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國震按：說到文化大革命，“文革”結束后，文藝界流傳著一句耳熟能詳?shù)脑挘凶?ldquo;八個樣板戲，一個作家”，這“一個作家”便是《艷陽天》、《金光大道》、《西沙兒女》的作者浩然。在一般人的印象中，文革時期，浩然應該是“春風得意馬蹄疾”的，雖然沒有整過人，但至少也是沒有挨過整的。事實并非如此。在文革風暴乍起的那段歲月里，浩然先是被人揭發(fā)“為三家村開脫”，繼而被以“完完全全地執(zhí)行資產(chǎn)階級反動路線”“站在了毛主席的對立面”“修正主義的苗子”“壓制造反的革命群眾”等罪名遭到長達三個月的批斗，除夕和大年初一都被勒令在家寫檢查。北京市文聯(lián)造反聯(lián)絡站把“打倒資產(chǎn)階級反動路線的孝子賢孫浩然”的大標語貼到了長安街上。是哪些因素使年輕的浩然一次次僥幸躲過災難的深淵，沒有像金敬邁、李英儒、張志民等作家那樣身陷牢獄之災？浩然之子梁秋川新著《曾經(jīng)的艷陽天：我的父親浩然》為我們揭開了歷史真相。此文選自該書第十二章，標題系博主所加。

　　浩然在文化大革命中

　　梁秋川

　　從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六年這十年，我不能上天入地，只能跟著風浪顛簸，所以我這一段的歷史腳步是復雜的、險峻的，而且表面上豐富多彩，內(nèi)含著各種滋味，從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年底，這五年間，我跟全國所有的作家一樣，是在斗批改、下放農(nóng)村接受再教育中度過的，完全放下了筆。

　　——浩 然

　　父親將起草完畢的《艷陽天》交給出版社審稿后，便于1965年11月23日來到北京市懷柔縣，隨工作隊開展“四清”工作。

　　到懷柔縣搞“四清”，有兩個地方可供父親挑選：一個是離縣城十幾里、地處大平原的西茶塢，這里交通便利，生活水平高，縣委書記在那里蹲點，對父親會有周到的照顧;一個是出了長城還有近八十里路的深山區(qū)得田溝，這里交通不便，五十幾戶人家，遍布五六條山溝，其窮困程度，父親還是頭一次見識，氣候的寒冷，更是沒有經(jīng)受過的。父親在這兩個地方做了實地考察，經(jīng)歷一定的思想斗爭后，選擇了貧困、偏僻、閉塞的得田溝作為自己參加“四清”的工作地點。父親之所以做出這樣的決定，是因為：得田溝雖然生活苦，條件差，但是農(nóng)民群眾的干勁足，性格可愛;對群眾貧困的同情心，對樸實、有干勁的社員的熱愛，以及向自然界的斗爭和建設前景的吸引，父親的心跟得田溝貼在了一起，決心要吃大苦、耐大勞，在最艱苦的地方鍛煉、改造，掘取最新最美的東西!

　　父親來到得田溝便投入緊張的“四清”工作，除了休假或辦事極少回城，對即將開始的轟轟烈烈的政治運動，即便不能說是毫無察覺，至少是沒有預料到會發(fā)展成如此激烈的程度。父親一邊參加“四清”，一邊補充生活，思考著新的一年將會是創(chuàng)作上的豐年還是歉年，計劃在1966年再寫出一部長篇。

　　在緊張的勞動、工作中，時光飛逝，轉眼間就到了1966年的4月。此時，父親雖然身處消息閉塞的深山區(qū)，但從報刊以及友人的信函中也得到一點信息。5月初，父親得知文藝界正開展著一場激烈的斗爭，覺得自己應當在這場斗爭中當一名戰(zhàn)士，除了清算別人，也清算自己;對于自己以往的作品，無論有沒有問題，既然寫出來了，就全算過去，一切重新開始。

　　時間一天天的過去，各種各樣的消息隨著時間的推移，通過各種各樣的渠道陸續(xù)傳來。先是聽說《北京文藝》出了問題，作為它的老作者，父親的心情非常沉重。父親很想馬上回去，投入到斗爭中，不要游離在文化革命之外，并向工作團的領導述說了自己的這種心情。領導勸慰說，應當結合現(xiàn)在的“四清”運動來積極參加。父親對這番勸導的理解是：結合，就是搞好“四清”，搞好農(nóng)村的階級斗爭，把這個斗爭搞好，也等于參加了文化革命。于是，情緒趨于平穩(wěn)。不久，父親又聽得一條小道消息：彭真犯了錯誤。這位中央政治局委員到底犯了什么錯誤，父親不得而知，猜測到可能跟正在批判著的鄧拓、吳晗、廖沫沙有關系。得知了這個消息，父親的心情又為之一沉，感到紅一輩子，當一輩子革命家是非常不容易的;每天，每時，辦每一件事，寫每一篇文章，說每一句話，都要再三地問問自己：離開了毛主席的指示沒有?離開了，馬上停止，馬上轉回來!

