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湖四海”是毛澤東一生中在各個場合比較喜歡用到的一個字眼，但是在過去，并沒有太多引起大家的重視，沒有把它當成一項重要思想去論述，只是在個別文章里有人關心過。事實上，毛澤東雖然沒有正式撰文論述過這樣的思想，但是他的這種“五湖四海”的思想卻是貫穿在他對任用人才、結成革命統一戰線等各項工作的思考和偉大的革命實踐中，展現了一代偉人的寬闊胸襟和共產黨人的崇高精神境界。

　　一

　　毛澤東的“五湖四海”思想最早表現于他的青年時期。

　　在毛澤東年輕的時候，他就反對那種狹隘的地域鄉土觀念，這與他的實際經歷有關。在毛澤東17歲的時候，他通過舅舅的關系聯系到湘鄉去求學，期間，他遇到了這樣的情況：在當時的湘鄉，分為上區、中區與下區，上區的學生與下區的學生不斷地打架，完全是因為鄉土觀念。雙方好像要拼個你死我活似的。毛澤東對此非常憎惡，在這雙方的爭斗中，毛澤東總是采取一種中立的態度，這是因為他本身不是屬于哪一區的人，但是結果是搞得三區的同學都看不起他。(據斯諾《毛澤東自傳》)

　　青年毛澤東是一個很有胸襟氣度的人，他除了反對這種狹隘的鄉土觀念之外，還希望交往接觸更廣泛的人群。

　　斯諾在《毛澤東自傳》中還曾記載了毛澤東以“二十八畫生”的名義征友的故事。1915年9月中旬，毛澤東在長沙城內各中等學校傳達室門口張貼了一張《征友啟示》，發出了欲結識更多敢為國家振興而修遠求索同道者的聲音。毛澤東還把《征友啟示》的寫作動因和貼出后的反響寫信告訴了他的摯友蕭子升，他在信中寫道：“吾人立言，當以身心之修養、學問之研求為主，輔之政事時務”。“近以友不博，則見不廣”，“所以效嚶鳴而求友聲”。

　　在毛澤東的一生中，他的朋友遍天下，不僅有城鄉貧民，也有士紳名流;不僅有僧侶文人，也有黨外精英及國際人士。當然，這首先與他的社團經歷有關。

　　毛澤東從青年時代起就積極參與和組織社團活動，如學友會、新民學會、少年中國學會、馬克思主義研究會，等等，這里最值得一提的是新民學會。

　　在當時創辦新民學會過程中，從地域上來講，毛澤東并不局限于一地，而是積極支持社團的擴大發展，廣泛吸收各地的成員。新民學會會員中雖然大部分來自以長沙、湘潭為中心的湘中、湘北地區，但在外省中也發展有會員，如劉清揚、陳啟民等。此外，毛澤東還鼓勵會員們要志存高遠，他積極支持并籌劃湖南青年留法勤工儉學，其中著名的有蔡元培、蕭子升、李維漢、蔡暢等19人，盡管他自己最后沒有去法國留學。除了新民學會外，毛澤東后來參加的少年中國學會、馬克思主義研究會等，會員都是來自全國各地，有的甚至分布更為廣泛。

　　青年時期組織與參加社團的經歷造就了毛澤東“五湖四海”的性格，他的這種性格在后來創建革命根據地的經歷中也體現了出來。

　　1927年八七會議之后，中共中央領導機關準備從漢口遷到上海，當時作為黨的總負責人的瞿秋白找到毛澤東，希望他一同去上海，到中央機關幫助主管實際工作。面對瞿秋白的好意邀請，毛澤東帶些幽默色彩地予以了拒絕，他說：“我不愿跟你們去大城市住高樓大廈，我要上山結交綠林朋友!”

　　二

　　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及其以后，毛澤東的“五湖四海”思想，更多的是針對黨內出現的山頭主義和宗派主義傾向而提出的。

　　山頭主義是一種小團體主義的傾向。毛澤東在他的《學習和時局》中有過具體的論述，他指出：“山頭主義的社會歷史根源，是中國小資產階級的特別廣大和長期被敵人分割的農村根據地，而黨內教育不足則是其主觀原因。”

　　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和革命隊伍內部曾經出現過一種小團體主義傾向。其表現為在革命隊伍中，由于斗爭歷史不同、工作地域不同和工作部門不同等原因而產生的各部分同志間互相不了解、不團結的現象。它是在長期的游擊戰爭中，農村革命根據地的分散和彼此間不相接觸的情況下產生的。這些根據地開始多半建立在山岳地區，一個集團好像一個山頭，人們就把這種錯誤傾向稱為山頭主義。山頭主義從革命根據地一開始建立就有了，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山頭主義鬧得最嚴重的是在紅軍由分散向集中轉變的時候。

