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三年，是毛澤東誕辰的第一百二十周年。在這一年，不僅中央的七名常委在毛澤東的誕辰紀念日到來的這一天，全體到毛主席紀念堂瞻仰了毛主席的遺容，召開了座談會并由習總書記發表了紀念毛澤東的重要講話。而且我國社會底層的工農群眾，更是紛紛舉行了各種各樣的紀念活動，各類媒體也紛紛發表了紀念毛澤東的文章和影視作品。直到目前，電視劇《毛澤東》還正在熱播之中。

　　到一月十四日，《毛澤東》這部電視劇，在中央電視臺的一套欄目中，已經播出了二十八集。而在目前已經播出的這部分中，盡管已經生動地再現出了毛澤東早年的革命經歷和當年中國革命的艱難曲折，但由于其中借《毛澤東》而達到為某些人歌功頌德并掩蓋真正歷史的成分過多，因而在帶給人太多感慨的同時，也人為地制造或是加劇了不少的歷史謎團。

　　《毛澤東》這部電視劇，直到拍攝到第二十六集時長征途中的遵義會議都已經開過了，但是還有一個重要人物沒有出現。這個人，就是陳云。盡管陳云在長征的過程中所起的作用并不重要，但當時陳云在黨內的地位卻很重要。在遵義會議召開之前，他是與博古、周恩來、張聞天、王明、張國燾和項英等在黨內占同等重要地位的七名書記處書記、也就是常委之一。

　　在長征之前的一九三四年一月，中國共產黨在中央蘇區召開了六屆五中全會。此時，距一九三一年一月在上海召開的六屆四中全會，已經過去三年的時間了。由于當年中國革命的復雜多變和艱難萬險，特別是總書記向忠發的被捕叛變，因而導致黨的領導層的變化極大。所以在六屆五中全會上，選出了新的中央政治局成員和相當于政治局常委的書記處書記。在六屆五中全會上當選為政治局委員的有：博古，周恩來，張聞天，王稼祥，項英，王明，陳云，康生，任弼時，張國燾，毛澤東，朱德，顧作霖。候補委員為：劉少奇，關向應，鄧發，凱豐。七名書記處成員也就是政治局常委：博古，周恩來，張聞天，項英，王明，張國燾，陳云。政治局委員中，隨同一方面軍參加長征的有博古，周恩來，張聞天，王稼祥，陳云，毛澤東和朱德。而常委中參加長征的是博古，周恩來，張聞天與陳云。因此《毛澤東》這部電視劇在已經都拍攝到了第二十六集的時候，卻將陳云丟下了，這實在是不應該的。但是這么做，可能也不會編導人員故意的。解放后，陳云就否認自己在六屆五中全會上被選為常委。朱德和王稼祥也都說自己在六屆五中全會上只是被選為了政治局候補委員。然而歷史的真實情況又是怎樣的呢?

　　前幾年，中國共產黨新聞網等多家網站上，曾經紛紛刊登過《夫人朱仲麗解密：王稼祥投了毛澤東關鍵一票》一文。在這篇文章中，作者以王稼祥的夫人朱仲麗的口吻這樣寫到：

　　毛澤東后來常對人說：“王稼祥是最早就支持我的，遵義會議上沒有他不行，他投了關鍵的一票。”王稼祥的這一歷史性功勞，我知道得很晚，它是在我與稼祥結婚二十年后由別人告訴我的。對這件事，我第一次問王稼祥時，他只點點頭，未作詳細解答。直到“文化大革命”運動期間，毛澤東在一次講話中還說：“王稼祥在關鍵時刻投了我一票，我獲勝了。”我知道之后，又追問王稼祥是怎么回事，他這才把詳細經過告訴我，他說：“最先，我個人對李德和博古的軍事指揮很不滿，我曾向李德提出質問，但無效果。有一天，我和毛主席兩人各躺一個擔架，我們身體都不好，并排在擔架上躺著，我嘆氣之后向毛主席說：‘遵義城就在前面了，我們該開個會總結總結經驗，如果再這樣拖下去，節節敗退，革命損失太大。’毛主席忙問：‘開得起來嗎?只有我們兩個人呀!’我說：‘一定要開，我去做思想工作，一定要把李德轟下來!’這樣，遵義會議順利召開了。”

