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四月在美兆健康體檢中心查體，突然發現，左眼視力驟降，才一年的工夫，就從1.0降到0.3。我知道，生老病死是不可抗拒的生命體驗，歲數大了，每年說不定都會有個把零件不好使，需要修理，直到有一天全部報廢。

　　黃斑病變是老毛病了，上世紀九十年代就已查出，現在終于到了應該大修的時候。從北大校醫院轉到北醫三院，說是青光眼。后來到人民醫院，找到著名的黎曉新大夫，她說我是黃斑前膜增厚，應手術剝除，晶體老化，早晚得換，干脆也一塊兒做了。

　　有病不治等什么，我同意手術。問題是，五月十八日，我要到美國訪問，事皆前定，二十三天，四個地點，每天干什么，人家全都安排好了，臨時變卦，不好意思。手術被拖后。

　　六月十日回北京，回到北京就十一日了。第二天是我生日，學生請飯。去年，我跟他們說，二零零零年我就活夠本了，剩下的日子是個饒頭。今年你多大?剛好十三歲，我自己給自己這么算。但小區居委會來電話，讓我去拿老年證。六十五歲，憑這張卡，坐車不要錢，公園隨便進。

　　六月二十八日做手術，睜一只眼，閉一只眼，一直在家熬著。全部恢復要三個月。現在用右眼寫字，一天寫一點兒，和以前一樣，講點眼跟前兒的事。

　　這本《鳥兒歌唱》是丁超和陳軒選編，兩個年輕人，朝氣蓬勃，一個來自北大，一個來自清華。

　　我是宅男，喜歡鬧中取靜，有在電視機前寫作的習慣。我不訂報紙，也不太上網，每天打開電視，只是留心一下有目共睹誰都看得見的大事件。太多的消息懶得看。蠱惑人心的謠言，人云亦云的輿論，我一向持懷疑態度。

　　我是身在二十一世紀，心在二十世紀，目睹世紀之變，做一點前后對比，講一下我的文化立場。

　　山中方七日，世上幾千年。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我幾乎年年去美國。二十一世紀，我只去過三次美國，二零零一年一次，二零零七年一次，今年是第三次。十三年唰的一聲就過去了，美國還跟從前一模一樣，就像奧威爾從血腥的西班牙內戰回到他的祖國時所說：

　　英國——特別是英國南部，也許擁有世界上最和諧的風光。在經歷了漫長旅程，特別是當你從暈船中逐漸緩過來以后，突然發現自己坐在列車專用絲絨坐墊上，你很難相信在哪里真的在發生什么事情。日本發生地震、中國發生饑荒、墨西哥發生革命?無須擔心，明天早上牛奶還會放在門前的臺階上，《新政治家報》也會照常出版。工業都市離這兒非常遙遠，煙霧和窮困被掩藏在地平線下面。這里依然是我童年就已熟悉的英國：被鐵路分割的大地上滿是鮮花，站在草地上的馬靜靜地吃草，緩緩流淌的溪水，溪邊的柳樹，榆樹上的榆錢，農舍旁的草叢，倫敦郊外寂靜的原野，骯臟河面上漂浮的船只，熟識的街道，海報欄上板球賽和王室婚禮的公告，男式圓頂高禮帽，特拉法加廣場的鴿子，紅色的巴士，身著藍制服的警察——所有這一切都睡著了。英國睡意蒙眬，我有時擔心我們永遠不會醒來，直到被炸彈的轟鳴驚醒。(《向加泰羅尼亞致敬》一書的結尾)

　　他說的“炸彈的轟鳴”是他的不祥預感。西班牙內戰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預演，后來的事情被他說著了。

　　美國在地球那邊做夢，也是讓珍珠港事件炸醒。

　　二十一世紀是由“九一一”的爆炸揭開帷幕。新世紀，革命雖已沉寂，戰爭并未消亡。“反恐”給小布什、切尼和拉姆斯菲爾德提供了最好的借口。他們窮兵黷武，把這個世界折騰慘了，也把美國折騰慘了。奧巴馬繼承了他們的爛攤子，也繼承了他們的餿主意。在對外政策上，美國依然故我。難怪今年四月，美國在世的五個總統聚首達拉斯，共敘愛國情懷。奧巴馬一席貼心話，讓小布什熱淚盈眶。

　　上世紀末，蘇聯解體，東歐易幟，美國和北約把歐洲搞定，世界三大塊，只是三分天下有其一，其他兩塊都未搞定，沒有搞定的地方都是潛在的戰場。

　　中近東，教俗之爭是大問題。美國推行世俗化和民主化，往往事與愿違。世俗化程度較高的政權往往親美，但不是君主制就是軍主制(軍人專政)，非常獨裁，非常專制，非常腐敗，利益高度分化。真正的民主選舉，又往往選出的是帶有草根色彩的傳統宗教勢力，讓美國不待見。各派勢力斗法，一次次重新洗牌，按下葫蘆浮起瓢，每次都是翻烙餅。如今敘利亞深陷內戰，埃及局勢大亂，伊拉克、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每天爆炸不斷。這兩天的消息是“基地”分子劫獄，二十五家美國使館關門。這一地區，本來是英法兩國的老地盤，美國希望它們趕緊搭把手，讓它重返亞太。

