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凝聚共識】毛澤東的精神遺產及其長期價值——紀念偉大哲學王誕辰120周年

　　三、毛澤東發動文革的初衷，是要避免重蹈蘇聯覆轍

　　毛澤東的一生，最受人詬病的就是他所發動的十年文革。眾所周知，毛澤東在他晚年匆匆忙忙搞了一場史無前例地文化大革命，最根本的前提就是要以蘇為鑒，使新中國避免走蘇聯的覆轍。

　　蘇聯斯大林死后，赫魯曉夫上臺，一個修正主義的官僚特權階級正式出現，他們對內壓迫人民，對外與美帝媾和搞和平共處、和平競賽、和平過渡。他們依靠對國家生產資料的管理權，獲得了遠遠高于工人群眾的貴族般的物質生活，他們還不知足，還想著搞私有化搞資本主義來壟斷生產資料所有權。毛澤東認為如此長久發展下去的結果，必然是帝國主義的和平演變戰略成功，蘇聯資本主義復辟。正如戈爾巴喬夫所說：“赫魯曉夫的經驗沒有白白丟掉。他以后的一代改革家并不是偶然地稱自己為‘二十大的產兒’的……當命運最后把我與政治結合在一起時，當我們成為國家領導人，到那些赫魯曉夫進行過活動的辦公室辦公時，他的經驗對我開始具有特殊意義”。蘇聯在1991年亡黨亡國，正是赫魯曉夫的信徒、蘇共二十大產兒們一手導演的結果。蘇聯解體后形成的六大寡頭，大多出身于蘇聯官僚特權階層，而葉利欽等人，就是他們的代理人。正如現在人所共知的，蘇聯解體的本質，是在外部美國信息心理戰的威逼利誘下，以戈爾巴喬夫、葉利欽、雅科夫列夫等為代表的蘇共官僚特權階層，發動的一場來自上層的革命。而這一切，毛澤東生前早已做出過清晰地預言。

　　而毛澤東發動文革的初衷，就是為了打擊黨內出現的官僚特權現象，是為了反修防修，是為了防止資本主義復辟，是為了保證中國國家政權永不變質，是為了防止中國走向蘇聯的老路、邪路。1964年農業機械部部長陳正人在洛陽拖拉機廠社教蹲點情況的報告中指出，“特別值得重視的是：一部分老干部在革命勝利有了政權以后，很容易脫離群眾的監督，掌管了一個單位就往往利用自己的當權地位違反黨的政策，以至發展到為所欲為。而像我們這些領導人，官僚主義又很嚴重，對下面這些嚴重情況又不能及時發現。這就是在奪取了政權之后一個十分嚴重的危險。過去我們也曾不斷檢討領導上的官僚主義，但是，究竟官僚主義有多大的危害，在我，就是從這一次比較認真地開始蹲點才逐漸明白過來的。我開始體會到，一個鞏固的社會主義企業建設的過程，只能是堅決實行無產階級不斷革命的過程，也是企業中的黨和工人階級不斷實現無產階級革命化的過程。這種過程，也必然是一個很長時期的不斷斗爭的過程。而克服我們企業管理部門領導上的官僚主義，又是促進上述過程的前提條件。”

　　陳正人在報告中還具體指出底盤車間的許多嚴重問題，例如有一個和車間領導直接聯系的貪污盜竊集團;嚴重破壞工人的政治、經濟民主權利;資產階級的思想作風和生活作風十分嚴重;在企業管理上存在著嚴重的教條主義和修正主義的影響等等。

　　毛澤東在陳正人報告中批示到：“官僚主義者階級與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是兩個尖銳對立的階級……這些人是已經變成或者正在變成吸工人血的資產階級分子”。

　　毛澤東看待問題的角度，總是和一般人不同。早在全國勝利前夕1949年3月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就十分前瞻性地指出：【敵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們的，這點已經得到證明了。資產階級的捧場則可能征服我們隊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這樣一些共產黨人，他們不曾被拿槍的敵人征服過的，他們在敵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稱號;但是經不起人們用糖衣裹著的炮彈的攻擊，他們在糖衣炮彈面前要打敗仗。我們必須預防這種情況。奪取全國勝利，這只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國的革命是偉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更長，工作更偉大，更艱苦。這一點現在就必須講明白，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

