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平(新疆兵團黨委黨校教授) 呂文利(中國社科院中國邊疆史地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人們記憶中的新疆，有遼闊的土地和美麗的景色，也有悠久的歷史和豐富的文化。但現在，讓人揪心的暴力恐怖事件，使新疆在人們心目中的美好印象蒙上陰影。該如何治理新疆?怎樣實現新疆的長治久安?以史為鑒，人們回想起新中國成立初期王震治疆的往事。那時候，對叛匪和分裂勢力，他是霹靂手段; 對各民族百姓，他是菩薩心腸。

　　請纓入疆

　　1949年初，隨著人民解放戰爭的節節勝利，中國共產黨在全國執政只是時間的問題。3月，中國共產黨七屆二中全會在河北西柏坡召開，會議主要討論的就是新中國的建立和建設問題。會議期間，王震根據西北戰場的形勢和日后發展趨勢，主動向毛澤東請纓：“我要求到最艱苦的地方去，到一切需要去的邊疆去，到新疆去!那里需要解放，那里需要開發，那里更需要發展經濟。”

　　王震是毛澤東非常信任的戰將，擁有很強的開拓能力、凝聚能力和大局觀，總能在關鍵時刻爭挑重擔。他1908年出生于湖南瀏陽的佃農家庭，早年參加了湘贛蘇區的創建工作。1930年9月，毛澤東夸贊王震寫的傳單、布告很有功底，王震回答說：“報告毛委員，我原名叫王余開，也叫過王正林，我們游擊隊的秀才們說用‘王震’的名字響亮，用這個名字出布告，震動大，能鎮得住地主、老財和民團，便建議我改成這個名字。我是個大老粗，沒喝過幾瓶墨水，你看到的那些傳單、布告都是我們的那些秀才寫的!”毛澤東說：“你們的傳單、布告不像完全出自纖纖秀才手，倒像經過你這位‘大老粗’的刀砍斧劈，有一種氣勢!你這位‘大老粗’能把那些‘小嫩細’組織起來，并把你的意圖寫出來，就是不‘粗’了!這方面我要好好向你學習!”

　　在湘贛蘇區的斗爭中，王震英勇善戰，多次粉碎敵人“圍剿”，曾獲三等紅星獎章。抗戰時期，駐守陜甘寧邊區的王震率領三五九旅自力更生，開發南泥灣。南泥灣大生產得到了毛澤東的高度表揚，他為王震親筆題詞“有創造精神”，并贊譽三五九旅是“發展經濟的前鋒”。1944年11月，王震又率三五九旅主力南下，執行中央建立以五嶺山脈為依托的抗日根據地的任務，后因時局變化北返，于1946年9月返回延安，行程2.7萬余里，被毛澤東稱為“第二次長征”。

　　進軍新疆需要的就是這樣一支部隊。新疆遠離內地，入疆不僅要長途跋涉，想要在那兒站穩腳跟也得靠自己。尤其是糧食問題，從內地大規模運糧過去顯然不現實，只能靠部隊自己解決。而王震率領的部隊能長途奔襲，又能打硬仗，還能耕地種田，顯然很合適。

　　就在王震請纓出征新疆后的一天晚上，西柏坡一個小劇場里演出京劇《紅娘》，大家都去看戲了，王震卻在一個安靜的地方看文件。不久，毛澤東走過來，問他為什么沒去看戲，還說：“《紅娘》這出戲很好，那位紅娘總是全心全意給人家做好事，很可愛。這出戲里紅娘是主角，你到新疆就是去演紅娘，唱主角，為那里的各族人民去做好事。”這表明，毛澤東同意了王震去新疆的請求。

　　凱歌進新疆

　　得到中央批準后，王震率部在西北野戰軍司令部的指揮下，一路向西攻城克地。1949年5月參加解放西安的戰役，8月下旬占領蘭州，9月5日解放西寧。9月10日，受毛澤東委托，國民黨起義將領張治中以和談首席代表的身份向新疆發電報，勸導國民黨新疆警備總司令陶峙岳、國民黨新疆省政府主席包爾漢走和平起義的道路。他還特別強調：“毛澤東對新疆各族人民、全體官兵、軍政干部非常關心，新疆問題必有妥善與滿意之處理。”接到電報后，陶峙岳、包爾漢均主張和平談判。但蔣介石、馬步芳在新疆的嫡系勢力葉成、馬呈祥主張對抗解放軍。隨著王震在蘭州、西寧相繼告捷，一路西進，在新疆國民黨官員內部，起義與反起義的斗爭日益激烈。

