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世紀60年代，中國的安全環境和安全形勢異常嚴峻，美蘇先后對中國進行核威脅。美國希望通過核打擊來遏制中國核力量的研發進程，保持美國對中國的絕對核優勢;蘇聯則企圖通過核襲擊來打擊中國的國防力量，以滿足其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世界范圍內爭奪霸權地位的需要。面對美蘇的核威脅，中國積極應對，在強烈譴責美蘇核威脅的同時，加快了核武器的研制步伐，進行了充分的戰備，并及時轉變外交戰略，迫使美蘇最終放棄了對中國的核打擊企圖，打破了美蘇的核威脅。

　　20世紀60年代，是新中國成立后安全環境和安全形勢異常嚴峻的時期。美國繼續推行敵視中國的政策，威脅中國的安全;蘇聯堅持大國主義和大黨主義，力圖控制中國服從其全球戰略，中蘇關系交惡。這一時期，美蘇在不同程度上對中國進行常規軍事威脅的同時，還先后多次對中國進行過核威脅。

　　一、美蘇對中國的核威脅

　　早在20世紀50年代，美國就曾在朝鮮戰爭、臺海危機等重大歷史關頭，憑借其絕對的核優勢，對中國進行過核威脅。

　　20世紀60年代初期，中國加快了核武器的研發進程，美國政府對此非常擔心，認為中國發展核武器挑戰了美國的霸權和核優勢。1963年1月22日，美國總統肯尼迪在國家安全委員會第508次會議上說：“任何能夠阻止中共的談判都是重要的，因為他們已漸漸成為60年代后期以及將來的主要對手。”1月23日，美國助理國務卿哈里曼在致肯尼迪的信中提到：“在我看來，您談及的是關乎我國安全利益的最重要的事情，是努力防止紅色中國獲得核能力和為此目的而與蘇聯合作的可能性。”7月2日，肯尼迪指示哈里曼尋求與赫魯曉夫在禁止中國核武器試驗和開發方面的合作。肯尼迪在給哈里曼的電報中說：“相對比較小的力量掌握在中共手里時，都可能對我們大家造成很大危險，你應當征詢赫魯曉夫在限制或者阻止中國核開發方面采取什么辦法的意見，并且了解他是否愿意由蘇聯方面采取行動，或是接受美國按照這個方向采取行動。”

　　依照這種思路，美國制定了破壞中國核設施的具體措施。1964年4月，美國國務院政策設計委員會起草了《針對共產黨中國核設施直接行動的基礎》的報告，提出了四種摧毀中國核武器設施的辦法：“(1)假定單靠美國執行，公開的非核空中打擊。為把中國核裂變物質生產設施摧毀到需要完全重建的程度就必須采取沒有限制的非核空中打擊。(2)美國試圖使自己擺脫干系的任何特別努力都很容易被人發現。(3)利用在中國的特工進行秘密進攻。(4)空投破壞小組。結論是一支100人的破壞小組能夠制服中國核基地的警衛部隊并毀壞核設施，但要完全徹底地摧毀它則很困難。”

　　美國還試圖拉攏蘇聯，采取聯合行動共同對付中國的核設施。1964年9月15日，美國新任總統約翰遜與臘斯克、麥克納馬拉、麥科恩、邦迪等人一起討論如何對付中國的核武器發展計劃，初步決定不對中國采取單方面的軍事行動，但考慮和蘇聯采取聯合行動的可能性。10天之后，邦迪約蘇聯駐美大使多勃雷寧討論這個問題，多勃雷寧反應冷淡。美蘇聯合行動的計劃流產后，約翰遜的總統政策班子就美國是否單獨對中國采取軍事行動進行了激烈辯論，最后達成的認識是：“我們寧愿中國進行核試驗，而不愿意現在對中國采取軍事打擊行動。”

