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毛澤東離開我們，已經37年。在其身后，爭議不斷。爭議聚焦于兩點：一為“文革”;一為“三年困難時期”所謂“非正常死亡”的問題。茲分別作評析如下。

　　中國官方已有正式文本，將“文革”完全、徹底否定。而反毛者得此“上方寶劍”，更是有恃無恐、肆無忌憚，對之口誅筆伐，無所不用其極。然而，這并不是在“理性”地科學地討論問題，因而并沒有從根本上動搖此理論和實踐。值得注意的是，中華網毛澤東紀念館里，人民群眾給毛澤東獻上的花，已經超過一億。由此可知，毛澤東是多么深得民心，即使在他身后;再看看網上各位名人的紀念館，稍作比較，也就不難明白，什么叫“公者千古，私者一時”。一時字面上或話語上(包括通過特意打造的所謂“民調”)的造勢或聲勢，終究是經不起實踐和歷史的檢驗的。為什么毛澤東如此深得民心？這是那些死硬的反毛的好漢們永遠解不開的一個“謎”。

　　話說回來。如果真是科學地討論“文革”------準確地說，應是討論毛澤東晚年的、為毛澤東自己界定為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和實踐的是非曲直，那就應該從此一理論和實踐的基本依據入手。這才是“理性”的科學的方法。撇開此一基本依據，抓住“文革”中負面現象，不做具體分析就來個全盤否定，是得不出科學結論的。

　　什么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和實踐的基本依據?

　　毛澤東指出：“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階段。在社會主義這個歷史階段中，還存得在著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存在著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斗爭，存在著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在一九六二年八月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和九月黨的八屆十中全會上的講話》，轉引自一九六七年第十期《紅旗》雜志-------以下簡稱“三存在”)這就是毛澤東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和實踐的基本依據。這個基本的依據是否站得住腳、經得起實踐和歷史的檢驗呢?

　　如果現在的中國社會，根本沒有兩極分化、貧富懸殊、信仰失落、道德滑坡、貪污腐敗、黃賭毒黑愈演愈烈等等觸目驚心的現象，而是一片清明、和諧的盛世景象;我將舉雙手贊成，把這種理論和實踐完全徹底地埋葬掉。如果真是這樣，人民群眾早就把它送進歷史垃圾堆了，根本用不著“精英”們搜索枯腸、絞盡腦汁、千方百計、無所不用其極地抹黑它、把它妖魔化了。不幸的是，它是一個無法否認的最基本的事實。這一基本事實又反映出，在現在的中國社會，確實“存在著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存在著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斗爭，存在著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

　　面對現實，近來又出現了一種說法：承認毛發動“文革”“出發點無可厚非”，是為了反修，為了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為了保證中國不變顏色：但是，認為它“尋找的道路是錯誤的”。這就是所謂的“道路錯誤論”。如果這里所謂的“道路”，是指“文革”中出現的一些負面現象，特別是階級斗爭嚴重擴大化問題，應該說是言而有據的，雖然它并不是對“文革”的全面的中肯的評價。毛自己說的“打倒一切”，應該就是主要指“階級斗爭嚴重擴大化”的問題。錢學森說：“‘文革’中我們都是受保護的，沒有周總理的保護，恐怕我這個人早就不在人世了。”(《沒有總理保護恐怕我早不在人世了》，來源：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 作者：錢學森。)像錢學森這樣忠于毛澤東思想、一心為祖國、為人民、為國防事業做出卓越貢獻的世界級大科學家，還需要頂級的特殊保護才能幸免于難，可見當時的“打倒一切”已經達致何等的廣度和深度。這的的確確是應該認認真真總結的深刻的沉痛的經驗教訓。如果沒有階級斗爭嚴重擴大化的問題，毛親自發動和領導的“文革”，也許就不會以悲劇收場。但是，為了真正總結經驗教訓，我們還必須指出事情的另一面。反毛的學者王康說：“毛澤東時代真正傷害的，除了舊中國的地富反壞之外，就是知識份子、學術權威、黨內走資派，佔人口大多數的工人和農民沒有被傷害。”(王康：《“習近平薄熙來真的服了毛澤東”》，《明鏡新聞網》，時間：2013-11-27 02:21 )雖然這里說的并不那么準確，但從中也可以看出，所謂的“打倒一切”，是有特定范圍的。我們不能在反“擴大化”時，又搞“擴大化”;不能“一種傾向掩蓋另一種傾向”，以“擴大化”反“擴大化”。現在，有些跳得很高的反毛好漢們口口聲聲說，毛犯下了“反人類”的“罪行”。其實，它們跳得越高，越是說明，在其心目中和靈魂深處的所謂“人類”，是把占人口絕大多數的工人、農民排除在外的，實質上是把人民群眾當作了“垃圾入口”。于是，這里就產生了一個很有“趣”的問題，究竟是誰“反人類”?千秋功罪，是由人民、而不是貴族老爺們(包括一些精神貴族)評說的。

　　話說回來，如果“道路錯誤論”說的“道路”是指由上述“三存在”出發，進而合乎邏輯地把“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作為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主要對象”，認為這是一條“錯誤”的道路;那就錯了-----因為它違背一個最基本的事實。與上述說法恰恰相反，這正是毛澤東晚年的理論建樹和革命實踐最光輝的亮點，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劃時代的新發展、新貢獻。

　　前些年我回大陸，聽到一個真實的故事。一位教授家里水管壞了，請一位工人來修。修好后工人說了一段話：“共產黨的旗幟上就兩樣東西：斧頭、鐮刀。現在就是拿這兩樣東西的人日子最不好過。教授，你說說這是為什么?“教授無言以對。再聽聽鄧小平自己怎么說。1993年9月16日鄧小平與其弟鄧墾的談話，其中講“我們講要防止兩極分化，實際上兩極分化自然出現”。(《鄧小平年譜》下卷第1364頁)現在，有哪一個反毛的好漢敢于公開站出來宣稱：在現在的中國，根本沒有兩極分化、貧富懸殊、信仰失落、道德滑坡、貪污腐敗、黃賭毒黑愈演愈烈等等觸目驚心的現象?有哪一個反毛的好漢們敢于公開站出來宣稱，在現在的中國，根本不存在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不存在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斗爭，不存在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即使推出一百個文本，宣稱這個“三存在”純屬“子虛烏有”，也改變不了它是一個最基本的事實的一絲一毫;就像教庭無論發出多少文告，宣稱太陽圍繞著地球轉，把所有認為地球圍繞著太陽轉的人統統抓起來殺掉燒成灰燼也改變不了地球圍繞著太陽轉的事實一樣。如果有人硬要跳出來作這樣的表演，只會被永遠地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目前中國社會的種種令人觸目驚心的嚴酷事實，正說明了一個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的遠見卓識。他，就是毛澤東。有的元老在其暮年沉痛地說，“毛主席比我們早看了五十年。”良有以也。

　　事情就是這樣：如果承認上述 “三存在”是事實，那就不應該完全徹底否定“文革”;如果完全徹底否定“文革”，那就必然否認“三存在”。二者必居其一。折衷調和的道路是沒有的。而承認不承認“三存在”，對 “文革”是采取“一分為二”的科學分析態度，還是采取“一棍子打死”的態度，不僅僅是一個如何評價毛澤東(特別是其晚年)的是非功過問題;從哲學上講，乃是辯證唯物主義與主觀唯心主義、歷史唯物主義與歷史唯心主義的分水嶺。

　　二

　　反毛的好漢們，據說掌握了一件“超級武器”、“殺手锏”，足以在政治 上、道德上置毛澤東于死地。這就是“三年困難時期”所謂的人口“非正常死亡”(據現在有的學者研究，準確的說法應該是“營養性死亡”)問題。在本文往后的敘述和評析中，將會一步一步地揭開迷霧，還原事實真相，也可以說是正本清源吧。現在，讓我們先從“三年困難時期”大量人口“營養性死亡”的現象開始討論。

