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說你們都是頭號的馬列主義者，善于總結經驗，多講缺點，少講成績，總路線是要修改的，大躍進得不償失，人民公社搞糟了，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都不過是小資產階級狂熱性的表現。那么，好吧，請你們看看馬克思和列寧怎樣評論巴黎公社，列寧又怎樣評論俄國革命的情況吧!”

　　話說1959年8月10日晚，毛澤東對曾希圣轉來的《安徽省委書記處書記張愷帆下令解散無為縣食堂的報告》作了批示。

　　原來，張愷帆在7月4日回到家鄉無為縣，見到了正在生病的母親，母親想吃一條魚也吃不到，張愷帆到大食堂看了看，發火說，食堂不辦了。有人說辦食堂是中央精神，雷打不動。張愷帆說：“我就是雷公，統統散了。”他要求縣委書記當晚立即貫徹執行。就這樣，到7月15日，全縣6000多個食堂全部解散了。其中有少數不愿意解散的，也被強行解散了。

　　毛澤東一支接著一支吸煙，他在這個報告上是這樣寫的：

　　“印發各同志。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中央委員會里有，即軍事俱樂部的那些同志們;省級也有，例如安徽省委書記張愷帆。我懷疑這些人是混入黨內的投機分子。他們在由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中，站在資產階級的立場上，蓄謀破壞無產階級專政，分裂共產黨，在黨內組織派別，散布他們的影響，渙散無產階級先鋒隊，另立他們的機會主義的黨。這個集團的主要成份，原是高崗陰謀反黨集團的重要成員，就是明顯證據之一。這些人在資產階級革命時，他們是樂意參加的，有革命性。至于如何革法，也是常常錯的。他們沒有社會主義革命的精神準備，一到社會主義革命時期，他們就不舒服了。他們早就參加了高崗反黨集團，而這個集團是用陰謀手段求達其反動目的的。高崗集團的漏網殘余，現在又在興風作浪，迫不及待，急于發難。迅速被揭露，對黨對他們本人都有益。只要他們愿意洗腦筋，還是有可能爭取過來的，因為他們具有反動和革命的兩面性。他們現在的反社會主義的綱領，就是反對大躍進，反對人民公社。不要被他們的花言巧語所迷惑，例如說，總路線基本正確，人民公社不過遲辦幾年就好了。要挽救他們，要在廣大干部中進行徹底的揭發，使他們的市場縮得小而又小。一定要執行治病救人的方針，一定要用擺事實講道理的方法，還要給他們革命與工作的出路，批判從嚴，處理從寬。”

　　8月11日上午，毛澤東在八屆八中全會上發表講話，他說：

　　彭德懷等人的意見是主觀唯心主義和經驗主義。彭德懷30多年來，思想立場沒有轉過來，始終同黨格格不入，是掛著共產主義者招牌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是抱著入股而來的黨的同路人。他們對于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沒有精神準備，是“黨內的同盟者”，“馬克思主義者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的同盟者”。

　　毛澤東還說：

　　“這些人想把秀才們挖去，我看挖不去，不要妄想。秀才是我們的人，不是你們的人。不是有幾位秀才最近倒霉嗎?李銳不是秀才，他是‘俱樂部’的人。李銳同志啊，你在不在呀?你不是要求我在一個會議上取消‘湖南集團’稱號嗎?我不大愿意取消。不過，叫‘湖南集團’不合適，那是我與你們幾個人講的。譬如有張聞天，他就不是湖南人。”

　　“周惠也不是湖南人。”場內有人大聲插話說。毛澤東繼續說：

　　“周惠跟他們有區別。這個人據我看，與‘俱樂部’的人只是沾了一點邊，你說他是‘俱樂部’的正式成員，我不相信。周惠這個人有缺點，但是比小舟好。小舟這個人他是不給你交心的，他的心使你看不見。小舟啊，我就是這么說的。你們不要妄想，把我們的秀才挖去。”

　　就這樣，毛澤東以他的寬仁大度保護了陳伯達、胡喬木和田家英。

　　毛澤東最后說：

　　“要用團結合作收場，雙方都交心通氣，一看二幫，或者一批二幫，一斗二幫。現在不是批判嗎?批過之后就變成一看二幫了，看你改不改，還要幫。我相信，經過這一次會議，我們全體會要大進一步。要實行批評從嚴，處理從寬，團結——批評——團結，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則。”

