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溫遵義會議——人間正道是滄桑

話說遵義這座古城，是貴州省的第二大城市。唐朝時設遵義縣，明朝時設遵義府。對于中國革命來說，遵義是絕處逢生的轉折地。遵義會議作為中國共產黨史上一次極其重要意義的會議，它的影響不僅只限于76年前的數萬工農紅軍的生死命運；不僅只限于中國革命的火種能否持續保留，從而發展壯大。它的深遠意義還在于，在今天同樣是處于中共撥亂反正或者持續低迷萎謝的轉折關頭，如果萬眾矚目的新的遵義燈光沒有被點燃，那么，中國共產黨以及中國國家、十幾億人民的命運將向何處去？
這確實是需要一切關注自身命運，關注黨的命運，關注中國未來的人們深刻思考的問題。

我們有必要來對遵義會議作一個回顧。
我黨早期領導人張聞天是從以下幾方面來歸納遵義會議的歷史功績：
“遵義會議在我黨歷史上有決定轉變的意義。沒有遵義會議，紅軍在李德、博古領導下會被打散，黨中央的領導及大批干部會遭受嚴重損失。遵義會議在緊急關頭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這是一。第二，遵義會議改變了領導，實際上開始了以毛澤東同志為領導中心的中央的建立。第三，遵義會議克服了“左”傾機會主義，首先在革命戰爭的歷史上。第四，教條宗派開始了政治上組織上的分裂。……”（——張聞天：《從福建事變到遵義會議》，1943年12月16日）

筆者以為應從以下三方面來認定遵義會議的重大意義：
一.確立了正確的領導，亦即由毛澤東來掌舵中國革命的航船；
二.在不斷的失敗面前，在面臨絕境之時，“左”傾教條主義（雖然張聞天認定錯誤的領導是“左”傾機會主義，但筆者以為應是“左”傾教條主義。是不顧中國具體國情，生搬硬套外來的經驗的死教條。）開始了政治與組織上的分裂；
三.最重要是“分水嶺”，“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宣布獨立于莫斯科的指揮棒”。（——索爾茲伯里：《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 這一條極其重要，中國的事情必須由中國人來辦。任何企圖依靠、依附中國以外的教條經驗，然后不顧具體國情搬來套用，從思想上講是“懶漢思想”，但從具體實施的效果看無疑是致命的，是自我毀滅。

我們知道，遵義會議是發生在長征途中。但為什么會發生長征？當時的“左”傾教條為掩蓋羞恥還美其名曰戰略大轉移，其實就是戰略大潰敗，大逃亡。因為排斥了毛澤東的正確領導，才導致這一敗局產生。但即使在敗像顯露之初，還出現過“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戰略轉機機會，只有毛澤東同志獨具慧眼，抓住了這一稍縱即逝的機遇。但無奈當時毛澤東被剝奪了黨內話語權以及軍事指揮權，而賦予“蘇維埃國家主席”的虛職，當時“說了算”的只是“黨內三人團”，其成員為博古、李德、周恩來。

所以，中央紅軍長征前一次可貴的戰略轉機被錯過。

長征前由于錯誤路線統治，極“左”教條主義橫行，致使中央紅軍粉碎國民黨軍隊的軍事“圍剿”已變為不可能。但這時候發生了“福建事變”。
毛主席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一書中曾就怎樣粉碎國民黨“第五次圍剿”這樣論述：
“當‘圍剿’已經證明無法在內線解決時，應該使用紅軍主力突破敵之圍攻線，轉入我之外線即敵之內線去解決這個問題”。

