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本文摘自王慶人30萬字雄文《王慶人：中國當代問題乃主義之爭！》第八章：《文化大革命的歷史使命》中的前三小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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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慶人•2013年12月26日(31日修訂年終版)

　　“在中國一定不出修正主義?這也難說。兒子不出，孫子出。不過也不要緊，孫子出了修正主義。孫子的孫子就要出馬列主義了，按照辯證法，事物總要走向反面的。”

　　毛澤東在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中心組的插話

　　1962年8月13日

　　就在撰寫本開篇這最后一章時，進入了紀念毛主席誕辰120周年的月份。筆者去查一下《中華網網上紀念館》，才知道毛主席紀念館的祭奠獻花總數于上月28日超過一個億!(#FormatStrongID_4#)這證明了什么?證明越來越多的人反對把文化大革命說成“十年浩劫”，正在形成的洪流，因為改革開放以來所積累的問題越來越多、越發嚴重、卻看不到出路，已經從反面證明了“我完全擁護主席的話：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時的。”

　　當然，現在仍然有大批人無法認同文化大革命，甚至還在堅持全盤否定文化大革命。其實毛主席所發動和領導的文化大革命，其最原始的根據是《共產黨宣》所指出的兩個徹底決裂中的第二個決裂。其次恐怕是列寧在晚年提出的“文化革命”概念：

　　“我們的敵人曾不止一次地對我們說，我們在一個文化不夠發達的國家里推行社會主義是冒失行為。但是他們錯了，我們沒有從理論（一切書呆子的理論）所規定的那一端開始，我們的政治和社會變革成了我們目前正面臨的文化變革，文化革命的先導。

　　“現在，只要實現了這個文化革命，我們的國家就能成為完全社會主義的國家了。但是這個文化革命，無論在純粹文化方面(因為我們是文盲)或物質方面(因為要成為有文化的人，就要有相當發達的物質生產資料的生產，要有相當的物質基礎)，對于我們說來，都是異常困難的。”

　　1923年1月，《論合作社》，《列寧選集》第四卷第774頁，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列寧在這里十分明確地指出：只有實現了“文化革命”才能成為“完全的社會主義國家”。1922年剛剛建成的蘇聯還處在其準備階段，即“文化變革”階段。至于“文化革命”的條件，蘇聯在各方面都還遠不具備。在講了這段話之后的一年整，列寧就去世了，當然來不及領導一場文化革命、或者一場“文化大革命”了。

　　但毛主席要比列寧的條件好得多，有了原子彈的新中國在1966年，各方面的條件都要比剛剛建成兩年的蘇聯好得多，包括馬列毛主義的理論準備也要充分得多——1966年文化大革命作為無產階級在意識形態領域的大出擊，就不可避免地爆發了。

　　目前大多數難以理解文革的人們，恐怕主要還是不能理解無產階級的群眾運動，文革后甚至還說“再也不要搞群眾運動了”。請原諒筆者的直言：這是小資產階懼怕工農群眾運動的表現，實在要不得。本章附錄選擇了革命導師馬恩列斯毛，從1851年到1955年的一百零五年間，論證群眾運動、群眾首創精神以及群眾將在革命運動中教育自己的十七段語錄(下劃線為筆者添加)。無產階級革命導師們在這些語錄中對群眾運動的態度，比任何語言都更能說服大家，本章就不在正文中分別引用了。

　　作為本開篇的結尾，本章來不及分別論證各項文革舉措的功過是非，來不及討論哪些舉措是有前途、或者哪些還可以如何改進，而只能回顧文化大革命的幾個關節事件，以最少的篇幅盡快地導向有關文化大革命歷史使命的討論。本章共分以下5節：

　　1.文化大革命導火索·評《海瑞罷官》

　　2.八屆十一中全會和十月二十五日講話

　　3.九屆二中全會批英雄史觀和批林批孔

　　4.社會主義四屆人大和一九七五年憲法

　　5.一九六六文化大革命的偉大歷史意義

（注：本次只貼出前三節）

　　1. 文化大革命的導火索·評《海瑞罷官》

　　文化大革命最初事件，一是姚文元發文批評吳晗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1965.11.10，簡稱“姚評”)，二是彭真[1]怠慢姚評、在五人小組會議后形成《二月提綱》、以中央名義轉發(1966.2.12)，三是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了批判和撤回《二月提綱》的《五一六通知》(1966.5.16)。在全盤否定文革之后，各種傳言混淆了史實。但還能找到較詳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大事記(1966年)”[2]，盡管也持全盤否定文革的立場，但足可與《二月提綱》及《五一六通知的》對照、玩味：

　　à 《五一六通知》指責《二月提綱》“實際上只是彭真一個人的匯報提綱”，“彭真根本沒有在‘五人小組’內討論過、商量過，沒有向任何地方黨委征求過意見，沒有說明要作為中央正式文件提請中央審查，更沒有得到中央主席毛澤東同志的同意，……盜竊中央的名義，匆匆忙忙發到全黨”。《大事記》記載“彭真在北京召集文化革命小組會議”，“會后擬定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關于當前學術討論的匯報提綱》(即《二月提綱》)。”盡管持全盤否定文革的立場，但《大事記》這種措辭無異于默認了《五一六通知》的指責。

　　à 《五一六通知》指責《二月提綱》“對毛澤東同志在1965年9月至10月間中央工作會議(即…常委擴大會)上關于批判吳晗的指示，陽奉陰違，竭力抗拒”。《大事記》在介紹二文件時完全回避了毛主席是否事先有此指示。

