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能不能一分為二

　　文革雜談五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已過去四十多年了，作為中共黨史上的一件大事，中國歷史上的一件大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的一件大事，如何給于它科學的評價本身就又是一件大事，對它如何評價不僅是一個涉及現實的政治問題，而且是影響未來的歷史問題。文革是在國內外復雜的歷史背景下爆發的，在其長達十年的進程中，又遇到了錯綜復雜的問題，產生了錯綜復雜的后果，引起不同的人產生了錯綜復雜的感受，因而對它的評價也自然會表現出很大的差異。因此，對文革的評價應該采用一分為二的態度，就是把它放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下，進行科學的分析，而不是武斷地全盤否定或肯定。

　　一：一分為二是客觀真理

　　有些人為了達到全盤否定文革的目的，甚至否定一分為二的真理性。

　　凡事物都有兩面性，都是可以一分為二的，因為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是矛盾對立的統一。一對小的矛盾對立統一組成了一個小物體，一組更大的矛盾對立的統一組成了一個更大的物體。世界就是一個由小到大，有簡單到復雜的一個裝置。一件事也是這樣的。矛盾的對立統一是一切事物的屬性。一分為二是對對立統一的一種形象的表述。有些人說這個表達不準確，因為有些事物可以一分為三，一分為四，這是對一分為二的機械的理解，是一種誤解;有人說有些事物則不存在對立統一，這則涉及到了一種哲學體系的根基，看不到事物的矛盾對立的統一，這往往和一個人審視事物的角度有關。

　　一分為二這一哲學命題告訴我們兩個基本的東西，一是世界是充滿矛盾的，矛盾的雙方是相互作用的，矛盾的相對統一，是事物存在的前提和形式，離開了矛盾就沒有了世界。二是，看問題需要全面，需要對事物作全面細致的分析。

　　一件事，說它是好事，指的是它對人的好處大于負面因素，不一定它的一切對人都是有好處的。一件事，或許在此看是好事，在彼看就是壞事了。

　　什么是好人，什么是壞人?道理都是一樣的。壞人不一定沒有優點，不一定沒有干過好事，沒有一點做人的良知，只是身上壞的成分多，或太多罷了。被判死刑的人，能不能一分為二呢?被判死刑的人身上也是會有優點的。

　　看一件事，是好，是壞，看一個人是好，是壞，有時是需要因時、因地、因人而異的，是需要看你所站的角度的，看你是站在什么立場上的，立場不同，標準往往也是不同的，結論自然也是不同的。不同的階級，對不同的事情，不同的人，往往是會有不同的結論的。

　　一件好事也往往不是十全十美的，用一分為二的觀點，人們總會把它分成正確的部分和錯誤的部分。那么正確的部分，能不能繼續一分為二，錯誤的部分能不能再一分為二了呢?有人認為，錯誤的部分就不能再一分為二了，這種觀點是站不住腳的。

　　有人要全盤否定文革，用的就是這種觀點。他們認為，我們可以對文革十年進行一分為二，文革時期，在黨的領導下，我們在工農業生產方面，在科學技術發展方面，在國防建設方面，特別是在外交方面，我們都取得了一定的，甚至是很大的成績，但是，就文革本身來說，完全是錯誤的，不能再進行一分為二了。

　　凡事物總是一分為二的，是一個哲學命題。哲學是干什么的，哲學是構建體系的。一個哲學命題在它規定的內涵里，如果在此處是適用，是對的，在彼處是不適用的，是錯的，那它就不是一個真實的命題，就是偽命題了。一分為二是被事實反復驗證過的客觀真理。真理是絕對性和相對性的統一，有些今天被認為是真理的的東西，將來隨著社會的發展，隨著人類對客觀世界認識的深入，或許就會發現原來對客觀世界認識的局限性、不完整性，甚至會被認為是錯誤的東西了。但是，就我們現在的認識水平所能達到的程度來看，我們還不能對事物總是一分為二的這個哲學命題提出質疑的強有力的證據。

　　二：對歷史不要全盤否定，要做一分為二的分析，這才是正確的態度。

　　秦始皇焚書坑儒，這是歷史上爭議很大的歷史事件，有些人是全盤否定的，因為它鉗制了人的思想，在歷史上被罵了幾千年，其實，在罵的的過程中，這件事本身及產生的后果也在某種程度上被夸大了。有些人對此基本持全盤肯定的態度，因為它有助于推進國家的統一。當時，統一中國是民心所向，符合歷史的大趨勢，是當時最需要解決的第一要務，也被幾千年的歷史證明這對中華民族來說是一個前無古人，后無來者的偉大功業，當時打擊復古倒退勢力，維護統一局面是完全正確的，至于造成的負面影響，我們要看功過孰輕孰重。站在歷史的角度權衡利弊，秦始皇作為政治家所采取的這個措施是不是應該給于理解呢?

　　我們作為后人的主要責任不是全盤否定它，或是全盤肯定它，而是實事求是地把這一歷史事件呈現出來，正確地從中吸取經驗教訓。

　　八國聯軍侵略中國，給中國人民帶來了巨大災難，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我們被動挨打是必然的，但是，另一方面，它促使了中國人更多地了解世界，促使了中國人民的覺醒，催生當時的統治集團內部產生了危機感，讓中國人了解到了外國的先進思想和先進技術，加快了封建制度的崩潰。這也是一分為二看歷史的一種正確的角度和方法。

　　鄧小平主張全盤否定文革，認為文革無論從理論上、實踐上，還是結果上都是完全錯誤的，說不上是任何意義上的革命，但是，他還是沒有否定一分為二這個哲學觀點，因為它肯定了文革的動機是好的，是為了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的;趙紫陽主張全盤否定文革，他認為對文革不能再一分為二了，如果硬要一分為二的話，那就是它堅定了我們全面改革的決心;中共黨史第二卷贊成全盤否定文革，但是它指出，文革期間表現出的勇敢的探索精神是需要肯定的。他們都沒有否定一分為二的哲學觀點，實際上，他們仍然是從另外一個角度對文革進行一分為二的分析。

　　有些人有這樣一種觀點，認為錯誤、的壞的事與物就不能再一分為二了。他們認為把文革十年與文革分開，文革十年期間我黨領導中國人民在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績，文革只是我黨在文革十年中干的一件事，文革是完全錯誤的，不能再一分為二了。

　　我們把一個事物分成兩部分，錯誤的一面，壞的一面。錯誤一面的自身內部，還能不能再一分為二了呢?整體被否定的一面內部還會不會有正確的因素和好的一面呢?我想只要我們留心觀察我們周圍的事物，我們可以找到很多的例子來證明錯誤的事件里也會有合理的和正確的成分，壞人，壞的東西里仍會有好的因素和好的一面。

　　文革這一被有些人認為是所謂的“史無前例的大災難”的歷史事件，其自身還能不能再一分為二了呢?

　　如何評價文革是一件極其復雜的一件工作。80年底，鄧小平就說：“關于文化大革命，也應該科學地歷史地來看。毛澤東同志發動這樣一次大革命，主要是從反修防修的要求出發的。至于在實際過程中發生的缺點、錯誤，適當的時候作為經驗教訓總結一下，這對統一全黨的認識，是需要的。文化大革命已經成為我國社會主義歷史發展中的一個階段，總要總結，但是不必匆忙去做。要對這樣一個歷史階段做出科學的評價，需要做認真的研究工作，有些事要經過更長一點的時間才能充分理解和作出評價，那時再來說明這一段歷史，可能會比我們今天說得更好。”引子鄧小平《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

　　這段話對如何評價文革提供了幾方面的信息：評價文革是復雜的;評價文革要用科學的、歷史的觀點來分析;文革的目的是反修防修，動機是好的;缺點和錯誤是在實際過程中發生的;文革是需要作為經驗教訓來總結的;文革是我國社會主義發展史上的一個階段，不僅僅是一件事;如何看待文革，黨內看法是有分歧的;總結文革需要時間。其實，這里邊就含有對文革本身進行一分為二分析的問題。

　　而實際情況是一年多后，由于當時政治的需要，中央就開始做了全盤否定文革的工作。匆忙地全盤否定文革，雖然為審判四人幫，為以后推行改革開放的政策掃除了一些障礙，但它最終沒有能統一全黨的思想，甚至使其更加混亂，最終導致了不少人對社會主義的懷疑，對黨的信仰消失，為黨的事業從另一個側面深深地埋下了隱患。

