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意識形態?它不是一種客觀真理(Warheit)，也不是一種錯誤，而是能通過斗爭和勞動成為真實的某種東西，因為斗爭和勞動能使世界與理想一致。斗爭和勞動的考驗能使一種意識形態成為真實的或虛假的……

　　——科耶夫：《黑格爾導讀》(第136頁)

　　一、導言

　　“為人民服務”是毛澤東在抗日戰爭后期提出的思想，以 1944 年 9 月 8 日為因公犧牲的中央警衛團戰士張思德舉行追悼會上的講演《為人民服務》而聞名。1945年9月中國共產黨召開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以下簡稱為“中共七大”)，毛澤東在《論聯合政府》的中共七大政治報告中指出：“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一刻也不脫離群眾;一切從人民的利益出發，而不是從個人或小集團的利益出發;向人民負責和向黨的領導機關負責的一致性;這些就是我們的出發點。”中共七大修改通過黨章規定:“中國共產黨人必須具有全心全意為中國人民服務的精神。”從此，為人民服務成為中國共產黨的根本宗旨和立黨之本。

　　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后，“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并于1954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以下簡稱為“《憲法》”)第十八條規定：“一切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必須效忠人民民主制度，服從憲法和法律，努力為人民服務。”改革開放以來，現行1982年《憲法》進一步規定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武裝力量、人民代表大會代表都應當“努力為人民服務”;國家發展“為人民服務”的、包括文學藝術事業在內的文化事業。因此，在憲法學意義上，為人民服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立憲之本，是中國憲法的根本原則(根本法)。

　　回顧“為人民服務”思想的發展簡史，中國共產黨最高領袖為軍隊的普通戰士做的這篇追悼詞，已經成為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經典文獻，載入《中國共產黨黨章》、《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以及《社會主義道德建設綱要》，成為中國共產黨的根本宗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立憲之本和社會主義中國的全民道德基礎。

　　盡管在中國現代歷史實踐和政法倫理文本中，“為人民服務”占據重要的地位，然而“為人民服務”在當下面臨著理論和實踐的雙重挑戰。理論層面的挑戰來自于經濟學、政治學特別是行政管理學和法學界。第一個挑戰來自于自于(西方)經濟學。經濟學把把服務勞動看作是生產勞動的形式之一。服務作為一種以活動形式存在的無形的商品，可以進行市場交換，滿足消費者對服務勞動的需要。市場經濟屬性是服務的首要屬性，服務與被服務的主體是市場中的平等主體，包括自然人和法人。服務的商品屬性對“為人民服務”中的服務主體——共產黨、先進份子——以及被服務主體——人民——的經濟和社會基礎提出了挑戰。政治學和行政管理學吸收了經濟學關于人與政治的基本假定，引入“公共選擇”、“新公共管理”等公共服務理論。法學界很少討論“為人民服務”的憲法學意義，或者認為應當使用“公民”等更為“規范”的憲法學概念替代“人民”一詞，提倡“為公民服務”。

　　上述學術思想領域的理論挑戰，反映在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的意識形態和政治行動中，便是對“服務型政府”的提倡。在中國執政黨與中國政府關于“三個代表”重要理論和科學發展觀的表述中，“服務型政府”成為一個繼承和替代“為人民服務”新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管理原則和目標，成為當下中國意識形態的主流。

　　“為人民服務”面臨的更大挑戰是在實踐領域。中國改革開放后出現的市場和資本主導的經濟活動對前改革時代的生活世界和社會關系的全面改造，執政黨自身強調去階級化的政治實踐，以及去政治的“中立領域”(如法律)的形成等實踐領域的變化，導致“為人民服務”脫離政治與倫理的具體實踐，在相當程度上成為一個抽象的口號。在社會輿論層面，有調查顯示，不少民眾對“為人民服務”表達一種矛盾的心態，他們既期待執政黨和政府官員落實為人民服務的精神，又對當下“為人民服務”的空洞化和口號化表示無奈。

　　回顧“為人民服務”的歷史脈絡，在我看來，“為人民服務”的政治哲學問題至少涉及四個方面的研究：作為中國共產黨的政治倫理的“為人民服務”，作為中國憲法的根本法“為人民服務”，作為社會主義基本道德規范的“為人民服務”，以及“為人民服務”在改革開放后面臨的理論和實踐的雙重挑戰。限于文章主題和篇幅，本文主要研究前兩個問題，特別是第一個問題。盡管研究“為人民服務”的政治倫理與憲法學意義問題無疑有助于回應它在當下中國遭遇的挑戰。

　　在《為人民服務》演講中，服務的主體是中國共產黨與中國共產黨領導軍隊構成的“革命隊伍”。演講中的“人民”、“服務”、“革命”、“黨”等關鍵詞不是出自于演講者毛澤東自身的創造，而有著豐富而悠遠的思想譜系。因此，“為人民服務”的政治哲學不僅指《為人民服務》演講的文字本身，而且包括“為人民服務”與中西政治哲學傳統的關系。

　　本文是筆者關于“為人民服務”政治哲學和憲法理論系列研究的第一篇論文的后半部分的一個縮減版。在前半部分中，本文從西方政治哲學傳統特別是黑格爾“主奴辯證法”出發，考察“服務”的政治哲學基礎：奴隸的勞動和主人的戰斗(斗爭)。并在馬克思、列寧對黑格爾的服務哲學的揚棄的基礎上，提出無產階級政黨為無產階級(人民)服務的政治哲學命題。這一命題成為毛澤東《為人民服務》演講的直接思想來源。