　　關鍵一詞，只能用來比喻事物最關緊要的部分。它對事物的發展變化，具有決定性的因素。因此，關鍵就如同是壓垮駱駝的那最后的一根稻草;就是兩軍對壘且勢均力敵的時候，突然出現的生力軍。

　　遵義會議是黨中央在長征途經遵義的時候，召開的一次政治局擴大會議。遵義會議的重要意義，可以與宣告中國共產黨成立的一大相提并論。但是遵義會議的重要作用，卻要遠遠地超過黨的一大。沒有一大的召開，中國人只不過還如以前一樣繼續做奴隸而已。然而如果沒有遵義會議的召開，那么中國將增加多少的冤魂，中華民族將失去更多的精華。

　　由于是擴大會議，所以參加遵義會議的人員，除了當時在場在位的政治局委員和候補委員外，還有紅一軍團的軍團長和政治委員林彪與聶榮臻，紅三軍團的軍團長和政治委員彭德懷與楊尚昆，紅五軍團的政治委員李卓然，紅軍的總參謀長劉伯承，紅軍的總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和共產國際派來的軍事顧問李德及翻譯伍修權。據鄧小平后來自己所說及陳云和楊尚昆含含糊糊地證實，鄧小平也參加了遵義會議。但是不管有他沒他，這都無關緊要。因為在遵義會議上起決定性作用的，只是有投票權的博古，周恩來，張聞天，王稼祥，陳云，毛澤東和朱德這七名政治局委員。正是這七個人，才改變了中國工農紅軍、中國共產黨、中國革命和中華民族的命運。而遵義會議之所以改變了中國工農紅軍、中國共產黨、中國革命和中華民族的命運，就是因為選舉了毛澤東為政治局的常委并決定全軍從此開始服從毛澤東所制定的軍事決策。而王稼祥的一票，就是像毛澤東所說的“王稼祥在關鍵時刻投了我一票，我獲勝了”那樣，就是在投票表決毛澤東是否可以當選為政治局常委和決定全軍是否應該服從毛澤東所制定的軍事決策時，投給了毛澤東。

　　歷史的確如此，正是毛澤東在遵義會議上獲勝了，所以才有了毛澤東的力挽狂瀾，從而挽救了中國工農紅軍，挽救了中國共產黨，挽救了中國革命。但是如果遵義會議選舉時的情況是像毛澤東所說的那樣，既然有毛澤東這個獲勝者，那么肯定也就會有失敗者。

　　博古是遵義會議的失敗者，這已經是眾所周知的事了。但問題的關鍵，卻是博古是如何在選舉中失敗的。也正是因為如此，所以王稼祥的夫人朱仲麗在幾十年之后，都還能充滿自豪地宣稱：“王稼祥投了毛澤東關鍵一票。”

　　遵義會議上有表決權的，有博古，周恩來，張聞天，王稼祥，陳云，毛澤東和朱德這七名政治局正式委員。在投票選舉毛澤東為政治局常委時，如果全體一致，那么王稼祥的這一票，也就算不得是什么關鍵了。而只有在選舉時產生了分歧并且幾乎還勢均力敵，所以王稼祥的“一票”，才能夠成為關鍵。

　　遵義會議的選舉過程中，王稼祥肯定是舉手支持毛澤東了。而毛澤東也肯定會舉手支持自己。這絕不是毛澤東不謙虛，而是當年中國革命所處的那種絕境，不容許毛澤東謙虛。下一位舉手支持毛澤東的，應該是張聞天。呼吁召開遵義會議，張聞天不僅出力最大，而且還更是在會上作了有力批駁博古的反報告。所以無論是真心從為了中國革命著想，還是由于與博古撕破臉面而沒有了退路不得不孤注一擲，張聞天都會舉手支持毛澤東。