　　現在對文革的評價，從整體上看有三種態度，一種是全盤否定，一種是全盤肯定，第三種，我認為也是最科學的，能使大多人接受的觀點，就是對文革要一分為二。

　　主張全盤否定文革觀點的人中，又有兩種情況，一種就是代表官方立場的觀點，肯定文革的動機是好的，另外一種就是試圖使中國全盤西化，全面走向資本主義道路的右派分子的觀點，他們不僅全面反對文革的理論、實踐以及所達到的效果，而且更要害的觀點是堅決反對文革的動機，他們認為中國搞社會主義本身就是錯誤的，防止資本主義復辟本身就是錯誤的，在他們心中文革最大的錯誤正是為鞏固社會主義制度所做的努力及后果。文革向沒有多高文化水平的廣大基層勞動人民普及了什么是社會主義，什么是資本主義的基本常識，實實在在地提高了他們的政治、經濟地位，引導他們預見了他們應該擁有的光輝未來，這些都是資產階級右派們最恨、最怕的局面，它極大地阻礙了他們在中國全面實施資本主義制度的進程，使他們不得不放緩速度，選擇走和平演變的道路。

　　全盤肯定文革和否定文革往往都有鮮明的政治立場，充滿了明顯的政治情緒，這也表現了我國目前政治生態中的一個特點，同時也符合政治斗爭的客觀規律，但它不符合歷史的規律，其結論往往會被歷史所淘汰。

　　三：從文革理論上的合理性，談對文革要一分為二

　　做任何一件事情，都會有動機、謀劃，即理論，執行、即實踐，結果。按照官方的說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無論從理論到實踐還是結果都是錯誤的，沒有任何可取之處，它是由領導者錯誤發動的，被林彪、“四人幫”兩個反黨集團所利用的一場內亂。

　　我們就先從文革的理論上著眼，說明文革是可以一分為二的。

　　官方認為，文革的發動者，是基于黨內存在著兩個司令部，一個是走社會主義道路的，一個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中國存在著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這種判斷發動的，而這種判斷是不符合實際的。

　　誠然，在當時讓多數人分辨出誰是走資派是很難的，對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多數人也是認識不到的。無論是毛澤東還是劉少奇，他們對社會主義的基本特征的認識似乎也沒有本質的差別，形式上也都是贊成在中國搞社會主義的，黨內也沒有公開說要搞資本主義的人，這是我們談論文革在理論上是否有可取之處的基點，它確定了我們審視問題的共同立場和辨別是非界限的共同標準。

　　毛澤東認為劉少奇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劉少奇不承認，他認為他提出的“三自一包”政策不會導致中國走向資本主義。他說：“如果我的路線真的把中國帶上資本主義道路，群眾斗垮了我，我都認了。”的確，包產到戶還不能算是資本主義的東西，但它確實能滋生資本主義傾向，瓦解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瓦解公有制這一社會主義制度必須具有的基礎，產生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土壤，搞不好就會自覺不覺地使中國由社會主義滑向資本主義，即自覺或不自覺地走資本主義道路，產生兩極分化，重新出現人剝削人的現象，這些已被后來的實踐從多方面得到了證明。

　　我國在1956基本上完成了社會主義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廣大農民也基本上走上了集體化的道路，產生兩級分化的土壤基本鏟除，人剝削人的制度的基礎被摧毀，社會主義制度建立了起來。這是一場社會主義的革命，是中國歷史上最深刻、最徹底的一次社會變革，它一直遭到了舊勢力公開的、隱蔽的堅決的反對，這既是事實，也符合歷史的必然。現在，資產階級右派借改革之名，何嘗不是一直在夢想著摧毀社會主義公有制這一基礎，圍繞著這一核心問題展開的斗爭，何嘗不是自1956年就開始的斗爭的繼續。

　　受國內外政治斗爭的影響，1957年，我國一些敵對分子，公開要共產黨下臺，這是事實，黨發動的反右斗爭并沒有否定。由于在一個像我們這樣一個長期受封建主義影響、經濟文化落后、國際環境異常惡劣的國家建設社會主義是一件極其不容易的事，又由于全世界建設社會主義的歷史很短，缺乏足夠成功的經驗可借鑒，還由于我們自己的失誤，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雖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也出現了嚴重的挫折。如何解決國內出現的困難，黨內出現了分歧，毛澤東洞察出了這種分歧的嚴重性，并公開了這一分歧，認為這是黨今后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兩條路線的斗爭。當時，沒有多少人認識到或敢于承認這是兩條路線的斗爭，現在似乎大多數人，包括曾被認定為是走資派的人已不得不或自豪地承認毛劉之間的斗爭確實是兩條不同路線的斗爭。

　　改革開放三十多年的時間過去了，我們回顧一下國內外發生的事情，我們不得不承認社會主義制度確實一直存在著被推翻的現實可能性。

　　在國內，后來出現了資產階級自由化傾向，不少高層知識分子，攻擊共產黨，攻擊社會主義制度，主張全盤西化，搞徹底的資本主義，八九年政治風波，一些人公開提出要共產黨下臺，社會主義制度面臨生死存亡的考驗。現在網上盛傳，李先念找到陳云說，毛主席當年說我黨存在著走資派，我們不以為然，你看趙紫陽像不像一個走資派?陳云說，豈止是像，簡直就是貨真價實的走資派。共產黨內到底有沒有走資派呢?王震說，毛主席比我們早看五十年。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批精神污染，被右派們稱為小文革。這說明了什么呢?說明全盤否定文革是試圖推翻社會主義制度的右派們最高興的，妖魔化文革的結果，正是我們為走資派制造了一個打擊共產黨的棒子，正好成了他們攻擊共產黨的有力武器。現在，試圖徹底推翻社會主義制度的勢力正在一天天壯大，其影響力也正在變得越來越強盛。

　　國際上，蘇聯解體，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全面地、真正地走到了資本主義，而不是走向資本主義，實行了七十多年社會主義制度的蘇聯，一夜之間卻能轟然坍塌，東歐劇變，社會主義國家紛紛瓦解，難道這是偶然的嗎?

　　蘇聯黨內是不是長期以來就存在著走資派呢?中國共產黨六十年代就開始對蘇共進行了公開的論戰。我們稱他們是修正主義，向世人提出了“蘇聯還是社會主義國家嗎”的質疑，九評中，就揭露了蘇聯官員的貪污腐敗，官僚主義，脫離群眾，特權思想，化公為私等等被當時認為是資產階級腐朽沒落的東西。而文革中，我黨大部分時間試圖要解決的正是這些問題，一直在努力嘗試找到一條解決這個共產主義運動中所遇到的前所未有的新問題的路子。

　　直接搞垮蘇聯的有兩個被西方稱為英雄的著名人物，一個是葉爾欽，一個是戈爾巴喬夫，他們兩個都曾是共產黨員。葉爾欽后來公開反對共產黨，并脫離了共產黨，并與社會上反對社會主義的人聯合起來，與帝國主義相勾結，是公開與共產黨斗爭的人物;一個是一直打著共產黨的招牌，大搞修正主義的人物，他打著改革的旗號，招搖闖騙，當蘇聯社會主義崩潰，國家瓦解后，他卻說，我一生的主要任務就是搞垮社會主義。葉爾欽，戈爾巴喬夫是不是共產黨內公開的或隱藏的走資派呢?

　　蘇聯共產黨的垮臺，東歐社會主義制度的紛紛瓦解，僅僅是經濟問題嗎?蘇聯共產黨在立場上長期脫離群眾，不重視勞動人民的利益，理論上一定程度上搞修正主義，行動上不同程度地背離社會主義原則，工作作風上長期表現出官僚主義，官員的生活作風上驕奢淫逸，貪污腐敗，歷史觀上搞歷史虛無主義，不重視黨的建設，不進行積極的思想斗爭，國際交往中搞大國沙文主義，等等，這些現象長期不能得到黨的高度重視和有效的解決，是不是也是蘇共及東歐出現最終這種局面的原因呢?

　　現在我國的社會性質是什么呢?人們爭論不休，眾說紛紜，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大都認為我們進行的是資本主義改革，社會主義的經濟制度已名存實亡，除共產黨一黨“獨裁統治”外，其它和資本主義都沒啥差別了;我國右派分子認為，改革每深入一步，都在證明著資本主義的優越性。我雖然不贊成這些看法，但是，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在我國希望實行資本主義制度的人是相當相當的多的，并且有越來越多的趨勢，其力量也是相當相當的雄厚的，并且有更加雄厚的趨勢，適應資本主義生存的土壤也正在變得越來越肥沃了，地盤也變得越來越大了。每當共產黨新一屆全國代表大會召開的時候，多少人翹首以待，以不同的心態，期盼著我國未來命運的不同走向，這背后深刻的含義是什么呢?