　　此時，蔣介石、白崇禧給新疆的親信發去電令，要他們“各方設法，保住新疆”，聲稱“和平運動，萬萬不可做”。于是，葉成等人開始進行最后的掙扎。9月20日深夜，葉成來找陶峙岳，想脅迫陶峙岳去南疆。結果，陶峙岳曉以利害，勸說葉成離開，并承諾可以給予重金，保證他們的安全。葉成等人自知大勢已去，又見物質欲望得到滿足，且人身性命有陶峙岳擔保，就聽從了安排，離開了迪化(1954年改稱烏魯木齊)，向印度出走。9月25日，陶峙岳率國民黨駐新疆部隊通電起義。26日，包爾漢率國民黨新疆政府宣布脫離國民黨政權。至此，新疆和平解放。

　　在新疆風云變幻之際，9月15日，時任第一野戰軍第一兵團司令員的王震正率領部隊翻越終年積雪的祁連山，其間遭遇狂風、雨雪和冰雹的襲擊，行動異常困難，但官兵們仍然冒著嚴寒奮勇前進。王震到達山頂后，轉過頭看到漫山遍野的戰士，心中感慨萬分：“烏云把祁連山都遮住了，遙遠的草原無邊無際，我們翻過這座風雪祁連山，就可以勝利地向新疆前進了!”這句話被站在他身旁的第一兵團宣傳部副部長馬寒冰記在了心里，他就此整理出一首詩，“白雪罩祁連，烏云蓋山巔，草原秋風狂，凱歌進新疆”，并且送給軍旅音樂家王洛賓，請他譜曲。當王洛賓看到歌詞時，眼前立即浮現出戰士們頂風冒雪在祁連山上前進的雄壯場面，心中激情澎湃。他把歌詞反復吟誦了七八遍，曲譜已隨口而出。戰歌《凱歌進新疆》由此誕生。

　　10月10日，根據中央的要求，王震命令第一兵團第二軍、第六軍共計8.9萬人開始進疆。部隊在《凱歌進新疆》的戰歌聲中兵分兩路，第二軍乘汽車到南疆焉耆，第六軍由蘇聯支持的2個航空團40架里爾飛機和汽車運送到迪化。

　　1949年11月7日，王震率兵團進駐迪化。第二天，迪化軍政各界舉行盛大歡迎會，王震在會上宣布，中共中央新疆分局已正式成立。在包爾漢的陪同下，王震到新疆臨時政府向各機關負責人說明中共中央當前工作方針和解放軍進疆后的接管原則。他還同陶峙岳商定了改編起義部隊的整編原則。12月16日，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播放了新疆省(1955年10月1日改為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人民政府組成人員名單，包爾漢為新疆省人民政府主席。12月17日，新疆省人民政府和新疆軍區正式成立。彭德懷為新疆軍區司令員兼政治委員，王震為第一副司令(后任代司令)、陶峙岳為第二副司令。

　　在新疆省政府和新疆軍區成立的同時，部隊繼續分為兩路，向全疆進駐。其中第二軍抵達焉耆后，大部分運輸汽車損壞嚴重，于是部隊以步代車，徒步到達阿克蘇、喀什、和田等地。第六軍抵達迪化后，又完成了沿鎮西(今巴里坤)、伊吾、奇臺、木壘、阜康、昌吉、綏來(今瑪納斯)、伊寧一帶的布防任務。

　　部隊在入疆過程中克服了諸多困難。11月28日，部隊在阿克蘇獲悉國民黨特務計劃在和田發起叛亂，第二軍第五師師長徐國賢、政委李銓立即下令第十五團進軍和田。由于汽車少，一部分士兵乘車沿公路快速向和田進軍，穩住局勢。而主力部隊放棄了有水、有人家但路程較遠的行軍路線，選擇近路，徒步橫穿荒無人煙的塔克拉瑪干大沙漠，行程750多公里，歷時18天，終于抵達和田，粉碎了敵人叛亂的陰謀。彭德懷等致電嘉獎了這一壯舉，稱贊他們“創造了史無前例的進軍紀錄”。

