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都是神槍手，每一顆子彈消滅一個敵人。”對了解抗戰歌曲的人來說，這首《游擊隊歌》的旋律非常熟悉。經歷過艱苦卓絕抗戰的老一代，更知道歌詞中“每一顆子彈消滅一個敵人”之說雖有藝術夸張，更是當年嚴峻環境的要求。中國進行的抗日戰爭，是落后的農業國同工業國之間的較量，其中既有落后挨打、四億國人無奈幾十萬倭寇的慘痛經歷，又有以土槍刀矛同洋槍大炮拼搏的悲壯。當年腐敗的當權者和一些唯武器論者往往只談武器對比，為國民黨當局對日退讓政策和一系列失敗辯解。其實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敵后戰場的物質條件最為艱苦，還是靠持久的游擊戰陷敵于泥潭。如今的人們要正確地認識歷史并啟迪未來，不僅要注重概念上的定性分析，還應考察軍心士氣，并從武器的數量質量、配置和應用等方面的定量分析入手，才能很好地總結出中國抗戰的歷史經驗及教訓。

　　暴力實質上也是一種經濟力量，經濟狀態決定了中日戰爭走向和結局

　　★軍備要靠經濟和科技實力來支撐。近代中國遭受日本的戰爭侵略，重要原因是經濟落后，同時腐朽的當權者無力統籌國家財力造成一盤散沙的局面也是其一

　　★大而弱的中國對抗小而強的日本，最好的辦法便是以持久戰“熬時間”，消耗敵軍的同時又要破壞敵軍對我國的掠奪，中國共產黨領導創建的敵后戰場正好充當了完成這一戰略任務的中流砥柱

　　★中國苦戰八年不妥協、不動搖，有力地支援了盟國作戰，一些外國人將當時的援華當成“恩賜”和單方面的給予是完全錯誤的

　　唯物主義的觀點認為，暴力也是一種經濟力量，近現代國家的軍備要靠經濟和科技實力來支撐。近代中國遭受日本超過50年的戰爭侵略，重要原因是經濟落后，同時腐朽的當權者無力統籌國家財力造成一盤散沙也是其一。日本自明治維新后實行了天皇高度集權和“軍財抱合”的軍國主義體制，能夠傾國之力對外作戰。如甲午戰爭前日本的年財政收入折合5000萬兩白銀，只相當清朝的三分之二，開戰后幾個月就能依靠政府積蓄、發公債和民間捐獻等方式籌到相當1.5億兩白銀(2.2億日元)戰費。清朝因財政收入大都用以養活寄生階層，戰時僅籌集到4000萬兩經費。人稱在近現代“打仗也是打錢”，日本侵華雖花費巨資卻靠掠奪“以戰養戰”，尤其是發動“九一八事變”后利用國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輕易占領當時中國最富庶的東北，此后四年其國內產值翻了一番，中日經濟實力的對比更不利于中國。

　　舊中國缺乏近代工業，但因人口眾多還有一定的經濟總量。1936年中國工業產值約為13.6億美元，農業和手工業產值估計合50億美元。日本工業產值為60億美元，農業、漁業和手工業產值約50億美元，雙方的國家總財力對比差距還不算太大。但此時的中國，卻是軍閥割據的不統一的國家，財源多被地方豪強截收，南京政府年稅收僅11.7億元法幣(合3.7億美元)，日本政府年財政收入卻達25億美元，另外偽滿的收入也歸日本支配，在政府可投入的戰費方面日方占了絕對優勢。

　　1937年7月全面抗戰開始至1938年10月廣州、武漢失守，一年多時間內國民政府棄守了富庶的東部地區，此時雖增大稅收也彌補不了實際財政收入的損失，日本卻因掠奪超過消耗仍保持經濟高速增長。不過中國的抗戰得道多助，華僑在全面抗戰后三年間對國內捐款超過10億法幣，蘇聯又給予中國3億美元貸款用于購買武器，美國和英國也對華提供1億美元左右的經濟貸款。1941年末太平洋戰爭爆發后，美國和英國對華提供了近20億美元援助。由此可看出，國民黨政權的對日戰費主要依靠外援，戰爭后期軍隊裝備水平還超過侵華日軍。不過蔣介石付出的代價是在政治上依附于美國，接受了損害中國領土權益的眾多要求如《雅爾塔協定》等。日本擴大侵華戰爭后又要對蘇、對美英備戰，自1939年以后民用經濟開始下降，至1945年戰爭結束前軍工生產和民間經濟都陷入崩潰。