　　從現在的國內外形勢來看，我們能說發動文革的理論沒有一點現實基礎嗎?文革的理論判斷沒有一點正確的成分嗎?

　　按官方的說法，毛澤東對當時的國內外形勢進行了過高的估計，現在我們看到按照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理論建設的社會主義國家所剩無幾，國內想推翻社會主義制度的勢力正日益坐大，共產黨理念的影響力日漸衰微，我們黨在政治上、在意識形態領域所面臨的嚴峻形勢前所未有，這怎能說當年毛澤東對國內外形勢的嚴重程度估計過高了呢?要知道，毛澤東時代正處于建國初期，社會主義制度更是剛剛建立，確立根本說不上，新政權在政治上和思想領域都有許多需要鞏固、提高的時期，正處于帝國主義包圍和封鎖的時期，世界范圍內的冷戰時期，正處于兩種政治制度公開斗爭，敵對勢力可以公開滲透的時期，是比現在的國內外環境都要困難許多的時期，因此，毛澤東對形勢的判斷雖有夸大的成分，但應該說基本上是客觀準確的，至少說，是有相當的事實依據的。

　　新中國已成立65周年了，社會主義制度也已建立五十多年了，四十多年前，毛澤東說在我國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誰勝誰負的問題還沒有解決，那么現在解決了嗎?我看不僅遠沒有解決，而且從全世界看，社會主義的生存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困難，資本主義制度與社會主義制度相比，似乎更加強勢了，其原因到底是什么?如何鞏固社會主義、發展社會主義是不是仍然是共產黨所面臨的重要任務之一呢?

　　站在共產黨的立場上，站在社會主義的立場上看毛澤東關于文革理論的正確與否仍在接受著實踐的檢驗，對其最終的評判，仍要看社會主義的最終走向。

　　四：從文革的一些具體的實踐及效果，談要對文革一分為二

　　文革的目的是什么?有人說，文革的目的就是為了打倒劉少奇，為了進行權力斗爭，毛澤東置國家和民族的利益之不顧，為了達到個人目的，發動了這場運動，這種看法已被解密的各種檔案，以及現實的實際情況證明是錯誤的。拋出這種觀點的始作俑者就是為了丑化毛澤東，進而丑化共產黨。關于這一點，黨史專家逄先知講得很清楚，如果僅為打倒劉少奇，以當時毛澤東在黨內外的威望，根本無需發動這場運動。毛澤東與劉少奇之間的斗爭說是政治斗爭也可以，因為政治斗爭包括權力斗爭和路線斗爭，但從根本上講，毛澤東與劉少奇之間的斗爭是路線斗爭，過去有人曾一度不承認這一點，現在承認這一點的人也越來越多了，包括一些過去曾被認為是走資派而自己不承認的人，他們承認黨內存在著路線斗爭，更能證明自己的偉大、光榮、正確。當然路線斗爭也必然伴隨權力斗爭，因為任何一種政治路線沒有強有力的權力作后盾，都是無法實施的。

　　因此，當時是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當作一場政治思想大革命來定位的，是當作兩條對立的路線斗爭來看待的，是把反修防修，防止資本主義復辟，避免當時蘇聯已經出現的與社會主義原則不符的現象當作根本任務的。

　　文革不是僅僅斗斗走資派，喊喊革命口號，文革中所提出的許多原則滲透到了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拿一分為二的觀點看問題，既有正面作用，也有負面影響。

　　文革當中有一句流傳很廣的話，叫作：斗私批修，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斗私、批修、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也是被當作是與資產階級斗爭的一項重要任務進行的。堅持正確的政治方向，堅持無產階級革命路線，以階級斗爭為綱，并期求能綱舉目張，現在很多人看來這些東西很空洞，不實惠，但文革時期也不是盡來虛的，文革本身也不都是虛的。社會各個領域的建設工作都是在文革所確定的核心思想主導下進行的，是試圖通過提高勞動人民的社會主義覺悟，激發勞動者自身的勞動熱情的情況下進行的，各個領域的工作所取得的成就也是被當作是無產階級路線與資產階級路線斗爭的勝利成果、當作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勝利成果來看待，來頌揚的，而不是像現在，全社會上上下下，一切為了利益，一切服務利益，一切服從利益。

　　如何看待這兩種管理社會的辦法的優劣，正確與否，不是這里討論的問題，但由于長時間對文革的妖魔化，致使不少的青少年被嚴重的誤導，錯誤地認為，文革是干啥的?文革就是搞武斗，打派仗，斗知識分子，不讓學習文化知識，破壞生產的，是一場無惡不作的內亂，是史無前例的大災難，這些近似故意被妖魔化的信息不僅僅影響了人們，特別是青少年對文革的全面了解，而且嚴重損害了黨的形象。文革中確實出現了一些、或者相當多的負產品，有些甚至是很惡劣的，當然出現這些現象也是令人遺憾的，在探索中出現各種各樣的失誤也是難免的，就像改革開放后出現的許多怪現象一樣，中央及時發現了問題，并努力制止這些問題的繼續發展，不能以此就全盤否定“改革開放”一樣。

　　文革開始中央就提出了抓革命，促生產的號召，所以文革本身不是不搞生產，而是用什么樣的思想指導下搞生產，更不是為了破壞生產。文革期間，除初期的六七、六八年生產出現了負增長外，大部分年份都是以相當快的速度發展的，第三、第四個國民經濟計劃也是在這個幾乎沒有任何外援的時期實施、并完成的，建立起了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國民經濟體系這一具有歷史意義的標志性功績，也主要是在文革期間按計劃完成的，這一成就也被明載于憲法里，以法律的形勢規定了下來，這些，官方是認可的，《鄧小平文選》上也多次肯定了這一點。不少外國學者把整個毛澤東時代所取得的成就與戰后德國、日本這些具有雄厚科技基礎、已經處于世界先進行列并一直快速發展的資本主義國家相提并論，甚至，有些學者還特別強調了文革這一特殊時期我國在社會各個領域所取得的成就，并高度評價了這些成就在中國發展史上的特殊意義。

　　文革時期，我國在經濟建設、國防建設、科學技術、普及基礎教育、提高社會保障能力、特別是外交方面所取得的成就，進一步改變了我國的面貌，進一步鞏固和確立了我國在世界上的大國地位，具有歷史意義。

　　過去，不少人曾一度把文革妖魔化為“史無前例的大災難”，國民經濟由此而走到了崩潰的邊緣，毀了整整一代人。這些言論一開始就遭到了批評，但由于當時的政治環境所致，一些實事求是的觀點，被淹沒在汪洋大海之中。隨著時間的推移，歷史的考驗，這種充滿惡意篡改事實的評價的市場變得越來越小了，官方對這種言論某種程度的默認，雖然一時有利于當時的政治，但卻為資產階級右派授之以柄，成了他們攻擊黨的有力武器，為黨的事業埋下了長期的隱患。

　　文革期間在科技方面，我們獨立自主地研發了不少的在當時世界上具有先進水平的成果，例如，人工合成牛胰島素，袁隆平的雜交水稻技術，陳景潤在數學領域所取得成就，都是現在沒有文革干擾，有良好的國際交流條件下也沒有達到的。平心而論，三十多年來，真正屬于我們自主創新，能在世界上具有這樣地位的成就的發明創造又有多少呢?

