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研究同樣有一個“為了誰”的問題——紀念《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全文正式發表70周年

　　劉躍進

　　延安文藝座談會是1942年5月2日至23日在延安楊家嶺中共中央辦公廳樓召開的，毛澤東同志在會上作了重要講話。1943年10月19日，為紀念魯迅逝世7周年，《解放日報》正式公開發表了《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全文。文藝為什么人的問題，是《講話》集中闡述的核心問題。《講話》鮮明地提出文藝要與群眾相結合，要為最廣大的人民大眾服務，這是革命文藝同一切舊文藝的最本質區別。同時，《講話》要求文藝為政治服務，但也沒有忽視對文藝審美屬性和特殊規律的尊重，提出“政治并不等于藝術”，“我們要求的則是政治和藝術的統一，革命的政治內容和盡可能完美的藝術形式的統一”。

　　70年來，《講話》像燈塔一樣照亮了我國革命文化運動的航程，哺育了幾代文藝工作者，對我國文學藝術、社會文化事業的繁榮和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毛澤東同志指出的這些根本性問題，不僅對文藝工作的發展具有指導意義，而且對一切思想工作、一切革命工作的發展，都具有偉大的指導意義。

　　為人民大眾服務是學術研究工作的根本宗旨

　　毛澤東同志在《講話》中把文藝為什么人的問題作為最重要的問題提出來，完全立足于當時迫切需要解決的現實問題。延安文藝工作者來自不同的地方，有著不同的出身背景和復雜的人生閱歷。對于文學藝術的一些基本問題，可以說很多同志“并沒有得到明確的解決”。毛澤東同志將這一問題作為首要問題提出來，可謂切中要害。

　　《講話》指出：文藝究竟是為什么人的?立場不同，答案自然也各不相同。作為黨的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們的文藝與黨的宗旨、任務相一致，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歷來都是十分明確的，那就是為了人民大眾。這個問題，是一個根本的問題，也是一個原則問題。在此基礎上，《講話》還就服務的方法、文藝與政治的關系、文藝批評的標準，以及知識分子的身份定位、文藝工作的創作機制等一系列關于文藝活動的重大問題，做了深刻的闡釋。

　　《講話》正確引導了當時的文藝運動，把文藝工作隊伍很好地組織了起來，推動了革命文藝的蓬勃發展;《講話》也為新中國文化事業的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是我們黨的寶貴政治財富和思想財富。延安魯迅藝術文學院，是產生人民藝術家、文化活動家的搖籃。新中國成立后，許多來自“魯藝”的文藝工作者，成為我國思想文化宣傳部門的骨干，他們發揚“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的優良傳統，在文藝服務人民方面作出了更多、更新的貢獻，堪為我們學習的楷模。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有10余位研究人員來自延安魯迅藝術文學院，他們是：何其芳、沙汀、陳荒煤、楊思仲(陳涌)、吳伯簫、毛星、朱寨、王燎熒、天藍、井巖盾、卞之琳、曹葆華等。作為第一代文學所領導班子，以何其芳為代表的文學所工作者，堅持以馬克思主義作指導，積極組織學術活動，投身于火熱的社會生活之中，在思想文化領域發揮了國家級科研機構的積極作用。20世紀80年代初，以沙汀、陳荒煤為代表的第二代文學所領導班子，依然堅持延安文藝座談會確定的學術方向，堅持學術為人民、為中央和政府決策服務的原則，積極配合中央推進思想解放，迎來了改革開放后文學學術界的春天。可以說，文學所的發展與“魯藝”密切相連，是在延安文藝座談會的精神指導下走過來的。老一代文學研究工作者的嚴謹治學態度，始終不渝地服務于社會、服務于人民的學術精神，對文學所的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

　　改革開放30多年來，隨著社會的發展和形勢的劇烈變化，在學術事業空前繁榮的同時，也存在一些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例如少數學者思想不端正、追名逐利，甚至存在學術品質不端等道德問題;學術研究本身則存在風氣浮躁、不接地氣、脫離現實和人民的現象。這些情況令人擔憂。