　　在此基礎上，本文第二節細讀和解釋《為人民服務》第一段，闡述毛澤東“為人民服務”政治哲學的最高目標——解放人民——與最低要求——滿足人民利益的關系，以及“向死而生”的為人民利益犧牲的勞動——斗爭精神。第二節闡釋《為人民服務》第二段中服務對象的動態化(統一戰線)的哲學基礎和實踐限度。第三節闡釋《為人民服務》第三段，指出“為人民服務”不僅僅是革命隊伍為人民利益而“勞動”，而且革命隊伍為解救“受難”的勞動人民而不惜犧牲生命的戰斗。在勞動與戰斗的雙重意義上，革命隊伍綜合奴隸與戰士的“主奴辯證法”，成為世界歷史的實踐者。第四節闡釋《為人民服務》第四段也是最后一段，闡述革命隊伍對犧牲戰士的悼念儀式的目的在于激勵更多的勞動人民成為具有戰斗精神的無產階級戰士，從而為勞動人民的全面解放和普遍自由提供歷史實踐的可能性。

　　二、解放人民與人民利益：“為人民服務”的政治目標

　　(一)“為人民服務”的最高目標與行動準則

　　《為人民服務》演講不是毛澤東第一次提出“為人民服務”思想。在1939年2月給張聞天討論陳伯達《孔子的哲學思想》的信中，毛澤東這樣評價孔子的“知仁勇”理論：

　　“孔子的知(理論)既是不根于客觀事實的，是獨斷的，觀念論的，則其見之仁勇(實踐)，也必是仁于統治者一階級而不仁于大眾的;勇于壓迫人民，勇于守衛封建制度，而不勇于為人民服務的。”

　　這封信大概是目前從毛澤東著作中能見到的最早關于“為人民服務”的論述。以知(智)、仁、勇為核心的“三達德”，是孔子思想的基本內容之一，也是儒家文化傳統的重要內容。其基本目的是為了教化一種理想的、符合儒家禮教秩序的主體人格。在馬克思唯物論看來，以仁為核心的“三達德”，是有一定的階級限制的。因此，毛澤東強調要用“歷史的唯物論”加以批判，并從認識和實踐兩個方面指出了其主觀唯心主義(知)和維護封建統治階級的實質(仁、勇)。其基本論斷，如“知”是“不根于客觀事實的，是獨斷的”，“仁”“必是仁于統治者一階級而不仁于大眾”，“勇”是“勇于守衛封建制度，而不是為人民服務”。

　　“為什么人的問題，是一個根本的問題，原則的問題。”對于這個問題，毛澤東的回答是：為人民服務。《為人民服務》第一段前三句話提出了“為人民服務”的最高目標(解放人民)和行動準則(徹底為人民利益工作)：

　　我們的共產黨和共產黨所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是革命的隊伍。我們這個隊伍完全是為著解放人民的，是徹底地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張思德同志就是我們隊伍中的一個同志。

　　什么是解放?與許多政治名詞類似，解放這個中國人耳熟能詳的詞，來源于liberate這個英語/拉丁語的翻譯。從拉丁語的語境中，liberate是一個政治/法律詞匯，在羅馬法中，就是liberate是指奴隸被解放并“給予自由”之意。“因為奴隸是掌握在他人‘手中’并處于其權力下的，釋放乃是這種權力之下解放出來。”羅馬法(萬民法)區分了自由人、奴隸以及被釋放的曾是奴隸自由人。 “起來，不愿做奴隸的人民”，后來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的《義勇軍進行曲》已經暗示，中國革命的目的是為了解放出于奴隸狀態中的不自由的中國人民，使得人民獲得真正的自由。或者更確切的說，中國革命是不愿做奴隸的人民解放自己，創造和實現自由的歷史過程。

　　什么是人民?抽象地說，人民就是仍處于奴隸狀態、有待被解放和自我解放的中國“勞苦大眾”。回到現實實踐，在當時的中國，哪些群體和階級屬于人民，人民的朋友和敵人又是誰呢?換言之，無產階級之外的其他階級，那些階級屬于人民，那些階級屬于敵人呢?早在1925年，毛澤東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就提出誰是人民的“朋友與敵人”這個“中國革命的首要問題”。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經典理論，人民的核心主體顯然是代表無產階級(工人)，無產階級的領導核心和先鋒隊是其政黨共產黨。

　　在資本主義國家，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這兩個矛盾著的力量是主要的矛盾，在半殖民地的國家如中國，其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的關系呈現著復雜的情況。正如列寧所分析的，雖然在經濟和社會發展層面上，歐洲代表著“先進”，中國所在亞洲代表著“落后”，然而從各階級追求民主和自由和無產階級的繁榮壯大角度看，歐洲是落后的，亞洲反而是先進的。歐洲資產階級聯合“衰朽的和正在衰朽的勢力”，以反對本國無產階級，鎮壓亞洲的民主革命。毛澤東認為，在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后，“中國革命的主要敵人是日本帝國主義和勾結日本公開投降或準備投降的一切漢奸和反動派”。因此，這個階段的敵人，還包括汪精衛之類的背叛民族利益的一部分大資產階級。因此，毛澤東用“異常強大”來總結中國革命的敵人。

　　在這樣強大的敵人面前，中國革命不可能走和平的政治活動的形式，而只能采用武裝斗爭的形式。也因為強大的敵人控制著中心城市，所以中國革命必須要把邊緣和落后的農村建設成為牢固的根據地。于是，在革命根據地進行的長期而艱巨的革命斗爭，主要表現為“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之下的農民游擊戰爭”。因此，中國革命的“人民”主體包括無產階級、無產階級堅固的同盟軍農民、可靠的同盟軍小資產階級(包括廣大的知識分子、小商人、手工業者和自由職業者等)以及一定時期和一定程度的同盟軍民族資產階級。正因為共產黨領導的中國革命不是無產階級革命，也不同于以往的資產階級領導的舊民主主義革命，因此毛澤東把共產黨領導中國革命總結為“新民主主義革命”。

