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寶華

　　毛主席曾親筆寫了“實事求是”四個字，后來中央黨校的同志請人用漢白玉刻好，嵌在延安中央黨校大禮堂的山墻上。1947年胡宗南進犯延安時，中央黨校被破壞，老鄉悄悄地把這四個字的刻石埋藏起來，直到1948年后，這四個字的刻石才重新放回原來的地方。

　　毛主席把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高度概括為“實事求是”。這是毛主席對馬克思主義的巨大貢獻。多年來，在我學習毛澤東思想和與毛主席的接觸中，深深地體會到，實事求是是毛澤東思想的精髓。

　　一、中央機關的任務是了解情況制訂政策

　　我到延安比較晚。我是在“一二九”北平學生運動中入黨的，“七七”事變后回到我的家鄉河南去做了三年地下黨的工作，1940年，在地方呆不住了，按照組織上的決定撤退去延安。那時，正是國民黨掀起反共高潮的時候。去延安的路不好過，在西安呆了大半個月，后來跟著南漢宸同志坐汽車到延安，分配在中央黨校學習。學了三個月，調到中央組織部工作，一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離開延安。

　　在延安期間，我在中央組織部做干事，住在楊家嶺，經常聽到傳達毛主席的講話，但和毛主席的接觸機會比較少。中央組織部在楊家嶺溝口北邊山坡上，從中央組織部山坡上平著走，可以到中央辦公廳。中央組織部把著溝口，往里面去，是中央宣傳部，再進去，是黨務研究室，黨務研究室再過去，就是毛主席的石頭窯洞。毛主席搬到棗園之前，住在楊家嶺，經常可以看到他在延河邊上或山坡上散步，后來搬到棗園，見的就少了。

　　1941年1月皖南事變后，國民黨斷絕了對我們的撥款。解放區一方面開展了大生產運動，另一方面進行了機構精減。這年11月，中央機關召開了經過精減以后的第一次全體干部大會，(我看了看，也就是百把人)，請毛主席到會講話，會議地點在中央辦公廳門口的小廣場上。會議由中央副秘書長李富春主持。這是我第一次面對面地看到毛主席，親自聽他講話。突出的印象是覺得他很樸素，很隨和。當時生活已經好轉，可毛主席還穿一件有補釘的大衣。他和大家見了面，看到門口有幾個孩子，便走過去和他們一起玩。那次會議印象最深刻的還是毛主席講話的內容。他主要是講實事求是，反對主觀主義。他要求，中央機關的干部辦事情都要調查研究，從實際出發，避免主觀主義。他說，“你們可不要小看主觀主義，主觀主義也是個主義呢!”他說，過去，我們湖南人看到外國人手里提個文明棍，穿的褲子褲縫都是直的，于是斷定外國人的腿不會打彎兒，要不為什么褲縫是直的，走路還要拿棍子呢?毛主席通過深入淺出的解釋，深刻地說明了主觀主義的危害之大。他指出，中央機關的任務就是要了解真實情況，制定正確政策。主觀臆斷不能了解真實情況。不能了解真實情況，怎么能制定出正確的政策呢?必須反對主觀主義，深入進行調查研究。毛主席講話，中央機要室的同志一般都要來作速記。這一次講話，當時沒看到有人作記錄，后來也沒有看到關于這次講話的公開或內部資料。

　　二、堅持實事求是要從調查研究做起

　　我在延安期間，聽到毛主席反復強調的就是調查研究，實是求是。要做到實事求是，了解實際情況，把馬克思主義理論同中國革命的實際結合起來，就需要進行深入的調查研究。他還說我們不了解外國，又不能到外國去調查研究，可是有外國人在延安，應該向這些人作調查研究。他當時講，印度援華醫療隊的人死的死了，走的走了(柯棣華在前線死了，另外幾個人走了)，現在還有個巴蘇華，就在延安醫院里工作，你們要了解印度的情況可以去找他。要了解印度尼西亞的情況，可以找阿里阿罕;了解日本的情況，就要找日本戰俘。那里延安辦了一個日本工農學校，前方送回來的日本戰俘都在這里學習。響應毛主席的號召，張聞天等中央領導同志都親自帶頭，真正沉下去，到農村、到工廠進行調查研究。只有王明這樣的人小病大養，他是統戰部部長，基本上不做工作。那時中央專門作了一個關于知識分子干部的決定，還有一個關于非黨干部的決定，都是中央組織部作了一番調查研究，找了很多人談話之后起草的，陳云同志也親自找了許多比較有名的從大后方來的非黨人士談話。調查研究，當時形成了風氣。總的說，毛主席提倡調查研究，對延安干部的提高有明顯效果。

