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傳統的紀年方式，不是采用數字紀年，而是采取了十天干與十二地支的對應搭配。如此一來，我國紀年方式中的每一年，也就都有了各自的一個名稱。然而由于這種紀年方式只是十天干和十二地支的對應搭配，而并不是西方數學中的那種排列組合。因此這種搭配方式，只能搭配出六十個名稱而已。于是這就又導致了我國的這種紀年方式，每過六十年就會出現一個“甲子輪回”的現象。而隨著“甲子輪回”的這種獨特紀年方式，我國上下五千年的歷史，似乎往往也總是在不斷地輪回。

　　公元二○一四年，又逢我國傳統紀年中的甲午之年。在地支中，由于午也表示著是馬，因而逢午之年也就被稱作是馬年。在我國這個長期的農耕社會中，由于馬曾經長期是農業生產的主力，于是我們中國人普遍都認為“牛馬年好種田”。當然，這樣的說法，只不過就是寄托著人們對人旺年豐的一種殷切祈盼而已。可是今年的這個甲午年，與一百二十年前的那個甲午年差不多。剛開年不久，看起來就又有點流年不利了!

　　農歷二月初一夜，就在我們中國這條龍的龍頭剛要往上抬的時候，在云南省省會昆明市的火車站，五名恐怖分子僅僅是持刀，就在短短的十幾分鐘內便殺死了二十九人又殺傷了一百四十三人;三月八日，從馬來西亞首都吉隆坡起飛飛往我國首都北京的載有一百五十四名我國乘客的馬來西亞航空公司的MH---370號班機失蹤。直到今天，不僅失蹤的班機仍然還沒有找到，而且就連班機失蹤的原因，也仍然還沒有查明;三月二十日，就在我國熱情地接待來我國訪問的美國總統奧巴馬的夫人、孩子和岳母期間，美國卻在聯合國人權委員會于瑞士的日內瓦召開的聯合國人權委員會第二十五次會議上，不僅操縱多個國家一起圍攻、羞辱我國，而且還更是讓我國的疆獨頭目熱比婭出現在會場上，以此來表示對疆獨和藏獨勢力進行民族分裂活動的支持;三月二十一日，山東省平度縣的有關權力部門和土地開發商相互勾結，縱火焚燒了為抗拒強征耕地行為而守護口糧田的四位農民所居住的帳篷。當場燒死一人，燒傷了三人;三月二十四日，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副主任李伍峰墜樓身亡;三月三十日，廣東茂名發生了“群體性騷亂”事件。四月六日，在到訪我國之前的訪問日本期間，美國國防部部長哈格爾更是對我國直接發出了戰爭的威脅。而對此，我國的回應卻僅僅是“不滿意”并如約全部滿足了哈格爾的訪問要求而已。四月八日，國家信訪局副局長徐業安繼李伍峰之后，也在辦公室內自殺身亡。四月十一日，駐沖繩美軍最高司令官兼第三海軍遠征軍司令惠勒斯表示，假如中國軍隊武裝“占領了釣魚島”的話，美軍海軍陸戰隊甚至不用登島，就有充分的能力奪回島嶼;在四月二十三日抵達日本訪問之前，美國總統奧巴馬在接受日本《讀賣新聞》書面專訪時更是作出等于是公然向我國宣戰的這樣表示：釣魚島是由日本管理，因此屬于《日美安保條約》第五條的范圍之內。而對奧巴馬如此公然的挑釁行為，我國卻一往如前，仍是由外交部的新聞發言人再一次發表了一份不痛不癢的聲明;截止到四月二十六日，持續了十幾天的廣東東莞的臺資工廠的幾萬工人的罷工，在當地政府和資方的強大壓力下，才以罷工工人的失敗而宣告結束;四月三十日，就在習近平總書記在新疆的考察都深入到了一些維吾爾族居民的家庭進行親民活動而剛剛結束離開新疆時，烏魯木齊的一處火車站就用巨大的爆炸聲，表示了“歡送”。

　　曾幾何時，由五十六個民族所組成的更擁有十幾億偉大人民的我們中國，還是一個沒有明顯民族沖突的中國;還一個完全靠自己的力量制造出了原子彈、導彈、氫彈和人造衛星的中國;還是一個由于擁有強大的軍事實力而永遠不再擔心挨打的中國;還是一個涌現出無數英雄人物的中國;還是一個同仇敵愾、眾志長城、凝聚力空前的中國;還是一個敢于制定并敢于堅決維護“國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這樣國際規則的中國;還是一個在國際上就任何問題并對任何強國都敢于主持正義的中國;還是一個修建了完善的農田水利設施并實現了農民“耕者有其田”的中國;還是一個讓美國在歷史上唯一沒有取得戰爭勝利的中國;還是一個令美國總統不得不主動要求訪問的中國;還是一個把“一盤散沙”改變東方巨龍的中國;還是一個在“一窮二白”基礎上建立了門類齊全的現代工業體系的中國;還是一個由于吏治清明、干部黨員吃苦在先、享受在后，被國際組織評為廉潔指數在六以上而只有輕微腐敗因此人民得到的實惠最多的中國。然而到了改革開放的時代，曾經這樣的中國在僅僅二十幾年之后，竟然就變成了裸官充斥、貪官舉國、物欲橫流、黃賭毒遍地的中國;就變成了民族分裂重新出現且日益強烈的中國;就變成了階級矛盾突出而整個社會嚴重撕裂的中國;就變成了東海和釣魚島被日本強占而南海及其諸島又被周邊瓜分卻束手無策的中國;就變成了駐外大使館和新聞記者被美軍炸毀與炸死卻只能忍氣吞聲的中國;就變成了巡航的軍機被美軍的飛機撞落且飛行員犧牲而只能裝聾作啞的中國;就變成了駐美國的外交官被美國警察無端毆打而無動于衷的中國;就變成了被美軍的十大軍事基地“G”型包圍而裝作巋然不動的中國;就變成了購買的幾千億美元的美國債券變成了垃圾竟毫不心疼的中國;就變成了被美國和歐洲諸國來回羞辱或揉搓而佯裝不覺的中國;就變成了只能靠給美國做小三、當二奶來維持“中美戰略合作伙伴關系”的這樣一個處在極度內外交困之中的中國。所以從當前我國所處的這種一方面喜滋滋地走在奔小康的道路上，而另一方面卻又不得不面對極其兇險的國內外局勢來看，今年的這個甲午年與一百二十年前的那個甲午年，還真的多少有些相似之處。