　　“要估計彭德懷等同志的兩面性：革命性同反動性。他們有革命性的一面，不要忘記這一面，他們的歷史證明了這一面。說他們完全不革命了，這不合事實。但他們腦筋里頭資產階級的東西不能不講是反動的。從7月16號起到今天，對他們那個反動性的批判比較著重，而現在我們要記起他們還有革命性的一面，同時還要批判反動性。我跟彭德懷同志談過：難道我們30年的關系現在就在廬山分手嗎?我們就決裂嗎?我說不，不應當決裂，我們要合作。”“這樣，必須搞兩條：批判從嚴，處理從寬。至于他們采取什么態度，那是他們的事。他們繼續敵對，我們繼續批判，繼續批判從嚴。”

　　8月11日上午，李銳交了一份檢討書，題目是：《我的反黨、反中央、反毛主席活動的扼要交代》。他在交代中寫道：

　　“在廬山會議的前一階段，我和周小舟、周惠同志結合在一起，想把會議的方向導致多談缺點，攻擊去年的大躍進和總路線，并對絕大多數貫徹總路線的左派同志進行責難，因此散播會議有壓力不能暢所欲言的空氣。”

　　李銳在交代中還承認“大肆攻擊主席和中央的領導”。承認與黃克誠、周小舟有“湖南宗派關系”。承認自己是“陷入這軍事俱樂部的一員”。承認7月30日夜寫給毛澤東的信是“欺騙毛主席，說是用我的政治生命擔保寫的”。

　　李銳以同案犯的身份做出這種認定和揭發，正是周小舟、周惠竭力避諱而決不認賬的東西。所以他們二人怒不可遏，在房間里破口大罵。周小舟淚流滿面，他說：

　　“我要去找主席說清楚!”

　　“算了。”周惠勸道：“說又有什么用?這樣的氣氛，越解釋越亂。”

　　“信口雌黃，言不由衷，滿紙胡說八道!對黨對主席負責我也得說明真相，他這是推卸責任!”

　　“鄭板橋說難得糊涂。算了，將來會有弄清楚的一天。”

　　“我自己去找主席，我在會上就講過要找主席談，橫豎不過如此了。”

　　周小舟拿起電話聯系，毛澤東同意在12日夜接見周小舟。

　　8月12日，毛澤東對遼寧省委執行中央關于反右傾指示的報告作了批示。他寫道：

　　“各省、市、自治區的情況如何?遼寧那樣的反右傾鼓干勁的部署，是否已經做了，效果如何?看來各地都有右傾情緒、右傾思想、右傾活動存在著，增長著。有各種不同程度的情況。有些地方存在著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向黨猖狂進攻的形勢，必須按照具體情況，加以分析，把這股歪風邪氣打下去。遼寧做得很快，步驟也好，成績顯著。他們取得了主動權，迫使右傾機會主義分子處于被動。這個經驗，值得各地注意。”

　　8月12日夜，毛澤東和周小舟的談話一直到13日凌晨才結束。周小舟走后，他依然無法平靜下來，不住地在室內踱步，根據周小舟所談的內容，再次證明自己的判斷是正確的。

　　周小舟在幾個小時的談話中，并沒有檢查自己的錯誤，無非是惱火李銳的檢查交代，不住地為自己辯解。毛澤東一直認真地聽著，除了插話問一些問題，始終沒有表明自己的態度。

　　毛澤東一直把爭取舊日的秘書周小舟的事看得很重，希望他迷途知返。現在看來，是沒有希望了。他走到紅木桌前，順手拿過一張紙，從筆筒里拈起一枝鉛筆，寫下一行字：

　　“昨夜談之甚好，望即寫出送我。”

　　毛澤東吸著煙，望著紙條沉吟了一會兒，重新拿起筆，將“好”字緩緩圈住，又涂了幾筆，在其右上方另寫了一個“暢”字。他對衛士說：

　　“把這個條子給周小舟送去。”

　　再說周小舟回到住室，周惠問道：

　　“怎么樣?”

　　周小舟高興地說：

　　“很好。”

　　“聽進去了?”

　　“談得高興，這一次交了心。”

　　周惠仍是一臉狐疑。正在此時，毛澤東的秘書送來一張紙條，周小舟看后喜形于色地遞給周惠，說：

　　“主席寫的，我說的不假吧?”

　　周惠見上邊寫的是：“昨夜談之甚暢，望即寫來送我。”的確是毛澤東的鉛筆手跡，其中的“暢”字是在勾掉了“好”字后添上的。周小舟見周惠還在琢磨，就問他說：

　　“怎么，你想什么呢?”

