥的捏造”。對此，CPI的主席喬治·克里爾(George Creel)和西森都用政府的名義來為這批材料背書?？死餇柭暦Q：指控材料捏造就是蘇聯的宣傳、謊言;并且威嚇《紐約晚郵》說，在國家危機的時刻，該報支持美國的敵人會被追究，政府擔保這些材料，每一項都被確認真實才會公布8。

　　為了獲得公眾信任，CPI決定找專家來增加真實性。國家史學委員會(The National Board for Historical Service )同意給予幫助，并任命《美國歷史評論》雜志的創辦人和資深編輯、華盛頓卡內基歷史研究部主任杰姆遜(J.Franklin Jameson)和芝加哥大學俄語教授哈珀(Samuel N.Harper)共同完成檔案真實性調查。只用了一周時間，兩位專家研究了69份即將發表的檔案，結論是：54份涉及十月革命之后的檔案，毫無懷疑，這是西森檔案的主要部分;涉及十月革命之前的，很少可疑。但事實上，杰姆遜完全不通俄語。哈珀則在他死后出版的回憶錄中寫道：

　　我們坦率地拒絕評論西森文件提供的結論……我和杰姆遜準備陳述說：在當時的情境下，社會主義革命已經在俄國爆發，從軍事觀點看列寧客觀上已經在幫助敵人。我們被告知這樣的陳述無助于提高(公眾)激情去動員所有的資源投入戰斗。然而，我們堅持自己的立場……國家在戰爭狀態，學術人被政府號召用他們的專業才能為戰爭目的服務總是會遇到兩個不同方向的責任問題，也會發現恰當的自我保護很困難。9

　　沒有出版的手稿部分還透露出更多受到外在壓力的信息。不過，西森檔案和兩位專家的報告對公共輿論的影響很快就隨著1918年一戰結束而喪失。因為越來越多對西森檔案的懷疑，1920-1921年國務院決定重啟對其背景和真實性的調查，但是遭到了威爾遜總統的斷然拒絕。當威爾遜離開白宮之后，這批材料就不見了，官方的后續調查也就無法繼續進行下去。10

　　一直到1952年底，杜魯門總統準備離開白宮，這批文件才從白宮的保險箱里找到，發現者已經完全不知道這是什么東西。之后，它們被送到國家檔案館存檔。

　　凱南：西森文件系偽造

　　1956年，曾擔任美國駐蘇聯大使的著名外交家和歷史學家喬治·凱南(George Kennan)在《當代歷史》雜志(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28，June 1956)上，發表了名為《西森文件》(The Sisson Documents)的長達24頁的文章，詳盡地考察了這批檔案，結論是所有這些文件都是偽造的。11

　　凱南指出西森檔案是建立在違背基本歷史事實的荒謬論斷上，包括：從十月革命到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條約簽署期間，蘇聯領導人都在暗地里站在德國總參謀部的立場上，他們不僅在當時，而且在今后幾十年都做到了，甚至對最親密的黨內同志也隱瞞了;德國總參部不僅實際上操控了1918年1月的最高蘇維埃選舉，還掌握了大批群眾的選票，包括大多數黨的領導人;等等。凱南指出，只要對列寧的生平和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條約簽署期間蘇維埃黨內激烈斗爭的歷史有基本了解，就應該知道，無論你如何理解列寧，他都不可能是反蘇維埃共產主義運動的奸細。同樣，從德國方面說，關于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條約簽署的歷史檔案中，包括參與簽署的外交部、軍方以及德皇本人，都沒有發現任何與西森檔案相關的信息，相反，這些檔案都實實在在地證明列寧里通外國的關系并不存在。12

　　凱南列舉了大量西森文件中的硬傷，多為文件中描述的機構、人物和事件不符合既有的歷史史料或史實。還有很多文件違背了間諜工作特別是在戰時狀態的基本要求，需要高度保密的文件列出了不必要的人名和機構名。比如文件7 是德國總參部通告他們“堅持”在選舉中必須被選上的蘇聯外交部委員名單，但是德國會把這樣的要求用一個正式信函來遞交嗎?蘇聯會接受這樣的信函還把它放在文件里存檔，不怕在黨內引發爭議?13