　　凡是從那個時代過來的人大約都知道，那是一個許多人都勒緊褲腰帶的時期，據現在一些資料披露，連毛自己的身體都有些浮腫。當時“吃不飽”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浮腫病也是普遍現象，但“營養性死亡”卻不是普遍現象-------至少在城市里是這樣。我的父親本是一位愛國的有貢獻的地質學家(冤案平反后的評價)，當時戴有“歷史反革命”帽子，因為生活在城市，就沒有“營養性死亡”。政府為消除營養性浮腫病，作了很大努力。我的另一半當時在一家國營藥廠中心研究室工作。廠里日夜加班，全力以赴，就是為了生產一種治療浮腫病的藥品----水解蛋白。“營養性死亡”主要出現在農村。問題是，許許多多親眼見到“營養性死亡”者，所見都是一家一戶一村一鄉甚或一縣，怎么會得出全國性的“營養性死亡”的人口數據?這主要是從人口統計數據的變動上計算出來的。得出“三年困難時期”大量人口“非正常死亡”的結論的，大多是這樣計算出來的。其中有政治上別有用心者借題發揮，肆意歪曲夸大，但也不盡然。那么，這統計數據是否有問題?或問題出在哪里?感謝一位治學嚴謹的學者，他給我們解開了這個“謎”。請看他的研究成果：

　　“餓死三千萬”不是事實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2013年8月23日第492期 作者：孫經先

　　最近30年來，國內外廣泛流傳著我國三年困難時期“餓死三千萬”的重大謠言。這一說法被一些人看成是“歷史的定論”，被寫進了許多專著和文獻，并且在全社會廣泛流傳。那么，事實的真相又是什么呢?

　　1983年，國家統計局公布了1949—1982年我國每年的戶籍統計人口數據。這一數據顯示我國三年困難時期出現了人口統計數字大幅度減少的情況，其表現為1960—1964年間我國人口總數在扣除了人口自然增長(由人口出生和死亡產生的增長)后異常減少了2644萬人，其中最突出的是1960年比1959年凈減1000萬人。

　　這一時期我國人口統計數據產生這一大幅度減少的真實原因長期以來一直沒有搞清楚。一些人就把我國人口統計數據的這一大量異常減少解釋為是由三千萬以上的人非正常死亡造成的，這樣就出現了“餓死三千萬”的說法。

　　為了揭露“餓死三千萬”的荒謬性，就必須對這一期間我國戶籍統計人口數量大幅度減少的真正原因作出正確、符合實際的分析。從2010年下半年開始，筆者用了整整三年的時間對這一問題進行系統研究，得到了以下幾個基本結論。

　　第一個基本結論：在1959年底以前，由于工業發展的需要和“大躍進”運動的發動，我國出現了從農村到市鎮的人口大遷移，至少有3000萬以上農村人口遷移到市鎮。在這一過程中產生了重報虛報戶籍人口1162萬人，即這些人雖然已經遷移到市鎮并辦理了戶籍登記手續，但是他們并沒有在原籍農村注銷戶籍(他們在市鎮和農村同時擁有戶籍)。

　　第二個基本結論：在1959年以前，由于戶籍管理制度不健全，在我國(主要是廣大農村地區)存在著較為嚴重的死亡漏報現象。根據1953年和1957年兩次抽樣調查的結果，可以估計出我國這一期間產生的死亡漏報人口約為750萬，即有750萬人在1959年以前已經死亡，但沒有進行死亡登記注銷戶籍。

　　由于以上兩方面原因，造成我國1959年底的戶籍統計人口總數中，存在著應注銷戶籍人口1912萬，占當時全國人口總數的2.84%。

　　山東省的情況證實了上述結論。山東省在1959年底進行了一次農村人口普查，發現全省存在應注銷戶籍人口152萬人。如果按照山東省的比例，全國存在的應注銷戶籍人口數應為1890萬。這與我們研究得到的數字(1912萬)是非常接近的。這一事實證明了我們的研究結論是符合實際的。

　　第三個基本結論：我國在1960年前后進行了實施《戶口登記條例》的工作，1964年進行了全國第二次人口普查，上述虛假戶籍人口1912萬的戶籍在這兩次戶籍整頓活動中被注銷。

　　第四個基本結論：由于我國經濟出現重大困難，在1960年到1963年間開展了大規模精簡市鎮人口運動，3000萬以上的市鎮人口被精簡返回農村。在這一過程中產生漏報戶籍人口數1482萬人，即這些人從市鎮被精簡并注銷戶籍，但他們沒有及時在農村辦理戶籍遷入手續，成為沒有戶籍的人(這些人口在1965—1979年間重新登記了戶籍)。

　　由于以上第三個和第四個基本結論所敘述的原因，造成1960—1964年間我國戶籍統計人口(不考慮自然增長)減少了3394萬(其中1162萬重報虛報戶籍人口被注銷、750萬死亡漏報人口被注銷、1482萬漏報戶籍人口)。這是我國這一期間戶籍統計人口數大量減少的真正原因。這些減少都僅僅是統計數據數字的減少，并不是這一時期實際人口的真實減少。這些減少與這一期間我國實際人口的變化沒有關系，更不是由人口非正常死亡造成的。

　　以上事實充分證明，國內外一些人把這一減少解釋為是由三年困難時期“餓死三千萬”造成的，是完全錯誤的。

　　在“餓死三千萬”這一說法的傳播過程中，以科爾教授為代表的國外一些學者的研究、國內某課題組的專門研究，以及楊繼繩、金輝、曹樹基、丁抒等人的所謂研究起了極為重要的作用。其中楊繼繩等人所謂研究的實質就是把由于各種復雜原因造成的我國(或各個地區)三年困難時期人口統計數據的減少，全部解釋為是由人口非正常死亡造成的。

　　我們從學術的角度對上述所有這些研究逐一進行了分析，發現這些研究都存在著重大的學術錯誤，因此他們的觀點都是不能成立的。

　　三年困難時期，我國一些地區確實出現了“營養性死亡”現象,并且在以河南省信陽專區為代表的極少數地區，這種問題還非常嚴重。我們利用幾種不同的方法對三年困難時期我國的“營養性死亡”人數進行了估算，估計出這一時期的“營養性死亡”人數在250萬以下。

　　這里所說的“營養性死亡”主要指的是營養性疾病(浮腫病等)死亡、營養性疾病合并其他疾病死亡，也包括“完全性饑餓死亡”(即“餓死”)。在上述“營養性死亡”的數字中，“餓死”(完全性饑餓死亡)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

　　在研究中，我們專門查證了我國這一時期死亡率最高的600多個縣的地方志和其他大量資料，查證的結果證實了我們的這一估算是比較符合實際的。

　　站在今天的角度看，那三年間出現250萬人“營養性死亡”，既是天災，也是人禍，歷史的教訓值得深刻汲取;但是，片面地、無端地夸大非正常死亡人數，并不是嚴謹的學風，更無助于正確地總結歷史的經驗教訓，堅定今日的前行方向。

　　對于孫經先教授的上述結論，當然可以質疑。例如，孫教授說，“1960—1964年間我國戶籍統計人口(不考慮自然增長)減少了3394萬(其中1162萬重報虛報戶籍人口被注銷、750萬死亡漏報人口被注銷、1482萬漏報戶籍人口)。這是我國這一期間戶籍統計人口數大量減少的真正原因。這些減少都僅僅是統計數據數字的減少，并不是這一時期實際人口的真實減少。”如果提出質疑，就應該有的放矢，用事實和可靠的數據證明當時的戶籍統計如何完全“正確”，根本沒有孫經先說的那些問題。但是，沒有，連公開站出來說明當時的戶籍統計如何完全“正確”、根本“沒有問題”的勇氣都沒有。如果回避問題的這一要害，“顧左右而言他”，一味地謾罵，除了證明自己的理屈詞窮，還能說明什么?