　　文革時期我們講共產主義的實現需要兩個條件：一個是生產力的高度發展，一個是社會成員思想覺悟的高度提高。文革時期，黨和政府是這樣教導人們這樣想的，也是努力引導人們這樣做的。做政治思想工作，是我黨的一個強項，是我黨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凝聚一切正能量，取得革命勝利的法寶。文革時期努力繼承和發揚黨的這一光榮傳統，從城市到鄉村，從黨團組織，到各種社會團體，做思想政治工作蔚然成風，全國上下，無論男女老少，積極參加各種政治活動，自覺提高思想覺悟，個個要求進步，人人崇拜英雄。

　　在當時的背景下，人們采用了很多做思想工作的好辦法，比如，辦學習班，各種各樣的學習班，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家庭學習班，沒有任何組織或領導要求那么做，家庭成員中如果有了什么思想問題，目不識丁的爺爺，奶奶就可以組織全家開會，全家人坐在一起，平等地討論問題，互相提意見，或做自我批評，爺爺、奶奶們還能用許多的新詞，說出許多的道理來，現在不少老人回憶起這些事，既感到激情澎湃，又有一絲絲的甜意，老人那種美好的感覺難以形容。

　　現在很多人會不理解那時的人為什么有那么高的覺悟，從家庭學習班這一歷史文化中，你就可以領悟出很多道理。社會良好的風氣，就像一個健康的軀體，一個個家庭和個人，就像是這個健康軀體上一個個生氣勃勃的細胞。毛澤東熱情地支持了在群眾中興起的這一新生事物，他說：“辦學習班是個好辦法，很多問題可以在學習班里得到解決。”

　　在當時國家經濟相當困難的情況下，通過文革這場思想教育運動提高了人們的思想覺悟，繼承和發揚了我黨在戰爭年代就已經形成的政治優勢，保持了黨的理念在人民群眾的地位，信仰的力量在文革中仍然是社會生活中的支柱力量，甚至在有些方面還有所提高，人民的勞動積極性主要是靠精神鼓勵，提高勞動者的政治覺悟達到的，而不是靠物質刺激，獎金掛帥達到的。

　　文革時期不是只打派仗，當時把自私自利，奢靡之風，鋪張浪費，貪圖享樂，貪污腐敗都是被當作資產階級的東西來批判的，這是文革理念的具體化，這些措施，不僅保持了黨的優良傳統，也純潔了人們的思想，所以，在當時的惡劣的環境條件下，很多經濟、科技的成就，也只有在那種社會風氣下才能取得。

　　文革可以分為廣義的文革和狹義的文革，廣義的文革，十年，狹義的文革，從六六年到“九大”為止，三年。據年長的人回憶，如果不是毛澤東說，文革已經八年，現在以安定為好，許多人不知道文革還在繼續。

　　文革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在相當大程度上達到了原先預定的目標。當然，用現在的觀點看，它預定的目標就是錯誤的，這是另外一個話題。社會主義價值觀深入人心，理解社會主義，擁護社會主義的人超過文革前，更超過現在。社會風氣整體良好，干部的廉潔程度超過文革前，更超過現在。沒有現在這么嚴重的干群對立，干部比文革前更顧忌群眾了，文革結束后，曾有一個大人物說，過去那種處處都要看群眾的眼色行事的時代，一去不復返了，從這，你就可以看到文革時期的干群之間的關系，當然要評價這個問題，不同的人，站在不同立場上，用不同的方法，從不同的角度看，會得出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結論。但是，如果你是一個真正的共產黨員，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你就不應該全盤否定文革時期這一特有的社會現象。

　　沒有失業，每一個成年的人，都有自己的崗位，當時的口號是，在革命隊伍里，只有分工不同，沒有貴賤之分，社會比較平等、公正，和現在人們的觀念有很大的不同，正是當時的思想文化土壤孕育了那時的官風，當然會有人說這是“極左”，對此持以否定或蔑視的態度，甚至包括一些高層的老干部也這樣看，真不知道他們是怎樣從革命道路上走過來的，如果過去的干部都和現在當官的一樣，沒有這樣所謂的“極左”思想，真懷疑革命到底會不會成功。

　　正是文革后我們實際上在某種程度上否定了這種做法，才造成了目前干群之間較為緊張的關系，甚至在某些地方，出現了嚴重的干群對立，群發性暴力維權，出現了百姓以自焚抗議的惡性事件，致使黨和政府的公信度嚴重下降。

　　長大要當工農兵，是青少年的理想，沒人公開說長大要當官的，當然這未必就是百分之百的正確，但也確實一定程度上表現出了當時的社會風尚，體現出了當時廣大勞動人民的政治地位，這種地位不是僅僅寫在憲法上，然后被束之高閣，而是落在了實處，更不是變成了現在所謂的“弱勢群體”。

　　貪污腐敗現象極少極少，一旦出現，很快就能被檢舉出來，文革期間，每年冬天，農村都要搞整黨建黨，形勢有點類似于我們現在搞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但比現在要實在，不搞形式，基層黨員，廣大群眾敢于勇敢地、發自內心地、自由地批評干部，極少人敢打擊報復，因為群眾比現在有底氣。整黨建黨活動已成制度化，每個領導干部都深知打擊報復的后果，城市，以及各類機關、各種社會團體每年都有定期的整黨建黨活動。

　　我也參加了我們現在搞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是模仿習總書記抓的點，也就是蘭考縣的模式進行的，上級要求很嚴格，必須觸及實際問題，批評與自我批評不能走過程，不能說空話，套話，但是，在推廣實行的過程中，形式主義仍然嚴重，為了能過關，不少單位的領導班子搞的批評與自我批評活動，都是精心設計的，臺詞都是編好的，批評的內容是和被批評的人是通融過的，而且往往要關住門演練好幾次，就像現在學校搞的所謂的觀摩課，示范課一樣。

　　文革期間，農村的生產隊，工廠的車間，需要加班，往往黨員、干部要一馬當先，不計報酬，他們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現在，我們雖然仍希望我們的干部、黨員那樣做，但既是學，也早不是過去那種原汁原味的了。因為，整個社會的大氣候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文革前，一些干部的享樂主義、特權思想已經漸顯，毛澤東主席已經注意到了這種情況，說了這樣意思的話，一盒煙，一瓶酒就讓我們的有些干部喪失原則了，再加上女人，就不得了了。在這樣的背景下，我黨對人民群眾進行了社會主義教育，搞四清運動：清工分，清賬目，清倉庫和清財務，一定程度上解決了干部脫離群眾、腐敗的問題，但效果不是很理想，毛澤東認為這一措施還不能從根本上解決這一問題，于是才有了文革。

　　黨的干部開始腐敗的苗頭，在文革中又遭到了更強有力的扼殺，我們可以自豪的說，文革十年是建國以來，我們的黨，我們的政府最廉潔的十年，這一點，不少外國的專家學者也是認可的。如果你是一個有良知的人，一個沒有政治偏見的人，拿文革十年，與文革前比較一下，再和文革后的被有人認為是幾乎無官不貪的狀況比較一下，你就絕對不會對文革十年在廉潔建設方面仍存在的枝節問題而橫加指責了。

　　在世界上，特別是在亞非拉及發展中國家，曾經對文革時期建立起來的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大加推崇。在中國這樣一個不發達的國家里，充分公平、合理地利用有限的醫療資源，大力普及基礎醫療常識，在當時很多學校里，普遍成立了課外專業學習班，其中就有醫療班，大力推廣赤腳醫生隊伍建設，初步免費保障了廣大農民的看病問題，人均壽命大幅度提高，全社會的醫療保健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得到了聯合國的認可，這一成就正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提倡的社會主義原則下取得的，也被當時認為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成果。

　　如果我們現在仍認為赤腳醫生和農村合作醫療制度還有一點點好處，那你就不應該把這一點好處與文革分開，因為在所謂的反擊右傾翻案風活動中，就把一些否定赤腳醫生這一新生事物的人的觀點，當作否定文革的鐵證進行了批判;如果你認為在文革中建立起來的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哪怕有一點點的好處，你就不應該把這一點好處與文革隔開，如果能夠隔開，那么為什么文革一結束，農村合作醫療就被當作是“極左”的東西， 大鍋飯的產物給取締了呢?

　　五：從文革期間外交戰線取得的成就，談對文革要一分為二

　　文革時期我國在外交領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績，這是有目共睹的，這在黨內基本上沒有什么異議，這些成就的取得與文革是一種什么關系呢?看法就大不相同了。和其它情況一樣，反對文革的人是絕對不會把成績記在文化大革命的賬上的，在他們眼里黨中央發動的文革只會搞破壞，并且他們可以舉出不少的例子來說明文革中間一些造反派的行為，如何干擾了外交工作的正常進行，其實，文革高潮時期，少數人的一些出格的行為對外交正常工作的影響只是枝梢末節，也只是暫時的，更不是當時的主流。按照與文革路線相一致的反帝反修，反對霸權主義、和平共處五項基本原則、旗幟鮮明地支持第三世界人民的民族獨立斗爭的對外政策才是指導外交工作的主導思想，而我們之所以能在外交戰線上取得如此大的成就，就是在這個主導思想下取得的結果。

　　我們真誠地支持亞非拉人民的正義斗爭，支持印度支那人民反對美帝國主義，爭取國家獨立的斗爭，這與國內的反對修正主義，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的文革思想是相聯系的，在國際上支持被壓迫民族和被壓迫人民的正義斗爭與國內維護廣大勞動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思想也是相一致的。只有在這種與文革思想相一致的主導思想指導下的革命外交路線才贏得了當時廣大第三世界人民的信任，我們在世界上才有了越來越多的朋友，能在國際上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從而使我們有力量打破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及其幫兇的政治圍攻、經濟封鎖、軍事包圍的局面，抗住了蘇聯霸權主義的威脅，絕大多數國家開始紛紛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唯一合法的政府，建立正式的外交關系，并與臺灣的國民黨政府斷絕外交關系，在亞非拉人民真誠的支持下，我們才能順利地恢復了自己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使中華人民共和國成了在世界上起著重要作用的五個常任理事國之一。在國際上，經過與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長期的激烈的斗爭后，在經過與當時被稱為蘇聯社會帝國主義的斗爭后，我們沒有被孤立，我們的經濟沒有被擠垮，我們沒有被壓住，我們越來越強大，并形成了在國際上起著相當大作用的一股獨立的政治力量，美國看到了并不得不承認這股力量的存在，在其有求于中國的情況下，開始與中國發展正常的國與國之間的關系，并帶動了許多國家與中國正常關系的確立。中美關系的解凍，改變了世界政治格局，具有深刻和長遠的世界意義，在世界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在經過激烈斗爭后，美國不得不與中國發展關系，這與通過卑躬屈膝求來的中美關系會具有同樣的效果和長遠的意義嗎?

