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成立前后毛澤東統一戰線思想的實踐價值和歷史意義

王本奎  王揚

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2011年12月02日14:50

來源：人民網-理論頻道

　　抗日戰爭時期，毛澤東確立和鞏固了其在中國共產黨內無可爭議的核心領導地位。這使他的統一戰線思想得以充分地借助全民族抗戰這個廣闊的歷史舞臺不斷豐富、完善和成熟。同時，也為他在后來領導全黨贏得人民解放戰爭的勝利，創建新中國的偉大歷史實踐中，能夠緊扣不同的時代主題，創造性地回答統一戰線所面臨的時代課題奠定了基礎。

　　一、毛澤東推動歷史進程奠基了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的政治制度

　　新中國成立前夕，毛澤東推動創立了中國新型民主政治和政黨關系，開啟了獨具中國特色的多黨合作事業的歷史進程，成為其以統一戰線思想和理論指導中國革命實踐的經典范例。

　　（一）修改“五一口號”，開啟多黨合作事業的歷史進程。1947年下半年，人民解放軍全國規模的戰略進攻取得節節勝利，國民黨獨裁統治將被推翻已是大勢所趨，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的曙光已然初現。10月10日，中共中央頒布《中國人民解放軍宣言》，向全國人民響亮地提出“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的口號，提出“實現全國人民的迫切要求，打倒內戰禍首蔣介石，組織民主聯合政府，借以達到解放人民和民族的總目標。”深受革命形勢的激蕩和鼓舞，曾經在長期爭取社會進步與正義的政治實踐中，在追求民主自由和共同反對國民黨獨裁統治的斗爭中與中國共產黨團結合作、患難與共的中國民主同盟、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國民主建國會、中國民主促進會、中國農工民主黨、九三學社、中國致公黨、臺灣民主自治同盟等民主黨派和民主人士順應歷史潮流，紛紛于1948年初鄭重發表聲明，明確表明參加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立場。

　　面對迅速發展的國內政治局勢，毛澤東審時度勢，以革命戰略家的遠見卓識和前瞻性的執政黨思維，親自修改1948年中共中央“五一口號”，號召“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及社會賢達，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討論并實現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經毛澤東畫龍點睛式地修改的“五一口號”的發布，表達了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無黨派民主人士、海外華僑共同的政治心愿，強烈地激發起他們的政治參與熱情，調動了他們建設國家新型民主政治的積極性，因而立即出現了“一呼百應”的熱烈局面。在不到兩個月的時間里，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海外華僑團體和無黨派民主人士，紛紛以發表通電、聲明、宣言、告全國同胞書等方式，積極響應中國共產黨的號召，并欣然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邀請和安排，克服重重困難，輾轉北上解放區，共商建國大計，籌建新中國。由此而揭開了多黨合作事業的歷史新篇章，開啟了多黨合作事業的歷史進程。1949年9月至10月，由中國共產黨、各民主黨派、各民主力量共同參加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召開、具有臨時憲法性質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這一系列具有開辟中國歷史新紀元標志性意義的重大事件目不暇接地發生，無不是毛澤東統一戰線思想之花結出的豐碩的民主政治實踐之果，深刻地凸顯出了毛澤東統一戰線思想對于指導中國革命的實踐價值和深遠歷史意義。

　　（二）“五一口號”對于中國特色的多黨合作事業具有奠基性和方向性重大意義。以1948年4月30日發布“五一口號”為開端，中國共產黨與各民主黨派和衷共濟的真誠合作，揭開了中國民主政治建設和政黨制度建設的嶄新一頁。自那時起，從共同反對國民黨獨裁統治到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從新中國成立到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從改革開放到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歷經六十多年的發展和不斷完善，具有中國特色的多黨合作事業無論在實踐上還是在制度設計上都更加趨于成熟。

　　這個成熟，體現在融合吸收了世界上“一黨制”和“多黨制”合理內核基礎上的民族化的改造；體現在既親密合作又互相監督，而不是互相反對，共產黨依法執政，各民主黨派依法參政，而不是輪流執政的合作關系；體現在“共產黨領導、多黨派合作；共產黨執政，多黨派參政”的合作模式；體現在“長期共存、相互監督、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的合作方針；體現在參與、協商、民主、和諧、體諒、包容的合作精神；體現在“就重大問題在決策前和決策執行中進行協商”的政治協商原則；體現在具有“政治參與、利益表達、社會整合、民主監督、維護穩定”等重要的社會政治功能。