　　à 《五一六通知》指責《二月提綱》“就是要把文化領域的政治斗爭，納入資產階級經常宣揚的所謂‘純學術’討論”。《大事記》恰好引用《二月提綱》這兩句：“要邊打邊建，由少到多，逐步形成一支不但在政治上、而且在學術上超過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革命的、戰斗的、又紅又專的隊伍”，以及“要形成大批的左派學術工作者的‘互助組’、‘合作社’”，實為承認指責。

　　全盤否定文革后，直接或間接叫罵姚評的文章如汗牛充棟，但卻沒有一篇正面回應姚評所提出的最基本問題。批評者們都說姚文元是“左派棍子”，但卻都忘記了站在姚評身后的朱永嘉[3]，可是一位明史專家。據朱永嘉回憶，吳晗是元明史權威，朱永嘉則攻讀明清史，二人曾在1963年冬長談過;吳晗稱贊朱永嘉對晚明的諸多見解，曾有意收他為弟子。姚文元寫評《海瑞罷官》，其實都是靠朱永嘉搜集和選擇的史料。朱永嘉自姚評的第七、八稿到最后的第十一稿，都參加了審稿工作。朱永嘉有關姚評出臺前后的口述回憶接近8000字，但絲毫也未承認姚評所用史料、史實有任何問題。

　　1) 姚評對真假海瑞的分析對不對?

　　首先，海瑞去世離明朝滅亡不足60年、正是朱永嘉熟悉的晚明。中國自宋代起不立田制、不抑兼并，致使宋明清三朝土地兼愈益嚴重。但清代自康熙朝攤丁入畝[4]，對土地兼并有所抑制。因此自960年至辛亥革命，海瑞應處于土地兼并最為嚴重的時期。

　　A. 姚文證明吳晗篡改史實捏造假海瑞

　　姚評引用大量史料證明：明后期的土地兼并已不再以宋代以來的土地買賣為主，而主要是皇族地主和官僚地主(豪族)靠“受獻”半強迫、半“自愿”地斂聚中小地主、甚至官家的土地了，數量驚人。中小地主靠“投獻”而甘做豪族地主的“佃戶”，也可免去徭役和稅賦;而豪族地主又依明律享有免繳賦役的特權，可以上欺朝廷、下榨中小地主，必然造成國庫空虛、朝廷衰敗。站在朝廷和中小地主立場搞“退田”的海瑞，理所當然地被朝廷和中小地主視作“海青天”。但與任何沒落期王朝一樣，海瑞式的“清官”永遠斗不過豪族，既無法成功“退田”，也難保自己的烏紗帽。

　　最后，姚評以大量史料證明，忠君的海瑞向來認為“江南民風刁偽”。例如：

　　海瑞也不是像戲里寫得那樣“民主”。相反，他認為“江南民風刁偽”，“百端架誣，蓋不啻十狀而九”。他自言對付“刁訟”的辦法是“衙門前嘗不絕七八人枷號，又先痛打夾苦之”，認為這是好經驗。海瑞在《興革條例》中談到“疑獄”時還說過：“事在爭言貌，與其屈鄉宦，寧屈小民，以存體也。”

　　下有小注曰：“鄉宦小民有貴賤之別，故曰存體。”為保護“貴賤之別”可以“寧屈小民”，這是地主階級專政反動本質的表現。現在硬說海瑞如何民主，甚至會向農民請求“指教”，這豈不是把海瑞的政治立場給顛倒過來了!

　　姚評既符合史實，又符合歷史唯物主義。吳晗作為明史權威，必定了解明代的這些基本史實。但吳晗卻以其“歷史學名家”影響力，以“藝術加工”的借口，而編造了大量“歷史情節”來篡改基本史實。在吳晗的《海瑞罷官》中，本來是為中小地主撐腰、為朝廷收稅效力的海瑞，卻成了貧苦農民(即貧雇農)的“海青天”;“眾鄉民”甚至向海瑞叩頭：“大老爺為民作主，江南貧民今后有好日子過了!”

　　B. 吳晗顧左右而言其他笑掉百姓大牙

　　這毫無疑問是意識形態領域的階級斗爭，而且因明史權威吳晗有篡改明史之嫌，已經不能再按照一般知識分子的世界觀問題看待了。姚評根據明確引用的史實和史料，對吳晗編造歷史、誤導讀者和觀眾的行為提出大量質疑(不再引用、請讀原文)，但無論是吳晗本人、還是吳晗的支持者們在當時，還是咒罵姚文元“左派棍子”的人們在今日，都無法、也不敢正面應答姚評的這些質疑。一篇于2003年指責姚文元的綜述文章(蘇雙碧文[5])，舉例來證明吳晗當時“在史實上對姚文元的批駁有理有據”：

　　“吳晗在自我批評中，在史實上對姚文元的批駁有理有據。例如，姚文元說：‘徐階究竟退了沒有，退了多少，是真退還是假退，都找不到可靠的材料。’并以‘徐階曾退出四萬畝田，但那十分明確是退給官府，’即‘入四萬畝于官’，根本不是退給農民。他以這條材料來否定徐階退田。吳晗卻指出，入四萬畝于官確有其事，但‘這是發生在隆慶五年七月，海瑞早在隆慶四年三月就離開應天府巡撫任’。這件事發生于海瑞離任以后一年四個月，是蔡國熙辦的，和海瑞一點也不相干，和海瑞的退田是兩碼事。……”