　　反帝、反修、反對霸權主義，倡導和平，支持亞非拉的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的狂潮，無不與文革所倡導的根本思想相聯系，在這一大背景下，在這一與當時的國際國內情況交織在一起而制定的中國外交路線的指引下，中國以自己尚還柔弱的身軀打破了美國為首的西方帝國主義的政治圍攻、經濟封鎖、軍事包圍的局面，抗住了蘇聯霸權主義的威脅。文革時期在外交上所取得的突破性成就其歷史意義是建國后的任何時期都根本無法比擬的。

　　中美關系剛一解凍，毛澤東在中國尚未同美國建立正常的外交關系以前，就不失時機的與美國發展經濟貿易關系，成套地引進美國設備，試圖發展中國經濟，其作用也在毛澤東逝世后顯現出來。文革時期，外交工作的巨大進展，為后來的改革開放的順路進行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六：從前三十年后三十年的聯系，談對文革要一分為二

　　能否對文革進行一個客觀公正的評價，還要對建國后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做一個恰當的評價。習近平最近強調不能拿后三十年否定前三十年，也不能拿前三十年否定后三十年，也就是說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我們國家的歷史從整體上看，都是在進步著的，成績都是輝煌的。由于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國內外的形勢是不一樣，衡量的標準也是不一樣的。前后三十年里我們各自較好地解決了當時的主要問題，完成了當時的主要任務，成績都是舉世公認的。當然，同樣是由于當時國內外形勢的不同，主要任務也有所不同，在實現各自的目標時，出現的負面效果也不同。

　　建國前三十年的成績是憑借什么取得的?憑借的是社會主義制度，或者說是傳統的社會主義，有人說是真正的社會主義，是計劃經濟體制，是廣大勞動人民對黨和政府的信任，靠的是中國人民的凝聚力，靠的是勞動人民積極的工作態度和犧牲精神。

　　新中國應該走什么路，現在看來當時在黨內的爭議是頗大的，由于種種復雜的歷史原因，中國選擇了社會主義，但社會主義從它產生的那一天起，就面臨著來自國內外敵對勢力的仇視，面臨著生與死的挑戰。社會主義生存的每一天都沒有太平過。

　　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黨內也有不同聲音，用現在的觀點看，可能這兩種觀點各有利弊。但歷史只給我們了一種選擇，那就是比較純粹的社會主義，這種社會主義在相當長的時間里，確實給幾千年深受封建主義壓迫的廣大農民，給百年來深受帝官封三座大山壓迫的全體中國人民帶來了前所未有的鼓舞和希望，它也確實激勵中國人民取得了舉世公認的成就，盡管，它不完美，似乎，在不少的人看來，現在的政策更好，但如果你認真分析一下歷史，現在的許多政策，當時的人是提不出的，或提出了也是不會被多數人接受的，現在能行的通的政策，在當時或許也是根本行不同的。

　　前三十年，新政權草創，敵對勢力的殘余還沒有清除干凈，新的社會主義制度剛剛建立，根基還不穩固，長期戰爭的創傷還需要彌合，意識形態領域的斗爭也是異常激烈，敵對勢力的軍事包圍，經濟封鎖，嚴重威脅著新政權的生存，到文革前夕，蘇聯的霸權主義引起了全黨的警覺，在意識形態的分歧日漸公開化。由于社會主義建設剛剛開始，缺乏經驗，嚴重的局勢又迫使黨的高層產生急于求成的思想，錯誤在所難免，而錯誤往往會在國內引起風波，如何解決這些問題，黨內出現嚴重分歧，出現了兩條道路的斗爭。這一點，盡管與毛澤東持不同意見的人，由于當時的歷史條件，曾一度不愿或不敢承認這種分歧的性質，但就現在的情況來看，兩條路線的斗爭不僅存在，而且相當激烈。

　　我們稱那個時期叫作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時期，說明當時國家所面對的主要任務與現在是有所不同的，所要完成的主要任務不是單一的。

　　當時整個國際形勢是國家要獨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這與后來所說的國際形勢的主題是和平與發展是不一樣的，社會主義運動仍處于高潮時期，雖潛在的危機已漸顯，但共產黨在全世界范圍內仍具有巨大的影響。

　　文化大革命就是在這樣的大背景下爆發的，文革的發展及最后的命運也正是和當時的國內外形勢緊密相連的。當時衡量是非的標準與現在也是有所不同的，其中最重要的一條就是看誰的主張符合馬克思主義，符合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現在，或許有人不這樣看來了，那是因為他們徹底顛覆了毛澤東與劉少奇之間衡量是非的共同標準，可以公開地反對社會主義，為資本主義唱頌歌了。

　　文革不僅對中國社會的各個領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而且也影響了世界，不僅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產生了深刻影響，對亞非拉人民的革命產生重大影響，而且也一定程度上影響了西方資本主義世界，文革作為一種政治的、文化的、歷史的遺產，不僅是屬于中國的，也是屬于世界的。

　　由于毛澤東當時在中國和世界的威望，由于毛澤東的政治主張更符合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則，所以毛澤東的觀點當時在黨內仍占上風，沒有人敢公開挑戰毛澤東的地位和主張。但是不敢，不等于沒有。正如王若旺寫的一本關于文革的書里所說的那樣：劉少奇的悲劇就在于他必須打著毛澤東的旗幟，而實際反對毛澤東，也就是文革時期批判的那樣，打著紅旗，反紅旗，這也是文革時期所謂的走資派所采用的手法。當然在走資派里有有意識的，自覺的走資派，也有無意識的不自覺的走資派，后者應是多數。文革時期與走資派的斗爭，按政策，大多數仍是被定位在人民內部矛盾的范圍之內的。

　　文革是干什么的?是保衛社會主義的，從某種意義上說就是維護和鞏固56年開始確定的社會主義制度的，而這個制度的基礎在我國還是很脆弱的，還面臨著挑戰，沒有文革，這個制度存在著被瓦解的可能性，歷史雖然不能假設，但客觀事實是，經過文革社會主義沒有垮掉，人們對社會主義制度仍有信心，人民仍然有較強的凝聚力，黨的威信在某些方面雖受到了損害，但整體上沒有下降。有人說，當時全國很亂，何談凝聚力呢?這種看法不全面，因為雖然兩派打派仗，但他們爭論的是看誰是真正的社會主義者，他們有一個共同的基點，他們都有強烈的愛國心，都擁護黨，擁護社會主義，擁護毛澤東思想。

　　既然我們肯定了前三十年的巨大成就，承認了這些成就是在原來的政治體制和經濟體制下取得的，那就不能完全抹殺為鞏固和強化這一制度的文革的正面作用，因此，前三十年我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所取得的成就是不能與文革截然分開的。

　　七：從文革時期黨和政府的廉政建設，談對文革要一分為二

　　文革時期是建國以來我們的黨、我們的政府最廉潔的時期，是整個中國歷史上最廉潔的時期，這一點，也是世界上沒有政治偏見、有良知的人們所公認的，如果你不被狹隘的政治偏見所蒙蔽，你也不會不承認這一鐵的事實。