　　人生道路是難走的。父親想到未來，想到人生的道路還那么長，肯定會有許多曲折、坎坷，真有點發(fā)愁了，發(fā)愁自己走不到頭;但不管怎么樣，也得鼓起勇氣走下去，為紅一輩子而奮斗。為此，父親給自己定下了幾條“紀律”：1、多到農(nóng)村斗爭中來，少呆在城市;2、杜絕寫理論文章;3、杜絕作寫作方面的報告;4、多讀毛主席的書。

　　自己不能親身參加到這場文化大革命里去，很多應當知道的情況不能知道，使得父親時常感到苦惱。想來想去，終于想通了一點：情況不了解不要緊，風風雨雨也不要怕，只要堅持一點就行了：相信黨中央，相信毛主席，永遠跟著黨走!父親此時此刻想要堅持的這一點，也是他從參加革命到生命終結所一直堅持的。

　　進入6月后，父親聽到的各類消息越來越多，思想斗爭也越來越激烈，一方面感到這一場斗爭的嚴重性和必要性;是保衛(wèi)毛澤東思想，保衛(wèi)社會主義，保衛(wèi)政權的根本問題。另一方面，聽到這個、那個作家、藝術家的作品出了問題，思想也很波動：自己過去寫了那么多的東西，有沒有錯誤的、有毒的東西呢?以后，在自己的世界觀還沒能徹底改造的時期內(nèi)，會不會寫出錯誤的東西?捫心自問，自己從來都是擁護黨、擁護毛主席、擁護社會主義革命的，而且每時每刻都在竭盡全力來歌頌黨、歌頌毛主席、歌頌社會主義，可是，在頭腦中各種影響還沒有得到徹底清除時，會不會不自覺地犯下錯誤呢?……

　　如此種種，在父親的心里結了一個疙瘩。

　　這個心中的疙瘩，使父親處于矛盾之中，既感到怕犯錯誤的思想使自己過多地考慮自己，對未來沒了底，實際上是因為怕犯錯誤而不革命、怕革命的問題;同時又覺得自己應當怕革命嗎?沒有革命能有自己嗎?能有自己的今天嗎?怕犯錯誤就犯不了嗎?

　　內(nèi)心的斗爭，使父親終于想通了：有錯誤，就聽候黨和群眾審判、認罪;只要自己對黨、對毛主席、對社會主義不動搖，倒了，還可以再爬起來，一切都從頭來。許多“大人物”都能犯錯誤，自己就永遠不犯錯誤了?如果犯了大的錯誤，真的不能再重新開始了，那就算最后完成了任務，革命照樣會飛躍進展，社會主義事業(yè)照樣會取得最后的成功;個人是渺小的，有一個不多，沒一個不少，有什么了不起的呢!

　　按照當時的說法，“文化大革命”是一場保衛(wèi)毛主席，保衛(wèi)共產(chǎn)黨，捍衛(wèi)社會主義的革命運動和斗爭。父親是懷著感恩的思想投身于革命洪流的，并在艱苦的戰(zhàn)爭年代加入了共產(chǎn)黨，確立了建設社會主義的理想。因而，無論從思想感情上，還是從一個共產(chǎn)黨員的黨性上，父親自然而然地想盡快投身于這場非同一般的斗爭中去。在“四清”工作進入尾聲時，懷柔縣工作團交給父親一項重要任務：收集材料，為得田溝寫一部村史。當6月中旬“四清”工作結束時，寫村史的任務還沒有完成，工作團的意見是讓父親寫完村史再回文聯(lián)參加運動，但在父親的要求下，同意先回去參加運動，待運動告一段落時，再回得田溝繼續(xù)完成村史，為此還專門給市文聯(lián)去函說明了情況。

　　6月20日，父親從“四清”工作地懷柔縣得田溝村回到北京市文聯(lián)，參加“文化大革命”運動。

　　這場震撼世界、觸動每個中國人靈魂的“文化大革命”，是由批判《海瑞罷官》點起的大火，北京市文聯(lián)主辦的刊物《北京文藝》，發(fā)表過吳晗的這篇文章，因而文聯(lián)機關的斗爭是很激烈的。父親認為自己的出身歷史都干干凈凈，所以一身輕松也是積極的來參加這場運動。

　　父親懷著參加戰(zhàn)斗的激情回到文聯(lián)。父親剛剛來到單位，就在走廊里碰到一位文聯(lián)領導，這位領導劈頭就說：懷柔來了揭發(fā)信，說你在給寫作者報告時，講了錯誤的話。這位領導沒有提及揭發(fā)信的具體內(nèi)容，父親那次在懷柔談了一天的創(chuàng)作體會，也回想不起哪些話可能有錯誤。領導的幾句話讓父親的心一沉，但馬上又振作起來。父親當時的想法是：現(xiàn)在是保衛(wèi)黨中央、保衛(wèi)毛主席的重大斗爭，是無產(chǎn)階級和資產(chǎn)階級你死我活的斗爭，在這個緊要關頭，是不能多想個人的;我有許多錯誤的思想，許多錯誤的言行，可是，我從心底擁護、愛戴黨、毛主席，擁護、愛戴他們締造的社會主義和推動社會主義事業(yè)前進的貧下中農(nóng)。相信黨中央、毛主席，參加戰(zhàn)斗，在斗爭中，換個新的我：有錯改錯，有罪認罪!最要緊是當戰(zhàn)士!直到幾個月之后，父親才了解到自己的“錯誤”：4月18日參加懷柔縣寫作會議，在回答業(yè)余作者提問時涉及到“三家村”，被縣委一位同志認為是為其“開脫”，于是便寫來揭發(fā)信。文聯(lián)的領導原打算讓父親做檢查，但市里派來領導運動的工作組沒有同意，此事不了了之，產(chǎn)生的唯一后果就是父親因此事而沒有被同意成為代表參加亞非作家緊急會議。這是后話。