　　三

　　話說回來。 即使當時“營養性死亡”的人口只有數百萬，也是非常令人痛心的，應該認真汲取這一非常沉痛的經驗教訓。首先應該從主觀上找原因。下面所引邱會作提供的親身經歷的第一手資料，可供參考：

　　一九四九年我是率領四十五軍(史注：時邱任該軍政委)參加解放廣西的，在廣西剿匪的整個戰役中，我又同他們一起工作了一年多時間。一九六〇年五月間(史注：邱時任總后勤部部長)廣西橫縣的駐軍給我發了一個電報，稱政府機關因饑餓不能工作了，要求借軍糧幾萬斤，我特將電報呈周總理批示，為了掌握第一手材料，總理讓我親自秘密去看一下。

　　我是直接到廣西貴縣由駐軍派車到橫縣去的，在隨行卡車上帶有數千斤糧食。我到達橫縣時，正是群眾做晚飯的時候，但所看到的情況有些凄涼，家里冒煙的都很少。我見到縣委書記的時候，他躺在床上起不來了，祗是有氣無力地向我作揖流淚，他祗伸出四個指頭，意思是四五天沒有吃飯了，我立即要人去車上搬下糧食，熬了兩三鍋稀飯，并端給他們每人一碗。多數人喝了稀飯之后不久，就能坐起來說話了。

　　由于周總理交代，我是秘密去的，不同自治區黨委聯系，也不公開露面，祗是親眼看一下情況。第二天，縣委書記的身體繼續好轉，我同駐軍的師政委和縣委書記到城外附近的各村莊看了一下。幾乎村村都有餓死人的，每家每戶家里都有病人，大家吃的多數都是青菜葉、樹葉，一粒米也見不到。我問：“你們家的糧食哪里去了?”他們回答說：“我們家里就沒有放過糧食，收到的糧食都交給食堂，大家早都吃完了。”我們又問：“現在食堂還管飯嗎?”回答說：“要有人管飯，就不會餓成這個樣子了。”

　　當天的晚上，縣委書記和其他幾個干部同我們談了全縣的災荒情況，他們說：根據現在已經知道的情況，全縣餓死的人，大約在一千人左右，但是每天都還在死人，數字很難掌握得準確。我問縣委書記，你們為什么不報告，不想辦法搞糧救災，連黨政機關都餓死人了!縣委書記以沉重的心情說，我們是一九五八年的“衛星縣”，宣布糧食增產一倍，一年的糧食夠三年吃，其實根本沒有那回事。另外在食堂集體吃飯，無計劃，無節制，今年的春節就把糧食吃完了，食堂也垮掉了。上面不準我們報災情，說是要保護“衛星縣”的名譽;全縣有三分之一以上的生產隊確實是豐產了，豐收的生產隊現在都戒備森嚴，不準向外運糧食，為了糧食問題，已經有些生產隊之間進行械斗，根本不會互救。

　　我們向縣委書記提出：應當立即向地委如實報告災情，不要再保留“衛星縣”的虛名了，否則就要犯大罪了。由于我的目的是了解情況，第三天就回北京去了。

　　---------《邱會作回憶錄》(上)第319-320頁

　　邱會作提供的上述情況，說明當時出現的大量“營養性死亡”現象，自然災害是一個重要原因，但不是主要原因，主要是浮夸風造成的嚴重惡果。哪里的浮夸風愈是嚴重，哪里的“營養性死亡”現象就愈嚴重，并不限于現在人們熟知的信陽專區以及皖、魯、豫等省。現在的問題是：當時退居二線的毛澤東知道不知道這個情況?如果知道，他又是如何應對的?

　　請看毛澤東1959年4月寫的一封信：

　　省級、地級、縣級、社級、隊級、小隊級的同志們:

　　我想和同志們商量幾個問題，都是關于農業的。

　　第一個問題，包產問題。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在春耕。包產一定要落實。根本不要管上級規定的那一套指標。不管這些，只管現實可能性。例如，去年畝產實際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產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實在辦不到，有何益處呢?又例如，去年畝產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績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說，不可能的。

　　第二個問題，密植問題。不可太稀，不可太密。許多青年干部和某些上級機關缺少經驗，一個勁兒要密。有些人竟說愈密愈好。不對。老農懷疑，中年人也有懷疑的。這三種人開一個會，得出一個適當密度，那就好了。既然要包產，密植問題就得由生產隊、生產小隊商量決定。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無用，而且害人不淺。因此，根本不要下這種死硬的命令。省委可以規定一個密植幅度，不當作命令下達，只給下面參考。此外，上面要精心研究到底密植程度以何為好，積累經驗，根據因氣候不同，因地點不同，因土、肥、水、種等條件不同，因各種作物的情況不同，因田間管理水平高低不同，做出一個比較科學的密植程度的規定，幾年之內達到一個實際可行的標準，那就好了。

　　第三個問題，節約糧食問題。要十分抓緊，按人定量，忙時多吃，閑時少吃，忙時吃干，閑時半干半稀，雜以番薯、青菜、蘿卜、瓜豆、芋頭之類。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緊。每年一定要把收割、保管、吃用三件事(收、管、吃)抓得很緊很緊，而且要抓得及時。機不可失，時不再來。一定要有儲備糧，年年儲一點，逐年增多。經過十年八年奮斗，糧食問題可能解決。在十年內，一切大話、高調，切不可講，講就是十分危險的。須知我國是一個有六億五千萬人口的大國，吃飯是第一件大事。

　　第四個問題，播種面積要多的問題。少種、高產、多收的計劃，是一個遠景計劃，是可能的，但在十年內不能全部實行，也不能大部實行。十年以內，只能看情況逐步實行。三年以內，大部不可行。三年以內，要力爭多種。目前幾年的方針是:廣種薄收與少種多收(高額豐產田)同時實行。

　　第五個問題，機械化問題。農業的根本出路在于機械化，要有十年時間。四年以內小解決，七年以內中解決，十年以內大解決。今年、明年、后年、大后年這四年內，主要依靠改良農具、半機械化農具。每省每地每縣都要設一個農具研究所，集中一批科學技術人員和農村有經驗的鐵匠木匠，搜集全省、全地、全縣各種比較進步的農具，加以比較，加以試驗，加以改進，試制新式農具。試制成功，在田里實驗，確實有效，然后才能成批制造，加以推廣。提到機械化，用機械制造化學肥料這件事，必須包括在內。逐年增加化學肥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

　　第六個問題，講真話問題。包產能包多少，就講能包多少，不講經過努力實在做不到而又勉強講做得到的假話。收獲多少，就講多少，不可以講不合實際情況的假話。對各項增產措施，對實行八字憲法，每項都不可講假話。老實人，敢講真話的人，歸根結底，于人民事業有利，于自己也不吃虧。愛講假話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總是吃虧。應當說，有許多假話是上面壓出來的。上面一吹二壓三許愿，使下面很難辦。因此，干勁一定要有，假話一定不可講。

　　以上六件事，請同志們研究，可以提出不同意見，以求得真理為目的。我們辦農業工業的經驗還很不足。一年一年積累經驗，再過十年，客觀必然性可能逐步被我們認識，在某種程度上，我們就有自由了。什么叫自由?自由是必然的認識。同現在流行的一些高調比較起來，我在這里唱的是低調，意在真正調動積極性，達到增產的目的。如果事實不是我講的那樣低，而達到了較高的目的，我變為保守主義者，那就謝天謝地，不勝光榮之至。

　　毛澤東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如果沒有成見、偏見，大概都會體會到如下幾點;

　　 第一， 會驚訝于毛如此體察下情，可以說對當時農村中出現的問題，了如指掌，不能不佩服其調查研究功底之深厚，確實是很值得我們學習的。

　　 第二， 會感受到他糾正錯誤、解決問題的決心之大。特別是他采取一竿子插到底的方式，由最高端的中共中央主席直接把自己的意見傳達到最基層的“小隊級同志們”。這種做法，實為建國以來未曾有過的。可以說是“情況明、方法對、決心大”的典范。

　　 第三， 如果中共能夠在毛這封信的基礎上統一認識，心往一處想，勁往一處使，一線二線，步調一致，領導全國人民，萬眾一心，眾志成城，共同向浮夸風作斗爭，相信“三年(1959--1961)困難時期”“營養性死亡”現象，包括邱會作1960年5月在廣西橫縣所看到的慘象，即使不能完全避免，也會減至最低。

　　可是，問題遠沒有這么簡單!

