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2月21日，美國總統尼克松一行抵達北京，由此正式開啟了中美之間的“破冰之旅”。當天下午，毛澤東在中南海書房會見尼克松、基辛格等人。互致問候后，毛澤東對尼克松笑談：“昨天你在飛機上給我們出了一個難題，說是我們幾個要吹的問題限于哲學問題。”“我之所以那么說，是因為我讀過主席的詩詞和講話，我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學家。”尼克松答道。在隨后的會談中，毛澤東幾次對客人表示：具體問題可同周恩來總理談，我只討論哲學。

　　2月28日，隨著中美在上海發表《聯合公報》，尼克松感言：這是改變世界的一周。毛澤東聽取匯報時對此笑稱：“是他改變了世界?哈哈。”“我看還是世界改變了他。要不，他隔海罵了我們好多年，為什么又要飛到北京來?”彼時的毛澤東，雖然已到耄耋之年，仍保持著哲人的睿智與機鋒。據基辛格回憶，毛澤東“不像多數政治家那樣，要旁人給他準備講稿，然后假裝即席講話，或者照本宣科。他輕松自如，似乎隨隨便便地引導著蘇格拉底式的對話……”在《論中國》一書中，基辛格干脆以“王者哲學家”來形容毛澤東。

　　馬克思曾說：“任何真正的哲學都是自己時代精神的精華。”重溫毛澤東的哲學思想，正確理解和運用其世界觀和方法論，不但有助于溫故知新，同時具備諸多現實意義和時代價值。誠如毛澤東所言：“哲學研究不是為著滿足好奇心，而是為了改造世界。認識世界的規律性，找到了正確的理論，為著有效地指導實踐，改造世界。”

　　唯物史觀是吾黨哲學的根據

　　在魯迅看來，“即使天才，在生下來的時候的第一聲啼哭，也和平常的兒童一樣，決不會就是一首好詩。”同樣，毛澤東的哲學思想并非與生俱來。他早年習讀“四書”“五經”，走的是傳統的孔孟之道教育路線。受母親影響，他也曾“求神拜佛”，唯心主義世界觀痕跡明顯。18歲到長沙考入湘鄉駐省中學讀書以后，毛澤東閱讀了康有為、梁啟超等人的論著，如《新民叢報》等，同時廣泛涉獵《民約論》、《法意》、《物種起源》、《天演論》等近代西方啟蒙讀物，思想發生急劇變化，成為改良派的擁護者，逐步樹立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思想。

　　“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為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十月革命幫助了全世界的也幫助了中國的先進分子，用無產階級的宇宙觀作為觀察國家命運的工具，重新考慮自己的問題。”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中，毛澤東如此寫道。俄國十月革命勝利后，他與蔡和森、何叔衡等人成立新民學會，組織開展了旅法勤工儉學等系列活動，不斷探索解救祖國危亡、解除人民痛苦的途徑，這為其思想的發展打下了堅實的社會基礎。20世紀30年代，毛澤東在同美國記者斯諾談話時，提及自己學生時代的世界觀和政治立場：“在這個時候，我的思想是自由主義、民主改良主義、空想社會主義等觀念的大雜燴。我對‘19世紀的民主’、烏托邦主義和舊式的自由主義，抱有一些模糊的熱情，但是我是明確地反對軍閥和反對帝國主義的。”

　　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兩個月后，毛澤東在長沙主辦了《湘江評論》。在創刊宣言中，毛澤東激揚文字：“世界什么問題最大?吃飯問題最大。什么力量最強?民眾聯合的力量最強。什么不要怕?天不要怕，地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軍閥不要怕，資本家不要怕。”《湘江評論(創刊號)》寄到北京后，李大釗認為這是“全國最有分量、見解最深”的刊物。同年，毛澤東作為學界代表，與湖南長沙師范教員易培基一道率領“驅逐湖南軍閥張敬堯赴京請愿團”進京上訪。此外，毛澤東還在上海見到了陳獨秀，討論了組織“改造湖南聯盟”的計劃。在此前后，毛澤東“熱切地搜尋當時所能找到的極少數共產主義文獻的中文本”，研讀了《共產黨宣言》、《階級斗爭》、《社會主義史》等著作。毛澤東后來回憶說：“到了1920年夏天，我已經在理論上和某種程度的行動上，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而且從此我也自認為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我接受馬克思主義，認為它是對歷史的正確解釋，以后，就一直沒有動搖過。”

