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華(1920—)，山東黃縣(今龍口市)人，1939年加入中國共產黨。20世紀50年代任山東省委農村工作部副部長、省委副秘書長等職，60年代調到北京，在農林部門工作。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后，先后任國家農委委員、黨組成員，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直至離休。2007年至今，作者多次對謝華就我國農業合作化、人民公社興起等問題進行了訪談。

　　筆者:新中國成立以來，您一直在農業戰線各級領導機關工作，請您回憶一下親歷的印象深刻之事。

　　謝華:我就從參加全國第一次農業互助合作會議談起吧。新中國成立時，我在膠東區黨委機關工作，1950年區黨委撤銷后，被調往中共山東分局農委。1954年8月，山東分局改為山東省委，分局農委改為農村工作部，穆林同志任部長，我和張林夫任副部長。全國第一次農業互助合作會議是1951年9月中旬召開的，山東分局派我和紀華參加會議。這次會議是陳伯達主持的，主要討論起草互助合作決議。會議安排得比較緊湊，先傳達毛主席的指示精神，接著由山西長治的同志介紹當地試辦農業合作社的一些情況，然后座談起草決議草案。在起草決議時，大家討論得很熱烈，對長治試辦農業社特別有興趣。山西的著名作家趙樹理也參加了這次會議，他講了一些在農業社蹲點的生動小故事，也有說服力。會議對草案逐條討論，譬如農民有兩個積極性的問題，一個是個體經營積極性，一個是互助合作積極性。共產黨領導農民土改后，應該怎樣對待這兩個積極性?與會者見仁見智，展開充分討論。最后與會者一致認為必須積極引導農民組織互助合作的集體積極性，同時又要保護其個體經營積極性。在具體政策上要掌握和處理好生產需要和群眾意愿的關系，以及自愿互利、等價交換等一系列問題。有時一天只討論了一條，當晚將草案修改后印出新稿，第二天繼續討論。從合作化的歷史進程來看，成功和失誤都與是否正確認識和對待當時農民的兩個積極性密切相關。最后會議通過了《關于農業生產互助合作的決議(草案)》。當年12月中央批轉了這個決議草案。1952年元月，山東分局召開了第一次農業生產互助合作會議，決定按照中央決議精神，在有基礎的老區，組織常年互助組和初級社試點。我們在試辦初級社時，發現一些村莊的互•助組，已經具有農業合作社的性質。

　　我舉兩個例子。新中國成立前，山東莒縣屬于沂蒙革命老區，支前任務比較多。1947年，莒縣呂家莊成立了4個季節性互助組。一年下來互助組比單干戶畝產糧食高幾十斤。由此，全村農民一下子都參加了互助組。1949年呂家莊被授予“全縣第一模范村”。1950年春，支部書記呂鴻賓將4個季節性互助組調整為3個常年互助組，創造了“三大合理”統一勞動辦法，“勞力工分合理，牲畜記工合理，工具使用報酬合理”，使互助組具備了農業合作社的一些性質。1951年11月，呂家莊成立了山東省第一個初級社，稱為呂鴻賓農業合作社。1952年這個合作社發展到59戶，附近的尹家樓、馬家街兩個自然村也有20戶農民參加。經三個村群眾醞釀同意，尹家樓、呂家莊、馬家街三個村合并，起名叫“愛國村”，呂鴻賓農業合作社更名為“愛國農業生產合作社”。

　　山東廣饒縣三柳樹村李田英互助組也具有農業合作社性質，只是當時沒有用農業合作社這個名稱。李田英是個女同志，1950年曾經參加全國第一屆勞模會，很能干。1945年，她就帶領村里幾十戶抗日家屬一起開荒種地，并實行按勞分配。當地人稱之為“大插伙”，又叫“插伙組”。這些先進典型，當時都是群眾自發搞的。分局農委經過調查，發現在老區很多地方都有這樣的互助組。

　　文登縣的“宋宗國互助組”戶數不多，在抗日戰爭期間就實行集體勞動和統一分配。當時，村里大部分男勞動力都參軍了，村里的支前任務比較重。在一次反“掃蕩”中上級機關疏散，村黨支部發現村里代保存的上級機關文件中有一本《聯共黨史》，拿出來閱讀學習，受到書里介紹的集體農莊的啟發，當時就在村里實行了集體勞動和統一分配的形式。這些自發性質的初級社組織，原來都沒有亮明身份。當開始試辦農業合作社時，這些互助性的組織便公開化、合法化了。初級社確實是農民自己的創造，這一點在我國農業合作化史上很重要。

　　筆者:山東試辦初級社進程比較順利吧?

