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李敦白出生于美國中產階級家庭。二戰結束時他來到中國，成為一位頗具傳奇色彩的美籍中共黨員，開始了他投身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動蕩起伏的三十五年歷程。他與我黨許多高級領導人，包括宋慶齡、毛澤東、江青、周恩來、劉少奇、陳毅、王光美、任弼時、鄧小平、王震、李先念、朱镕基等，都有私人交往;他與中國共產黨密切合作，親眼目睹很多高層發生的事情。新中國即將成立之時，他被懷疑成特務關押六年，后來作為外國專家投入工作，“文革”中紅極一時，成為廣播局造反派頭號人物。上世紀八十年代回美國后，他又轉型為成功的商人。2013年，李敦白與《近代史研究》雜志主編徐秀麗一起，共同完成了《我是一個中國的美國人——李敦白口述歷史》(九州出版社出版)，書中，他以“一個中國的美國人”的視角，以及罕有的誠實坦率，講述了他在中國的非凡經歷。

　　宣化店“告密”

　　我是1945年11月調到上海的，只過了差不多三個月，我又一次面臨退伍回國。這一次，如果我想留在中國，只有一個辦法，就是在當地找到合法的工作，這樣的話，軍方將準許我就地退伍。宋慶齡給聯合國善后救濟總署衛生部的副主任撒克斯寫信介紹我的情況，請他給我安排一個工作。這是位相當不錯的左派人士，后來曾在世界衛生組織任職，他給我安排了救濟總署視察員的職位。

　　我的工作是監督聯合國提供的救濟物資(主要是糧食)的分發工作，及時發現并向總部報告其中的貪污腐敗和不公行為。擔任這個職位后的第一次出差，是到湖南分發救濟物資。這一趟行程中，中國農村的貧窮，災民的悲慘絕望，國民黨中下級官員與地方勢力相互勾結中飽舞弊、欺壓災民的黑暗，觸目驚心。從湖南回來不到一個月，我接到了新的任命，這一次，是到共產黨李先念部駐扎的湖北省禮山縣(今大悟縣)宣化店擔任救濟總署的駐地代表。

　　我于1946年4月初到達宣化店，5月底離開，沒有想到，我在無意中進入了中國全面內戰爆發前的漩渦中心，而且做了一點揭發美國政府代表陰謀的事，對中共有一點幫助，這既是我后來被接受的重要原因，也讓我一生引以為自豪。

　　進宣化店之前，我先到漢口接頭。國民政府行政院救濟總署湖北分署的署長是周蒼柏，就是著名歌唱家周小燕的父親，副署長是楊顯東，他在解放后擔任過農業部副部長，后來我們關系一直很好。在他們的領導下，湖北分署嚴格執行聯合國提出的戰后救濟“不分政治、不分地域、不分宗教”，“只要有難，就要幫助”的原則，沖破阻力，曾向中原解放區運送了奶粉、罐頭、服裝等物資，部分緩解了李先念部的困難，但據我所知，由我押運的面粉是進入中原解放區的第一批糧食。

　　一到宣化店，我感覺到了一個完全不同的天地，好像來到另一個中國，這里的人的精神面貌，與昆明和上海完全不同，他們相互之間的親切，他們嚴肅認真的舉動中體現出來的莊嚴感，讓我起敬，也讓我有一種回家般的舒適感覺。當時中原解放區被國民黨大軍包圍，吃的東西很困難，戰士每天喝兩頓粥，而且很稀薄，稱為“月亮粥”。他們給我一個勤務員，稱“小鬼”，小鬼每天釣魚給我吃。我去定遠店視察、分配救濟物資的前一天晚上，這個小鬼一宿未睡，做烙餅作為我們路上的干糧，天一亮就跟我出發，毫無怨言。這在解放區是普遍的，不是特例。老百姓在路邊看到新四軍，都是很羨慕的神色，完全不怕，不像國統區民眾見到官和當兵的都很害怕，站到一邊，躬著身，令人壓抑。這種感覺不是我所獨有，同時到過國統區和解放區的人都有類似體會。后來我到張家口，第一天就碰到一個姓麥當勞的美國上校，他是美軍聯絡處的負責人，他跟我講這些人多好多好，跟南京完全不同，沒有貪污，關心老百姓，盡力幫助他們生產。停了一會，他說：可是我們還是得消滅他們。我問為什么，他說，因為如果他們掌權了，會跟蘇聯結合在一起，反過來打我們。