　　1920年底至1921年初，毛澤東在致蔡和森的信中明確提出：“改造中國和世界”的方針，就是實現社會主義。他贊同蔡和森信中提出的“無產階級專政”的方法，并且要組織共產黨，以為“革命運動的發動者、宣傳者、先鋒隊、作戰部”。在對無政府主義、空想主義等理論思潮作了批判后，毛澤東認為“唯物史觀是吾黨哲學的根據”。不難看出，通過早期社會實踐活動，在學習了馬克思主義相關原理后，毛澤東完成了世界觀的根本轉變。

　　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

　　中國共產黨自1921年誕生以來，至1927年第一次大革命時期，尚處于“幼年階段”，這也是毛澤東哲學思想萌芽時期。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初，對無產階級在民主革命中的領導權問題認識不足。為此，毛澤東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一文中開宗明義：“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中國過去一切革命斗爭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為不能團結真正的朋友，以攻擊真正的敵人。”

　　在文中，毛澤東對地主階級和買辦階級、中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半無產階級、無產階級等作了分析，并指出：“一切勾結帝國主義的軍閥、官僚、買辦階級、大地主階級以及附屬于他們的一部分反動知識界，是我們的敵人。工業無產階級是我們革命的領導力量。一切半無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是我們最接近的朋友。”這是毛澤東根據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關于階級斗爭在歷史發展中的作用等基本觀點，闡明中國革命的對象、動力和任務的代表作之一，進而為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總路線初步奠定了基礎。

　　“農民問題乃國民革命的中心問題。”在組織領導安源路礦工人大罷工、主辦農民運動講習所等實踐中，毛澤東已逐漸認識到工農群眾的力量。為了清除黨內外對農民革命斗爭的責難和分歧，毛澤東于1927年一二月間，歷時三十多天，實地考察了湘潭、長沙等地的情況，寫下《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一文。毛澤東預言：“很短的時間內，將有幾萬萬農民從中國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來，其勢如暴風驟雨，迅猛異常，無論多么大的力量都將壓抑不住。他們將沖決一切束縛他們的羅網，朝著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國主義、軍閥、貪官污吏、土豪劣紳，都將被他們葬入墳墓。”

　　對于農民在鄉里造反、打倒土豪劣紳，“再踏上一只腳”，農會運動是否“過分”的問題，毛澤東強調：“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致，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所謂“過分”的舉動，在革命時期都是有意義的。

　　無論是對階級斗爭作用的分析，還是對如火如茶的農民革命運動的肯定，毛澤東都嘗試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運用于中國革命實踐中。注重調查研究，從實際出發，階級分析以及群眾路線的觀點也初步顯現，這可謂毛澤東哲學思想萌芽的體現。

　　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

　　大革命失敗后，以蔣介石為代表的國民政府宣布“清黨”，汪精衛叫囂“寧可錯殺三千，決不放過一人”，成千上萬中國共產黨人為此付出了血的教訓。在“八七”會議上，毛澤東提出了“槍桿子里面出政權”的重要思想，開展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勢力的方針在黨內也得以確立。1927年9月，毛澤東領導了秋收起義，隨后轉戰井岡山地區，實行武裝割據，開展游擊戰爭。毛澤東總結“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的方針，不但鞏固了根據地，同時發展了馬克思軍事辯證法思想。

　　險峻而豐富的革命實踐，為毛澤東哲學思想的形成創造了條件。1928年10月到1930年1月，毛澤東在戰爭環境中，總結了井岡山斗爭和各地建立紅色政權的經驗，接連寫了《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井岡山的斗爭》、《關于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等文章。他從中國是一個許多個帝國主義國家互相爭奪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出發，詳細分析了復雜的國內外矛盾，揭示了中國政治經濟社會發展的不平衡性，提出了以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工農武裝割據”思想，創新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關于武裝奪取政權的理論。

