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把“為人民服務”作為無產階級政黨的根本宗旨,是毛澤東的一大貢獻。它在價值取向上,體現了無產階級運動是絕大多數人的,為絕大多數人謀利益的獨立運動的特點,集中體現了共產黨人的價值觀。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建立在歷史唯物主義基本原理的基礎上, 相信人民群眾的力量、智慧和他們的未來,正確處理個人同群眾的關系,密切地依靠群眾,發揮群眾的歷史主動精神。全國勝利后黨所處的執政地位,既為更好地服務人民提供了廣闊的舞臺, 也面臨著嚴峻的挑戰和考驗。能否始終保持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直接關系到黨和人民政權的純潔性及其性質,是一個關系到生死存亡的根本問題。
[關鍵詞] 為人民服務;中國共產黨;人民政權;價值觀;執政基礎
[中圖分類號] A841;D261.3 [文獻標識碼] A
1944 年9 月5 日,中共中央警備團戰士張思德在陜北安塞山中燒炭時不幸犧牲。毛澤東在中直機關舉行的追悼會上,作了《為人民服務》的講話,號召全黨全軍學習和發揚張思德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革命精神。“為人民服務”這一高度的思想概括,體現了我們黨的根本宗旨,也集中體現了共產黨人的價值觀。在新的歷史時期高揚并忠實踐行這一光輝思想,對于我們黨永遠保持為民執政、永不脫離群眾的革命品格和作風,增強黨的純潔性和戰斗力,有著極其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
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 把無產階級的歷史使命同以往的任何運動作了科學的區分,指出:“過去的一切運動都是少數人的或者為少數人謀利益的運動。無產階級的運動是絕大多數人的、為絕大多數人謀利益的獨立的運動”。無產階級的運動所以具有這樣的歷史特點,能夠擔負起推翻舊世界,建設為絕大多數人所有的新社會, 是因為馬克思、恩格斯考察了人類社會特別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矛盾運動,認定在同資產階級對立的一切階級中,只有無產階級是真正革命的階級,其余的階級都隨著大工業的發展而日趨沒落和滅亡,無產階級卻是大工業本身的產物。正因為這樣,一方面,無產階級失去了任何生產資料,是一個一無所有的階級,對他們來說,在為絕大多數人謀利益的斗爭中,“失去的只是鎖鏈,他們獲得的將是整個世界”,因而有很強的革命性。 (參見《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 卷,人民出版社2009 年版,第42、66 頁。)另一方面,正由于他們是大工業的產物,具有很強的組織性和紀律性,能夠組織起本階級的力量帶領廣大人民群眾為自身的利益而奮斗。由上可見,為人民服務在價值取向上, 正是體現了無產階級運動和無產階級政黨這一新的特點,也是無產階級政黨區別于其他任何政黨的一個顯著標志。
應當指出,在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那里, 有過“為大多數人謀利益”、“為群眾服務”、“為人類服務”等提法,但把“為人民服務” 作為無產階級政黨的根本宗旨,是毛澤東的一大貢獻。如前所述,他在為悼念張思德而作的《為人民服務》的講演中,深刻闡述了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和思想,明確地向全黨、全體工作人員提出要完全、徹底地為人民服務的要求。1945 年4 月,他在中共七大政治報告中明確指出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是我們黨的出發點。取得全國政權后,為人民服務也就成為各級人民政權及其工作人員的根本宗旨。1957 年3 月,毛澤東在濟南黨員干部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共產黨就是要奮斗,就是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不要半心半意或者三分之二的心三分之二的意為人民服務。”(《毛澤東文集》第7 卷,人民出版社1999 年版, 第285 頁。)
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建立在歷史唯物主義基本原理的基礎上,相信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相信人民群眾的力量、智慧和他們的未來。只有這樣,才能真正做到把自己的人生價值同實現人民群眾的利益緊密地結合在一起;也只有這樣,才能正確處理個人同群眾的關系,密切依靠群眾,發揮群眾的歷史主動精神。1960 年6 月,毛澤東在鄭州分別會見來自亞、非、拉地區的外國朋友。會見后,毛澤東在修改熊向暉起草的新聞稿時,先后把原稿中“中國人民偉大領袖”、外賓“稱贊中國人民在毛澤東主席領導下所取得的偉大成就”這樣一些話刪去, 熊向暉認為這都是外賓的原話,不理解毛澤東為什么要做這樣的改動。據熊向暉的回憶, 他們之間有如下一段對話:
主席問:有什么不理解的?