　　面對學術界存在的種種問題乃至亂象，我們確有必要重溫《講話》，確有必要重提學術研究“為了誰”的問題。這不僅僅是一個思想方法問題，更是一個立場問題。只有明確學術研究的根本宗旨，才能從根本上解決“為了誰、依靠誰、我是誰”這個根本問題。

　　堅持大眾化與民族化是學術研究工作的根本方向

　　學術工作者來自人民群眾，學術研究本質也是為了人民群眾，也要依靠人民群眾。如果學術研究不關注人民大眾，人民大眾又怎么會關注學術研究?樹高千尺在根深，學術研究只有立足于人民群眾，才能枝繁葉茂，欣欣向榮;如果脫離人民群眾，那就成了無根之木，凋零枯索。那么，學術工作者究竟該如何為人民大眾服務呢?《講話》的發表，“魯藝”的實踐，給我們指明了兩個方向，一是大眾化，二是民族化。

　　大眾化的方向，就是在普及基礎上的提高，在提高指導下的普及，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質。《講話》明確指出，“人民要求普及，跟著也就要求提高，要求逐年逐月地提高。在這里，普及是人民的普及，提高也是人民的提高。而這種提高，不是從空中提高，不是關門提高，而是在普及基礎上的提高。這種提高，為普及所決定，同時又給普及以指導。”這就是說，要做到文藝與學術研究真正服務于人民大眾，首先要做好普及工作，沒有普及，何來提高?但提高的最終目的仍然是為了更好的普及。

　　何其芳同志創辦文學研究所時，首先考慮的是如何做好普及工作。他根據各位專家的特長，邀請他們編選經典讀本，反復打磨，遂成精品。余冠英的《樂府詩選》《三曹詩選》《漢魏六朝詩選》，王伯祥的《史記選》，錢鐘書的《宋詩選》，俞平伯的《唐宋詞選釋》以及在他們主持下編選的《唐詩選》等，都是大專家編寫的文學讀本，前后印行數十萬冊，在社會上產生了廣泛而又深遠的影響。在此基礎上，何其芳同志又考慮如何將這些零散的普及知識加以系統化，于是仍以這些專家為核心組成團隊，發揮集體智慧，先后編纂了綜合性的《文學概論》《中國少數民族文學史》《中國文學史》《中國現代文學史》等通論性的論著，在社會上獲得廣泛的贊譽。這些專家的名字，往往是與這些文學普及讀本和綜合性論著聯系在一起的。

　　民族化的方向，就是學術研究應該關注民族的形式和特性。中國文學的形式和特性是在幾千年的發展過程中逐漸形成的，歷久彌新。因此，文學創作與文學研究也必然遵循這種形式和特性，才能有效地解決文學為什么人的問題。《講話》指出，民族化本質就是在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基礎上，批判地繼承古今中外一切優秀的文化遺產，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東西，為我們的文學創作、文學研究提供借鑒。

　　借鑒不等于照搬，更不等于創造。毛澤東同志特別提出了創造文學藝術的中國作風、中國氣派問題。如何實現這樣一個目標?1944年，毛澤東同志在延安與美國記者斯諾談話時再次強調，“繼承中國過去的思想和接受外來思想，并不意味著無條件地照搬，而必須根據具體條件加以采用，使之適合中國的實際。我們的態度是批判地接受我們自己的歷史遺產和外國的思想。我們既反對盲目接受任何思想也反對盲目抵制任何思想。我們中國人必須用我們自己的頭腦進行思考，并決定什么東西能在我們自己的土壤里生長起來”。無論是古代的遺產，還是外國的精華，最終都要經過我們自己的頭腦思考、過濾，然后決定選取哪些有益東西播種在自己的土壤中，生根結果。

　　今天，我們重提大眾化與民族化問題，其意義還不僅僅是向人民大眾傳播文學知識、文學理想，還有一個更重要的使命，就是用中國的思維、中國的形式和中國的特性來講述中國的文學，并以此作為有效途徑，宣傳和闡釋中國特色和中國夢。中國的發展道路，是由中國獨特的文化積淀、歷史傳統決定的。習總書記在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上強調要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最重要的一點，就是講清楚中華民族在5000多年的文明發展進程中創造的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這里積淀著中華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包含著中華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代表著中華民族獨特的精神標識，是中華民族自強不息、團結奮進的重要精神支柱，是我們最深厚的文化軟實力。