　　有革命就有革命的“領導權”(hegemony)問題。葛蘭西用“現代君主”形容現代政黨在革命中的“領導權”地位：

　　“現代君主，神話君主，不可能真有其人，也不可能具體那個個人;他只能是集體意志已經在社會上被承認，或多或少以行動表現了自己的存在，并開始采取具體形式時縮出現的復雜的社會有機體，集中包含著力圖成為普遍的和無所不包的集體意志的種種胚芽。……應該對集體意志以及一般政治意志下一個現代的定義：它是對歷史必然性的真知灼見，并在富有實際效果的歷史劇中擔任主角。”

　　在葛蘭西看來，現代君主(政黨)最重要的兩個工作是，一個是組織和促成民族——大眾的集體意志的形成，另一個是促進民族——大眾的精神和道德改革。中國革命的領導者是中國共產黨。在中國，占人口絕大多數是農民階級。中國共產黨能否真正得到農民階級的認可，獲得對農民的領導權(hegemony)，從而形成以工農聯盟為核心的中國人民的集體意志，是中國革命能否勝利的關鍵。因此，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任務，首先要使廣大農民從幾千年的封建壓迫之下翻身，并推動他們起來進行新的民主建設。農民是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主要政治基礎。“中國的民主主義者如果不依靠三萬萬六千萬的農民群眾的援助，他們就將一事無成。”

　　正是在工農聯盟和領導權意義上，我們得以更好地理解《為人民服務》中“解放人民”與“徹底地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兩個革命目標之間的關系。這就涉及到毛澤東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繼承與創造。與經典作家一樣，毛澤東運用階級分析的工具強調中國共產黨以及革命軍隊必須為“無產階級、農民、小資產階級以及部分民族資產階級”組成的“人民”大眾服務，為人民的利益工作。因為徹底為人民利益工作，首先要滿足最廣大人民的最基本的利益訴求。中國農民當時占全國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其中中農占農村人口的百分之二十，貧雇農占農村人口百分之七十，因此，正如毛澤東總結的，無產階級只有與農民特別是中農和貧雇農結成堅固的同盟，才能領導革命走向勝利。

　　如何才能結成堅固的無產階級與農民同盟，又能保證無產階級對農民的領導權呢?教條式的道德說教能否改變農民階級的精神和道德風尚呢?從毛澤東清醒地認識到，“為人民服務”不能是一句口號，必須給人民以實實在在的物質福利，改變處于社會被壓迫階級最底層的農民的社會地位和經濟狀況。就像塞繆爾•亨廷頓斷言的，對于一個農業社會，知識分子和城市貧民的結合有可能推翻既有的政府，然而他們卻不可能摧毀社會的基本結構;倘若他們想實行社會結構方面的根本變革，他們必須使農民加入他們的聯盟。因此，與通常指向政權的階級更替的政治革命不同，社會革命更強調“一個社會的國家政權和階級結構都發生快速而根本的轉變”，在這個過程中，“社會結構與階級變遷同時進行;政治轉型與社會轉型同時展開”。這意味著，“解放人民”和意味著中國政治革命要同時在農村地區實現社會革命，使得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貧雇農和中農獲得土地改革和財產權。

　　因此，中國社會革命的第一要務不是向人民要東西，而是給予人民東西。在農村根據地，共產黨的首要任務是“組織人民、領導人民、幫助人們發展生產，增加他們的物質福利，并在這一基礎上一步一步地提高他們的政治覺悟與文化程度。”所以，“徹底為人民利益工作”要求共產黨人做好“群眾生活的組織者”，不僅要解決農民群眾的土地和財產問題，而且也要關心群眾“穿衣問題，吃飯問題，住房問題，柴米油鹽問題，疾病衛生問題，婚姻問題……”等一切實際生活問題。

　　張思德生前參加陜甘寧邊區“大生產運動”，從事燒炭的工作。這個工作與人民群眾的利益特別是農民利益有什么關系?為什么從事如此平凡的燒炭工作的張思德能夠成為革命同志的典范呢?因為張思德的工作很好地實踐了革命隊伍徹底地為人民利益工作的行動準則。

　　回到大生產運動的時代背景，中共黨中央所在的陜甘寧邊區1941-1942年面臨日本侵略軍的“掃蕩”與國民黨軍隊的軍事包圍和經濟封鎖，出現嚴重的財政困難和糧食匱乏狀況。要克服財政經濟困難，根本的辦法，一是增加生產，二是減少支出。為了增加生產，中共中央提出“發展經濟, 保障供給”的財政經濟工作總方針。早在國共關系剛開始惡化不久的 1939 年, 中共中央就預感到外援是不可靠的，提出自力更生，發展生產, 實現半自給自足, 以減少對外界物資的依賴，為以后增加財政收入打下基礎。外援斷絕以后，增加生產成為刻不容緩的緊迫任務，中央提出“ 自己動手”，開展全黨廣泛參與的大生產運動。開展大生產運動，既可以增加收入、改善供給，又可以減輕對邊區人民群眾的經濟壓力，減輕他們的負擔。張思德所從事的燒炭工作，是為即將召開的“中共七大”儲備取暖的木炭。如果革命隊伍自己不去燒炭，就要攤派到農民身上，成為他們的勞務負擔。毛澤東起草的有關大生產運動的黨內指示中就提到過燒炭。

　　燒炭雖然是一件平凡小事，卻是在厲行一項與黨的生存和發展、與黨同人民群眾的關系。所以，作為革命隊伍的一個同志，張思德從事的燒炭工作的出發點革命隊伍實現自給自足，不給人民群眾增加負擔，這無疑是實踐“徹底為人民利益工作”的一個具體環節。

　　“解放人民”是一個人民自由的最高的政治哲學理想，在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面臨的主要矛盾的要求下，這個最高的政治哲學理想卻是從革命隊伍要“徹底為人民利益工作”的經濟邏輯的展開。這要求革命隊伍組織和領導人民特別是廣大農民進行生產，給予人民物質福利，要求革命隊伍自給自足、減輕人民負擔。張思德是實踐“徹底為人民利益工作”的革命隊伍的一員，他的行為同時體現“解放人民”與“徹底為人民利益工作”兩個不同層次的革命理想。