　　大而弱的中國對抗小而強的日本，最好的辦法便是以持久戰“熬時間”，消耗敵軍的同時又要破壞敵軍對我國的掠奪，中國共產黨領導創建的敵后戰場正好充當了完成這一戰略任務的中流砥柱。日本向正面戰場大舉推進時占領了有2億人口的地區，八路軍、新四軍卻以“敵進我進”的方式挺進日軍后方，解放了1億人口并建立了根據地。完全靠極端落后的農業經濟支撐的敵后解放區幾乎得不到任何外援，又反復遭受日軍“掃蕩”的破壞，在對日作戰的各支軍隊中堪稱條件最為艱苦。敵后解放區戰場能長期堅持作戰，一方面靠上下同甘共苦的英勇奮斗，另一方面靠軍民開展大生產運動，許多部隊都能自己動手解決衣食問題。

　　八路軍、新四軍的裝備，主要靠戰場繳獲和搜集民間槍支，在簡陋的條件下也能生產手榴彈、地雷等一些簡單的武器，在這種條件下自然不能同日軍打正規戰，只能以游擊戰為主。不過，通過積小勝為大勝，敵后戰場也起到了長期牽制侵華日軍半數左右兵力和破壞其掠奪糧食、礦物的作用。另外，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東北抗日聯軍在偽滿境內也堅持了十多年的游擊戰爭，擾亂了日本將當地建成屯兵和工業基地的計劃。

　　中國由于自身極其貧弱，打敗日本需要國際反法西斯力量的協同作戰，直至抗戰勝利前對日戰場上還處于相持階段而未能轉入反攻。不過中國能苦戰八年不妥協、不動搖，拖住了日本陸軍很大一部分兵力，這也有力地幫助了盟國作戰，一些外國人將當時的援華當成“恩賜”和單方面的給予是完全錯誤的。

　　現代戰爭是復雜的系統對抗，中日裝備差距主要在系列化、標準化和體系配置

　　★從抗戰初期和中期國民黨軍的戰況看，盡管其兵力相當于侵華日軍的幾倍，某些武器的單項性能也不差，但交戰時屢戰屢敗，一個重要原因就在于協同作戰能力差

　　★中國遠征軍經一年激戰擊潰了日軍在緬甸北部的2個師團，這一國民黨軍抗戰中表現最佳的戰例也體現出裝備性能和協同作戰占優勢的威力

　　現代戰爭中的武器對抗是復雜的系統對抗，發達國家軍隊裝備優勢的重要表現是系統配套、標準化強，對武器不僅追求單項性能且能達成配置最優化。日本作為以組織力精強著稱于世的工業國，在陸海軍之間、航空兵(當時日本航空兵分隸陸海軍而沒有獨立的空軍)與地面部隊及艦艇之間能達成有效協同，陸軍的步、炮、騎、裝甲兵之間的武器使用也能達成有機結合。中國近代軍閥部隊結構落后，內部多是單一的步兵，少量炮兵、機械化部隊和空軍組建規劃性差，且缺少協同作戰意識，這種數量雖多卻雜亂的部隊往往敗于少而精強之敵。

　　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后建立起完整配套的兵工業，裝備基本自產并實現了標準化。舊中國的武器自行制造能力差，外購也混亂無序。各派軍閥分頭購械(經常視能否取得政治支持和回扣多少而定)，僅槍支便來自十幾個國家，有“萬國武器博物館”之稱。裝備混亂對后勤保障是一種災難，戰時常是件不配槍、彈不對膛，彈藥又多靠進口而經常得不到保障。