　　20世紀60年代后期，中蘇關系急劇惡化，蘇聯對中國也進行了核威脅。1969年，為了解決中蘇沖突，蘇聯國防部長格列奇科主張對中國實行核打擊，“一勞永逸地消除中國威脅”;另外有人提出，有限地對中國進行“核外科手術”，摧毀中國的核設施。1969年6月和8月，勃列日涅夫一度要動用在遠東地區的中程導彈部隊，對酒泉、西昌的導彈發射基地、羅布泊的核試驗基地和北京、長春、鞍山等城市進行核打擊;同時還任命戰略火箭軍副司令托盧勃科上將為遠東軍區司令，以加強核打擊行動中的指揮力量，命令在遠東的戰略導彈部隊進入一級戰備狀態，等候發射命令。蘇聯為什么會采取這種舉措呢?8月21日，美國國務院對蘇聯的行動進行了如此分析：“蘇聯領導人可能認為，即使是少量的中國導彈也會改變戰略形勢，隨著力量的增長，中國人在使用地面部隊時會更少約束。蘇聯人可能希望通過利用空中優勢，摧毀中國的核武器和導彈設施，以阻止事態朝這個方向發展，同時用他們的威脅力量，防止中國人在地面的報復進攻。”

　　為了更大程度地限制中國，蘇聯還試圖與美國合作來共同摧毀中國的核設施。當時，中美關系已經出現緩和跡象;再加上為了牽制蘇聯的擴張，當蘇聯向美國試探蘇美合作摧毀中國核設施的設想時，美國政府拒絕了。美國在這個問題上的態度給蘇聯的行動計劃以很大影響，據聯合國原副秘書長阿•舍甫琴科回憶：“在轟炸中國的問題上意見分歧使政治局陷入僵局。他們有幾個月不能就這個問題作出決定。格列奇科的好戰立場是以下列假想為依據的：當時美國公開敵視中國，不會積極地反對蘇聯的懲罰性行動，而會把它‘吞下去’，于是決定通過各條渠道伸出觸角來測定這種想法。由外交部、克格勃和軍事情報局探聽華盛頓對一場核打擊可能作出什么反應。蘇聯駐華盛頓使館奉命非正式地向美國中級官員進行了了解。但是多勃雷寧的報告作出了估計：對中國進行這樣的打擊，美國不會袖手旁觀。他的結論是這將冒蘇美對峙的風險。蘇聯最終放棄了這個計劃。”

　　美國此時最大的威脅來自蘇聯而不是中國，蘇聯對中國的核攻擊將會危及到美國的全球利益。為此，要制止蘇聯的核攻擊并讓中國及時了解蘇聯核攻擊的企圖，美國決定通過媒體散布有關消息。1969年8月28日，美國小報《華盛頓明星報》稱：蘇聯準備動用中程彈道導彈，攜帶幾百萬噸當量的核彈頭，對中國酒泉、西昌導彈發射基地、羅布泊核試驗基地，以及北京、長春、鞍山等城市進行外科手術式的核打擊。9月16日，倫敦《新聞晚報》刊載蘇聯“自由撰稿者”維克托•路易斯的文章說，蘇聯可能對新疆羅布泊的核試驗基地進行空襲。

　　可見，20世紀60年代，美蘇曾先后對中國進行過核威脅，嚴重威脅了中國的國家安全。美國希望通過核打擊來遏制中國核力量的研發進程，保持它對中國的絕對核優勢;蘇聯則企圖通過核襲擊來打擊中國的國防力量，以滿足其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世界爭奪霸主地位的需要。而且，美蘇還都有過相互拉攏采取共同行動的想法。不過，由于冷戰期間美蘇之間的相互猜疑和斗爭，雙方都把對方視為最大威脅和主要對手，都不希望對方形成對自己的壓倒性優勢。因此，無論是60年代前期美國試圖聯合蘇聯對中國進行核打擊，還是60年代后期蘇聯試圖聯合美國對中國進行核打擊，它們又都采取了拒絕的態度，致使美蘇聯手對中國進行核打擊的圖謀成為泡影。

　　二、中國對美蘇核威脅的應對

　　為了打破美蘇先后對中國進行的核威脅，中國做出了種種努力，迫使美蘇最終放棄了對中國的核打擊企圖。

　　(一)通過宣傳制造輿論，揭露美蘇的核威脅。

　　對于美國核武器對中國國家安全的嚴重威脅，中國通過多種渠道予以揭露。1960年9月1日，毛澤東會見墨西哥外賓時說：“中國人民是在美國原子武器射程之內的，是在美國炮口的下面。不但在日本有美國基地，南朝鮮也有美國基地，菲律賓也有，臺灣也有美國基地。臺灣是中國的一省，現在被美國占領。我們處在包圍之中，在美國原子武器的射程之內。”