　　在后期的整風審干過程中，毛主席真正貫徹實事求是的精神，制定了審干的九條方針。好多老同志尤其是從蘇區來的老同志，講起這件事情來都非常感激。蘇區肅反的時候，往往抓住以后就殺掉，肉體消滅;在延安審干中，硬是一個不殺、大部不抓。這是毛主席堅決主張的，要是依康生的意見是不得了的。講究實事求是，并且及時糾正缺點和錯誤，對柯慶施就是這樣。柯慶施的事，是康生制造的。審干一開始沒多久，高潮還沒有掀起來，楊家嶺就要開會揭發批判柯慶施，說柯慶施是暗藏的特務。根據是什么呢?在楊家嶺大禮堂的二門門背后的墻上有人用刀子刻了九個字：“柯部長是國民黨特務”。康生就根據這個。大家都講，這幾個字很可能是康生派人刻的。批判揭發柯慶施的大會是在楊家嶺中央大禮堂召開的，中央機關全體干部都參加，接著還開小會揭發批判。柯慶施這個人的嘴比較笨些，說也說不清楚。這件事后來讓毛主席知道了，馬上糾正，說揭發批判柯慶施是個錯案。大約一個多星期以后，就傳達下來，說毛主席講話了，對柯慶施不要批啦。這個印象比較深刻。

　　三、理論與實際相結合的一代學風

　　毛主席在《改造我們的學習》一文中指出：馬克思主義的態度，“就是有的放矢的態度。‘的’就是中國革命，‘矢’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我們中國共產黨人所以要找這根‘矢’，就是為了要射中國革命和東方革命這個‘的’的。這種態度，就是實事求是的態度”。他在這篇文章中，將《漢書》里提到的“修學好古，實事求是”作了古為今用的解釋，說：“‘實事’就是客觀存在著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觀事物的內部聯系，即規律性，‘求’就是我們去研究。我們要從國內外、省內外、縣內外、區內外的實際情況出發，從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規律性，即找出周圍事變的內部聯系，作為我們行動的向導。而要這樣做，就須不憑主觀想象，不憑一時的熱情，不憑死的書本，而憑客觀存在的事實，詳細地占有材料，在馬克思列寧主義一般原理的指導下，從這些材料中引出正確的結論。”這段話講得很精辟，可以說，中國革命和建設，能夠克服重重困難，最后取得勝利，正是“實事求是”的道理為干部和群眾所接受，統一了思想，變成巨大物質力量的結果。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聯系實際，是克敵制勝的法寶，是延安精神的重要內容，是從延安時期開創的一代學風，也是我們黨一貫堅持的思想路線。

　　在延安時期，重視學習，強調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必須與中國的具體實際相結合，這是最突出的特點之一。那時候，在前方沒有學習的條件。毛主席提倡，抓緊在延安這個和平環境中學習，強調高中級干部主要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經典著作，沒有文化的工農干部先學習文化知識，動員一批年青入學習技術，1941年初，中央還專門發過一個加強經濟技術工作的決定。

　　我在延安中央黨校學習的時候，鄧發是政治局委員，負責黨校和中央職工工作委員會的工作(職工工作委員會也在黨校這里)。他是個很活躍的人物。1941年1月皖南事變后毛主席有許多重要講話，毛主席講了什么，鄧發同志馬上傳達，并組織我們學習。后來我到中央組織部工作，機關也很重視學習。陳云同志是部長，他每個星期要把大家集中起來學習兩天，有什么要傳達的都是這個時間傳達。我們一共16個人，集中在一個窯洞里，圍著個長桌子學習和討論。