　　與山頭主義相關的還有宗派主義。宗派主義是指黨內存在的一種以宗派利益為出發點的思想和行為，是封建宗派思想、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思想在組織上的表現。主要表現為：首先，在個人與黨的關系上，把個人放在第一位，把黨放在第二位，向黨鬧獨立性;其次，在組織上，任人唯親，在同志中拉拉扯扯，把資產階級的庸俗作風搬進黨里來;再次，在黨內關系上，只強調局部利益，只要民主，不要集中，不遵守個人服從組織、少數服從多數、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的民主集中制原則，進行無原則的派別斗爭;最后，在和黨外人士的關系上，妄自尊大，驕傲自滿，不尊重人家，不學習人家的長處，不愿和人家合作等。

　　對于這樣的一些現象，延安時期，毛澤東從總結歷史經驗教訓的高度，從黨的事業的大局出發，明確提出要進行批判，并且告誡全黨要搞團結，不要搞分裂，要搞五湖四海，不要搞小集團、小圈子。在不斷批判山頭主義、宗派主義的過程中逐漸提出了“五湖四海”的思想。

　　1942年2月1日，毛澤東在中央黨校開學典禮大會上發表了《整頓黨的作風》的演講，明確指出整風運動就是宣傳唯物論，宣傳辯證法，反對主觀主義、宗派主義、黨八股等三風，使黨員和干部能夠切實掌握馬克思列寧主義和中國革命具體實際相結合這個根本方向。六屆四中全會后，王明等把持的中共中央提拔了一些“左”傾教條主義者進入中央領導崗位，過分打擊了犯立三冒險主義錯誤的領導人，并進行宗派主義的“反右傾”斗爭，打擊了提出不同見解的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實等黨的優秀干部。毛澤東在這次演講中明確提出：今后在黨委會內部，不論書記或委員，都應當堅持團結，反對分裂;堅持搞“五湖四海”，反對山頭主義、宗派主義;堅持無產階級黨性，反對資產階級派性;堅持對黨對人民負責的工作態度，反對不負責任的工作態度。

　　1944年4月，毛澤東在延安高級干部會議上發表了《學習和時局》演講，重點提出了反對山頭主義傾向。同時對山頭主義的歷史根源和思想根源進行了分析闡述。特別分析了山頭主義的危害。他指出：要“說服同志們去掉盲目性，增強自覺性，打通同志間的思想，提倡同志間的互相了解、互相尊重，以實現全黨大團結”。

　　1945年4月，中共六屆七中全會通過了黨的第一個歷史決議《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再次強調了反山頭主義問題，明確指出：“鑒于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的思想殘余還存在，宗派主義傾向的山頭主義仍然相當普遍存在等事實，全黨應該警覺：要使黨內思想完全統一于馬克思列寧主義，還需要一個長時期的繼續克服錯誤思想的斗爭過程;因此，全黨必須加強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教育，徹底地克服教條主義、經驗主義、宗派主義、山頭主義等傾向。”

　　三

　　毛澤東的“五湖四海”思想就是要以博大的胸襟去任用人。

　　毛澤東曾經在《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一文中指出：“我們民族歷史中從來就有兩個對立的路線：一個是‘任人唯賢’的路線，一個是‘任人唯親’的路線。前者是正派的路線，后者是不正派的路線。”毛澤東在總結中國歷史上的用人經驗基礎上，明確指出，中國共產黨的干部路線，就是任人唯賢的路線。他還分析指出：要注意團結那些和自己意見不同的同志一道工作。不論在地方上或部隊里，都應該注意這一條。對黨外人士也是一樣。我們都是從五湖四海匯集在一起的，我們不僅要善于團結和自己意見相同的同志，而且要善于團結和自己意見不同的同志一道工作。我們當中還有犯過很大錯誤的人，不要嫌這些人，要準備和他們一道工作。從這里可以看出，毛澤東認為要堅持任人唯賢，就必須搞五湖四海，反對山頭主義，反對宗派主義。另外他特別提醒了要警惕舊官場中“一人得道，雞犬升天”的丑惡現象。毛澤東多次說過，我們是共產黨，決不能像蔣介石他們那樣搞裙帶關系，那樣就會脫離群眾，早晚要和蔣介石一樣垮臺。毛澤東還曾經對他的秘書田家英說：“凡是要求我給安排什么工作的，一律謝絕，我這里不介紹、不推薦、不說話、不寫信。”可以看出，毛澤東“任人唯賢”的路線實際上就是“五湖四海”的思想的重要體現。