　　當頭的一瓢冷水并沒有澆滅父親的熱情，他開始每天早出晚歸地參加到運動之中。

　　7月8日，根據(jù)群眾提名，工作組宣布文聯(lián)革命委員會籌委會成立，父親被推選為副主任，負責分管材料。剛進入7月中旬，文聯(lián)的文化革命運動就劃歸中央領導，21日，原工作組撤離，文化部委派的工作組進駐。7月26日，在新工作組的主持下，采用差額選舉的辦法，正式選舉文聯(lián)的革委會籌委會。父親再次當選，仍為副主任。

　　8月8日，中共中央《關于無產(chǎn)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發(fā)表。在隨后的一段日子里，父親已經(jīng)感到大風大浪的來臨，感到嚴峻的考驗橫在了眼前。緊接著，北京市文聯(lián)將要選舉正式的革命委員會，有三條路擺在了父親的面前，使他處于矛盾之中：一是迎著風浪沖上去;二是在漩渦里打轉;三是靠到邊上，隨逆流而下滑。在父親的主觀意識里想選擇第二條路，在這次選舉革委會時，堅決不再擔任任何職務，這樣可以自由些、受到的震動小一些，危險同樣也會少一些。產(chǎn)生出這樣的念頭，被父親認為是自己的私心在起作用，還不能完全徹底地敢字當頭。

　　父親在心中不停地問自己：

　　我怕什么?

　　我的歷史有問題嗎?沒有。父母雙亡后就投到了黨的懷抱，如今已二十年了;這二十年清清白白，沒有小辮子讓別人抓!

　　我反過黨、反過毛主席嗎?沒有。黨和毛主席是我的恩人和救星。筆墨十年，我用心血放聲歌頌共產(chǎn)黨和它締造的新生活。當然，我有不好的作品，可是，那不是有意而為的。

　　我怕失掉什么嗎?不。我的一切都是黨給的，僅有一副軀體屬于個人，而實際上也屬于黨，它是丟不掉的!

　　那么，浩然，你怕什么，到底怕什么呀?

　　想到毛主席、共產(chǎn)黨對自己的恩情，想到黨對自己的多年培養(yǎng)，父親沒有勇氣做出那樣的選擇，決定挺起胸膛，毫不退縮，接受這場嚴峻的考驗。

　　文聯(lián)的文化革命運動雖然有些激烈，但一直限于“口誅筆伐”，采取著“文斗”的形式，直到8月23日來了一群女八中的紅衛(wèi)兵，才由這些外來人員上演了一場“武斗”，并由此引發(fā)了老舍的悲劇。

　　據(jù)一些了解情況的長輩人講，運動開始不久，老舍便因病住進醫(yī)院。隨著運動的進行，老舍幾番主動提出回文聯(lián)參加運動，就在他回來后不幾天，便發(fā)生了“八二三”事件。導致這場悲劇的原因，見于文字的分析敘述有許多種，而在我的記憶里，還多次聽到過不少人持有另一種說法，父親去世后，眾多的吊唁者中，仍有人談及這種說法。這種說法雖然許多人都在口述而一直沒有見諸于文字，我感覺是因為這些知情人懷有各種不同的復雜心態(tài)：不想說，不愿說，不敢說，不方便說，等等。直到2011年10月，無意中在網(wǎng)上看到吳營洲發(fā)表在《各界》當年第九期上的一篇有關文章，才第一次看到文字記述。

　　8月25日，在文化部派駐的工作組主持下，文聯(lián)選舉了正式的革委會。選舉會共有41人參加，父親獲得39票，第三次當選，還是擔任副主任的職務。

　　到了10月份，運動開展得越來越熱鬧，長安街的街面上開始出現(xiàn)有關劉少奇的大字報。父親得知后覺得，黨內(nèi)盡管存在著嚴重的兩條道路斗爭，可是涉及到中央政治局的高級首長，因不了解詳情，或為照顧國際影響，還是不要把大字報貼到北京的大街上為好，即使要貼，也最好不要提名道姓。此外，由于運動的發(fā)展而在社會上引發(fā)的許多現(xiàn)象都讓父親不甚理解，產(chǎn)生疑惑，不能不引起對一些問題深一層的思考：

　　為什么有些學生斗爭的矛頭總往上指呢?十一中全會已把中央的問題解決了，現(xiàn)在的工作，應當是肅清錯誤路線的影響，而后把運動引向健康的道路。可是現(xiàn)在，總是糾上邊，想要糾出一個什么結果呢?

　　為什么滿街上的標語大都是“誰反對毛主席”就如何如何。反對毛主席的人非常多嗎?在中國，擁護、愛戴毛主席的人是絕大多數(shù)，包括中央的同志和每一個公民。不是這樣，我們就不可能取得政權，也不可能把國家建設的這么好。造成這樣一種假象：反對毛主席的人很多，會達到什么目的呢?

　　對政治上還不成熟的青年學生，是不是民主太多了?紀律的約束太少了?