　　四

　　1962年中共召開了著名的七千人大會，著手總結經驗教訓。據《中國共產黨新聞網》提供的資料《七千人大會(1962年1月11日-2月7日)》，“它對糾正黨在實際工作中‘左’的錯誤，堅決貫徹執行‘八字方針’，促進國民經濟的恢復和發展，還是起了重大作用的”。但是，由于“在對形勢的分析和對造成困難的主要原因的認識上，以及對工作中的成績和缺點錯誤的估計等問題上，中央領導核心中的分岐并未解決，特別是林彪在大會上別有用心的講話”，致使“沒能從根本上糾正‘左’的指導思想”。把這些繞彎子的話拉直了，說白了，就是“中央領導核心中”一些成員認為，“三年困難時期”的種種問題，包括大量“營養性死亡”的問題，主要是毛的“‘左’的指導思想”造成的。而“林彪在大會上別有用心的講話”，又說了些什么呢?他說，“我深深感覺到，我們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時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夠順利貫徹的時候，毛主席思想不受干擾的時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見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的干擾的時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我們黨幾十年來的歷史，就是這么一個歷史。”其實，不是只有林彪一個人這么看，許多人都這樣看。他們不是聽了林彪在七千人大會上的講話才有此看法的。這種看法，反映了當時解放軍廣大指戰員共同的心聲。說到這里，就不能不提出一個問題：林彪此言本身對不對?是否可以因其“別有用心”，就可決定到其本身的是非對錯?

　　在“句句是真理”的年代，有一條非常流行的“最高指示”：“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毛澤東選集》直排四卷合訂本第580頁)本著“真理的標準只能是社會的實踐”(《實踐論》)的原則和精神加以檢驗，應該說這個說法是有問題的。問題出在“凡是”兩個字上。的的確確，有許許多多敵人擁護的東西，我們必須反對;也的的確確，有許許多多敵人反對的東西，我們必須擁護--------特別是在重大的帶根本性質的問題上。但是，不能“凡是”。正如列寧所言：“只要再多走一小步，仿佛是向同一方向邁的一小步，真理也會變成謬誤。 ”(《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舉個例子。大漢奸汪精衛主張一夫一妻制。這個，我們是不是也要“反對”?再如，人民公敵蔣介石參與制訂了《開羅宣言》，這個，我們是不是也要反對?----------可見不能“凡是”。

　　從哲學思想上作進一步的探討，這兩個“凡是”，是不完全符合辯證唯物主義的認識論的。因為，在這一命題中，認識的主體“我們”對認識客體“客觀事物”的態度，不是由客觀事物自身內在的質的規定性所決定的，而是以認識主體“我們”的政治對立面對它的態度為轉移的。這就偏離唯物論的反映論了。因為，客觀事物自身內在的質的規定性是第一性的;認識客體(無論政治上領導力量、依靠力量或是對立面)對它的認識、態度，盡管這種認識、態度有正確與錯誤或基本、部分(“部分”還可作進一步的定量分析)正確與錯誤之分，但它們都是第二性的。是第一性的東西決定第二性的東西，還是相反?我們認識問題，是首先抓住第一性的東西并以此判別第二性的東西之真偽正誤，還是倒過來，由第二性的東西來推論第一性的東西之真偽正誤?科學的回答當然是前者而非后者。

　　總而言之，辯證唯物主義的認識論是反映論，其第一要義就是按事物本來的面目去認識它，而不給它附加任何外來成分。“言”本身之是非對錯，端在其是否正確地反映了客觀事物，不能以人廢言。還是魯迅說得好：“假如我們設立一個‘肚子餓了怎么辦’的題目，拖出古人來質問吧，倘說‘肚子餓了應該爭食吃’，則即使這人是秦檜，我贊成他；倘說‘應該打嘴巴’，那就是岳飛，也必須反對。”這是徹底的唯物主義。因此，我們不能按上述“兩個凡是”的模式否定林彪的講話，而應具體問題具體分析。讓我們回過頭來再看看林彪在七千人大會上的上述言論：“我們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時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夠順利貫徹的時候，毛主席思想不受干擾的時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見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的干擾的時候，事情就要出毛病。” 請問，它有什么錯?如果說它是“錯”的，豈不是說，“中央領導核心的團結”是要建立在“從根本上糾正毛澤東的‘左’的指導思想”基礎之上?豈不是說誰肯定毛澤東領導的正確性，誰就是在助長“中央領導核心之間的分歧”?聯系到當前社會主義公有制已經喪失了《憲法》規定的主體地位的現實，只能說中共體制內的兩條路線、兩條道路的斗爭早就存在了。

　　當時林彪還說了如下的話：“毛主席最突出的優點是實際。他總比人家實際一些，總是八九不離十的。他總是在實際的周圍，圍繞著實際，不脫離實際。”從毛上述1959年4月那封信來看，也確實如此。當時林彪并沒有把話說得很滿、很絕對。他并沒有說毛“十全十美”，而是說他“八九不離十”。毛至少比那些脫離實際的“形左實右”者好得多、強得多。

　　具體到1959年那個時候，如果“毛主席思想(例如當年4月他那封反浮夸的信)不受干擾”，則是不是“三年困難時期”“營養性死亡”現象即使不能完全避免，也會減至最低?反之，“如果毛主席的意見(例如當年4月他那封反浮夸的信)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的干擾的時候“，是不是“事情就要出毛病”，而且是要出大亂子?回答這些問題，并不需要多么高深的理論，只需要兩個字：良心。

　　千秋功罪，人民自有評說。

　　五

　　我不贊成把毛澤東奉為“句句是真理”的“神”，毛自己就不同意。不僅僅是因為他對林彪后來搞的“句句是真理”之類并不認同，甚至感到“討嫌”;更是因為，馬克思主義是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不是神學。辯證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和神學是調和不起來的;作為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焉能不知這個道理?現在當局對毛的基本態度是“不棄不舉”。“棄”了將“天下大亂”;“舉”起毛的旗幟(不是口頭上而是實質上)，將根本改變現在的政治生態和經濟格局：都不會被接受。縱有個別領導人立志改革現狀，由于現有的政治、經濟格局有其賴以生成和運作的社會基礎并且還相當強大，故雖可給予必要的支持，但期望值似不宜太高。應景的文章當然會做一些，但“不棄不舉“的基本方針，到目前為止，并沒有根本的變化。口頭上說“高舉”，實際上卻把“旗幟”等網站封殺，即是一證。在此方針之下，偌大一個中國，當局并不在乎多一種宗教，多一個“神”，甚至樂見一個作為道德楷模、正義化身的擁有強大號召力的社會公平的“守護神”，受眾生頂禮膜拜甚至長跪不起。這損傷不了當局的一根毫毛，反而有助于使信眾沉緬于對往昔的追憶，消解其長期積累起來幾近臨界狀態的對殘酷現實的強烈不滿。當局最在乎甚至不能容忍的，就是那種會根本改變現有政治生態和經濟格局的理論和實踐，打壓起來毫不手軟。明乎此，我們就不難得出一個結論：把毛奉為“神”，不是毛澤東思想，不是毛所寄望于后人的。