據百度可知：
“福建事變簡稱閩變，1933年11月20日，李濟深、陳銘樞、蔣光鼐、蔡廷鍇等人以國民黨第十九路軍為主力，在福建福州發動的抗日反蔣事件。事變后建立了反蔣政權。1932年，‘一·二八’抗戰結束后，蔣介石調十九路軍在福建‘剿共’。1933年11月20日，十九路軍將領聯合國民黨內李濟深等一部分勢力，在福建福州南校場召開大會，決定成立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1934年1月15日，蔣介石軍隊攻陷福州。人民革命政府和十九路軍總部分別遷往漳州和泉州。同年1月21日，泉州、漳州失守，‘閩變’失敗。”

劉良所著《毛澤東在命運轉折關頭——進退韜略》這樣論及“福建事變”：
“1933年6月，原國民黨京滬衛戍司令長官陳銘樞秘密入閩，與十九路軍領導人蔡廷鍇、蔣光鼐商定出反蔣的上、中、下三策。”
“上策是西南——廣東、廣西、福建大聯合反蔣；中策是如廣東不同意，就聯合廣西共同解決陳濟棠，奪取廣東為根據地來反蔣；下策是如上、中策都走不通，最后只好聯合紅軍反蔣。”
“此后，他們聯粵聯桂相繼失敗，上、中策均未走通。于是，他們決定派員與紅軍聯系。”

在“福建事變”發生之后，毛澤東敏銳地看出，這是紅軍實行戰略轉變的一個極好良機。抓住時機和敵人“換防”，紅軍就可變被動為主動，變防御為進攻，“威脅敵之根本重地”，“迫使進攻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地區之敵回援其根本重地”，粉碎敵人的進攻。但是毛澤東的這一建議未被采納，一次極好的出擊良機就這樣讓李德等人葬送了。于是，中央蘇區的形式隨之危急……