　　對于核武器，中國領導人認為它主要起震懾作用，反對夸大其實際作用。1961年9月24日，毛澤東會見來訪的英國蒙哥馬利元帥，在談到核武器時說：“準備搞一點。哪年搞出來，我不知道。美國有那么多，是十個指頭。我們即使搞出來，也只是一個指頭。這是嚇人的東西，費錢多，沒有用。”1964年8月22日，毛澤東會見參加第十屆禁止原子彈氫彈世界大會后訪華的外賓時說：“我們的國家將來可能生產少量的原子彈，但是并不準備使用。既然不準備使用，為什么要生產呢?這是我們作為防御的武器。”1965年2月11日，毛澤東會見蘇聯部長會議主席柯西金時說：“我們也不相信這個東西(原子彈)，這個東西是嚇人的，真正打仗，用這個東西不行的，還是靠常規武器。”

　　針對美國企圖破壞中國的核設施，中國領導人表示毫不懼怕，并準備了相應的對策。1965年9月30日，毛澤東會見印度尼西亞外賓時說：“美國人放出空氣來，要把我們的原子彈廠炸掉，那就嗚呼哀哉了。有人就說，工廠可以炸掉，但是思想不可能炸掉，你炸掉第一批原子彈廠，他有這個思想，可以建第二批。”

　　中國還通過中美大使級會談這個特殊渠道，揭露和抗議美國對中國的核威脅。1963年8月7日，在中美大使級會談第116次會議上，中國代表王炳南對美國大使說：

　　“美國對中國和遠東的核威脅是存在的。你們在關島建立了戰略核轟炸基地，現在你們又在那里建立北極星核潛艇基地。你們在沖繩設立了核導彈基地。你們要把核潛艇停泊在日本的海港，你們的F-105D核戰斗轟炸機進駐日本。你們在南朝鮮和臺灣派駐了擁有種種核武器的部隊。一句話，你們已經把我國和遠東的重要城市和廣大農村置于你們的核基地的直接威脅之下。不僅如此，你們駐太平洋地區的空軍還有許多分布在各地的能夠攜帶核武器的飛機。你們駐太平洋地區的海軍則經常保有能夠攜帶核武器的攻擊航空母艦和潛水艇。總之，在中國的東方和南方，在遠東的許多地方，都有你們的核武器。更加嚴重的是，你們還在中國的毗鄰地區舉行種種核武器演習。你們曾經派遣核潛艇參加在東南亞條約組織的軍事演習。就在7月25日，即美英蘇三國代表草簽部分停止核試驗條約的同一天，你們的第七艦隊還在臺灣北部海面舉行投擲原子彈的演習，這是你們針對我國和遠東的赤裸裸的核戰爭挑釁。你們的最高級軍方人士，經常發出核戰爭的叫囂。你們的空軍武器系統司令部司令施里弗上將就公然說，要把民兵式洲際導彈的射程大大增加，‘以便把紅色中國的目標包括進去’。你們的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泰勒竟然威脅說，在美國同中國進行的任何沖突中，可能使用戰術核武器。這些語言都是徹頭徹尾的核訛詐的語言。”

　　11月13日，在中美大使級會談第118次會議上，王炳南對美國大使說：

　　“最近你們總統的專欄作家斯特華特•艾爾索普居然公開宣傳，你們的總統和總統的親近顧問都想像‘割除扁桃腺’一樣地，用高度爆炸力的炸彈，特別武器或者秘密手段，來爆毀你們用高空偵察機探知我們的原子工廠。”