　　我在宣化店如魚得水，救濟物資的分配公平合理，中原解放區的領導李先念、王震等人樸實親切，我跟李師長和王震將軍都結下了深厚的情誼，經常出入他們的司令部，跟他們一起吃飯聊天。與王震將軍尤其性情相投。這是個直率威猛的軍人，真誠熱情，重視友誼。

　　但我也能感覺到，戰爭的陰云正在向宣化店的上空聚攏，軍事沖突的消息時有所聞。5月初，我聽到一個消息，周恩來副主席將與馬歇爾將軍的代表、北平軍調部執行處處長白魯德將軍以及國民政府軍令部部長徐永昌的代表、軍事委員會委員長武漢行營副參謀長王天鳴將軍一起到宣化店視察。

　　周副主席，這個昆明和上海地下黨口中神一般的人物，他會是什么樣子的呢?他們會給宣化店和中國的未來帶來什么呢?我充滿期待。

　　5月8日，聽說他們終于要到達了，宣化店的人們做好了歡迎的準備，神色緊張而興奮，聚集在村口迎候三方視察小組成員以及隨行的龐大記者團。我同樣興奮難耐，然而不巧的是，他們到達的時候，我卻在一個茅廁里。

　　我剛要從廁所出來，一個佩戴準將軍銜的美國人走了進來。我們都怔了一下，我問道，你一定是白魯德將軍吧?突然在一個中國共產黨占領區的簡陋茅廁里迎面碰上一個美國人，可以想象他的驚奇。他問，你在這兒干什么?我作了自我介紹，并給他看了我的工作證，隨后表示，我正感到為難，我帶著聯合國的救濟物資到這里，但看起來這里像要打仗，我是應該離開呢，還是運送更多的物資進來?很顯然，這些被圍困的人很需要糧食和其他物資。他同情地看了我一眼，然后說，告訴你吧，我剛從滿洲(東北)回來。在那兒，共產黨占了壓倒的優勢，國軍對他們沒有辦法。但在這個地方，國軍占了優勢，我們準備讓他們消滅共軍。

　　我非常吃驚。我大概知道中原解放區面臨的局面，李先念部大約有六萬人，其中包括大量的家屬、學生、傷病員等非戰斗人員，包圍他們的國民黨軍隊卻有三十多萬人。共產黨方面對國民黨圍殲中原部隊的圖謀時有揭露，中原沖突也引起軍調小組的高度關注，三位重要人物和記者團的到來就是明證。我原來以為，軍事調處能夠解決問題，現在看來，這恐怕是一種幻想，更可怕的是，中原局的領導人中間恐怕也有人相信軍事調處能夠收到實效。

　　我得把這個消息盡快告訴李師長，但難以找到合適的機會。對于這一天的具體經過和細節，時隔近七十年，我已經有些模糊了。我記得，當天晚上，在一個漆黑的祠堂里舉行了由三方代表和一些干部參加的會議，我也在場，陪我坐在一起的是新四軍派給我的翻譯駱叔平(音)，他曾在美國福特汽車公司工作過。我清晰地記得那些發出昏暗光亮的豆油燈。李先念最先發言，他列舉了國民黨軍隊進攻中原解放區的種種事實，然后是王天鳴發言，他說新四軍是我們的兄弟部隊，政府方面絕對沒有圍殲共產黨中原部隊的意圖，周恩來馬上抓住他的話，說我們歡迎王將軍的發言，在座的每個人都可以見證。

　　散會之后，在回宿舍的路上，我碰到李師長提著燈籠送周恩來回住處，他把我介紹給周，我們交談了幾句。一直到第二天上午三人視察組離開后，我才到師部將白魯德將軍的話告訴了李先念。他當時沒說什么，但幾個月后我們都到了延安，他對我說，非常感謝你提供的情況，雖然我們對國民黨的意圖已有防備，但有的同志，如中原局的代理書記鄭位三，對美國抱有幻想，認為美國人不會讓國民黨發動內戰，我的“告密”不但讓他們在與國民黨的斗爭中增加了一點底氣，而且有利于說服自己的同志，取得一致。