愚蠢的李德、博古錯過了一次絕佳的絕處逢生的機會，否則，中國革命的歷史將被改寫。

劉良這樣記述：“1933年9月22日，吳明（筆者注：十九路軍談判代表，亦即陳公培）攜帶蔣光鼐親筆所寫《十九路軍與紅軍聯絡證明》，進入中央蘇區，在福建延平的王臺會見了彭德懷。彭德懷當即電告中央，并遵照周恩來的電示，偕同袁國平與吳明接談。”
“兩天后，彭德懷寫了一封長信，交隨吳明同來的十九路軍士官送與蔡廷鍇。信中對蔡、蔣的態度表示歡迎。”
“9月28日，黎川失守，彭德懷奉命率三軍團解救黎川。這時，彭德懷派人護送吳明回去，并請十九路軍派代表到瑞金，同黨中央進行談判。”
“20多天后，徐名鴻、吳明來到瑞金，并隨身帶來十九路軍領導人給毛澤東、朱德的信，于是，一場激烈的爭論發生了。”
“此時，黎川、滸灣相繼失守，剛到的李德和博古震怒于肖勁光‘將黎川、滸灣送給敵人’。這時他們聽說國民黨十九路軍派來代表談判，他們當即判定來著‘是最危險的敵人，比蔣介石還危險，對群眾有更大的欺騙性’。”
“毛澤東、周恩來據理力爭。認為：我們聯合十九路軍，不僅在政治上對全國人民，對國民黨軍隊會起到重大的影響，在與蔣介石的軍事斗爭上，也會產生直接的對我有利的作用。”
博古終于同意并決定由周恩來、葉劍英負責與十九路軍的談判工作，以潘漢年為全權代表。毛主席也非常關注這次談判情況，期間，他和朱德、林伯渠多次與十九路軍代表進行談判。
……雙方簽訂《反日反蔣的初步協定》。11月22日，以李濟深為主席的“中華共和國人民政府”宣告成立，“福建事變”爆發。
這一下，立即打亂了蔣介石的陣腳。據蔣的侍從室主任晏道剛后來回憶道：“當時蔣介石進到撫州指揮，深恐紅軍與十九路軍聯合，神色異常緊張”。（晏道剛：《蔣介石追堵紅軍的部署及其失敗》，載《文史資料選輯第62輯）蔣介石不得已不得不把已經擺好的對中央蘇區的“圍剿”陣勢改變，急調11個師入閩，進剿十九路軍。
密切關注“福建事變”事態進展的毛主席得知蔣介石的上述舉動，當即高興起來，他認為紅軍實施戰略轉變的時機到來了：
“————利用這一時機，紅軍突進到江浙一帶去打游擊，敵人就必定要回防其根本重地。這樣，不但敵人的碉堡戰術失去作用，而且我軍可以發揮特長，在運動中大量殲滅敵人；”
“————蔣介石從北路軍中抽走了7個嫡系主力師，紅軍的正面壓力大大減弱，突破敵人封鎖圈向江浙前進，是完全可能的；”
“————敵人后方兵力薄弱，守備空虛：四川、云南、山西、山東、河北、綏遠幾個省的敵軍已全部進入江西戰場，浙江、安徽、江蘇一帶幾乎沒有正規軍，而且蘇浙皖地區革命基礎深厚，還有黨的力量，紅軍可以很快得到發展。”
于是，毛澤東提出了一個解救中央革命根據地困境，打破敵人第五次“圍剿”的大膽策略：
“紅軍主力無疑地應該突進到以浙江為中心的蘇浙皖贛地區去，縱橫馳騁于杭州、蘇州、南京、南昌、福州之間，將戰略防御轉變為戰略進攻，威脅敵之根本重地，向廣大無堡壘地帶尋求作戰。用這種方法，就能迫使進攻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地區之敵回援其根本重地，粉碎其向江西根據地的進攻，并援助福建人民政府。”
——（《毛澤東選集》第一卷，219——220頁。）
毛澤東后來曾風趣的說，他的這個建議是和敵人“換防”，變守為攻，變退為進。毛澤東的這一決策顯然抓住了蔣介石的弱處。福建事變平息后，蔣介石曾對其北路軍總指揮顧祝同說：“過去所最擔心的，是怕共軍由閩北竄到浙江、安徽、江蘇一帶去”。
可是，毛澤東的建議卻被博古一句話給“槍斃”了。他說：這是脫離中央蘇區的機會主義。
毛澤東依然沒有放棄，經與周恩來商量后，決定派羅明前往福州，以加強同十九路軍的聯系。
“12月20日，毛澤東、朱德致電福建人民政府與十九路軍，指出：‘我們蘇維埃政府和工農紅軍準備在任何時候同你們聯系，同你們訂立作戰的軍事協定’  ”。
但與此同時，博古蓄意發表《福建事變與我們的任務》一文，指責：“十九路軍和陳銘樞、李濟深輩的‘人民政府’也是反動統治的一種新的欺騙。”臨時中央在12月5日發表的《為福建事變告全國民眾書》中斷言，福建人民政府“不會同任何國民黨的反革命政府有什么區別，那它的一切行動，將不過是一些過去反革命的國民黨領袖與政客們企圖利用新的方法來欺騙民眾的把戲”。
既然中共這邊出現了兩種聲音，蔡廷鍇、蔣光鼐拿不準主意了。
這時候，蔣介石已指揮大部隊深入福建，逼近南平。十九路軍在蔣軍重兵壓迫之下，放棄順昌、將樂，退守南平、水口、古田、福州一線，并請求紅軍給予援助。雖然毛澤東、周恩來等力主出兵援助，但無奈博古不同意。
“就在福建人民政府和十九路軍瀕于垮臺之際，博古、李德確實將紅三軍團東調福建。但不是去打圍攻十九路軍的蔣介石部隊，而是企圖發展自己。”
“1934年1月15日，已成孤軍的十九路軍和福建人民政府終于被蔣介石鎮壓下去。爾后，蔣介石集中兵力，繼續圍攻我中央蘇區。”
“一次極好的出擊良機就這樣讓博古、李德葬送了。”