　　遵義會議上，博古是毫不隱晦他對毛澤東的反對的。因此在選舉時，博古肯定是不會舉手的。所以當選舉出現了二比一的情況時，如果此時王稼祥舉手支持毛澤東，那也算不上是關鍵。真實的情況只能是選舉在進行到這個時候，除了博古之外，還一定有人沒有舉手。這些人是誰呢?肯定有一人是陳云。

　　陳云一九○五年出生在上海郊外的青浦縣，自幼家境貧寒。兩歲喪父，四歲喪母，由其舅父撫養長大。一九一九年，陳云小學畢業后，到上海商務印書館先當學徒，后當店員。一九二五年，陳云參加了“五卅運動”并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入黨之后，陳云開始在上海從事地下工作。由于臨近隱藏在上海灘外國租界里的黨中央的緣故，所以才到一九三○年的九月底，在六屆三中全會上陳云就被增選為了中央候補委員。而三個多月之后的一九三一年一月七日召開的王明等人開始把持黨中央的六屆四中全會上，陳云又被指定為了中央委員。尤為突飛猛進的是，剛到九月，在決定了王明去莫斯科，周恩來去中央蘇區之后，王明和周恩來又指定陳云為臨時中央政治局的六位委員之一。一九三二年三月，陳云又成為了臨時中央政治局的常委。陳云從參加革命到入黨，從入黨到成為黨中央的常委，連頭帶尾都算上，才不過八年的時間。而此時不僅參與了中國共產黨的創建，而且還更是創建了中國工農紅軍和親手開辟了中央蘇區的毛澤東，才僅僅是一名中央政治局的候補委員。而陳云在黨內地位的擢升，完全是由于攀附上了王明等“二十八個半百分之百的布爾什維克”的緣故。因此陳云在遵義會議上支持博古，是完全可能的。也只有在選舉出現勢均力敵的情況下，王稼祥的一票，才能夠成為關鍵。

　　分析完了毛澤東、張聞天、博古和陳云在選舉中的表現，再來分析一下周恩來和朱德在遵義會議上選舉過程中的表現。如果周恩來和朱德二人在遵義會議上毫無保留且有積極主動地支持毛澤東。那么在選舉的過程中，就會出現五比二的絕對優勢。因此王稼祥支持毛澤東的那一票，還成為不了關鍵的一票。而只有在周恩來和朱德二人中，出現了一人支持毛澤東，一人表示不支持而雙方形成勢均力敵的情況下。王稼祥支持毛澤東的那一票，才會成為關鍵的一票。而周朱二人，是誰能支持了毛澤東?誰有沒有表示呢?

　　在遵義會議上，周恩來不僅做了檢討軍事路線錯誤的副報告，而且還更主動承擔了自己的責任。特別是在遵義會議召開前召開通道會議和黎平會議時，周恩來不僅邀請了毛澤東參加，而且還更是聽取了毛澤東轉道貴州的建議。因此在遵義會議選舉時，周恩來支持毛澤東的可能性，要大于朱德。

　　無論是影視文學作品，還是真實的史料，都沒有表示過朱德在遵義會議上如何與左傾錯誤路線進行過什么樣的斗爭。在清算了左傾錯誤軍事路線的遵義會議上，身為中革軍委主席和紅軍總司令的朱德，不僅沒有對自己的一句檢討，而且還只是極不負責地說：“如果再繼續這樣的領導，那我們就無法跟隨下去了。”