　　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毛澤東充滿豪情和信心地預示“中國革命高潮快要到來”：“它是站在海岸遙望海中已經看得見桅桿尖頭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巔遠看東方已見光芒四射噴薄欲出的一輪朝日，它是躁動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個嬰兒。”其革命樂觀主義精神可見一斑，這也一定程度上印證了毛澤東“物質可以變成精神，精神可以變成物質”的論述。

　　1930年5月，毛澤東在中央蘇區寫了《反對本本主義》(原題《調查工作》)一文。這篇文章早年在紅四軍中有油印本流傳，后來在戰爭年代失傳了。直到20世紀50年代，福建省上杭縣一位農民把自己珍藏了多年的石印本《調查工作》捐獻出來，這篇文獻才失而復得。毛澤東看到這篇文章后十分高興：失散多年的“孩子”終于找回來了!該文后來收錄于《毛澤東選集》時，毛澤東將其更名為《反對本本主義》：“這是一篇老文章，是為了反對當時紅軍中的教條主義思想而寫的。那時沒有用‘教條主義’這個名稱，我們叫它做‘本本主義’。”

　　毛澤東在《反對本本主義》劈頭提出了一個重要的命題：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以軍事為例，毛澤東一直強調在戰爭中學習戰爭，邊打邊學習。他曾說自己“教員出身，哪里學過什么軍事”，雖然后來看了《孫子兵法》、《戰爭論》、《三國演義》之類的書，但“軍事知識主要是從戰爭實踐中得來的”。第二次反“圍剿”的時候，紅軍兵少不好辦，很是憂慮。毛澤東便和彭德懷到山上跑了一天，察看地形，看了很多地方，最后，對策有了。毛澤東告訴彭德懷：三軍團全部打包抄，敵人就會垮下去。一軍團打正面，另有四軍等可以打正面或兩路。毛澤東對此的感悟是：如果不去調查研究，就每天憂愁，不知道如何打法。

　　《反對本本主義》-文嚴肅批評了“本本主義”的兩種錯誤傾向：一是“唯書”，即“以為上了書的就是對的”、“開口閉口‘拿本本來’”的傾向;一是“唯上”，即“單純建立在‘上級’觀念上的形式主義的態度”。針對這些錯誤的思想傾向，毛澤東疾呼：必須努力作實際調查，才能洗刷唯心精神。在這篇著作中，毛澤東同時提出：共產黨的正確而不動搖的斗爭策略，是要在群眾的實際斗爭過程中才能產生的。此外，毛澤東強調馬克思主義的“本本”要學習，“但必須同我國的實際情況相結合”，“中國革命斗爭的勝利要靠中國同志了解中國情況”。這些觀點構成了后來成為毛澤東思想“活的靈魂”的三個基本方面的雛形，即實事求是、群眾路線、獨立自主。基于此，《反對本本主義》一文的誕生普遍被視為毛澤東哲學思想形成的標志。

　　實踐是真理的標準，實踐高于認識

　　然而，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黨內的教條主義者對毛澤東提出種種譏諷和責難，有人給毛澤東扣上“狹隘經驗主義”的帽子，“左”傾主義者，還說“山溝里沒有馬克思主義”。受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機會主義影響，中國共產黨和革命事業遭受慘痛損失，在第五次反“圍剿”戰爭失敗后，中央紅軍不得不進行戰略轉移，于1934年10月從江西瑞金出發，開始了歷時兩年的“長征”。在長征路上，毛澤東患病躺在擔架上讀《反杜林論》等著作，他后來回憶說：我是在馬背上學的馬列主義。

　　中央紅軍到達陜北以后、特別是抗日戰爭爆發后，延安有了相對安全的環境，讀書條件相對改善，時間也較為寬裕。為了批判王明們的“左”傾教條主義，總結中國革命的經驗，毛澤東自感“工具不夠”，“因此，到延安就發憤讀書”，“作工具的研究，即研究哲學、經濟學、列寧主義，而以哲學研究為主”。斯諾在《西行漫記》一書中有這樣的描述：“毛澤東是個認真研究哲學的人。我有一陣子每天晚上都去見他，向他采訪共產黨的歷史。有一次，一個客人帶了幾本哲學新書來給他，于是毛澤東就要求我們改期再談。他花了三四夜的時間專門讀了這幾本書，在這期間，他幾乎是什么都不管了。”

