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從具體論點來看，《特權》作者僅以蕭軍日記中一些似是而非和道聽途說的現象為論據，就認為延安時期存在不平等和領導者的特權，這樣的觀點是站不住腳的。因為這是用片面的、割裂的態度，對待歷史中的某些細節，而不是把這些細節放入整個歷史的宏觀發展當中去考察，不是在歷史活動的總和和全貌中找到歷史的主要方面，并以此來區分主流和支流。

　　不久前，有學者在網上發表《延安窯洞中的特權——讀蕭軍 〈延安日記1940—1945〉之一》(以下簡稱《特權》)一文，被廣為轉載。這是一篇歪曲共產黨革命歷史，抹黑圣地延安形象的歷史虛無主義之作，必須引起高度重視，進行有力反駁。

　　學界普遍認為，當前歷史虛無主義的主要表現之一是 “黨史詬病論”，即用某些片面的材料歪曲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否定或掩蓋黨史的主流和本質，否認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功績，并最終否定黨領導地位的必然性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合理性。可以說，《特權》一文是歷史虛無主義在這方面的又一代表作。

　　首先，從總的研究方法上講，《特權》作者僅用延安時期大批青年知識分子中的一兩個人的看法和記述，去解讀和反映全部歷史，這是一種非科學的個體主義方法論。個體性敘事強調對個案的展示，并習慣用個體來演繹全部，這很容易產生以偏概全、以點代面的問題。

　　延安時期的知識分子群體是非常龐大的，他們奔赴延安的個人背景和動機又很復雜。不能否認當年確實有像王實味、蕭軍這樣的文人，帶著完美的理想主義心境奔赴延安，遇到一些不如意的現實，就產生某些看法、情緒，甚至牢騷。但是這樣的人畢竟是當時知識分子中的極少數，更何況王、蕭二人當年在延安就是知識分子中的“另類”!所以，我們為什么只把眼睛和研究視野放在少數特殊人物身上，而不去關注和研究他們中的大多數和整個群體呢?退一步說，要研究個體，我們也不能只知道“內心一直在掙扎，渴望離開”的蕭軍，還要知道1939年離開延安，1940年又返回，一住就是六年的陳學昭;不僅要研究寫《野百合花》的王實味，還要研究寫《三八節有感》的丁玲，還有艾青、何其芳、舒群、塞克、柯仲平、冼星海，等等。顯然，《特權》作者研究歷史的方法違背了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所要求的客觀性和整體性原則，不是以實事求是的態度對待歷史，全面和系統地掌握歷史的相關信息，而是根據自己的好惡和需要選取和使用史料，研究和解讀歷史。

　　其次，從具體論點來看，《特權》作者僅以蕭軍日記中一些似是而非和道聽途說的現象為論據，就認為延安時期存在不平等和領導者的特權，這樣的觀點是站不住腳的。因為這是用片面的、割裂的態度，對待歷史中的某些細節，而不是把這些細節放入整個歷史的宏觀發展當中去考察，不是在歷史活動的總和和全貌中找到歷史的主要方面，并以此來區分主流和支流。

　　延安時期的陜北社會經濟非常落后，加之又是特殊的戰爭環境，共產黨和邊區政府不得不實行供給制，但是供給制又不能變成絕對平均主義，所以只能根據革命事業需要和實際可能，實行有差別、分等次的生活必需品供應制度。這種制度在實行過程中難免出現蕭軍等看不慣的事情 (筆者要指出的是，蕭日記中所記述的現象未必全是事實，有很多道聽途說的成分)，即便如此，這也只是極個別的現象。筆者查閱的有關陜甘寧的史書和資料，可以說明歷史的全貌和真實有別于此。當時的供給制主要在機關、部隊、學校及一些事業單位實行，供給的項目包括辦公費、伙食費、津貼費、糧食、被服及其他費用。邊區政府根據當時各種組織成員條件的不同，訂出了各種不同的供給及分配的條例、規定和辦法。從伙食費標準看，當時確實有大灶、中灶和小灶之分，但絕對不是只有黨的領導人及其家屬子女可以吃小灶，政府規定殘廢軍人、保育院與托兒所兒童及政府批準的文化技術人員均按照小灶標準發給。在津貼和其他生活用品的供應上也有差別，但絕對不是黨政部門和機關工作人員最高，有關文件規定對國際友人、非黨人士、文化技術知識分子和老、弱、婦、孺、病員等供給予以優待。對此，有不少當年在延安生活過的中外人士都有相同的回憶。徐懋庸在自己的回憶錄中曾說：“紅軍出身的各級領導干部，一般每月的津貼費，最高不過4—5元，而對一部分外來的知識分子，當教員或主任教員的，如艾思奇、何思敬、任白戈和我這樣的人，津貼費每月10元。1938—1939年間，延安的物價很便宜，豬肉每斤只值二角，雞蛋一角錢可買十來個，所以，這10元津貼費，是很受用的。”

　　可見，要說延安時期有特權，應該說是知識分子和文人有特權才對。那么作為文人的蕭軍等又為什么會有不滿和抱怨呢?學者朱鴻召在 《延安文人》中有精彩的分析：“應當說引起文人們關注的并不單純是供給制本身的等級與差別，而更多的是供給制帶來人們精神心理上的褊狹與勢利，這便帶來了延安文人的兩難：一方面他們受惠于生活供給制，一方面又被人理解為他們反對供給制的等級與差別，要求絕對平均主義。”

　　最后，從研究目的來說，《特權》一文表面上是歪曲延安歷史，抹黑圣地形象，實質上是否定革命，進而否定今天共產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這正是歷史虛無主義的要害所在。《特權》一文不但公開惡毒地攻擊和否定共產黨領導的革命，認為“革命并不一定消除這樣的不平等，也可能加劇這樣的不平等。依靠革命并不能限制特權，不能從制度設計上加以解決，革命只是權力更迭的手段，而無法達成革命許諾的一切美好目標。多少青年的熱血因此被榨干，多少青年的理想因此被出賣，革命成為個別人及其子孫占有并享用最多社會資源的途徑”。而且還特別強調，“毫無疑問，今日之現實與延安窯洞之間是一條直通車道，沒有任何的障礙”，一語道出了作者寫此文的真實目的。在他看來，我們今天的國家政權是共產黨延安時期的革命造就的，這個革命也只是王朝更迭，而王朝更迭是不可以解決公平、公正問題的，“最終特權還是特權，等級依然等級，在古老的土地上，平等、公正這些名詞始終停留在字面上，無法為我們日常生活所擁有……享有特權和沒有機會得到特權的大多數人，在價值觀上是同構的，都是在這個染缸中泡大的，底色在很大程度上已變得一致”。按照《特權》作者這樣的看法和邏輯，今天共產黨執政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存在也就失去了合理性和必要性。所以，我們要透過現象看本質，深刻揭示《特權》一文歷史虛無主義的本質和要害，用事實告訴人們，什么才是歷史的真相，什么才是真正的現實。

　　(作者系延安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院長、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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