　　周惠“唔”了一聲，說：

　　“主席原來寫的是‘談之甚好’。寫事跟談事不同，白紙黑字，不像談話，沒談清馬上還能再補充或解釋幾句。”

　　周惠一語點破了毛澤東的用意。周小舟頓時醒悟，他點點頭，說：

　　“嗯，要字斟句酌。”

　　凌晨3點，周小舟拿著寫好的材料來到周惠的房間。此時湖南省委副書記李瑞山也上了廬山，和周惠住在一起。

　　“瑞山，我給主席寫的信，你幫我看看。”

　　“不看了，我也不了解情況，”李瑞山推辭說：“我不看。”

　　“周惠，你幫我看看。”

　　“你寫好就行了，我就不看了。”周惠也明白看一看便有干系：“這么晚了，我也該睡了。”

　　“周惠，求你了。”周小舟堅持說：“幫忙斟酌一下文字，把把關。”

　　周惠只好接過材料，把其中與自己有關的地方改動了9處。周小舟還想讓李瑞山看看，李瑞山上斷然拒絕說：

　　“我不看。”

　　周小舟讓秘書抄寫好后，就讓秘書送往毛澤東住處。

　　8月13日上午9時，周小舟寫給毛澤東的信，已經印發到與會者手中了。

　　周惠接到印發信件一看，只見毛澤東在上面的批示是：

　　“全篇挑撥離間，主要是要把幾個秀才劃進他們的圈子里去，并且挑撥中央內部。”

　　周惠頓時驚出一身汗來。周小舟的秘書拿著印發材料問周惠說：

　　“周書記，怎么辦，告訴不告訴周小舟同志?他吃了安眠藥還沒醒。”

　　“這還用問。”周惠大聲說：“天大的事，快叫醒他!”

　　周小舟被推搡了幾下，迷迷糊糊地坐起身，接過鉛印件一看，立時清醒了。他絕望地叫道：

　　“怎么會是這樣?”

　　從8月13日開始，八屆八中全會舉行全體會議，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惠先后在全會上作了系統的檢討。

　　彭德懷在檢討中說：

　　“我堅決地、全部地拋棄那封信的錯誤立場、觀點，堅決回到黨的立場上來，脫胎換骨，重新做人，竭誠擁護黨中央，擁護毛澤東同志，擁護黨的總路線，永遠做黨的馴服工具。”“我萬分誠懇地提議，撤銷我國防部長和軍委委員職務，并愿接受黨的任何處分，請求黨分配我去做黨認為合適的工作。”

　　黃克誠在檢討中說：

　　“我7月19日的發言，是一個右傾機會主義的發言，發言中的觀點與彭德懷同志信中的許多觀點是一致的。不管我的主觀愿望如何，實際上是配合彭德懷同志的信，向黨的總路線，向毛澤東同志和黨中央進攻。”“我的立場觀點方法都是錯誤的，我成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成為‘廬山軍事俱樂部’的重要一員，絕不是偶然的。”

　　張聞天在檢討中說：

　　“彭德懷同志的信和發言，是資產階級反對無產階級的綱領，主要鋒芒是反對毛澤東。”

　　“這個軍事俱樂部是有目的、有組織、有準備、有活動的。我曾經對彭德懷同志表示過一些和他同樣的看法，未向中央報告，是我的嚴重錯誤。我是6月中間開始陷入軍事俱樂部，7月23日以后逐步退出。為什么會陷入軍事俱樂部呢?一是思想上右傾。二是教條主義的老而又老的瘧疾原蟲復活。三是宗派主義的老原蟲復活。”“同志們說我有‘五毒’：狹、高、空、怯、私，我完全接受，愿意痛改前非。”

　　8月15日，毛澤東在全會印發的《哲學小詞典》部分材料上，給與會者們寫了一封簡短的信。他寫道：

　　各位同志：

　　建議讀兩本書。一本，哲學小詞典(第三版)。一本，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第三版)。兩本書都在半年讀完。這里講哲學小字典一書的第三版。第一、二版，錯誤頗多，第三版，好得多了。照我看來，第三版也還有一些缺點和錯誤。不要緊，我們讀時可以加以分析和鑒別。同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一樣，基本上是一本好書。為了從理論上批判經驗主義，我們必須讀哲學。理論上，我們過去批判了教條主義，但是沒有批判經驗主義。現在主要危險是經驗主義。在這里印出了《哲學小詞典》中的一部分，題為《經驗主義，還是馬克思列寧主義》，以期引起大家讀哲學的興趣。爾后可以接讀全書。至于讀哲學史，可以放在稍后一步。我們現在必須作戰，從3方面打敗反黨的反馬克思主義的思潮：思想方面、政治方面、經濟方面。思想方面，即理論方面。建議從哲學、經濟學兩門入手，連類而及其它各門。