　　中國全面抗戰時，日本陸軍的裝備比美英蘇等國落后不少，除其國內工業基礎有差距，又在于其軍工生產實行“重點主義”，集中力量在飛機、艦艇方面追趕國際先進水平。以陸軍武器的單項性能看，日軍裝備大多遜于中國軍隊的德式、捷克式槍炮。如日本兵戰時主要使用的6.5毫米口徑的明治三十八年(1905年)式步槍，俗稱“三八大蓋”，其精度雖好卻有口徑小、殺傷力差的弱點，性能不如中國軍隊主要裝備的7.9毫米口徑的“漢陽造”和仿德式Kar98毛瑟步槍而生產的“中正式”。日軍使用的輕機槍主要是人稱“歪把子”的大正十一年(1926年)式，其通用的6.5毫米子彈殺傷力也不足，性能不如中國各派軍隊主要裝備的捷克式輕機槍(通用德式7.9毫米彈)。日軍裝備重機槍為九二式，其可靠性也不如當時中國多數軍隊裝備的馬克沁式重機槍。日軍又認定沖鋒槍耗彈多且精度差，部隊一直沒有裝備此種近戰利器，抗戰前中國各派軍隊卻購買了多種型號的沖鋒槍，后期又大量裝備了美制湯姆遜、英制斯登沖鋒槍。日本陸軍的火炮主要是四一式75毫米山炮、75毫米加農炮(即野炮)和三八式70毫米步兵炮，性能也不及同期中國購買的美、蘇、德等國產品。不過日軍大量裝備了50毫米口徑的八九式擲彈筒(一個中隊有6具)，具備一定近戰火力優勢。抗戰后期國民黨軍大量裝備了美制60毫米迫擊炮，性能和威力又明顯優于八九式擲彈筒。

　　在海軍裝備方面，日軍對中國軍隊具有絕對優勢，如1937年在艦艇排水量總噸位上以100萬噸對6萬噸。國民政府想以弱敵強，本應發展魚雷快艇、布雷艇和潛艇這類裝備，可惜在戰前忙于內戰而只采購水面艦艇。結果抗戰開始后中國海軍未進行一次海戰，艦艇幾乎全部自沉或被炸沉，萬里沿海和長江中下游江面完全被日軍控制。

　　在航空兵方面，抗戰初期中日雙方飛機質量相差不大，日方卻占有數量優勢。1937年夏中國空軍有作戰飛機314架，飛行員700名。日本陸海軍航空兵卻有作戰飛機2100架、飛行員近1萬名，加之其飛機多系國內生產，年產可達數千架。中方開戰一個月后人機損耗便無法彌補，制空權完全落入日軍手中。此后兩年間蘇聯以“志愿航空隊”名義派來2000名飛行員并援華1200架飛機，卻因數量不如日軍未奪回制空權。1941年末太平洋戰爭爆發后，美國航空兵來華參戰并大力裝備和培訓中國空軍，進入1944年以后掌握了大陸戰場的制空權，戰爭末期戰場上已少見日機蹤影。

　　從抗戰初期、中期國民黨軍的戰況看，盡管其兵力相當于侵華日軍的幾倍，某些武器的單項性能也不差，交戰時屢戰屢敗的重要原因就在于協同作戰能力差。國民黨中央軍與雜牌軍很難協調，各部隊內部步炮協同也很差，地面部隊與空軍更沒有戰術配合，日軍各兵種組織有序的協同作戰便能占優勢。按侵華日軍總司令岡村寧次總結，日軍同國民黨中央軍作戰時以一個聯隊(團)足以擊潰一個師，擊潰雜牌軍一個師只需一個大隊(營)。

　　在抗戰后期，中國駐印軍5個師得到全副美械裝備，一個師的火力、機動力都遠遠壓倒日軍一個師團，還得到美軍航空兵的空中支援。同時，打回祖國的愿望和對日寇的仇恨讓這支部隊斗志旺盛。一年內他們擊潰了日軍在緬甸北部的2個師團，這一國民黨軍抗戰中表現最佳的戰例也體現出裝備性能和協同作戰占優勢的威力。

　　使用武器的兵員素質最終對戰斗起決定作用，武器落后并不一定要挨打，落后加腐敗卻注定要挨打

　　★共產黨領導的敵后戰場在裝備最落后、條件最艱苦的情況下卻能發展壯大，主要是依靠群眾擁護和官兵英勇的奮斗精神

　　★實現強軍夢，不僅要提高裝備水平，還必須堅決反對腐敗，嚴肅懲治腐敗

　　戰爭中的較量，最重要的是武器操縱者的素質較量，這包括士氣、技術水平的對比。在全面抗戰初期，中國正面戰場除了臺兒莊一役取勝，其余會戰都以敗退告終。國民政府將失敗歸咎于武器落后。1944年春到1945年初，已是強弩之末的日軍對豫湘桂進攻，竟然又讓國民黨軍一潰千里，淪陷了有6000萬人口的地區。在戰爭勝利前夕正面戰場又出現大潰敗，不僅使反法西斯盟國感到驚訝，也受到國內人民憤怒譴責，國民黨當局再也無法推諉于武器的原因而稱“軍紀、風紀”不振，其實質原因正是因統治集團腐敗導致士氣渙散。