　　1942年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講話，中組部除王鶴壽、武競天去參加以外，干事中劉淇生(后做二機部副部長)也去參加了，他回來就給我們講毛主席講了什么。毛主席作整頓三風的報告，王鶴壽去聽了，他回來后就給我們作了傳達。這時候，直接聽毛主席講話有幾次，印象最深刻的是，毛主席在會見陜甘寧邊區勞動英雄大會上的講話。那是在楊家嶺禮堂，中央招待英雄模范人物。毛主席的這次講話后來收在《毛澤東選集》里，題目叫《組織起來》(后來大家學習這篇講話時把它叫做第二個組織起來，第一個組織起來是1927年《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里有一節題目也叫“組織起來”，也是指把農民組織起來)，主要是號召組織起來開展大生產運動，要求英雄模范人物起模范作用，即帶頭作用、骨干作用和橋梁作用。在這次會上還講了農民組織互助合作問題，講了個體經濟基礎上的集體經營，后來我們到地方上工作，組織農民互助合作，就是拿這個報告去宣傳的。

　　我們在延安學習，那是非常認真。從《共產黨宣言》學起，硬是一字一句地學。學《共產黨宣言》，是譯者柯柏年作的輔導，學《反杜林論》中《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是譯者吳亮平作的輔導。哲學是在我去延安以前學的，我沒有趕上，那是由延安一個青年哲學家和培元作輔導的(我到延安以前他在延河游泳時淹死了)。陳云同志講，學好哲學一生受用不盡。那時候，他是親自主持學哲學的。

　　從延安撤退以后，毛主席在米脂縣楊家溝講話，題目是《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是1947年底講的。接著又在晉綏干部會議上發表重要講話。這時我已被派往東北工作，東北局都及時將這些文件發給我們學習討論。學習緊密聯系實際，熱發熱賣，這邊學習，那邊就用上了。有些在工作中一直困擾著你的問題，經過學習，豁然開朗，學習效果明顯，解決實際問題。一直到毛主席提出“把革命進行到底”，這時我還在齊齊哈爾，后來到了沈陽，都是這樣學的。通過學習，確實把一大批人提高了，從思想水平、文化知識到業務能力水平，都提高了。

　　另外，那時候的延安生活比較單調。毛主席從實際情況出發，因地制宜，提倡開展一些文化娛樂和體育活動。那時由阿甲，付律衡、陶德康等有名的演員參加，組織了個平劇院。毛主席很關心，不光作了那個著名的批示，還找一些人談話。每次排出新戲，他總要去看，大家在一起看戲高興得不得了。有個人叫金紫光，是個作曲家，每到星期六晚上，他就組織幾個人敲鑼打鼓吹喇叭，號召大家一起去跳舞。雖然戰爭期間條件比較艱苦，還是盡量組織一些活動，夏天游泳，冬天滑冰，星期六跳舞、看看京戲，過年過節，跳秧歌舞，跑旱船什么的，生活比較活躍。

　　四、東北工業區要出產品出經驗出人才

　　1945年日本投降，這是大家政治生活中的大轉折。蘇聯是8月初宣布出兵，日本8月15日投降。毛主席8月13日在中央黨校大禮堂作了一次報告，我們都去聽了。毛主席講的是：《抗日戰爭勝利后的時局和我們的方針》。毛主席平時講話總是娓娓而談，這次講話卻是激昂慷慨。他在這個報告里提出了針鋒相對，寸土必爭的方針。他說，敵人磨刀，我們也要磨刀。人民得到的權利，絕不允許輕易丟失，必須用戰斗來保衛。我們當時沒有想到，毛主席會到重慶去。聽到去重慶的消息時，毛主席已經到了飛機場，大家都憂心重重，議論紛紛。毛主席坐的飛機起飛以后，少奇同志、朱老總到中央黨校大禮堂作了一次報告。總司令宣布，毛主席為了中華民族的前途，為了爭取和平，為了全局，不顧個人安危到重慶去，估計不一定會出什么大的問題，但也要從壞處著想。還宣布了毛主席離開延安以前的決定，他離開期間由少奇同志代理主席。那時候，大家的心情都十分沉重。9月中旬，我離開延安時毛主席還沒有回來。一路上，我們一天到晚打聽，擔心毛主席的安全。