　　話說回來。我們維護毛澤東的正確領導，并不是說他沒有錯誤，其錯誤包括領導經濟建設中的某些“急于求成”傾向，特別是“文革”中嚴重的階級斗爭擴大化等等。但是，他所提出的“三存在”，如前所述，并不是“左”，而是科學地揭示了一個最基本的事實。在1958及以后的三年中，毛澤東也并沒有“左”到為浮夸風推波助瀾、甚至鼓吹“畝產萬斤”的程度，這是一些“形左實右”者的業績。不能“張冠李戴”。其實，有些人要反的毛澤東的“左”，并不止是毛澤東的某些“左”的錯誤，而是毛澤東所堅持和發展了的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理論。現在，毛澤東已經作古，所謂“左”的“干擾”已經基本排除，他們可以按自己的意旨，放手大干一場了，結果是什么?看看今天中國的社會現實，看看私有制已經占主體地位的現實，答案就有了。不用多說。

　　話說回來。對上個世紀五十年代的浮夸風，分清是非是必要的，但是，我們今天也沒有必要“秋后算賬”。因為當時頭腦發熱的，無論高層或基層，都不是個別現象。即使“形左實右”，也沒有使群眾陷于饑荒的主觀故意。這個分寸一定要把握好。

　　歷史的真相是，毛澤東是中共政治局常委中最早旗幟鮮明地抵制“浮夸風”的人。這不僅有59年4月那封信為“物證”，還有人證。

　　請看戚本禹的陳述：

　　戚本禹談三面紅旗與毛澤東(節錄)

　　我只希望世人不要忘記，在糾正「叁面紅旗」的錯誤方面，毛澤東所化的力量不比他倡導「叁面紅旗」來得少，第一個提出壓縮空氣的，第一個提出要全黨冷靜的，第一個要底下講真話的，第一個反對過早進入共產主義的等等，都不是別人，而是毛澤東。對人民的苦難心酸垂淚，用不吃肉來懲處自己的也是毛澤東。眾所周知，毛澤東的日常生活遠遠比不上今天的一個小老板，他沒有吃過多少好東西，一碗紅燒肉是他最大的享受，他還能怎樣處罰自己呢!在毛澤東和他的黨的領導下，六十年代中期，農村的經濟終于得到了全面的恢復，易經曰：「無咎者，善補過也。」毛澤東至少是一個「善補過」者吧!

　　------ 【中華論壇】戚本禹評毛澤東和文化大革命訪談錄

　　發表于：2010-09-25 23:43:14

　　作者:中華劍鷹

　　訪問：美國《達拉斯時報》編輯陸源

　　整理：鍾志林

　　來自中華網社區 club.china.com

　　再看看另一個“文革”中挨過整的人------“文革”前曾身居決策高層的薄一波后來對那個時期的回憶和論述：

　　“事非經過不知難呀!”一個時期一股熱情，誰不想搞得快一點。但愿望與可能畢竟不是一回事。毛主席首先察覺到這一點，提出“壓縮空氣”，說明他頭腦清醒得比我們早，發現和判斷問題的敏銳性比我們高，轉變不合乎實際的看法也比我們快。這的確是很不容易，很值得我們學習的。

　　--------薄一波：《若干最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冊) 1993年6月第一版第817頁。

　　薄一波寫這本書的時候，已是改革開放年代，他已復出，且身居高位，有權調閱那個時期的許多檔案資料。如果當時是劉少奇、鄧小平或陳云“首先察覺到這一點，提出‘壓縮空氣’”，或者他們有如同毛寫的1959年4月的信那樣旗幟鮮明地抵制浮夸風的著述，他肯定會把這筆“正資產”的“賬”記到他們名下;但是，他卻把這筆“賬”記到了毛澤東名下。這說明，留給我們這筆“正資產”的是毛澤東。薄的上述回憶、記述，也證明了戚本禹說的“第一個提出壓縮空氣的，第一個提出要全黨冷靜的，第一個要底下講真話的，第一個反對過早進入共產主義的等等，都不是別人，而是毛澤東”，符合歷史事實。由此可見，把刮“浮夸風”的主要責任強加于當時處于二線的毛澤東，是多么違背歷史事實，是多么的不負責任!

　　六

　　在對中共體制內一些歷史糾結作了如上一番梳理之后，讓我們再回過頭來評析反毛的好漢們的“精彩”表演。

　　這里特別要提到的是《墓碑》的作者楊繼繩先生。關于《墓碑》是怎樣歪曲事實真相甚至無中生有的，請參看附件：《“中國餓死三千萬”的謠言是怎樣形成的?》。這里討論的是楊先生對“三年困難時期”造成大饑荒的原因的“分析”。

　　他說：

　　五九年大饑荒，河南也有旱災，但不是特別嚴重，主要是人禍，包括三面紅旗、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食堂，政策原因。但制度原因還是極權制度。毛澤東時代權力的擴張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盡管古代說「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但還是做不到的，還有化外之民。但在毛澤東時代，權力的擴張到每一塊田野，每一個班組，每一個家庭，甚至每個人的大腦和腸胃，每個人都在組織的控制之中。糧食局部地方欠缺，我的書《墓碑》里面講，那三年是(氣象上的)正常年份，主要是制度和政策原因。

　　------[轉帖]楊繼繩: 一九四二與一九六二有何不同

　　梅云雪213 于 2012-12-23 11:39:50 發布在 凱迪社區 > 史海鉤沉

　　他還說：

　　政治因素是造成那次大饑荒的唯一原因。 那么，如此誤國誤民的政策為什么還可以連續施行四年呢?在一個真正民主的國家，用不了半年或者一年，這樣的政治錯誤就會得到糾正。 那么為什么沒有人對這些政策提出反對或者加以批評呢?我覺得那是中國彼時專制體系的一部分。 主要的罪魁禍首還是毛。

　　------轉引自：《楊繼繩及其作品<墓碑>》

　　譯者： Marble Pure 原作者：Ian Johnson

　　譯言網 發表時間：2010-12-23

　　總而言之，在楊先生看來，造成“大饑荒”的“原因”，“政治因素是唯一原因”，“主要是制度和政策原因”，而“政策”歸根結底是從“制度”中派生的，故“最根本的原因”是“制度”-----他指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為“極權制度”。他認定，“罪魁禍首”就是毛澤東。

　　對此，我們不能不提出幾個問題加以辨析：

　　1 楊先生認為，大饑荒是中國的“極權制度”造成的，而“罪魁禍首”是毛澤東。問題是，在三年困難時期以后，楊先生所謂的中國的“極權制度”并沒有改變，特別是“文革”時期，毛澤東的“權力的擴張”更是楊先生所謂的“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為什么就再也沒有出現過大饑荒、大量“營養性死亡”的情況?這一事實雄辯地說明，楊先生所謂的“大饑荒是中國的‘極權制度’造成的，‘罪魁禍首’是毛澤東“，根本就是一個偽命題，經不起實踐的檢驗。

　　2 楊先生認為，“三面紅旗”(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是造成“大饑荒”的“政策原因”。“三面紅旗”當時是覆蓋全國的，為什么“三年困難時期”，同是中國的農村，同在“三面紅旗”覆蓋下，同樣沒有大的自然災害，有些地方有大饑荒，有些地方就沒有呢?象邱會作在上述材料中提到的廣西省橫縣，很多鄉村“營養性死亡”的現象非常嚴重，但也“有三分之一以上的生產隊確實是豐產了，豐收的生產隊現在都戒備森嚴，不準向外運糧食”，那些地方就沒有饑荒、沒有“營養性死亡”現象。請問楊先生，這是什么原因呢?用“三面紅旗”的“政策原因”解釋得了嗎?!如果實事求是，問題的答案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三年困難時期”出現的大饑荒和大量人口“營養性死亡”現象，主要是“人禍”，具體地說，直接的主要的原因就是“浮夸風”，也就是毛澤東在1959年4月那封信中早就指出的那些問題。如果這樣認識和分析問題，就很容易解答當時為什么有些地方有大饑荒，有些地方沒有。拋開自然災害因素，區別就在于是否受“浮夸風”的影響及其影響之大小。怎么能說“三面紅旗”的“政策原因”是造成大饑荒的“主要原因”呢，這又是一個偽命題。