　　……

　　對于諸如此類的問題，父親思考了許多，也思考了許久，有一些想通一點，有一些沒有弄明白。父親很擔心自己思想落伍，跟不上時代的腳步，暗自要求自己緊追緊趕并隨時準備而且做到堅持真理、修正錯誤。

　　在這一段時間里，父親以北京市文聯(lián)革委會負責人的身份，幾次帶領從全國各地來北京串聯(lián)住在文化口的紅衛(wèi)兵，到天安門廣場接受毛澤東主席的接見。一次次熱血沸騰，心潮起伏過后，轉眼就到了冬天。

　　進入11月，文聯(lián)內(nèi)部的運動風向開始變，7日有人貼出一張題為要父親“懸崖勒馬”的大字報，說父親在領導文化大革命中執(zhí)行了資產(chǎn)階級反動路線。隨著這張大字報的出現(xiàn)，這類的言論越來越多，越來越激烈。辛辛苦苦忙了幾個月，到頭來被說成執(zhí)行了資產(chǎn)階級反動路線，父親的心里憋著一口氣，也窩著一股火。

　　對文聯(lián)革委會和父親的批判愈演愈烈，到年底時達到了一個小高潮，一些人完全是用敵對的態(tài)度指桑罵槐，或借題發(fā)揮。他們說：文聯(lián)的‘左派’隊伍是投降的，是階級合作、鎮(zhèn)壓群眾革命、保護黑幫的，革委會發(fā)展了“反動路線”，有人甚至說革委會曾組織的一次大辯論是反革命政變。給父親定的罪名是執(zhí)行了資產(chǎn)階級反動路線，捂住揭開北京市文聯(lián)反革命的蓋子，壓制了造反的革命群眾。

　　對于這一類的言論，開始時父親非常氣憤，但很快便平靜下來，覺得應當冷靜、耐心地聽，虛心、認真地分析，接受正確的意見，堅決修正自己的錯誤。要把這些當作一次考驗、一次鍛煉，經(jīng)風雨，見世面。

　　為了對黨負責，像個共產(chǎn)黨員的樣子，檢查自己修正自身的錯誤，1967年的元旦剛過，父親便與革委會的另外兩位同志合寫了一份引火燒身的大字報，懇切、熱情地要求革命同志向他們猛烈開火。

　　隨著寒流的襲來，包括兩名原革委會委員在內(nèi)的北京文聯(lián)造反派聯(lián)絡站于1967年1月21日宣布成立，負責領導文聯(lián)的“文化大革命”運動;而在此之前，革委會的印章早已被他們封存，革委會實際上已經(jīng)名存實亡了。這一天，北京市文聯(lián)革委會正式解散，臨時黨支部也同時解散;原革委會的其余幾名成員被命令老老實實地交代問題，亦即是處于反省的地位。

　　此后，父親和幾位原革委會的成員研究檢查問題。這種檢查是艱苦的：在過去的運動中，一直認為自己是在保衛(wèi)毛主席，保衛(wèi)社會主義，認為自己是完全對的;而今，卻要徹底否定自己，把所有的事情翻過來講。痛苦。痛苦是因為勉強。到處都在奪權，這是革命行動。可是，自己為什么要成為被奪權者呢?我們是資產(chǎn)階級呢?還是堅持資產(chǎn)階級立場的頑固分子?歷史會證明，我們雖然犯了某些錯誤，但我們是真正的革命者!

　　經(jīng)過痛苦的思考和環(huán)境的逼迫，父親似乎是想通了，認為自己確實犯了一些錯誤，因為自己擁護共產(chǎn)黨和毛主席，就是在犯錯誤的時候，也還以為是在搞于黨有利的事情。至于那些奪了權的造反派是否正確，是否在批判原革委會所執(zhí)行的錯誤路線后建立起以毛主席為代表的正確路線，要看他們的行動。正確的，支持，錯誤的，反對，誰要堅持錯誤，就起來造反!想通了的父親對自己更有了信心，心里也漸漸地愉快起來。但是，事態(tài)的發(fā)展并不像父親想象的那么簡單，那樣能使人愉快。

　　1月26日，在聯(lián)絡站組織的批判會上，原革委會主任趙樹藩宣讀了由父親起草的革委會檢查。會后，原革委會委員、現(xiàn)聯(lián)絡站的一個負責人又責令父親準備個人的檢查。

　　批判執(zhí)行“反動路線”的革委會，自然也要批判推行、貫徹“反動路線”的工作組和工作隊。但在此后由造反派聯(lián)絡站主持召開的各種批判會上，批判的主要目標就是革委會，而對工作組、工作隊的批判、檢查則只是走走過場，敷衍了事，文聯(lián)院內(nèi)滿墻遍壁皆是造反派批判革委會及部分成員的大字報，似乎一切錯誤都是革委會有意搞的陰謀和政治陷害，給人的感覺“反動路線”就是革委會，革委會就是“反動路線”。父親不僅被要求作個人檢查，造反派還多次與他談話，要父親丟開“義氣”，揭發(fā)其他人。

　　在批判會上，父親被造反派定性為“完完全全地執(zhí)行了資產(chǎn)階級反動路線”，或“完完全全地站在了毛主席的對立面”……參加“文化大革命”半年多來，父親一直認為自己的行動是在保衛(wèi)黨中央、保衛(wèi)毛主席，是在盡一個共產(chǎn)黨員應盡的義務，于是廢寢忘食，日以繼夜地工作;雖然干了一些錯事，也干了許多好事，而所干的錯事，的確沒有認識到那是錯誤的。對于這樣的判決，無論從思想上還是從感情上，都是難以接受的。盡管如此，父親卻不敢與造反派硬頂，所顧慮的是：會給自己帶來更多的苦惱，也會影響其他同志遭受更重的打擊，甚至會影響到文聯(lián)運動的大局。父親只能忍氣吞聲，等以后再說了。