　　我參加了一個到東北去的干部隊。先到張家口。12月，我到了承德。年底，到了阜新，見到林彪，把介紹信給了他，他指示：“跟著三師行動”。1月1日，進了通遼。那時，國民黨收編的土匪叫作“先遣軍”，在通遼城里，四周圍著個電網，不堪一擊。后來又隨三師到吉林前郭旗。接著是東北七千人下鄉，主要是發動群眾剿匪反霸，分日本人搞的開拓地，后來才搞土改，分地主的地。我在那里作了三年縣委書記。這時候印象最深刻的是毛主席起草的《建立鞏固的東北根據地》的指示。東北局提出，以城市為旅館，以農村為家，不把農民發動起來，站不往腳跟，就死無葬身之地。那時大家是決心深入群眾的，過一段時間回到城里開個會，碰個頭，馬上分頭下去。這幾年是緊張的幾年。一塊工作的幾個紅軍干部、新四軍干部在戰斗中犧牲了，因為我們是處在前線的縣。

　　1949年4月份，我到北平參加全國青年工作會議。那時我在黑龍江省委研究室工作，兼青委書記。4月20日，百萬大軍過江，4月21日毛主席接見。我們坐上大汽車到香山，就在香山大門口外面，毛主席坐著吉普車出來，同大家見面。主持人講，毛主席一夜沒睡了，現在要去休息，只能和大家見見面，不能講話了，由朱總司令講話。毛主席同大家招招手就走了。在香山禮堂里，朱總司令講，告訴大家一個好消息，昨天晚上，大軍已經勝利過江。這一次見毛主席，連我們都很興奮，好多第一次見到毛主席的年輕人更是高興得不得了，不愿意讓毛主席走。

　　我在東北工業部工作三年。少奇同志1949年下半年和高崗一起到蘇聯去，會見了斯大林。斯大林選派了一批經濟專家支援中國建設，派個輕工業部副部長波格達遼夫，作東北工業部總顧問。他帶一批人到東北，各個局和公司里都有蘇聯顧問。東北工業部各行各業都管，一共有10個局和公司。少奇講，毛主席說了要認真地虛心地學習蘇聯經驗。我們東北工業部那時很認真，每天晚上都要聽匯報，你們這個廠、這個局蘇聯專家提了什么建議，你們怎么執行的，每天要匯報。1949年底1950年初，毛主席到蘇聯去訪問。東北工業部管煤炭的、管電力的好幾個人跟毛主席去。毛主席在蘇聯簽訂中蘇同盟友好互助條約回來，經過東北，在沈陽給干部作了一次報告。這一次我們都去聽了，毛主席著重提出了要建設東北工業基地，東北要出產品、出經驗，出人才。當時全國的經濟秩序非常混亂，帝國主義封鎖，資本家搗亂，上海的物價一天要漲幾次。為了使東北的經濟不受關內物價不穩的影響，毛主席指示，東北的貨幣和關內的貨幣不統一，關內用人民幣，東北還是用東北幣。這樣，東北建設有個穩定的環境，就保證了東北能夠出產品，出經驗，出人才。東北工業部當時是上下動員，貫徹毛主席的指示。東北工業恢復比較快，1949年7月1日恢復鞍鋼的生產，接著恢復本溪鋼鐵廠的生產。以這個為標志，東北工業很快恢復了，發展了。

　　1952年初我到北京來參加編第一個五年計劃。那時，我是東北工業部的秘書長兼管生產和計劃。編“一五”計劃，東北是大頭。陳云、富春同志親自主持(富春從東北調來任中財委副主任，薄一波也是中財委副主任)，中央其他領導人都非常關心。朱總司令經常去參加會議，聽匯報。到1952年，我國整個國民經濟恢復到了解放以前的最高水平。這一段陳云同志真是費了勁了，他硬是用了一年時間把物價穩定下來，主要是上海。