　　對于這件事，我想特別聲明我的觀點。有些自以為愛國的美國人，認為我這樣做是對美國的“背叛”。這完全是不了解美國人民真正的優良傳統。按照這種傳統，不是簡單地說，“不管國家做得對不對，我都得跟著擁護”;而是說，“我應該盡力使我的國家做得對”。我認為，我當時竭力支持中國人民來推翻最腐敗反動的制度，正是美國人民的優良傳統所要求的，而背叛這種傳統的，正是企圖支撐中國黑暗統治的少數美國人。

　　到延安去

　　我到上海找到了普萊士，一起坐國民黨的飛機到了北京南苑機場，再到協和醫院(北平軍調部的辦公地點)找中方代表葉劍英，然后又找了美方代表饒伯森，請他準許我搭機赴延安。這個人后來當過美國的助理國務卿，特別反動。饒伯森說什么也不讓我搭乘美軍飛機。當時美軍飛機每周六飛延安，周一飛回，到張家口也有飛機。據我所知，我是唯一一個被拒絕的美國人。斯特朗是紅色人物，普萊士是紅色人物，她們都被允許搭機去延安，只有我不行，葉劍英親自跟他交涉也不行。我不知道這是為什么，猜測是我揭發的湖南救濟分署的美籍負責人跟他說了什么。

　　葉劍英給我開了介紹信，讓我坐火車去張家口。

　　走到康莊，我們上了解放區的火車。一上“自己的”火車，就像到宣化店那樣，我覺得進了天堂。車上的乘務員都很熱情，過來跟我拉話。到張家口下了火車，過來幾個年輕的軍人，厲聲叫我站住，問你是什么人，誰讓你來的，到這兒來干什么?你還帶了個女的，是你什么人?非常嚴厲。我剛在青龍橋拿洋大爺脾氣嚇住了國民黨官兵，這套在這兒當然用不上，我也不會用，相反，我心里真高興，這里的人不會因為你的鼻子高就對你另眼相看，我覺得他們很有尊嚴。正說話間，晉察冀軍區政治部副主任、獨臂將軍蔡樹藩帶人來了，隆重歡迎我。　　我在張家口待了一個星期，采訪、參觀、座談，然后他們安排我回北平。我已經聯系好了美軍飛機。那個麥當勞上校很通情達理，所以沒問題。離開的前一天晚上，聶榮臻司令員設宴招待我和普萊士(她是否先去了延安，現在已記不清了，但我記得曾在張家口陪她參觀，給她翻譯。)在餐桌上，聶司令員問我：我要是把你扣下來，你覺得怎么樣?我問：我留下來干什么?他說：我們需要工程師。我說我不是工程師。他解釋道：我們需要架橋的工程師，這座橋梁將架在中美兩國人民之間。原來，張家口正準備開通面向美國的英語口語廣播，需要一個以英語為母語的人進行校對和潤飾工作。一聽這話，我很高興，馬上答應留下來。我的東西都還在上海，那也不管了。

　　從此，我加入了中國革命的隊伍，而且與新聞廣播事業結下了一輩子的緣分。

　　我在張家口工作了一段時間之后，朱總司令親自發電報調我去延安新華社工作。1946年10月19日，經過長途跋涉，我終于到達了延安。關于延安歲月的種種，我在回憶錄中已經有所敘述，不再詳談，但我想特別講一講我的入黨問題。

　　聶司令員問我留下來有什么條件，我說，如果我留下來參加中國革命，我希望加入中國共產黨。因為，如果留在根據地，意味著我將跟外界隔絕，若不入黨，則內部情況也將被隔絕。不久，軍區有位領導找我談了話，說他們已經向上級請示，并獲得李先念、王震的介紹，決定讓我參加支部的學習會，但不參加生活會。這樣，我就成為“半截”黨員。到延安后，中央組織部副部長安子文找我談話。他說，中央有個不成文的規定，外籍人士加入中共，需要得到書記處五位書記即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任弼時的批準，我已經獲得批準了。他問我有什么要說的，我說：我這個人，按中國的標準，不是一個好的共產黨員，但我愿意學習。他有點意外，我怎么會說自己不是好黨員。但我確實是真心話，我就是比他們差遠了。

　　我被批準入黨了，但我這個黨員不同于一般黨員，安子文讓我跟新華社干部科副科長丁拓聯系，沒有公開宣布我的黨員身份，但實際上清涼山大家都知道這件事。我參加黨支部會議，但不參加與運動有關的會議，也不參加更高級別的黨員大會，至于閱讀黨內文件，那個時候我根本不知道有黨內文件這種東西。我想我是被看作候補黨員，或者連候補黨員都不如，只是一種特殊安排。我的黨齡從1946年算起。入黨時我寫了個自傳，不記得填過什么表。