　　對于蘇聯的核威脅，中國也進行了針鋒相對的揭露和批駁。1969年中蘇沖突達到頂點，蘇聯準備對中國實行“核外科手術”，摧毀中國的核設施。在這種危急情況下，中國向蘇聯表達了強烈的抗議，并告誡蘇聯中國已經準備打“核大戰”，來反擊蘇聯發動的核戰爭。1969年9月11日，周恩來在北京機場與蘇聯部長會議主席柯西金會晤時，提出了“聽說蘇聯要對中國的核基地實行先發制人的核打擊”的問題。周恩來特別強調：“當中國的核基地被蘇聯摧毀時，中蘇將處于戰爭狀態，并將把戰爭進行到底，即使蘇聯很順利地通過突然襲擊和先發制人的手段進行了核打擊，則蘇聯也將為未來的千百年造成巨大的政治問題。”9月12日，《人民日報》發表文章《核訛詐救不了新沙皇的命》，文章特別提到，蘇聯國防部第一副部長扎哈羅夫說，蘇聯戰略火箭部隊隨時準備行動打擊敵人，對蘇聯的核訛詐進行揭露。9月17日，毛澤東親自給《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20周年口號》加了第22條：“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反對任何帝國主義、社會帝國主義發動的侵略戰爭，特別要反對以原子彈為武器的侵略戰爭!如果這種戰爭發生，全世界人民就應以革命戰爭消滅侵略戰爭，從現在起就要有所準備!”10月7日，中國政府發表聲明嚴正指出：“蘇聯方面又在中蘇邊界挑起新的流血事件，同時反誣中國進行邊界挑釁，并且更加露骨地影射中國要對蘇聯發動核戰爭。”“中國政府曾多次鄭重聲明，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中國絕不首先使用核武器，誣蔑中國要發動核戰爭是荒謬的、可笑的。但是，中國也決不會被戰爭威脅，包括核戰爭威脅所嚇倒。如果一小撮戰爭狂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韙，襲擊中國的戰略要地，那就是戰爭，那就是侵略，七億中國人民就要奮起抵抗，用革命戰爭消滅侵略戰爭。”同日，周恩來在中蘇邊界談判中國代表團第一次會議上說：他們揚言要摧毀我們的核基地，露骨地進行戰爭威脅。我嚴肅而誠懇地告訴蘇聯部長會議主席，我們不要打仗，我們現在自己的事還搞不過來，為什么要打仗?但我們也決不會被戰爭威脅包括核戰爭威脅所嚇倒。所以我當面向他們講“你們說要用先發制人的手段來摧毀我們的核基地，如果你們這樣做，我們就宣布，這就是戰爭，這就是侵略，我們就要堅決抵抗，抵抗到底。我們不希望出現這種情況，所以我才把這個話告訴你”。

　　由于中國利用各種場合，通過各種渠道向美蘇表明中國對于核威脅的態度和舉措，美蘇擔心核襲擊中國造成的嚴重后果，始終未敢打開核戰爭這個“潘多拉魔盒”。

　　(二)中國加快發展核武器。

　　美蘇以核武器為后盾，動輒對別國進行核訛詐和核威脅。中國在飽受核訛詐和核威脅之后，切實感受到沒有核武器就要受人欺侮，要想徹底戳破美蘇的核威脅，必須發展自己的核武器。因為“核武器越是為美帝國主義及其合伙者所壟斷，核戰爭的危險也就越大。他們有，你們沒有，他們神氣得很，一旦反對他們的人有了，他們就不那么神氣了，核訛詐和核威脅的政策就不那么靈了”。毛澤東曾說：“我們現在工業、農業、文化、軍事還都不行，帝國主義估量你只有那么一點東西，就來欺負我們。他們說‘你有幾顆原子彈?’”“我們現在已經比過去強，以后還要比現在強，不但要有更多的飛機和大炮，而且還要有原子彈。在今天的世界上，我們要不受人家欺負，就不能沒有這個東西。”由此，20世紀60年代，即便在國民經濟嚴重困難的情況下，中國也加快了自主研制核武器的步伐。

　　在蘇聯撤走相關專家的情況下，中國發展核武器完全是特殊歷史條件下的被迫行為。1960年7月18日，毛澤東聽取李富春匯報時指出：“要下決心搞尖端技術。赫魯曉夫不給我們尖端技術，極好。如果給了，這個賬是很難還的。”為了更好地開展核武器的研制工作，1961年7月16日，中共中央作出《關于加強原子能工業建設若干問題的決定》，指出：“為了自力更生突破原子能技術，加強我國原子能工業建設，中央認為有必要進一步縮短戰線，集中力量，加強各方面對原子能建設的支援。”1962年11月17日，周恩來主持召開中央專門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主要研究加強原子能工業和加快核武器的研制和試驗工作。

　　而美蘇為了實現核壟斷，企圖利用禁止核武器問題來遏制中國核武器的發展。1963年7月25日，美英蘇三國在莫斯科草簽部分禁止核試驗條約。7月31日，中國政府發表聲明，主張全面、徹底、干凈、堅決地禁止和銷毀核武器，并倡議召開世界各國政府首腦會議。8月7日，中國在中美大使級會談第116次會議上，提出關于消除美國對中國核威脅問題的協議草案：“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美利堅合眾國政府，它們愿為全面、徹底、干凈、堅決地禁止和銷毀核武器，為消除核戰爭對全人類的威脅而共同努力。”