　　五、對蘇聯的援助不要要求太高

　　1952年上半年編了“一五”計劃。1952年8月，我跟著以總理為首的代表團到蘇聯去。總理是團長，團員4個人，有陳云、李富春、張聞天、粟裕。王鶴壽、陳郁、劉亞樓、羅舜初、宋劭文等是顧問，我們這些人是隨員。這個代表團有百把人，各行各業都有人去，我當時是東北工業部的代表。稍后，東北工業部撤銷，王鶴壽任重工業部部長，我又算重工業部代表。我們在蘇聯呆了整整10個月，直到1953年6月才回來，周總理去了后，依據毛主席的意見，向斯大林講了我們面臨的形勢，包括抗美援朝的形勢和我們要開始第一個五年計劃的決定，要求蘇聯對“一五”計劃給予援助。蘇聯人要研究一下，總理就回國了，把我們這些人留下。接著蘇聯召開第十九次黨代表大會，總理又去，談了談，又回來了。蘇聯十九大后人員變動比較大，估計他們顧不了我們的事，直到1953年3月斯大林逝世以后，才開始分別談判。蘇聯計劃委員會有14個副主任，我們就分成了十幾組，分別對口談判。我當時負責冶金這個組，他們專門有一個副主任管冶金。與他們談判時，他們一天到晚追問我們的礦產資源，我們答不上來，因為我們的地質工作太粗糙，條件太簡陋，只有國民黨給我們留下的十幾臺鉆機，就是東北有一點，底子也很薄。蘇聯援助的項目基本確定以后，派宋劭文回國匯報，他那時是中財委秘書長兼計劃局長。宋助文匯報時，毛主席親自聽了。他回去給我們講，毛主席很高興，說，蘇聯已經花了這么大的力氣了，不要要求太高，可以簽字了。舉個例子說，當時我們沒有經驗，總想一口吃個大胖子，第一個五年內提出要修一萬公里鐵路，而那時全國鐵路一共也就是三萬公里，是從清朝到北洋軍閥和國民黨時期修了幾十年才修起來的，我們五年就要修一萬公里，蘇聯人聽了認為做不到。所以談判時卡岡諾維奇問我們，你說要修一萬公里，鐵路器材誰給?你們需要多少機車，多少車皮，你這些機車、車皮誰維修?電動機車少，主要是用蒸汽機車，每個車站都要有上水設備，風、水、電氣，這一套東西，怎么解決?這些問題我們一時答不上來，最后商量下來，把計劃砍掉一半，改為修五千公里，這時蘇聯才答應，覺得差不多。協定于1953年5月15日簽字，當時蘇方的談判主持人是米高揚(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兼外貿部長)，卡岡諾維奇(是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兼交通部長)、卡維爾(他是貿易部第一副部長，留美學生，后來曾到中國檢查蘇聯援建項目)參加;我們這邊是富春同志主持，宋劭文、錢志道和我參加，我是管重工業方面的，錢是管軍工的。簽了協定，完成了任務，我們就動身回國。

