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延安文藝，最主要的特征是什么?耳邊不禁響起那雄渾悲壯的《黃河大合唱》，響起信天游般悠遠纏綿的《王貴與李香香》中的詩句。延安文藝那高原般崇高的壯美與延河般清澈的優美的交響及其蘊含著的歷史文化底蘊、煥發著的時代光華，充滿了民族自信心和力量，這種自信和力量從哪里來?發揮了怎樣的作用?在當今有何價值?這是我們紀念文藝座談會講話召開72周年的今天，應當認真回憶與思考的。

　　1931年“九•一八”事變之后，當蔣介石采取“攘外必先安內”的不抵抗政策，集中兵力“圍剿”蘇區紅軍。致使東北、華北和沿海地區大片國土相繼淪陷，日寇與國民黨投降派氣焰日增，“亡國論”消解著國民斗志，中華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急關頭。1937年抗戰爆發，民族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中國共產黨號召停止內戰，舉起了中華民族團結抗日的大旗。億萬民眾奮起響應，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捐棄前嫌，攜手抗戰。愛國人士、青年學生、文學家、藝術家紛紛來到延安，延河之濱、寶塔山下、抗大、陜公校園，《黃河大合唱》、《抗大校歌》等響徹山岳、震撼心靈的歌聲，隨處可見的漫畫、壁報、木刻，活潑風趣的《兄妹開荒》等秧歌劇，平(京)劇《打漁殺家》、《逼上梁山》充滿正義感的反抗之力，文學作品塑造了一批擺脫了奴性意識，投身于民族解放、社會革命而成長為自我主人、社會主人的貞貞、喜兒、王貴與李香香、劉巧兒等新人形象……延安文藝給抗日根據地營造了朝氣蓬勃的時代氣氛。

　　延安文藝最主要的特征是什么?有比較才有鑒別，請看國民黨愛國人士、中山大學地質學教授、臺灣抗日志士丘逢甲之子邱琮在延安的感受:他在1938年2月到4月在延安訪問、調研了兩個月，全面考察了延安。他看到延安城墻上畫的一幅漫畫:一個巨大的中國人用刺刀把一個細小的日本鬼子扎在地下，他感慨地說:我在國統區看到的是《日寇暴行錄》那樣令人悲傷的期刊，是日本人厲害的恐懼議論，感到壓抑得很，仿佛中國人生來就是任人宰割的一群綿羊，軟弱無能。而在延安看到的是藐視日本鬼子的標語，聽到的是昂揚的抗日歌聲，使人感到中國人民的自信心和力量。他在離開延安后給毛主席寄來的詩《別了啊!延安》中說:“我和你(延安)相處了兩個月，知道你救世的心虔，知道你抗日的心堅，把我十多年的疲倦都化作了云煙。”他通過對比抓住了延安與國統區文藝的不同特征，抓住了延安漫畫家獨特的個體生命體驗——自信和力量，發出了由衷的感佩，一掃心頭“壓抑”、“疲倦”的迷霧，抗日救國的心更“虔”、志更“堅”!他滿懷信心地南歸，廣州淪陷后投筆從戎組織領導了抗日游擊戰。

　　也有人對延安物質的匱乏和延安人精神的富足做了對比。作為辛亥革命元老曾經堅決反對孫中山三大政策、堅決反對國、共合作的國民黨元老張繼，在1939年9月擔任國民政府慰勞團團長率團來到延安，當他訪問了抗大師生，在中央大禮堂歡迎會上聽到此起彼伏、威武雄壯的抗日歌聲、觀看了《黃河大合唱》及秧歌劇《查路條》等節目演出后，在致辭時說:“這里大家的吃苦精神使我非常佩服，我看到延安抗大每個學生每天只吃半斤小米、6分錢菜，我聽了非常感動。我的救國道理只要戰、戰、戰!只有打、打、打!能打，國才能不亡……我們吃苦，我們要同力把日本帝國主義打出中國去!”是啊，“戰”!“打”!“把日本帝國主義打出中國去!”這不僅是根據地軍民的吶喊，也是國民黨愛國人士、愛國軍民的共同吼聲，是中華民族面臨那個生死存亡的時代的咆哮。要完成這一神圣的時代使命，中華民族最需要衛國殺敵、敢于犧牲、敢于勝利的勇氣、力量和信心。只不過這種精神在延安表達得更公開、更自由、更加富于震撼力而已，延安文藝擔當了時代的先聲。