　　此后，王震在迪化與陶峙岳接觸較多。陶峙岳在談話中流露了兩種心態，一是“軍人守土有責”，新疆不能讓美國、英國，也不能讓蘇聯拿去;二是“袍澤情深”，起義的士兵將來怎么安置呢?他的想法是把士兵遣散回家，發點錢，給點路費。王震聽了之后不同意，他提出了更大的構想：起義部隊立了功，守了土，以后可以和我們一起轉向生產，扎根新疆嘛!王震的想法對陶峙岳觸動很大，兩人逐漸建立了深厚的友誼，新疆的工作得到順利推進。

　　對土匪，“必須用大炮講道理，用刺刀去教訓”

　　新疆雖然和平解放了，時局卻錯綜復雜。國民黨起義部隊本來就魚龍混雜，就在陶峙岳、包爾漢宣布起義后兩三天，1949年9月28日，駐哈密的國民黨官兵叛亂，四處搶劫燒殺，還搶走中央銀行哈密分行庫存的12箱金銀，以及從蘭州銀行運來的500多公斤黃金。隨后，國民黨部隊駐鄯善、吐魯番等地的一些官兵，也發生了殘殺百姓、奸淫婦女的叛亂行為。1950年3月，已改編至王震麾下的第二十二兵團騎兵第七師叛亂，這支部隊原為國民黨騎兵第五軍，曾是國民黨西北軍政長官馬步芳的嫡系王牌軍。叛亂時，共有17個連隊的2511名官兵。他們在迪化地區6個縣市先后發動了7次武裝叛亂，與新疆當地的一個土匪頭子烏斯滿遙相呼應。

　　烏斯滿是哈薩克部落頭領，又是國民黨高級官員，同國民黨的哈密專員堯樂博斯、國民黨特務賈尼木汗相互勾結。1950年3月，趁著各族群眾還不太了解共產黨，而解放軍官兵又忙于大生產的時機，烏斯滿等人在昌吉、呼圖壁、瑪納斯、阜康、奇臺、木壘、巴里坤、伊吾和迪化的南山等地發動武裝叛亂，匪徒連同被脅迫的民眾一度達到4.5萬人。蔣介石在臺灣得知消息后，精神大振，立即委任烏斯滿為“新疆反共司令”，封堯樂博斯為未來的“哈密王”，妄圖進行反撲。到1950年12月，這股叛匪殺害各族群眾1175人，搶劫各類牲畜34萬多頭，糧食5300多石(當時1石約為100斤)。

　　烏斯滿不但是慣匪，還是美國的武裝間諜。早在他發動叛亂前，1949年9月，美國前駐迪化副領事馬克南就悄然離開迪化，跟烏斯滿會合，共同謀劃。

　　面對叛軍、慣匪、特務、境外勢力相互勾結的囂張氣焰，王震果斷決定派兵圍剿。對騎兵第七師的叛亂，王震交給第十七師的政委袁學凱去平叛，叛軍很快被殲滅，其頭目被擊斃。對烏斯滿勢力，則組建了剿匪指揮部，王震任總指揮，同時還成立北疆剿匪前線指揮部，由第六軍軍長羅元發任總指揮。這支剿匪部隊以第十六師為主力，配備了41輛裝甲車，240輛汽車，1架偵察飛機等。王震的策略是，對這些土匪，能爭取的要爭取，如果爭取不過來，則“必須用大炮講道理，用刺刀去教訓”。

　　然而，烏斯滿熟悉地形，適應沙漠荒原氣候，且善于騎射，不需要后勤供應。據參戰老兵回憶，烏斯滿勢力比國民黨還難對付，“架起機槍打也打不死幾個”。此時，蘇聯方面表示愿意支援王震剿匪，因為烏斯滿曾多次竄到蘇聯邊境作亂，蘇聯深受其害。但王震有著強烈的民族自尊心，在權衡了軍事上、政治上的利弊之后，他答復蘇聯說：“請朋友們相信人民解放軍的力量，我們有把握在短期內平息叛亂。”