　　西洛可夫、愛森堡等人著的《辯證法唯物論教程》一書，闡述了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和辯證法的規律與范疇。1936年11月起，毛澤東開始閱讀批注《辯證法唯物論教程》(中譯本第三版)。毛澤東對此書共寫了1.2萬多字的批注，用毛筆或鉛筆從頭至尾作了圈點和勾劃。此外，毛澤東研讀了《資本論》、《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等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著作。上述論著成了毛澤東哲學思想的理論淵源。如在蘇聯哲學家米丁所著《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上冊)一書中，毛澤東對書中所論“對立體一致底(的)法則”、“社會的實踐為認識底(的)標度”關注尤多，在其密密麻麻的批注中，就有“實踐是真理的標準，實踐高于認識”等字句，有些語句與他后來寫作的《實踐論》和《矛盾論》幾乎完全一致。

　　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變革梨子，親口吃一吃

　　1937年七八月間，毛澤東應邀在延安抗日軍政大學，向學員講授唯物論和辯證法。他每逢周二、周四上午到校授課，共計100多個小時，下午還參加學員的討論。備課時，毛澤東再次研讀了《船山遺書》。早在青年時期，毛澤東就“極其推崇王船山樸素的唯物主義和民族意識”。講課結束后，毛澤東有時跟人開玩笑稱：“我花了四天三夜的時間，才準備好了講課提綱，講矛盾統一法則，哪知只半天就都講完了”，“我折本了”。

　　毛澤東的講課記錄稿經過整理后，成為后來廣為流傳的《辯證法唯物論講授提綱》，共3章16節，約6萬字，第一章題為“唯心論與唯物論”，第二章題為“辯證唯物論”，第三章題為“唯物辯證法”。毛澤東把提綱中的兩節內容抽取出來加以整理，寫成了《實踐論》和《矛盾論》，并在抗日根據地流傳開來。這兩篇哲學論文后經修訂，特別是《矛盾論》作了較大改動，定稿均收入《毛澤東選集》。

　　在《實踐論》中，毛澤東侃侃而談：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變革梨子，親口吃一吃。要知道革命的理論和方法，就得參加革命。“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這種形式，循環往復以至無窮，而實踐和認識之每一循環的內容，都比較地進到了高一級的程度。這就是辯證唯物論的全部認識論，這就是辯證唯物論的知行統一觀。”《實踐論》豐富和發展了《反對本本主義》關于從實際出發，調查研究，理論和實際相結合的基本思想，闡明了毛澤東思想“活的靈魂”中實事求是的基本觀點。

　　《矛盾論》則系統論述了矛盾的普遍性與特殊性、主要矛盾與矛盾的主要方面、矛盾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爭性等命題，指出“事物的矛盾法則，即對立統一的法則，是唯物辯證法的最根本的法則”。即便打麻將，毛澤東也能從中發現對立統一的辯證法。在延安時期，他有時會與身邊的人一起“搬磚頭”(打麻將)，借以調整工作、思考節奏。毛澤東曾說：“中國對世界有三大貢獻，第一是中醫，第二是曹雪芹的《紅樓夢》，第三是麻將……你要是會打麻將，就可以更了解偶然性與必然性的關系。麻將牌里有哲學哩。”“有人一看到手上的‘點數’不好，就搖頭嘆氣，這種態度，我看不可取。世界上一切事物都不是一成不變的。打麻將也是這樣，就是最壞的‘點數’，只要統籌調配，安排使用得當，也會以劣代優，以弱勝強。相反，胸無全局，調配失利，再好的‘點數’拿在手里，也會轉勝為敗。最好的可能轉變成最壞的，事在人為!”