　　那么，為什么延安文藝能產生如此震撼心靈的大美、壯美?產生如此激情澎湃的正能量呢?首先，延安文藝植根于厚重的黃土高原文化、植根于生生不息的中華五千年文明，繼承了中華民族愛國主義、敢于擔當、勇于奉獻的價值觀。延安嘉嶺山的摩崖鐫刻著“先憂后樂”、“胸中自有甲兵百萬”的華夏心靈之印，那是宋朝陜西經略副使兼延州知州范仲淹率領軍民抗擊西夏、保衛邊陲、文治武功的記錄;清涼山十景之一的尸比巖——是釋迦摩尼三世王涅槃升天前割膚飼鷹以救蒼生之處，成為命名這座古城“膚施”(延安的別名)的象征;杜甫川、杜甫祠，處處留下了愛國詩人行吟的足跡與憂患;萬花山下代父從軍的花木蘭巾幗英雄形象，世代感召著延安兒女……這一切人文精神與壺口瀑布奔騰咆哮的大自然生命強力交響，熔鑄于光未然、冼星海的個體生命體驗，流淌在每一個中華兒女的血脈中，演奏出《黃河大合唱》的主旋律，顯示了超越時空的中華民族的靈魂價值。深厚的歷史文化底蘊成為延安文藝自信心和力量的源泉之一。

　　其次，文藝的自信心和力量為什么不產生在丟失了太原老巢、駐扎到緊鄰壺口瀑布黃河西岸的閻錫山駐防地宜川?不產生在胡宗南的西安、蔣介石的重慶?而產生在共產黨的延安?這是因為延安文藝是中華民族艱苦跋涉的歷史走向一個嶄新時代的產物，煥發著新時代的生機與希望。正如國民黨第二戰區副司令長官衛立煌將軍一語破的，他在經歷了一段與八路軍并肩戰斗的實踐后，在1938年4月訪問延安回到西安時，曾經感慨地說:“政治趕不上軍事，后方趕不上前方。”這，既是對身處大后方的國民黨政治落后無望的批評，也是對以延安為代表的先進前方的光明與希望的肯定，是對浴血奮戰的共產黨、八路軍政治清明、富有戰斗力的肯定。延安與宜川、西安、重慶不僅是地域差別，更主要是新與舊兩個時代的差別，新在何處?毛主席在1940年發表的《新民主主義論》中做了精辟的概括:延安的黨政軍民正在從事的抗日大業，是中國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嶄新大業，是“五四”以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大眾開創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義的政治、經濟、文化大業。它已經成為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一部分。中國共產黨人的近期目標是打敗侵略者，趕走帝國主義，爭取民族獨立，建設獨立、自由、和平、民主的新中國;第二步將走向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乃至共產主義。這是一個爭取中華民族掙脫奴隸枷鎖、成為主人的嶄新時代。當在危亡中痛苦掙扎、在黑暗中抗爭摸索了一百多年的中華民族，終于發現并選擇了一條通向光明的生存之路、發展之路時，怎么能不向著這光明之路上奔跑、集結?正如在黑暗的大森林中跌跌撞撞、找不到路徑的人群，突然看見了丹柯掏出自己的紅心化作燃燒的火炬，面臨絕境的人群看見了火炬照亮的生存之路，怎么能不激發出生的力量?怎么能不重新燃起內心的憧憬與理想之光?怎么能不對掏出紅心的丹柯充滿信任?順著那光明之路義無反顧地走去!

　　突破阻隔來到延安的盟軍朋友對延安的時代之“新”，也有深切體會。美軍觀察組成員謝偉思在1944年7月8日的報告中說:“延安民眾官吏打成一片，路無乞丐，家鮮赤貧，服裝樸素，男女平等，婦女不穿高跟鞋，亦無口紅，文化運動極為認真。這個地區如一校園，青春活潑，民主模范，自修、自覺、自評，與重慶另一世界。”另一成員雷伊•盧登在描述前往華北前線感受時寫道:“在華北，老百姓支持共產黨的證據比比皆是……使人不能再相信這是為欺騙外國來訪者而設置的舞臺，一個統轄著這樣廣泛地區。而且全是由中國人掌管的政府，能得到民眾的積極支持，使民眾參與發展工作，這在中國現代史上還是第一次。”與蔣介石打交道多年的他們，對依仗英美的重慶政府的蔑視之情自不待言，對根據地“民眾參與發展工作”的歷史主人翁精神贊嘆有加。在重慶的老舍在《大公報》上發表了《歸自西北》的訪延安文章后，受到國民黨特務糾纏，他氣憤地警告說:“我是‘文抗’負責人，有牌子。你不叫掛，我摘下來，掛到延安去!”延安的時代之“新”就是這樣磁石般地吸引著國統區的愛國文化人。