　　王震命剿匪部隊兵分四路，日夜兼程進逼烏斯滿的老巢紅柳峽。這里地形復雜，氣候惡劣，夜里氣溫能降到零下30多攝氏度。烏斯滿對匪徒吹噓：“現在形勢對我們有利，解放軍害怕我們，不敢打了。憑我們熟練的騎術，精準的槍法，一定要和他們見個高低。”沒想到，1950年4月15日早晨，解放軍冒著風雪，突然殺入。烏斯滿倉皇逃走。被他脅迫來的哈薩克牧民，也丟下牲畜逃跑了。

　　此時，王震執行了爭取人心的政策。他命令部隊，繳獲的畜群一律不沒收，要物歸原主，被烏斯滿脅迫的牧民回來后也一概不予追究，還要允許他們保留獵槍。這些政策，使得哈薩克各部落的首領和牧民漸漸明白：解放軍不是烏斯滿說的那樣。他們陸續回來，四處流竄的烏斯滿被徹底孤立了。此后，經過100多次大小戰斗，烏斯滿等匪幫終于被剿滅。

　　1951年4月29日，迪化各族各界群眾8萬余人，在人民廣場舉行公審大會，審判烏斯滿的叛亂罪行，烏斯滿被執行槍決。到1952年6月，新疆全境徹底肅清了國民黨長期豢養的反革命力量。據不完全統計，在剿匪戰斗中，共斃傷土匪1083人，俘虜6983人，投誠627人;解放被脅迫的牧民3.1萬多人，奪回牲畜17萬多頭。從此，新疆社會進入穩定期。

　　對各族百姓，讓耕者有其田

　　剿匪完成后，安全形勢雖然好了，但經濟上百廢待興。新疆有的地方還存在農奴制殘余。全疆地主每人占有土地相當于中農的7倍、貧農的11倍、雇農的120倍，貧困和被虐待是新疆老百姓的生活常態。王震決定從減租反霸入手，改變這種悲慘的狀況。

　　1951年7月，在迪化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30周年的大會上，王震提出減租反霸的許多細則，“對于兩種民族形成租佃關系的地區，減租時，一般應采取雙方協商的辦法進行，不應采取斗爭方式，以免引起民族間的仇視”;“對于宗教寺院出租的土地，一般均應按照減租條例依法減租，但在執行中……群眾要求減則減之，愿少減者則可少減，不愿減者可暫不減”。

　　在減租反霸的過程中，王震心很細，把13個民族的風俗習慣都考慮到了。比如，他和群眾見面，依習慣握手問候;到群眾家里時，聽從主人的招待，不在水渠里洗臉洗衣服，不甩手除水，不吃本地民族禁吃的食物，不說本地民族忌諱的話;他還要求土改工作組努力學習維吾爾族語言，不干涉群眾的宗教信仰自由，等等。

　　經過種種努力，新疆的減租反霸和土地改革順利進行。1953年底，全疆9個專區、57個縣約400萬人口完成土改，農民分到了土地，實現了耕者有其田。他們對共產黨的認同感進一步加強，一些農民在清真寺做乃瑪孜(伊斯蘭教禮拜)時也為“救星共產黨、恩人毛主席、靠山解放軍”祈禱。當時，哈密的農民說：“把天下的樹變成筆，天下的河變成墨，即使天下人都會寫，也寫不完共產黨和毛主席的恩情。”

　　興修水渠，用爬犁拉石頭

　　發展農業就必須要興修水利，尤其在新疆這樣的地方，每年平均降雨量不足200毫米，有些地方甚至終年無雨。新疆的很多地方，本是漢代屯墾的沃野，但歲月滄桑，都變成一片茫茫沙漠。所以，找水、興修水利工程成為王震主抓的大事。

　　興修水利需要專家，1949年，王震抵達迪化沒幾天，就約見了水利專家王鶴亭。1944年，軍閥盛世才主政新疆時，王鶴亭受國民黨政府委派，帶領水利勘測隊來到新疆，擔任新疆水利局第一任局長兼總工程師。1949年12月，新疆省人民政府成立，他仍擔任水利局局長。