　　一八九四年的那個甲午年對于我們中華民族，是意義極其重大與深遠的一年。滿清王朝在這一年里爆發的那場中日甲午戰爭中所遭到的慘敗，不僅敲響了滿清王朝的喪鐘，而且還更是打出了洋務運動的失敗從而證明資本主義的道路救不了中國，還更是打出了一些中國人、尤其是像袁世凱和蔣介石那樣統治者的恐日癥從而在日本人的侵略面前不敢抵抗，還更是打出了儒家文化衰朽虛弱的本質從而使中國人遭到了對“敬之，終吉”和“不戰而屈人之兵”這種文化理念堅信的殘酷報應，還更是打出了中國人民的覺醒從而導致了中國第一個資產階級性質的革命團體興中會的誕生。

　　在中日甲午戰爭正式打響之前一個多月的一八九四年六月，孫中山攜好友陸皓東從家鄉廣東出發，經人介紹北上天津上書李鴻章，提出了許多對滿清王朝如何進行改良的建議。此時，由于日本利用朝鮮問題對滿清王朝的挑釁正咄咄逼人，因此兩國開戰在即。而李鴻章因為此時正忙于籌劃對日作戰事宜而未能接見孫中山，也未就孫中山提出的改良建議而作出任何的答復，于是孫中山便憤而決定出洋以謀求推翻滿清王朝。當年十月，在甲午戰爭正酣之際，孫中山在大買辦鄭觀應的幫助下，從上海啟程，經由正與滿清王朝處于激烈交戰狀態之中的日本而抵達了美國的檀香山。而就在日軍進行慘無人道的旅順大屠殺期間的一八九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一八九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日軍攻陷了旅順后，對城內進行了四天三夜的搶劫、強奸和屠殺。旅順城內的兩萬多中國人，只有被日軍留下來掩埋尸首的三十六人幸免于難，其余全部被殺)，孫中山在檀香山成立了我國歷史上第一個資產階級性質的革命團體興中會，公開提出了“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創立合眾政府”這樣具體而明確的以推翻滿清王朝為目的的革命主張。

　　一八九四年七月二十五日，日本以偷襲的方式挑起了中日甲午戰爭。八月一日，滿清王朝和日本同時宣戰。由此，中日甲午戰爭正式打響。而滿清王朝之所以信心滿滿地敢于干涉朝鮮的問題并向日本正式宣戰，理由和條件應該說還是很充分的。

　　自一八六一年曾國藩在安慶創辦了安慶內軍械所起，滿清王朝富國強兵的洋務運動正式拉開了序幕。一八六二年，李鴻章在上海創建制炮局，一八六五年創建江南制造總局，其后又創建了金陵機器制造局;一八六六年，左宗棠在馬尾創立福建船政局;一八六七年，崇厚在天津創建天津機器局。同一時期，其他一些各省的督撫也先后創建了一些現代化的軍工企業和其他企業。于是，一場以“自強”為目標的洋務運動在近代中國開展起來了。到十九世紀而對八十年代，在經過了十幾年的發展之后，現代軍事工業的雛形在中國出現了，為近代中國的國防現代化奠定了一定的基礎。一八七四年，李鴻章開始籌建北洋海軍。在北洋海軍籌建的過程中，主力艦只向英國、德國訂購，一部分輔助艦只由我國自己制造，聘請洋人擔任教練進行日常訓練。到一八八八年，經過十余年的發展，北洋海軍成為一支擁有主力艦只二十五艘，總噸位六萬多噸，居亞洲第一位，世界第八位的強大近代海軍并被滿清政府命名為北洋水師而正式成軍。特別是在經過了鎮壓太平天國起義和中法之戰以及收復新疆之戰之后，滿清王朝同時也更是已經擁有了一支兵力不菲的用近現代化軍事裝備和技術武裝起來的陸軍。然而盡管如此，在中日甲午戰爭中，滿清王朝卻還是遭遇到了近代以來反侵略戰爭最為慘重的一次失敗。