　　有些人承認這一事實，但仍然不愿承認文革本身是可以一分為二的，他們認為這種廉潔是以廣大人民失去民主自由為代價的。

　　荒唐!文革時期的黨和政府的廉潔正是廣大勞動人民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充分享有民主權力的結果，正是勞動人民不僅名義上有權力，而且實際上有權力的明證，文革正是由執政者自身主動發動群眾，自下而上地向自身的陰暗面做斗爭的群眾運動，是一場被稱為無產階級大民主的群眾運動，是中國，也是世界民主理念發展史的一次空前的大嘗試，它的得與失都是后人可以研究的寶貴的歷史遺產。

　　在一個貪污腐敗盛行的國度里，無論它怎么標榜自己的民主，這種民主肯定都是假的，是騙人的，民主是貪污腐敗的天敵。

　　在封建專制統治了幾千年的國度里，在實施民主的進程中，沒有一點瑕疵是不可能的，但我們可以說文革十年在民主建設的許多方面是有進步的，如果說，文革時期讓人民失去了民主和自由，倒不如說讓一切試圖貪污腐敗的當權者失去了貪污腐敗的自由。

　　還有人說，文革的反腐是通過高壓手段達到的，言外之意是不可取的，那么，請問，你說的高壓是什么意思呢?難道對貪污腐敗實施高壓手段是錯誤的嗎?民主原則的堅決貫徹執行，對不愿意實行民主與法制的人來說，難道不就是一種高壓嗎?現在正在實施的反腐風暴不就是對腐敗分子的一種“高壓態勢”嗎?如果說高壓是錯誤的，那么，王岐山為什么講，我們目前就是要首先給腐敗分子造成高壓的態勢呢?難道持這種觀點的人不正是那種夠不著葡萄是酸的那種心態嗎?

　　我們現在努力想實現的反腐目標是讓腐敗分子不敢貪、不能貪和不想貪。當前的反腐斗爭雖然取得了一定成效，可以說這是改革開放三十年來反腐力度最大的時期，但我們目前的反腐形勢距離我們的目標還相差很遠很遠，而我們現在所要達到的目標，在文革時期就基本實現了。文革時期官員不敢貪，因為他們時刻在有組織的廣大勞動人民群眾的監督之下;不能貪，因為制度沒有給他們機會，我們那時實行的是嚴格的集體領導，一把手的權力受到了極大的制約，而現在實行的所謂的一支筆制度，在客觀上為貪污腐敗分子打開了一扇大門;說要達到官員不想貪，我不知道這個目標的提法是否科學，能否真正實現，是否有辦法驗證，但如果說文革時期的官員不想貪，肯定有點夸張，但沒有去想貪，確實是真實的，因為想貪也沒用。

　　現在許多丑惡的、在舊中國才存在的現象又泛濫成災了，而這種狀況正是在全盤否定文革后不久就迅速產生的，這是值得尋味的。貪污腐敗的成風正是這種丑惡現象的一個典型的表現，并引起了全社會的共憤，對執政黨的根基來說，沒有比這更嚴重的問題來了。

　　文革時期，中國官員廉潔的形象，社會公正平等的狀況與舊中國有本質的差別，比文革前要好，比前蘇聯要好得多，前蘇聯沒有進行類似中國的思想政治大革命，蘇聯的腐敗現象要比文革時期要嚴重得多，文革從某種意義上就是為了努力糾正在九評中批判過的蘇聯干部腐敗和蛻化的現象，蘇聯存在的干部變質現象，也正是毛澤東發動文革的動因之一。

　　在文革時期，貪污腐敗是被當作資產階級的東西來批判的，是被當做是資本主義的腐朽沒落的東西來批判的，對貪污腐敗的斗爭是被當作反修防修的重要舉措看待的，也就是說它是與文革的主導思想和任務是緊密相連的。

　　文革時期，反腐有沒有可取之處呢?我曾經對一個主張全盤否定文革的同事說，就憑文革時期我們的官員如此的廉潔，就不能全盤否定文革，這個人說，如果沒有文革，反腐工作會干的更好，我就問他，文革前，文革中，文革后，哪個時期我們黨的領導干部和政府官員更廉潔?如果我們做個調查，恐怕十有八九的人會說文革時期最廉潔，如果我們承認了這一事實，那么，稍微有一點邏輯常識的人，難道還看不出這正是文革這場席卷全國的轟轟烈烈的思想大革命在起著作用嗎?

　　至于有人說文革時期也有腐敗現象，并以此來繼續為全盤否定文革辯解，這種觀點既愚蠢又無恥，根本不值得一駁。

　　八：從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國民經濟體系的建成，談對文革要一分為二

　　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國民經濟體系主要是在文革十年中完成的，這一成就對我國國民經濟的發展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并載明在憲法里，通過國家最高法律的形式被固定了下來。

　　有人會說，文革十年應該與文革分割開來，文革是破壞生產的，這種觀點是基于某種需要提出的，是被一些人用來蠱惑人心的，是根本不符合事實的。

　　文革時期大力發對崇洋媚外，努力打破帝國主義的封鎖，這些都是與文革所倡導的主導思想是一致的。崇洋媚外被認為是向帝國主義投降、向修正主義投降的行為，是會導向走資本主義道路的一種行為，是與文革所倡導的原則是格格不入的。文革的主要任務是防止資本主義復辟，號召人民堅定不移地走社會主義道路，提倡以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針建設國家，充分顯示社會主義的優越性。沒有文革，這些原則就很難貫徹到底，造船不如買船，買船不如租船，這種實用主義的東西就會被許多人所接受，就會一定程度上影響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針的貫徹執行，因而它在文革中也是被當作修正主義的東西遭到批判的。況且，在當時的國際條件下，一切靠買，也是很難實現的，外國對我們的封鎖是現實的，而不是我們杜撰的，當時“閉關鎖國”局面的形成，我們有責任，但不是主要責任。

　　當然，文革中間犯有絕對化的錯誤，對這種觀點過火的批判或許會對合理的進口造成了不良影響，但它對建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國民經濟體系，在實踐上，特別是在思想觀念上，無疑是起到了推動作用，而獨立完整的國民經濟體系的建立對中國打破帝國主義的封鎖，為經濟的健康發展，為以后的改革開放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大大提高了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一體化后的抗風險能力，具有極大的積極作用，這一點是不可否認的。如果一切都按照現在被普遍采用的急功近利的實用主義做法，那么，中國能不能在當時那種極其惡劣的環境下建成真正的獨立完整的國民經濟體系，是很難說的。

　　九：從文革時期的教育改革，談對文革要一分為二

　　教育是文革時期所謂的重災區，在文革思想的指導下，文革十年的教育有沒有成果?有沒有經驗可供現在借鑒，有沒有可取之處呢?

　　文革十年，在校學生的數量大幅度增長，大多數地區實行了七年或八年一貫制，文革后期不少的大隊開始辦起了高中，公社辦起了新式大學，開始自己動手為農村機械化培養實用人才，中小學入學率高于八九十年代，輟學率遠遠低于這個時期。如果沒有文革時期所謂的“極左”思想，在人民生活還不富裕的情況下，能有那么高的入學率，那么低的輟學率嗎?

　　記得有一位外國專家說，改革開放之所以能取得這么大的成就，一定程度上得力于文革時期的普及教育，培養了一批能吃苦耐勞，又有相當文化基礎的底層勞動者。

　　文革時期的教育思想主要體現在中國共產黨關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第十二條里，決定提出：“在各類學校里必須徹底貫徹執行毛澤東同志提出的教育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的方針，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和體育幾方面都得到發展，成為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有文化的勞動者。學制要縮短，課程設置要精簡，教材要徹底改革，有的首先刪繁就簡。學生以學為主，兼學別樣，也就是不但要學文，也要學工、學農、學軍，也要隨時參加批判資產階級文化的革命斗爭。”

　　當然就其文字而言，里邊一些有關政治的言論，現在有些人是不認可的，甚至是反感的，但教育要同生產勞動相結合的原則，教材要改革，學生既不但要學文，也要學工、學農、學軍的思想，即理論要與實踐相結合的思想，不僅是社會主義教育必須堅持的政治原則，同時也是具有深厚的科學性的。

　　文革后，在撥亂反正的過程中，我們沒有很好的堅持這些科學的原則，在糾正文革時期學生文化基礎理論知識薄弱的時候，似乎從一個極端走到了另外一個極端，把文革前教育方面已經出現的缺點，發展到了極致，學業負擔過重，學生的體質下降，片面追求升學率，致使學校教育成本上升，培養出的學生卻普遍存在高分低能現象，有些學生學業分數雖為優秀，但品質卻極為低下。而這些現在普遍被認為是教育的失敗之處的東西，卻正是在文革時期的教育思想指導下，試圖要避免或糾正的地方。