　　體現毛澤東五湖四海用人思想最典型的案例就是在七大上選舉王稼祥為中央委員的事情。

　　中共七大的一項重要議程是選舉新的中央委員會。這項工作做得好不好，直接關系到七大能否開成一次團結的大會、勝利的大會。經過反復醞釀，七大從各方面的代表人物中選出了44位正式中央委員，王稼祥不在其列。毛澤東得知這一消息后，有些驚訝。為了增強黨內團結，他在選舉候補中央委員前，專門做了大量的工作，大力推薦王稼祥。按理說，王稼祥與王明、博古等人同屬留蘇學生群體，在黨內擔任過重要領導職務，也犯過“左”傾教條主義錯誤，也可以不選入新的中央委員會來。但在毛澤東看來，雖然王稼祥犯過錯誤，但也確實為黨作出過重大貢獻。因此王稼祥的當選，對于團結來自不同地方、不同部門的同志，對于團結有過意見分歧甚至沖突的同志，對于團結犯過錯誤的同志來講，都具有很好的示范作用。

　　在中共七大第20次會議上，毛澤東向全體代表做了《關于第七屆候補中央委員選舉問題》的講話。講話的第二部分內容就是關于王稼祥中央委員落選的問題，這一部分是毛澤東談得最多，也是最著力的部分。毛澤東指出，王稼祥“雖然犯過路線錯誤，也有缺點，但他是有功的”。接著他一件一件地列舉了王稼祥的功勞，還特別提到了王稼祥在遵義會議和六屆六中全會上所起的重要作用。最后，毛澤東非常肯定而又懇切地指出：“他是能夠執行大會路線的，而且從過去看，在四中全會后第三次‘左’傾路線正在高漲時，在遵義會議時，在六中全會時，也都可以證明這一點。”通過毛澤東的講話，代表們加深了對王稼祥的了解。大會進行了選舉候補中央委員的投票，王稼祥以第二高票當選。

　　正是在毛澤東五湖四海的用人思想指引下，才使得中國共產黨在與國民黨的獨裁統治的博弈中贏得了重要的一個砝碼。很多學者在對比毛澤東與蔣介石二人用人之道時指出：毛澤東是講“五湖四海”，而蔣介石則是搞“黃埔浙江”。從某種意義上講，用人之胸襟不同決定了最后的成敗勝負。

　　四

　　“五湖四海”在毛澤東的統一戰線思想中運用得非常明顯，可以說：五湖四海是他的統一戰線思想的一項重要原則或要求。

　　“五湖四海”不只包括在地域上的廣泛性，還應該是在各個方面如性別、學歷、成分、行業、民族等的代表性，實際上是一種組合搭配，以達到最優效應，是符合組織學原理的，這是毛澤東“五湖四海”思想的重要特征之一。

　　還是在毛澤東青年時期從事社團工作的時候，他意識到社團成員雖與教育界有很大關系，但他積極發動其他人員參加，以實現工人、農民、商人、學生等力量的組合。從社團內部人員性別構成上來講，這種思想得到更為有效的印證。毛澤東始終主張“男女平等”，在他主持的新民學會里，廣泛吸收女子入會，78名會員中女子就有18人，占了四分之一，其中還有部分人擔任了重要職務。

　　毛澤東的這種“五湖四海”思想在成立新中國民主聯合政府的過程中得到了很好的體現。1949年9月21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體會議正式召開。這次會議選舉產生的全國政協的5位副主席中，有4位是黨外人士;在中央人民政府的6位副主席中，有3位黨外人士;在政務院的4位副總理中，黨外人士占2人，在15名政務院委員中，黨外人士占9人。

　　新中國成立的時候，共產黨與各民主黨派共同組成聯合政府，建國后也要與民主黨派長期合作，這一點對于開國領袖毛澤東來說，是非常明確的。他在1949年10月24日的一次談話中指出：“中國永遠是黨與非黨的聯盟。”當天，毛澤東與綏遠軍區負責人談話，還特意把傅作義邀請過來。毛澤東說：現在共產黨成了全國性的大黨，又有了政協全國委員會，我當主席有責任使各個方面都有利，使別的黨派也有利，否則會引起不滿，會被人罵，甚至會被推翻。綏遠也一樣要注意，歸綏就有兩個“黨”，我們的與傅先生的。軍政委員會就架在這個矛盾之上，要處理好。現在全國都在執行統一戰線，華中、華南的政府也一樣是統一戰線的政府。農村和城市的情況不同，沒有別的黨派參加政府，但也有非黨干部。沒有非黨干部參加政府就會出毛病。共產黨要永遠與非黨人士合作。《真理報》說，政府干部中黨員占四分之三，其他是非黨干部。中國永遠是黨與非黨的聯盟，長期合作。雙方要把干部都當成自己的干部看，打破關門主義。關門主義過去是有的，“三怕”的說法就是證明。沒有統一戰線，革命就不能勝利，勝利了也不能鞏固。搞統一戰線哪能怕麻煩、怕搗亂、怕人家吃了你的飯?切不可葉公好龍。長征二萬五千里不是因為有統一戰線，而是因為太純潔。這次政府的名單中，共產黨和進步人士還是一半一半好，要搞五湖四海。別人在民主革命困難時期擁護共產黨，為我們說過好話，幫過忙，我們勝利了不能不要人家。傅先生交出了北平，解決綏遠問題就要有所不同。這證明我們的政策正確，今后還將繼續證明這一點。