　　在中日甲午之戰遭遇慘敗的刺激下，一部分中國人醒來并奮起要挽救民族的危亡。然而這些醒來并奮起要挽救民族危亡的中國人，卻選擇了兩種截然不同的挽救民族危亡的道路。一條是康有為和梁啟超、楊度等人選擇的保皇救國的改良主義道路，另外一條是孫中山等人選擇的先是“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合眾政府”，而后又發展成了是“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平均地權，建立民國”這樣的所謂革命道路。但無論是孫中山最早創立的那個興中會，還是后來由孫中山創立的興中會與黃興等人組建的華興會合并而成的那個同盟會，盡管后來都被美化成了是資產階級性質的革命團體，但是當時他們的革命目標，卻是推翻滿清政權以恢復漢家河山。為此，由章太炎、秦力山、馮自由、朱菱溪、馬君武、王家駒、陳猶龍、周宏業、李彬四和王私誠等十人發起，由孫中山主持，在我國紀年的三月十九日(當年的公歷是四月二十六日)明朝崇禎皇帝被李自成逼迫上吊自殺二百六十六周年的這一天，在公元一九○二年南明小朝廷的永歷皇帝被清廷俘獲并殺害二百四十二周年的這一年，當時流亡或是留學日本的六十多名中國人于日本橫濱的永樂樓，還舉行了一次“支那亡國二百四十二周年紀念會”并發表了一份慷慨激昂的《宣言書》。

　　公元的一六四四年，是我國傳統紀年的甲申年。因此在一九四四年的時候，郭沫若寫下了著名的《甲申三百年祭》一文。《甲申三百年祭》一文，不僅被毛澤東列為了是中國共產黨整風學習的文件，而且李自成的隊伍由于腐化迅速而導致的在滿清八旗兵的軍事打擊面土崩瓦解的悲慘結局，更是毛澤東一再告誡全黨必須要認真吸取的歷史政治教訓。

　　在我國的正史里，一貫是以公元一六四四年崇禎皇帝被李自成逼得上吊自殺的這一年，為大明王朝的滅亡之年。然而由于特殊的歷史原因，大明王朝的崇禎皇帝雖然被李自成逼得上吊自殺了，但是大明王朝實際上卻并沒有立即滅亡。而它的血脈，一支持續到了公元一六六一年。

　　如果真的以崇禎皇帝的上吊自殺作為大明王朝滅亡的標志，那可也就實在是太巧了。由于這一年是我國傳統紀年中的甲申年，因此在這一年的名稱之中，也就同樣有了那么一個甲字。那么當歷史前行到了二百五十年之后的甲午年時，在我國的歷史記述中，是不是就可以構成了甲午年對甲申之年的回望這樣的一次輪回?

　　大明王朝的崇禎十七年，也就是甲申年的三月十九日，李自成的農民起義大軍攻陷了北京城。絕望之中，崇禎皇帝被迫上吊自殺了。然而李自成在攻陷了北京之后，由于認識問題能力的不足而導致的缺少戰略預見能力，因而未能對大明王朝鎮守山海關的重要軍事將領吳三桂采取正確的處理措施。從而由于吳三桂勾引清軍入關并加之自己的軍隊因為迅速腐化而戰斗力急劇下降以及李自成本人的戰略錯誤，造成了李自成所建立的大順王朝迅速地被清軍和吳三桂的漢奸部隊所消滅和滿清在中國建立起了自己的統治。對李自成由于戰略失誤和其軍隊的迅速腐化而造成了什么樣的嚴重后果，郭沫若在《甲申三百年祭》一文中是這樣認為的，“就這樣，個人的悲劇擴大而成了種族的悲劇”。

　　人口眾多且有擁有悠久歷史與光輝燦爛文化的漢族被人口極少的滿清征服并統治了二百多年，的確是“種族的悲劇”。然而像郭沫若這樣把造成了“種族的悲劇”這個責任全部推給李自成，其實也是很不公允的。

　　“靖難之役”打敗了朱允炆之后，朱棣在大明王朝的首都南京登基成了大明王朝的第三任皇帝。朱棣一貫雄心勃勃、豪氣沖天，因此在當時蒙古的軍事威脅還沒有得到徹底解除的情況下，由于自告奮勇地去“天子守國門”，于是便把京師遷到了今天的北京。然而由于南京是他父親朱元璋所建立的都城，于是不僅保留了大明王朝的留都這種政治地位，而且除了皇帝之外的全部政權機構，也得以了完整的保留，只是備而不用罷了。從此，大明王朝就有了北京和南京這樣兩套的政權機構。

　　崇禎皇帝上吊自殺時，李自成只是占領了關中、山西和北京附近的一些地區，張獻忠也僅僅是占據了四川。而其余大部分的明朝故地，仍然還掌握在大明王朝的那些文臣武將的手中。因此崇禎皇帝于三月十九日上吊自殺后不久，一些大明王朝的文臣武將就于五月初三日在南京擁立崇禎皇帝的堂弟福王朱由菘為監國。而僅僅是幾天之后的五月十五日，又更是擁立其為皇帝。于是，由于南明政權正式形成并開始了運作，因此大明王朝的血脈也就得以了延續。而同年的八月，另一位農民起義軍的領袖張獻忠也在四川的成都登基稱帝，同樣也建立了一個國號為“大西”的漢族人政權。因此在崇禎十七年這一年的甲申年中，在原大明王朝的故地上，就同時存在著三個漢族人的政權。因此，造成漢族人“種族的悲劇”這個責任，至少也就不應該讓李自成一個人去背負了。

　　南明王朝的建立，由于是對大明王朝的繼承故而不僅順利地占據了大明王朝的大部分故地并接管了這些地區的地方政權，而且大明王朝的原有軍隊，也基本上被其繼承了下來。而這些軍隊中，力量最大的有兩支。一支是由駐徐州的高杰、駐壽州的劉良佐、駐廬州的黃得功和駐淮安的劉澤清四位總兵所統領的“江北四鎮”，另一支則以左良玉為統帥而駐扎在武昌。而南明王朝的這些軍隊，僅左良玉所部，兵力就多達二十多萬人。與滿清王朝的滿、蒙、漢八旗和吳三桂這個新漢奸的兵力加起來，大致上旗鼓相當。