　　延安時期，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創造性地開辟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道路。而今，我們必須繼承這一傳統，沿著大眾化、民族化的正確方向，在積極推進文學創作、文學批評和文學研究中國化的歷史進程中，作出應有的貢獻。

　　學術工作者個人價值的實現必須與人民利益相統一

　　學術研究工作者，應該具有怎樣的價值目標和學術追求?重溫《講話》，仍然能夠獲得新的啟發。《講話》專門談到文學藝術工作者思想改造的問題，毛澤東同志希望廣大文藝工作者力戒空談，謙虛謹慎，走到火熱的社會實踐中，理論聯系實際，密切聯系群眾，改造自己的世界觀和價值觀。所謂世界觀，就是一個人對整個世界的總的看法和根本觀點。而價值觀，是對周圍的客觀事物(包括人、事、物)的意義、重要性的總評價和總看法。一方面表現為價值取向、價值追求，凝結為一定的價值目標;另一方面表現為價值尺度和準則。關于以什么作為學術生命最高價值的體現這個問題，可能有多種不同的答案。古人講“立德”“立功”“立言”，都有各自的不朽價值追求。今天的學術研究工作者，不能鉆故紙堆，一心追求個人名利的實現，或者通過嘩眾取寵來追求關注度，而是要站在時代的高度，擔起現實關懷的文化責任，彰顯學術研究工作者的文化力量，實現學術研究的真正價值。

　　范文瀾同志受業于近代國學大師黃侃，年輕時的一部《文心雕龍注》奠定了他不朽的學術地位。如果范老繼續沿著這條路走下去，他也可以成為像黃侃那樣的國學大師，在學術圈內受到贊揚。但是，他到了延安以后，把自己更多的精力用在文化傳播方面，在艱苦條件下，用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觀點方法撰寫了《中國通史簡編》，成為現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或許在一些人看來，范文瀾的這種選擇不值得。然而，與那些書齋式的學問相比，范文瀾的著作傳播得更為廣泛，起到的社會作用也更重要，黨和人民群眾對他給予了高度贊揚。事實證明，誰能贏得人民大眾，誰的學術價值就能延續得更為長久。

　　而今，確有一些學者重視個人名利，輕視文化普及工作，很少有耐心潛心磨劍，打造精品，更不愿意參加集體性項目。他們認為老一輩學術工作者從事的文學選本、文學史撰寫這類工作，多為普及性質，沒有學術個性，沒有學術含量;集體項目無法凸顯個人價值，認為只有象牙塔中的個人學術才有價值。這顯然是一種認識上的誤區。

　　誠然，學術研究是一種個性化很強的勞動，受到個人學術興趣的制約，但是，個性化勞動絕非局限于個人的生活和視野。個人生活和視野不僅有量的局限，也難免有質的局限。生活的主體是人民群眾，深入生活，必須到人民群眾中去，到火熱的現實生活中去。關注人生，就是關注最廣大的人民群眾，特別是最基層群眾的生存狀況和文化水平。只有學術工作者放下身段，深入了解人民群眾的文化訴求并且以相適應的學術成果去滿足他們，國民的總體文化水平才能獲得普遍提高。而學術工作者只有緊貼時代和人民的需要，才能擁有更為廣闊的學術視野和現實關懷，才能將學術從蒼白的象牙塔帶到充滿生機和活力的社會之中。學術研究不是一項舊社會中貴族式的個人文化消遣，它是與人民休戚相關的事業。如何處理好與人民、與時代、與國家的關系，從根本上決定著這一事業的發展、前途和命運。世界上沒有所謂抽象的、孤立的、超越于社會歷史之上的藝術發展史。重要的學術研究，無不因其深入有力地作用于社會歷史，而獲得其在學術研究上的牢固位置。

　　緬懷歷史，是為了更好地走向明天。我們紀念《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正式發表70周年，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要結合現實，繼承和發揚延安精神，深入社會實踐，密切聯系群眾，將自己的知識和才華貢獻給這個偉大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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