　　《實踐論》和《矛盾論》系統論述了馬克思列寧主義認識論和矛盾論的基本觀點，劃清了辯證唯物論和形而上學的界限，它們的問世是毛澤東哲學思想理論化與系統化標志，也是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發展和創新的階段性成果。

　　批評同志要實事求是，講點辯證法

　　百尺竿頭，更上層樓。毛澤東的哲學探索之旅隨著中國革命形勢的發展不斷推進，中國學者新近的理論成果也為毛澤東哲學思想的發展提供著養料。李達所著《社會學大綱》出版后，作者將此書寄給了毛澤東。毛澤東對這本書愛不釋手，讀了多遍，也作了三四千字的批注。1938年2月1日，毛澤東在“讀書日記”中寫道：“二十年沒有寫過日記了，今天起再來開始，為了督促自己研究一點學問。看李達的《社會學大綱》，1月17日至昨天看完第一篇，《唯物辯證法》，從1-385頁。今天開始看第二篇，《當作科學看的歷史唯物論》，387-416。”以后逐日記下了閱讀進度。3月16日記：“P831-852，本書完。”

　　毛澤東對艾思奇的《大眾哲學》，柳湜的《街頭講話》等著作也頗為關注，并專門寫信給葉劍英等人，要求他們買書捎回陜北，“作為學校與部隊提高干部政治文化水平之用”。

　　抗日戰爭爆發前不久，毛澤東獲悉艾思奇的《哲學與生活》出版后，第二次托人千里迢迢從上海買回了幾本。在閱讀過程中，他作了長達19頁約3000字的《艾著<哲學與生活>摘錄》。1937年10月，在黨組織的安排下，艾思奇等一批文化界知名人士離開了上海奔赴延安。“歡迎青年哲學家艾思奇到延安來!”的標語被刷在了土墻上。毛澤東還特地給他寫信：

　　思奇同志：

　　你的《哲學與生活》是你的著作中更深刻的書，我讀了得益很多，抄錄了一些，送請一看是否有抄錯的。其中有一個問題略有疑點(不是基本的不同)，請你再考慮一下，詳情當面告訴。今日何時有暇，我來看你。

　　毛澤東

　　“七七”事變后，毛澤東忙于軍事問題，但他仍在1938年1月12日給艾思奇寫信：“軍事問題我在開始研究，但寫文章暫時還不可能。哲學書多研究一會再寫還更好些，似不急在眼前幾天。”“有空可來談，但請在星期一星期五以外之晚上。”艾思奇收信后即來到鳳凰山麓吳家院毛澤東起居的窯洞，兩人進行了徹夜長談。歌未竟，東方白。

　　為推動領導干部研究馬列主義哲學，毛澤東在延安還組織了形式多樣的小組研討，“新哲學會”、“哲學研究會”、“六人小組”即為其中代表，參加者包括艾思奇、周揚、何思敬等諸多在延安的哲學研究者、理論工作者，討論主題涉及辯證唯物主義及毛澤東的著作等。毛澤東曾將《實踐論》和《矛盾論》的油印稿發給大家，征求意見。有一次討論散會前，毛澤東說：“大家不要走，‘既來之，則安之’嘛!今天我請客，算是對大家的感謝。”說著還向大家拱拱手。

　　抗日戰爭時期，毛澤東哲學思想進一步豐富。《論持久戰》批駁了“亡國論”和“速勝論”，為全面持久抗戰指明了方向，白崇禧將毛澤東的觀點總結為一條：積小勝為大勝，以空間換時間。1942年一二月間，毛澤東在延安分別作了《改造我們的學習》、《整頓黨的作風》、《反對黨八股》的報告，在全黨掀起整風運動：反對主觀主義以整頓學風，反對宗派主義以整頓黨風，反對黨八股以整頓文風。為了正確地解決黨內矛盾，毛澤東制定了“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針，采取“團結一批評一團結”的方式，“既弄清思想，又團結同志”。為配合整風運動，毛澤東還安排精通英文、德文、法文、意大利文的艾思奇兩個月內負責編好《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思想方法論》。期間，作家丁玲向毛澤東請教：如何批評才能使人愉快接受?為什么你在文章里批評人，人家服氣，我寫文章批評人，人家就不高興呢?毛澤東答道：“批評同志要實事求是，講點辯證法，人家有優點要肯定嘛。缺點，有幾分說幾分，要懇切，不要刻薄，你不肯定人家的優點，缺點又說得過分，當然人家不高興。”毛澤東言談中透露出來的實事求是的原則，一分為二的方法和與人為善的態度，丁玲“一輩子都記得清清楚楚”。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