　　說到革委會和父親在“執(zhí)政”時犯了一些錯誤，從現(xiàn)有的資料中除了“執(zhí)行了資產(chǎn)階級反動路線”這個籠統(tǒng)的帽子外，沒有發(fā)現(xiàn)什么實質(zhì)性的內(nèi)容;但在保護其他作家，特別是老作家方面，卻有不少的實例：“八二三”事件時，為了保護老舍，在向上級請示保護措施未果的情況下，假借其打了紅衛(wèi)兵，是“現(xiàn)行反革命”為由，送到派出所，起到免遭進一步毆打，危及生命安全的保護作用;為了防止作家們被抄家，用文聯(lián)“紅衛(wèi)兵”的名義趕制了許多封條發(fā)給個人，讓其回家自行貼封予以保護;得知老作家駱賓基的妻子經(jīng)常遭到住家附近個別群眾的打罵，父親就在晚間開完會后趕到駱家，專門找到附近的群眾做工作，希望他們按“十六條”辦事，不能再有對駱賓基妻子的過火行為……

　　1967年的農(nóng)歷春節(jié)來臨了。父親還是第一次這樣度過這個傳統(tǒng)節(jié)日的：大年三十、初一在家里寫個人檢查。初二在聯(lián)絡站組織的會議上做檢查。初三的早上就有人貼出大字報，說父親是“修正主義苗子”，并說如果靠父親和馬聯(lián)玉(原革委會副主任)去保衛(wèi)黨和毛主席，就“亡黨”“亡國”了。這些話傷了父親的心，但敢怒而不敢言;因為一“言”，就會被扣上“堅持反動路線”的帽子，就變成了“敵我矛盾”，只能忍氣吞聲!到了初五的時候，造反聯(lián)絡站把批判父親的大標語貼到了長安街上，名曰：“打倒資產(chǎn)階級反動路線的孝子賢孫浩然”，這是北京市文聯(lián)進行“文革”后的開天辟地第一次，而這個第一次是從父親這個十八級的小干部開始的。這一日還開了一整天批判革委會，實質(zhì)主要是針對父親的批判會。在會上，父親三次被造反派要求站起來回答質(zhì)問。一整天，父親都在時時刻刻警告自己：這是考驗，要冷靜，要從各種意見里吸收教益，提高自己。

　　春節(jié)過后，幾乎每天都是從早到晚地連著三班開全體工作人員大會;每次會議都是對革委會，特別是對父親激烈的揭發(fā)、批判、令其交待罪行。表面看來，雖然比斗爭“走資派”文明一些，沒有讓彎腰做“噴氣式”，也很少讓站立，但那種馬拉松式的揭、批，總嫌檢查認罪不徹底地訓斥與侮辱，卻如同拿鈍刀子割人，不死不活的實在難熬。

　　在批判革委會和父親的會議上，各種各樣的言論和帽子層出不窮，有一對造反派夫妻甚至提出父親、管樺和李學鰲是一個小集團，是“卑鄙”的一伙。

　　在最艱難的日子里，父親盡管沒有被關進小黑屋，還有一點行動自由，但是精神太緊張，身體也太疲乏，夜里散會后再騎自行車回家，不僅路途遙遠體力吃不消，而且還要連夜準備第二天新的檢查交待材料，又必須起大早及時趕到會場，所以父親常常不回家，在機關的臺球案子上湊合著睡一夜。就是偶爾回趟家，見到一直蒙在鼓里卻有如驚弓之鳥那般惶恐的母親，也不敢說明實情。一天，北京市文聯(lián)兩個頗有點社會地位的造反派成員闖到我家，逼母親交出父親藏在家里的“黑材料”，并翻箱倒柜，折騰半天后，最終兩手空空而去。那幾天，文聯(lián)造反派正加大火力批判“反動路線”，父親在這件事發(fā)生的兩天后回到家中才得知。兩位造反派都跟母親說了什么，母親沒有跟任何人講過，而每逢父親向她提及此事，母親就渾身發(fā)抖，痛哭流淚，只說：“她們像母老虎一樣兇，嚇唬我;要不是惦著你，怕你受害，我真想跟她們拼了!”父親也為出現(xiàn)最壞的情況做著準備，他把家里存放現(xiàn)金和糧票的地方偷偷地告訴我的大哥，叮囑他萬一哪一天父母都不能回家，就用這些來度日，照顧好弟弟、妹妹們。那時，我的大哥年僅15歲。

　　批判會在持續(xù)不斷地開著，對父親的火力也越來越猛。這是父親意料之中的事。這一時期，父親總覺得：我們是犯了錯誤，我們做了檢查，一定要痛改前非，低頭認罪;可是，批判要實事求是，適時而止。可實際情況并不是這樣。當父親等人感到自己犯了錯誤而掉淚的時候，那些人說：“你們當面掉眼淚，背后搞陰謀”;當不掉淚的時候，他們又說：“這是躺下裝死，看輕輕松松的樣子。”最嚴重的時候，連小組會都不讓父親等幾個人參加。諸如此類的言行，使父親感到無所適從，簡直沒有了活路，同時也使父親不得不思考：造反派中的這幾個人到底要干什么?父親感到某些人欺人太甚，如果繼續(xù)發(fā)展下去，自己將豁出去，看他們能怎么辦!