　　但是，1951年底“三反”運動(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開始后，有人檢舉王鶴亭在新中國成立初期曾利用職權貪污了若干兩黃金，這使得王鶴亭坐臥不安。對此，王震非常慎重，他親自登門向王鶴亭了解情況。王鶴亭深受感動，熱淚滾滾：“我向司令員(王震)保證，貪污黃金的事情我連影子也不知道。”為了減輕王鶴亭的壓力，王震把他調到了石河子荒原去工作。直到王震查明檢舉缺乏事實根據后，才派人把他接回來。王鶴亭再見到王震時，王震只是問他開墾石河子的事情，只字不提黃金的事，這讓王鶴亭再度落淚。從此，在天山南北的高山上、大漠里，都留下了這位水利專家的身影。

　　另一名修渠的老工程師樊寶云也被王震感動了。1947年，時任新疆省政府主席的張治中，在迪化修建了一條43公里長的和平渠，但由于工程質量差，滲漏嚴重，無法滿足下游墾荒的需要。王震很重視和平渠，想讓駐守迪化的第十七師把和平渠整修成70公里長、防滲漏的大水渠。于是，他請老工程師樊寶云來設計。樊寶云犯了難：修這條渠，光兩岸的干砌片石就需7000方(立方米)，一方若按3000斤計算的話，用100輛汽車也得運一個月，當時新疆軍隊沒幾輛汽車，根本行不通。樊寶云把困難跟王震一說，王震哈哈大笑：“咱們沒汽車，可有‘拖拉機’嘛!5天之后，請你看‘拖拉機’吧!”

　　王震口中的“拖拉機”就是爬犁。僅十幾天時間，第四十九團就制造了1400多架爬犁。1950年2月21日，農歷正月初五，迪化三甬碑至紅山嘴之間20多公里的雪路上人山人海，人們往爬犁上裝石頭，在雪路上奔跑著。而跑在最前面的，就是穿著舊棉軍衣的王震，他和大伙一起拉石頭，干勁十足。有了王震的帶頭作用，地方機關工作人員也紛紛上陣，不到幾天工夫，他們拉運的石頭已堆積如山。

　　樊寶云被深深感動了，他在日記里寫道：“王震司令員提出用人力拉石頭，我口不說心里卻想，簡直是笑話。嘿!事實和我想的完全不同，我從沒見過這樣的軍隊。營長、團長、師長，乃至軍長、司令員、政委，都同戰士一起拉石頭，這是天下的大奇跡!”靠著官兵們頑強拼搏的精神，到1950年底，新疆部隊在天山南北各地共修建水渠32條，總長1235公里，可灌溉耕地127萬畝。

　　搞水利建設，難免損傷底層民眾的利益。王震是農民出身，了解農民，對各族底層民眾充滿柔情。軍隊在修建庫爾勒十八團大渠時，按施工設計，渠道本來要穿過一戶維吾爾族群眾家的院子，但因為有一些果樹，這家人始終不愿意搬遷。王震知道后說：“部隊搞生產絕對不能侵犯群眾的利益，尤其是要尊重少數民族群眾的意愿。”最終，渠道改線，繞過這戶人家，但承諾修好后仍然給這家人供水。此事一傳開，少數民族群眾都說：“解放軍亞克西(好)!”

　　發展工業，一邊省錢一邊求賢

　　農業離不開工業，發展工業需要錢，可是錢從哪來?王震又一次想到了軍隊。1950年6月，王震在一次軍隊干部大會上說：“發張工業要錢，我沒有錢。我也不能向毛主席要，我不當‘伸手派’，因為國家剛解放，百廢待興，不能向國家要。也不能向新疆老百姓要，老百姓已經很困難、很窮了。我就打你們的主意。”

　　在王震的號召下，部隊從定量供應的棉被、衣服、帽子等日常生活用品中節省出資金，支援工業建設。每人每天節約口糧0. 5斤(為供給標準的26%)、菜金9分9厘(為供給標準的60%);每人每月節約津貼50%;襯衣的翻領去掉，軍服口袋由4個改為2個，雜支、辦公費都盡量節省。到1951年底，參加集資的干部戰士占全軍區人數的90%以上，平均每人一年節約費用91.2元。1951年到1952年，干部戰士節約的資金，占新疆兩年工業建設投資總額的80%。有了錢，王震就可以放開手腳搞工業。到1953年，全軍區共建立工業企業76個，工業總產值達到4257萬元。