　　毛澤東

　　這一天，全會還印發了毛澤東在一個題為《馬克思主義者應當如何正確地對待革命群眾運動》的文件上撰寫的一篇辛辣無比的短文。全文敬錄如次：

　　一個文件擺在我的桌子上，拿起來一看，是我的幾段話和列寧的幾段話，題目叫做《馬克思主義者應當如何正確地對待革命的群眾運動》。不知是哪一位秀才同志辦的，他算是找到了幾挺機關槍，幾尊迫擊炮，向著廬山會議中的右派朋友們，乒乒乓乓地發射了一大堆連珠炮彈。共產黨內的分裂派，右得無可再右的那些朋友們，你們聽見炮聲了嗎?打中了你們的要害沒有呢?

　　你們是不愿意聽我的話的。我已“到了斯大林晚年”，又是“專橫獨斷”，不給你們“自由”和“民主”，又是“好大喜功，偏聽偏信”，又是“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又是“錯誤一定要錯到底才知道轉彎”，“一轉彎就是一百八十度”，“騙”了你們，把你們“當作大魚釣出來”，而且“有些像鐵托”，所有的人在我面前都不能講話了，只有你們的領袖才有講話的資格，簡直是黑暗極了，似乎只有你們出來才能收拾時局似的，如此等等。這是你們的連珠炮，把個廬山幾乎轟掉了一半。好家伙，你們哪里肯聽我的那些昏話呢?但是據說你們都是頭號的馬列主義者，善于總結經驗，多講缺點，少講成績，總路線是要修改的，大躍進得不償失，人民公社搞糟了，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都不過是小資產階級狂熱性的表現。那么，好吧，請你們看看馬克思和列寧怎樣評論巴黎公社，列寧又怎樣評論俄國革命的情況吧!請你們看一看：中國革命和巴黎公社，哪一個好一點呢?中國革命和1905——1907年的俄國革命相比較，哪一個好一點呢?還有，1958年——1959年中國建設社會主義的情況，同俄國1919年、1921年列寧寫那兩篇文章的時候的情況相比較，哪一個還一點呢?你們看見列寧怎樣批判叛徒普列漢諾夫，批判那些“資本家老爺及其走狗”，“垂死的資產階級和依附于它的小資產階級民主派的豬狗們”?如未看見，請看一看，好嗎?“對轉變中的困難和挫折幸災樂禍，散布驚慌情緒，宣傳開倒車，這一切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進行階級斗爭的工具。無產階級是不會讓自己受騙的。”怎么樣?我們的右翼朋友們。

　　既然分裂派和站在右邊的朋友們都愛好馬列主義，那么，我建議：將這個文件及我的這些話提供全黨討論一次。我想，他們大概不會反對吧?

　　毛澤東

　　8月16日，八屆八中全會就要結束了，會議印發了毛澤東撰寫的頗有文采頗具力度的兩個批語，作為對這次全會的總結。一個是他寫在枚乘《七發》印發件上的批語，一個是他撰寫的《機關槍和迫擊炮的來歷及其它》的短文。

　　毛澤東在印發件枚乘《七發》上的批語中寫道：

　　“此篇早已印發，可以一讀。這是離騷流裔，而又有所創發。騷體是有民主色彩的，屬于浪漫主義流派，對腐敗的統治者投以批判的匕首。屈原高居上游。宋玉、景差、賈誼、枚乘，略遜一籌，然亦甚有可喜之處。

　　你看，《七發》的氣氛，不是有頗多的批判色彩嗎?‘楚太子有疾，而吳客往問之。’一開頭就痛罵上流統治階級的腐化。‘且夫出輿入輦，命曰蹶痿之機;洞房清宮，命曰寒熱之媒;皓齒峨眉，命曰伐性之斧;甘脆肥農，命曰腐腸之藥。’這些話一萬年還將是真理。

　　現在我國在共產黨領導之下，無論是知識分子，黨、政、軍工作人員，一定要做些勞動，走路、游泳、爬山、廣播操，都是在勞動之列，如巴甫洛夫那樣，不必說下放參加做工、種地那種更踏實的勞動了。總之，一定要鼓足干勁，反右傾。