　　滿清王朝入關之時，由于其最高軍事統帥攝政王多爾袞準確的判斷出了關內地區的三支軍事政治勢力中以李自成所部的力量最為強大。因此這才置南明政權的存在于不顧，而始終是集中力量對李自成所部窮追不舍，以不給其喘息的機會。直到一六四五年春季將李自成所部的主力消滅殆盡之后，這才分兵攻略南明政權和張獻忠所占據的江南與四川。

　　從甲申年五月十五日朱由菘正式登基稱帝，到次年的五月十五日朱由菘逃離南京而眾多大臣獻城向清軍投降，南明政權在南京整整存在了一年的時間。然而就是在這由于清軍苦苦追趕李自成而留給南明政權的至關重要的一年時間里，朱由菘非但沒有去用來勵精圖治，反而卻及時行樂，整日的花天酒地。而南明政權的那些文官武將如馬士英、阮大鋮、高杰、劉良佐、錢謙益之流，則不僅也是跟著朱由菘及時行樂、嫖娼狎妓、搶男霸女，而且還更是熱衷于爭權奪勢、爾虞我詐。特別是駐扎在武昌的左良玉，為了爭奪所謂的“擁立”之功以控制南明政權。在滿清大軍兵臨城下的情況下，卻竟然以“清君側”的名義兵發南京，從而挑起了南明政權的內訌。清代康熙年間，孔子的第六十四代孫孔尚任就是根據南明政權在僅僅一年的時間里所發生的那些眾多的奇聞異事，寫出了《桃花扇》這部著名的歷史劇。

　　左良玉為山東臨清人，生得身材高大、膂力過人，少年時投入軍營，此后長期征戰在遼東，直至官拜都司。明末農民大起義之后，左良玉被調到關內鎮壓農民起義軍。在與農民起義軍的長期作戰中，左良玉因軍功卓著而屢屢升遷，最后官拜太子少保、平賊將軍并封為侯爵，率軍駐節武昌。

　　左良玉由于曾經長期征戰在遼東，因此對滿清八旗兵的戰斗力不可能不了解。當年大明王朝傾全國的軍事力量，尚且還不是八旗兵的對手，那么在滿清八旗兵已經入關且將李自成所部大部分消滅而整個南明政權都尚且不保的情況下，左良玉能以本部之力就戰勝滿清的八旗軍而保全自己嗎?在保全不了自己的情況下而挑起內訌，只能說明左良玉已經想好了退路。這個退路，就只能是降清而當漢奸。而只要控制了南明政權，那么在降清時就能送上一份更大的見面禮從而為自己謀取更大的利益，因此左良玉這才要“清君側”。盡管左良玉由于早死而不僅沒有能夠掌控南明的政權，而且也更沒有當成漢奸。但是左良玉不能說出來的這個想法與愿望，還是由他的兒子左夢庚代他實現了。

　　一六四五年三月，左良玉傳檄討伐馬士英并從武昌啟程順江東下。而馬士英同樣不示弱，急令史可法掉防御清軍的黃得功等部回南京以迎戰左良玉。在離開武昌之前，左良玉把武昌城里的青壯年男子六十余萬人全都裹挾到了他的部隊中，從而把隊伍擴充到了八十多萬人。然而等左良玉的大軍到了南京附近草鞋峽的時候，卻被黃得功等部擊敗。于是，左良玉不得不退守九江，八十萬大軍也潰散得只剩下了二十多萬人的老部隊。羞憤之中，左良玉于四月初四病死在了九江。左良玉死后，他的部將們推舉他的兒子左夢庚繼續統領他所留下的這支隊伍。

　　一六四五年的農歷正月十二日，在八旗兵的猛攻之下，駐守潼關的李自成的重要部將馬世耀獻關投降。潼關失守后，李自成眼見關中不保，于是便撤離西安向湖北和湖南、江西一帶突圍。盡管李自成此時已經沒有了多少兵馬，但八旗兵卻仍是窮追不舍。此后在武昌和九江等地的幾場戰斗中，李自成所部幾乎被八旗兵消滅殆盡。而至于李自成本人，卻竟然屈死在了那些鄉勇的手中。

　　滿清八旗兵追殲李自成時所表現出來的兇悍，嚇破了虎將之子左夢庚的膽。因此在與滿清八旗兵還未經一戰的情況下，一九四五年的農歷五月十三，左夢庚便率所部二十多萬人的大軍投降了滿清。

　　就是由于有著同左良玉一樣的想法，所以南明政權其他的那些文臣武將才會在強敵壓境的情況下，仍然還爭權奪勢不止。后來，當清軍兵臨江南的時候，“江北四鎮”中除黃得功力戰而死，高杰被另一個降清當了漢奸的南明軍總兵許定國謀害外，劉良佐和劉澤清兩人和高杰的部將李本深、楊承祖、李成棟、胡茂楨與黃得功的部將田雄、馬得功等果然都率部降清而當了漢奸，從而提前上演了一場抗日戰爭時期又出現了的“降將如毛，降兵如潮”那樣的歷史恥辱劇。