　　從造反派開始對革委會的批判，許多現(xiàn)象就讓父親不理解，因不理解而在會上吐露出心里話，由此引起對自己更加猛烈的批判。在一次批判工作組的會議上，個別人不僅將矛頭對準了老作家李方立，甚至要求他站起來回答問題。在別人都默不作聲的情況下，父親站了出來：建議集中力量批判工作組，不要追群眾中的問題;如果說，革委會過去曾讓別人站起來回答問題，已經(jīng)承認了錯誤，現(xiàn)在不應當再這樣做，因為批判反動路線的目的是為了弄清思想，團結同志。不料，這個建議引來“群起而攻之”。

　　對革委會及其成員的批判，父親基本上還是能夠接受的，但是對一些持不同觀點的一般干部的猛烈批判，使父親在感情上和理智上都難以接受：因為他們是一般的群眾，在“反動路線”的影響下，他們可能辦了一些錯事;這些可以在斗爭中，通過自我教育而肅清影響，為什么一定要采取對立的態(tài)度和方法呢?文聯(lián)只有四十多人，如果把近一半的人都傷害了，是不利于運動健康發(fā)展的。最初，父親對想不通、看不明白的問題，還在會議上提出來，可是一說話，就遭到圍攻，說父親仍在堅持“反動路線”，迫不得已，最后只可閉口不語。

　　2月27日這天，父親又接到造反派一負責人的通知，讓父親繼續(xù)交待革委會的錯誤。革委會的問題已經(jīng)反復檢查交待了多次，再重復一遍沒有任何意義，所以父親除了盡可能的補充一些新內(nèi)容外，又申辯幾個問題。第二天，在去文聯(lián)開會的路上，父親還在心里問自己：心里的這些話說嗎?不說吧，是疙瘩，影響自己提高認識;說吧，一定又會引起一些人的反感，甚至于加了“罪”。權衡之后，還是認為共產(chǎn)黨員不應隱瞞自己的觀點，不對的話，引火燒燒，也會有所進步。

　　由于父親在檢查中的申辯，致使批判會戛然而止，引起文聯(lián)機關內(nèi)一片混亂。接著，兩名造反派負責人就找父親談話，對父親說：你的檢查，我們很意外。還說有人認為這是父親新的“反撲”，是一種思潮等等。

　　父親也很意外：我的檢查是認真的，申辯的幾個問題，對以前的檢查并沒有任何的推翻，只是為了有利于弄清思想，團結同志，這樣做是允許的，應該的，必要的。聯(lián)絡站的負責人曾在批判“反動路線”動員會上，在大庭廣眾前明確講過：犯錯誤的同志可以把自己不同意的問題加以申辯，有些問題可以加以說明。難道這只是口號，而不準實施嗎?父親在心中問自己：申辯的問題，是否實事求是，是否符合事實?答案是肯定的。對申辯所引起的緊張氣氛，使父親不能理解。

　　在3月1日上午的批判會上，父親又談了自己的看法，自然又引起猛烈的批判。下午，6位造反派的負責人及骨干找父親談話，“幫助”父親端正態(tài)度。鑒于此，父親只能決定以后少說、多聽，讓交待什么就寫稿子，再三修改，照本宣讀，不說任何圈外的話。

　　父親的申辯，換來的是連續(xù)好幾天的批判和責令做第三次個人檢查。

　　對于某些人的言行，父親深感世界上危害最大的不是洪水猛獸，不是機槍大炮，而是人的“嘴”。一個不正常的心，指揮一個萬能的嘴，其害無可比擬!可畏!父親已經(jīng)看得很清楚，自己的檢查永遠不會得到那些人的滿足。

　　果然，父親再一次做了個人檢查后，一個造反派負責人看出有些人要對父親的檢查表示肯定的意見，便迫不及待地搶先發(fā)言，當頭給了父親一棒：說父親的檢查交代多數(shù)是假的;說父親這個人最會打扮自己，爭取別人同情……她的發(fā)言，讓父親渾身熱血沸騰，以極大的毅力才壓制住自己的情緒，沒讓自己“跳”起來，打定主意不要被少數(shù)別有用心的人左右自己的情緒。這位造反派一直對父親采取敵視的態(tài)度，對父親的打擊、陷害從來沒有停止過，而且是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機會來進行這樣的行為。“文革”開始后，人民文學出版社曾兩次對《艷陽天》進行了嚴格的審查，認為沒有問題，決定發(fā)行第三卷。出版社派人來文聯(lián)征詢意見，就是該人接待了來訪人員，結果不僅第三卷沒有發(fā)行，而且發(fā)行了好幾年仍在公開出售的一、二卷，也因“作者有政治問題”而在所有的新華書店下架，被出版社收回。

　　自從作為“資產(chǎn)階級反動路線”的執(zhí)行者遭受批判以來，父親的思想幾番波動。不斷挨批，不斷波動，使父親在頭腦中逐漸形成一種思想，或者說悟出一個道理：

　　我們犯了錯誤，是被批判者。我們抱什么態(tài)度?老老實實，爭取早一點過關。過什么關?過社會主義關，而不是過批判關。批判的關是容易過的，想不通的裝想通，接受不了的，假接受;不說心里話，應付搪塞，用軟磨而不用硬抗。批判總有頭，總可以混過去。

　　社會主義關，就是改造世界觀，就要觸及靈魂，要經(jīng)過“痛苦”的過程;就得下一番苦功夫、真功夫。這一關是很不容易過的，不咬牙不行，沒有信心不行，不能掌握毛主席的思想也不行：“破”同時就包括著“立”。這一關是混不過去的，今天混過去了，明天還得過。

　　如果我們能自覺這一步：我還沒有解決問題，還沒有破干凈，讓我過關我也不過;就是別人不批判了，我自己也要不斷地批判。這是真正的自覺，革命的自覺，自覺的革命。

　　我要把這次批判自己，當做一次過社會主義關!!