　　枚乘直攻楚太子：‘今太子膚色靡曼，四肢委隨，筋骨挺解，血脈淫濯，手足墮窳。越女侍前，齊姬奉后，往來游燕，縱恣于曲房隱間之中。此甘餐毒藥，戲猛獸之爪牙也。所從來者至深遠，淹滯永久而不廢;雖令扁鵲治內，巫咸治外，尚何及哉!’枚乘所說，有些像我們的辦法，對犯錯誤的同志，大喝一聲，你的病重極了，不治將死。然而，病人幾天，或者幾星期，或者幾個月睡不著覺，心煩意亂，坐臥不寧。這樣一來就有希望了。因為右傾和‘左’傾機會主義這種毛病，是有歷史原因和社會原因的。‘所從來者至深遠，淹滯永久而不廢。’這個法子，我們叫做‘批判從嚴’。

　　‘客曰：今太子之病，可無藥石針刺灸療而已，可以要言妙道說而去也。不欲聞之乎?’指出了要言妙道，這是本文的主題思想。此文前段是序言，下分7段，說些不務正業而又新奇可喜之事，是作者主題之反面。文好，廣陵觀潮一段，達到了高峰。第9段是結論，歸到要言妙道。于是太子高興起來，‘涊然汗出，霍然病己。’用說服而不是壓服的方法，見效甚快。這個法子，有點像我們的‘處理從寬’。首尾兩段是主題，必讀。如無興趣其余可以不讀。我們應該請恩格斯、考茨基、普列漢諾夫、斯大林、李大釗、魯迅、瞿秋白之徒‘使之論天下之精微，理萬物之是非’，講躍進之必要，說要公社之原因，兼談政治掛帥的極端重要性。馬克思‘覽觀’，列寧持籌而算之，萬不失一’。

　　我少時讀過此文，40多年不理它了。近日忽有所感，翻起來一看，如見故人。聊效野人獻曝之誠，贈之于同志。枚乘所代表的是地主階級較低的階層，有一條爭上游、鼓干勁的路線。這是對于封建階級上下兩個階層講的，不是如同我們現在是對社會主義社會無產資產兩個對抗階級說的。我們的爭上游、鼓干勁的路線，代表了革命無產階級和幾億勞動人民的意志。枚乘所攻擊的是那種泄氣、悲觀、糜爛、右傾上層統治的人們。我們現在也正有這種人。枚乘，蘇北淮陰人，漢文帝時為吳王劉濞的文學侍從之臣。他寫此文，是為給吳國貴族們看的。后來‘七’體繁興，沒有一篇好的。昭明文選所收曹植‘七啟’、張協‘七命’，作招引之詞，跟屈、宋、賈、枚唱反調，索然無味了。”

　　毛澤東在《機關槍和迫擊炮的來歷及其它》的短文中寫道：

　　昨天上午我說，以《馬克思主義者應該如何對待革命的群眾運動》為題的那一個文件，“不只是哪一位秀才同志辦的，他算是找到了幾挺機關槍，幾尊迫擊炮，向著廬山會議的右派朋友們，乒乒乓乓地發射了一大堆連珠炮彈”。這個疑問，昨天晚上就弄清楚了，不是廬山的秀才同志，而是北京的某某某(所見材料未指名——筆者注)同志和他的兩位助手，發大熱心，起大志愿，弄出來的。