　　盡管自周恩來到達中央蘇區之后，紅軍的最高軍事指揮權始終掌握在周恩來和一九三三年之后到了中央蘇區的博古以及更后來的李德的手中。但是與毛澤東被徹底排斥出了紅軍的軍事指揮層不同，身中革軍委主席和紅軍總司令的朱德，卻始終身在在紅軍的最高軍事指揮層之內。因此朱德不應該為中央蘇區的丟失和紅軍的慘敗承擔一點責任?能夠擺脫為博古等左傾機會主義分子抬轎子、吹喇叭并排擠毛澤東的嫌疑?所以在遵義會議上朱德支持毛澤東的可能性，要小于周恩來。就是因為這些，所以毛澤東才會這樣對賀子珍說過：“如果周恩來不同意，遵義會議是開不起來的。”

　　遵義會議的選舉進行到這個時候，場上了出現了三比三的勢均力敵的僵局，關鍵的時刻，王稼祥舉起了他投向毛澤東關鍵一票的那只手。只有這樣，王稼祥的這一票才能成為關鍵的一票。以至于到了文化大革命時期，毛澤東還都沒有忘記。

　　王稼祥是王明的“二十八個半百分之百的布爾什維克”宗派小集團的重要成員之一，曾經打擊排擠過毛澤東，從而為王明的左傾錯誤路線統治全黨全軍出過大力。然而王稼祥的關鍵時刻的關鍵一票，也算是為中國革命立下了大功，從而成為了杰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因此在電視劇《毛澤東》里歌頌一下王稼祥等人，也無大礙。然而如果只歌頌不檢討，也不是真正地總結歷史。虛無歷史當然不對，這樣對我們這個黨，對我們這個國家，甚至對我們中國民族都沒有益處。可是為尊者諱而掩飾歷史，同樣也不對。這樣會使我們這個黨，我們這個國家，我們這個民族由于無法從歷史中獲得真正的經驗教訓從而成熟起來。當年從蘇聯回國而與毛澤東、周恩來和朱德等比起來只能算是毛孩子的王明等“二十八個半”，卻不僅竟然就能統治全黨，而且時間還更是長達四年之久。從而給全黨和全軍及根據地的人民造成了巨大的不必要的犧牲，差點就葬送了紅軍，葬送了中國共產黨，葬送了中國革命。對此，以往的總結多是以黨還處于幼年時期不成熟而不能獨自選擇中國革命的道路，不能獨自養活自己，所以由于只能靠蘇聯提供經費而不得不聽命于蘇聯人而一筆帶過。中國共產黨處于幼年時期還不成熟，難道組成中國共產黨的那些人也處在幼年不成熟?可是同為共產黨人，為什么毛澤東就能為中國革命探索出一條正確的道路并創建紅軍并開辟根據地，從而不僅能自己養活自己，而且還能為隱藏在上海灘外國租界里的黨中央提供經費。而其他人卻不僅做不到這些，甚至就連認識到毛澤東探索出來的這條革命道路是正確的這樣的能力都不具備，最后還得蔣介石用“棍棒”來告訴他們。這其中的原因，就是由于他們與毛澤東的境界相差太大。

　　當年的中國革命之所以能夠取得勝利，除了由于有毛澤東思想的正確指引，更離不開聚沙成塔而人多力量大的這個因素。而當年為了聚集革命的力量，毛澤東將自己的妻子、弟弟、妹妹和兒子都引領上了革命的道路，而其他的那些重要領導人，又有幾人將自己的親人也引領上了革命的道路。可是當革命取得成功之后，又有多少包括像周恩來、朱德和彭德懷等這樣情操高尚的共產黨人在內的共產黨人，把自己的親屬領到北京，甚至是領到了中南海里來享福。僅朱老總一人，就把他哥哥姐姐的兒子、女兒，甚至是孫子、孫女共計十五六個，領進了中南海。