　　當1967年的4月馬上就要來臨時，許多人對這種沒完沒了的馬拉松式的批判已感到厭倦，批判會上的發(fā)言人已經(jīng)很不踴躍，有時原計劃開一天的會，只進行了不到半天便無法繼續(xù)下去，只好中途停止。這個時候，父親已經(jīng)是以極大的忍耐力傾聽著個別“積極分子”過火的發(fā)言，并準備聽取更過火的發(fā)言。父親只是靜靜地聽，而不能有任何行動，因為有任何的言行，都會被認定是“反動路線”的“反撲”!

　　4月5日這一天，父親的忍耐大概是到了極限，對個別人的過激言論已經(jīng)無法再忍受。在上午的批判會上，一個女造反派骨干為了把父親搞“臭”，不惜顛倒黑白，制造謠言。父親幾次打斷她的話插問。造反派的一些人很感意外。在下午的會議上，父親與幾個同造反派聯(lián)絡站持不同觀點的年輕同志不約而同地造了反。

　　第二天，聯(lián)絡站的某些人仍不甘心，還要繼續(xù)開會批判革委會，但那幾個年輕人又起來造反，才不得不中止會議。

　　從此以后，聯(lián)絡站對革委會的批判開始收斂，父親的處境也逐漸好轉。文聯(lián)內(nèi)部陸續(xù)成立一些造反組織，兩派對立的態(tài)勢越來越明顯。4月23日，父親與李學鰲成立了“紅色文藝戰(zhàn)士造反隊”，后又吸收了一些人加入。6月2日，經(jīng)過緊張的準備、醞釀，父親所在的“紅色文藝戰(zhàn)士造反隊”與另外幾個群眾組織聯(lián)合起來，成立了“向太陽革命造反兵團”，40多人的文聯(lián)有一半人成為它的成員。經(jīng)過兵團內(nèi)的選舉，父親成為兵團核心組的6名成員之一;在核心小組會上，又與馬聯(lián)玉被推舉為組長。

　　古語云：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父親雖然經(jīng)歷了持續(xù)三個多月的猛烈批判，遭受了很多磨難，卻由此避免了一場牢獄之災。1967年，中央文革小組要籌建一個文藝組，因為父親是從《紅旗》雜志社調(diào)到北京市文聯(lián)的，籌建者不僅熟悉，而且了解根底，因而父親就成了文藝組“負責人”的候選對象。在那個時期，每個人都愿意自己成為一個響當當?shù)母锩撸骷覀儾皇窃诎ぞ径罚褪?ldquo;靠邊站”了，隨時有被揪斗的危險。如果能進入中央文革的文藝組，那就等于進了保險箱，成為最革命的革命派。事物的發(fā)展總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幾個月之后，凡是調(diào)進那個文藝組的作家，都被逮捕入獄，關押了七八年之久，有的人不堪冤枉和折磨，曾經(jīng)自殺未遂。使父親免遭這場災禍的原因主要有兩個：一是，父親雖然當時感到這是一個天賜良機，也激動不已，但是并沒有被這福音沖昏頭腦，仍然保持著一個正派人的正氣和正義感，當籌建文藝組的人找父親談話時，就直言不諱地講出對運動中一些問題的看法，比如認為革命隊伍里沒有那么多“走資派”，甚至連小學校的校長、街道工廠的支書都被揪斗，等等。此言一出，立刻被認為“保皇派”思想很嚴重;先后三次談話，父親都沒有表現(xiàn)出靈活性而改變自己的觀點。二是，當“文革”剛剛開始時，就有一些人把父親納入他們將重點“整治”的對象，無奈父親的出身歷史都清清白白，在大量的作品中也沒有致命的問題可抓，只能枉費心機。如果不是這樣，那么在批判“資產(chǎn)階級反動路線”的時候，父親肯定會起來造反，成為真正的“造反派”，而不會戴上一頂“反動路線”執(zhí)行者的帽子，調(diào)到文藝組的概率也就大為增加。因為在運動初期犯過錯誤，而“保皇派”思想嚴重，父親最終被淘汰。在當時來講，父親無疑錯過了良機，受到周圍一些朋友的抱怨，因此也產(chǎn)生些許的失意感。但假設是另一種結果，那么父親的下場恐怕要比李英儒、金敬邁兩位作家更慘：父親是個重感情的人，由于很小就成了孤兒，與姐姐這個唯一的親人相依為命，苦度日月，因而對親情看得格外重，對子女的情感則更為濃厚。那個時候，我的大哥15歲，最小的我還不滿5歲，如果父親被關押在監(jiān)獄而常年無法見到我們，他會把心想碎，很難堅持到出獄的那一天。十年后，當父親再次回憶起這段經(jīng)歷時，仍感到這一次危險降到身上的可能性，要比1957年反右那次大得多!