　　(二)向死而生：為人民(利益)犧牲的意義

　　張思德這樣的普通革命同志為人民利益服務的實踐行動是日常化的，并不是轟轟烈烈的戰斗和犧牲，但是，一旦將為人民利益的服務邏輯上升到“徹底”，就意味著一種服務的政治倫理的出現，這種服務倫理既可以在日常生活實踐上全心全意為人民利益工作，甚至能讓服務主體克服自身的特殊性和特殊利益，為人民利益而獻出自己的生命。《為人民服務》第一段后半部分談到了張思德的犧牲及其意義：

　　“人總是要死的，但死的意義有不同。中國古時候有個文學家叫做司馬遷的說過：“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輕于鴻毛。”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還重;替法西斯賣力，替剝削人民和壓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鴻毛還輕。張思德同志是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還要重的。”

　　“人總是要死的，但死的意義有不同。”毛澤東的這句話或許可以稱為生與死的辯證法。“人總是要死的”，這是無神論面對死亡的態度。恩格斯在《自然辯證法》里批判了“靈魂不滅”的死亡觀，他把死亡看作是生命的本質，“生就意味著死”，于是死亡就是“有機體的解體，除了構成有機體實體的各種化學成分，什么東西也沒有留下來”。承認人的“必朽”，也意味著承認人在身體意義上有限性，在死亡面前人人平等。然而，正是因為在死亡面前所有人都是平等的，決定死亡是否有意義的根本不在于死之后會怎樣，而在于人如何生活，如何看待和面對死亡。因為人不僅僅是自然界的存在物(動物)，而且更是一種社會性動物。“人的本質并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

　　從更形而上學的意義上而言，正是人的必死決定了人的自由，個體性與歷史性的位置。如果人不是有限的或者終有一死的，如果存在永恒的生命和上帝，那么人的自由，個體性和歷史性就不可能存在。如果任何一個存在，特別是個體的人的存在，能夠在“人死后”永恒的延續，而他/她有不能實現存在的某些可能性，那么這些可能性對他來說或相對他而言就是不可能性。拒絕彼岸世界(上帝)的永生誘惑，在一個必死的世界直面死亡，意味著人能夠接受死亡的普遍性，拒絕做一個貪生怕死的奴隸(人的自我保存的動物性欲望)，為了被他人“承認”的欲望敢于冒生命危險進行斗爭。在這一意義上，動物的消亡，就是人的產生。因此，盡管人總是要死的，然而毛澤東強調，死亡并非只是活人化為塵土，不同的死亡產生不同的社會意義。這使得人為什么而死，為什么而活的問題變得更為重要。在社會意義上，死亡的意義問題意味著死亡不是個人的孤立行為，而是鑲嵌于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中的一個社會事件。因此，死亡的意義問題在根本上是(個體)死亡與他人和社會的關系問題。正如科耶夫所言，盡管人在他/她的死亡中“消失”了，然而“只要這種死亡作為意識到生命危險的意志和為了承認而延續，人就繼續作為人在定在中而存在，也就是說，超越給定的存在，超越自然。”

　　毛澤東引用司馬遷在《報任少卿書》中闡述死亡觀的一句話：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輕于鴻毛。有意義的死，比泰山還重;沒有意義的死，比鴻毛還輕。司馬遷的《史記》，可以說是一部關于如何死亡的悲劇英雄人物的畫廊。全書人物傳記共112 篇，以被殺、自殺的人物標題的37 篇，以其他形式的悲劇人物標題的約20篇，作品中主要人物被殺、自殺、或帶有悲劇色彩的將近70 篇。那么，司馬遷是怎么看待個體死亡與他人和社會的關系問題的呢?

　　在司馬遷看來,什么樣的死“重于泰山”呢?刺秦的荊軻是“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刺客列傳》);陳勝吳廣反抗暴秦是“壯士不死即已,死即舉大名耳”(《陳涉世家》)……。由此可見，敢于反抗強權、見義勇為、重守信諾、忠君報國、潔身自好、捍衛人格的死，是“重于泰山”的死。

　　那么，司馬遷認為怎樣的死亡是“輕如鴻毛”呢?他批判諂媚上意、“好殺伐行威不愛人如此”的酷吏王溫舒被“誅五族”是罪有應得(《酷吏列傳》)……。由此可見，諂媚上意、濫殺濫刑、驕奢淫欲、意氣用事而死，是“輕如鴻毛”的死。

　　毛澤東贊同司馬遷對于死的意義的兩個區分，但在具體標準上，他創造性地用發展了馬克思主義，運用“人民利益”作為區分死亡意義的根本標準。前文分析到，在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中國人民敵人是日本帝國主義、封建地主勢力和投靠帝國主義的大資產階級，其中最大的敵人是日本帝國主義。因此，從人民的根本利益出發，替日本法西斯侵略者賣命，替剝削和壓迫人民的敵人去死，則輕如鴻毛。因為為侵略者和壓迫人民的人而死，是站在人民利益的對立面，對人民而言，這種死毫無意義，而且極為可恥。

　　反之，為人民的利益而死，則重如泰山。盡管張思德不是死于戰場，而是死于燒炭的窯洞，但是燒炭的工作是為了減輕人民的負擔，張思德為人民利益做了實實在在的工作，為人民服務而死，對于人民而言，其意義重如泰山，值得紀念。

　　此外，毛澤東在提到張思德的時候用了“同志”這一稱呼，強調的張思德的共產黨員身份。盡管張思德死前只是中央警衛局一名普通戰士，不是什么指揮千軍萬馬的統帥，但是張思德通過自己的行動實踐了一個共產黨與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任務：徹底地為人民利益而工作。“當為人民利益工作”這一經濟邏輯加上“徹底”這個強調程度的形容詞之后，作為“為人民服務”的出發點的為人民利益工作就不僅僅是一個革命的政策略或者收買人民的利益計算行為，而成為了一個經濟計算之上的政治責任問題，因而成為一種普遍的政治倫理。