　　領受“特殊任務”

　　我一生中領受過兩次通向監獄的“特殊任務”，第一次是1949年初在東柏坡。

　　我在東柏坡是突然被抓的，那應該是1949年2月中下旬。當時遼沈戰役和平津戰役已經勝利結束，北平和平解放，我們正期待著早日前往北平。我突然接到通知，讓我到廖承志處報到。我興沖沖地到達后，他給我看了一份由劉少奇簽署的命令，讓我和一位中央領導同志一起到北平執行特殊任務。我以為，即將承擔的任務一定與處理中共跟美國的關系有關，很可能是為即將建立的新政權溝通與美國的外交關系。我很激動，我終將承擔歷史賦予我的重要使命，終將在中國歷史和世界歷史上留下自己身影。我匆匆忙忙地回宿舍收拾了幾件衣服和盥洗用具。沒時間跟妻子魏琳告別了，我留了一張紙條給她，說我先走一步，我們很快就會在人民的新北平見面。

　　與我同行的這位“中央領導同志”就是師哲。我上了師哲的吉普車。我很高興與他同行，我們原來就認識，我的印象中，他是位很和氣的老革命。事后回想，有兩件事比較特別。第一件，出發前，我正跟廖承志聊天時，新華社記者丁明拿著一個塔斯社的電報跑進來，說“臭名遠揚的美國特務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莫斯科被捕并被驅逐出境”;另一件是告別時廖承志擁抱我，說小洋鬼子，不要太擔心，事情總會搞清楚的，你可不要像“劉備進荊州”那樣。按說這兩件事都是非同尋常的，斯特朗我那么熟悉，怎么可能是美國特務?而我雖然看了《三國演義》，劉備進荊州是怎么回事卻毫無印象。照常理，這兩件事我都應該問一下，但我正沉浸在高度興奮中，腦子自動屏蔽了這些疑問。

　　車上還有一個年輕的干部，后來知道他姓徐，別人叫他徐科長。師哲坐后排，年輕干部開車，我坐副駕位。我們的吉普車越過滹沱河，往北開了一段，車上還聊起剛剛聽到的斯特朗被驅逐出境的事，師哲顯得很吃驚的樣子問我“真的嗎”?走了一會，年輕干部突然說：糟糕，我忘了拿暖壺，路上沒有茶喝。師哲說：路途很遠，還是回去拿吧。吉普車調了個頭，再次越過滹沱河，到了一個聽起來叫“懷社”的村子的一個地主大院門口，他們倆走了進去，讓我坐在車里等。過了一會，年輕人出來對我說：師哲同志有點事，要耽擱幾分鐘，你不如進來喝茶吧。

　　我下車，走進這個大院。院里有東西兩個耳房，他把我帶到左邊的耳房，讓我坐在桌邊，說他去拿茶。這時，外面石板地上傳來“篤、篤、篤、篤”的聲音，我不知道是什么。正猜疑間，門忽然被推開，進來一個杵拐杖的人，他戴著很厚的眼鏡，鏡片后面的眼睛瞪得像銅鈴。我以前從未見過此人，后來聽說好像是劉少文———我就見過他這么一次。他兩眼瞪著我，說：李敦白，我以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的名義逮捕你，你受美帝國主義的指派前來破壞中國革命!

　　好像頭上被狠狠打了一棍，頓時天旋地轉，只覺得整個屋子飛速轉動，眼前星星亂飛，還感覺腦子里被什么東西使勁拽了一下。不，我沒覺得他在開玩笑，我不認識他，而且他的態度非常嚴厲。馬上上來幾個士兵，把我衣服都扒了，有一個還扒開我的嘴檢查，發現有個補過的牙，我很怕他們會把那顆牙挖出來，幸好沒有，士兵只報告了這個情況。他們讓我穿上黑色的衣褲，把我推到右邊的耳房。這間屋子的窗戶被木板釘得嚴嚴實實，里邊一團漆黑。