　　3 應當說，那個年代國民經濟領域的許多高指標，對國民經濟的損害是嚴重的，但它并不是導致大饑荒、造成數百萬人口 “營養性死亡”的直接原因。直接的主要的原因是浮夸風，理由俱如上述。高指標與浮夸風，兩者互有影響，但還是有區別的。海外的一些對中國的社會主義抱有甚深偏見的“假洋鬼子”和“真洋鬼子”們不懂得作上述區分，不明白大饑荒的直接的主要的原因是浮夸風，常常把“大躍進”當作主要原因，是可以理解的;畢竟他(她)們對大陸的實際情況是“隔膜”的。楊先生則不同，他不僅在那個年代生活在大陸，而且，他為撰寫《墓碑》跑了大陸許多地方作“調查”，他不可能不知道“浮夸風”的嚴重危害以及它和大饑荒特別是“營養性死亡”的關聯性。但是，在“分析”大災荒的原因時，他卻故意繞開這一具體的實際的關鍵性問題，故意在并非大饑荒的直接的主要的原因的“三面紅旗”以及所謂“極權制度”上面做文章。因為他知道，拿“浮夸風”做文章，無論怎樣做，這盆屎都扣不到毛澤東頭上;只有利用后者，借題發揮，制造一系列“偽命題”，才能達到誣蔑以至妖魔化毛澤東的可恥目的，真是典型的先“定性”后找“根據”!用“其心可誅”來形容楊先生，都是一種比較客氣的說法。

　　4 楊先生還振振有詞地說：“在一個真正民主的國家，用不了半年或者一年，這樣的政治錯誤就會得到糾正。”現在，滿世界都知道，美國就是楊先生等“精英”心目中所謂的“真正民主的國家”甚至是其“樣板”。如果它不是“真正民主的國家”，西方世界還有哪一個是楊先生所謂的“真正民主的國家”?現在，滿世界都知道，美國的小布什總統發動入侵伊拉克戰爭，有兩個借口：一曰“薩達姆政權藏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二曰“它和基地組織有勾結”。現在，美國自己都承認，此兩項借口都是子虛烏有。這場戰爭，造成伊拉克近10萬人死于非命，近百萬人無家可歸，流離失所。十多年過去了，這場戰爭的發動者承擔了相應的法律責任沒有?沒有!由此可見，楊先生所謂“在一個真正民主的國家，用不了半年或者一年，這樣的政治錯誤就會得到糾正”，又是一個偽命題。本來是討論中國的問題，干嘛要借題發揮，扯上洋大人，而且為洋大人炮制這個偽命題?只有一個合理的解釋：純粹是為了獻媚于洋大人。

　　5 楊先生為了給洋大人獻媚，借題發揮，結果弄巧成拙;因為它不慎泄露了“天機”：原來他寫《墓碑》，其實并沒有、或者并不純粹是為了他自己說的那些崇高目的，實際上是為洋大人的政治服務的。不管楊先生自己怎么辯解，洋大人給楊先生“頒獎”可是有其政治目的的。其“政治目的”就是顛覆(包括“硬刀子”、“軟刀子”兩手)它們所謂的中國的“極權制度”。楊先生是自覺自愿地為這個“政治目的”服務的。這絲毫也沒有冤枉楊先生。他自己就是這樣說的。為了顛覆這個“極權制度”，絕對需要的，關鍵的關鍵，就是首先必須通過制造一系列“偽命題”，把作為人民中國的黨魂、軍魂和民族魂的毛澤東，打成“妖魔”。當然，這樣做的“目的”是“崇高”的：“為了自由”------當年小布什總統發動入侵伊拉克的戰爭，不也正是同樣“為了自由”么?在把毛澤東“妖魔化”的“使命”中，楊先生的《墓碑》起到了非常突出的、為許多有志于此的“假洋鬼子”和“真洋鬼子”們所起不到的特殊作用。這就是洋大人獎賞他的政治原因。

　　七

　　在這個世界上，還真發生過毀滅數以千萬計人口的血腥事實。不過不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

　　這種事情究竟發生在何時何地? 請看下面的材料：

　　據美國一些誠實、嚴謹的學者在20世紀80年代末期到90年代初期依據史料重新做出的推算，當哥倫布1492年“發現”美洲新大陸時，在現在美國境內居住的印地安人總人口在3000萬至l億之間。到20世紀70年代，美國被迫分散聚在美國全國各窮鄉僻壤的“保留地”里的印地安人總人口，據美國官方統計，還不到80萬人。美國政府對本國的弱勢族群進行種族滅絕，不但使美國政府一舉甩掉了本應承擔的責任，而且無償地征用他們的多達幾百萬平方公里的地產和無以計數的自然資源，從而使美國毫無負擔地發展經濟。

　　(見 博客中國>>產經：世界上最虛偽的節日.——。發布于2007-11-24)

　　這就是說，少則近三千萬，多則近一億的印第安人“被另一部分人吃掉”了，“吃人”者的收獲是“無償地征用他們的多達幾百萬平方公里的地產和無以計數的自然資源”。這是另一種用血腥的“圈地”方式造就的“原始積累”。這些人口的死亡，可不是由于虛報糧食產量、上面征糧過多、造成饑荒導致的，而是美國政府及以前的白人殖民主義勢力對“弱勢族群進行種族滅絕”的結果。直到1814年，“美國詹姆斯 • 麥迪遜政府參考1703年北美各殖民地議會作出屠殺印第安人的獎勵規定，重新頒布(法令)。法令規定每上繳一個印第安人(不論男女老少甚至嬰兒)的頭蓋皮，美國政府將會發給獎金50---100美元(殺死12歲以下印第安人嬰幼兒和殺死女印第安人獎50美元，殺死12歲以上青壯年印第安人男子獎100美元)。(同上)這種罪證，恐怕是很難賴掉的。

　　行動總是由思想支配的。無論哪個階級都不例外。美國對印第安人種族滅絕政策，當然也有其指導思想，并在其政治代表人物的言論里，有著鮮明的體現。請看下面的資料：

　　矗立于巨石之上的立國之父，原來也與普通人一樣。所有四人都以白人極權為價值觀，促進印第安人社會的滅亡。美麗(利)堅合眾國的立國之父，在一個時期或者另一個時期，是如此堅定的反印第安人的鼓吹者，對這個半球上的印第安人的種族屠殺，這四人也曾假之以手。

　　1779年，喬治華盛頓指示John Sullivan少將攻打Iroquois人民時說：(假如)將丟棄物(指印第安人)放到所有定居點附近，……那么整個國家將不僅僅是泛濫成災，而是被摧毀了。在屠殺滅絕印第安人過程中，華盛頓還指示他的將軍說：在所有印第安人居留地被有效摧毀前, 不要聽取任何和平的建議。

　　1783年，華盛頓在把印第安人和狼的相互比較中，他這種反印第安人情緒遺漏無疑：“兩者都是掠食的野獸，僅僅在形狀上不同”, 他說。

　　1812年，托馬斯 • 杰弗(斐)遜指示他的戰爭部門，說道：如果印第安人反抗美國人去竊取他們的土地，那么，(對)印第安人的反抗必須用“短柄斧頭反擊”。杰弗(斐)遜繼續(說)道，“如果我們約束自己去舉斧迎向這些部落，那么在這些部落滅絕之前我們將不會安靜地躺下，或者被驅趕出密西西比河以外。”一年后，杰弗(斐)遜繼續他的反印第安人言論：美國人必須“追求滅絕印第安人或者將他們驅趕到我們不去的地方”。