　　從九十年代，我們對應試教育所產生的副作用，又重新開始了認真的反思，并采取了許多具體的步驟，但直到今天仍然收效甚微。其中許多關于教學改革的措施實際上都不是什么新東西，它們與文革時期教育改革的追求和做法都是相一致或相近的，實際上具有一定的繼承性。

　　文革后教育的一個最大失誤就是把教育變成了徹徹底底的應試教育，這是一種落后的，違背教育規律的、有悖于教育的基本功能的教育模式，是和黨一貫的教育方針相抵觸的。文革十年的教育被有人稱為是我國歷史上唯一的非應試教育的時期，這種說法是否準確，暫且不論，但對建國后的六五年的教育做出這樣的判斷應該是基本符合事實的。文革時期，高舉黨的教育方針的旗幟，試圖糾正文革前教育領域出現的問題，毛澤東提出的“五七指示”，具體、深化了黨的教育方針，符合教育的內在規律，具有相當高的科學性，在國外也有一定的影響。

　　毛澤東作為一個有教育實踐經驗的思想家和一個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所擔心的我國教育領域可能出現的問題，現在很多都出現了。而現在我們口頭上重復著許多文革中就早已提出的教育新理念，實際上卻走在比文革前還錯的更遠的路上。

　　文革后雖然糾正了一些文革時期在教改探索中出現的一些過激的錯誤，諸如，片面強調德育和社會實踐，以及學生基礎理論知識薄弱等問題，但在，另一方面又走向了新的極端。其實，學生讀書少的問題，文革后期也開始進行了糾正，姚文元就曾講話，批評了工農兵大學生勞動過多，業務知識學習時間過少的狀況，特別批評了北大。

　　文革時期根據毛澤東提倡的從有實踐經驗的工人、農民及解放軍戰士中招收學員，在大學里學習幾年后，重新回到實踐中去的招生思路應運而生的我國教育史上的一個新生事物，即工農兵大學生，其理論及實踐有沒有可取之處，能不能一分為二呢?北大教授魏英敏認為：“文化大革命后期，招收工農兵大學生，是對舊教育制度又一次有力的沖擊，此前，包括全國解放后的教育，嚴重的問題是學校教育脫離實踐，學生都閉門讀書，在“三點一線”中生活，出家門，進校門，出校門，進工作門，不了解社會，不了解生產，不了解生活。這種狀況至今還存在，甚至較過去更嚴重”(引子《縱橫》2013年第08期第61頁)。文革時期強調開門辦學，現在是閉門辦學，加強的是封閉式管理，結果是脫離實踐，脫離社會，遠離社會生活。相互比較一下，文革時期的辦學方針是不是完全錯了，懂教育的人，自會有一個客觀的答案。

　　恢復高招后，我們也沒有能按照鄧小平同志也贊成的多樣性的招生辦法，幾乎完全采用了一考定終生的單一的招生模式，學生只是關門讀死書，“只要學不死，就往死處學”，“考過高富帥，戰勝官二代”，“多考一分，甩掉千人”，“拼十年寒窗，贏一生榮光”這樣的口號居然能在我們的學校廣泛流傳，被我們的教員寫在黑板報上用來激勵學生，搞得學生只知讀書，“做官發財”，別的什么也不會，這不僅背離了社會主義的教育方向，難以培養出社會需要的真正的有用人才，而且也貽誤了孩子個人的健康成長，這也正是文革反修防修力求避免出現的結果呀!

　　這種教育現狀，既是按照西方的教育理念來衡量也是落后的，我們雖有改革之愿，但卻只能在尷尬之中苦苦徘徊，幾乎沒有多大進展，是什么原因呢?

　　文革十年的教育，由于種種原因，出現了許多過“左”的地方，有待于在繼續的實踐及探索中得到改進，但文革時期的教改方向以及教育改革的過程中所表現出來的探索精神，值得不值得我們研究和學習呢?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及效果上，能不能全盤否定呢?我想答案是顯而易見的。

　　十：從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的得失，談對文革要一分為二

　　知識青年上山下鄉被有些人作為丑化毛澤東時代，丑化文革的重型炸彈，因為它最能喚起一些人對文革的仇視。從個人功利角度出發，它或許確實給一些人造成了磨難。對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持全盤否定態度的人，當然是把它與文革聯系在一起的，是把它當作文革的罪行來看待的。

　　其實，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在五十年代就出現了，上山下鄉”一詞最早見于1956年10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關于《1956年到1967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修正草案)》的文件中，第一次提出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這個概念，這也成了知青上山下鄉開始的標志。真正意義上的上山下鄉始于1955年，這年的8月9日，北京青年楊華、李秉衡等人向共青團北京市委提出到邊疆地區墾荒，11月份獲得北京團市委的批準與鼓勵，隨后引起城市知識青年到農村和邊疆墾荒的熱潮，并涌現出了許多優秀的知識青年，他們為新農村建設和社會主義農業的發展做出了杰出的貢獻，成為了那個時代知識青年心目中的標桿式的人物。例如邢燕子，在那個時代是個家喻戶曉，人人皆知的人物，毛主席生前5次、周總理13次接見過她。

　　現在有人寫文章指出鄧小平是“文革”前中央決策層倡導知識青年上山下鄉以插隊為主要形式的第一人。鄧小平對知青插隊是有長期打算的。他指出，以插隊為主的城市知青上山下鄉，是一件長期的大事。長期，究竟有多長?實際上，周恩來已要求作15年的規劃。鄧小平提出，要把安置知青同治山治水治堿結合起來，同國民經濟發展規劃結合起來。由此可以推想，如果沒有發生“文革”，知青上山下鄉仍會繼續下去的，起碼是15年內不會取消這一大政策。

　　文革時期更大規模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正是在總結過去的經驗的基礎上，聯系當時國內外形勢進一步展開的。

　　對于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能不能進行一分為二呢?

　　文革時期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也是時代的產物，它與文革前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相比，除了對經濟發展的考慮外，還與文革的主要任務，即反修防修緊密相聯系，當時是把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當作是毛主席的反修防修的偉大戰略的具體部署來看待的。毛澤東當時發出了“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并提醒知識青年，“農村是一個廣闊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為的。”

　　當時廣大城市知識青年積極響應黨的號召，紛紛自愿到最艱苦的地方去，充分表現了當時大多數知識青年積極向上的政治熱情。因為他們是有文化的勞動者，到農村后，為農村的現代化建設做出了積極的貢獻。

　　就他們的個人成長而言，他們當中有不少人是很有成就的，九大時就有知識青年做了黨代表，還有人當了中央委員，有些人做了農村基層或更高級的干部，有些人在科技方面有所發明創造，并直接服務于了當時的農村建設。改革開放后，很多人得力于在農村的艱苦鍛煉，培養出的吃苦耐勞的品質和堅實的生活根底，其中不少的人，成了企業家、學者、作家、商人、軍事家，現任的中央最高層領導人中，就有當年的知青，甚至有人認為現在是知青當政。

　　當時無論你家地位有多高，他們的孩子都和一般的工人家庭一樣，都積極支持自己的子女上山下鄉，接貧下中農的再教育。毛澤東的后代，華國鋒的女兒，以及許多中央領導的子女，都有知青經歷，從另一以角度展示了當時高尚的社會風氣，這種風氣是在文革的根本思想指導下形成的，為什么呢?因為正是文革結束后，這種良好的社會風氣迅速退化了。

　　文革期間所進行的大規模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是文革前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繼續和發展，他們之間是有深刻的淵源關系的。文革結束后，知識青年下鄉過程出現的問題，被當作了文革的罪證。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的結束以及是誰又“解放”了知識青年，這個功勞應算作是誰的，現在爭論頗大，不過，《歷史轉折中的鄧小平》把這個功勞搶到了鄧公的名下，還讓他說了不少非議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話，很多“受害”的知識青年都感動地熱淚盈眶，像感激上帝一樣感激鄧公。

　　不少當年知識青年的典型，青年的楷模、偶像，遭到了冷遇，其中還有文革前的知青，由于政治的原因，他們有些受到了審查，開除黨籍，甚至，進了監獄。這些知青，不愧為時代產生的楷模，他們在這種逆境中，表現出來的高尚品德，實實是感人，他們不抱怨，堅信黨，默默工作，仍繼續進取，在新的形勢下，又創輝煌，不僅為社會又做出了新貢獻，而且充分顯示了他們人格的魅力。那些被冤枉的知青，后來大都平了反，恢復了名譽，變得更受人尊敬了。我想這正是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一個偉大成就之一，給青年的健康成長以及我們究竟該如何教育我們的后代也留下了耐人尋味的啟示。