　　1964年10月16日，中國在新疆羅布泊成功爆炸了第一顆原子彈。中國政府向全世界作出了莊嚴承諾：“中國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維護核不擴散，不在外國部署核武器，不以核武器相威脅。”同時，中國政府還主張全面禁止和徹底銷毀核武器。由此可以看出，中國發展核武器的目的是為了防御核大國的核壟斷和核威脅，并不是為了侵略和威脅別的國家。這一點，連美國也表示認同。1970年11月12日，美國《中情局關于中國的國際姿態的國家情報評估》認為：“北京可能主要是希望這種戰略武器成為對付蘇聯或者美國進攻的一種威懾，同時提高中國在國際事務中討價還價的砝碼。沒有證據顯示戰略能力的獲得必然就會使中國人更富侵略性。”

　　20世紀60年代，中國的核武器實現了跨越式發展。在成功爆炸第一顆原子彈后，1965年5月14日，以空投方式成功進行了第二次核試驗;1966年10月27日，成功進行了中程導彈運載核彈頭的試驗，實現了“兩彈結合”;1967年6月17日，第一顆氫彈空爆成功試驗;1969年9月23日，中國成功地進行了首次地下核試驗。

　　(三)為打破美蘇核威脅，中國進行了充分積極的備戰。

　　戰爭準備總是從最壞的可能性來考慮問題，作最充分的準備，防備外敵的入侵。中國黨和政府歷來重視戰爭準備。20世紀60年代，在國家安全形勢十分惡劣、敵視國家缺少正常溝通渠道的情況下，中國只能作出積極備戰的決策。中國充分積極的備戰，形成了巨大的威懾力量，頂住了美蘇的軍事壓力與威脅，達到了“不戰而屈人之兵”的目的。

　　首先，中國提高了對美國發動侵略戰爭的警惕性。1965年5月21日，總參謀部發出中共中央常委在接見軍委作戰會議全體同志時的指示紀要：“(一)要立足于準備早打、大打，從各方面來打，我們準備好了，敵人就不敢輕易來打，就有可能爭取推遲戰爭，甚至使戰爭打不起來。(二)要從戰略上考慮問題，處理好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的關系。對增加兵員，要從全局來考慮，軍隊搞得太多，就要影響國家經濟建設。(三)備戰工作要有重點，現在必須搞好工事，搞好部隊的武器裝備。可以先從部隊抽一點力量去搞工事。(四)要從軍事思想、物質基礎和軍隊的政治工作三方面做好打仗的準備。”

　　1969年，面對蘇聯對中國的軍事威脅和核威脅，中國在“備戰、備荒、為人民”的方針指導下，各大中城市掀起了一場“深挖洞”的群眾運動，很快進入了“要準備打仗”的戰備狀態。1969年9月25日至27日，根據毛澤東的指示，中央軍委作戰會議召開，研究落實加強東北、華北、西北等“三北”地區的戰備問題。10月15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征兵百萬的命令，決定1969年冬季征兵109萬人，補充兵員。同日，根據毛澤東關于國際形勢有可能突然惡化的估計，中央還決定將在北京的一些黨和國家領導人、大批黨政機關及其干部家屬疏散到外地。為了防止蘇聯的入侵和核打擊，全國進行了軍民總動員，準備隨時迎敵;同時，國民經濟開始轉向臨戰狀態，許多企業轉向軍工生產并轉移到大小“三線”地區。

　　中國充分積極的備戰，使美蘇都不難得出進攻中國得不償失的結論。1970年6月11日，美國《中情局關于中國常規和防空部隊的評估》認為：“盡管存在重大的弱點和不足，但是中國人民解放軍具有相當強的防御能力。這些力量加上中國龐大的人口和領土使得攻擊中國的地面戰爭成為最可怕的選擇，即使是對大國而言。”到了1976年11月11日，美國《中情局關于中國的防御政策和武裝力量的評估》仍認為：“總的來說，中國的軍事威懾是不可忽視的，但是根據戰爭的性質，其效果迥異。例如，對于地面的入侵，由于其龐大的常規部隊(縱深防御的良好準備和部署)，遼闊的地理疆域，大量具有高度組織性的人口和長期戰爭的動員能力，中國已經具備了高水平的威懾能力。”即便到了今天，拋卻對經濟發展因素的影響，我們也必須承認，20世紀60年代中國的積極備戰是根據當時國際形勢需要作出的正確決策，是毛澤東這一代領導人從國家安全考慮出發作出的重要戰略決定，有效地維護了國家主權和安全。