　　在亂石山上你看到的第四張臉孔是美國20世紀的第一任總統，所謂的美國英雄和諾貝爾***得主，Theodore Roosevelt.(西奧多 • 羅斯福)。美國人對印第安人采取種族滅絕而且偷走了印第安人的土地。羅斯福說：“ 這是不可避免而且最終有利的，我不想走得太遠去說只有死掉的印第安人才是好的，但是我相信10個好印第安人有9個是死了的，而且我也不愿意去仔細查詢第10個死亡的案情。”

　　這些國父們所表現出來的冷漠象征了與種族優越感相聯系的道德敗壞。學者們也趨向這些種族分化作為優生論存在的證據。

　　優生論是一個對古老現象的新術語，它斷言印第安人應該被滅絕，因為他們是次等民族。杰弗(斐)遜認為追求印第安人滅絕很符合優生論。在David Stannard的美國屠殺歷史研究中，他寫道：“假如這些同樣的詞匯被德國領袖在1939年清晰地闡述并用于歐洲猶太人身上，那么它就會永遠鐫刻與(于)人類的現代記憶中。但是既然他們是由一個美國國父發出的，那么，這些詞匯在大部分歷史學家堅持不懈地慶祝杰弗(斐)遜的智慧和人道中就很方便地失去了。”羅斯福害怕美國上流階層正被“無限制繁衍的次等種族群體”，那些“完全的無能者”，那些“沒有絲毫價值的人”所代替。

　　--------節錄自《美國四大國父參與種族屠殺印第安人的證據》

　　作者: Finney 發表時間: 2013-05-24

　　烏有之鄉書店網站> 美國真相 > 美國四大國父參與種族屠殺印第安人的證據

　　[史注]以上引文，我在維持原意前提下, 在個別處作了文字上的技術修訂。

　　總之，美國早期對印第安人的種族滅絕暴行，有具體的政策，也有明確的指導思想。

　　現在，我們可以把發生在美國和中國、同被指為“滅絕”數千萬人口的兩件事加以比較。

　　從歷史上看，無論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在其成長過程中，都過犯錯誤，只是錯誤的性質，有本質上的區別。

　　表面上看，美中兩國，都曾出現過主要由于人為因素造成的大量人口消亡現象。但是，美國近三千萬(或更多甚或近億)的印第安人是由于美國統治階級(資產階級)推行種族滅絕政策被消滅的。而中國數百萬人的“營養性死亡”，則主要是一段時間的“浮夸風”造成的惡果。對于美國的統治階級來說，推行對印第安人的種族滅絕政策，完全是出于主觀故意。特別是美國資產階級的政治代表人物，他們推行對印第安人種族滅絕的罪惡政策，如上述資料所顯示，有其深刻的意識形態根源。他們“都以白人極權為價值觀，促進印第安人社會的滅亡”;他們具有“與種族優越感相聯系的道德敗壞”;他們“認為追求印第安人滅絕很符合優生論”;甚至認為，如果不按上述“優生論”的“原則”辦，就很“擔心”、“憂慮”總有一天，“美國上流階層”(史注：實指美國的資產階級)會被“無限制繁衍的次等種族群體”以及“完全的無能者”、“沒有絲毫價值的人”(史注：實指包括印第安人在內的美國無產者)所代替。而在中國，即使是應該對“浮夸風”負有責任者，絕大多數也沒有使民眾陷于饑荒的任何主觀故意。不寧唯是。中國無產階級的政黨，從中認真總結了經驗教訓，批判了自己隊伍中由于對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客觀規律缺乏認識，不夠尊重，主觀上頭腦發熱、急于求成而犯下的種種錯誤。中國的無產階級痛切地感受到為自己的幼稚甚至愚昧付出的慘痛的血的代價。特別是中國人民的偉大領袖毛澤東，以高度的為人民負責的精神和非凡的洞察力，最早察覺到浮夸風的嚴重危害，第一個旗幟鮮明地站出來抵制浮夸風，有的放矢地大興調查研究之風。在中共的領導下，由于全國人民的共同努力，很快就扭轉了局面，度過“三年困難時期”后，中國就再也沒有出現過大饑荒、“營養性”死亡的現象。而美國對印第安人的種族滅絕政策則延續了很長時間，直到把印第安人消滅得不到80萬為止。

　　在回顧了上述基本的歷史事實以后，我們就可以把反毛的好漢們(不管其為“假洋鬼子”還是“真洋鬼子”)放在天枰上稱一稱了。

　　對于美國推行種族滅絕政策消滅數以千萬計的印第安人的歷史事實，許多反毛的好漢們都患了晝盲癥、健忘癥，視而不見，聽而不聞，裝聾作啞，不敢置一詞;對于中國，好漢們卻硬是造出了“餓死三千多萬人”的謠言，并且還裝出一幅大義凜然、義憤填膺的模樣，好像世界上最關懷中國人民生存狀態的，就是這些好漢們了。

　　我們不能不問問反毛的好漢們，為什么中國政府拒絕為你們捏造的“餓死三千多萬人”的謠言背書，你們就厲聲斥責，說什么這是“隱瞞事實真相”呀，“剝奪了人民的知情權”呀，“實行封建的愚民政策”呀，甚至說什么“一個不敢正視歷史事實、隱瞞歷史真相的民族，是一個永遠沒有希望和未來的民族”!為什么你們對真正隱瞞了對印第安人實施種族滅絕政策、千方百計使其在歷史上“很方便地失去”的美國當局，不敢用同樣的語言予以譴責呢?

　　我們不能不問問反毛的好漢們，如果你們還知道人間有“羞恥”二字，你們有什么臉面說毛澤東要為你們昧著良心捏造出來的三千多萬(或更多)“死靈魂”負責?你們有什么根據說毛澤東是一個罪惡比希特勒還大的“惡魔”?毛澤東何時頒布個一個法令，規定每上繳一個農民(不論男女老少甚至嬰兒)的頭蓋皮，中國政府將會發給獎金50---100美元?

　　我們不能不問問反毛的好漢們，為什么說了印第安人和狼“兩者都是掠食的野獸，僅僅在形狀上不同”, “以白人極權為價值觀”的美國國父們成了傳播“普世價值”福音的“民主自由”的“天使”，而為人民解放事業出生入死、為謀求人民的幸福嘔心瀝血的毛澤東，倒成了“極權”的“魔鬼”?

　　這一切，究竟是為什么?!

　　八

　　還是鄧小平在世的時候，官方正式文本就把毛澤東思想概括為三個基本方面：實事求是、群眾路線、獨立自主。分別來看，這三句，句句是真理，不容置疑。綜合來看，毛澤東思想作為一個有機的、系統的整體，還需要補充。從毛澤東成為馬克思主義者那一天起，直到他告別人世，他的全部思想、理論、實踐，自始至終，都貫穿一根紅線，這就是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和階級斗爭學說。誠然，他有過階級斗爭擴大化的傾向，并且在“文革”中表現得很嚴重，但不能因此從毛澤東思想中抽出這根紅線，因為，那就不再是毛澤東思想了。離開了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和階級斗爭學說，判斷事物沒有了階級標準，就分不清是非了。為什么有些老工人說改革開放以來，誰是好人、誰是壞人分不清了?原因在此。例如，國共之間的戰爭，本質上是“黃世仁”、“穆仁智”與“楊白勞”、“大春”、“喜兒”之間的斗爭;又如，朝鮮的金日成領導的革命政權與李承晚偽政權之間的戰爭，本質上也是朝鮮的“黃世仁”、“穆仁智”與朝鮮的“楊白勞”、“大春”、“喜兒”之間的斗爭。離開了階級的標準，糾纏于是“大春”還是“穆仁智”打了第一槍，能分得清大是大非么。再如，為什么反毛的好漢們那樣無所不用其極地誣蔑甚至妖魔化毛澤東呢?聯系到好漢們對西方統治階級及其代表人物的獻媚態度，看看好漢們是如何不敢面對數以千萬計的印第安人被“種族滅絕”的歷史事實的，再看看好漢們是如何歪曲事實甚至無中生有、“妖魔化”毛澤東的;兩相對照，其反毛的階級本質也就昭然若揭了。現在一些“學富五車”、“才高八斗”之士，正在討論對毛澤東評價為何呈“兩極化”趨勢。除了某些社會因素的負面影響、主流媒體的誤導，造成一些人思想上的混亂;從本質上看，所謂“兩極”，其實就是無產階級一“極”，資產階級一“極”。毛澤東是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導師、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這就是反毛的好漢們要無所不用其極地將他“妖魔化”的原因所在，也是我們要隆重地紀念他誕辰120周年根據。