　　如果讀過姚評，再來讀這段“吳晗批駁姚文元”的舉例，那可真令人笑掉大牙：吳晗承認“入四萬畝于官確有其事，但……發生于海瑞離任以后一年四個月……和海瑞一點也不相干”難道這就是所謂“吳晗批駁了姚文元”嗎?吳晗不敢反駁前面所述姚評的那些關鍵立論，卻專挑選姚評中“徐階是否真的退田”的附加質疑做文章。姚評說只能查到“徐階退田四萬畝”的記錄，而且還是退還官家、與貧苦農民毫不相干!吳晗則以“徐階確曾退田四萬畝、但與海瑞無關”來應答：不但回避了徐階是否真的退給貧苦農民田畝，反而承認了“即使徐階退田四萬畝也不是海瑞的功勞”!

　　吳晗這是在批駁姚文元、還是在支持姚文元呢?可見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們的伎倆，就是在老百姓面前耍弄“你的筆墨哪有我的多”，卻連自己說什么胡話都不知覺!這可讓人們想起與劉三姐對歌的那些秀才們“你歌哪有我歌多、牛走后來我走先”J

　　2) 《海瑞罷官》有什么社會影響?

　　姚評在一開始，就根據擇引報章評論文章的語句，證明《海瑞罷官》的影響：

　　劇本發表和演出后，報刊上一片贊揚，有的文章說它“深寓著豐富的意味”、“留給觀眾以想象的余地”，鼓吹“羞為甘草劑，敢做南包公”;有的評論文章極口稱贊吳晗同志，“是一位善于將歷史研究和參加現實斗爭結合起來的史學家”、“用借古諷今的手法，做到了歷史研究的古今作用”，這個戲更是“開辟了一條將自己的歷史研究更好地為社會主義現實、為人民服務的新途徑”;有的文章還說：“人們在戲里表揚‘清官’……是在教育當時的做官的，起著‘大字報’的作用。”

　　認真閱讀了姚評的基本立論，就不難猜想這些“報章好評”都是些什么含義了：

　　à 吳晗這樣明知故犯地篡改了明代基本史實，以“假海瑞”入戲來哄騙大眾，還談得上什么“善于歷史研究”嗎?他又以何立場“參加現實斗爭”呢?

　　à 如果學者們也都像吳晗這樣明知故犯，然后再“用借古諷今的手法”隨意地發揮這種“歷史研究的古今作用”，那還有可能辨明真理、堅持真理嗎?

　　à 尤其是“深寓著豐富的意味”、“留給觀眾以想象的余地”、“羞為甘草劑，敢做南包公”等等評論，就更令人懷疑評論者的、乃至吳晗的用心了。

　　這些報章評論足以證明，吳晗的“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一方面利用篡改了的基本史實和捏造出來的“假海瑞”，挑起了意識形態領域的階級斗爭，另一方面卻美其名曰“為社會主義現實、為人民服務的新途徑”，這難道不該令人警惕嗎?

　　3) 圍繞姚評有沒有兩個陣營斗爭?

　　筆墨官司雖然熱鬧，卻見不到誰拿出了像樣的史實史料，來否定姚評對吳晗《海瑞罷官》中“假海瑞”的批判。現在的問題是，這一批判是否牽扯到了政治斗爭?我們講的“政治斗爭”，當然是指階級對階級的斗爭，即使表現在人與人之間，也是因為雙方分別代表了對立的階級，而絕不是抽取了“階級斗爭”本質的“權力斗爭”。現在從批判吳晗《海瑞罷官》與彭真《二月提綱》的關系開始分析。筆者在所引用文字之后以【…】給出分析或評論，供讀者與您的看法比較，看我們之間有無差別。

　　A. 毛主席事先打招呼要批判吳晗

　　à 毛主席既熟知熟讀中國歷史、又最自覺于意識形態領域斗爭的，在知道《海瑞罷官》歷史劇和那些報章評論之后，能夠對其不聞不問嗎?

　　à 彭真是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組組長，毛主席是他最直接的、最主要的上級，早在1965年9、10月間就向他打招呼要批判吳晗，他還說過“當然可以”。

　　à 葉永烈著《陳伯達傳》[6]第264頁記錄了彭真和吳晗對姚評的反應：

　　“彭真的反映是：‘批判一個付市長，竟然不和市委打個招呼，他們想干什么?這不是對同志搞突然襲擊么?姚文元的文章簡直是胡說八道!純粹是學閥腔調!’”【分析：其實毛主席打過招呼，彭真不知在與誰賭氣?】

　　“……吳唅對友人王麥初說：‘我寫的《海瑞罷官》，經上面(指黨中央和北京市委負責同志)看過，有的還修改過，不會有問題的，你放心吧，我怎么會反黨?我相信這件事早晚會弄清楚的。’”【分析：原來如此——吳唅事先就找彭真和另一位中央領導讀了《海瑞罷官》，還曾找他們提修改意見。】

　　B. 刪除毛主席要害評論是個要害

　　à 《陳伯達傳》記載，毛主席12月21日召集陳伯達、田家英等，說道：

　　“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點是沒有點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對戲劇界、歷史界、哲學界震動很大，缺點是沒有擊中要害。《海瑞罷官》的要害問題是‘罷官’。嘉靖皇帝罷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們罷了彭德懷的官，彭德懷也是‘海瑞’”【分析：毛主席的這段話成了“要害評論”】