　　建國以來，為了鞏固國家政權，中國的普通民眾總是被宣傳機構告知：毛主席是光輝偉大的，毛主席所領導的各級干部們也是光輝偉大的，因為他們經歷過二十八年殘酷的戰爭的考驗，反對各級領導，就是反黨，就是反毛主席。這個結論大體上是正確的。然而，正所謂“一陰一陽謂之道”，事物總是存在反面，這就是辯證法。作為哲學王、辯證法大師的毛澤東，看問題總是與常人不同，在他看來，很多干部雖然經過了戰爭的考驗，但是在糖衣炮彈面前，可能就會敗下陣來。

　　事實也的確如此，例如1950年，中共在臺灣省的地下黨被國民黨全盤破壞，一千多干部黨員全部遇害，其主要原因就是當時中共在臺灣省的最高領導人、老臺共的骨干、臺灣省工委書記蔡乾因貪圖物質享受被捕，隨后叛變投敵。而蔡乾其實是經歷過長征的老紅軍，抗戰時還任過八路軍敵工部部長，1945年日本投降后進入臺北，但很快被花花世界所腐蝕，他為追求物質享受，竟然向臺灣一些富人炫耀自己的身份以索要贊助，并聲稱若給錢則解放后必予關照。如此腐敗作風，自然落得被捕投敵下場。與之相反的是，絕大部分基層黨員反而堅貞不屈，視死如歸。

　　假如當年蔡乾沒有進入臺灣，那么全國解放后乃至改革開放后，他很可能擔任重要的領導職務。這樣的革命意志薄弱者，肯定是官僚特權階級、資產階級自由化勢力和新自由主義勢力的重要支柱。

　　人們所熟知的《紅巖》故事的原型，其實也是一個類似的案例。正是由于癡迷于享樂與腐化，重慶地下黨市委書記劉國定、市委副書記冉益智先后叛變，這才導致江姐江竹筠等潛伏重慶的數百名共產黨人身份曝光被捕入獄，他們被敵人嚴刑拷打殘酷迫害，最后解放前夕全部被殺害。江姐在獄中寫下了滴血遺言，即“獄中八條意見”，其分別是：“1，保持黨組織的純潔性，防止領導成員的腐化;2，加強黨內教育和實際斗爭的鍛煉;3，不要理想主義，對上級也不要迷信;4，注意路線問題，不要從左跳到右;5，切勿輕視敵人;6，注意黨員、特別是領導干部的經濟、戀愛和生活作風問題;7，嚴格整黨整風;8，嚴懲叛徒、特務、漢奸。”這些《紅巖》小說中所沒有寫進的內容，才是歷史的真實。

　　如果再聯系建國初的劉青山張子善案;三反五反及后來的四清中一些官僚的特權腐敗;大躍進中一些官僚主義者搞浮夸風、共產風、男女分營、消滅家庭等等……再聯系改革開放后腐敗的泛濫已經把中國推到亡黨亡國的邊緣，我們可以發現，毛澤東晚年的憂心忡忡，絕不是杞人憂天，而是哲學王般的高瞻遠矚。毛澤東是中國共產黨及新中國的締造者，他既深知如何發揚這個組織和政權“陽”的一面，也深知其“陰”的一面的潛在危害。

　　四、哲學王也有局限性，十年文革緣何以失敗收場

　　當然，由于毛澤東對當時黨內陰暗面估計得過于嚴重，文革也由于“全面內戰、打倒一切”的失誤而徹底失敗。

　　文革之所以徹底失敗，毛澤東需要負一部分責任，在文革期間，他把一些不同意見，諸如主張分田到戶、主張發展私營經濟的干部，都視作修正主義和走資派。毛考慮的問題或許不無道理，他考慮得十分長遠，但他與很多務實性干部的矛盾，實際上還達不到敵我矛盾的程度。但是，文革之所以亂成那個樣子乃至相當程度上超出了毛的計劃之外，一方面是被一些野心家和陰謀家所利用，更主要的是中共內部各個山頭之間的內斗。