　　在二○一二年第七期出版的《同舟共進》雜志上，發表了一篇由朱老總的兒媳趙力平口述，由周海濱整理的題為《憶爹爹朱德及康媽媽》的文章。在這篇文章中，趙力平講述了這樣一件事。“當年，在中央最高領導層中，有三家生活比較困難，就是爹爹家、劉少奇家和陳云家，原因都是家庭成員多，需要接濟的親戚多。中央辦公廳曾設法給予補助，但是爹爹從來沒有去領過。那個時候，任何一層的領導人，除了死工資，就沒有其他經濟來源了。和黨政干部相比，軍隊干部的薪金更高，元帥的工資和各種津貼加在一起約有七百元。爹爹完全可以拿元帥的工資。但他以已經不在軍隊中擔任實際職務為辭，堅決不拿元帥的工資”。

　　在同一篇文章里，趙力平也說到了“爹爹家”生活困難的原因有二：“一是朱老總以已經不在軍隊中擔任實際職務為辭，堅決不拿比黨政干部高出許多的達七百元元帥的工資。二是朱老總一直沒有忘記家鄉的兄弟。他參加革命早早離家，養家糊口的擔子全落在兄弟們身上，家境困難，無力讓后代接受良好教育。爹爹決定盡自己所能，替每個兄弟家供養一個孩子來北京讀書。過完春節，爹爹幾個兄弟妹妹的兒子、女兒、孫子、孫女們，陸陸續續送到北京。在安頓好這些孩子的食宿穿戴之后，康媽媽又按照爹爹的吩咐，為他們一一聯系好入讀的學校或幼兒園。如此一來，有十五六個孩子，再加上爹爹和康媽媽老兩口，將近二十人。全家聚在中南海西小灶飯廳吃飯，就得擠滿兩大桌。”

　　朱老總位居共和國十元帥之首，卻由于不在軍隊中擔任實際職務并不顧家庭生活的實際困難而堅決不拿元帥的高工資，反映出了朱老總的高風亮節;一直不忘家鄉的兄弟，更是體現出了人間的親情。對于兄弟們的困難，朱老總如果也能像毛澤東那樣用自己的工資收入補貼一下，當然是一件極好的事。然而朱老總所做的，卻是“替每個兄弟家供養一個孩子來北京讀書”。雖然每個兄弟家的孩子到北京來讀書，朱老總是要個人承擔費用的。但是在毛澤東的時代，學生讀書的費用，卻大多都是由國家來承擔的，而個人負擔不了多少。因此朱老總“替每個兄弟家供養一個孩子來北京讀書”的這種做法，用今天流行的一句話說，無異于就是利用權力擠占了公共資源。而同樣的事情，在周總理和彭老總的身上，也同樣發生過。不是彭老總的緣故，彭老總的侄女彭鋼能當上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的紀檢部長和全國婦聯的副主席;沒有彭鋼的因素，彭老總的兩個死于一九四○年的弟弟，能直到四十三年之后的一九八三年，才被追認為革命烈士。

　　當年為了給中國革命聚集力量，毛澤東把自己的妻子、弟弟、妹妹和兒子都引領上了革命的道路;而當中國革命取得勝利之后，朱老總卻把自己哥哥姐姐弟弟妹妹的后代接到中南海享福。每每想到這里，實在是令人感慨萬千，唏噓不止。周總理和朱老總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是兩位僅次于毛澤東的領袖，是萬眾景仰的民族英雄。然而就是這樣的兩個人，其思想境界與毛澤東，尚且都有如此的差距。

　　當年的中國革命之所以會遭受那么多的挫折，就是由于與毛澤東同時代的那批中國共產黨人中，絕大多數的人的認識能力太低才造成的。今天，是偉大的遵義會議勝利召開的第七十九周年紀念日。遵義會議之所以偉大，就在于當時的那些中國共產黨的決策人物從此開始認識到了毛澤東的偉大并開始自覺接受毛澤東的正確領導。因此毛澤東才能挽救中國工農紅軍，挽救中國共產黨，挽救中國革命。近年來以張聞天后來的秘書何方為代表的一些人認為，由于遵義會議后成為黨的最高領導人的是張聞天，因此 遵義會議并沒有確立毛澤東的領導地位。這種認識是機械的而不是辯證的，最高領導地位與最高職務，可以不是一碼事。在遵義會議召開之前的黨的六大上選出的黨的最高領導人先是向忠發，后是博古，但是在此期間實際掌握黨的領導權的卻是李立三、瞿秋白、周恩來和王明。……