　　“第二天上午艾思奇和關鋒把紀要交給田家英。田家英看后刪去了毛澤東關于戚本禹、姚文元文章的評價的那段話。

　　“艾思奇知道了，曾好意提醒田家英：‘主席的談話，恐怕不便于刪。’

　　“田家英回答說：‘那幾句話是談文藝問題的，與整個談話關系不大，所以我把它刪去了。’”【分析：田家英本是毛主席的秘書，怎敢擅自從記錄中刪除毛主席的“要害評論”?行為可疑，很難讓人將事情孤立!】

　　à 但毛主席的要害評論還是從其它渠道傳達下去。腳注95的蘇雙碧文披露：

　　他(吳晗)曾經對秘書郭星華說：“我實在想不通，彭德懷也是好人啊!即使為彭德懷說幾句話，也不能算是敵人啊!”【分析：問題關鍵還不在于彭德懷是不是好人，甚至也不在于吳晗認為彭德懷好壞，而在于吳晗承認他寫《海瑞罷官》確因他認為彭德懷是好人，實際上承認了他在搞“影射文學”。】

　　C. 北京市委保護吳晗小動作不停

　　à 蘇雙碧文披露了時任北京市委書記的鄧拓，以筆名向陽生發表《從〈海瑞罷官〉談到道德繼承論》，將批判《海瑞罷官》扭向“道德討論”的活動：

　　“12月12日，鄧拓化名向陽生的文章在《前線》和《北京日報》上發表，鄧拓很希望這篇文章能引起學術界的爭論，他的論點能得到一些呼應，這可以開拓一種學術討論的風氣，也可以減輕吳晗的一點壓力。

　　“他讓《前線》編輯部的同志去找吳晗，讓他把在1964年寫成的《是革命，還是繼承?——關于道德討論的自我批評》拿出來發表。全文按原稿只改了一句話，即‘金世偉的文章發表后’改為‘向陽生的文章發表后’”。

　　【分析：原來是北京市委在多方保護吳晗弄虛作假、蒙混過關!】

　　在文章的最后，鄧拓寫了“…人人都要服從真理，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這是他的一個善良的愿望。一個信念就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這是彭真的信念，也是鄧拓的信念，應該說這也是一切正常人們的信念。

　　【分析：鄧拓所發明的“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在整整兩個月后被彭真借用在《二月提綱》之中，又恰恰成為《五一六通知》重點批判的口號。但是“真理”是有階級性的——譬如當下，無產階級堅持科學社會主義的真理，就必然要反對資產階級所宣揚的“市場萬能”“真理”!】

　　à 蘇雙碧文繼續披露，鄧拓和彭真共同策劃了第三篇文章：

　　“向陽生文章發表24天后，彭真和鄧拓部署的另一篇文章《評吳晗的歷史觀》，由李琪化名李東石發表了。……文章對吳晗的批評很嚴厲，措詞也很激烈，但……仍舊談學術，文章的基調和鄧拓文章的基調一致。”

　　人們指責李琪和鄧拓的文章是異曲同工，說是“鄧拓道德定出調子，吳晗按照鄧拓的調子假裝‘糊涂’，李琪跑出來要他們‘從這里吸取經驗教訓’”。

　　【分析：事后看，那時的“人們”對這三篇文章的指責，準確得驚人!】

　　D. 周揚對“要害評論”心有靈犀

　　à 曾任中共中央黨校副校長的龔育之，在《幾番風雨憶周揚》中回憶他那個寫作組撰寫文章、響應姚評時，寫道：

　　“組織寫這篇文章，總的說來，目的是支持姚文元對《海瑞罷官》的批評，并不是反對姚文元文章……學術界和一般讀者中對姚文指責《海瑞罷官》有政治影射，……我們設想，影射不能寫得那么實，那么死，可以從一種社會思潮的反映的角度來寫，寫得活泛些，至于這種思潮的性質，那還是上到‘反社會主義’的綱上。

　　“在周揚那里討論的時候，他贊成這些設想。他還講了一個意見：要講政治影射的話，最大的影射是罷官，那個時候罷了誰的官呢？這個影射，政治上就更嚴重了。不過，他說，姚文元文章沒有提這個問題，我們的文章也不去提這個問題。后來，約略聽到了毛澤東主席講到‘罷官’的問題，周揚趕緊打電話告訴我們，要我們補上一兩句，……‘是假冒海瑞而被罷了官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精神面貌的寫照和頌歌’。”

　　【分析：周揚并不了解姚評的背景，但卻能在聽到毛主席“要害評論”之前，就感到“政治上就更嚴重了”，證明《海瑞罷官》確有政治問題之嫌!】

　　以上的分析有些啰嗦，但希望能說明《海瑞罷官》確有政治背景嫌疑，所以姚評才成了文化大革命的導火索;而且還希望說明，意識形態領域的階級斗爭不可小覷。

　　2. 八屆十一中全會和十月二十五日講話

　　《五一六通知》將文化革命、打倒走資派和反對修正主義相聯系：

　　“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出版界等文化領域的領導權都不在無產階級手里，從中央到各省市自治區，有一大批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他們是赫魯曉夫那樣的修正主義分子，正睡在我們身邊，被培養成為我們的接班人。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奪取政權，把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文革就是要批判一切剝削階級思想，改革一切不適應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筑，揪出睡在身邊的赫魯曉夫，打倒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以北大聶元梓等七名教員的5.25大字報為代表，很多單位的群眾都行動起來了。

　　1) 毛主席《炮打司令部》大字報

　　八屆十一中全會于1966年8月1日在北京召開，毛主席于8月5日在會上貼出了他自己寫的《炮打司令部》大字報，批判“一線”中央領導：

　　“在50多天里，……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上，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打下去，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剿革命派，壓制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怖，自以為得意，長資產階級威風，滅無產階級志氣，又何其毒也!聯系到1962年的右傾和1964年的形‘左’實右的錯誤傾向，豈不是可以發人深醒的嗎?”