　　山頭的存在是歷史上客觀形成的，毛澤東說“黨內無黨，帝王思想，黨內無派，千奇百怪”，因此需要用正確的理論和路線，以及五湖四海的組織原則來消滅山頭和山頭主義。其實文革之前，各個山頭之間的斗爭就已經日趨激烈，例如高崗饒漱石案、粟裕被批判和整肅，再例如一貫整人的彭德懷在廬山會議上又被整肅，等等。在這種背景下，毛澤東一發動文革，各個山頭之間的內斗必然以更加激烈的方式爆發。即便沒有文革，這些矛盾和斗爭還會以其他方式存在。

　　上層有上層的山頭，基層單位里面也各有恩怨矛盾。當時中國的情況，各個層級的矛盾還沒有完全發展成剝削與被剝削，壓迫與被壓迫的程度。然而文革爆發使很多單位和地方出現這樣的局面：本來是個人之間的利益沖突，但是偏要借文革之機把對手打成走資派，以階級范疇的政治斗爭掩蓋個體之間的利益斗爭，正如權威黨史專家、中央文獻研究室副主任金沖及所指出的，【從我所接觸到的事情來看，平時所謂的恩恩怨怨，都在“革命造反”的旗號下，來一下惡性的大爆發。】

　　由此可見，文革中那陰暗丑陋的一面，本身就是人類陰暗面的集中展現。文革的歷史，是一段異常復雜的永遠剪不斷理還亂的歷史，雖然文革遭受了大部分干部和群眾的抵制，但最終還是演化成一場混戰。然而，如果進行深入研究和分析的話就可以發現，在文革期間被迫害的人，其實相當多的人是毛澤東思想甚至是毛澤東文革理論的擁護者。

　　其實，在文革后期，毛澤東也知道有“全面內戰、打倒一切”的不足，因此他糾正了文革最初三年的混亂狀態，并解放和重用了如鄧小平、李先念、粟裕等一大批老干部，乃至為陳毅、賀龍等人平反。然而，毛澤東對文革所看重的，并非其當時的成敗，而是對中國未來的長期影響。毛澤東于1966年曾對身后事做出如下預言：【事物總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準備跌得粉碎的。那也沒有什么要緊，物質不滅，不過粉碎罷了。全世界一百多個黨，大多數的黨不信馬、列主義了，馬克思、列寧也被人們打得粉碎了……中國自從1911年皇帝被打倒以后，反動派當權總是不能長久的。最長的不過20年(蔣介石)，人民一造反，他也倒了。蔣介石利用了孫中山對他的信任，又開了一個黃埔學校，收羅了一大批反動派，由此起家。他一反共，幾乎整個地主資產階級都擁護他，那時共產黨又沒有經驗，所以他高興地暫時地得勢了。但這20年中，他從來沒有統一過，國共兩黨的戰爭，國民黨和各派軍閥之間的戰爭，中日戰爭，最后是四年大內戰，他就滾到一群海島上去了。中國如發生反共的右派政變，我斷定他們也是不得安寧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為代表90%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會容忍的。那時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話得勢于一時，左派則一定會利用我的另一些話組織起來，將右派打倒。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認真的演習。……這是一次全國性的演習，左派、右派和動搖不定的中間派，都會得到各自的教訓。】

　　可見，文革在毛澤東看來，是為了應對將來反共右派政變的“一次認真的演習”，既然是認真的演習，就有走火、過火、誤傷的現象。既然是演習，雙方的勝負都不重要，關鍵是使中國的各派都得到經驗教訓，使中國人民得以成熟。有了毛澤東防修反修、反對和平演變的戰略部署，如果中國發生反共右派政變，像瓦解蘇聯蘇共那樣滅亡中共，徹底復辟資本主義，他們也必然是短命的。