　　謝華:可以說比較順利。1952年山東開始辦農業合作社試點。當年10月底，山東分局再次召開全省農業生產互助合作會議，對全分局一年來互助合作經驗進行總結，決定在1953年進一步鞏固互助組，由地委一級試辦農業合作社。全分局12個地委都指定了試辦點。組織農業合作社在山東各地開始行動起來。1954年初又推廣到縣委試辦，地縣領導干部紛紛深入到基層調查研究。到1954年春天，山東全省出現了大批農業社，參加初級社的戶數提高得比較快。1955年4月，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在北京召開全國第三次農村工作會議，穆林前往參加。我和張林夫在家里主持召開基點縣農業合作座談會。當時中央對農業抓得很緊，合作化是中央農村工作重中之重。中央農村工作部成立后，一年召開兩次全國性會議，上半年是全國農村工作會議，下半年是全國農業互助合作會議。這次山東省委農工部召開的基點縣農業合作座談會，共有六個縣參加，其中廣饒、歷城、莒南三個縣是省委的基點縣。這三個基點縣是1953年2月山東分局為了有效克服領導機關的官僚主義而設立的。基點縣的基本任務是，分局和地委準備要做的一切工作，由它們先走一步，首先取得經驗教訓，及時反映下層情況，典型示范，推動一般。1953年4月20日，中央同意了山東分局這一決定。1954年山東分局撤銷，改設山東省委后，三個基點縣沒有變。參加會議的另外三個縣是文登、益都、莘縣，都是工作基礎好、農業合作化發展比較快的縣。這六個縣的地理位置分處山東東西南北中六個地市。會議主要研討怎樣鞏固和發展合作社。會議開到一半時，在北京參加農村工作會議的穆林打來電話，傳達全國第三次農村工作會議新精神。張林夫接的電話，并做了詳細記錄。來電傳達了鄧子恢在會議上的講話精神:現在看，合作社發展快了。鄧子恢考察匈牙利剛回來，提出吸取他們的經驗，發展合作社不能只圖快，要及時抓鞏固。他還提出“辦社容易鞏固難”，并對如何鞏固農業社講得很具體，比如怎么培養會計，并按照舊式記賬格式親自設計了賬本。因為新式的記賬格式基層會計不會，難以迅速推廣。強調省里供銷合作社辦合作干校，要開設為農業合作社培養社長會計的短訓班。要求供銷社保障生產資料供應，信用社保障農業社發展資金。農業社、供銷社、信用社三家，當時被稱為農業合作“桃園三結義”。對于合作社大發展的指標，鄧子恢說，現在農業社要停下來，不要單純追求數字上的發展，要對各地農業社分別對待和指導，搞好經營管理，做好鞏固工作。

　　在接到第三次農村工作會議精神后，我和張林夫立即帶上穆林的電話傳達記錄和基點縣會議記錄，向山東省委第二書記譚啟龍匯報(當時山東省委的第一書記是舒同，譚啟龍是省委第二書記，兼抓農業)。聽了匯報后，譚啟龍對我們說:“你們的會不要開了，趕緊傳達鄧子恢同志的講話精神，研究鞏固社的具體措施，最后我講話。”當時山東省參加會議的六個縣農業社已經發展到30%至40%。接到這次全國農村工作會議精神后，山東省農業合作社開始收縮。

