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網上看到一些帖子，把大文豪郭沫若罵個狗血噴頭，原因呢，據說是文革剛開始的1966年，郭沫若在一次什么會議上，口占過這么一首打油詩：《獻給在座的江青同志》，而十年后的1976年，又寫了一首《水調歌頭粉碎四人幫》(后者見人民文學出版社1977年出版的《沫若詩詞選》)。1966年那首打油詩，據說是這樣的——

　　親愛的江青同志，

　　你是我們學習的好榜樣。

　　你善于活學活用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

　　你奮不顧身地在文化戰線上陷陣沖鋒，

　　使中國舞臺充滿了工農兵的英雄形象。

　　(來自網絡)

　　這首所謂的詩究竟是不是郭沫若寫的，我沒有考證。反正在郭沫若的詩集里，沒有見到。這說明，即使這幾行文字真的出自郭沫若之口，他自己也沒有把它當成詩。也許就是人人都曾掛在嘴邊的那種“逢人減歲、遇貨加錢”的應景之詞。

　　江青后來出問題了，據說主要罪名是在1976年毛主席逝世后，她要篡黨奪權，然后在中國復辟資本主義，變無產階級專政為資產階級專政，還妄圖砍掉“大寨紅旗”。那么，在她“案發”之前，凡是說過她幾句好話的，就都不是東西了?以此類推，從高層到中、底層，究竟還有多少人敢拍著自己胸脯說自己問心無愧、一貫正確?

　　就說文化大革命吧，1981年一紙“決議”就將其“徹底否定”了。那么，在此之前，凡是說過文化大革命幾句好話的，都成什么了?

　　先不說一般的文化人和老百姓，我們看看20世紀最偉大最重要的三個人，是怎樣論述和評價“文革”的。

　　毛澤東主席說——

　　“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對于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防止資本主義復辟，建設社會主義，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時的。”(《中國共產黨第八屆擴大的第十二次中央委員會全會公報》，1968年10月31日，轉引自1968年11月2日《人民日報》)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實質上是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廣大革命人民群眾和國民黨反動派長期斗爭的繼續，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階級斗爭的繼續。”(轉引自1968年4月10日《人民日報》)

　　周恩來總理說——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勝利，鞏固了我國無產階級專政，促進了社會主義建設，保證了我國站在全世界被壓迫人民、被壓迫民族一邊。它提供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新經驗，具有偉大的歷史意義和深遠影響。

　　“在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運動中，各族人民廣泛開展學習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群眾運動，提高了階級斗爭和路線斗爭覺悟，上層建筑領域的斗批改取得了重大成就。老中青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密切了和群眾的聯系，大批的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茁壯成長，以革命樣板戲為標志的無產階級文藝革命深入發展，教育衛生革命生氣勃勃，廣大干部和工農兵學商堅持五七道路，上百萬赤腳醫生成長起來，近千萬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工農兵參加的馬克思主義理論隊伍正在壯大。這一切新生事物的涌現，在上層建筑領域加強了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更有利于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

　　“我們超額完成了第三個五年計劃，第四個五年計劃一九七五年也將勝利完成。我國農業連續十三年奪得豐收，一九七四年農業總產值預計比一九六四年增長百分之五十一。這充分顯示了人民公社制度的優越性。全國解放以來，盡管我國人口增加百分之六十，但糧食增產一點四倍，棉花增產四點七倍。在我們這樣一個近八億人口的國家，保證了人民吃穿的基本需要。工業總產值一九七四年預計比一九六四年增長一點九倍，主要產品的產量都有大幅度增長，鋼增長一點二倍，原煤增長百分之九十一，石油增長六點五倍，發電量增長兩倍，化肥增長三點三倍，拖拉機增長五點二倍，棉紗增長百分之八十五，化學纖維增長三點三倍。在這十年中，我們依靠自己的力量，建成了一千一百個大中型項目，成功地進行了氫彈試驗，發射了人造地球衛星。同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動蕩、通貨膨脹的情況相反，我國財政收支平衡，即無外債，又無內債，物價穩定，人民生活逐步改善，社會主義建設欣欣向榮，蒸蒸日上。國內外反動派曾經斷言，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定會破壞我國國民經濟的發展，現在事實已經給了他們有力的回答。

　　“我們同各國人民一道，在反對殖民主義、帝國主義特別是超級大國霸權主義的斗爭中，取得了重大勝利。我們粉碎了帝國主義、社會帝國主義的包圍、封鎖、侵略和顛覆，加強了同各國人民特別是第三世界各國人民的團結。我國在聯合國長期被非法剝奪的席位得到恢復。同我國建立外交關系的國家增加到近百個，有經濟貿易關系和文化往來的國家和地區達到一百五十多個。我們的斗爭得到各國人民廣泛的同情和支持。我們的朋友遍天下。” (1975年1月13日周恩來在四屆人大一次會議上的《政府工作報告》)

　　朱德委員長在《詩刊》一九七六年二、三月號合刊上發表《喜讀主席詞二首》，其中一首贊頌毛主席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的豐功偉績，另一首則重點歌頌文化大革命。詩的后半部分是這樣寫的：

　　文革號炮響，帝修心膽寒。

　　春風化紅雨，新枝壯且繁。

　　老中青一體，路線共瞻前。

　　階級斗爭綱，綱舉目豁然。

　　掌握辯證法，統一宇宙觀。

　　真心搞馬列，地覆又翻天。

　　也許有人要說，四屆人大的政府工作報告由政府總理周恩來宣讀，但不一定是他起草的。這倒是，政府工作報告不一定由總理起草，但總理必然會對報告的思路和觀點提出自己的指導性意見，并最終參與審定。那么，這個報告是誰具體主持起草的呢?是當時的國務院副總理鄧小平。這不是我的主管臆斷，而是鄧小平同志1992年“南巡”時自己披露的：“毛主席不開長會，文章短而精，講話也很精練。周總理四屆人大的報告，毛主席指定我負責起草，要求不得超過五千字，我完成了任務。五千字，不是也很管用嗎?我建議抓一下這個問題。”(《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談話要點》，《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382頁)

　　看來，即使在四屆人大召開17年之后的1992年，鄧小平同志也沒有否定他當年主持起草的這個充分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報告，而是認為它“很管用”。

　　我的理解是，沒有空話、大話、假話、套話的文本，才能“很管用”。

　　當然，1981年6月那個含有“徹底否定文革”內容的《決議》，現在也還在“管用”。

　　至于那位也曾寫詩批判過鄧小平的大詩人郭沫若，1978年6月逝世后，當時的全國政協主席、中共中央副主席鄧小平同志，在悼詞中對他做出了這樣的評價：“他和魯迅一樣，是我國現代文化史上一位學識淵博、才華卓具的著名學者。他是繼魯迅之后，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我國文化戰線上又一面光輝的旗幟。”(http://wenku.baidu.com/view/2828bf3f376baf1ffc4fade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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