　　另外，文件本身也存在大量技術性硬傷。這其中很多硬傷恰恰是德國官方1919年在柏林出版的冊子里指出的，時任魏瑪共和國首任總理的社會民主黨右翼首領菲利普·謝德曼(Philipp Scheidemann)為此寫了序言，正式宣布西森檔案完全是偽造的。威廉·格勒納 (Wilhelm Groener)將軍代表德國軍方簽字，否定西森文件中提到的大量情況。西森本人不認可這個德國的官方聲明，因為來自敵方。但是，凱南指出，這個聲明是以完全政府權威作為擔保的，如果卷入謊言，極易被德國反對派抓住把柄來攻擊。

　　凱南詳細列舉了七個部分的硬傷：1，信的抬頭錯誤，比如號稱總參部的下屬部門Grosser Generalstab, 這個部門的確存在過，但在1914年就取消了。另外，很多抬頭德語的拼法其實極少出現在1918年的德國官方文件里。2，語言問題，來自德國官方的信函都是用完美的俄語寫就，而當時大多數蘇聯領導人都懂德語，列寧和托洛茨基更是精通德語。作為德國總參部在俄國的派駐機構，如果翻譯和打字員都是俄語為第一語言的雇員，意味著保密有問題。一些高級官員簽名用的是斯拉夫語字母，這對德國人來說是完全沒有必要。3，日歷問題，1917-1918年冬天是俄國政府從舊歷(儒略歷)到新歷(西式格里高利歷)的轉換期，官方正式使用新歷開始于1918年2月1日，在這前后，為了避免混亂，是同時標注兩種日期的。但是西森檔案中沒有一件同時有兩種日期。4，形式，所有的德國官方文件都有兩個簽章，一個來自高級官員，另一個來自副官。這種簽名制度在俄國常見，但在德國軍方從未實現。5，封印，所有來自德國總參部駐俄國辦事處的文件都沒有封印，來自俄國的文件同樣也沒有封印。6，簽名，所有德方簽名都來自三到四個人的手，而蘇方簽收很可能只有一個人。7，打字，所有文件都是來自五臺打字機。14

　　西森文件的出處？

　　檔案的來源涉及到一些有意味的人物。一個是葉夫根尼·謝苗諾夫(Evgeni Semenov)，彼得堡記者，供職在一家叫做《晚間報》(Vechernee Vremya )的小報, 該報為反德、反猶、反布爾什維克的著名保守派阿列克謝·蘇沃林(Alexsei Suvorin )擁有。七月事變之后，謝苗諾夫參與了臨時政府對黑材料的編造。1918年1月，他帶著使命回到彼得格勒，在他到達不久，西森檔案就開始獲得協約國的注意。但是這些老檔案效用有限，甚至不能證明德國政府也卷入其中，這些錢更可能來自友好的德國社會主義團體。于是,新的來自德國總參部的材料很快就出現在美國大使館官員的辦公室，證明德國與布爾什維克的聯盟不僅還在繼續，并且就是德國戰時的官方計劃。

　　謝苗諾夫在訪談中提到，《晚間報》的同事、一個波蘭裔俄國傳記作家安東·奧森多夫斯基(Anton Ossendowski)曾交給他文件。

　　奧森多夫斯基1903年曾在海參威活動。1917年夏，奧森多夫斯基和謝苗諾夫一起與臨時政府的情報部門建立了聯系，他也參與了政府支持的“揭發”布爾什維克的計劃，作為反德宣傳專家，他們倆從臨時政府的情報總部獲得財政支持。蘇維埃掌握政權后，他把原準備交給駐俄協約國大使們的材料交給了謝苗諾夫，這時的謝苗諾夫正從頓河哥薩克處領命回來。在這些(能證明“德國與布爾什維克來往”的)材料中，代表蘇方簽收的所有筆跡都來自奧森多夫斯基。15

　　西森檔案提到的很多德國間諜都來自海參威一個叫做Kunst and Albers 的公司。一戰期間公司負責人A.Dattan是俄國公民，他在文件9中被當作德國間諜。事實上，早在戰前蘇沃林的報紙就持續攻擊Kunst and Albers公司超過五年，奧森多夫斯基在1915-1916年期間擔任主攻手。1915年，奧森多夫斯基被該公司起訴誹謗和勒索，但在二月革命前沒有可能進入法庭審理。西森文件29號日期是1918年3月9日，內容是關于遠東的德國間諜，屬于唯一一份不是直接交給西森，而是請另一位美國大使轉交，——它表明這是一份西森3月3日離開彼得格勒之后制造出來的文件。由于擔心自己再度被起訴，奧森多夫斯基把黑材料預先交給協議國就成為一項自保的方案。16 大量證據表明，奧森多夫斯基是西森檔案的主要炮制者，他本人屬于俄國反德波蘭人團體。17