　　第三，延安文藝的自信心和力量還源于浴血奮戰的抗日游擊戰、來源于根據地的大生產運動，來源于千百萬團結一心的民眾的實踐。抗戰初期，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開赴日寇占領的敵后，把敵后變成了抗日的前線，開展山地游擊戰，平型關大捷粉碎了日寇不可戰勝的神話，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決死隊以及開赴山西前線的第二戰區國民黨友軍并肩作戰，忻口戰役、中條山戰役以及1940年的百團大戰，一次次鼓舞了全國人民的斗志，增強了抗戰必勝的信心。共產黨領導民眾把國民黨丟失了的國土一寸寸奪回來，先后建立了15塊(近期統計是19塊)敵后抗日根據地，建立了人民當家作主的新政權。正如葉劍英1944年6月22日在王家坪禮堂向中外記者參觀團所作的報告所言:“特別是1938年武漢失守以后，敵后戰場實際上成了中國主要的戰場……在華北、華中、華南三大敵后戰場”，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和各地游擊隊“抗擊了敵人(日寇)的64.5%，友軍(國民黨軍隊)抗擊了35.5%”。他又說，“在抗戰初期還能配合作戰的友軍”，“在1939年之后，即集中力量對中共搞摩擦，在正面戰場上，卻喪失戰斗力”。而且，在敵后戰場有偽軍78萬，投敵的國民黨軍將級軍官有67人。我黨擔負抗擊的敵人，占全部敵偽總數134萬人中之110余萬，即84%;而國民黨抗擊的敵人僅占16%，不足六分之一。葉劍英在最后總結我軍力量的源泉時說:“由于我們密切地依靠群眾，黨政軍民結合一體，我們能在7年當中斃傷敵軍351113人，斃傷偽軍239952人，敵我傷亡比例為2∶1。”(參閱《葉劍英年譜》，這些統計資料來源于國民黨政府的公開報刊)正是軍民的偉大實踐樹立了“兵民是勝利之本”、“戰爭之偉力存在于民眾之中”的信念，更加堅定了共產黨的人民戰爭思想和群眾路線。延安文藝家們也從戰爭和大生產運動的實踐中，切實體驗到“人民群眾是真正的英雄，而我們自己往往是幼稚可笑的”，情感和立足點發生了根本變化，對人民的大愛油然而生，汲取了取之不盡的力量、激情和創作靈感。

　　最后，延安文藝的自信心和力量，來自以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科學理論及其武裝起來的共產黨的領導。毛主席的哲學思想、軍事思想、文藝思想是把馬列主義與中國的抗戰實際相結合的智慧結晶，是在延安時期成熟并形成了的科學體系，經過人民群眾的實踐和作家、藝術家的藝術實踐檢驗，證明了其科學性和正確性，得到廣大黨員和群眾的信任。特別是始于1942年的延安整風運動，通過對22個理論文件的深入學習，通過批評和自我批評，克服了侵蝕黨的肌體的官僚主義、主觀主義、教條主義和黨八股等歪風邪氣，端正了黨風、學風、文風;明確樹立了為人民服務的人生價值觀和藝術價值觀。1942年5月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是全黨整風運動的一個組成部分，座談會開了20多天，經過充分的討論和爭論，毛主席在會前、會中虛心聽取了文藝家的各種意見，科學地總結了抗戰五年以來根據地的文藝實踐經驗，也看到了延安文藝在國統區、在海外華僑中的流傳和影響，形成了共產黨領導人和延安文藝家共同的智慧結晶——《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講話》辯證地闡述了文藝與生活的關系、文藝家與群眾的關系、文藝的功能、文藝的源與流的關系，普及與提高的關系，消除了對于“自我表現”、“個性”、“人性”、“暴露與歌頌”等的片面認識或誤解。《講話》明確了文藝為人民——為工農兵的發展方向。這些觀點受到文藝家的歡迎，并且逐步內化為他們的自覺需要和行動指南。

　　正是在這個大背景下，在《講話》明確了的文藝方針指引下，文藝家們更加自覺地投身到火熱的群眾斗爭中去，創作出一大批無愧于時代的、震撼民族自信心和力量的、有魅力的作品，充分發揮了“團結人民，教育人民，打擊敵人，消滅敵人”的審美教育作用和戰斗作用，充分發揮了理想主義、英雄主義的審美價值，讓崇高美和優美感純潔著人們的靈魂，升華著人們的精神境界，凝聚著中華民族的信心與力量，文學藝術不僅在延安生活中、在軍民的心目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就連第二戰區副司令長官衛立煌也在看了丁玲的“西北戰地服務團”演出后，立即決定在他的第十四集團軍建立類似的文藝團體，并且邀請丁玲“西戰團”中的記者趙榮聲擔任自己的秘書，負責該團的組建工作。