　　亞太是美國大兵死傷最多的地方。二次大戰，美國打敗日本在這兒。冷戰時期，美國一挫于朝鮮，二挫于越南，兩次同中國交手，也在這兒。現在，美國戰略東移，當年的柏林墻對峙被搬到“三八線”，當年圍堵蘇聯的飛機戰艦被部署在第一島鏈。人家興師動眾干什么?當然是圍堵中國。

　　“戰爭即和平，自由即奴役，無知即力量。”(見《一九八四》)奧威爾的三句名言，至今沒有錯。

　　蘇聯退出冷戰，中國告別冷戰，但美國從未放棄冷戰，后冷戰仍是冷戰的繼續。

　　有一天，大概六月六七日吧，我在費城一家旅館，睡前借電視催眠，迷迷糊糊，眼前蹦出一個年輕人，口中念念有詞，下面有字，一會兒“棱鏡”，一會兒“泄密”，一會兒“老大哥在盯著你”。此人不是別人，正是今年的頭號新聞人物——斯諾登。他從夏威夷到香港到莫斯科，每天都有報道，一舉一動，揪著全世界的心。眼瞅一個月了，故事沒完沒了，直到八月一日，他才有了臨時避難的證件。

　　“新世紀的福音”怎樣變成噩夢?

　　二零零一年的阿富汗戰爭和二零零三年的伊拉克戰爭，讓我們想起了越南戰爭。那次戰爭，全球上下，包括美國，不分左右，一片喊打。

　　二零零八年的金融風暴，讓我們想起了一九二九年的經濟大蕭條。那次危機，全球上下，誰都叫苦不迭，最后逼出個法西斯主義。

　　二零一三年的斯諾登事件讓我們想起了奧威爾。他讓我們重新思考：誰是這個世界的“老大哥”?“電屏”的意義到底是什么?

　　這是一次新的思想解放運動。事實比宣傳更能教育人。

　　說人洗腦者，正是洗腦人。

　　這本書的頭一篇是《讀〈動物農場〉》，對我最重要。奧威爾的書，過去讀過，不全面也不深入。二零零七年，我把我能找到的書全都找來，擱在一塊兒讀，感覺大不一樣。不讀不知道，一讀嚇一跳。我發現，他的故事，經西方意識形態導讀，人云亦云，幾乎跟指鹿為馬一樣。

　　《動物農場》是寫蘇聯。這段歷史有點像咱們的《水滸傳》：造反——圍剿——招安，也是三部曲，結局是“人豬和解”。他罵豬。豬背叛動物，像人一樣站起來，重歸主流，在他眼里，不是喜劇，而是悲劇。動物農場，什么動物都有，既有傳播社會主義革命的鴿子，也有傳播資本主義福音的烏鴉，既有吃苦耐勞能戰斗的老馬，也有好吃懶做、偷奸耍滑、愛占便宜的老貓。他的立場，其實很清楚。他說，他既不站在“人”(帝國主義和法西斯主義)一邊，也不站在“豬”(偽社會主義)一邊，而是站在“當牛作馬”的“動物”一邊。

　　《一九八四》是講冷戰，從一九四八年預言一九八四年。西方圍剿蘇聯，長達七十三年，頭三十年寫進前書，后四十三年屬于冷戰。二次大戰，英法縱容德國從西邊包抄蘇聯，美國縱容日本從東邊包抄蘇聯，結果是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反而與蘇聯結盟。戰后，共同的敵人沒了，雙方對峙，又回到這兩個包抄點。冷戰，實質還是“圍剿——反圍剿”，蘇聯是被圍者。圍者把被圍者堵在家門口(封鎖是因，封閉是果)，說大白天的，你關什么門兒，自個兒拿“鐵幕”罩著自個兒，“小羊兒乖乖，把門兒開開，媽媽回來了，媽媽來喂奶”。冷戰時期，蘇聯就像“麻胡子”(參看魯迅的《二十四孝圖》)，是專門嚇唬歐洲人的。奧威爾跟后來的許多西方左派一樣，患有恐蘇癥，唯恐蘇聯吞并歐洲，使“極權主義”傳染全世界。當時，共產主義和左翼運動如日中天，讓整個西方世界渾身發抖，他這么想，不無道理。更何況對抗本身也是傳染：你有彈，我有彈;你搶地盤，我也搶地盤;你抓特務，我也抓特務。彼此彼此，互相都受對方的情緒感染，劍拔弩張。奧威爾預言的“三國演義”：英美是大洋國(包括英聯邦和拉丁美洲)，蘇聯是歐亞國(包括歐洲大陸)，中日朝韓是東亞國。西亞、北非和南亞、東南亞是三國爭奪的中間地帶，細節跟后來的發展有出入(主要是歐洲被蘇聯吞并)，但大格局沒有錯。有趣的是，它的故事場景不是選在歐亞國，而是選在大洋國，他害怕的是禍起蕭墻。

　　老大不是“老大哥”，誰是“老大哥”?