我說,昨天寫了非洲朋友表達了他們“對中國人民偉大領袖毛澤東主席的敬愛”,這是他們的原話, 主席把“中國人民偉大領袖”這幾個字刪掉了,說是“要不得”。今天寫了拉丁美洲朋友“稱贊中國人民在毛澤東主席領導下所取得的偉大成就”,這也是他們的原話,也完全符合事實,我不理解主席為什么那樣改。
主席說,人家那樣講,我們不能那樣寫。我們搞了這些年的建設,不能說沒有成就,說“偉大成就”就不符合事實。“一窮二白” 的面貌還沒有改變,有什么“偉大” 呀!
我說,成就是“中國人民在毛澤東主席領導下所取得的”,這符合事實吧?
主席說:為什么一定要說毛澤東的領導呀,沒有毛澤東,中國人民就取不得成就了?這是唯心史觀, 不是唯物史觀。我把唯物史觀概括成一句話,叫做“人民,只有人民, 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實踐證明,過去打仗,靠的是人民;現在建設,靠的還是人民;一切成就都來自人民自己的努力。你不贊成?
我說,唯物史觀并不否定杰出的領導人的作用。
主席說,這是半截子唯物史觀。領導人和人民不能分開,也不能等量齊觀。我講了,今天你也寫了,“人民是決定的因素”,領導人不應站在人民之上,不應站在人民之外, 必須站在人民之中,是人民的一部分。所以,“中國人民在自己的工作中所取得的成就”,其中包括了你們,也包括了我。如果脫離人民, 做官當老爺,那就不能包括。總而言之,必須突出“決定的因素”,突出人民,決不要突出個人。(熊向暉:《毛澤東主席與“小國弱國人民會議”》, 《緬懷毛澤東》(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 年版, 第314—315 頁。)
這段對話的深刻道理,是每一位共產黨員都應該牢記的。只有正確處理個人與人民群眾的關系,確立起人民群眾是歷史的主體、權力的主體,一切干部都是人民的公仆,牢固樹立馬克思主義的群眾觀,才能夠真正做到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
毛澤東指出,共產黨人的一切言論行動, 必須以合乎廣大人民群眾的最大利益,為最廣大人民群眾所擁護為最高標準。他強調, 樹立一切為了人民的觀點,首先是為工人和農民,他們占了人口的絕大多數,是我們執政的基礎。他們的狀況如何,與國家的穩定和發展關系極大。他認為,要依靠人民群眾, 首先要代表人民群眾的利益,反映人民群眾的要求,切實為人民群眾謀福利。他提出:“不反映人民群眾的要求,哪一個人也不行。”(《毛澤東文集》第8 卷,人民出版社1999 年版, 第324 頁。) 他要求黨和國家工作人員要樹立對人民高度負責的態度,這不但要以正確的路線和方針政策體現群眾的意愿,為群眾謀利益,而且要把這種群眾觀點內化為工作路線和工作方法,每一個干部都要以普通勞動者的姿態出現,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先做群眾的學生,再做群眾的先生,以保證黨的領導的正確。毛澤東倡導的領導方法和工作方法, 始終堅持馬克思主義的群眾觀點,強調“智慧都是從群眾那里來的”。他說:“在我黨的一切實際工作中,凡屬正確的領導,必須是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這就是說,將群眾的意見(分散的無系統的意見)集中起來(經過研究,化為集中的系統的意見), 又到群眾中去作宣傳解釋,化為群眾的意見, 使群眾堅持下去,見之于行動,并在群眾行動中考驗這些意見是否正確。然后再從群眾中集中起來,再到群眾中堅持下去。如此無限循環,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確、更生動、更豐富。這就是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他又說:“從群眾中集中起來又到群眾中堅持下去,以形成正確的領導意見,這是基本的領導方法。在集中和堅持過程中,必須采取一般號召和個別指導相結合的方法,這是前一個方法的組成部分。從許多個別指導中形成一般意見(一般號召),又拿這一般意見到許多個別單位中去考驗(不但自己這樣做, 而且告訴別人也這樣做),然后集中新的經驗(總結經驗),做成新的指示去普遍地指導群眾。”(《毛澤東選集》第3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 第899—900 頁。) 在這里,他把“群眾—領導— 群眾”、“個別—一般—個別”與“實踐— 認識—實踐”完美地統一起來。這些反映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領導方法和工作方法,都建立在相信群眾和依靠群眾這一堅實的基礎上。