　　毛主席大字報所批判的，就是劉少奇等一線中央領導人向北京大中院校派出工作組，而且還向院校以外單位以及北京以外地區推廣。一線中央領導人和所派出的工作組仍然沿襲以往將運動矛頭指向群眾的惡習(實質為舊官僚意識形態)，在踴躍參加文革的師生中大抓“右派學生”和“反革命”，將文革變成了“更大規模的反右”。僅僅在北京的30余萬在校師生中，就抓出了12000多“右派學生”和“反革命”。

　　《十六條》第六條、第七條

　　八屆十一中全會于8月12日結束，通過了《關于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條》，其所貫穿的基本精神，正如《人民日報》1966年8月13日社論所指出：

　　“信任群眾，依靠群眾，放手發動群眾，尊重群眾的首創精神。就是說，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眾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用任何包辦代替的辦法。”

　　沒有工作組，如何“放手發動群眾”?《十六條》第六條是這樣說的：

　　“人民群眾中有不同意見，這是正常現象。幾種不同意見的爭論，是不可避免的，是必要的，是有益的。群眾會在正常的充分的辯論中，肯定正確，改正錯誤，逐步取得一致。在辯論中，必須采取擺事實、講道理、以理服人的方法。對于持有不同意見的少數人，也不準采取任何壓服的辦法。要保護少數，因為有時真理在少數人手里。即使少數人的意見是錯誤的，也允許他們申辯，允許他們保留自己的意見。在進行辯論的時候，要用文斗，不用武斗。”

　　《十六條》的第七條最受群眾歡迎，也是這一條將群眾真正地發動起來了：

　　“有些學校、有些單位、有些工作組的負責人，對給他們貼大字報的群眾，組織反擊，甚至提出所謂反對本單位或工作組領導人就是反對黨中央，就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就是反革命等類口號。他們這樣做，必然要打擊到一些真正革命的積極分子。這是方向的錯誤，路線的錯誤，決不允許這樣做。

　　“有些有嚴重錯誤思想的人們，甚至有些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利用群眾運動中的某些缺點和錯誤，散布流言蜚語，進行煽動，故意把一些群眾打成‘反革命’。要謹防扒手，及時揭穿他們耍弄的這套把戲。

　　“在運動中，除了確有證據的殺人、放火、放毒、破壞、盜竊國家機密等現行反革命分子，應當依法處理外，大學、專科學校、中學和小學學生中的問題，一律不整。為了防止轉移斗爭的主要目標，不許用任何借口，去挑動群眾斗爭群眾，挑動學生斗爭學生，即使是真正的右派分子，也要放到運動的后期酌情處理。”

　　《十六條》結束了劉少奇的“工作組文革”，發動了億萬人民群眾的文革。

　　2) 10月25日中央工作會議講話

　　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上新選出的中央常委會中，劉少奇的位置被大大后排。撤銷工作組后，紅衛兵運動興起，小將們起而追究工作組和領導干部們的路線問題。但大多數領導干部因為不理解文革、不能正確對待群眾運動，形成了沖擊。毛主席在10月25日中央工作會議上講話，談到與當前運動有關的幾個問題，幫助大家理解文革。

　　A. 引起警覺，還是“二十三條”

　　“十七年來，有些事情，我看是做得不好，比如文化意識方面的事情。

　　“十一中全會以前，我處在第二線，不主持日常工作，有許多事情讓別人去做，想讓他們在群眾中樹立威信，以便我見馬克思的時候，國家不那么震動。……但處在第一線的同志處理得不那么好。……

　　“引起警覺，還是‘二十三條’那個時候。”

　　毛主席在8月5日大字報中聯系到的“1964年的形‘左’實右的錯誤傾向”，就是指在1963年5月開始的社教(四清)運動中，劉少奇向縣社生產隊大規模地派遣工作組，重犯1957-58年反右擴大化、1959年到下級單位大抓右傾分子那種，將矛頭指向群眾和基層干部的錯誤。這個問題一直到1965年1月制定二十三條時才解決，但到了下發《五一六通知》和廣播北大聶元梓大字報、廣大群眾爆發出革命熱情之后，劉少奇再犯同樣的錯誤——這已經是第四次了——又派出大批工作組到處救火、壓制群眾，甚至將先知先覺的大中院校師生也大批地打成反動學生和反革命。因此，毛主席在回顧以往時提到了最近期的一次，“引起警覺，還是‘二十三條’那個時候”。

　　B. 強調意識形態領域階級斗爭

　　“自從去年十一月批判吳晗開始，許多同志也沒有看文章，也不大去管。京戲改革，批判《武訓傳》，批判俞平伯的《紅樓夢研究》，批判胡適，等等，更不用講了。

　　“過去，沒有全盤抓起來。我說這個責任在我。誰讓你沒有系統地抓起來呀?個別的抓了，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不行，問題不能解決。