　　在哨兵把我推過院子時，我哭了起來。哨兵對我說：沒有關系嘛，有什么問題，組織上不會解決嗎?他的話給了我另外的信息，震驚之中又添加了迷惑。

　　幾分鐘后，又把我帶回左邊的屋子，開始審訊。一起乘車的那個年輕軍官主審，師哲在場。師哲說，我們對你的情況一清二楚，現在就看你自己的態度，我們的政策是坦白從寬，抗拒從嚴。這條以后全國人民都知道的政策當時就有。然后問，你的全名怎么拼寫?我對師哲說你們搞錯了，我不是這樣的人。他大發脾氣，說你把我們看成鄉下佬，笨蛋，把自己看得很高明，你以為我們沒事干呢!他還說，你是敵人對準我們的一把刀，我們現在要把刀口轉過來指向敵人，如果你痛痛快快地交代，把你的特務關系都說清楚，我們上車繼續去北平，這個小屋子里發生的事情，將永遠不會有人知道。這是第一條道路，你還有第二條道路可以選，就是拒絕交代，不過，我們有辦法讓你講，你最后一定會講。說到這兒，他拍拍自己的身子，接著說：但是，你會受不了!我立即抓住了這句話，說：你們威脅我，要給我上酷刑。他馬上退縮了，說：不是，我不是這個意思，即使我們想這么做，毛主席也不會允許。

　　后來我說，我愿意把我知道的一切都說出來，毫無保留。師哲說，我們不需要你長篇大論胡說八道，你只要交代你的特務關系就行了。他還說，我們知道你到解放區以后沒有干過壞事，有些特務來了，受到感化，或者出于膽怯，沒有干原來想干的事，我們只要你交代你的關系。我巴不得有什么東西可以交代，但沒辦法，我確實沒有這樣的“關系”。后來我在美國講演，還跟聽眾開玩笑，說最好大家事先準備好可以交代的材料，萬一哪天被捕就有得說了。就這么翻來覆去地審問了一天。中間師哲還用很輕蔑的口吻對我說，你們美國人最看重的是自己的生命，另外就是女人、美酒。我不同意他的話，我說我們美國人同樣可以為正義事業獻身，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與日本爭奪太平洋島嶼的戰爭，美國人多么勇敢，多么不怕犧牲。師哲聽后沒有反駁。他只參加了第一天的審訊，后來都是那個年輕人審。他不讓我交代問題，只反復講“坦白從寬，抗拒從嚴”這兩句話，叫我端正態度，說只要態度端正了，接下去的事很容易辦。

　　端正態度花了幾個星期，沒什么效果。徐科長就說，你說你要交代，那好吧，你說，我給你記下來，但我們的耐心是有限的。我開始講，從頭講起，特別是自己認為可疑的事情，我都提了，怕日后查出來更說不清。比如我有個表兄，其實我們沒見過幾次面，他是個律師，也是個FBI。我還講了跟斯特朗的關系，他裝作沒興趣。

　　先后大概講了兩三個星期，也不是每天講。我當時思想上有很大的迷惑，一直搖來擺去，搖來擺去，一會兒覺得他們搞錯了，一會兒又覺得他們是在考驗我，是一種特殊形式的整風。我在新華社的朋友和熟人，幾乎都在整風運動中挨過整，有的神經衰弱，有的不再能夠寫作，只能改行攝影之類的工作，有的戰戰兢兢什么都怕。我對自己說，他們搞錯了，但我不能埋怨黨，那樣的話我這個人就變了，就不是原來的我了。我也不能被整垮，那樣的話離開這里之后就不能正常工作了。我也想到，把我搞錯的事傳出去對中國共產黨、對中國革命影響不好。

　　我坐在黑屋子里，覺得非常苦悶，搞不清究竟是怎么回事，不明白徐科長為什么翻云覆雨，腦子高度緊張。就在這個時候，哨兵拿了兩片白色的小藥片給我吃，說我們發現你最近感冒了，這是給你的藥，我說我沒感冒，他說反正你得吃藥，不吃就灌。此后，每天三次、每次兩片讓我吃藥。記不清吃了多長時間，因為腦子亂了之后就不知道是否繼續吃了。

　　這一亂，就亂了幾個月。出現種種幻覺。我吃蟲子，吃泥土，什么都吃，我還亂鬧，等醒來，手銬已去掉，手腕上鮮血淋漓。可是，在頭腦混亂中，我仍然有一種非常悲痛的感覺，每天晚上都覺得第二天不會再醒來。那段時間，可以說和死神同寢。

　　夏天，我被裝上一輛蓋著氈布的日本卡車，運到北京，關進北京市第二監獄。當然，當時我并不知道自己到了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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