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新左翼文藝群-大眾筆談（2-6）

　　倪劍雄：談雙百方針對新左翼文藝的啟示

　　——紀念毛澤東逝世三十八周年

　　這次我們西南新左翼文藝群為了紀念毛澤東逝世38周年搞的這個筆談，是為了歌頌我們勞動人民的偉大領袖一生為中國人民的解放和幸福所建立的豐功偉績，表達我們永遠不變的懷念。但聯系我們這個小小的文藝群，自然會讓人回想起毛澤東為創建社會主義新文藝所作開創性工作和對我們人民寄予的殷切期望。毛澤東不僅僅是無產階級革命的領袖、導師，也是一個偉大的思想家、理論家和詩人。他的《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甚至被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奉為“文藝的圣經”;他提出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也成為我國文藝的指導方針。這些，早有無數人對其作了詳細的闡釋、深入的研究、廣泛的宣傳。我們這個筆談的一組紀念文章，自然難就其一二。因此，我想就建國以后，毛澤東對文藝界的具體工作，來談談我對毛澤東文藝思想的理解，并結合這個膚淺的理解，來進一步談談自己對當前新左翼文藝的思考。

　　這里要說的，就是“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提出過程當中體現出毛澤東對我們廣大群眾根本掌握文藝主導權的深刻的啟示。這個啟示，我認為對于我們當前新左翼文藝的發展也有重大的指導意義。“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的提出，跟建國后文藝界三次重要的批判有直接的關系。是在校正執行這三次批判當中流露出的某些不當傾向，制定保障新中國科學、文化符合規律發展的根本原則而提出的。這三次批判，一是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二是對俞平伯的紅學研究的批判;三是對胡風文藝思想的批判。回顧這三次批判，也給我們加深對毛澤東文藝思想的認識帶來很多有益的思考。

　　我們當前很多對當年某些高級干部和知識分子的回憶，常常難免有拔高他們思想認識的傾向。而就當年電影《武訓傳》公映引起的普遍的熱捧，就可以讓我們從這些實際當中看出，那些人在思想認識上的客觀存在的問題，他們往往沒有對現實社會具體事物的鑒別能力。因此才對武訓這樣的可憐蟲缺乏馬列主義的認識，把這個熱心傳揚封建文化的愚昧無知的人，看成值得在新的社會主義中國向大家標榜的大善人。這正如當前我們社會當中的很多人和很多文藝作品一樣，對那些資產階級所謂的對全人類的“大愛”，對個別人的善舉缺乏基本的認識一樣，非常糊涂荒謬。就因為這個原因，毛澤東才掀起對這個電影的全國性討論和批判。重讀毛澤東當時對武訓的評價，是何等深刻有力、何等高瞻遠矚!再由此細想毛澤東晚年對身邊沒有幾個真正懂馬列主義的同志的深重嘆息，又怎么不叫人深深為領袖的孤獨而感嘆、更加認識到社會主義建設任務繁重和艱巨!

　　在對俞平伯紅樓夢研究的批判當中，由于當時有的報紙對學術領域社會主義方向的認識問題，導致對俞平伯某些有問題觀點的放任。這引起毛澤東對這些思想領域尚且存在的混亂狀況的高度警惕。要不要加強黨對思想學術領域的領導，要不要開創新的社會主義思想文化建設的新道路，是建國以后立足馬列主義，代表工農勞動者利益的共產黨面對的重大問題。這個，當時很多人未必認識得到。這個批判的導火索，是兩個青年大學生寫稿子，對俞平伯這樣的紅學權威提出批評，竟然被文藝報和人民日報拒絕發表引發的。當時那些人認為，這兩個大學生僅僅是“小人物”，不值得重視，而黨報不能給學術自由爭論提供平臺。這引起毛澤東由衷的憤怒。因此他經過部署，在全國理論界掀起對俞平伯研究當中流露出的實用主義等偏頗觀點等作了深刻揭批，這對端正當時學術領域的態度和提高學術界馬克思主義水平起了根本性的作用。