　　我國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這些顯著特征和優點，體現出與西方政黨制度的根本區別和明顯的比較優勢，在世界政黨制度中別具一格、獨領風騷。60年來，不斷完善的多黨合作制度在維護國家政局穩定、推動經濟社會發展，促進中共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加強國家政權建設和推進我國民主政治建設中都發揮了重要作用。實踐證明，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是中國共產黨、各民主黨派和中國人民政治經驗和政治智慧的結晶，是符合中國國情的基本政治制度和政黨制度，是世界政黨制度發展史上的一大創新成果，在21世紀仍然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征和強大的生命力。

　　我國多黨合作事業結出的所有這些碩果，都是基于六十多年前中國共產黨與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共同奠定的合作基礎與模式，由此而反襯出了1948年“五一口號”對于中國特色的多黨合作事業所具有的正確的方向性意義。正是由于“五一口號”所開創的民主政治建設和政黨制度建設模式在發展方向上的正確性，使我們避免了如果在開端時就發生方向性錯誤，需要另起爐灶，重新探索和構建民主政治建設與政黨制度建設模式，將必然帶來的政治震蕩甚至社會動亂，而得以集中精力促進其不斷完善和鞏固，在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和國家政治生活中發揮重要作用。今天，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的實踐已經包涵于中國特色政治發展道路之中，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重要組成部分；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的理論已經包涵于中國特色民主政治理論之中，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重要內容。而這一切都是由“五一口號”的發布所奠基的。

　　二、毛澤東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統一戰線理論政策原則的創立及其意義

　　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針對中國由新民主主義邁入社會主義時期統一戰線工作所面臨的新情況、新問題，高瞻遠矚、創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事關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基本問題的重要的思想和理論，主創了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統一戰線的理論、方針、政策，奠定了黨的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統一戰線理論的雛形。

　　（一）毛澤東主創了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統一戰線的理論政策原則。毛澤東在探索中國建設社會主義道路的過程中，以1956年八大前后相繼發表的《論十大關系》、《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共《八大政治報告》，以及于此期間發表的有關講話、閱批的歷次全國統戰工作會議文件為主要內容和標志，在國內主要矛盾、社會主義改造、黨的工作重點轉移、經濟體制改革、民主政治建設、思想文化建設，以及政黨、民族、宗教等重大社會政治關系等多個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雖然是初步的，但卻是對于社會主義時期統一戰線理論和實踐具有開創性和方向性意義的重要思想認識成果。簡要概括是：“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 采取同黨外民主人士‘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真誠合作的方針”、“處理好國內各階級、政黨、民族、宗教等各方面的關系”、“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 用和平的方法改造資本主義所有制為社會主義所有制”、“處理好國家同農民的關系”、“ 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保持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密切聯系人民群眾”、“擴大人民民主，健全社會主義法制”、“ 統籌兼顧、適當安排”，等等。由此，構成了中國共產黨關于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統一戰線的一系列理論認識和方針政策，毛澤東是主要的創立者。

　　毛澤東主創的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統一戰線理論政策，指導新中國建立初期的統一戰線工作在鞏固人民民主專政、反對國內外敵人、恢復國民經濟、實現社會主義改造、推進社會主義建設的事業中，發揮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主要體現為：實現了全國各民族人民的空前大團結，順利完成了由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的歷史巨變，為建設社會主義創造了良好的政治局面；團結各民主階級、各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廣大知識分子和各方面愛國人士積極參加土地改革、鎮壓反革命、抗美援朝、思想改造和“三反”、“五反”運動，促進了人民民主專政的鞏固和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建立；確立了共產黨執政、民主黨派參政，“長期共存，互相監督”，共同致力于社會主義建設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與基本政治格局，促進了政黨關系的和諧和新型政黨制度的鞏固；創立了以民族平等為核心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維護和鞏固了民族地區的團結穩定，形成了中華民族大家庭團結和睦的大好局面；用和平贖買方式，通過國家資本主義，完成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廢除了剝削制度，并把資產階級人們中的絕大多數逐步改造成為勞動者，形成了具有鮮明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改造道路；貫徹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方針，調動了廣大黨外人士，特別是各方面的知識分子促進國民經濟的迅速恢復和參加社會主義經濟、文化和科學建設事業的積極性；進行了愛國主義和社會主義教育，使絕大多數黨外人士政治上思想上不斷進步，從愛國主義走向社會主義。建國初期，統一戰線工作的成功實踐證明，統一戰線是建設社會主義新中國的重要法寶。