　　誠然，用現在廣為流行的價值觀，或者說是已經蛻化的價值觀，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是一場災難，毀了一代人，但對許多真真正正地帶著一顆火熱的心踏踏實實地從那個時代走過了的人來說，卻是人生的一筆寶貴的財富。他們與曾經戰斗過的地方結下了深厚的感情，與曾經與他們朝夕相處的農民兄弟建立了真誠的友誼，不少成功的知青還經常返回到那里，投資建設項目，建立知青紀念設施，讓他們承載著歷史的記憶，傳給下一代，成為后人參觀、學習、思考的地方，有些甚至成了教育基地和旅游景點。

　　最近，我看了一篇主張全盤否定文革的文章，其中，就拿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做例子，說是一個來訪的外國總理，見到了中央的一個大人物，告訴他，他見到一個知青，這個知青說，在農村勞動也有好處，他學到不少的技術，也學會了吃苦，磨練了意志，這個大人物說，他是在撒謊。

　　我懷疑這個故事的真實性，因為，這個大人物正是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發明者。還有人說，文革的教育和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毀了一代人，看看我們現在最高領導層中，中央委員中有多少是當年的知青，看看改革開放中涌現出的第一批新型企業家中，有多少是當年的知青，現代著名的作家中，特別是我國現代文學史上被譽為最輝煌的一個時期的八九十年代，這個時期里有多少卓有成績的作家是當年的知青?比歷史上哪個時代出現的人才少了?一個時代造就了一代人，造就了一代適應那個時代的人，造就了那個時代所要的人，請問，歷史上何朝何代曾經真正毀過一代人?

　　十一：結論:

　　大量的事實證明，文革是可以一分為二的。

　　這里所說的一分為二，不是把文革當作是正確的對立面，人們可以從錯誤中吸取教訓，從而使我們的工作取得進步這個角度來對文革進行一分為二的，而是認為文革本身是可以再一分為二的。

　　我們對文革進行一分為二的分析，必須站穩兩個立場，一個是必須站在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的立場上，二是必須站在民族和人民的立場上。

　　看看現在我國的狀況：官員貪污腐敗程度前所未有，黨和政府的公信度顯著下降，信仰共產主義的人越來越少，資產階級右派的市場卻越來越大，社會主義制度面臨的挑戰有加重的趨勢，因此，如果你是一個真正的共產黨員，真正的共產主義者，你就不可能會漠視文革很多正確的一面。最近，網上傳言，劉少奇的夫人王光美說：“看今天的社會，毛主席當年是對的!”我懷疑其真實性，但卻感到這話道出了相當多的人的心聲。如果你不贊成社會主義，只要你認為自己還是一個真正的中國人，那么你就看看在文革主導的那十年中，我國的經濟建設、社會福利建設是不是比文革前有較大發展，社會風氣是不是有所凈化等等，你就不會認為文革是漆黑一團，罪惡累累了。

　　怎樣看待“文革十年”與文革的關系呢?

　　為什么叫“文革十年”?說明文革十年是以文革為主導的十年，而不僅僅是文革十年中干的一件事那么簡單。文革十年的不少成績與文革本身緊密相連，“文革十年”中的不少失誤也與“文革”息息相關，這才是符合邏輯也符合史實的看法。

　　文革以反修防修，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為主線，并讓這條主線貫穿到了社會的各個領域，滲透到了人們生活的方方面面。文革既是抽象的，也是具體的。文革不僅鼓勵造反派造走資派的反，還以自己的根本思想為主導，進行了社會的物質生產，和對廣大人民群眾的思想建設。

　　文革對社會主義事業，對黨的建設，特別是對保持黨的純潔性，鞏固社會主義制度，有正面影響，也有一定的負面影響，有經驗可以總結，也有教訓可以吸取。當談到文革十年的成績的時候，把文革十年與文革完全隔開，而談到文革的錯誤的時候，又總是把文革十年與文革緊密聯系在一起，給沒有經過那個時期的后來人留下的深刻印象是文革是專門辦壞事的，這種做法，雖為黨在新時期政策的轉變，為改革開放的順利進行有一定的積極意義，但是由于沒有能對“文革”這一復雜的、備受爭議的歷史事件進行真正科學的、符合實際的全面分析，下一個令多數人滿意的結論，為政治需要考慮的多，為歷史考慮的少，結果不僅貶低了黨的領袖毛澤東，實際上也抹黑了整個黨，也損害了自己，降低了共產黨的威信，讓許多人失去了對共產黨信任，對黨的理念的信仰，中國成了世界上少有的沒有信仰的國家，國人被敵對勢力斥之為做事沒有底線的低級群體，也讓人開始厭惡政治，認為政治是世界上最丑惡的東西，政治家都是陰謀家，大騙子。

　　把文革十年中的一切錯誤、壞的東西、丑惡的東西都推到文革的頭上，把文革十年中一切正確的、好的東西、一切產生在那個時代的好的新生事物以及在社會建設方面所取得的成績，甚至是一些前無古人，后無來者的成績也與文革毫無一絲淵源，都是不贊成文革或反對文革的領導人抵制文革錯誤的結果，這種說法和做法既違背邏輯，又違背客觀事實。

　　文革后的一些文藝作品，為了抹黑文革，激起廣大民眾，特別是青年人對文革的仇恨，藝術地再現了許多領導人抵制文革中一些錯誤的情景，諸如，聶榮臻如何保護知識分子，抵制造反派對氫彈、導彈、人造衛星等尖端科研項目的破壞，但，畢竟這些項目是在文革高潮期間如期研制成功的，它們提高了國威，為社會主義新中國贏得了榮譽。如果，僅僅是一些紅衛兵在運動中的一些過激行為給這些工作的順利進行造成了一些負面影響，就被用來否定文革，那么，在文革中正在順利研制的宇宙飛船等一批更高級的科研項目的下馬，又該讓誰負責呢?

　　這些文學作品為了一定的政治目的，比較真實地再現了當時的知識分子如何克服困難，包括生活及工作條件方面的困難，兢兢業業地工作，不計報酬，加班加點，帶病工作，犧牲在工作崗位上，當蒙受不白之冤的時候，能忍辱負重，堅信黨，忠于黨，任勞任怨地為黨工作，他們在那個“黑暗”的年代所表現出的高尚的品德，大公無私的精神，堅定的信念，崇高的愛國主義情懷，現在的知識分子能比得上嗎?

　　現在不少的知識分子，一心為己，爭名奪利，一切向錢看，爭項目不為國、民，只為要錢，所做的“發明”，沒有多少科學含量，也沒有多少實用價值，卻浪費了許多的科研經費，沒錢，或錢少，就不干。高級知識分子曾經是人們心目中的精神偶像，而現在不少的人，學術造假，品德敗壞，比比皆是，國人有目共睹。

　　現在普遍存在著科研活動急功近利的風氣，那些研究周期長，短期不見效的項目，即便是對國家的長遠利益有重大意義，往往得不到應有的重視和支持，也沒人愿意做。難怪陳景潤、袁隆平所取得的成就產生于那個“黑暗”的時代，而不是現在。

　　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上說：“文化大革命”沒有給黨的建設帶來任何積極影響，它降低了黨的威信和凝聚力。我想對此書的作者們說，如果你們深入到廣大民眾中做一個公正、客觀的調查，看看我黨在廣大人民群眾中的威信到底是現在高還是文革十年中高，你就不會再武斷地對文革下如此自以為高明而實際很荒謬的結論了，你們著作中的某些材料和觀點，也只能讓人感到是一時有用的政治文獻，而不是真正的信史了。

　　我們之所以認為對文革本身可以進行一分為二，正是以文革十年為基點，與其前，與其后進行比較得出的結論。

　　我無意要讓中國再進行一次完全像66年至76年那樣十年的文革，因為文革中出現的失誤，甚至是荒唐的事情，人們是不會愿意讓它再現的，歷史也是不能復制的，但文革中所強化的和提出的好的原則和好的思想，以及所達到的好的效果是有生命力的。當你非常懼怕文革會死灰復燃的時候，難道你就不想想這本身說明了什么?難道不正說明現在普遍存在的、廣大老百姓極其痛恨的問題，不僅正是文革時期所沒有的，而且正是文革竭力要防止出現的嗎?難道不正說明在以文革思想為主導的中國文革十年有許多被廣大人民所留戀的好的東西存在嗎?難道這不正說明文革是可以一分為二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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