　　六、敢想敢說敢于，一切經過試驗

　　“一五”時期，從傳達中聽到的毛主席的講話，還是實事求是的。

　　1958年大躍進，是從南寧會議批判反冒進開始的。成都會議講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提出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成都會議討論了計劃、財政、金融、物資、商業等的體制改革問題，形成了好幾個講體制改革的文件。1958年8月召開北戴河會議，我作為冶金部的工作人員參加。會議結束以前，毛主席專門找我們談了一次。當年完成1070萬噸鋼，冶金部的部長王鶴壽向毛主席拍了胸脯，他是想借毛主席的威望把鋼鐵搞上去，后來王鶴壽專門檢討了這一條。毛主席又把幾個省市的負責人和冶金部負責人找在一起開會，王鶴壽、劉彬和我都參加了。當時劉彬是冶金部副部長，我是辦公廳主任主要管建設和計劃。毛主席找我們這些人在他的會議室里詳細地詢問了1070到底可靠不可靠，一個人一個人地問。首先問上海市副市長馬天水行不行，馬天水說，可以。接著問鞍山市委書記趙敏(已去世)行不行，說可以。又問武漢市委書記，也說行。還問了太原市委書記(他那里有個太鋼)。太原市委書記姓麻，問行不行，說可以。毛主席開玩笑說，你姓麻，隋朝大將有個麻叔謀，與你有什么關系?后來又一個一個地問主要鋼鐵基地包括重慶、北京、天津、唐山、馬鞍山，大家都說行。問到劉彬，毛主席說，你這個模樣我好像見到過，劉彬說，我是劉英的弟弟(劉英是張聞天的夫人)。毛主席說“怪不得眼熟，你管什么?”劉彬說“我管生產，我是冶金部副部長。”主席說“就看你拿主意啦”。劉彬說“可以，我們都作了計算啦。”我當時心里打鼓，估計會問到自己，得作些準備。后來問到我，說“你做什么呢?”我說我先在東北工業部，后來去蘇聯談判，回來在鋼鐵局。毛主席說：“你是經常接觸基層的，你說究竟有沒有把握?”我說：“冶金工業的生產，從礦山、冶煉、軋制到機修、運輸等等有十個環節，我們樹了十面紅旗(先進單位)，只要十面紅旗能站得住，他們的經驗能夠推廣，我看有希望。”別人講得簡單，只是拍拍胸脯，我講了十面紅旗，毛主席很注意聽十面紅旗是什么。問到王鶴壽，他說：“主席只要下了決心，我們可以動員全國的力量實現這個目標。我們認為，實現這個目標是可以的。”當時是八月，到年底只有五個月時間。最后問到薄一波同志，他是比較實事求是的，他不贊成1070，可是又不好說不贊成。他講了什么呢?他說：“主席，我建議把1070登報，登報以后，大家都看得到了，義無反顧，就會努力奮斗。”毛主席說，這是個好主意，根據你們剛才講的不是1070，是1100多萬噸，發表1070(上年是535，翻一番是1070)，那我們兜里還裝有幾十萬噸。主席的思想是留有余地，這是他一貫的主張。當時他要秘書馬上通知胡喬木，明天見報。這一次談的時間不短，總有兩個鐘頭。毛主席提出這個問題，有些不放心，所以專門開了這個會，結果大家都說行，而且報的數字超過1070，所以毛主席相信了，并在報紙上發表了。他對陳云說，1070看來還是可以的。陳云不放心，專門找王鶴壽和我去談了一次。“究竟怎么樣，你們算個細帳給我，毛主席那里不能算細帳，在我這里你們算個細帳。”我就把當時他要求的數字，現有的基礎能生產多少，新建小高爐有多少，能生產多少，生產能力都打了折扣;原來煉鋼設備能生產多少，新建小轉爐能生產多少，這也是按公稱能力打了折扣算的，今后五個月我按四個月算。這樣算了細帳，陳云認為，看起來是有希望的。后來毛主席與陳云同志談話時，陳云說，我與冶金部的同志算了細帳，看起來是有希望的。陳云同志說話向來是很慎重的。

　　這一次毛主席的談話給我的深刻印象是，他對于重大問題抓得很細，一個人一個人地問，在場的一個不拉。實際上匯報假情況的責任在我們，分明不行，卻拍著胸脯硬說行，后來總理在批評這幾個部長時就講這一條。

　　1070有個背景，就是1957年莫斯科會議后，毛主席窩了些火，要超英趕美。那時說，你蘇聯比我們強大，你超過美國去，我們選的對象是超過英國。

　　大躍進前，毛主席做了一系列解放思想的工作。他提倡敢想敢說敢干，同時又說要一切經過試驗。毛主席講了兩條，不是一條。現在大家只說解放思想，敢想敢說敢干，忘了毛主席說的一切經過試驗，是只講一面。

　　1958年8月初毛主席去北戴河召開的這次座談會，我印象非常深刻。后來冶金部的同志坐下來作檢討，我說，大躍講問題，是我們在那里唬弄毛主席。農村搞“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工業也是這樣。鞍鋼的黨委書記就寫了一首詩登在鞍山日報上：“人有多大膽，鋼有多大產，坐八百，看一千。”現在鞍鋼生產八百萬噸不成問題，但三十年前坐八百看一千，確實有些浪漫主義。后來毛主席在黨內通訊中提出，他和農村基層干部是同呼吸共命運的，農村基層干部犯了浮夸、共產、平調這些錯誤，他要負責任，而且寫了檢討，要求發到全黨。少奇同志把它壓下來沒有發，我參加了他主持的西樓會議。少奇說，毛主席的威望不是他個人的，而是全黨的，毛主席寫了檢討，發出去有好的影響，也有副作用，以不發為好，我們在實際工作中糾正。事后來看，不如發了，發了容易統一思想，毛主席都檢討了，大家還不認真地去檢查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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