　　（二）毛澤東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統一戰線理論政策原則的特點和歷史意義。在一個脫胎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的，人口眾多，地區發展極不平衡，政治、經濟、文化都十分落后的東方農業大國建設社會主義，對于剛剛執掌全國政權的中國共產黨人和翻身解放的中國人民來說都是一項全新的事業，既無現成的模式可以借鑒，也無現成的道路可以模仿，只能靠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人民根據自身的國情實際通過實踐不斷探索，走出一條新路。同樣地，新中國的統一戰線理論和實踐也必然地要經歷這樣的一個探索過程。這樣的歷史背景，決定了由毛澤東主創的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統一戰線理論政策的提出具有4個重要特點：第一，主要是圍繞著和為指導新舊交替時時期統一戰線工作實踐中所提出并迫切需要予以明確回答的一系列重大問題（如：階級、政黨、民族、宗教、知識分子關系）而提出的，具有極強的現實性和針對性。第二，與黨探索中國自己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進程同步，是這一探索的重要組成部分。所獲得的正確認識主要集中在1956年中共八大前后，以《論十大關系》、《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以及中共《八大政治報告》為主要標志。第三，由于我們黨對于建設社會主義的規律還處于探索階段，對其的長期性、艱巨性和復雜性的思想和理論準備嚴重不足，因此我們黨于1956年中共八大前后形成的關于統一戰線的一系列正確的或者基本正確的認識在當時還是很不牢固的，極其容易動搖。以至于在對于1957年前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國內政治形勢所出現的錯綜復雜的情況的判斷出現嚴重失誤之后，這些還沒有來得及充分付諸統一戰線工作實踐的正確的理論方針政策沒有能夠很好地堅持下來。第四，由于從50年代中后期至“文革”結束，“左”的錯誤的日益發展，我們黨始終未能將中共八大前后形成的關于統一戰線的一系列正確的或者基本正確的認識，加以深化、總結、補充、完善，上升為系統完整的理論，因此只能說毛澤東主創了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統一戰線理論政策的“理論政策原則”。“理論政策原則”是毛澤東主創的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統一戰線思想的理論形態。

　　由毛澤東主創的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統一戰線理論政策，其提出的初衷歸結到一點，是希望“造成一個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那樣一種政治局面。”雖然，由于1957年以后我們黨的“左”的錯誤日漸發展，而遺憾地沒有能夠在建設社會主義和統一戰線工作的實踐中很好地堅持黨的八大前后所提出的正確的思想認識，因而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前始終未能實現我們黨所曾經希望的“那樣一種政治局面”。但是，形成這樣的一種政治局面，正是我們今天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所要力求達到的政治層面和重大社會關系層面的社會和諧目標。因此，毛澤東主創的社會主義統一戰線理論，仍然具有奠定了我們黨對于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的認識基礎，構成為毛澤東社會主義建設思想中有機組成部分的意義，依然對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做好新時期與新世紀統一戰線工作具有著重要而現實的借鑒和啟迪意義。其最為鮮明的體現是：這些理論政策的核心要義，歷經半個多世紀歷史實踐的檢驗，已經作為思想精華和理論要素包涵于改革開放以來形成和逐步完善的中國特色民主政治理論之中，已經一脈相承地融入于我們黨改革開放以來的指導思想、執政理念、治國方略之中，在新時期和新世紀形成和發展著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中，在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三代領導集體關于統一戰線的理論中，熠耀著真理的光輝，展現出重大的理論指導意義和工作實踐價值，成為中國共產黨在新時期和新世紀統一戰線政策策略的理論基礎和思想源泉。

　　（王本奎系遼寧省社會主義學院院長，黨組副書記；王揚系遼寧省社會主義學院學報執行副總編，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