　　(四)中國轉變外交戰略，頂住了美蘇的核威脅。

　　20世紀60年代，國際關系從兩極向多極方向發展。美國不能再稱霸全球，蘇聯不再是唯一能向美國挑戰的國家;歐洲和日本正逐漸成為國際舞臺上不可忽視的力量;中蘇同盟的破裂，導致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分崩離析;資本主義世界內部也出現了離心現象。

　　在這種國際形勢下，為應對美蘇爭霸和對中國的威脅，中國積極調整外交政策，轉變外交戰略。毛澤東提出了“兩個中間地帶”的理論：“中間地帶有兩部分：一部分是指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廣大經濟落后的國家，一部分是指以歐洲為代表的帝國主義國家和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這一時期，中國拓寬了外交渠道，把外交重點轉向廣大亞非拉國家，支持亞非拉國家爭取獨立和解放的斗爭，謀求建立國際反帝反霸統一戰線。到1969年，中國的建交國已達50多個，大大提高了中國的國際影響力。1963年12月到1964年2月，周恩來率領中國代表團先后訪問了阿拉伯聯合共和國(今埃及和敘利亞)，阿爾及利亞、摩洛哥、突尼斯、加納、馬里、幾內亞、蘇丹、埃塞俄比亞、索馬里等非洲國家，同時還訪問了阿爾巴尼亞和亞洲的緬甸、巴基斯坦、錫蘭(今斯里蘭卡)等14個國家。此外，中國還與法國建立了正式外交關系，與日本通過“民間外交”的形式保持著密切的交往。

　　20世紀60年代后期，中蘇關系交惡，迫使中國放棄了“一邊倒”的外交戰略，代之以聯美抗蘇的外交選擇。面對蘇聯對中國越來越大的現實威脅，中國不得不調整外交戰略，開始重視中美關系的改善，并開始探索中美關系改善的途徑。1969年6月，雷陽任中國駐波蘭大使館臨時代辦，周恩來指示他要密切注意來自美國的新動向，有情況要立即報回。周恩來強調，要保持“華沙渠道”不能中斷。他還指出：“目前是蘇修、臺灣勾結要搞什么亞洲集體安全，并非美帝為主。”7月11日，葉劍英和陳毅、徐向前、聶榮臻共同署名，呈報周恩來轉毛澤東《對戰爭形勢的初步估計》的報告，對中美蘇大三角的戰略關系進行了深入研討，全面分析了中美蘇三大力量之間的斗爭，認為中蘇矛盾大于中美矛盾。1969年9月17日，陳毅、葉劍英、聶榮臻、徐向前等四位元帥將《對目前形勢的看法》呈送中央，建議在中蘇邊界談判即將舉行的情況下，選擇有利時機恢復中美大使級會談。之后，中美關系的堅冰開始逐步消融。

　　中國外交戰略的制定和調整，為頂住美蘇的核威脅起到了借力牽制的作用。特別是20世紀60年代后期，緩和與美國的關系，為中國抗衡蘇聯增加了砝碼，捍衛了中國的主權與領土完整，對緩和世界局勢也起到了積極作用。

　　梳理20世紀60年代中國應對美蘇核威脅的歷史過程，我們不難發現，正是由于中國從物質和精神方面作好了加快核武器的研制、遏制和應對對方威脅的充分準備，才有效地阻止了美蘇可能對中國發動的核戰爭，保證了中國的國家安全和經濟建設的順利進行。這一時期，英國元帥蒙哥馬利曾特別指出：“戰爭的禁律之一就是不能進攻中國。誰要是進攻就一定要大倒其霉，因為中國像一塊吸水石一樣，任憑你有原子彈，有大量新式的技術裝備也無濟于事，必將被七億中國人所擊敗。”歷史經驗證明，要想在紛繁復雜的國際風云中不受制于人，必須擁有遏制戰爭的震懾手段和具備打贏戰爭的實力。正如鄧小平所說：“如果六十年代以來中國沒有原子彈、氫彈，沒有發射衛星，中國就不能叫有重要影響的大國，就沒有現在這樣的國際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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