　　為了發展工業，王震禮賢下士，廣納人才。余銘鈺是著名的冶金專家，年輕時留學美國，王震想聘請他擔任八一鋼鐵廠的總工程師。1951年，余銘鈺來到新疆，王震不但親自到機場迎接，還安排他住在自己的辦公樓里。余銘鈺知道，這棟大樓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盛世才統治新疆時是最高官邸，一般人很難進入，更不用說在這里住了。他有點感慨王震的氣度。等到王震與他通宵暢談后，他徹底被王震的坦誠所折服，當即決定把自己在上海辦的鋼鐵廠捐獻給新疆，舉家西遷，準備父子兩代“為新疆的鋼鐵工業奉獻自己的一切”。

　　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王震就像磁鐵一樣，吸引著各個領域的專家：軋鋼專家顧遒義、農學家涂治、地質學家王恒升、紡織專家劉鐘奇和應壽紀……正是這些專家的不懈努力，才開啟了新疆的現代工業之路。

　　此外，王震還創辦各類學校，努力培養人才。1951年至1952年，他擴建了當時新疆唯一一所高等院校新疆學院(今新疆大學前身)，創辦了新疆軍區工業學校、俄文專科學校、新疆八一農學院等。王震還創辦了八一中學，他與作曲家劉熾共同為學校創作的校歌，至今被傳唱。

　　王震還讓自己的夫人王季青投入到培養人才的行列中。王季青1913年出生于遼寧沈陽，北京大學歷史系畢業。1937年，盧溝橋事變爆發后，她參加了八路軍，同年底調至三五九旅，在旅部任文化教員，經賀龍介紹，不久與王震結為伉儷，后隨王震進疆。

　　最初，王季青被任命為新疆學院秘書長。但她在這個位置上干了還不到一年，王震就對她說：“秘書長同志，你是不是該調換一下工作崗位了?”王震告訴她，廣東、華東、湖北3個地區志愿參加抗美援朝戰斗的學生大隊近500人，剛被分配到新疆軍區學習俄語，以適應部隊向蘇聯學習和交往的需要。于是，王季青被任命為軍區俄文隊隊長。1951年8月，在俄文隊的基礎上，創辦了新疆俄文專科學校，王季青任校長。

　　就在俄文專科學校的第一屆畢業生即將走上工作崗位時，新疆軍區黨委決定把學校移交地方管理。王季青又有了新任務。為解決部隊子女上學的問題，上級決定籌建軍區子弟學校——八一中學，王季青再次擔任校長。沒等校舍蓋好，她就帶領全體教職工打掃好窯洞，開始上課。缺乏基本的教學用具，就用膝蓋當書桌、土塊當板凳，田野則是學生們的運動場。1953年春，王季青隨王震調回北京工作，此后仍然從事教育事業。

　　屯墾戍邊，一手締造生產建設兵團

　　歷史上，由于交通不便，地處偏遠，自漢代起，歷代中央政府在經營新疆時都采用“屯墾戍邊”的治理措施。王震在入疆前就想到了：國民黨和平起義官兵有7.1萬多人，民族軍有1.4萬人，解放軍進疆部隊有8.9萬人，加上政府工作人員，需要財政供養的人員達24萬人。如果靠430萬新疆各族群眾養活是不現實的，還會加重民眾負擔，給那些分裂分子以口實。最好的辦法就是發展軍墾，屯墾戍邊，這樣既可以減輕新疆老百姓的負擔，又能夠養活軍隊。

　　1949年9月，王震的部隊一進入新疆，便“一手拿槍，一手拿鎬”;一邊剿匪，一邊搞大生產運動。據老戰士回憶，當時，他們每人分一片荒地，比賽似地干活，每天干十幾個小時。早晨出發時帶幾個饃饃，中午干累了，想吃口饃饃，就快走幾步，先把饃饃放到前方不遠處，等干到那里時再吃。而且，南疆的氣候干旱，饃饃放到前面，不久就曬干了，想吃新鮮的饃饃就得快點干。