　　1945年4月至6月，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延安召開。“毛澤東思想”首次寫入《中國共產黨黨章》，作為共產黨一切工作的指針。從此，毛澤東思想包括哲學思想成為了共產黨的指導思想和行動指南。及至新中國成立前夕，隨著《論人民民主專政》等著作陸續誕生，毛澤東哲學思想更加成熟，奠定了中國共產黨的理論基礎。

　　在中共“七大”上，毛澤東作了《論聯合政府》的政治報告，提出了必須實行“放手發動群眾，壯大人民力量，在我們黨領導之下，打敗侵略者，建設新中國”的政治路線。是英雄創造歷史，還是群眾創造歷史，這是區別歷史唯心論和歷史唯物論的根本問題。在毛澤東看來：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他把群眾路線的方法概括力“一切為了群眾，一切依靠群眾，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

　　“兵民是勝利之本”，“戰爭的偉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眾之中”。毛澤東曾多次告誡身邊的人：“要相信群眾，依靠群眾，只要我們認真做到這一點，群眾就會永遠和我們站在一起，做我們的銅墻鐵壁，任憑刀山火海擺在眼前，也絕不會離開我們。”在延安時，毛澤東常在茶余飯后找陜北老漢聊天，當地農戶牧羊時甚至就從毛澤東的窯洞頂上穿過。逢年過節，百姓民眾也經常來到中央機關駐地拜年、扭秧歌。魚水情深，其樂融融。

　　毛澤東還說他信“上帝”：“這個‘上帝’是誰?他就是人民，誰惹怒了‘上帝’，‘上帝’是不留情面的，他必定要垮臺。”20世紀60年代，毛澤東在回答尼泊爾教育代表團“力量源泉是什么”的提問時，坦然相告：“我已經說過，我沒有什么偉大。就是從老百姓那里學了一點知識而已。當然我們也學了一點馬克思主義。但是單學馬克思主義還不行，要從中國的特點和事實出發來研究中國問題。力量的源泉是人民群眾。不反映人民群眾的要求，哪一個也不行。要在人民群眾那里學得知識，制定政策，然后再去教育人民群眾。所以要當先生，就得先當學生。”在談到《毛澤東選集》時他也實事求是：“《毛選》哪是我一個人的著作啊，《毛選》里的這些東西，是群眾教給我們的，是付出了流血犧牲的代價的。”

　　讓哲學從哲學家的課堂上和書本里解放出來，變為群眾手里的尖銳武器

　　新中國成立后，以毛澤東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主要探索社會主義建設規律，毛澤東哲學思想繼續在生產實踐中發展。期間，毛澤東寫下了《論十大關系》、《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等篇章，將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論特別是關于社會基本矛盾的理論提高到一個新階段。《人的正確思想是從哪里來的?》等著作，則將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觀點更加明確、充實，形成了馬克思主義關于主觀與客觀、理論與實踐、認識與實際關系問題的科學理論系統。

　　毛澤東的哲學思想不但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中國化，他還將純粹的理性思辨大眾化，以民眾喜聞樂見的方式展現，毛澤東自稱“我是土哲學”。他早年在延安講授哲學時，便“深入淺出，旁征博引”，且“通俗易懂，課堂內外往往都擠滿了人”。毛澤東多次講過：要讓哲學從哲學家的課堂上和書本里解放出來，變為群眾手里的尖銳武器。如毛澤東喜愛書法，他從中發現了辯證法：字的結構有大小、疏密，筆劃有長短、粗細、曲直、交叉，筆勢上又有虛與實，動與靜，布局上有行與行間的關系、黑白之間的關系。“這一對對的矛盾都是對立的統一啊!既有矛盾，又有協調統一。”對于生死問題，毛澤東好幾次與護士長吳旭君提及，他說：“我在世時吃魚比較多，我死后把我火化，骨灰撒到長江里喂魚。你就對魚說：‘魚兒呀，毛澤東給你們賠不是來了。他生前吃了你們，現在你們吃他吧，吃肥了你們好去為人民服務。’這就叫物質不滅定律。”他還用飛機升降來類比哲學：停靠在機場代表肯定，飛上天空是個否定，再降落是個否定之否定……在論述認識由必然王國向自由王國飛躍、自由和必然、內容與形式、三個世界等命題和范疇時，毛澤東哲學思想可圈可點之處同樣隨處可見。