　　“這一次文化大革命運動的以前幾個月，去年十一月、十二月，今年一月、二月、……，雖然有那么多文章，中間，五月十六，又發了一個‘通知’，可是，并沒有引起多大的注意。我看，還是大字報、紅衛兵一沖，你們不注意也不行。拿同志們的話來講，叫‘革命革到自己頭上來了’。那末，趕快總結經驗吧。”

　　毛主席這里從批判吳晗，倒著回顧“京戲改革，批判《武訓傳》，批判俞平伯的《紅樓夢研究》，批判胡適，等等”，“許多同志也沒有看文章，也不大去管”，就是批評黨內忽視意識形態領域的階級斗爭。個別的抓了，但“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不行”，現在要“全盤抓起來”，就是來一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但文革從1965年11月啟動，到了“五月十六，又發了一個‘通知’”，在黨內還是“沒有引起多大的注意”。這回“大字報”、“紅衛兵”一沖，不注意也不行了，因為“革命革到自己頭上來了”。這樣一分析，就看出來紅衛兵運動方向的正確性。

　　C. 老前輩不該這么害怕紅衛兵

　　“……我看，還是大字報、紅衛兵一沖，你們不注意也不行。拿同志們的話來講，叫‘革命革到自己頭上來了’。……

　　“……路線錯誤，改了就是了。誰人要打倒你們呀？我是不要打倒你們的，我看紅衛兵也不一定要打倒你們。有兩個紅衛兵說，他們到全國跑了一趟，他們沒有料到有些老前輩這么害怕紅衛兵。他們說，紅衛兵有什么可怕的?

　　“……你們過不了關，我也著急呀。時間太短，可以原諒，不是存心要犯路線錯誤，有的人講，是糊里糊涂犯的。也不能完全怪劉少奇同志、鄧小平同志。他們兩個同志犯錯誤也有原因。”

　　毛主席接著講紅衛兵沖擊有理，一是“誰人要打倒你們呀?我是不要打倒你們的，我看紅衛兵也不一定要打倒你們”，二是“沒有料到有些老前輩這么害怕紅衛兵”，可謂苦口婆心。總之是要求黨內領導干部正確對待群眾、正確對待紅衛兵運動，或者說在群眾運動中磨練自己。尤其還說即使劉少奇、鄧小平，毛主席也無打倒之意。毛主席后來的確又曾啟用鄧小平，但劉少奇出了意外事件，本開篇不擬評論。

　　3) 革命者必須正確對待群眾運動

　　從《五一六通知》到《十六條》，領導干部們大多不理解文革，這也很容易理解。因為“時間很短，來勢很猛”，作為發動者和領導者，毛主席“也沒有料到”。

　　但是，很多干部因為受到沖擊后，就“怕起紅衛兵”來了，這說明干部們還是不夠理解群眾運動，不能正確對待群眾運動，不懂得群眾中蘊藏著巨大的創新能力，群眾將接受教訓、自己教育自己。總之，任何領導干部、知識分子和骨干分子，任何革命者都應該學習有關革命群眾運動的基本原理：這也是無產階級意識形態與資產階級以及任何剝削階級意識形態的最根本區別(請參閱本章附錄中的馬恩列斯毛語錄)。

　　3. 九屆二中全會批英雄史觀和批林批孔

　　黨的九屆二中全會于1970年8月23日至9月6日在廬山舉行。全會出了亂子，那就是副主席林彪在原定三項程序之外，發表了稱贊毛主席天才、反對“有人”否認毛主席是天才的講話，引起軒然大波。分組會上，各組還宣講了陳伯達所選編的恩、列、毛論天才的材料，把矛頭指向了張春橋。林彪手下的黃吳葉李邱五員大將更是火上添油，還拉攏了汪東興以制造毛主席支持他們的假象，結果形成了多數中央委員支持林彪、要揪張春橋的局面。毛主席知道后立即召集常委會，再將統一的意見告訴政治局委員：小組討論不符原定三項議程，陳伯達在華北組的發言是違背九大方針的;決定立即休會并收回煽動性的六號簡報;不要揪人，要按九大精神團結起來。

　　1) 毛主席發表《我的一點意見》

　　毛主席于8月31日書面發表《我的一點意見》，嚴厲地批評了陳伯達。這份意見書極其重要，指出黨的領導干部必須學習馬列、改造世界觀，現錄全文如下：

　　A. 《我的一點意見》的全文

　　毛主席的書面意見不分段落，但為了閱讀方便，筆者按照自己的理解將毛主席的書面意見分為幾個段落、并加了標題。只有一處刪節了點字句，仍按原文字順序排列。

　　分析陳伯達因馬恩列語錄

　　這個材料是陳伯達同志搞的，欺騙了不少同志。

　　第一，這里沒有馬克思的話。第二，只找了恩格斯一句話，而《路易•波拿巴特政變記》這部書不是馬克思的主要著作。第三，找了列寧的有五條。其中第五條說，要有經過考驗、受過專門訓練和長期教育，并且彼此能夠很好地互相配合的領袖，這里列舉了四個條件。

　　揭露陳伯達歷史上不合作

　　別人且不論，就我們中央委員會的同志來說，夠條件的不很多。例如，我跟陳伯達這位天才理論家之間，共事三十多年，在一些重大問題上就從來沒有配合過，更不去說很好的配合。僅舉三次廬山會議為例。第一次，他跑到彭德懷那里去了。第二次，討論工業七十條，據他自己說，……。這一次，他可配合得很好了，采取突然襲擊，煽風點火，唯恐天下不亂，大有炸平廬山，停止地球轉動之勢。我這些話，無非是形容我們的天才理論家的心(是什么心我不知道，大概是良心吧，可決不是野心)的廣大而已。至于無產階級的天下是否會亂，廬山能否炸平，地球是否停轉，我看大概不會吧。上過廬山的一位古人說：“杞國無事憂天傾”。我們不要學那位杞國人。