　　當年的中國革命的過程中之所以會有像遵義會議這樣具有決定性轉折作用的會議召開，是因為左傾機會主義分子把毛澤東等人所開辟的大好革命事業領入了絕境并更是葬送中央蘇區以及差點就葬送了中央紅軍。而當年的遵義會議之所以能夠召開，是因為蔣介石的窮追猛打，使像周恩來和王稼祥、張聞天等這樣的共產黨人認識到了什么才是正確，認識到了在中國共產黨內，只有毛澤東才能打敗蔣介石。以推翻蔣介石反動政權為最初目的的中國革命，不打敗蔣介石就無法勝利。所以為了取得革命的勝利，多數人這才在遵義會議上，請出了毛澤東來領導中國革命。所以，是歷史、是人民、是中華民族選擇了毛澤東。

　　當年像博古和張聞天、任弼時王稼祥等那樣有著堅定共產主義信念的中國共產黨人，為什么不能通過理論教育，就能夠認識到毛澤東所開辟出來的這條革命道路是正確的道路?根本的原因就是由于他們在腐朽的儒家文化中浸泡得太久。沒有形式邏輯但卻又充滿了實用主義毒素的儒家文化，使人的感性認識無法上升為理性認識。而這些人正是由于只具有感性認識的能力，所以才會被蘇聯十月革命的成功所強烈吸引。因而這才不僅強烈地排斥了毛澤東，而且還更是把蘇聯十月革命的成功經驗當做是教條，原班原樣地搬到了我們中國。而也正是由于腐朽的儒家文化沒有形式邏輯而又只有實用主義，所以在非常講求孝的儒家文化主導下的我們這個民族，卻只能是“棍棒底下出孝子”。而也正是蔣介石用遠比棍棒更為嚴厲的槍炮和刺刀所制造的血腥殺戮，才把像張聞天、任弼時、王稼祥和博古等左傾機會主義分子那樣的中國共產黨的逆子，教育成了中國人民的孝子。中國共產黨人中的中國人民的兒子有多種，既有優秀的，也有惡劣的;有既有孝子，也有逆子。就是因為囿于產生不了理性認識的腐朽的儒家文化的束縛，所以這才導致了我們中國人認識問題能力的低下。而認識問題能力的低下，又是造成我們中國人、尤其是造成生活在我國社會底層的工農大眾悲慘命運的總的根源。因此可以說，蔣介石才是中國人民學習毛澤東思想的最佳輔導員。僅僅在三十幾年前，絕大多數的中國人，無不對毛澤東的“修正主義分子上臺，中國人民就要再次二遍苦，再遭二茬罪”的諄諄告誡置若罔聞。因而這才對華國鋒篡黨奪權的卑鄙行為不僅絲毫沒有意識到這就是“再次二遍苦與再遭二茬罪”的開始，不僅沒有進行絲毫的抵制，反而還跟著歡天喜地地慶祝什么“粉碎四人幫”，跟著載歌載舞地歡呼什么“十月的春雷”，尤其是還跟著喝起了什么“舒心的美酒”。可是當我們中國人剛剛喝完了“濃又美”的“舒心的美酒”之后，不僅那些只是工農大眾的中國人的命運就開始了改變，而且就連我們這個民族的命運也開始了改變。直到今天，還有這樣一個當年勞動人民群眾熱烈慶祝“四人幫”被“粉碎”時的場景時常就會出現在電視畫面中：一隊身著艷麗的服裝，腰間系著彩帶，面容姣好的女青年，興高采烈地扭著秧歌，臉上還洋溢著歡快的笑。她們的美麗，撩動得正處于青春期的我，內心躁動了許久。一晃三十多年已經過去了，不知她們現在怎么樣了，是當上了大款?還是傍上了大款?