　　而且，這是一場十分匆忙的準備不足的演習，其以失敗告終，也帶有一定的必然性。1965年毛澤東在毛澤東會見阿爾巴尼亞黨政代表團時說，【我的身體還可以，但馬克思總是要請我去的。事物的發展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馬克思恩格斯就沒有料到，首創的社會民主黨在他們死后，被他們的接班人篡奪領導權，變為資產階級政黨，這是不以馬克思恩格斯的意志為轉移的。他們那個黨開始是革命的，他們一死變成反革命的了。蘇聯也不以列寧的意志為轉移，他也沒有料到會出赫魯曉夫修正主義。我們這批人一死，修正主義很可能起來。……我們是黃昏時候了，所以，現在趁著還有一口氣的時候，整一整這些資產階級復辟。】可見，毛澤東的文革，是在他感覺時日不多的情況下，帶著解決長治久安這一根本性長遠問題的雄心壯志，匆忙發動起來的。

　　毛在文革發動初期，他就是準備“跌得粉碎的”。因為他知道，這件事從一開始在黨內就是支持得不多，反對的不少。在當時的情況，真正主張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反共右派自然反對毛澤東，就連許多真心信奉馬克思主義、信仰毛澤東思想的干部群眾，也對文革的爆發也大惑不解。為了打碎束縛人們的枷鎖，寧知不可為而為之，這就是哲學王的典型氣質。毛澤東的確犯了錯誤，但是其他中共領導人就不犯錯誤?對于毛的錯誤，用列寧的一句話來評價最恰當：“鷹有時比雞飛得還低，但雞永遠不能像鷹飛得那樣高。”

　　毛澤東的確是站得太高了看得太遠了，他不僅僅是超越了斯大林，甚至在某些方面超越了列寧和馬克思。社會主義政權建立后，如何從根本上穩固政權防止資本主義復辟，只有毛澤東提出并解決了這一問題。1936年蘇聯在實現工業國有化和農業集體化后，斯大林宣布蘇聯消滅了剝削階級，他在《關于蘇聯憲法草案》的報告中指出：“地主階級已經因國內戰爭勝利結束而完全消滅了。其他剝削階級也遭到了與地主階級同樣的命運。在工業方面已經沒有資本家階級了。在農業方面已經沒有富農階級了。在商品流轉方面已經沒有商人和投機者了。因而，所有的剝削階級都消滅了。”實際上，從列寧到斯大林，對蘇共中產生官僚特權階級和修正主義思潮，進而復辟資本主義的危險一直沒有高度重視。赫魯曉夫在斯大林生前十分無恥地吹捧和奉迎斯大林，并且是大清洗錯誤的主要執行人和責任人之一。然而，斯大林死后不久，赫魯曉夫手中掌握了大權，就開始妖魔化斯大林，并將自己當年的錯誤和罪行全部扣在斯大林頭上。蘇共領導權長時間被赫魯曉夫、戈爾巴喬夫、葉利欽等官僚特權階級和修正主義分子的代理人所把持，這跟斯大林生前對官僚特權階層復辟資本主義的危險缺乏警惕有直接關系。

　　中共建國后對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的理解深受蘇聯影響。因此，當新中國進入六十年代，社會主義改造早已完成，毛澤東提出黨內可能產生吸工人血的官僚特權階級即資產階級時，絕大部分干部感到無法理解。文革爆發前，毛澤東一手所創建的國家政權雖然已經出現了某些腐敗和變質跡象，但是仍然是中國有史以來最廉潔最有效率的政權，并得到了廣大人民的真心擁護。當毛澤東決定對這個國家政權進行重新革命和改造并號召群眾起來造反時，命運已經注定大部分人民群眾當時也不可能真正認同和擁護文革。

　　哲學王也是人，而不是萬能的造物主。是人就有局限性。就會犯錯誤。正如柏拉圖所說的，見到陽光、看到世界實相的哲學王返回洞穴去拯救囚徒們時，他干擾了囚徒們已經習慣了千年的生活，他可能給囚徒們帶來不安和混亂，他自己也可能被囚徒們殺死。

　　五、文革理論，不能等同于毛澤東防修反修、反和平演變的理論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啟了改革開放的偉大征程。正是此次全會的公報指出：【對于文化大革命，也應當歷史地、科學地、實事求是地去看待它。毛澤東同志發動這樣一場大革命，主要是鑒于蘇聯變修，從反修防修出發的。至于實際過程中發生的缺點、錯誤，適當的時候作為經驗教訓加以總結，統一全黨和全國人民的認識，是必要的，但是不應勿忙地進行。】