　　無論是被聯(lián)絡站的某些人圍攻，遭受猛烈批判的時候，還是忍無可忍造了聯(lián)絡站的反以后，父親的眼界并沒有局限在文聯(lián)這一塊地方，一直也在關注著整個社會的動態(tài)，對一些想不通、看不透的現(xiàn)象和問題也從未停止過思考。

　　一次，父親到市委黨校參加斗“黑幫”大會。被批斗的都是原北京市委宣傳部和衛(wèi)生體育部的領導干部，共二十多人。父親弄不明白，這樣打倒一大片，符合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嗎?父親覺得這是個值得思考的問題，但不宜不負責任地亂講。

　　1967年4月初，全國范圍內(nèi)已經(jīng)開始公開批判劉少奇等人，不久后，父親又從過去一位同事的口中得知，外事口和其他幾個單位要一起集中火力“炮轟”陳毅。聽到這個消息，父親的內(nèi)心深感沉重，除了懷疑這個消息真?zhèn)螌﹀e，還暗暗希望陳毅的問題能屬于人民內(nèi)部矛盾，否則，中央的領導者所剩無幾了。父親覺得有些別有用心的人，總希望共產(chǎn)黨垮臺，打倒的領袖越多越好。對此，父親的心里很難受。

　　《歐陽海之歌》和《青春之歌》這兩部作品幾乎是同時提出要批判的。父親有點“蒙”了，也有些坐不住了：這兩部書都有缺點和問題，對這些應當批判，但說成是大毒草，就想不通了;《歐陽海之歌》是一部優(yōu)秀之作，如果這部作品也否定了，還有什么作品可以肯定呢?十七年小說創(chuàng)作不就成了空白?對有些人否定一切的思想，父親感到很可怕。

　　父親雖然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造了聯(lián)絡站的反，迫使某些人減緩了對革委會和父親的批判，但他們并沒有最終放過父親，仍在不斷地尋找利用一切機會進行打擊壓制，防止父親“東山再起”。因而父親的處境仍不樂觀，動輒就被說成是搞分裂，是向“造反派”進攻，是新反撲。

　　7月31日，父親收到亞非作家常設局關于參加接待巴基斯坦作家肖卡特活動的通知。聯(lián)絡站的某些人聽到這個消息，十分害怕和慌張，除了繼續(xù)在文聯(lián)內(nèi)暗地造謠生事外，還派人找到亞非作家常設局，說父親犯了執(zhí)行“反動路線”錯誤，不同意出去參加外事活動。他們背后搞的這些活動沒有得到任何結果，父親8月19日開始陪同肖卡特在北京等地參觀訪問，直到9月4日才完成任務從上海返京。

　　在父親內(nèi)心深處，極不愿看到文聯(lián)的這種兩派對立的局勢，當《紅旗》雜志有關呼吁進行革命大聯(lián)合的社論發(fā)表后，馬上召開兵團核心組會、全體會，進行研究、討論，在會議上提出了自己的想法：要革命大聯(lián)合，首先就要打倒派性。父親的想法，得到了兵團成員的贊同，于是，由父親倡議、起草了一張呼吁書：兩派都整風，解散現(xiàn)在的兩大組織，民主選舉革命籌委會。呼吁書貼了出去，在文聯(lián)引起很大震動。

　　幾天以后，父親所在的兵團——“向太陽革命造反兵團”主動宣布解散。

　　在選舉革命大聯(lián)合委員會的時候，父親又被選為委員。盡管父親極不想再擔任任何職務，但在許多人的勸說下，從大局考慮，只好接受了。

　　新成立的革命大聯(lián)合委員會包含著持各種立場、觀點的人，在實質(zhì)上是原來派性的產(chǎn)物，許多事情都是議而不決，根本無法正常開展工作，父親的美好愿望只能是一廂情愿，幾次想退出這個大雜燴的委員會，但都因種種原因沒能實現(xiàn)。

　　到了1968年6月，運動已經(jīng)進行了兩年，在一般人的感覺里，作家都應當是靠邊站等候?qū)彶榈模瑯邮亲骷业母赣H，卻在臺上一年有余。這難免會被一些人所嫉恨，同時樹立了不少對立面，幾乎每日都在這些人的盤算之中。一些人的大字報，名曰是批判別人，但實際矛頭則是對準了父親，不把父親搞倒，不搞得父親“身敗名裂”，這些人是不會善罷甘休的。父親抱著十二萬分的小心，謹小慎微，盡量避免發(fā)生問題而被人抓住辮子，在心里盼望著早日軍管，從而實現(xiàn)真正的聯(lián)合。

　　1968年8月21日，軍宣隊進駐文聯(lián)，文聯(lián)的各派組織又一次進行了“聯(lián)合”。

　　9月18日，工宣隊進駐文聯(lián)。

　　10月10日，北京市革委會決定撤銷文聯(lián)這個組織機構。

　　10月15日，父親同原文聯(lián)其他人員一起，來到西郊馬神廟的教育行政干校，開始了近8個月的集中學習和“斗批改”。

　　1969年5月31日，父親來到房山縣下放勞動，新的生活至此開始了。

　　(選自梁秋川著《曾經(jīng)的艷陽天：我的父親浩然》，團結出版社2014年1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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