　　福柯說，馴化和監視是現代社會的兩大法寶。這兩樣，《一九八四》都有描述。

　　馴化是洗腦，從報紙到電視，從官方宣傳到大眾娛樂，從監獄、軍隊到教堂、學校，什么都可以是馴化。別以為光社會主義國家有洗腦，資本主義國家的洗腦，歷史更悠久，功能更強大。比如五一勞動節、三八婦女節，本來是美國發明，但現在很多人都以為，這是蘇聯的發明。

　　監視，手段也很多。《一九八四》講監視，給人印象最深，莫過“電屏”。“電屏”就是用來監視。這玩意兒對警察破案特好使。現在，除了廁所，哪兒哪兒都時興安攝像頭，越是闊人住的地方才越需要，銀行更是不可或缺。過去，大家都以為，蘇聯是警察國家，此書肯定是講蘇聯。但直到今天，攝像頭最多，還得屬英國。

　　當然，英國當老大哥，這已經是過去時。二次大戰后，李代桃僵，美國才是現在的老大哥。美國是世界警察，它要監控全世界，攝像頭已經遠遠不夠，真正的監控手段是計算機網絡。

　　古人云，人唯求舊，器唯求新。

　　互聯網像一張大網，把天下古今一網打盡。大家都說，世界已無秘密可言，這玩意兒最公開，最透明，最容易保障言論自由，最容易行使監督職能，人民一旦上網，就會爆發“顏色革命”、“茉莉花革命”，但他們忘了，監視者背后還有監視者，這個網絡的中心坐著個黑蜘蛛，它才是君臨一切的上帝，盯著你們每一個人。

　　兵法，知彼知己，百戰不殆。知彼離不開間諜，知己也離不開間諜。

　　美國反恐，有兩大法寶：

　　第一，我看得見你，你看不見我，靠的是網絡監控;

　　第二，我打得著你，你打不著我，最好的例子是無人機。

　　器雖然是新的，但人對付人的道理，其實還是老的。

　　美國的監控是全覆蓋，什么都拿“反恐”說事：

　　(1)國家監控國家。美國認為，“自由國家”監視“不自由國家”，這是天經地義。“自由國家”也分親疏遠近，英國和英聯邦國家是一等“自己人”，歐洲大陸和日本是“二等自己人”。即使“自己人”，照樣受監視。中國的身份是什么?蘇聯解體后，中國是美國圍堵的頭號對象(人家明媒正娶，有大老婆、二老婆、三老婆，中國連丫鬟都不是，別自作多情)。

　　(2)執政黨監控反對黨。這事在美國是大忌。我們都還記得，前不久，共和黨鬧“監控門”，比如“水門事件”。奧巴馬趕緊解釋，不對不對，我這一切，還不都是為了反恐?監控的主意本來出自小布什。奧巴馬搞監控，比小布什更來勁兒。共和黨攻他，那只是說你監控誰也不能監控我。這回倒好，斯諾登事件一出，兩黨高度一致。

　　(3)政府監控人民。這也不是什么新鮮事。麥卡錫時代，美國就搞竊聽和告密，理由是“非常時期”。“九一一”之后，“反恐”成了“麻胡子”。你說怪不怪?美國比誰都強大，但它比誰都缺乏安全感。它說，親愛的美國人民呀，你們若不讓我監控，“九一一”可就來了。為了國家，你們該委屈就委屈點吧。這對缺乏安全感的美國人最管用。

　　斯諾登事件出來，世界各國，反應不一，好像行為藝術。什么國說什么話，真是一點兒不假。美國嘴硬，一點不認錯，說咱干的這點事，誰不干呀(大家都干壞事情，大家都是好東西)，網絡安全，它是受害者，中國盡偷它的東西。它的盟友，吃虧受害，不敢言語，頂多哼哼唧唧，表示一下不滿，那都是做給民眾看，絕不敢跟美國撕破臉。老大老大，還是有人怕。斯諾登被美國吊銷護照，全球通緝，除俄羅斯和幾個拉美國家，誰都不敢收留他。難怪電視評論說，這正應了一句老話，“只有永恒的利益，沒有永恒的朋友”(誰都把這句庸言掛在嘴邊，以為大有深意存焉，好像自個兒就是政客外交家似的)。沒有義，只有利。沒有主義，只有生意。這是很多人的邏輯。