　　三、為人民服務與統一戰線：為人民服務的政治策略

　　“為人民服務”為中國無產階級政黨(革命隊伍)提供了個別意志與普遍實體，特殊存在與普遍利益實現統一的一個哲學可能性。然而，這種哲學可能性面臨著革命隊伍的“個別意志”與“人民群眾”的“普遍意志”的現實矛盾，以及革命隊伍的“特殊利益”與“人民群眾”的“普遍利益”的現實矛盾。對于中國革命而言，更為關鍵的問題是，無產階級不僅面臨著國家內部的階級矛盾，而且面臨著無產階級與日本帝國主義入侵這個“主要矛盾”。

　　在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爭取抗日戰爭和民族解放是中國人民的最高利益，共產黨人實踐“為人民服務”，就要團結全國一切抗日力量打倒日本帝國主義，要和全國一切抗日的黨派、階級、民族合作，結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相對于以農民和小資產階級為中心的黨的群眾路線，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更強調共產黨與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社會賢達、開明士紳所組成的社會精英階層的合作。這些社會精英群體包括民族資產階級、開明地主，甚至有可能包括買辦性質的大資產階級。如果說為人民服務的群眾路線意味著關心農民和小資產階級的經濟利益，那么為人民服務的統一戰線就必須在考慮黨外社會精英的經濟利益的同時，考慮他們的政治權利，特別是參政議政權。所以毛澤東在《為人民服務》的第二段直截了當地承諾：

　　“因為我們是為人民服務的，所以，我們如果有缺點，就不怕別人批評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誰向我們指出都行。只要你說得對，我們就改正。你說的辦法對人民有好處，我們就照你的辦。‘精兵簡政’這一條意見，就是黨外人士李鼎先生提出來的;他提得好，對人民有好處，我們就采用了。只要我們為人民的利益堅持好的，為人民的利益改正錯的，我們這個隊伍就一定會興旺起來。”

　　在抗日統一戰線的經濟政策上，中國共產黨在邊區和根據地實行的土地政策是“減租減息”而非平分地主和富農的土地及其糧食、牲畜、農具等財產。因為無產階級與帝國主義、封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必須服從于中華民族與帝國主義之間的主要矛盾。所以，“階級斗爭的利益必須服從于抗日戰爭的利益，而不能違反抗日戰爭的利益”。

　　作為抗日統一戰線的政權組織形式，陜甘寧邊區政府實行“三三制”原則，共產黨員只占三分之一或者更少，代表無產階級和貧農;非黨進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代表小資產階級;中間派及其他分子占三分之一，代表中等資產階級和開明紳士。正如毛澤東所言：“國事是國家的公事，不是一黨一派的私事。因此，共產黨員只有對黨外人士實行民主合作的義務，而無排斥別人、壟斷一切的權利。它的黨員應該站在民眾之中，而決不應該站在民眾之上。”

　　在1941年11月召開的陜甘寧邊區第二屆參議會第一次會議上，時任邊區參議會副參議長李鼎銘先生等黨外人士提出了“精兵簡政”的建議，他們指出：“政治軍事之建立，必須以經濟力量為基礎。”“精兵簡政”的主張立即受到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高度重視。會議討論通過了李鼎銘等人的提案。會后, 邊區政府系統率先精簡24%的人員, 中共中央多次為推進精兵簡政發出指示, 毛澤東親自為《解放日報》撰寫題為《一個極其重要的政策》的社論。到1943年底，邊區政府系統和留守兵團進行多次精簡,將大批非生產人員轉為生產人員,減少了大量經費和糧食支出。不僅在政治和軍事斗爭領域，在經濟斗爭領域，共產黨領導的邊區也取得了勝利。張思德為之犧牲的大生產運動和李鼎銘提出的精兵簡政是取得經濟斗爭勝利的關鍵。

　　需要特別強調的是，盡管精兵簡政主要涉及到經濟政策，但絕不僅僅是一項經濟政策，它還是一項政治和軍事政策。精兵簡政和大生產運動一樣，處理的是經濟因素與政治軍事因素的矛盾。精兵簡政政策的普遍實行后，對于減少消費，增加生產，減輕人民負擔，克服物質困難，提高黨政人員素質和工作效率，提高部隊適應敵后游擊戰的戰斗力等方面都發揮了重要作用。精兵簡政之所以卓有成效，原因在于共產黨堅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將民族的利益而非共產黨的黨派利益放在首位，把軍事斗爭、政治組織和經濟建設結合起來，以抗戰封鎖的不利環境，爭取抗日戰爭的最后勝利。統一戰線也因此中國共產黨在中國革命中戰勝敵人的三個法寶的“三大法寶”之一。

　　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問題上，中國共產黨堅持邊區政權的“三三制”民主合作原則，汲取和凝聚了黨外人士對于為人民服務的正確意見和建議，為爭取抗日戰爭和民族解放奠定了堅實基礎。判斷黨外人士的建議和意見的好壞標準是什么呢?標準仍然是人民利益。這意味著，不僅共產黨在抗日戰爭中是“是為民族、為人民謀利益的政黨，它本身決無私利可圖。它應該受人民的監督，而決不應該違背人民的意旨”，而且黨外人士也沒有超越人民利益和抗戰勝利的特殊利益。另一方面，共產黨為了和只是為了人民利益與黨外人士結成統一戰線，共產黨必須，保存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保持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的獨立性和先進性，堅持就是同資產階級聯合又同它斗爭的政治路線。“以斗爭求團結則團結存，以退讓求團結則團結亡”。所謂聯合，就是統一戰線，所謂斗爭，就是“在同資產階級聯合時，就是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的‘和平’的‘不流血’的斗爭;而在被迫著同資產階級分裂時，就轉變為武裝斗爭。”總之，為人民服務既要求共產黨與人民利益有關的最廣泛社會精英達成統一戰線，也要求共產黨保持思想上、政治上和組織上的獨立性和先進性，堅持以“人民利益”為核心標準，發展壯大人民的革命理想，在反對國內外敵人的斗爭中領導資產階級社會中的所有壓迫者、被剝削者以及各界社會精英，堅持做好與資產階級斗爭的黨的建設和武裝斗爭的準備。