　　凱南在最后一章中討論了西森檔案的兩個附件。附件1包括15件檔案，其中7件信函沒有原件或照片，完全沒辦法判斷真偽。正是這些檔案夸張地涉及列寧、托洛茨基和高爾基的名字，即便哈珀和杰姆遜也沒把它們列入可信任之列。附件2大部分是真實可信的，但是諷刺的是，這些文件并不能證明有一個德國-布爾什維克陰謀存在。18

　　最后，凱南指出，從1917年春天到夏天，以斯堪的納維亞半島為主要中轉支援蘇維埃的外部力量很復雜。在蘇維埃領導人和外界之間有大量的通訊聯系，其中很可能涉及財務往來，這其中德國政府是否涉足其中?財務是否只來源于外部友好的社會主義團體?西森檔案本身并沒有證明這些。但即便蘇維埃在十月革命之前接受了德國官方的財務支持，也沒有證據表明蘇維埃獲得政權之后在道義和政治上需要對德國承擔責任，而德國也沒有這樣的幻想。事實正相反。19 但是，凱南對《西森檔案》的研究在大眾傳媒上卻反應寥落。

　　其實，托洛茨基三十年代初在《俄國革命史》中早就指出事實的真相：

　　1918年，即十月革命之后，美國政府出版局很得意地印行了一本集子，專收那關于布爾什維克派勾結德國人的文件。直至后來發現了：那些文件原稿大家以為是從各國產生的，其實乃是同一架機器制造出來。偽造者顯然認為政治上對于暴露布爾什維克派罪惡之要求可以蓋住考證批評的聲音。20

　　“西森檔案”實在是美國政府的一項丑聞，這也許是凱南出來做此項工作的原因。需要說明的是，其實喬治·凱南從政治立場上是嚴重反蘇的。他就是最早提出對蘇聯進行“遏制”戰略的冷戰設計師和操盤手，極大地影響過二戰后美國的外交戰略。

　　[1]http://www.spiegel.de/spiegel/print/d-54230885.html。

　　[2] http://www.spiegel.de/spiegel/print/d-52715099.html。

　　[3] 中國媒體的系列報道，見新華網：http://news.xinhuanet.com/newmedia/2007-12/07/content_7213958.htm

　　[4] 網民李士勛翻譯：http://blog.sina.com.cn/s/blog_70adf1540101at46.html，以下引文也出于此博客。

　　[5] 托洛茨基:《俄國革命史》http://marxists.anu.edu.au/chinese/Trotsky/1930book/trotsky-1930book35.htm。

　　[6] (波)伊薩克·多伊徹：《武裝的先知 托洛斯基 1879-1921》，王國龍譯，第243-244頁，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3年。

　　[7] 同上，第244-246頁;“大污蔑的一個月”見：http://marxists.anu.edu.au/chinese/Trotsky/1930book/trotsky-1930book35.htm

　　[8] http://en.wikipedia.org/wiki/Sisson_Documents，;

　　[9] Oliver Stone 、Peter Kuznick ：The Untold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pp9-10. London：Ebury Press, 2012.

　　[10] George Kennan：The Sisson Documents，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vol.28，June 1956，p132. 引文部分系筆者自譯。

　　[11] Oliver Stone 、Peter Kuznick ：The Untold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pp9-10. London：Ebury Press, 2012.

　　[12] George Kennan：The Sisson Documents，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vol.28，June 1956，pp134-135.

　　[13] Ibid，pp136-138.

　　[14] Ibid，pp138-143.

　　[15] Ibid，pp143-148。

　　[16] Ibid，pp148- 150. 2013年，一本關于Kunst and Albers公司歷史的英文書面世，Lothar Deeg：Kunst and Albers Vladivostok: The History of a German Trading Company in the Russian Far East 1864–1924，epubli, 2013;德文版：Klartext, 1996。其中披露了更多相關文獻，其中第七章：被戰爭鉗制的公司(1914-1924)，重點講述了奧森多夫斯基陷害和勒索Dattan為德奸的詳細經歷。

　　[17] George Kennan：The Sisson Documents，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vol.28，June 1956，pp150-152.

　　[18] Ibid，pp153-154.

　　[19] Ibid，p154.

　　[20] http://marxists.anu.edu.au/chinese/Trotsky/1930book/trotsky-1930book3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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