因而,正確認識人民對歷史發展的決定作用及其蘊含的偉大力量,正確對待和處理個人同人民群眾的關系,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重要前提和認識基礎。
二
全國革命勝利后黨所處的執政地位,既為更好地服務人民提供了廣闊的舞臺,也面臨著嚴峻的挑戰和考驗。能否始終堅持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直接關系到黨和人民政權的純潔性及其性質,是一個關系到黨的生死存亡的根本問題。
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的報告中,毛澤東就已指出:我們很快就要在全國勝利了。這個勝利將沖破帝國主義的東方戰線,具有偉大的國際意義。奪取這個勝利,已經是不要很久的時間和不要花費很大的氣力了;鞏固這個勝利,則是需要很久的時間和要花費很大的氣力的事情。他預言:“因為勝利,黨內的驕傲情緒,以功臣自居的情緒,停頓起來不求進步的情緒,貪圖享樂不愿再過艱苦生活的情緒,可能生長。”(《毛澤東選集》第4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 第1438 頁。)并且告誡全黨, 務必要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要繼續地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警惕資產階級糖衣炮彈的襲擊,反對脫離群眾的官僚主義。在這里,毛澤東高度警惕共產黨自身的問題,清醒地認識到內因是起決定作用的。“物必自腐而后蟲生”,這是自然界的興衰規律。毛澤東的這個預見和警告是及時的和深刻的,它實際上指明了黨將長期面臨執政的考驗。
黨取得執政地位后,能否保持人民政權的純潔性,是毛澤東思考和憂慮的一個重大問題。當革命勝利的曙光初露端倪的時候, 毛澤東就提出要吸取“小勝即驕傲,大勝更驕傲,一次又一次吃虧”的歷史教訓,他語重心長地說:“如何避免此種毛病,實在值得注意。”(《毛澤東書信選集》,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 年版,第217 頁。)毛澤東在總結歷史經驗包括我們黨的經驗時,總是把失敗同驕傲聯系起來, 這是因為,驕傲就必然突出個人的作用,脫離群眾脫離實際;取得政權以后如果驕傲了, 就會追求享樂腐化,驕奢淫逸。這樣的話, 失敗就是不可避免的。在中國歷史上,腐敗與政權興替如影隨形,送走了一個又一個王朝。民間有一個說法,“李闖王打天下十八年,坐江山十八天”,講的就是這個道理。毛澤東要求全黨牢記李自成失敗和我們黨自身的歷史教訓,不要重犯勝利時驕傲的錯誤。1945 年黨的七大閉幕不久,毛澤東在延安窯洞會見來訪的民主人士黃炎培等,黃炎培提出中共能否跳出“其興也浡焉”,“其亡也忽焉”的歷史周期率支配的問題,毛澤東依據延安時期局部執政的成功經驗,滿懷信心地回答:“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毛澤東年譜(1983—1949)》(中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 年版,第610 頁。)后來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還根據毛澤東的提議規定了六條:不做壽;不送禮;少敬酒;少拍掌; 不以人名作地名;不要把中國同志同馬、恩、列、斯并列。這表明在新中國成立前夕,毛澤東就把黨執政后反腐蝕的問題提到了全黨面前。