　　1950年國慶節前，王震在《新疆軍隊生產簡短總結》中說，軍隊在當年春季共開墾荒地85.2萬余畝，超額完成原定60萬畝的計劃;解放軍進疆前，群眾需要繳納的田賦和附加負擔是70多萬石糧食，而1950年只繳了44萬石，大軍增加了，群眾的負擔反而減輕了，讓新疆的各族群眾實實在在地感受到了共產黨、解放軍的好。到1952年，全軍區播種面積擴大到160萬畝，收獲糧食9960萬余公斤。

　　如火如荼的大生產運動為屯墾戍邊打下了堅實的基礎。1952年底至1953年上半年，按照黨中央的戰略部署，新疆軍區以代司令員王震、代政委王恩茂的名義頒發命令，將駐新疆人民解放軍整編為國防部隊和生產部隊。到1954年10月，解放軍大部分集體就地轉業，脫離國防部隊序列，正式組建生產建設兵團，其使命就是“勞武結合，屯墾戍邊”。此時，王震雖然已經離開了新疆，但兵團實際上是王震一手締造的。兵團第一任司令員陶峙岳晚年寫了一首名為《書懷》的詩送給王震：“改造大自然，開發戈壁灘。揮鋤為富國，執戈以防邊。”詩的“小序”寫道：“今日新疆建設之成就，實有賴于當時王司令員植其始基。”

　　歷史上的屯墾戍邊，無論規模有多大，有過多么輝煌的局面，都有一個長期駐守接續難以實現的問題。王震不僅用“既能作戰、又能生產建設”的思路對屯墾制度進行了創新，還切切實實當起了“紅娘”，設法讓兵團有二代、三代。

　　早在部隊進疆前，有些同志就對進駐那么偏遠的地方有意見，還編成了順口溜：“抗日戰爭打硬仗，南下北返餓肚腸，爛(南)泥灣里去開荒，勝利以后去新疆，成了光棍，丟了爹娘。”進疆后，20多萬大軍，大部分是光棍兒。

　　王震非常理解大家的心情，他說：“沒有老婆安不了心，沒有兒子扎不了根。”他向中央反映了這個情況，中央做出決定，允許新疆軍區從內地招收未婚女青年參軍，以解決新疆大齡官兵的婚姻問題。1950年秋，新疆軍區副司令員熊晃擔任招兵團團長，到湖南招收女兵。湖南是王震的老家，他特地給當時的湖南省委書記黃克誠、湖南省人民政府主席王首道寫信說：“新疆人口稀少，配偶難找，部隊要屯墾戍邊，長期安家，不解決婚姻問題是不行的，今派熊晃同志去湖南，請你們大力協助，幫助招一批女青年，最低年齡18歲，初高中文化程度，未婚，有過婚史但已離婚的也行。家庭出身不管，把她們招來新疆，紡紗織布，繁衍人口，與我部隊將士同建繁榮富強的新疆。”

　　于是，湖南省委在長沙市營盤街38號設立招兵點，還到處張貼招兵廣告，吸引了無數熱血女青年參軍入伍，當年就招收了3862人。1952年，又有4000多湘女進疆，由此有了“八千湘女上天山”的說法。

　　因為“僧多粥少”，這批招收來的女兵文化素質又高，實際上主要解決了大齡干部的婚姻問題。后來，王震又組織從華東招收了2000多名部隊醫院的護士，從山東征收了近3000名女兵。1954年，再到山東征收近7000名青年婦女，乘大卡車浩浩蕩蕩進新疆，基本解決了戰士們的婚姻問題。

　　靠“紅娘”王震的四處“化緣”，到1954年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成立的時候，部隊中女性的比例增長到40%。如今，兵團不但有了二代、三代，還有了四代，兵團軍民在亙古荒原上先后建立起了石河子市、五家渠市、阿拉爾市、圖木舒克市、北屯市等一批區域性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目前，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已發展成為一個擁有14個師、175個農牧團場、2115個連隊、268萬人口的特大型社會組織。

　　“永遠守衛西北邊疆”

