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李敦白出生于美國中產階級家庭。二戰結束時他來到中國，成為一位頗具傳奇色彩的美籍中共黨員，開始了他投身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動蕩起伏的三十五年歷程。他與我黨許多高級領導人，包括宋慶齡、毛澤東、江青、周恩來、劉少奇、陳毅、王光美、任弼時、鄧小平、王震、李先念、朱镕基等，都有私人交往;他與中國共產黨密切合作，親眼目睹很多高層發生的事情。新中國即將成立之時，他被懷疑成特務關押六年，后來作為外國專家投入工作，“文革”中紅極一時，成為廣播局造反派頭號人物。上世紀八十年代回美國后，他又轉型為成功的商人。2013年，李敦白與《近代史研究》雜志主編徐秀麗一起，共同完成了《我是一個中國的美國人——李敦白口述歷史》(九州出版社出版)，書中，他以“一個中國的美國人”的視角，以及罕有的誠實坦率，講述了他在中國的非凡經歷。

　　我這個二戰老兵雖然沒有打過一天仗，但終于還是來到了中國，那是1945年9月15日，我們坐飛機飛越駝峰，來到了昆明。戰爭結束，美國兵開始退伍，許多人急著回家，而我們的服役期還沒滿，就讓我們來中國頂替一部分老兵。

　　到昆明兩個月之后，我就接到了退伍的命令，我的服役期已滿。那時我已經和昆明的中共地下黨接上頭，地下黨負責人之一李國華曾告訴我，毛主席正在學英文，他沒有好的英文老師，建議我到延安去教毛主席學英語。我找到負責本部門工作的上校，對他說：很多人都急著走，而我愿意留下來繼續服務，我的中文技能看來也派得上用場。他回答：“嗨，命令就是命令。”我不甘心。那天晚上路過司令部，見還亮著燈，就闖了進去，向司令官亨利·歐雷德將軍(General Henry Aurand)介紹了自己，表示愿意在中國再服務一段時間。他說：“你把命令撕了，而且任何別的命令都不用理會，除了把你調到上海陸軍總部的命令。”真棒!

　　跟歐雷德將軍談話不久，我就被調到了上海陸軍總部，還是做賠償損失的工作。

　　上海讓人苦悶極了，但我通過李國華的介紹信，找到了徐邁進，通過他，又見到了廖夢醒、宋慶齡、陶行知等人，就覺得很有意思。

　　徐邁進托我辦過一些事。最危險的一次，是托我買一臺大功率的收音機，這是違禁品。我們在公共汽車上交接，我把包好的收音機放在座位上，他上車后坐在收音機的另一邊，下一站抱著下車，我仍留在車上。車開動后，我看到一個警察走近徐邁進，心都提到了嗓子眼了，覺得這下完了。回到住處不久，接到徐邁進的電話，問他怎么回事，他說警察向他借火。虛驚一場。我在軍人福利社給夏衍買過許多次香煙，他喜歡的駱駝牌，一條一條地送，但我沒見過他，是徐邁進托我買的。解放后在北京第一次見面，我還開玩笑說他欠我好多駱駝。文學方面，我沒有讀過魯迅的書，不過給他兒子買過無線電愛好者手冊，也是徐邁進托我的;讀了茅盾的《子夜》、《腐蝕》和一些短篇小說，特別喜歡。“第三條道路”的著名人物，跟章伯鈞談過一次;沒見過羅隆基，但特別佩服他，覺得他特別會遣詞造句，像形容國共關系的“談不下就打，打不下就談”，很傳神。

　　我在宣化店擔任救濟總署的駐地代表

　　我是1945年11月調到上海的，只過了差不多三個月，我又一次面臨退伍回國。這一次，如果我想留在中國，只有一個辦法，就是在當地找到合法的工作，這樣的話，軍方將準許我就地退伍。宋慶齡給聯合國善后救濟總署衛生部的副主任撒克斯(Dr.Mike Sachs)寫信介紹我的情況，請他給我安排一個工作。這是位相當不錯的左派人士，后來曾在世界衛生組織任職，他給我安排了救濟總署視察員的職位。

　　我的工作是監督聯合國提供的救濟物資(主要是糧食)的分發工作，及時發現并向總部報告其中的貪污腐敗和不公行為。擔任這個職位后的第一次出差，是到湖南分發救濟物資。這一趟行程中，中國農村的貧窮，災民的悲慘絕望，國民黨中下級官員與地方勢力相互勾結中飽舞弊、欺壓災民的黑暗，觸目驚心。從湖南回來不到一個月，我接到了新的任命，這一次，是到共產黨李先念部駐扎的湖北省禮山縣(今大悟縣)宣化店擔任救濟總署的駐地代表。