　　當年毛澤東之所以冒著自己將會被打得粉碎的危險而發動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是為了革傳統文化中腐朽墮落因素的命，就是為了徹底鏟除只能產生有奶就是娘的實用主義邪惡理論的儒家文化，就是為了徹底改變我們中國人的價值觀念，就是為了純潔我們中國人的內心世界，就是為了徹底拯救我們中華民族。然而因為我們的無知、因為我們的自私、因為我們的懦弱，所以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在毛澤東剛剛逝世后立即就被迫結束了。也正是由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半途而廢且又遭到了瘋狂地報復和至今仍未休止的妖魔化，因而有的中國人這才不僅又找回了原先的麻木與冷漠，而且還更是走向了邪惡。因此，如果不能徹底鏟除腐朽墮落的儒家文化，中華民族就只能是自動走向滅絕。

　　人的認識問題的能力和思想境界與胸懷情操等，只能是來自于自己的社會實踐，來源于民族文化的哺育。因此民族的文化，決定著民族的命運。而真正地總結出的民族歷史，就是民族文化的一個極為重要的組成部分。然而自儒家文化成為了我國這個民族的主流文化之后，自儒家思想成為了我國的政治統治思想之后，我們中國人就喪失了正確總結歷史的這個能力。歪曲的歷史造成了文化的歪斜，歪斜的文化又導致了社會現實的歪曲與虛假。所以除了短短的毛澤東時代，整個中國兩千多年的社會現實，實際上就是一場場連續上演的假面舞會。而這種現象在當今的中國，可以說是更為嚴重。

　　早在上個世紀的一九二五年，魯迅在他的《論睜了眼看》一文中就這樣寫到：“中國人的不敢正視各方面，用瞞和騙，造出奇妙的逃路來，而自以為正路。在這路上，就證明著國民性的怯弱，懶惰，而又巧滑。一天一天的滿足著，即一天一天的墮落著，但卻又覺得日見其光榮。”

　　魯迅所說的這個現象，用在像王明等這樣的左傾機會主義分子的身上，實在是太恰如其分了。當年王明等“二十八個半”，依仗由于自己全身心地投入到了蘇聯人的懷抱從而得到了蘇聯人的支持，于是便奪了毛澤東培育的革命成果然后使勁享用并糟蹋。而在葬送了毛澤東開辟的革命根據地之后，又“造出”了去和賀龍、王震、肖克等所領導的二、六軍團會合這個“奇妙的逃路來”。而在幾乎又要葬送毛澤東所親手建立的紅軍的時候，由于又因為曾經支持了毛澤東再去培育革命成果，從而使自己不僅仍然能夠繼續享用毛澤東再次培育出的革命成果，而且還一個個都榮膺了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光榮稱號。……

　　當年在六屆四中全會之后為王明等“二十八個半”抬轎子、吹喇叭并協助“二十八個半”將毛澤東逐步排擠出紅軍的軍事指揮層的過程中，除了明睜眼漏的項英和任弼時及顧作霖之外，如果誰在黨內的地位、尤其是在王明的左傾錯誤路線統治了全黨之后的黨內地位越來越高，那么誰出的力氣和所起的作用肯定也就會越大。而陳云在黨內地位的擢升，不過就是因為攀附上了王明而并非是由于其為革命建立了多少功勛。因此，對于王稼祥、張聞天和陳云等人，不管是別人為其所寫的個人傳記，還是在逝世后或是徹底平反時所得到的悼詞以及官方評價，對他們這段革命經歷的記述，除了所任職務和一些總結性、概括性和溢美性的虛詞與假話之外，根本就沒有任何實質性的內容。也正是由于黨內地位擢升的并不光彩，所以后來陳云這才要否認他曾經擔任過王明集團把持全黨時的那個臨時中央政治局的常委。而王稼祥也說自己在六屆五中全會上只是被選為政治局候補委員，這個不僅更是沒有必要，而且也更隱瞞不了。如果他只是一個沒有表決權的候補委員，那么哪里還能有行使給他的后半生帶來了巨大榮耀的那“關鍵一票”的權力。