　　那幾年，毛主席每年都有關于農業合作化的講話。1955年5月17日，毛主席在十五省市委書記會議上說:“對于合作化，一曰停，二曰縮，三曰發。縮有全縮，有半縮，有多縮，有少縮。社員一定要退社，那有什么辦法。縮必須按實際情況，片面地縮，勢必損傷干部和群眾的積極性。后解放的地區就是要發，不是停、不是縮，基本是發。有的地方也要停。但一般是發。華北、東北老解放區里面，也有要發的。比如山東百分之三十的村子沒有社，那里就不是停，不是縮，那里就是發。”1955年7月31日，毛主席在中央召集的省委、市委、自治區黨委書記會上，作了《關于農業合作化問題》的報告。報告系統闡明了農業合作化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提出發展農業合作社必須注重質量，反對盲目追求數量，重申了自愿互利原則，要求農業合作社要全面規劃，有計劃地發展。

　　這個會議后，全國廣大農村掀起了農業合作化高潮。有些地方出現一哄而上的局面。總體來看，這個趨勢客觀上與農民土改后迫切要求增產豐收有密切關系，大多數農民走集體化道路的熱情確實是存在的。社員自帶干糧興修水利工程。過去山東許多地方沒有水澆地，有的地方有一點，很少，糧食產量也低。農業合作社成立后，各地農村依靠集體力量打井，國家撥款予以支持。與單干時相比，旱地變成水澆地，糧食產量上去了。由此，全國各地興修水利，農民的干勁都比較足。土改以后有的農民有了土地，卻沒有牲口，個別農民遇到困難沒辦法解決就賣了土地。組織起來搞農業社，大部分農民確實很高興，以土地入股為主要形式的初級社一下子發展起來。1955年10月，毛主席在黨的七屆六中全會上的講話中強調農業合作化要分別不同地區規定發展的速度。“多數地區，要有三個冬春，到一九五八年春就可以基本上完成半社會主義的合作化。一部分少數地區，有兩個冬春就夠了，其中個別地區到明年春季就可以基本合作化了。又一部分少數地區，需要有四個五個甚至六個冬春。毛澤東說:省(市、區)、地、縣三級必須時刻掌握運動發展的情況，一有問題就去解決。如果遇到情況不對，立即煞車，省、地、縣都有煞車的權力。必須注意防‘左’。防‘左’是馬克思主義，不是機會主義。馬克思主義并沒有說要‘左’傾，‘左’傾機會主義不是馬克思主義。又說:以后在發展合作社的工作上，要比質量，比規格。質量的標準是什么呢?就是要增加生產和不死牲口。怎樣才會增加生產，怎樣才會不死牲口?這就要遵守自愿互利的原則，要有全面規劃，要有靈活的指導。我們務必避免蘇聯曾經犯過的大批殺掉牲口的那個錯誤。”全會通過了《關于農業合作化問題的決議》，會后全國的農業合作社發展速度一下子快起來，有的地方將毛主席“合作社比質量”的要求忽略了。

　　筆者:1955年下半年至1956年，農業合作社的發展是不是太快了?

　　謝華:應該說比較快。1955年農業合作社大發展，冬天有的地方出現了高級社。聊城地區還開始出現了大社。初級社一般比較小，二三十戶左右，到高級社多半是一村一社。大社有800戶、1000多戶的，都是聯村社。1955年冬天全國出現農村社會主義高潮趨勢，1956年上半年形成高潮。1955年冬至1956年春個別高級社出現。不到一年的時間，1956年各地農村初級社全部轉為高級社，顯然發展得太快了。

　　這種情況的出現，是由大搞農田水利推動的。

　　毛主席在1955年7月報告中仍強調要15年完成社會主義改造，到1956年高級社很快在農村普遍發展起來。1955年下半年至1956年的農村社會主義高潮，確實讓人感到“群眾中蘊藏著極大的社會主義積極性”。

　　筆者:以這么快的速度發展高級社，當時沒有出現問題嗎?