　　我于1946年4月初到達宣化店，5月底離開，沒有想到，我在無意中進入了中國全面內戰爆發前的旋渦中心，而且做了一點揭發美國政府代表陰謀的事，對中共有一點幫助，這既是我后來被接受的重要原因，也讓我一生引以為自豪。

　　一到宣化店，我感覺到了一個完全不同的天地，好像來到了另一個中國，這里的人的精神面貌與昆明和上海完全不同，他們相互之間的親切，他們嚴肅認真的舉動中體現出來的莊嚴感，讓我起敬，也讓我有一種回家般的舒適感覺。當時中原解放區被國民黨大軍包圍，吃的東西很困難，戰士每天喝兩頓粥，而且很稀薄，稱為“月亮粥”。他們給我一個勤務員，稱“小鬼”，小鬼每天釣魚給我吃。我去定遠店視察、分配救濟物資的前一天晚上，這個小鬼一宿未睡，做烙餅作為我們路上的干糧，天一亮就跟我出發，毫無怨言。這在解放區是普遍的，不是特例。老百姓在路邊看到新四軍，都是很羨慕的神色，完全不怕，不像國統區民眾見到官和當兵的都很害怕，站到一邊，躬著身，令人壓抑。這種感覺不是我所獨有，同時到過國統區和解放區的人都有類似體會。后來我到張家口，第一天就碰到一個姓麥當勞的美國上校，他是美軍聯絡處的負責人，他跟我講這些人多好多好，跟南京完全不同，沒有貪污，關心老百姓，盡力幫助他們生產。停了一會兒，他說：可是我們還是得消滅他們。我問為什么，他說：因為如果他們掌權了，會跟蘇聯結合在一起，反過來打我們。

　　我在宣化店如魚得水，救濟物資的分配公平合理，中原解放區的領導李先念、王震等人樸實親切，我跟李師長和王震將軍都結下了深厚的情誼，經常出入他們的司令部，跟他們一起吃飯聊天。與王震將軍尤其性情相投。這是個直率威猛的軍人，真誠熱情，重視友誼。

　　但我也能感覺到，戰爭的陰云正在向宣化店的上空聚攏，軍事沖突的消息時有所聞。5月初，我聽到一個消息，周恩來副主席將與馬歇爾將軍的代表、北平軍調部執行處處長白魯德將軍(General Henry Byroade)以及國民政府軍令部部長徐永昌的代表、軍事委員會委員長武漢行營副參謀長王天鳴將軍一起到宣化店視察。

　　周副主席這個昆明和上海地下黨口中神一般的人物，會是什么樣子的呢?他們會給宣化店和中國的未來帶來什么呢?我充滿期待。

　　“告密”：揭發美國政府代表陰謀

　　5月8日，聽說他們終于要到達了，宣化店的人們做好了歡迎的準備，神色緊張而興奮，聚集在村口迎候三方視察小組成員以及隨行的龐大記者團。我同樣興奮難耐，然而不巧的是，他們到達的時候，我卻在一個茅廁里。

　　我剛要從廁所出來，一個佩戴準將軍銜的美國人走了進來。我們都怔了一下，我問道，你一定是白魯德將軍吧?突然在一個中國共產黨占領區的簡陋茅廁里迎面碰上一個美國人，可以想象他的驚奇。他問，你在這兒干什么?我作了自我介紹，并給他看了我的工作證，隨后表示，我正感到為難，我帶著聯合國的救濟物資到這里，但看起來這里像要打仗，我是應該離開呢，還是運送更多的物資進來?很顯然，這些被圍困的人很需要糧食和其他物資。他同情地看了我一眼，然后說，告訴你吧，我剛從滿洲(東北)回來。在那兒，共產黨占了壓倒的優勢，國軍對他們沒有辦法。但在這個地方，國軍占了優勢，我們準備讓他們消滅共軍。

　　我非常吃驚。我大概知道中原解放區面臨的局面，李先念部大約有六萬人，其中包括大量的家屬、學生、傷病員等非戰斗人員，包圍他們的國民黨軍隊卻有三十多萬人。共產黨方面對國民黨圍殲中原部隊的圖謀時有揭露，中原沖突也引起軍調小組的高度關注，三位重要人物和記者團的到來就是明證。我原來以為，軍事調處能夠解決問題，現在看來，這恐怕是一種幻想，更可怕的是，中原局的領導人中間恐怕也有人相信軍事調處能夠收到實效。