　　中華經典常常被毛澤東引用入哲學話題。如他用“福兮禍所伏，禍兮福所倚”來說明矛盾的轉換;用“一尺之棰，日取其半，萬世不竭”來說明無限性;“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則借喻世界充滿斗爭和平衡;“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告訴人們實踐是真理……毛澤東許多詩詞本身同樣充滿了唯物論、辯證法、認識論等哲學色彩：如“坐地日行八萬里，巡天遙看一千河”;“牢騷太盛防腸斷，風物長宜放眼量”;“世上無難事，只要肯登攀”;“天生一個仙人洞，無限風光在險峰”;“多少事，從來急;天地轉，光陰迫。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以上均已耳熟能詳、深入人心。

　　一千年之后，所有我們這些人，甚至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在內，大概會顯得相當可笑吧

　　不可否認，毛澤東哲學思想的發展曾歷經曲折，毛澤東本人也不是永遠正確。毛澤東曾說過：“人的一句話怎能項一萬句呢!一句話就是一句話，不能是一萬句，不能頂，更不能頂那么多;我的話怎么可能有那么大的力量，那不是神了嗎!這不是唯物主義，也不是辯證法，按照唯物主義的觀點，一句就是一句，不能成一萬句。”

　　美國學者施拉姆寫有《毛澤東》等著作，曾把毛澤東視為“極端唯意志論者”。“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不少地方提出了違反哲學常識的口號，“人有多大膽，地有多高產”便是其中之一。長期擔任武漢大學校長和中國哲學學會會長的李達得知情況后，認為“人有多大膽，地有多高產”的提法不科學。在毛澤東視察武漢期間，李達開門見山：“潤之，‘人有多大膽，地有多高產’這句話不通。”李達與毛澤東既是湖南同鄉，又一起參加過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交情可謂深了，說話自然不用繞彎子。毛澤東曾告知身邊工作人員，李達隨時可以見他，不得擋駕。毛澤東問明來意后，沒有正面回答：凡事都有兩重性嘛!“人有多大膽，地有多高產”，是講人有主觀能動性，人要發揮主觀能動性。李達不依不饒：人的主觀性不是無限大。毛澤東同樣堅決：在一定條件下無限大。最后兩人有些不歡而散。事后，毛澤東作了自我批評：“孔子說過，六十而耳順，我今年六十五，但不耳順。聽了鶴鳴兄(即李達)的話很逆耳。這是我的過錯。”毛澤東讓人約李達再談，并轉告“六十耳順”的話。李達聽后感慨：“還是潤之的氣量大。”毛澤東此后還多次作自我批評，帶頭承擔責任：“凡是中央犯的錯誤，直接地歸我負責，間接的我也有份，因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別人推卸責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責任，但是第一個負責的應當是我。”“在建設時期，缺乏知識，未鉆進去”，對于“大躍進”，“我也有急躁冒進”。

　　正所謂道路雖曲折，但前途光明。毛澤東哲學作為毛澤東思想的紅線和靈魂，其基本原理不會因為歷史條件的變化而失去價值。20世紀90年代，鄧小平在“南方談話”中直言不諱地說：“我讀的書并不多，就是一條，相信毛主席講的實事求是。過去我們打仗靠這個，現在搞建設、搞改革也靠這個。”毛澤東自身對功過是非、榮辱毀譽也早已看透，在不同場合他曾說道：“我是為來訪者準備的一件陳列品，我已經收到上帝的請柬。”“讓全世界人民去評論我究竟是好人，還是壞人。我這個人啊，好處占百分之七十，壞處占百分之三十就很滿足。”在同斯諾的談話中，他又表示：“人類在這個地球上的處境變化越來越快了。從現在起一千年之后，所有我們這些人，甚至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在內，大概會顯得相當可笑吧!”從這些感慨中，一位哲人的自嘲、坦率以及孤獨、無奈無不溢于言表。在批讀《辯證唯物論教程》中文版時，毛澤東曾感言：“中國的斗爭如此豐富，卻不出理論家!”每念及此，又總不免令人長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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