　　盡管功勛赫赫，但王震從1952年5月起就受到批評。起因是在新疆進行牧區改革時，王震操之過急，想將牧區改革與農業地區改革同時進行。中共中央新疆分局將《關于在伊犁開展牧區改革》的電報發往中共中央西北局，但沒等西北局答復，王震就雷厲風行地布置開了。1952年6月，毛澤東對回北京開會的王震說：“你王震只看到新疆，沒看到全局。在少數民族地區先進行土地改革，第二步再實行牧區改革，這是中央的統一部署。你新疆不按中央的部署搞，就會影響西藏，妨礙我們爭取達賴的工作;也會影響甘肅、寧夏、內蒙古，那些地方也有牧區。這樣一來，中央就被動了。”直爽的王震果斷認錯。毛澤東認為，王震的“成績是主要的，錯誤是次要的，但是嚴重的”。

　　1952年12月，王震到蘭州開會時病倒，并于第二年3月轉到北京治病，離開了工作3年多的新疆。離開新疆后，王震一直記掛著新疆的事業和一同出生入死的戰友。1956年，王震出任農墾部部長之后，曾多次到新疆視察。1980年，鑒于新疆的復雜情況，中央決定王震以國務院副總理的身份分管新疆工作。為此，王震在短短一年內4次前往新疆。1981年，在王震的建議下，根據新疆發展和穩定的需要，中央決定恢復1975年3月被撤銷的新疆生產建設兵團。1991年，王震以83歲的高齡，再次到新疆視察工作。他十分動情地說：“1980年我曾經說過，現在重申，如果去見馬克思，我已委托戰友和親屬，把我的骨灰撒在天山上，永遠同各族人民守衛社會主義祖國的西北邊疆。”

　　1993年3月12日，王震在廣州逝世。4月5日，按照他生前囑托，王震的大部分骨灰被撒向天山山脈的前峽、后峽和天山北麓的石河子墾區，另有小部分骨灰安放在了黑龍江墾區的八五○農場(離開新疆后，王震又領導開發了北大荒)。他實現了自己的真誠愿望，讓自己的靈魂與天山融為一體，永遠關注和守護著新疆這片廣袤的土地。

　　治理新疆的啟示

　　王震在新疆的3年時間里，新疆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王震離開時，新疆的剿匪基本結束，社會穩定下來。各級人民政權先后建立起來，民族區域自治政策正在自下而上地穩步推進。此時，新疆的建設也與全國一樣，進入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一個各民族和睦相處、生機勃勃的新疆已出現在中國大地上。今天，當新疆深受暴力恐怖勢力、宗教極端勢力、民族分裂勢力的困擾時，再回顧當年王震治疆的經歷，能夠獲得深刻的啟發：

　　其一，穩定是人心所向，維護穩定必須堅決打擊暴力恐怖活動。其二，發展是爭取民心的重要手段，必須在發展的基礎上給各民族群眾以經濟上的實惠。其三，平等互助是民族團結的基礎，相互尊重對方的風俗習慣是各民族和睦相處的前提。其四，建設一支真心跟黨走的少數民族干部隊伍，并充分發揮他們的聰明才智。其五，提高各民族群眾的生產技能，是增強自我發展能力的關鍵。其六，屯墾戍邊是歷代治疆國策，是增強中央政府控制力的重要途徑。

　　新疆周邊有復雜的地緣政治格局，新疆內部有敏感的民族宗教關系，治疆需要高超的政治智慧。王震和他的戰友們在主政新疆時的一大特點是，在堅持推進民族區域自治政策的基礎上，緊密結合新疆的實際，堅決反對任何分裂的圖謀，按照自下而上的原則，先建立民族區域自治縣，再建立民族區域自治州，最后建立民族區域自治區，在新疆形成了大自治套小自治的格局;同時把分布在全疆的生產部隊集體轉業，建立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屯墾戍邊。這構建了中國共產黨治理新疆的長遠戰略框架。縱橫交錯的治理體系使得屢次在新疆興風作浪的分裂勢力始終無法形成大的動亂，確保了新疆的整體安全。

　　當然，時代在發展，社會在變化，治疆的政策也需要隨時代而發展，隨社會而變化。王震的治疆經驗是留給今天的寶貴財富，而今天的人們要有王震的精神和毅力，并以當代人的智慧來解決新疆面臨的問題，實現長治久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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