　　分析陳伯達引毛主席語錄

　　最后關于我的話，肯定幫不了他多少忙。我是說主要地不是由于人們的天才，而是由于人們的社會實踐。

　　批判陳伯達詭辯英雄史觀

　　我同林彪同志交換過意見，我們兩人一致認為，這個歷史家和哲學史家爭論不休的問題，即通常所說的，是英雄創造歷史，還是奴隸們創造歷史，人的知識（才能也屬于知識范疇）是先天就有的，還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論的先驗論，還是唯物論的反映論，我們只能站在馬列主義的立場上，而決不能跟陳伯達的謠言和詭辯混在一起。同時我們兩人還認為，這個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問題，我們自己還要繼續研究，并不認為事情已經研究完結。

　　團結起來堅持馬克思主義

　　希望同志們同我們一道采取這種態度，團結起來，爭取更大的勝利，不要上號稱懂得馬克思，而實際上根本不懂馬克思那樣一些人的當。

　　B. 主要批判天才論英雄史觀

　　陳伯達是中央五常委之一，還擔任中央文革小組組長。毛主席的這篇書面發言，首先分析陳伯達搜集的那些恩、列、毛論天才語錄，指出恩格斯的那條并不重要;列寧的第五條，恰好聯系到陳伯達在歷史與毛主席不配合;“我的那條”主要地不是由于人們的天才，而是由于人們的社會實踐，肯定幫不了你!

　　在嚴厲地批評了陳伯達之后，毛主席借機會向全體中央委員提出，要堅持馬列主義立場和唯物主義認識論，要反對唯心主義的天才論、英雄史觀，不要上那些實際上根本不懂馬克思的人的當。這里提出的“反對唯心主義的天才論、英雄史觀”，就是在意識形態領域，向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做斗爭的極其重要方面。

　　C. 要求高級干部讀幾本馬列

　　毛主席在9月6日閉幕會上又講到了，高級干部應該讀十幾本馬、列的書：

　　“現在不讀馬、列的書了，不讀好了，人家就搬出什么第三版呀，就照著吹呀，那末，你讀過沒有?沒有讀過，就上這些黑秀才的當。有些是紅秀才喲。我勸同志們，有閱讀能力的，讀十幾本。基本開始嘛，不妨礙工作。”

　　“要讀幾本哲學史，中國哲學史、歐洲哲學史。一講讀哲學史，那可不得了呀，我今天工作怎么辦?其實是有時間的。你不讀點，你就不曉得。這次就是因為上當，得到教訓嘛，人家是哪一個版本，第幾版都說了，一問呢?自己沒有看過。”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線正確與否是決定一切的〔一九七一年八月、九月毛澤東同志在外地巡視期間同沿途各地負責人談話紀要〕李必勝《紅旗網》2013.7.5

　　2) 一九七一年巡視大江南北談話

　　毛主席在1971年8、9月份巡視大江南北時，又重點講了林彪、陳伯達在九屆二中全會上，以“天才論”突然襲擊的事，今天讀來仍令人感到常學常新。

　　A. 陳林黃吳葉李邱突然襲擊

　　“1970年廬山會議，他們搞突然襲擊，搞地下活動，為什么不敢公開呢?可見心里有鬼。他們先搞隱瞞，后搞突然襲擊，五個常委瞞著三個，也瞞著政治局的大多數同志，除了那幾位大將以外。那些大將，包括黃永勝、吳法憲、葉群、李作鵬、邱會作，還有李雪峰、鄭維山。他們一點氣都不透，來了個突然襲擊。他們發難，……共兩天半。他們這樣搞，總有個目的嘛!彭德懷搞軍事俱樂部，還下一道戰書，他們連彭德懷還不如，可見這些人風格之低。

　　B. 批駁設國家主席和天才論

　　“我看他們的突然襲擊，地下活動，是有計劃、有組織、有綱領的。綱領就是設國家主席，就是“天才”，就是反對“九大”路線，推翻九屆二中全會的三項議程。有人急于想當國家主席，要分裂黨，急于奪權。天才問題是個理論問題，他們搞唯心論的先驗論。說反天才，就是反對我。我不是天才。我讀了六年孔夫子的書，又讀了七年資本主義的書，到一九一八年才讀馬列主義，怎么是天才?那幾個副詞(既“四個偉大”)，是我圈過幾次的嘛。“九大”黨章已經定了，為什么不翻開看看?《我的一點意見》是找了一些人談話，作了一點調查研究才寫的，是專批天才論的。我并不是不要說天才，天才就是比較聰明一點，天才不是靠一個人靠幾個人，天才是靠一個黨，黨是無產階級先鋒隊。天才是靠群眾路線，集體智慧。

　　…………

　　“我同林彪同志談過，他有些話說得不妥嘛。比如他說，全世界幾百年，中國幾千年才出現一個天才，不符合事實嘛！馬克思、恩格斯是同時代的人，到列寧、斯大林一百年都不到，怎么能說幾百年才出一個呢?中國有陳勝、吳廣，有洪秀全、孫中山，怎么能說幾千年才出一個呢?什么‘頂峰’啦，‘一句頂一萬句’啦，你說過頭了嘛。一句就是一句，怎么能頂一萬句。不設國家主席，我不當國家主席，我講了六次，一次就算講了一句吧，就是六萬句，他們都不聽嘛，半句也不頂，等于零。陳伯達的話對他們才是一句頂一萬句。什么‘大樹特樹’，名曰樹我，不知樹誰人，說穿了是樹他自己。……