　　謝華:高級社有的地方鞏固一些，有的地方問題多一些，在全國能整體保持下來，其中有一個現在很少提到的重要原因，是生產資料歸合作社，強調公平合理。當時國家下撥了10億元農業合作股份基金，扶助貧農。1956年冬至1957年春，高級社實行第一次年終按勞分配，土地不再分紅。初級社開始采取以生產資料計價換工，到高級社是生產資料都歸社。當時中央提前注意到這個問題，高級社土地收歸集體所有，生產資料作價歸集體，平均入股。中央撥了10億元合作股份基金，主要是對入社的貧農給予無償資助。譬如高級社平均一人一股1000元，貧農生產資料作價不夠平均數，這個缺口由國家合作股份基金無息補到1000元。只有這樣，在高級社里貧農才能挺起腰桿，獲得平等地位。富裕中農生產資料(股金)高出平均數的，由社里分期償還，償還期當時規定一般是3年至5年。這樣做基本公平合理，誰也不占便宜。但是高級社剛建立，當年分配的規定還沒有完全落實兌現。1957年春就出現矛盾，有些富裕中農鬧退社，具體情況很復雜。怎么辦?那時全國一盤棋，各地農業合作社基本上都采取農村兩條道路大辯論的辦法，一經辯論，高級社有理，把鬧退社這股風壓下去了。問題似乎解決了，但也把思想工作和物質分配問題簡單化了。有的社員思想問題仍然沒有解決。那兩年，初級社高級社糧食也確實增產，糧食產量一年比一年高，體現了合作社的優越性。增產增收是事實，鼓舞了大多數農民。由于這些原因，高級社雖然出現了一些問題，仍獲得了絕大多數農民的擁護，沒有亂套。

　　筆者:互助組和初級社鞏固推廣經歷了幾年，高級社為什么沒有繼續鞏固一段時間?

　　謝老:認識這個問題一定要回歸歷史。建立初級社高級社，糧食持續增產，大搞水利建設，都是中國農村開天辟地創紀錄的大事，也是一場社會變革。廣大農民的積極性被空前調動起來，少數地方也出現了強迫現象，但大多數地方的大多數干部執行政策可以說是好的和比較好的，群眾才能有積極性，全國才有可能掀起大規模社會主義建設熱潮。舉一個例子，1958年以前，受合作社規模的限制，河流上下游的矛盾不容易解決，大型水利工程無法建設。成立高級社以后，大型水利工程可以開工了，但是要開發更大的水利資源，還需要社與社聯合才能做到。這是老百姓的直接想法，是一個重要原因。“水利是農業的命脈”，水利建設必須全國一盤棋。毛主席從全國和長遠考慮，鼓勵條件成熟的地方辦大社，建立全國水利網。這也是一個重要原因。現在有的地方嚴重缺水或水利失修，也反過來證實了毛主席當年實施水利建設的戰略眼光。大型水利工程建設的需要，也為人民公社問世創造了一定條件。

　　記得1958年8月9日，毛主席從河南來到山東。當時我正在濟寧地區作調查。省委給我打電話，要我速告地委書記高逢五，要他與地委副書記及縣、區、村三級書記各兩人夜里12時前到兗州車站，毛主席當晚要在兗州車站同他們座談。當晚在兗州車站參加座談的，除高逢五和我，還有地委副書記王吉德(時兼滕縣縣委第一書記)、杜牧，兗州、汶上兩縣縣委書記和區委書記、村支部書記各兩人。座談中幾位縣和鄉村的同志反映他們正在大規模搞農田水利建設，原來小社都是聯合起來干。有的想合辦成大些的社，就是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好?毛主席插了一句話，說河南有叫人民公社的，不知怎么樣?你們可以去看看。當晚列車開往濟南，第二天毛主席到歷城參觀，深入田頭調查研究。11日的《大眾日報》頭版頭條登出“毛主席說還是人民公社好”的消息。全國各地爭相轉載，紛紛響應，人民公社一下子遍地開花了。8月20日，山東歷城縣北園成立了山東第一個人民公社，滕縣東沙河人民公社是山東成立的第二個人民公社，由支部書記郭祥齡任社長，他是參加8月9日晚兗州車站座談會的兩個村支書之一。北園和東沙河也都是全國成立比較早的公社。

　　這個時期的典型事例可多了。其中反映了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土改后農民擁有了土地，但是小農經濟一家一戶，每家擁有的牲畜、農具又弱又少，對發展生產不利，聯合起來利于發展生產。建立初級社、高級社后，農民看到合作社越大對興修水利越有利，特別是有些積極分子覺得合作社越大越好。人民公社也不是領導干部憑空要求組織的，是領導干部回應了農村積極分子的要求。

　　筆者:人民公社發展得更快，也帶來了不少問題吧?