　　四、解放與犧牲：為人民服務的政治倫理

　　解放人民的革命目標要求共產黨人堅持群眾路線，徹底為人民利益工作，也要求共產黨人堅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接受黨外人士的正確意見和建議。

　　當毛澤東做《為人民服務》演講的時候，根據地敵后戰場依靠“大生產”和“精兵簡政”等經濟運動，克服了1941-1942年日軍的野蠻進攻和國民黨的包圍封鎖的最困難時期。而與此同時，日軍發起打通華北到華南以至印度支那的大陸交通線的“豫湘(桂)戰役”，國民黨軍隊出現大潰敗。因此，要實現民族解放，“在中國人民面前，不但存在著強大的民族敵人，存在著強大的實際上幫助民族敵人的國內反動勢力”。毛澤東在《為人民服務》第三段強調了為了實現人民解放，革命隊伍需要努力奮斗、不怕犧牲：

　　“我們都是來自五湖四海，為了一個共同的革命目標，走到一起來了。我們還要和全國大多數人民走這一條路。我們今天已經領導著有九千一百萬人口的根據，但是還不夠，還要更大些，才能取得全民族的解放。我們的同志在困難的時候，要看到成績，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們的勇氣。中國人民正在受難，我們有責任解救他們，我們要努力奮斗。要奮斗就會有犧牲，死人的事是經常發生的。但是我們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數人民的痛苦，我們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

　　毛澤東首先強調“五湖四海”的革命干部的使用原則。五湖四海首先指的是革命隊伍的實際人員構成狀況，這包括中國的不同省份、民族、年齡、性別的革命者，還包括白求恩大夫這樣的非中國籍的國際共產主義者。經毛澤東創造性使用后，五湖四海也一直成為共產黨的干部使用的一個基本原則。“五湖四海”原則，既強調共產黨是一個基于共同的革命信仰而走在一起的政黨，不是一個基于地域、血緣、種族、宗族或性別的政黨，也不是一個搞山頭主義、派系主義、地方主義和小團體主義的政黨，同時強調在實際組織人事工作中的干部選用的多元化。從領導和團結全國絕大多數人民一起走上革命道路這個目標來看，共產黨還需要從現有的根據地擴展到更廣大的地域，解放更多的人民。因此，五湖四海在這里還有強調共產黨人特別是根據地干部和戰士不能搞地方主義和小團體主義，不能小富即安、驕傲自滿，而應當牢記自己肩上承擔的打敗日本侵略者、解放人民的重任，將革命的事業推進到整個民族的解放。

　　在中國人民還面臨著民族解放的強大敵人的困難時刻，毛澤東號召全黨同志要看到光明，看到成績。什么是光明?光明可分為國際和國內形勢。在國際形勢上，蘇聯紅軍的衛國戰爭已經將納粹德國的侵略軍趕出本國領土，正反攻南歐。蘇聯紅軍和英美法聯軍已經初露戰勝法西斯國家的曙光。在國內形勢上，長期的抗日戰爭鍛煉了中國人民，促進了中國人民的團結和覺悟，中國人民的民主力量不僅包括擁有九千多萬人口的強大根據地，也包括正在高漲的全國性的民主運動。什么是成績?成績是革命隊伍的蓬勃發展。敵后戰場區已擁有六十五萬八路軍、新四軍及其他的人民抗日軍隊，有了二百多萬民兵，有了九千萬被解放的人民。革命軍隊抗擊了在華的敵偽軍六分之五，國民黨只抗擊了了六分之一，已成為中國抗日戰爭的主力軍。看到光明，看到成績，革命隊伍就能在困難的時候提到我們的勇氣。

　　雖然當時敵后戰場區已有九千萬被解放的人民，但是，還有二億五千萬人民處于日寇或者軍閥的壓迫和剝削之下，沒有獲得解放，還有廣大的農民沒有土地權、財產權和社會政治權。毛澤東用了一個似乎帶有宗教意味的詞來形容中國人民：受難者。……毛澤東用“受難”來形容中國人民，并非基督教或者佛教詞匯延續使用，而是賦予“受難”以新的政治哲學含義：受難的主體是與世界人民同在的中國人民，是尚未獲得解放的奴隸、面臨強大的國內外敵人的人民;以解放人民為己任的革命隊伍，有責任解救尚在受難的人民，使人民真正獲得平等自由。因此，不是法律、經濟、文化、地域、族群等等因素塑造了人民的“同一性”，而是普遍的受難構成了中國人民的“同一性”。對內而言，“受難”溝通了中國人民的階級和民族的同一性：作為一個階級，中國人民受到國內外大資產階級、國內大買辦階級和大地主階級的壓迫和剝削，作為一個民族，中國人民受到日本帝國主義侵略，內部面臨四分五裂的分裂局面。對外而言，中國革命與世界革命通過“受難者”這一人類的大多數聯系起來。在1939年給斯大林六十歲生日的賀信中，毛澤東強調，“全世界上大多數的人類都是受難者”，中國人民不僅是中國這個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的受難者，通過被壓迫和被剝削的屬性，中國人民與全世界大多數人類站在了一起，中國革命成為世界革命的重要組成部分。