　　這一事件對所有人的良心也是考驗。

　　鳳凰臺的新聞評論真有意思。

　　鄭浩說，斯諾登走投無路，誰都不待見，他根本不是“英雄”，而是“麻煩制造者”。

　　閭丘露薇說，這一事件被炒作放大，其實它“反而證明美國司法健全，言論自由”。斯諾登該去哪兒?她有她的分析。拉美人權差，不能去;歐洲比較理想，去不了。你不是要當英雄嗎?最好的選擇還是回美國。因為在美國，“他可以請律師，他作為一個受到如此關注的公眾人物，在整個司法過程中應該會得到很多的關注，關注越多，公平性越高”。

　　趕緊投案自首吧。

　　話音未落，七月三十一日，曼寧(他把美軍虐殺伊拉克平民的血腥畫面放到了網上)被判間諜罪，面臨十九項指控，刑期可能高達一百三十六年。

　　美國司法可是憑判例講話。

　　真話有如利刃，觸之者傷。奧威爾的風格，就是“剃刀般的鋒利”。他甚至敢把自己的傷疤揭給世人看。他寫“動物農場”，靈感從哪兒來?來自西班牙內戰。他親身體驗過自己人殺自己人的內心傷痛。

　　小時候，我看過一個電影，名字叫《魔椅》(匈牙利拍的，一九五四年出品)。“魔椅”很神奇，誰只要一屁股坐在這把椅子上，馬上就口吐真言，讓一切虛偽言辭無地自容，讓一切道貌岸然陷于尷尬。當時的我只有八九歲，在電影院笑得前仰后合，回到家里仍興奮不已，逢人就要拉著人家講，重復片中的對話與情節。

　　斯諾登是個敢于講真話的人，真話讓世界陷于尷尬。

　　美國是個以人權立國的國家。個人隱私受法律保護，不是隨便可以打聽的東西。但個人有隱私，國家也有隱私呀。國家的隱私叫機密。這兩個東西打架怎么辦?小布什說，咱們可以立個《愛國者法案》，反恐是硬道理，人權事小，安全事大，小要服從大。斯諾登事件的意義就在于，他是循著美國的法理，揭穿了美國的謊言，讓世界人民知道了真相。

　　美國對他國的武裝干涉，一向是以人權為理由，號稱“人權至上，大于主權”。怎么輪到反恐，人權就不那么至上了呢?

　　民主誠可貴，自由價更高。

　　若為安全故，二者皆可拋。

　　注意，這里的“安全”只是美國的安全。

　　現在的世界有如太虛幻境。

　　斯諾登事件好像科幻片，不堪忍受機器王國統治的人被機器殺手四處追殺。他以一己之力挑戰強大的國家機器，挑戰無情的世界體系，太難。

　　斯諾登無家可歸，有人給他發了本世界護照，還有人建議把諾貝爾和平獎發給他。他的命運如何?誰也不知道。

　　這個世界會好起來嗎?答案是總要有人挑戰。

　　魯迅說：

　　世上如果還有真要活下去的人們，就先該敢說，敢笑，敢哭，敢怒，敢罵，敢打，在這可詛咒的地方擊退了可詛咒的時代!(《忽然想到》之五)

　　說起斯諾登，我會想起奧威爾。說起奧威爾，我會想起西班牙內戰。

　　我一向認為，不讀《向加泰羅尼亞致敬》(還有《戰時日記》和《戰時通信》)，就沒法理解奧威爾，也讀不懂《動物農場》和《一九八四》。

　　最近有本好書，《當世界年輕的時候——參加西班牙內戰的中國人(1936-1939)》，倪慧如、鄒寧遠著，讓我們回到了那個久已被人遺忘的年代。這是我所寓目，廣西師大出版社出版，非常非常難得的好書。

　　作者說，這是一場“震撼世界良心的內戰”。

　　封面題辭寫得真好：

　　那是一場非比尋常的戰爭，

　　它呼風喚雨，

　　曾經讓畢加索的畫筆憤怒，

　　讓聶魯達的詩篇流淚，

　　讓加繆的心口淌血，

　　讓全世界四萬多個男女老少去西班牙……

　　為了一句“No Pasaran”(“不許法西斯通過”)，美國的海明威、加拿大的白求恩、英國的奧威爾，還有許許多多普通人(包括中國人)，不遠萬里，從世界的各個角落，投入這場被人出賣注定失敗的戰爭，很多人都長眠在了這塊古老的土地上。

　　他們是真正的國際戰士，他們是真正的世界公民。

　　二零一三年八月三日寫于北京藍旗營寓所(《鳥兒歌唱——二十世紀猛回頭》，李零著，北京大學出版社即出)

　　(本文載于《讀書》雜志2013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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