　　而在儒家文化的主導下的社會環境里，長久以來，那么多的中國人之所以會那么輕而易舉地就去當漢奸，完全就是由于有孔子“夷狄入中國，則中國之”的這種理論所提供的強大心理支撐，從而才使他們能夠輕松地跨越自己心理上的這道障礙。因此凡是接受儒家文化越是深的人，當漢奸的時候也就越不會像其他人那樣產生沉重的心理負擔。而除了上述這個心理上的主觀因素之外，那么多的中國人之所以會去當漢奸，還有由于儒家文化的長期毒害而造成的大多數的中國人由于認識問題能力的低下，從而沒有形成通過事物的表象，就能看透事物本質這樣的預見力而防患于未然，從而又造成了只有事到臨頭時才不得不為之這樣的客觀因素。

　　就在滿清八旗兵追殲李自成的時候，南明政權進士出身的大學士馬士英、王鐸和兵部尚書史可法等，都主張南明政權應該采取“聯虜平寇”的政策，聯合清軍共同消滅李自成和張獻忠。特別是號稱明朝最后一位儒學大師的左都御史劉宗周，更是建議應該效法申包胥哭秦庭的做法，以恢復大明王朝。

　　像馬士英、王鐸、劉宗周和史可法等這樣的儒家文人，一個個不僅都荒唐無知得到了如此的程度，而且更純粹就是“記吃不記打”的典型。在漢民族的歷史上，不只北宋聯金滅遼卻被金國滅遼后所滅，南宋聯蒙滅金又被蒙古滅金后所亡的歷史遺恨殷鑒不遠。而僅是在此之前發生于崇禎二年、崇禎九年、崇禎十一年和崇禎十五年的滿清八旗兵的四次入關，就造成了幾百萬漢人被殺被掠、無數生靈慘遭涂炭的慘痛教訓，更是近在眼前。然而就是如此眾多、如此慘痛的歷史教訓，卻根本就沒有使這些人增長一丁點的歷史智慧，因此這才會天真地想著要“聯虜平寇”。

　　由于儒家文化中始終沒有形成民族的概念和意識，因此漢族人也就只形成了忠君的傳統和美德，而卻沒有產生愛國的概念和觀念。因此這才只形成了“家仇”的概念，而卻沒有產生“國恨”的意識。而在一個與周邊的夷狄、尤其是與北方的游牧民族戰斗、,更為準確的說法應該是被游牧民族侵略了兩千多年的人群的文化中，卻竟然始終沒有自發地形成民族的概念和國家的意識，這實在是咄咄怪事。而對于儒家文化的這一巨大缺憾，至今仍有一些對此不以為恥、反以為榮的人卻認為正是因為如此，所以才使儒家文化形成了巨大的包容性，才使漢民族成為了是一個具有巨大包容精神的民族。與一味地排外相比，包容當然是一種美德，然而不用說只有在與對方的對比或是對抗中具有優勢，但最起碼也要在能夠自保的前提下所產生的包容，才能算是真正的包容。在對手的刀劍或威勢的逼迫下，是絕不可能產生什么包容的。林沖放過了調戲自己妻子高衙內的那種行為，能算得上是包容嗎?汪精衛在日本兵的鐵蹄還正在踐踏著我國國土并蹂躪著我國人民的時候所宣揚的那種中日善鄰友好、經濟提攜，也能算得上是包容嗎?和曾經與自己只不過就是有過睚眥之怨的人“相逢一笑泯恩仇”，那的確不愧是包容;而與殺害過自己父兄的人也勾肩搭背、稱兄道弟、推杯換盞，這也能算是包容?因此，當今每一個血性而智慧的中華男兒，絕不應該再以包容來掩飾自己曾經的懦弱無能以及所曾經遭受過的一切屈辱，尤其是絕不應該再以包容來掩飾那“記吃不記打”的典型弱智了。

　　美國的著名作家馬克•吐溫曾經說過這樣的一句話：“歷史盡管不會重演，但卻總會發生驚人的相似。”

　　馬克•吐溫由于是一位外國人，因此他所指的歷史就是他們的歷史。然而對于我們中國，歷史已經不只是“總會發生驚人的相似”，而且簡直就像我們的紀年方式一樣，總是在不斷地輪回。因此我們中國的漢族人，這才普遍相信會有“強中自有強中手，惡人必有惡人欺”這樣的報應存在。

　　近年來，由于中日釣魚島之爭的持續升級，我國的許多專家學者通過對歷史的回顧，得出了日本曾經兩次打斷了我國的現代化進程這樣的一個結論。而根據這個結論，又有不少的專家學者呼吁不管是政府還是民間，都一定要慎言中日沖突的問題，更不可輕易言戰，以免改革開放這第三次現代化的進程再被日本打斷。可是對我國的這些專家學者的如此態度，日本人卻并不領情。于是在二○一二年，日本又以釣魚島國有化這種鬧劇的方式，再一次加緊了對我國領土釣魚島的搶占。然而由于我國政府、尤其是軍方對日本搶占我國領土釣魚島的行為不敢做出強硬的反擊，因此這才迫使我國八十多個大中城市的老百姓自發地舉行了抗日大示威。看來，我們中華民族又要再一次走上不分工農兵學商和男女老幼這樣簡直到了令人萬分悲憤的抗日征程了。