　　同正面戰場相比，共產黨領導的敵后戰場在裝備最落后、條件最艱苦的情況下卻能發展壯大，主要是依靠群眾擁護和官兵英勇的奮斗精神。八路軍出師到抗日前線的3萬多部隊，只有1萬多支過去繳獲的雜式槍，每槍平均只有30發子彈。八路軍出師之初幾乎沒有火炮，在山西拾到閻錫山軍丟棄的12門75毫米山炮才成立了僅有的一個炮兵團，因炮彈無來源只能在關鍵性戰斗中偶爾使用。從1937年至1940年，國民黨當局每年只發給八路軍、新四軍幾十萬發子彈，解放區的槍支彈藥來源主要靠戰場繳獲，名符其實是“沒有槍，沒有炮，敵人給我們造。”八路軍、新四軍靠人民支援和戰場繳獲不斷發展壯大，至1945年夏發展到93萬人，有37萬支槍，在解放區還有裝備簡陋武器的220萬民兵。

　　抗日戰爭中敵后戰場抗戰的艱難，特別表現為彈藥奇缺。全民族抗戰八年間，八路軍、新四軍平均每斃傷一敵消耗30發子彈、7枚手榴彈。這一比例之低在世界上是罕見的。根據世界戰場的統計，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平均斃傷一名敵軍需消耗子彈2000發以上，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歐洲戰場上斃傷一名敵軍平均需耗子彈5000發。在八年全面抗戰中，國民黨軍統計共耗用子彈17.09億發、炮彈959萬發、手榴彈和槍榴槍2359萬枚。按蔣緯國在《抗日御侮》一書中統計，國民黨戰場共斃傷日軍85萬人(國民黨軍基本不同偽軍作戰)，計算起來平均消耗子彈2010.6發、炮彈11.3發、手榴彈27.8枚才能斃傷一名日軍。

　　國共兩黨部隊在抗戰中的表現如此不同，連美國派到中國戰區的參謀長史迪威中將都盛贊共產黨而一再斥責蔣介石集團無能，主張將援華武器一部分分配給“能打日本”的部隊即八路軍一部分。1944年美軍派到延安的觀察組的報告，也預言中國的未來將屬于共產黨，雖然收到了派到延安的觀察組的報告，但美國政府從其全球戰略出發，仍堅決支持自己也認為是腐朽無能卻又親美的國民政府。

　　抗戰期間的國民黨大部分軍隊(印緬遠征軍等少數部隊除外)戰斗力不強，除了武器系統性、標準性差之外，關鍵在于組織領導者腐朽昏聵，武器操縱者素質低。國民黨軍提升軍官主要靠私人關系而不重才能，征兵又主要靠強抓壯丁，川、黔軍的一些部隊還是大煙槍不離手的“雙槍兵”，其精神面貌和軍事素質之糟不問可知。相比之下，日軍士兵大多經受“武士道”熏陶和嚴酷訓練，如戰爭初期和中期的步兵出征前至少要在各種條件下打靶耗彈數百發。據一些抗戰老兵回憶，許多鬼子兵在乘車行進時舉槍射擊，仍能較準確地打中百米內的目標，他們對兵器的操作、保養水平更是遠優于國民黨軍。雖然當年日本是侵略者，然而正如毛澤東在《論持久戰》中所說的，日軍高明的戰術還是很值得學習的。

　　回顧抗戰期間中日雙方的經濟實力和武器對比，人們可以認識到，武器落后并不一定要挨打，落后加腐敗卻注定要挨打。抗戰時的國民黨軍驗證了這一點，戰后其發動內戰時雖起初擁有裝備和經濟上的絕對優勢，卻因統治喪失人心和軍心士氣頹喪而一敗涂地。若再看一下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軍隊隨后在朝鮮戰場上的表現，志愿軍同美軍武器裝備的差距，要遠遠大于抗戰期間國民黨軍同日軍的對比，作戰的結果卻是把美軍為首的“聯合國軍”從鴨綠江邊打回了三八線。歷史證明，中國要真正實現強軍夢，不僅要提高裝備水平，還必須堅決反對腐敗，嚴肅懲治腐敗。

　　(作者系國防大學戰略教研部教授)

原標題：艱苦的抗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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