但是,毛澤東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向全黨發出的防止腐化變質的警示,在新中國成立不久即不幸而被言中。進城之后,由于黨所處的環境和地位的變化,在部分黨員干部中迅速滋長了居功自傲、貪圖享受的思想, 有的甚至走上了貪污受賄、腐化墮落的犯罪道路。這種情況,引起毛澤東的高度警覺和深刻憂慮,認為這是一場早已料到的、不可避免的斗爭,是關系到黨和國家的命運與前途的一件大事。毛澤東決心通過反對貪污、反對浪費和反對官僚主義的“三反”斗爭, 懲治和克服黨內已經滋生起來的腐敗現象, 有力地抵制資產階級思想對黨和人民政權的腐蝕。毛澤東發動這場運動,是基于對“三反” 斗爭重要性的認識。他要求全黨要嚴重注意此事,“我們認為需要來一次全黨的大清理, 徹底揭露一切大、中、小貪污事件,而著重打擊大貪污犯,對中小貪污犯則取教育改造不使重犯的方針,才能停止很多黨員被資產階級思想所腐蝕的極大危險現象,才能克服二中全會所早已料到的這種情況,并實現二中全會防止腐蝕的方針”。他認定這“實是全黨一件大事”,“須當作一場大斗爭來處理”。 (參見《毛澤東文集》第6 卷,人民出版社1999 年版,第190—191 頁。) 這場反腐蝕、反腐敗的偉大斗爭, 是在毛澤東親自倡議和領導下開展起來的。這是我們黨在全國執政后自覺地抵制和克服資產階級思想對黨的腐蝕,保持共產黨人廉政為民本色的一次成功實踐。
上述表明,在執政條件下堅持黨的根本宗旨,依然取決于能否繼續保持黨同人民群眾的魚水關系,這是反腐蝕的最深厚的力量源泉。在長期的革命斗爭中,國共兩黨較量的實質,在一定意義上說,是爭取人心的較量。國民黨政權的階級實質及其反人民的作為,起到了為淵驅魚的作用,這正是其最終失敗的深刻原因所在。我們要學會敬畏歷史。敬畏歷史,就是敬畏人民。國共兩黨的斗爭, 最終發生強弱易位,說到底就是人心較量的結果。人民最后就是用手推車來表決,碾碎了蔣家王朝,推出了一個新中國。中國共產黨是一切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毫無私利的政黨,因而能夠獲得廣大人民群眾的高度認同,同心同德,共同奮斗。如果失去了人民群眾的支持,就會失去一切。
在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制度下,人民群眾是社會的主人,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是社會的公仆。這是馬克思總結巴黎公社的歷史經驗提出的一個著名思想。這一思想已成為一切社會主義國家及其工作人員必須遵循的重要原則,也是社會主義國家同任何剝削階級統治的國家的一個顯著區別。毛澤東在領導中國人民進行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的過程中,對如何實踐和發展巴黎公社原則進行了認真嚴肅的思考。他畢生為徹底實現和捍衛人民主權而奮斗,反復強調干部是人民的勤務員,應當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早在延安時期他就引用魯迅“橫眉冷對千夫指, 俯首甘為孺子牛”的詩句,勉勵一切共產黨員、一切革命者,要以魯迅為榜樣,做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的牛。新中國成立后,他一再要求黨的干部要永遠做人民的勤務員。他說,官氣是一種低級趣味,以普通勞動者的姿態出現才是一種高級趣味。他對那種依仗權勢、高高在上、貪贓枉法、草菅人命等官僚主義的惡習深惡痛絕,鼓勵廣大人民群眾要敢于挺身而出反對官僚主義。他不斷對“擺老爺架子”、“擺官僚架子”和不顧群眾死活的干部進行嚴肅的批評。他要求干部要密切聯系群眾,指出,“脫離群眾,官僚主義, 勢必要挨打”(毛澤東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 1957 年1 月27 日。) 。“有些人如果活得不耐煩了,搞官僚主義,見了群眾一句好話沒有, 就是罵人,群眾有問題不去解決,那就一定要被打倒。”他一再告誡全黨:“不要滋長官僚主義作風,不要形成一個脫離人民的貴族階層。”