　　解救受難的中國人民的責任，需要革命隊伍的努力奮斗。什么是努力奮斗?一個是時間上堅持不懈地奮斗，絕不松懈;另外一個是在程度上，為了解救中國人民而奮斗，不怕任何苦難乃至犧牲。1939年5月，在延安慶祝模范青年大會上，毛澤東作了題為《永久奮斗》的講演，強調了堅持奮斗的政治道德意義。他鼓勵模范青年們要“永久奮斗，就是要奮斗到死。汪精衛、張國燾這些人沒有這個精神，于是中途變節。這個永久奮斗是非常要緊的，如要講道德就應該講這一條……真正的政治道德”。唯有努力奮斗，永久奮斗，奮斗到死，中國共產黨才能領到中國人民獲得解放和自由，贏得革命的勝利，從而進入由受難的人民為主體世界普遍歷史。

　　毛澤東把中國人民不僅當作共產黨和革命軍隊的奮斗對象，更賦予人民以最高的政治合法性，就是人民是共和時代的“神”，共產黨和革命軍隊就是人民的信徒。人民在受難，作為人民的信徒，共產黨和革命軍隊有責任解救人民，要努力奮斗，與剝削和壓迫人民的人作斗爭。有斗爭就會流血犧牲。但是個人的流血犧牲不是沒有價值的，而是重于泰山的，因為共產黨和革命軍隊是為人民流血犧牲，是徹底為人民利益工作而犧牲，會被所有人民所銘記。這就叫死得其所。

　　“為人民犧牲”是為了解救受難中的人民，共產黨和革命軍隊不是因為自身利益或出于高人一等的保護或拯救心態去解救人民，而是“全心全意”和“徹底”地為人民服務。在黑格爾看來，個體是特殊性與普遍性的結合、如果在個人的個體性中，特殊性不結合于實踐的普遍性，那么它就是純粹“給定的”、“自然地”，動物的。然而行動中的特殊個人，只有代表是一個共同體的“一般意志”，才是真正的普遍的。因此，作為中國人民這個集體的一部分的中國革命者如果不為解放受難的人民堅持奮斗和犧牲，就不可能真正感動人民，就不可能真正激發中國人民的“普遍的”集體意志。這就是毛澤東在《愚公移山》中鼓勵革命隊伍的：“我們一定要堅持下去，一定要不斷地工作，我們也會感動上帝的。這個上帝不是別人，就是全中國的人民大眾。”

　　這種把自己當作受難人民的一份子的拯救心態，不僅讓筆者聯想到法國哲學家巴丟(Alain Badiou )所說的“圣保羅的群眾路線”。在引用了圣保羅的話“雖然我獨立于所有人，我使自己成為所有人的奴隸。對猶太人來說，我變成了猶太人;對法律治下的人來說，我變成了法律治下的人”之后，巴丟說道：“這不是圣保羅的機會主義文本，而是被中國共產黨人稱之為‘群眾路線’的極致發揮——為人民服務。” “圣保羅的群眾路線”的實踐后果是耶穌與基督徒的同一性的生成，而為人民服務的群眾路線塑造的是“中國人民”的普遍性(同一性)的集體意志。中國人民的普遍性并不僅僅因為人民在普遍地受難，而且因為與中國共產黨和革命軍隊在通過奮斗和犧牲，實現了受難的中國人民的“解放”。在這個意義上，中國共產黨通過奉行和實踐“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塑造了“中國人民”的“集體意志”的統一性。因此，“中國人民”不是一個抽象的政治哲學概念，而是中國共產黨和革命軍隊通過奮斗和犧牲的“獻祭”而創造和凝聚的一個政治共同體——也就是1949年標志著“中國人民從此站立起來”的中華人民共和國。

　　《為人民服務》第三段末尾，毛澤東強調，奮斗到死、不怕犧牲并不意味著盲目犧牲：“不過，我們應當盡量地減少那些不必要的犧牲。我們的干部要關心每一個戰士，一切革命隊伍的人都要互相關心，互相愛護，互相幫助。”

　　為什么必須把勇敢精神與謹慎精神聯系起來?因為對日本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戰爭是一個艱苦奮斗的長期過程。毛澤東也強調，革命隊伍中間的平等和友愛，塑造革命隊伍的“普遍性”。這是調動基層黨員和普通戰士積極性的必要策略，更是“為人民服務”這個最高的政治倫理面前，革命隊伍人人平等的必然要求。

　　通過“為人民服務”，中國人民完成了制憲權主體普遍性的建構以及制憲代表的代表性建構。這有助于我們理解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建國和制定憲法的政治正當性。“中國人民”的普遍性源于普遍的受難以及共產黨領導人民實現解放的勞動、斗爭和犧牲。在“為人民服務”的奮斗和犧牲中，中國人民形成一個統一的政治共同體，通過自身的政治意志完成如下政治決斷：通過新民主義革命，打敗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兩個敵人，建立新民主主義專政的人民共和國，進而展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實踐。正是因為中國人民的“普遍性”的存在，中國人民的政治決斷是自由的，中國人民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的“主權者”，中國共產黨則通過“為人民服務”的信仰和犧牲，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的“制憲權代表”。

　　在討論中國《憲法》的法律效力的時候，在1982年《憲法》序言中的最后一段話常常被學者引用：“本憲法以法律的形式確認了中國各族人民奮斗的成果，規定了國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務，是國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我們論證“為人民服務”是中國憲政的“最高的法律”，不僅是因為為人民服務是憲法文本的重要原則和基本條款，也不僅因為“為人民服務”塑造了作為政治共同體中國人民，更因為憲法規定的是“各族人民奮斗的成果”。中國革命是中國人民奮斗的歷史過程，這一過程伴隨著無數革命者的“為人民服務”的獻身和犧牲。