　　我得把這個消息盡快告訴李師長，但難以找到合適的機會。對于這一天的具體經過和細節，時隔近七十年，我已經有些模糊了。我記得，當天晚上，在一個漆黑的祠堂里舉行了由三方代表和一些干部參加的會議，我也在場，陪我坐在一起的是新四軍派給我的翻譯駱叔平(音)，他曾在美國福特汽車公司工作過。我清晰地記得那些發出昏暗光亮的豆油燈。李先念最先發言，他列舉了國民黨軍隊進攻中原解放區的種種事實，然后是王天鳴發言，他說新四軍是我們的兄弟部隊，政府方面絕對沒有圍殲共產黨中原部隊的意圖，周恩來馬上抓住他的話，說我們歡迎王將軍的發言，在座的每個人都可以見證。

　　散會之后，在回宿舍的路上，我碰到李師長提著燈籠送周恩來回住處，他把我介紹給周，我們交談了幾句。一直到第二天上午三人視察組離開后，我才到師部將白魯德將軍的話告訴了李先念。他當時沒說什么，但幾個月后我們都到了延安，他對我說，非常感謝你提供的情況，雖然我們對國民黨的意圖已有防備，但有的同志，如中原局的代理書記鄭位三，對美國抱有幻想，認為美國人不會讓國民黨發動內戰，我的“告密”不但讓他們在與國民黨的斗爭中增加了一點底氣，而且有利于說服自己的同志取得一致。

　　美軍飛機拒絕載我去延安

　　做了一段時間的聯合國救濟總署視察員之后，我覺得很苦悶。國民黨統治區的事情太黑，又找不到去解放區工作的辦法，除此之外，我所擔任的職位也讓我感覺不妙。

　　看來只能回美國去了。我訂了船票，去跟宋慶齡、廖夢醒告別，宋慶齡卻建議我去南京與周恩來道別，說既然你們已經在宣化店認識，就去告個別吧。我去了南京，在梅園新村見到周副主席和小超大姐，周恩來說，你不要急著走，等我設法讓你去延安，親自去見毛主席，看看我們老區的建設和學校，這樣你回美國就有豐富的材料可講可寫了。我對他說，如果有機會留在延安工作，我很愿意，他說這個到時候再說。他告訴我，有一個叫普萊士(Mildred Price)的美國人正在上海，她要去延安，可以設法帶我前往。

　　我到上海找到了普萊士，一起坐國民黨的飛機到了北平南苑機場，再到協和醫院(北平軍調部的辦公地點)找中方代表葉劍英，然后又找了美方代表饒伯森(Walter Roberson)，請他準許我搭機赴延安。這個人后來當過美國的助理國務卿，特別反動。饒伯森說什么也不讓我搭乘美軍飛機。當時美軍飛機每周六飛延安，周一飛回，到張家口也有飛機。據我所知，我是唯一一個被拒絕的美國人。斯特朗是紅色人物，普萊士是紅色人物，她們都被允許搭機去延安，只有我不行，葉劍英親自跟他交涉也不行。我不知道這是為什么，據猜測是我揭發的湖南救濟分署的美籍負責人跟他說了什么。

　　葉劍英給我開了介紹信，讓我坐火車去張家口。我在張家口待了一個星期，采訪、參觀、座談，然后他們安排我回北平。我已經聯系好了美軍飛機。那個麥當勞上校很通情達理，所以沒問題。離開的前一天晚上，聶榮臻司令員設宴招待我和普萊士(她是否先去了延安，現在已記不清了，但我記得曾在張家口陪她參觀，給她翻譯)。在餐桌上，聶司令員問我：我要是把你扣下來，你覺得怎么樣?我問：我留下來干什么?他說：我們需要工程師。我說我不是工程師。他解釋道：我們需要架橋的工程師，這座橋梁將架在中美兩國人民之間。原來，張家口正準備開通面向美國的英語廣播，需要一個以英語為母語的人進行校對和潤飾工作。一聽這話，我很高興，馬上答應留下來。我的東西都還在上海，那也不管了。

　　從此，我加入了中國革命的隊伍，而且與新聞廣播事業結下了一輩子的緣分。

　　內容提要

　　李敦白秘密加入美國共產黨，二戰結束時來到中國，開始了他投身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動蕩起伏的三十五年歷程。他與許多高級領導人，包括宋慶齡、毛澤東、江青、周恩來、劉少奇、陳毅、王光美、任弼時、鄧小平、王震、李先念、朱镕基等，都有私人交往;他與中國共產黨密切合作，并親眼目睹很多高層發生的事情，敘述中他披露了領袖人物在生活與工作中的大量細節。他以“一個中國的美國人”的視角、罕有的誠實坦率，講述了他在中國的非凡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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