(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八次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1956 年11 月15 日。) 他極力反對并要求切實改變干群之間不平等的“貓鼠關系”。在這里,毛澤東實際上指出了黨執政后的最大危險在于脫離群眾,要永遠保持黨和群眾的魚水關系。他提出要經過整風,把我們黨艱苦奮斗的傳統好好發揚下去。這些都深刻地說明,只有堅持艱苦奮斗的作風,才能密切聯系群眾, 防止官僚主義作風對黨的隊伍的侵襲。
1956 年,在我國社會主義公有制的主體地位確立之后,毛澤東就明確指出:“所有制問題基本解決以后,最重要的問題是管理問題,即全民所有的企業如何管理的問題, 集體所有的企業如何管理的問題,這也就是人與人的關系問題。”他認為,人們在生產中的相互關系改變還是不改變,對于推進還是阻礙生產力的發展,有直接的影響。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建立,深刻地改變了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使企業管理人員和職工群眾之間建立了互相合作的同志式關系。但是,這種新型的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必須有與社會主義公有制相適應的管理制度作保證,否則, 就有可能被損害和破壞,嚴重的甚至還有可能在一定范圍內出現實際上存在的剝削和壓迫的關系。毛澤東曾經指出:我們不能夠把人民的權利問題理解為人民只能在某些人的管理下面享受勞動、教育、社會保險等等權利,而“勞動者管理國家,管理軍隊,管理各種企業,管理文化教育的權利”,“是社會主義制度下勞動者最大的權利,最根本的權利”。在毛澤東看來,這種權利是至關重要的,是勞動人民當家作主的重要體現和重要保證,他說:“沒有這種權利,勞動者的工作權、休息權、受教育權等等權利,就沒有保證。”(參見《毛澤東文集》第8 卷,第129 頁。) 這就是說,人民必須管理上層建筑,只有勞動者的管理權得到保證,即能夠以各種有效的途徑和方式參與對國家事務的管理和監督,才能使一切國家機關、部隊、企業和文化教育事業的領導權掌握在馬克思主義者手里,從而從根本上保證社會主義的人民主權得到實現。
在毛澤東看來,官僚主義的實質是一種特權思想和作風。這種把人民賦予的權力看作是個人的專利、專權的思想,不但會表現在漠視群眾疾苦甚至欺壓百姓的工作作風上,而且也會表現于以這種特權來謀取個人的私利。中國經歷了兩千多年封建社會的統治,有著深厚的官僚主義的傳統和土壤。這種所謂“官國”傳統,就是一種封建性的特權思想,有官就有權,當官就可以作威作福, 魚肉百姓,以至于官比法大,以權謀私。如果這種作風侵入我們黨內,就會從根本上違背共產黨人的政治本色和黨性原則,站到了人民的對立面。毛澤東極端憎惡這種反人民的現象,他始終以身作則,嚴以律己,徹底同“官國”傳統決裂,為全黨樹立了人民公仆的光輝典范。
三
執政對我們黨是一場嚴峻的考驗,是一場要長期延續下去的“趕考”。
“趕考”就存在被淘汰的危險;但我們又應當相信,中國共產黨具有經受任何考驗、包括克服自身錯誤的內在力量。
中國共產黨是一個沒有私利的黨,因而能夠做到堅持真理,修正錯誤。而批評和自我批評就是達到這個目的的最好武器。在全國革命勝利前夕,毛澤東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說:“我們有批評和自我批評這個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武器。我們能夠去掉不良作風, 保持優良作風。”(《毛澤東選集》第4 卷,第1439 頁。)這對于即將面臨全國執政地位的黨來說,尤其具有特殊重要的意義, 是我們接受勝利的考驗,繼續保持“兩個務必”的重要保證。事實證明,沒有自我批評, 黨員特別是黨的領導干部的自律就會成為無本之木;沒有批評,監督就會成為無源之水, 成為一句空話。這樣黨就會失去群眾的信任, 就會失掉自己的生命力。