　　廬山出現的這一場斗爭，是一場階級斗爭，是過去10年社會主義革命過程中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兩大對抗階級的生死斗爭的繼續。在中國，在我黨，這一類斗爭，看來還得斗下去，至少還要斗20年，可能要斗半個世紀，總之要到階級完全滅亡，斗爭才會止息。舊的社會斗爭止息了，新的社會斗爭又起來。總之，按照唯物辯證法，矛盾和斗爭是永遠的，否則不成其為世界，資產階級的政治家說，共產黨的哲學就是斗爭哲學。一點也不錯。不過，斗爭形式，依時代不同而有所不同罷了。就現在說，社會經濟制度變了，舊時代遺留下來殘存于相當大的一部分人們頭腦里的反動思想，亦即資產階級思想和上層小資產階級思想，一下子變不過來。要變需要時間，并且需要很長的時間。這是社會上的階級斗爭。黨內斗爭，反映了社會上的階級斗爭。這是毫不足怪的。沒有這種斗爭，才是不可思議的。這個道理過去沒有講透，很多同志還不明白。一旦出了問題，例如1953年高、饒問題，現在的彭、黃、張、周問題，就有許多人感到驚奇。這種驚奇是可以理解的，因為社會矛盾是由隱到顯的。人們對于社會主義時代的階級斗爭的理解，是要通過自己的經驗和實踐，才會逐步深入的。特別是有一些黨內斗爭，例如高饒、彭黃這一類斗爭，具有復雜、曲折的性質。昨日還是功臣，今天變成禍首。“怎么搞的，是不是弄錯了?”人們不知道他們歷史的變化，不知道他們歷史的復雜和曲折。這不是很自然的嗎?應當逐步地、正確地向同志們講清楚這種復雜和曲折的性質。再則，處理這類事件，不可以用簡單的方法，不可以把它當做敵我矛盾去處理，而必須把它當作人民內部矛盾去處理。必須采取“團結——批評——團結”、“懲前毖后，治病救人”、“批判從嚴，處理從寬”、“一曰看，二曰幫”的政策。不但要把他們留在黨內，而且要把他們留在省委員會內，中央委員會內，個別同志還應當留在中央政治局內。這樣，是否有危險呢?可能有。只要我們采取正確的政策，可能避免。他們的錯誤，無非是兩個可能性：第一，改過來，第二，改不過來。改過來的條件是充分的。首先，他們有兩面性，一面，革命性，另一面，反革命性。直到現在，他們與叛徒陳獨秀、羅章龍、張國燾、高崗是有區別的，一是人民內部矛盾，一是敵我矛盾。人民內部矛盾可能轉化為敵我矛盾，如果雙方采取的態度和政策不適當的話。可能不轉化為敵我矛盾，而能始終當作人民內部矛盾，可以徹底的解決，如果我們能夠把這種矛盾及時適當地加以解決的話。下面的這些條件是重要的。全黨全民的監督。中央和地方大多數干部的政治水平，比較1953年高饒事件時期大為提高了，懂事多了。廬山會議上這一場成功的斗爭，不就是證據嗎?還有，我們對待他們的態度和政策，一定要是符合情況的馬克思主義的態度和政策。我們已經有了這樣的態度和政策。改不過來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無非是繼續搗亂，自取滅亡。那也沒有什么不得了。向陳獨秀、羅章龍、張國燾、高崗的隊伍里增加幾個成員，何損于我們偉大的黨和我們偉大的民族呢?但是，我們相信，一切犯錯誤的同志，除陳、羅、張、高一類極少數人以外，在一定的條件下，積以是日，總是可以改變的。這一點，我們必須有堅定的信心。我黨38年的歷史提供了充分的證據，這是大家所知道的。為了幫助犯錯誤的同志改正錯誤，就要仍然把他們當作同志看待，當作兄弟一樣看待，給以熱忱的幫助，給他們以改正錯誤的時間和繼續從事革命工作的出路。必須留有余地。必須有溫暖，必須有春天，不能老是留在冬天過日子。我認為這些都是極為重要的。

　　毛澤東

　　在這一天的全會上，全體中央委員一致舉手通過了《為保衛黨的總路線、反對右傾機會主義而斗爭》、《關于開展增產節約運動的決議》、《關于以彭德懷同志為首的反黨集團的錯誤的決議》、《關于撤銷黃克誠同志中央書記處書記的決定》4個文件。

　　在《關于以彭德懷同志為首的反黨集團的決議》中，還這樣寫道：

　　“把彭德懷同志和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等同志調離國防、外交、省委第一書記等工作崗位是完全必要的。但是他們的中央委員會委員、中央委員會候補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候補委員的職務仍然可以保留，以觀后效。”

　　全會選舉羅瑞卿為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

　　8月16日下午，毛澤東在八屆八種全會閉幕會上發表了講話，他說：

　　“我們這幾位犯錯誤的同志，他們不僅不在北戴河對那種高指標提出意見，也不在去年11月鄭州會議提意見，也不在12月武昌會議提意見，也不在今年1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提意見，也不在今年2月底3月初第2次鄭州會議上提意見，也不在今年3月底4月初上海會議、中央全會上提意見，而到廬山會議來提意見。他這個氣候搞得不好。問題都解決了，或者剩下尾巴，情況好轉了，我說，這些同志不會觀察形勢。他們為什么在那個長時間不提意見，而在這個時候提呢?這是因為他們自己有他們的一套。”“等到問題大部分解決了的時候，他們來提，就是認為這個時候如果不提，就沒有機會了。再過幾個月，時局更好轉，他們就不好辦事了，他們的擴大隊伍、招收黨員的目的就不能實現了。”