　　謝華:主要是人民公社剛成立時“浮夸風”、“共產風”已經比較厲害。糧食產量被越報越高。成立人民公社那一年春夏，我曾在濟寧地區的滕縣蹲點，“浮夸風”開始露頭，當地蟲災比較多，縣里想爭取糧食產量過黃河，鼓足干勁把目標定為實現糧食畝產500斤。我回到省里一看，省里已經有8個縣糧食畝產已達到千斤了。10月間，北方農業協作區會議在西安召開。我隨譚啟龍前往，當時各地已經有不少高產衛星升空。會議中間省里報告山東出現了兩個畝產5000斤的縣，并由農村工作部部長張新村前來報告情況。

　　1958年的“共產風”，矛盾首先大量集中在分配問題上。全年的耕作管理都是由各個高級社搞的，可年終全公社統一分配，有的隊調出，有的隊調入，“一平二調”，將矛盾激化了。臨沂地區費縣石橋公社的同志看這個辦法行不通，就仍舊按原高級社分配，疙瘩一下就解開了。省委曾將石橋公社的做法批轉各地縣委參照執行。我到臨沂地區莒縣的愛國公社調查，呂鴻賓告訴我，他們一看這個辦法行不通，仍然按原高級社分配，矛盾就解決了。大家把前后兩個辦法叫兩個“三個一”。前“三個一”是:“一張條子”(公社向隊的調糧條)、“一桿秤”(過秤拉糧)、“一頂帽子”(不同意的就被批判為本位主義)。后“三個一”是:“一張告示”(停止調糧)、“一把鑰匙”(還是按原高級社分配)、“一架梯子”(說明原來上頭沒講清楚不怪下面，讓社隊干部都借梯下樓)。在第二次鄭州會議前毛主席出京路過濟南，舒同和秘書長吳建上車座談，曾向毛主席說到這個事例。

　　筆者:1958年下半年毛主席開始糾正“共產風”、“浮夸風”，主要采取了什么措施?

　　謝華:1958年8月至9月隨著公社化刮起了“高產風”、“共產風”，毛主席連續組織調查和召開不同規模的座談會。當年11月在鄭州召開中央工作會議并制定《鄭州會議關于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草案)》。

　　鄭州會議期間，毛主席針對“共產風”，特別強調要認識商品生產的作用，不能取消商品生產。要求各級干部學習斯大林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緊接著，1958年12月武昌會議，通過了《關于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強調要分清全民所有制與集體所有制的界限，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的界限，按勞分配與按需分配的界限。1959年2月底至3月初，中央又召開第二次鄭州會議。毛主席在會上對“一平二調”批評得很尖銳。他說:“人家都沒有飯吃，你天天搞共產主義，向富隊去共產，這怎么行?這是搶產主義。無償占有別人的勞動成果，這是不許可的。至于一平、二調、三收款，根本就是否定價值法則，否定等價交換，這是個大事，民心不安，會影響軍心的……我看，首先要下樓的是我們，從中央到公社，要搞個樓梯，這個樓梯就是要解決所有制問題……要承認三級所有制，重點在生產隊的所有制。”第二次鄭州會議，我也是隨同山東省委第一書記舒同去的工作人員。據舒同講，主席對著到會的省委書記一個個地問，為什么這樣嚴重的問題(指“共產風”、“浮夸風”)不向中央報告?會議期間各省正在遵照中央《黨內通信》召開六級干部會。一天接到幾個電報，都是匯報各地六級干部會議的情況。毛主席隔幾個小時就有一個批示，指出一些做法對不對。毛主席通宵達旦地工作，作出批示有的是在凌晨2點，有的是在凌晨5點。會議中間，要求刮“共產風”上繳的財物全部退賠。一定要退回去，各省必須開退賠的六級(省、地、縣、公社、大隊、小隊)干部會。毛主席抓得可緊了。當時有些干部也認識到錯了，但希望不算舊賬，不退賠。毛主席堅決不同意，嚴厲批評這種錯誤的想法。