　　日本人屢屢欺辱我們的底氣從何而來，除了因為有美國的撐腰外，主要的就是由于我們自己就像在當年的洋務運動中把國家的總體發展目標從“自強”調整為了“求富”那樣，再一次把國家的總體發展目標，從毛澤東時代的實現“四個現代化”，改變為了改革開放之后的“一切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全力以赴奔小康”。甲午戰爭的慘敗，也是洋務運動的失敗，也就是如今的一些專家學者所說的日本曾經兩次打斷了我國現代化進程中的那第一次。而對于我國在中日甲午戰爭中之所以會遭到如此慘敗的原因，盡管有許多人總結歸納出了許多，但是歸根結蒂，就是由于儒家文化當道才造成的。就是由于儒家文化所主張的那種極其奢侈的生活方式所形成的“仁政”和“富民”的這種傳統，所以才使得滿清王朝和洋務運動的領袖李鴻章把國家的總體發展目標，在洋務運動到了中期的時候，從“自強”調整為了“求富”。而正是由于國家的總體發展目標從“自強”調整為了“求富”，于是這才嚴重影響了國防建設，于是這才導致滿清王朝在中日甲午戰爭中遭到了慘敗。因此滿清王朝在中日甲午戰爭的失敗，就是儒家文化的失敗。這一點，只要通過甲午之年對甲申之年的回望，立刻就能一清二楚了。

　　當洋務運動進行到了中期的時候，不僅我國的近代軍事工業有了一定的基礎，而且更是也有二十多年沒有挨打了。在此情況下，傳統的儒家文化沉淀在我們中國人骨髓里的消極因素又開始發揮作用，我們中國人在戰略上短視的毛病和極端利己的思想又顯現了出來。于是改善個人生活，追求生活富裕的要求又開始高漲，我們中國人再一次犯了“記吃不記打”的老毛病。這時已經成為洋務運動領袖的李鴻章也變得小勝即驕，于是便順應一些人的要求，開始調整洋務運動的發展戰略，把洋務運動的發展方向從初期的為防止挨打為目的的，以軍事工業建設為主的“自強”，調整為中期以后為滿足人民生活需要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求富”。因此，自十九世紀六十年代初開始，到“甲午戰爭”失敗為止，歷經三十余年的洋務運動，前后是經歷了兩個不同的發展階段的。前期是以防止挨打的軍事工業建設為主，目標是“自強”;后期是以滿足人民物質生活需要的經濟建設為主，目標是“求富”。可惜好景不長，在洋務運動的發展目標調整為“求富”的十幾年之后，我國和日本兩國之間就爆發了甲午戰爭。戰爭的結果，是我國遭到了慘敗。因而在“求富”路上走了不遠的洋務運動，也就此倒下。我國的第一次現代化進程，就這樣被日本打斷了。

　　我國開啟了現代化進程的首要目的是什么，不就是為了防止挨打嗎?而能夠被別國所打斷的現代化進程，也算不上是現代化進程。毛澤東領導中國人民勒緊褲帶而研制“兩彈一星”的過程，算不算是我國現代化的進程?而這一進程，又有誰能夠打斷?又有誰敢來打斷?因此，如果我國在與日本的這兩次戰爭中全都獲勝或者是獲勝得輕而易舉，那么我國的現代化進程，還能被打斷嗎?特別是不輕易言戰，就能避免遭受侵略嗎?我國歷史上所遭受的那些侵略戰爭，哪一次是因為抗戰抗來的，還不都是退縮忍讓而來的嗎?所以就連唱歌的都懂得這個道理：“因為畏縮與忍讓，人家驕氣日盛。”

　　從一八九四年到二○一四年，隨著我國傳統的紀年方式已經走完了它的兩個甲子輪回。隨著儒家文化也經歷了一個從“打倒孔家店”和“批林批孔”，再到國學熱這樣的輪回。我國現代化進程的發展途徑，也完成了一個從“自強”到“求富”，從“實現四個現代化”再到“一切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全力以赴奔小康”這樣的輪回。而我們中國人民，也又要開始了從“我們萬眾一心冒著敵人的炮火前進”，再到不得不男女老少齊上陣去保衛釣魚島的這樣一個歷史輪回。

　　不管是甲申之年，還是甲午之年，中華大地上都滲滿了中國人的鮮血。而留給后人的，也更是恥辱和“種族的悲劇”。甲申與甲午這兩個逢甲之年，中間相差正好二百五十年。而這個數字對于滿清皇帝和那些王公大臣、貝子貝勒、文官武將們來說，可謂是絕佳的諷刺了。

　　“二百五”一詞的意思，在我國傳統文化中并不是通常意義上的一個數字概念，而是指那些傻頭傻腦、說話不正經、辦事不認真、記吃不記打的人。滿清以一個人口只有百萬且還處在從奴隸社會向封建社會過度的野蠻部落就能征服并統治人口多達幾千萬的漢族人，完全就是由于漢族人在儒家文化的毒害下，像馬士英和劉宗周那樣的“二百五”太多的緣故。可滿清入主中原之后，放著漢族文化中像墨家文化那樣的精華不選，卻偏偏對儒家文化這沒用的東西鐘愛有加，因而這才使自己也變成了“二百五”，于是也就有了后來像在甲午之戰中遭到慘敗那樣的挨打。而李自成的大順軍之所以也失敗迅速，表面上看似由于迅速腐化的這個政治原因，但實際上也同樣是由于文化的這個深層次問題。盡管李自成本人讀書并不多，但是在儒家文化主導下的社會大環境里，李自成也不可能不受其影響。尤其是那個深受李自成的信任并被授予了重權的舉人牛金星，雖然還未開府拜相，但自從進了北京之后，便忙著“招攬門生，開科選舉”和“大轎門棍，灑金扇上貼內閣字，玉帶藍袍圓領，往來拜客，遍請同鄉”。在牛金星的身上，表現出來的不僅有“太平宰相的風度”，而且還更有儒家士大夫“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那種人生追求。而正是儒家文化所營造出來的充滿了我國特色的“宵小包圍”這個政治現象和“屠戮功臣”的這種人文環境，因此這才導致了大順軍的迅速失敗，這才導致了由李自成的“個人的悲劇進而又擴大到種族的悲劇”。