如果當時的中共臨時中央能采取毛主席的這一獨具慧眼把握戰局的軍事建議，那么，打破敵之第五次“圍剿”，中央紅軍果斷出擊杭州、蘇州、南京、南昌、福州之間，利用十九路軍反蔣帶來的戰略轉機，與其作突破蔣介石軍事“圍剿”的戰略配合，中國革命必然出現一個嶄新的局面。中國革命史也將被改寫。

歷史沒有假設……

直至后來，中央紅軍被迫做戰略大轉移。又有了突破敵之第四道封鎖線的湘江慘敗，是幾萬忠勇紅軍將士的鮮血染紅了的湘江之水，使得錯誤路線終于徹底失去了繼續領導下去的公信力。在大失敗面前，毛澤東以其深邃的戰略構想，非凡的智慧和膽略，再次脫穎而出，扮演了改寫歷史的重要角色。

回顧遵義會議前的這一段歷史，我們明白中國革命的道路從來不是一帆風順的。它一直貫穿了正確路線與錯誤領導的斗爭，貫穿了崇洋媚外的教條主義與注重中國具體實際的決然不同的兩條路線斗爭。

可以把眼光再回到“特別是”的年代。

用馬列主義觀點看待此前暴露出的所有問題，應該發現我們無疑是處于危急關頭了。敵友不分，是非觀念不明以及發展的路徑之爭，應該還有發展道路的迷茫與盲人騎瞎馬式的誤導以及社會主義共同富裕道路的觀念回歸，這一切都如此糾結著當今中國。

毛主席曾經指出：“中國革命猶如建一所大房子，我們必須先有建筑中國革命這棟房子的圖樣。不但要有一個大圖樣、總圖樣，還必須有許多小圖樣、分圖樣。而這些圖樣不是別的，就是我們在中國革命實際中所得來的關于客觀實際情況能動的反映，也就是國內階級關系，關于國內民族關系，關于國際各國相互間的關系，以及關于國際各國與中國相互間關系等等情況的能動的反映。過去是如此，現在如此，將來我看還是如此”。

我們如果透過紛亂復雜的國際間變局和國內三十多年所謂的發展情況，從“特別是”發展的軍事、經濟、民生、文化等方面來考量，可以發現，無論是國家外交還是國內民生，國家經濟發展的實質，國內各個階層的矛盾的不斷凸顯，都無疑證明了，如果任其這樣下去，中國國家的安全底線，中華民族的未來發展都必將被誤導至末路窮途。

所以，我們說，今日之中國，是到了迫切召開新的“遵義會議”的歷史關頭！

遵義會議前有擦肩而過的變守為攻、變退為進的歷史缺憾，有被紅軍戰士鮮血染紅的湘江之水默默地流淌，有“通道會議”的轉危為安，有突破烏江天險的絕處逢生，再前方，就是注定被載入中國革命史冊的，照耀革命勝利道路的遵義光芒……

今日之中國，體制內的真正共產黨人，以及無數急切盼望社會主義回歸的人民大眾，與妄圖配合國外陰謀勢力顛覆共產黨領導，企圖使得中國國家分裂解體的體制內“普世派大領導”以及漢奸第五縱隊勢力一直做著不懈的斗爭。只是比76年前共產黨人在遵義會議所面臨的危勢更加危急的是，當初的黨內錯誤路線領導人只不過是認識的錯誤，是路線的錯誤，而今天無論是體制內外還是社會層面，都有一股企圖亡黨亡國的陰謀勢力。所以說，時勢又將真正的共產黨人和擁護共產黨領導的人民置于接受嚴峻考驗的時刻。

我們不能假設，如果當初錯過了遵義會議，中國革命會是怎樣的結局？但無可置疑的是，如果今天再不改弦易轍，中國的未來真的將不堪設想。中國人民，我說的是現在意義上的人民，以后還會是被冠于中國兩字來稱呼嗎？

歷史又將中國以及中國共產黨推到了選擇新生還是覆亡的危機關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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