　　胡風的文藝思想，使我聯想起當前的某些學術研究的一個特點，就是往往靜態地考察社會。表面上看，這些研究很重視客觀實際，重視對實有現象的把握，比如某些歷史學家，就總以為歷史就是為復述過去的真實。這個觀點對澄清學術研究思想當中的某些主觀主義問題固然有好處，但如發展過頭，就未必正確。指導對歷史的研究，如果離開了馬列主義的哲學思想——尤其是辨證法的指導，很多歷史規律是沒法從“過去的實際”當中澄清的。這個思想的根本問題，就出在喪失對研究者這個人的主觀能動性的應有的肯定，屬于形而上學的觀點。因此，對胡風的批判，同樣雖具體在實施的方法上有問題，但根本的正確性是毫無疑問的。而那些具體批判方式的錯誤，也來自中國的歷史和社會發展階段的局限性，是根本是難以避免的。今天當事人可以為其申辯，但任何人都逃脫不了歷史和社會的限制，所以必須接受。

　　這三次批判，集中反映新中國文化建設當中的具體任務和根本目標，加強對舊思想和舊文化的肅清，突出思想領域馬列主義的領導地位，強調對資產階級思想文化的警惕和批判。雖說在具體實施過程當中，因人民政權建設初期必然有的一系列具體原因，導致某些過激和擴大化問題，但這三大批判總體的正確性和其深遠意義是毫無疑義的。而對于這三次批判過程的認識，對我們今天新左翼文藝來說，尤其應該認真領會其中反映出的毛澤東對舊思想舊文化鑒別的深刻和敏銳，對加強馬列主義指導原則的堅定態度，對年青人和新生力量的充分肯定和殷切期待——這也是他一生都格外重視普通群眾根本掌握對思想文化領域的主導權的充分體現。后來提出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因此才成為針對人民內部的思想解放、創作自由的社會主義文藝方針。這其間蘊涵的深意，值得我們今天關心新左翼文藝人來細心領會。

　　“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文藝方針的具體執行，應該有哪些條件，具體執行情形如何呢?我們不能否認，中國文藝在文革以后，又再一次深陷在被現實的政治斗爭工具化的泥潭，最終導致對普通群眾真實生活的根本忽略，嚴重脫離實際。這個可以從當時的文藝創作得到充分的證實。那么問題出在哪里呢?我認 這些是無法超越的社會規律，因此才導致文藝發展當中各種具體問題必然出現。

　　但今天我們的情況就不一樣了。我們的文化建設，雖也存在大量的具體問題，但客觀上的繁榮局面已經形成，民眾受教育程度也遠遠不是當年那種掃盲班水平，這些為我們新左翼文藝的發展提供了相應的基礎條件。而目前我們面對的問題是，我們社會主義文化的主導權怎么在黨的領導下，遵循馬列主義原則，在毛澤東號召廣大群眾關心國家大事的思想指導下，逐漸往我們國家的主體——普通勞動者回歸的問題;怎么聯系實際來重申文藝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問題;怎么幫助廣大群眾提高關心國家大事，積極參與輿論，參政議政的能力、逐漸成為事實上的文藝主導者的問題。面對當前的社會實際，主流的宣傳如何才能真正走向群眾，把教育和引導群眾與切實的服務群眾有機結合起來;新左翼的文藝如何才能加深對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認識，立足當前群眾的實際，以雙百方針為我們開創的無產階級新文化的廣闊天地，為人民逐漸成為真正的主人探尋路徑，為我們廣大群眾建立文化的自信、階級的自覺、主人翁的自主提供有力的精神支撐。這些，在毛澤東提出雙百方針的過程當中已經給我們提供了豐富的啟示。作為一個有志為新左翼文藝復興發展無私付出的群眾，要加強對舊的思想文化的鑒別和批判，加深對黨的文藝方針、政策的理解，扶助廣大普通群眾當中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文藝新人，反對官僚主義、精英主義思想，始終跟普通群眾站在一起，團結群眾，依靠群眾，更加自主的掀起新一輪社會主義文藝建設的熱潮，讓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呈現出更加繁榮興旺的空前盛況。

　　（2014-9-11 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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