　　至于有人懷疑鄧小平是否參加了遵義會議的這個問題，這種懷疑是毫無道理的。盡管鄧小平參加遵義會議的可能性很大，然而是以什么身份參加的，對于鄧小平本人來說，才是至關重要的。據記載，經過通道會議和黎平會議之后，毛澤東一定程度上恢復了在黨內的發言權。此時的毛澤東，并沒有忘記由于跟著他在蘇區挨整，所以長征途中就只能“跟著走”而缺少為革命建功立業機會的鄧小平，于是便提議鄧小平擔任中央縱隊的秘書長。而據接替鄧小平擔任中央縱隊的秘書長并且后來在毛澤東的撮合下又成為了張聞天夫人的劉英回憶：當時中央縱隊秘書長的唯一工作，就是負責中央領導的日常生活。從工作性質來分析，鄧小平極有可能參加了遵義會議。遵義會議前后召開了三天的時間，三天之內，參加會議的領導人不可能不喝茶飲水。而一場如此重要的會議，由警衛員出入會場也不方便。于是，端茶送水倒痰盂的這項工作，可能就是由負責中央領導人日常生活的鄧小平來做的。跑累了，在會場上的門邊窗下、犄角旮旯里坐一坐，也不為過。而哪一位領導人，也不可能因此就把鄧小平給攆出去。所以，如果以在會場上出現過就應該算是會議的參加者這個標準來論，那么對鄧小平參加了遵義會議，還應該有什么懷疑嗎?可能就是因為有礙于鄧小平參加遵義會議時的身份，所以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毛澤東和周恩來及朱德等人都去世之后，當有人在向陳云和楊尚昆求證鄧小平是否參加了遵義會議時，陳云和楊尚昆的回答才會如此地含含糊糊。其實，對于這個問題，鄧小平本人早就做了明確的回答。當寫了《我的父親鄧小平》一書的鄧小平的那個女兒在和鄧小平一起觀看歷史文獻紀錄片《鄧小平》的過程中，曾經非常天真地詢問鄧小平在長征途中都做了些什么時?鄧小平的久經風霜的那張臉，立刻就紅了，扭捏了一會，才極不情愿地回答到：“跟著走”。如果鄧小平在當時是一個像王稼祥那樣有表決權的人，至于鄧小平在遵義會議上能否毫不猶豫地把關鍵的一票投給毛澤東，這個問題可能還不好說。但是在回答女兒的詢問時，鄧小平一定會毫不遲疑地回答說：“舉過手!”

　　無恥的邏輯，必然會造就了一個無恥的社會。一個無恥的社會，民族的道德體系豈能不崩潰。一個連民族的道德體系都崩潰了的民族，是走不到未來的。因此中華民族若想走向未來，那就只有迅速地重新建立起一個良好的民族道德體系。而民族道德體系的重建，離不開構建起一種良好的民族文化。可是一部良好民族文化的構建，更離不開一部真正的民族歷史。

　　當年中國革命用它的艱難曲折和那些不必要付出的鮮血及生命的沉痛代價，當年的像王稼祥、張聞天、周總理、朱老總、劉少奇、鄧小平和陳云等那樣所有的革命者用他們的革命經歷和他們為中國革命所做出的所有成就，共同向世人宣告了：毛澤東思想絕不是集體智慧的結晶。毛澤東思想，就是毛澤東為中國革命，為中國人民，為中華民族乃至為全人類所奉獻的超凡智慧，就是毛澤東心系全天下人民的崇高情懷。當然，還有包括奉獻出了七位親人的生命在內的那樣肯于奉獻和敢于犧牲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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