　　郭沫若先生在這里所說的種族，應該是指民族。在《甲申三百年》一文成文時，由于種族和民族等這些名詞傳入我國不僅才只有幾十年的時間，而且概念還更是界定的不很清晰，故而這才會經常發生混淆。

　　把民族和種族的概念和意識引入到我國的，孫中山先生可以說是我國近現代大人物中的第一人。然而在當時的我國已經跌遭西方殖民者入侵，尤其是正在遭受日本人野蠻入侵的情況下，孫中山把民族和民族主義等概念和意識引入當時的我國，卻不是、最起碼主要不是為了通過弘揚民族意識來喚醒中國人民團結起來反抗帝國主義的侵略以拯救苦難中的中國，而是為了推翻滿清王朝從而實現個人的政治抱負，為此，孫中山還專門成立了興中會這樣一個反清組織。

　　為了能夠聚集起推翻滿清王朝的力量，身為漢族人的孫中山不顧漢、滿、蒙、回、藏等幾十個民族的人民在同一個國家政權下已經共同生活了二百多年的即成事實，不顧漢、滿、蒙、回、藏等幾十個民族正在共同遭受西方殖民主義者及日本人侵略、欺壓和奴役的苦難與屈辱，不顧中華民族正在形成的這一客觀實際，而在把民族和民族主義等概念與意識等引入我國的過程中，不僅認為只有漢族人才是中國人，才屬于中華民族，而且還更是拼命鼓吹滿清統治者在歷史上對漢族人所犯下的那些罪惡，以煽動起漢人對滿人的歷史仇恨從而參與到推翻滿清王朝的現實斗爭中來。因此孫中山先生在把民族和民族主義等概念與意識引入到我國的過程中，也挑起、制造了新的國內民族隔閡，從而嚴重阻礙了中華民族的融合。因此不僅導致了像西藏地方政府背著中央政府和英印殖民政府簽訂了《西姆拉條約》那樣嚴重影響了當時中國人民對帝國主義入侵進行反抗的事件的出現，而且還更是遺禍至今。

　　從曾經不僅積極建言改革，而且為了建言改革還更是不遠千里而北上天津上書并求見李鴻章的這個舉措上看，孫中山原本還是認同了滿清王朝對他所認識到的那個中國的統治的。然而在個人的政治抱負受挫之后，孫中山卻不顧當時的我國在西方殖民主義者和日本的侵略和挑唆下而面臨國土的不保、國家的分裂的情況，卻不僅翻臉比翻書還快地馬上就要借助西方列強和日本的力量來推翻滿清王朝，而且還更是要把韃虜開除了中國的國籍和中華民族的族籍。幸虧當年孫中山所領導的革命沒有成功，否則，我們這個由多民族組成的國家早就四分五裂了。然而盡管如此，隨著武昌起義的發生和滿清王朝的遜位，終究還是導致外蒙古脫離了中華民族這個大家庭揚長而去了。

　　對不管是在殖民主義列強和滿清皇室聯合統治下的那個衰朽的封建王朝，還是在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聯合統治下的那個苦難中國，無論是以康有為和梁啟超為代表的主張變法維新的保皇黨，還是毛澤東領導的要堅決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的中國共產黨，不僅都主張、而且也始終都在堅決進行有破有立。而只有孫中山和蔣介石的國民黨，卻是只管破而不管立。因此孫中山在當上了臨時大總統之后的第五天，便迫不及待地宣布要以全盤接受滿清王朝與各帝國主義列強所簽訂的一切不平等條約并負責全部償還滿清王朝所欠各國的一切債務和賠款這樣的方式，來搶奪還業已存在的滿清王朝的“債務”。而蔣介石時代的中國在英美蘇等世界強國的面前，更是從來都沒有真正站立起來過。

　　對于既全盤接受滿清王朝與各帝國主義列強所簽訂的一切不平等條約并負責全部償還滿清王朝所欠各國的一切債務和賠款而又要推翻滿清王朝的這種做法，孫中山當然會把它狡辯為是為了拯救中國，是為了實現自己的政治抱負。這一點，也能夠得到大多數漢族同胞的認同。但是對于國內的那些少數民族來說，也當然有理由認為這純粹是孫中山個人的政治野心。特別是由于孫中山在于一九二三年對他的”三民主義“重新作出解釋之前而對民族主義所作的像“漢族號稱四萬萬，或尚不止此數，而不能真正組一完全漢族的國家，實是我們漢族的莫大恥辱，這就是本黨的民族主義沒有成功。由此可知，本黨尚需在民族主義上做功夫，務使滿、蒙、回、藏同化于我漢族，成為一大民族主義的國家”這樣的一再闡釋，無論如何也不可能不令國內的幾十個少數民族將其視為是漢族人吞沒自己的野心并對此而感到恐懼，也從而會對漢族人產生嚴重的隔閡與防范心理。武昌起義發生后，十三世達賴喇嘛只是號召西藏人民驅漢而并沒有去滿，也不能說就與孫中山一再鼓吹他的那種欲圖效法美國而由白種人強制同化其他種族及民族的民族主義無關。