　　在這個意義上，“各族人民奮斗的成果”凝結成為中國憲法，就意味著中國憲法的“根本法”來源于作為主權者的中國人民的犧牲。因此，“為人民服務”不僅是中國人民共和國的建國之本，而且是中國政治合法性和中國憲政的基石，構成中國憲政的“根本法”原則，是“最高的法律”。

　　五、追悼會制度：政治倫理與普遍歷史

　　黑格爾那里，“精神”在它的現實運動中創造世界歷史。在毛澤東這里，具備“為人民服務”的政治倫理的革命隊伍在勞動和斗爭的實踐過程中創造世界歷史。在《為人民服務》的第四段也是最后一段，毛澤東提倡集體追悼的犧牲的革命同志的追悼制度：

　　“今后我們的隊伍里，不管死了誰，不管是炊事員，是戰士，只要他是做過一些有益的工作的，我們都要給他送葬，開追悼會。這要成為一個制度。這個方法也要介紹到老百姓那里去。村上的人死了，開個追悼會。用這樣的方法，寄托我們的哀思，使整個人民團結起來。”

　　在張思德追悼會，包含著追悼儀式和致追悼詞，這兩個制度成為現代中國追悼制度基本環節。追悼儀式涉及的關鍵問題是，誰有資格受到追悼以及誰在追悼?誰有資格被哀悼?毛澤東回答說，只要是革命隊伍的一員，只要實踐“為人民服務”精神，為革命工作而死，都有資格受到革命同志甚至是全國人民追悼。在中國死亡史上，這是一個破天荒的創舉。因為“為人民服務”主體沒有血緣或身份性的特殊限制，因此追悼制度的主體面向一切勇于實踐“為人民服務”的人。這意味著，盡管被追悼者在生前的地位、身份、能力乃至性別這些天賦的和后天(社會)的“特殊性”存在差別，然而只要被追悼者實踐于“為人民服務”的黨的宗旨，就理應得到革命同志和黨外群眾(老百姓)對“革命同志”的“普遍性”悼念。追悼儀式的資格標準是“為人民服務”精神的實踐，包括(像奴隸一樣)勞動和(像主人一樣)斗爭的綜合實踐。站在黑格爾和馬克思“主奴辯證法”的角度，“為人民服務”的主體——革命者——克服奴隸與主人的根本區別，既然能像“奴隸”一樣徹底為人民利益工作，又能夠像“主人”一樣在明知人必有一死的情況下接受生死斗爭的考驗，這樣的“人”——也就是革命隊伍的同志——在主人的死亡意識中像奴隸一樣自由(自主)地創造歷史，他們是(勞動的)奴隸與(戰斗的)主人的綜合體。

　　革命隊伍通過追悼會制度寄托對“為人民服務”而獻身的革命同志的哀思。在勞動和戰斗的服務意義上。“為人民服務”革命者既在歷史中保存自己的自由和特殊性，又獲得了普遍實體的承認。這種普遍的承認的標志就是追悼詞。在張思德追悼會上，代表的中國共產黨和軍隊最高領導人毛澤東為張思德這樣一名普通戰士致悼詞，使得在場聽眾以及讀者張思德事跡感染和鼓舞。作為一個燒炭(勞動)而死的普通戰士，通過《為人民服務》這篇悼詞的流傳，張思德得到了“中國人民”的普遍承認，對于人的欲望而言，這是最高的滿足。對于人的個體性而言，這種承認是在肯定張思德的個體性基礎上揚棄張思德的地位、身份、種族等等特殊性，只保留了“階級”這個最后的特殊性——因為敵對階級尚且存在。

　　追悼會制度不僅是面向革命隊伍的一種政治制度，它的更大雄心是推廣到人民中間，成為一個普遍的制度。在演講的最后，毛澤東也希望追悼會制度以及“為人民服務”精神實踐能夠為更多老百姓接受。這預示著一種比張思德這個(無產階級)革命者更為“普世”的“新人”出現：一個進行“為人民服務”的不普通的精神實踐的普通人。這類新人打破了普通人與偉人的區分，最終指向一個普遍同志的國家中的一個真正的“公民”。 “為人民服務”是最高的生活意義，因為人民才是歷史的主人。所以“為人民服務”不僅是中國共產黨的政治倫理和根本宗旨，而且是凝聚中國人民的集體意志的最高道德理想。

　　通過寄托對犧牲同志的哀思，犧牲的個別意志被普遍意志認同、吸納和升華，從而進入普遍意志創造的普遍歷史。追悼會制度并不局限于革命隊伍，而是需要推廣到人民中去，使得“為人民服務”政治倫理從少數的革命隊伍進入“人民”中去。這蘊含著人民自己意識到自身的個別意志與普遍意志的統一可能性，一旦在歷史中沉默的人民就會被革命隊伍的奮斗和犧牲的“為人民服務”所感動，人民的意志發生革命，進入“為人民服務”的普遍意志，也因此進入全世界受難的人民追求解放的革命的普遍歷史。在一個有朽的世界里，進入普遍歷史賦予一個普通個體以“不朽”歷史可能性。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得以理解毛澤東的論斷：“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

　　普遍歷史意味著“為人民服務”的終極目標是實現人民的普遍解放和自由。這規定中國政治的實踐的無止境，也蘊含著中華人民共和國重建新的世界普遍政治的可能性：因為中國人民是世界人民的一部分，以自由和平等最終目標的世界人民解放，是無止境的。就此而言，“為人民服務”的“人民政治”蘊含著中華人民共和國通過“勞動和斗爭”創造新的世界秩序的可能性。

　　(本文系縮減版，注釋從略。刪減的內容特別是“服務哲學”的理論部分見陳頎：《“為人民服務”的政治哲學》，載強世功主編：《政治與法律評論》第四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即出。引用和批評以完整版為準。批評、建議或獲取完整版請電郵至[email protected]。特此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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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澤東選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

　　《毛澤東選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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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ain Badiou, Saint Paul: The Foundation of Universalism, trans. by Ray Brassier,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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