　　1959年4月上海會議和八屆七中全會召開。上海會議期間，毛主席再次有針對性地講:舊賬一定要算，要徹底退賠，并且批轉了湖北麻城全部退賠的經驗。要求各省召開六級干部會議。每一級都派不同意見的兩個人參加，持不同意見的人都來了，相互辯論，說服教育，每一級都全部退賠。聽中央辦公廳同志說，問題不解決不落實，毛主席睡不著覺。這次會議在原來的基礎上，進一步作出《關于人民公社的十八個問題》的政策規定。

　　當年8月在廬山召開的八屆八中全會期間，一度中斷了從鄭州會議開始的糾“左”，重點轉向反右，第二年1960年初就造成嚴重后果，正如中央轉發山東六級干部會議簡報中所反映的“在一些縣社中去年三月鄭州決議忘記了，去年四月上海會議十八個問題的規定也忘記了，共產風、浮夸風、命令風又都刮起來了。”直到中央發出緊急指示12條，局面才逐步扭轉過來，繼續落實人民公社的各項制度建設。

　　筆者:《人民公社工作條例(六十條)》的頒布和基本核算單位下放到生產隊，都是當時黨的重大決策，這個決策形成的過程，也反映了黨對農村工作的不斷認識。這個認識過程是怎樣形成的呢?

　　謝華:毛主席從第一次鄭州會議以來，一直在探索人民公社的建設問題，1961年3月13日，他在廣州召開的三南會議上說:這次會議要解決兩個很重要的問題:一是生產隊與生產隊之間的平均主義;一是生產隊內部人與人之間的平均主義。這兩個問題不解決好，就沒有可能充分地調動群眾的積極性。看來人民公社需要有一個條例。高級農業合作社的條例已經過時了。幾年來沒有一個新的完整的條例。這次會議討論一下。這次會前，他吸收農業戰線同志的意見，包括鄧子恢調查起草報送中央的《人民公社內務條例》(草稿)，并已著手起草。會上經過討論，集中從第一次鄭州會議以來的經驗形成了《人民公社工作條例(六十條)》。這次會議強調深入調查研究，會間毛主席曾批給與會同志河北和山東兩個材料，對基本核算單位問題繼續征詢大家意見說，基本核算單位放到腰上好?還是放到腳上好?可能還是放到腳上好。這個“腳”就是指生產隊，“腰”是指生產大隊。毛主席會上深刻指出:“公社劃小不劃小，分不分，不要聽干部的，主要聽群眾的。干部他肯定不愿意分的，他會找出許多理由來，說什么沒有房子，有什么困難等等。我們把生產指揮權下放了有什么不好，如果按干部的意見，自留地也不能留，平調的東西也不要退賠，生產指揮權更不能下放了，這樣我們就得不到群眾了，就不能取信于民。”會上意見漸漸一致，覺得基本核算單位剛落實到生產隊(原高級社)，以不變動為好。當年夏天召開的廬山會議，討論工業七十條，散會后譚啟龍與王首道、王恩茂等幾位同志應江西劉俊秀之邀，經故鄉永新同訪井岡山，夜宿茨坪，接通知“速往邯鄲參加座談會”，凌晨下山趕到南昌機場，因陰雨不能起飛，耽擱一天后起飛到鄭州時得悉座談會已結束，與會的山東周興與省農工部副部長程懷仁已返魯。這次座談會后，由田家英牽頭進一步調查并起草出中央關于以生產隊為基本核算單位的指示，經過正式批準發出，1962年春全國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單位普遍下放到生產隊。

　　這年春初我與宋寒毅、鄭松兩位同志到膠東沿海地區調查基本核算單位下放到生產隊的情況，寫出報告經譚啟龍批發給各地參考。接著我同李振、王魯夫到基層調查，中間還約了臨沂地委書記薛亭到沂源共同考察研究，最后起草了《關于人民公社的十六個問題》，針對改變基本核算單位及相關問題提出了具體建議，經省委書記處書記周興批發給各地、市委征求意見。

　　有關人民公社體制的建立過程至此告一段落。此后對人民公社制度的健全發展重點轉入開展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和農業學大寨運動，經歷了更加曲折的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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