　　延安文藝造就了一大批作家、詩人、美術家、音樂家、戲劇家，在戰爭年代直至新中國建設時期，這支文藝隊伍對文藝做出了劃時代的貢獻，也實現了自我人生價值和藝術價值的最大化，活出了崇高的人生尊嚴。我接觸過丁玲、林默涵、孟盂、王昆、黎辛、賀敬之、郭小川等老一代文藝家，他們回憶延安文藝時無不感到自豪，無不滿懷眷戀。

　　我的父母長輩回憶起艱苦的延安生活時也總不能忘懷生機勃勃的延安文藝，無不一往情深!延安時期的歌劇《白毛女》、《黃河大合唱》等作品至今在舞臺上常演不衰，并且演到海外。在我的課堂上，當我把延安時期的文學作品分享給來華留學生時，其鮮活的生命魅力也受到他們的喜愛;1991年在日本日中學院的舞臺上，日本學生表演的腰鼓舞、紅綢舞以及歌頌周總理的話劇等節目曾讓我激動得淚水漣漣;1990年代中，在吉隆坡馬來西亞華文教育機構的晚宴上，華文教師們情不自禁地合唱起《黃河》等一支一支1940—1950年代的革命歌曲，令我震撼而驚奇:原來，延安文藝具有如此雋永的超越時空的魅力啊!人們繼續享受到“新的時代，新的天地，新的創世紀”(郭沫若語)的主旋律。

　　然而，也不能忽略近些年來對延安文藝的戰斗作用和教育功能出現的某些誤評和曲解。究其原因，一是一些人不了解延安文藝產生的時代背景、時代特征，把延安文藝與那個反法西斯正義戰爭的時代割裂開來，把藝術與人民割裂開來，對延安文藝采取了歷史虛無主義的態度;二是也不能排除國內外某些別有用心的勢力，故意歪曲、肆意否定延安文藝。這些議論歸根結底出自英雄創造歷史的唯心史觀，與人民群眾創造歷史的唯物史觀格格不入，他們把文藝與歷史、與時代、與人民割裂開來，漠視人民的利益訴求、人民的意愿與審美選擇;所以他們蔑視延安文藝，拋棄歷史與美學的批評方式。當然，這也不奇怪，用唯心史觀解讀歷史與藝術已歷經千年，馬克思創建的唯物史觀及其文藝批評方式只有不到170年的歷史，相對于人類歷史文化長河可以說剛剛開始。因此，歷史的、審美的藝術研究與批評方式，不僅需要，而且有待發展，在當前眾多文藝批評方式之中，應當占有一席之地。只有這樣，才能比較客觀地、實事求是地研究、評價延安文藝，肯定其歷史價值和現實價值。

　　今天，中國13億人民生活在一個嶄新的時代，新的時代有新的特征，世界已經遠離了反法西斯戰爭的硝煙，和平與發展成為時代的主題。新中國建國65年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30余年來，在共產黨的領導之下，實行改革開放，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取得了偉大成績，文學藝術也有了比較寬松的政治氛圍，植根民族歷史文化，汲取世界八面來風，出現了空前繁榮，舉世矚目。作品數量年年增加，文藝觀念、功能和審美情趣已經多樣化，成長起一批批成熟的各具風格的文藝家，他們的藝術個性得以自由張揚，創作方法和風格多樣化，人的情感得到更深刻的藝術剖析，中國文學和藝術正在走向世界，正在產生越來越大的影響。文藝功能，文藝的內在美的價值也適應著讀者觀眾的審美需求而日益多樣化。但同時，我們這個時代仍然需要繼承延安文藝蘊涵的內在的自信和力量，需要文藝凝聚人心，優化人的情感，文藝的教化功能不僅不能削弱，還應當加強。因為，中華民族正處在實現偉大復興中國夢的時代，我們的夢想，不僅僅是物質的富足，更重要的是中華民族的整體精神提升到真、善、美的境界，所以，我們還需要經歷10年、20年、100年、200年，一代又一代人艱苦卓絕的跋涉，這，需要信心和力量;另外，居安思危，也必須看到與中華民族發展機遇相伴的危機，一方面要正視來自海疆日益提升的外來危機;另一方面要關注金錢、權勢腐蝕人的精神的危機。克服這些危機，更需要萬眾一心的凝聚力和眾志成城的信心，需要樹立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需要確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因此，延安文藝的自信心和力量，延安文藝的教育鼓舞作用，延安文藝的歷史經驗，今天仍然有著積極的借鑒價值。這是不言而喻的。(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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