　　我們對毛澤東最好的紀念，就是學好毛澤東思想，特別是其哲學著作，學以致用并發揚光大之。

　　附件：

　　“中國餓死三千萬”的謠言是怎樣形成的？

　　最近三十年以來，國內外廣泛流傳著我國三年困難時期“餓死3000萬”的重大謠言。在這一謠言的傳播過程中，楊繼繩先生的《墓碑》一書起了重大作用。該書認為1958年至1962年中國餓死3600萬人。

　　在研究我國三年困難時期人口變動問題的過程中，我們反復閱讀了《墓碑》，并對該書提供的每一個重要的“餓死人數”都逐一進行了查證和分析，發現絕大多數關鍵性的“餓死人數”數據都是虛假的。

　　第一，《墓碑》大量使用了偽造的、被篡改的和極為荒謬的數據。

　　1.《墓碑》說：“常熟縣本應‘常熟’，卻餓死了11000多人。”(并注明數據出處是《常熟市志》)經查證《常熟市志》沒有這一記載。

　　2.《墓碑》說：“《溧水縣志》記載，溧水縣近13000多人非正常死亡。”經查證《溧水縣志》沒有這一記載。

　　3.《墓碑》說：“《高郵縣志》稱，高郵縣餓死的37000多人中，17000多是兒童。”經查證《高郵縣志》沒有這些記載。

　　4.《墓碑》說：貴州省江口縣“餓死了近一半人口”。經查證，《江口縣志》記載的該縣1959—1961年三年合計死亡5105人，占全縣人口的4.6%。由此可知江口縣“餓死了近一半人”是偽造的。

　　5.《墓碑》說：甘肅省臨夏市1959、1960年“這兩年就死亡41381人”。經查證，《臨夏市志》記載的該市這兩年合計死亡1230人。《墓碑》把死亡人數擴大了32倍以上。

　　6.中共中央辦公廳、中共河南省委工作組1960年6月18日提交的報告中說：地委6月8日統計，從1959年10月到1960年4月，信陽地區死亡總數436882人。這一數據在《墓碑》中被篡改為“信陽到底餓死多少人?1960年6月的統計數是436882人”，“總死亡人數”變成了“餓死人數”。不僅如此，楊繼繩2012年9月17日在“紐約時報中文網”發表的文章中又進一步把上述數據篡改為“信陽事件餓死了108萬人，是中共中央、河南省委調查組現場調查的結論”。

　　7.原安徽省農村工作部副部長陳振亞1961年2月《關于鳳陽問題的報告》中說：1959年和1960兩年，共死掉60245人。這一數據在《墓碑》中被篡改為陳振亞說：“1959年和1960兩年，共餓死60245人。”“總死亡人數”變成了“餓死人數”。

　　8.安徽省《無為縣志》記載，該縣1959年總死亡人數為82278人。這一數據在《墓碑》中被篡改為“據縣公安局統計，1959年餓死82278人”。

　　9.福建省《寧德縣志》記載，該縣1960年總死亡人數為7706人。這一數據在《墓碑》中被篡改為“1960年全縣因患浮腫病死亡7706人”。

　　10.《墓碑》引用四川省一位工作人員在飯桌上的話說：涪陵專區“死了350萬人”。經查證，涪陵專區三年困難時期共有10個縣，這10個縣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時的人口數為423萬人，到1957年也就是450萬人左右。如果涪陵專區真的“死了350萬”，在這種情況下是不會有多少人口出生的，這就是說1962年涪陵地區就只剩下100萬左右的人口。然而僅僅兩年以后，到19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時，涪陵專區的人口總數竟然由100萬人猛增到372萬人。這無論如何也是不可能的事情，由此就可以看出《墓碑》這一說法是多么荒謬。

　　第二，貫穿在《墓碑》中的一個基本的思維邏輯就是，只要三年困難時期某個地區出現了人口統計數據的減少，《墓碑》就會宣布這個地區有多少萬人“餓死”了。

　　《墓碑》認為山東省餓死300萬“可能是一個最低數字”，其基本依據是“1957年山東人口5400萬……1960年應有人口5700萬，而實際只有5200萬，少了500萬”。

　　根據《山東省志人口志》提供的數據：(1)1958—1960年山東省出現了大規模的人口跨省遷移活動，凈遷出人數為244萬人。(2)山東省這一期間出現了出生人口大量減少的情況。以1954—1957年出生人數為基準，1958—1960年合計少出生203萬人。(3)1959年9月山東省進行了一次人口普查，發現了應注銷的虛假戶籍人口152萬人，這些人口的戶籍被注銷，造成山東省人口統計數字一次性減少152萬。由于前兩方面原因造成山東省人口減少447萬，再加上第三方面的原因，就已經完全解釋了山東省人口減少500萬的真實原因，這些原因都與人口死亡無關。但是按照《墓碑》的邏輯，由此就得出了山東省至少“餓死300萬”的結論。上述分析揭示了這一思維邏輯的荒謬性。

　　《墓碑》引用他人的論證說：四川省“人口1957年7300萬人，一說是7175萬人;1960年……6200萬人，再加上1961、1962年春、夏荒死人數，以及生死相抵，共減少1200多萬人。據此《墓碑》斷言四川省“餓死人1千萬到1200萬”。

　　經查證，《中華人民共和國人口統計資料匯編》所記載的四川省1957年人口為7215.7萬，1960年的人口為6854萬，1960年比1957年減少的數字是361.7萬(這一減少的原因像山東省一樣也是錯綜復雜的)。《墓碑》利用錯誤的數字把四川省1960年人口(比1957年)減少的數字由361.7萬擴大為1000萬左右，然后把這一減少全部解釋為是由大量人口“餓死”造成的，從而得到了四川省餓死1000萬到1200萬的荒謬結論。

　　《墓碑》中的許多餓死人數，就是通過這種錯誤的邏輯得到的。

　　第三，《墓碑》提出并使用了一個荒謬的計算餓死人數的“數學公式”。

　　《墓碑》一書提出并使用了一個荒謬的計算餓死人口的數學公式，“知道了每年的總人口、出生率、死亡率，就可以推算出每年出生多少人口、死亡多少人口。知道了三年大饑荒期間死亡人口總數，扣除正常死亡人數，就是餓死的人數”。按照這個邏輯，“非正常死亡”就是“餓死”，“餓死人數”=“總死亡人數”-“正常死亡人數”。作為一個專業的數學工作者，我們必須嚴肅地指出，從學術的角度講，這個公式完全違反了現代數學處理這類問題時所必須遵循的基本原則，這一“公式”是沒有任何學術依據的，是完全錯誤的。事實上楊繼繩也只是提出了這樣一個“公式”，他并沒有從學術的角度對這個“公式”的正確性做過任何論證，更沒有用實際統計數據對這個“公式”進行過哪怕一次的驗證。這一“公式”也不會被任何一個嚴肅的數學、統計學、數理人口學工作者所認可。然而，楊繼繩就是利用這一公式，計算出1958年至1962年間我國每個省、市、自治區餓死的人數，并匯總得到全國這一期間非正常死亡2098萬人，然后又把這一數字修正為3600萬，從而“確認從1958—1962年期間，中國餓死了3600萬人”。經過我們反復查證，《墓碑》利用這一荒謬公式所計算的各個省、市、自治區的“餓死人數”，全都是錯誤的。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