　　“這一次對于彭德懷來說，是第5次路線錯誤了，總要發作。兩個階段，兩個總路線。所謂兩個階段，就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階段。這些同志，他們是為了參加那個階段而參加共產黨的。對于第二個階段，要消滅資本主義、個體經濟，沒有精神準備。”

　　“今天小舟你贊成這個決議，我很高興。今天以前我還相當悲觀。你這個人，我跟你講過，你是民主人士，你是掛著共產黨招牌的民主人士。”

　　毛澤東在講話中再一次提到了海瑞，他說：

　　“現在聽說海瑞出在你們那個里頭，海瑞搬了家了。明朝的海瑞是個左派，他代表富裕中農、富農、城市市民，向著大地主大官僚作斗爭。現在海瑞搬家，搬到右傾司令部去了，向著馬克思主義作斗爭。這樣的海瑞，是右派海瑞。我不是在上海提倡了一番海瑞嗎?有人講，我這個人又提倡海瑞，又不喜歡出現海瑞。那有一半是真的。海瑞變了右派我就不高興呀，我就要跟這種海瑞作斗爭。”

　　“我們是提倡左派海瑞，海瑞歷來是左派，你們去看《明史、海瑞傳》。講我提倡海瑞，又不愿意看見海瑞，對于右派海瑞來說，千真萬確。但不是左派海瑞，左派海瑞是歡迎的。如果不歡迎左派海瑞，不喜歡站在馬克思主義立場上來批評我們的缺點錯誤的這種人，這種同志，那么，就是錯誤的，就不是馬克思主義的立場了。”

　　毛澤東還特意提到了高崗，他說：

　　“高崗這個事，我有責任，就是時間延誤了。我本來想同習仲勛同志談，我與他約了，目的就是跟習講。因為那時高崗想去陜北，我們想保留他的黨籍，還想保留中央委員，讓他回延安工作，本人也愿意。可是遲了一步，我沒有來得及講，他自殺了，竟這樣結局，我也覺得遺憾。所以這事怪我，這是個很不好的事。”

　　劉少奇插話說：

　　“陳獨秀抗戰初期曾要求到延安來，如果來了，看到革命勝利，也可能改過來。”

　　毛澤東說：

　　“他后來去世了。那個責任也在我，我沒有把他接來延安。那時我們提了3個條件，他不能接受。當時我們還不穩固，那時就那么一點資本，那么一點根據地，怕他那套一散布，搞第四國際。現在我們本錢大了。章伯鈞、章乃器天天罵我們，還給他官做。中國唯一見過托洛茨基的劉仁靜，現在當翻譯。”

　　周恩來插話說：

　　“羅章龍在教書。”

　　毛澤東做了個有力的手勢，說：

　　“要給人出路!”

　　他說著，朝周小舟望去，接著說：

　　“要準許阿Q革命。阿Q不做自我批評，人家就越講，打架打不贏，就說兒子打老子。”

　　“中央全會開15天了，今天閉幕。這次會議是一個很好的會議，是一次勝利的會。林彪同志，你剛才講的那兩句話，避免了2個東西，第一，避免了馬鞍形。如果彭德懷掛帥，天下就要大亂，泄掉干勁。第二，避免了黨的分裂，及時阻止了黨的分裂。犯錯誤的同志自己還得到了挽救。”

　　至此，中共八屆八中全會閉幕了。眾人依次走出會場，彭真叫住了周惠，他用遺憾地口味對周惠說：

　　“你呀，周惠!你要是不跟著鬧，這湖南省委第一書記還不是你的?”