　　當時的漢族人盡管已經有了四萬萬，但是漢族人傳統的生活區域直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卻也只占當時我國國土總面積的百分之四十。在當時英國正在制造西藏脫離中國，在沙俄已經將外蒙古成功地分離出去而內蒙古的王公們又誓死效忠清室，在英俄兩大帝國主義列強又共同覬覦新疆，在俄日兩大帝國主義列強又瓜分了東北權益這樣的情況下，所以以孫中山為首的那支漢族革命力量由于不僅根本就沒有能力和膽量驅逐帝國主義的勢力出中國，而且就連維護中國的領土完整的這個能力也都不具備。因此為了既能推翻滿清王朝，又能繼承它的全部領土和主權，所以孫中山等也就只好在南京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宣告成立的僅僅第五天之后，便在發表的《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宣告各友邦書》中，以全部接受滿清王朝與各帝國主義列強所簽訂的一切不平等條約并負責全部償還滿清王朝所欠各國的一切債務和賠款這種極其無恥的方式，向西方列強和日本搖尾乞憐，以期獲得列強對自己的承認和保全最起碼也能像滿清王朝那樣的領土完整和國家主權。

　　幸好在武昌起義之后從滿清王朝到中華民國的政權更迭過程中，由于滿清王朝、袁世凱、革命黨、立憲派和少數民族中的民族主義力量等各種力量錯綜復雜地緊緊交織在一起并造成了均衡。特別是由于在這幾支力量中雖然實力很弱，但是正統的道義力量卻最大的滿清王朝的主動退位而化解了這些矛盾，從而這才使滿清王朝的國家主權，尤其是除了外蒙古之外的國家領土的基本完整，順利地傳遞到了以袁世凱為大總統的那個中華民國的手中。為此，就連曾經誓言要驅除韃虜的孫中山，也不知是真心實意，還是言不由衷地也盛贊決策了滿清王朝遜位的隆裕太后為“女中堯舜”。

　　就在孫中山和章太炎、汪精衛等人為了“革命排滿”而大肆鼓吹民族主義和只有漢族人才是中華成員的時候，不僅與孫中山和章太炎、汪精衛等人同是漢族人，而且還更是因為主張變法維新而與孫中山等人一樣被迫流亡海外的康有為和梁啟超、楊度等人，卻不僅創立了將當時中國的所有民族都包括在內了的中華民族這一概念，而且還更是堅定地主張“保皇”并就“保皇”與“革命”的問題而與孫中山、章太炎和汪精衛等人進行了激烈的論戰。

　　從以后中國近現代歷史的走向看，康有為、梁啟超和楊度等人的見識，遠在孫中山和章太炎、汪精衛等人之上。對于我們這個不僅是由多民族組成的，而且人口眾多的主體民族漢民族占據的傳統生活領域較小，而人口稀少的少數民族占據的傳統生活領域卻又較大的國家來說，康有為、梁啟超和楊度等人在當時的那種歷史條件下所堅決主張的“保皇”，絕不是單純地為了保住滿清皇室。而是為了通過“保皇”的這種方式，來保護正在遭受帝國主義列強侵略、欺壓和奴役的我們中華民族，保護住我們的代代祖先一路血戰前行才開辟并傳承下來的這片國土。而也只有因為如此，所以梁啟超才會堅決拒絕日本人提出的由日本來出人、出錢、出槍幫助他推翻滿清王朝的建議。

　　雖然在中國共產黨人的幫助下，孫中山后來拋棄了他過去的那種狹隘的民族主義主張而重新闡釋了他的“三民主義”思想。但是國民黨在取得政權之后，由于為了通過美化孫中山而來美化自己，從而開始了對我國近現代歷史的大肆偽造與篡改，因此這才不僅造成了我國近現代的歷史，尤其是造成了我國近現代歷史文化的嚴重扭曲與混亂，不僅造成了康梁等人在此問題上蒙冤百年，而且還更是導致后世的我們這些中國人在認識、看待和處理國內民族問題上，有很多都像胡耀邦那樣陷入了長期的錯亂與迷茫，以至于釀成了藏獨和疆獨等民族分裂勢力的死灰復燃。

　　只有在對歷史能夠進行如實的記述和能夠做出正確總結的基礎上，才能夠形成正常的歷史文化和真正的歷史智慧。而只有具有真正的歷史智慧，才能產生高度的現實智慧，才能夠正確地解決和處理現實中所出現并必須要應對的那些復雜問題。儒化后的漢人之所以在兩千多年的時間里都未能徹底有效地解決來自北方游牧民族侵擾的這個問題，就是由于儒家文化出現了問題或是存在著不足。因此只有在批判林彪的同時由于又找到了儒家文化這個導致林彪錯誤的產生根源因而又敢于批孔的毛澤東，才能夠在群狼環視的國際環境里，從根本上徹底解決了中華民族的長期挨打問題。而今毛澤東思想剛一丟棄，儒家文化剛一復活，我們中國人在面對和處理外來侮辱與外來威脅等這類問題上，也就只剩下左支右拙了。

　　盡管是現代中國成就非常顯著的一位歷史學家和文化大師，但是由于非常熱衷于政治并更是熱衷于以學者之身去參與政治，因此郭沫若先生在總結分析李自成的大順軍迅速失敗的原因時，才會更多地從政治而不是從文化的層面去進行解讀。而如果換做是思想家魯迅先生的話，那么對不管是立國二百多年的大明王朝，還是剛立國的李自成的大順王朝的覆亡的原因，更大的可能就是要從我們中國人的國民性以及導致國民性形成的民族文化這方面來入手了。因為文化的腐朽不只是導致我們總是挨打的根本原因，而且就連政治腐敗這個問題的本身，同樣也是由于文化腐朽才造成的。就是用為儒家文化的腐朽，所以甲申之后才又有了甲午。沒有甲申，何來甲午?有了甲申，必有甲午!甲午已經來了，甲申還會遠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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