共產黨員一定要出于公心,勇敢地開展積極的、正確的批評和自我批評,隨時掃除自己身上的灰塵,自覺接受黨和人民群眾的監督,并敢于向各種不良現象作斗爭。毛澤東說過:“因為我們是為人民服務的,所以,我們如果有缺點,就不怕別人批評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誰向我們指出都行。只要你說得對,我們就改正。你說的辦法對人民有好處,我們就照你的辦。”(《毛澤東選集》第3 卷,第1004 頁。)他還說:“自我批評是馬列主義政黨的不可缺少的武器,是馬列主義方法論中最革命的最有生氣的組成部分,是馬列主義政黨進行兩條戰線斗爭的最適用的方法,而在目前則是反對錯誤思想建立正確作風的最好方法。”(《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卷),第434 頁。)我們黨正是有自我批評這樣的傳統和機制,自覺接受來自各方面的監督和意見,所以能夠克服自身的錯誤,具有自我調整、自我完善的能力。
實行批評與自我批評的過程,也是總結經驗、提高自己的過程。對每一位共產黨員來說是這樣,對我們整個黨來說也同樣如此。不斷總結實踐中的經驗,是保證黨的行動正確必不可少的環節。黨的正確領導不是與生俱來的,而是在客觀實踐中不斷鍛煉和提高自己,自覺地克服自身的錯誤,在正反兩方面的經驗中使自己不斷成熟起來的。毛澤東說:“善于總結經驗,就是領導者的任務。”(《毛澤東文集》第2 卷,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 第369 頁。)他指出,我們有兩種經驗,錯誤的經驗和正確的經驗。正確的經驗鼓勵了我們,錯誤的經驗教訓了我們。他特別反對黨內那種固步自封、驕傲自滿的情緒,希望每一個共產黨人必須具備對于成績與缺點、真理與錯誤這個兩分法的馬克思主義辯證思想。毛澤東特別重視反面經驗的作用,他說:“我們有了經驗,才能寫出一些文章。比如我的那些文章,不經過北伐戰爭、土地革命戰爭和抗日戰爭,是不可能寫出來的,因為沒有經驗。所以,那些失敗,那些挫折,給了我們很大的教育,沒有那些挫折,我們黨是不會被教育過來的。”(《毛澤東文集》第7 卷,第101 頁。)鄧小平在新的歷史時期也一再強調要“注意經常總結經驗”,“重要的是走一段就要總結經驗”。在他看來,改革本身是一個試驗和探索,“這中間一定還會犯錯誤,還會出問題。關鍵是要善于總結經驗,哪一步走得不妥當,就趕快改”。(《鄧小平文選》第3 卷,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 第113 頁。)講的也是這個道理。應當說,通過總結經驗并把實踐中的經驗升華為理論,既有助于我們保持黨的領導的正確性,也是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發展馬克思主義的重要進程。
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只要我們把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培育的批評和自我批評的優良傳統恢復起來并加以發揚光大,使我們黨永遠保持同人民群眾的魚與水、種子與土地、血肉相連的統一機體關系,我們的事業就一定能獲得人民群眾的高度認同。當然,如果丟失了黨的優良傳統,也就喪失了自身的政治優勢,就無法抵御來自國內外各種力量的侵蝕,就會敗下陣來,這是值得我們嚴重警惕的。
黨的十八大報告指出:全黨必須牢記, 只有植根人民、造福人民,黨才能始終立于不敗之地;只有居安思危、勇于進取,黨才能始終走在時代前列。要使國家長治久安, 就要居安思危,慎終如始。做到慎終如始, 對工人階級政黨來說,關鍵是要始終保持工人階級先鋒隊的性質和宗旨,一刻也不能脫離群眾,全心全意為人民謀利益。
﹝作者梁柱,北京大學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研究中心教授,北京10087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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