　　對于這種要和民主黨派和非黨人士長期合作的情況，毛澤東還解釋道：“手掌是肉，手背是肉，不能有厚薄。”

　　1950年4月21日，毛澤東在同當時中央統戰部負責人李維漢、徐冰談話時指出：對民主黨派及非黨人士不重視，是一種社會輿論。不僅黨內有，黨外也有。民主黨派是聯系小資產階級、資產階級的，政權中要有他們的代表。對民主黨派要給事做，尊重他們，把他們當作自己的干部一樣。要團結他們，使他們進步，幫助他們解決問題，如黨派經費、民主人士旅費等。華南分局陪送張治中來北京的人，一下車就向張治中要求交路費。聘請到東北去的教員，發現是民主黨派分子的，就不愿意要，讓他們到東北周游一下又送回去。等等。這是不公平的。資產階級要求平等、博愛、自由。我們這樣做就不是平等，不是博愛而是偏愛。手掌是肉，手背是肉，不能有厚薄。我們要解放全人類，資產階級、地主也要幫助他們解放，改造他們。這就是博愛。在這里，毛澤東對統戰部負責同志的諄諄教誨，提出了做統一戰線工作的指導思想。

　　五

　　毛澤東的“五湖四海”思想，在任用人的問題上是有前提和標準的，并且最終統一到為人民服務中去。

　　1944年9月8日，毛澤東在張思德追悼會上的講演《為人民服務》中指出：“我們的共產黨和共產黨所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是革命的隊伍。我們這個隊伍完全是為著解放人民的，是徹底地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我們都是來自五湖四海，為了一個共同的革命目標，走到一起來了。”在這里，毛澤東道出了“五湖四海”思想的前提及標準，即參加革命隊伍的人士都有一個共同的目標，這個目標，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就是完全地為了解放人民，徹底地為人民的利益工作，直至取得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

　　張思德是一個普通的革命戰士，和其他許多革命戰士一樣，也是為了實現革命的目標而來到延安的。就是這樣一個很普通的革命戰士，毛澤東專門為他開了追悼會，在他看來，只要是為了實現革命的目標，只要是在做為人民服務的工作，為人民的利益而死，不管來自何處，處于何種崗位，都死得其所，死得重于泰山。所以毛澤東在演講的最后指出：今后我們的隊伍里，不管死了誰，不管是炊事員，是戰士，只要他是做過一些有益的工作的，我們都要給他送葬，開追悼會。這要成為一個制度。這個方法也要介紹到老百姓那里去。村上的人死了，開個追悼會。用這樣的方法，寄托我們的哀思，使整個人民團結起來。

　　抗日戰爭時期，延安這塊革命寶地，就像一塊磁石一樣吸引著全國各地青年中的各種人士來到延安。他們或三五成群或單獨一人，在地方黨組織或八路軍、新四軍辦事處的介紹下，來到延安追求革命理想。據不完全統計，當時從國民黨統治區奔赴延安的知識青年有25萬多人，僅1938年5至8月，經八路軍駐西安辦事處介紹到延安的就有2288人，最多時一個月就有1000人。還有600多海外華僑、200多國際友人也來到了延安。就在那樣一個山溝里，吸引了那么多人過來，這就是因為他們都有同一個共同革命目標，即解放全中國人民。也就是因為延安的中國共產黨具有“五湖四海”的革命目標，又較好地采用了“五湖四海”的用人指導思想，他們才被吸引過來。正是這樣一批從五湖四海趕來的具有解放全國人民的革命理想的革命戰士，在取得中國革命勝利和締造新中國的過程中發揮了主力軍的作用。

　　因此，可以說，毛澤東五湖四海思想的本質和核心就是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為著一個共同的革命目標而努力奮斗。

　　目前，我們正在為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建設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努力。在這個過程中，毛澤東“五湖四海”的思想給了我們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那就是團結更多有共同理想目標的人士，無論是什么樣的身份，只要他們是懷揣著和我們一樣的理想，就讓他們能夠在其中充分發揮出作用，從而有利于大局，有利于我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革命目標的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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