　　在十一屆三中全會閉幕式上，鄧小平發表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講話，其中對于文革問題高瞻遠矚地指出：【關于文化大革命，也應該科學地歷史地來看。毛澤東同志發動這樣一次大革命，主要是從反修防修的要求出發的。至于在實際過程中發生的缺點、錯誤，適當的時候作為經驗教訓總結一下，這對統一全黨的認識，是需要的。文化大革命已經成為我國社會主義歷史發展中的一個階段，總要總結，但是不必匆忙去做。要對這樣一個歷史階段做出科學的評價，需要做認真的研究工作，有些事要經過更長一點的時間才能充分理解和作出評價，那時再來說明這一段歷史，可能會比我們今天說得更好。】

　　1981年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進一步具體指出：【一九六六年五月至一九七六年十月的"文化大革命"，使黨、國家和人民遭到建國以來最嚴重的挫折和損失。這場"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同志發動和領導的。他的主要論點是：一大批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已經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里和文化領域的各界里，相當大的一個多數的單位的領導權已經不在馬克思主義者和人民群眾手里。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在中央形成了一個資產階級司令部，它有一條修正主義的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在各省、市、自治區和中央各部門都有代理人。過去的各種斗爭都不能解決問題，只有實行文化大革命，公開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發動廣大群眾來揭發上述的黑暗面，才能把被走資派篡奪的權力重新奪回來。這實質上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政治大革命，以后還要進行多次。……"文化大革命"的歷史，證明毛澤東同志發動"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論點既不符合馬克思列寧主義，也不符合中國實際。這些論點對當時我國階級形勢以及黨和國家政治狀況的估計，是完全錯誤的。】

　　簡而言之，改革開放后的黨中央認為，毛澤東發動文革的初衷是好的，但毛澤東的文革理論及其指導下的實踐，是完全錯誤的。毛澤東的文革理論，就是認為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已經混進黨政軍內，甚至上至中央下至地方都有其代理人，因此過去各種斗爭手段都不能解決問題，必須發動人民群眾進行全面奪權斗爭。文革理論為何錯誤呢?決議指出，【"文化大革命"所打倒的"走資派"，是黨和國家各級組織中的領導干部，即社會主義事業的骨干力量。】因而，【它根本不是"亂了敵人"而只是亂了自己，因而始終沒有也不可能由"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

　　然而，毛澤東的文革理論，不等同于他的晚年思想，不等同于他的反修防修理論，不等同于他的反和平演變理論，不等同于他反資本主義復辟的理論，也等不同于他的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和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斗爭理論。文革理論，是毛澤東晚年將其反修防修理論、反和平演變理論、反資本主義復辟理論和馬克思主義階級斗爭理論在特定時段的中國極端化夸大化的產物。文革理論錯誤，并不意味著毛澤東晚年思想全錯了，也不意味著毛澤東發動文革的出發點和動機也錯了，更不意味著反修防修理論、反和平演變理論、反資本主義復辟、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階級斗爭理論及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也錯了。

　　文革最大的失誤，就是毛澤東夸大了黨內存在的陰暗面，并拋開黨委和法律，采取革命的方式進行解決，把中國引入了天下大亂，一些陰謀家開始興風作浪，而中國遲遲沒有達到天下大治。但這并不意味著當時黨內不存在陰暗面，也不意味當時不應解決這些陰暗面。對此，《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說：【對于黨和國家肌體中確實存在的某些陰暗面，當然需要作出恰當的估計并運用符合憲法、法律和黨章的正確措施加以解決，但決不應該采取"文化大革命"的理論和方法。】

　　當然，《決議》也延續了斯大林的論斷，認為中國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后不會再出現資產階級：【在我國，在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政權建立以后，尤其是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剝削階級作為階級已經消滅以后，雖然社會主義革命的任務還沒有最后完成，但是革命的內容和方法已經同過去根本不同。】斯大林的觀點和毛澤東觀點究竟誰更正確，后來蘇聯亡黨亡國的歷史，已經給了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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