　　“對路線問題，原則問題，我是抓住不放的。重大原則問題，我是不讓步的。

　　C. 奴隸創造歷史從無救世主

　　“要學列寧紀念歐仁·鮑狄埃逝世二十五周年那篇文章，學唱《國際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不僅要唱，還要講解，還要按照去做。國際歌詞和列寧的文章，全部是馬克思主義的立場和觀點。那里邊講的是，奴隸們起來為真理而斗爭，從來就沒有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全靠自己救自己，是誰創造了人類世界，是我們勞動群眾。在廬山會議時，我寫了一個七百字的文件(即‘我的一點意見’)，就提出是英雄創造歷史，還是奴隸們創造歷史這個問題。國際歌就是要團結起來到明天，共產主義一定要實現。學馬克思主義就講團結，沒有講分裂嘛!”

　　毛主席這些話既充滿了哲理，又指出了改造世界觀的方向，因此在文革中，不但干部、而且群眾，不但黨內、而且黨外，只要有點文化的幾乎都學過。但在當時，廣大干部和群眾未必真的搞懂“天才論”的唯心主義“英雄史觀”實質，也未必真的體會國際歌詞和列寧文章中“奴隸們、救世主、神仙皇帝、勞動群眾”的深刻含義。

　　時至今日，在看到改開以來的私有制復辟和社會亂象，在見歷了“救世主”們大肆散布“英雄史觀”并據以拋棄“勞動群眾”之后，理解文革理論的人可就多得多了。不但理解了毛主席的這些談話，也懂得了什么叫做“改造世界觀”。

　　3) 九·一三引發了批林批孔運動

　　林彪在1971.9.13出了事，是文化大革命的大不幸，但歷史就是歷史。

　　當整理林彪在毛家灣的官邸時，發現了他所書寫過的“悠悠萬事，唯此為大，克己復禮”條幅，才暴露了他崇拜孔夫子的立場。林彪并不是像毛主席那樣推崇孔夫子開啟中國的平民教育，而是專門崇拜孔夫子“克己復禮”的政治主張。

　　文化大革命的任務就是要在思想政治領域批判封、資、修。因此，毛主席和黨中央在1974年發動了批林批孔運動，這在本開篇第七章第1節已經討論過，不再重復。

　　[1] 本開篇僅因討論意識形態領域斗爭而述及有關彭真的事件，非但無意指責彭真同志，而且還想指出這樣的事實：《鄧力群國史講談錄》(當代中國出版社出版)中《關于社會主義時期階級和階級斗爭問題的講話》的第六部分，“他看只有搞‘文化大革命’才是辦法(2000年3月30日)”，其中鄧力群有這樣的一段話，足以說明事件的原因比我們所知道的要復雜：“有一件事，是有林對我講的。彭真說過，毛主席曾經想用整風的辦法，解決上面講到的黨內在意識形態、思想領域、政治領域中存在的分歧，但是后來采取了‘文化大革命’的辦法。彭真說，這件事他還不能講。剛才我還問有林，有林說，一直到彭真去世，他也沒有搞清楚。究竟是怎樣一回事?不清楚。彭真到去世也沒有能夠把這件事說清楚，但是現在我們看毛澤東與外賓的談話記錄，從中多少可以看出問題的一點脈絡。”

　　[2] 《中國頻道》網(China.Eastday.com)2009年7月27日 11:25上載，注明“來源《新華網》趙菊玲選稿”(http://news.eastday.com/eastday/06news/china/c/20090727/u1a4536361.html)。

　　[3] 本節有關吳晗、朱永嘉、姚文元的接觸，以及下第1)小節較多地引用朱永嘉口述、金光耀整理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發表前后”，載《炎黃春秋》2011年第6期，有一點來自顧訓中發表于《領導者》總第37、38期的《訪談朱永嘉》(筆者不完全同意二采訪所述朱永嘉的觀點)。

　　[4] 《百度名片·攤丁入畝》給出的解釋很好，擇幾行引用如后：“攤丁入畝”的推行主要是由于土地兼并的危害性威脅到清政府的統治。“攤丁入田”以后，地主的利益不象明代以前那樣優厚，土地的負擔大幅度加重。“攤丁入畝”的原則是“其派丁多者，必其田多者也，其派丁少者，亦必有田者也”，而地主田多丁少，農民田少丁多，于是“富戶也困于役，而置產困也。”當然，地主政權的這種作法，并非超脫于他們的階級利益之上，恰恰是為了挽救其臨近滅亡的命運，才如此破釜沉舟的。

　　[5] 蘇雙碧著：“關于評《海瑞罷官》的四種異見”，《百年潮》雜志(中國中共黨史學會主辦、雜志編輯部出版)2003年第4期，第12-20頁。(現仍能從《360DOC個人圖書館》下載其全文)。該文綜述了有關《海瑞罷官》的各種評價以及吳晗的應答，全文將近12000字。

　　[6] 葉永烈著《陳伯達傳》，作家出版社，1993年12月第一版;其修訂版又于1999年作為《葉永烈文集》第一卷，由人民日報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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