　　“我不行，”周惠垂著頭說：“我水平不行。”

　　王稼祥的夫人朱仲麗在回憶王稼祥和彭德懷的關系時有一段話，可以作為廬山會議這一場斗爭的注腳。她說：

　　“彭德懷在廬山會議上的表現，其實影響是很壞的，王稼祥同志并不贊成他的那些做法。他在歷史上的確幾次反對毛主席，毛主席都沒有和他計較，都容忍了他。彭德懷確有取代毛主席的意思，他對毛澤東恨得要命。他曾經在1956年和王稼祥講過：‘蘇聯的今天就是我們中國的明天，老毛搞個人迷信比斯大林還要厲害。有些人上升，除了會喊毛主席萬歲外，再沒有別的本事。只要我們大家齊心協力，就可以扭轉中國的這種不正常狀態。’我聽到彭德懷這些話，一再地警告稼祥，絕對不能和彭德懷來往。廬山會議前，彭德懷曾經給稼祥打電話，都讓我給回絕了。我曾經對他不客氣地說：‘稼祥已經被人利用得夠多了，你們不要再把他往火坑里推了，你們誰有本事誰去當英雄，稼祥就是愿意平平安安地當個老百姓。’稼祥有時也批評我對彭德懷的態度不好。我對他說：‘這可是關系到我們共同命運的大事，你得聽我的。在黨內有什么意見可以正常地提，不要故意和別人鬧別扭。’我已經看出，多年來毛主席對彭德懷的態度是作了最大忍耐的。彭德懷對毛主席毫不尊重，指著鼻子罵毛主席，連王稼祥回來都對我說：‘老彭太過份了，怎么能那樣對待毛主席呢?他好像仗著什么人的勢力這樣做，我沒有理睬他。他那不是在搞政治，而是要整毛主席。’稼祥才是真正地維護毛主席的威望的。廬山會議本來就是要作自我批評的，結果彭德懷那么一鬧，會議轉向了。王稼祥那時也可以和彭德懷講幾句話，但是他和彭德懷沒有答一個腔。彭德懷勇氣有余，方法不足，弄得毛主席3天3夜睡不著覺，終于發動了反彭德壞的斗爭。”

　　再說八屆八中全會以后，各省、市、自治區按照毛澤東和中央的部署，開展“反右傾”斗爭，批判右傾情緒和右傾思想。

　　還有一件事必須提及，那就是胡喬木把毛澤東在全會閉幕式上講到海瑞的這個信息，馬上從山上傳給在北京的吳晗，要吳晗改寫他原來已經寫成的《論海瑞》一文。吳晗不太了解廬山的真實情況，究竟應該如何改寫，就問計于胡喬木。

　　此時，正值廬山會議閉幕，鑒于彭德懷在廬山會議上遭到批判，胡喬木為了避嫌，便在《論海瑞》一文的結尾處，加了一段罵“右傾機會主義者”的話。

　　后來，吳晗在《人民日報》發表《論海瑞》一文時，結尾部分就采用了胡喬木的這一段話，目的是要劃清海瑞與彭德懷的界線，并特別注明：“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根本不是什么海瑞”。

　　欲知毛澤東后來能否順利地實現他建設社會主義新中國的偉大理想?請諸君繼續關注本傳第八卷：亂云飛渡。

　　東方翁曰：眾所周知，在新中國剛剛建立后進行的3年朝鮮戰爭，不但延緩了中國的經濟恢復和發展，而且還意外地使自己背上了13億美元的戰爭外債。即使在這樣的條件下，毛澤東從1954年開始，領導全國人民在國民經濟迅速恢復和發展的基礎上，開展了卓有成效的社會主義改造運動，開展了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僅僅在建國后的9年間(包括半年大規模的國內戰爭和3年抗美援朝戰爭在內)，就在世界的東方初步建立起來了一座社會主義社會的擎天大廈，使中國終于成為獨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政治強國，實現了毛澤東“敢上九天攬月”的宏偉志向。這的確是人類歷史上空前絕后的事情!盡管在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中，出現了一些不該出現的浮夸風和共產風，但中國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所出現的經濟騰飛，卻是不爭的事實。且不說國民經濟全面的高速度的增長，單就鋼鐵生產方面來說，國民黨統治中國22年，每年煉鋼不過5萬噸左右，而新中國在1958年1年間就練出了合格鋼材800多萬噸。這難道不是一個奇跡么?期間，他不但先后領導了鞏固社會主義社會的各種政治運動，而且還開展了思想文化方面的斗爭，并初步提出了他在青年時期就立志要進行的教育革命、文化革命的重大命題。當然，在國內和國際兩方面的特殊歷史條件下，毛澤東以后要完成這些偉大的志向、理想、理論和實踐，毋庸置疑，是要遠比他搞戰爭、搞政治、搞經濟艱難得多了。這也正是本傳在后邊的三卷中，要著力描述那個時期的歷史事件的重要原因。

　　再版《毛澤東大傳》實體書，一套全5冊共十卷，417萬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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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東方直心，聯系方式：13937776295，QQ：2425751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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