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觀應是晚清著名實業家和維新思想家。早年為洋行買辦，后以所學商戰經驗積極倡辦實業。他多次參與清王朝的軍政事務，曾受醇親王奕譞委派在上海采辦神機營軍械，復奉命往南洋各地考察軍情。在長期的實業、政界生涯中，他交友廣泛、眼界開闊，注重了解中外形勢，對比學習西方先進思想文化，憂心國家和民族命運，致力于探討國家富強之策，寫下以《盛世危言》為代表的一系列著名篇章，對晚清吏治腐敗進行了揭露與抨擊。

　　官督商辦的變質

　　軍隊是鞏固政權的支柱，也是民族得以自立的屏障。鄭觀應長期考察清代軍隊情況，不僅對八旗綠營腐敗不堪、喪失抵御外侮及護衛政權的功能有深刻的認知，而且對新建北洋海軍的腐敗深惡痛絕。甲午戰敗后，鄭觀應指出：“丁統領(水師提督丁汝昌)以陸軍之將而奏膺水師統領之職。余嘗與海軍諸將領相識，親見其意氣自豪，嫖賭是務，不但海道圖、海戰陣法有所未習，即船中槍炮若干，機器何名，問之亦茫然也。惟于各口立私宅、包歌姬，或多娶小妻分置各海口，船一抵埠即身歸私宅，酣歌恒舞，俾晝作夜已。”他引用日本在拆卸所擄北洋軍艦時，發現“艦身尚堅固如常，惟機器已多銹壞”的事實，印證中方海軍將領“溺職素餐”，發出感嘆：“噫!欲此輩效命于洪波駭浪中，視死如歸，豈不難若登天哉!”

　　晚清時期，交通、郵政、采礦等新興產業陸續開辦，規模較大的常常采取官辦或官督商辦。官督商辦本來是官民雙贏的方式，官方可借助民力發展國家急需的工業，民間則可依靠官方支持和庇護發展資本。實行初期，也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隨著官方勢力介入的加深，官場的種種惡習開始嚴重阻撓產業發展，損害工商業者利益。這主要是因為企業中官有權而民無權。對此，鄭觀應指出：“蓋官督商辦者，既有委員、監督，而用人之權操自督辦，股東不能過問。”督辦企業者多是官場中人，官氣難除，本來就缺乏商務知識，“所委任者又不問其材之能否勝任，大抵瞻徇情面，非其親戚即其私人，甚至掛名局內，干領修金不知凡幾，結黨營私毫無顧忌，而局務遂日歸腐敗矣”。鄭觀應曾以開平礦務局為例，揭露其總辦唐廷樞去世后，由張翼接辦的情形：“張系醇邸(指醇親王奕譞)之隨員，故北洋大臣不問其材具如何，遽升為督辦。張持有護符，營私舞弊不一而足。聞曾將公司所購之香港棧房、碼頭改為私產，售予別人，攫為囊中物。辦建平金礦私弊尤多。其最著者……以局款十數萬起造大洋樓，備歡迎醇邸到津閱操之用。”

　　鄭氏還指出，官方所派名目繁多的督辦、總辦、會辦“多無經歷，只知假公濟私，通同作弊。昔本窮漢，今成富翁，起居擬于王侯，錙銖等于泥沙，高樓雉列，大廈駢連，甚至叉麻雀(一種牌戲)、搖色寶，一擲千金，酒地花天，纏頭浪費，孰非股東血汗之資?惟股東勢弱，敢怒而不敢言”。腐敗的清廷將官督商辦變成官方壓榨、吸食股東血汗的工具，鄭氏不得不發出“名為保商實剝商，官督商辦勢如虎”的浩嘆。

　　“盛世”的名不副實

　　清代的康雍乾三朝，曾被稱為“盛世”，但晚清仍稱“盛世”已是名不副實。鄭觀應著書以《盛世危言》為題，“盛世”是假，“危言”是真。他對清代吏治前后的變化做了對比：“雍乾時作吏者，其將赴任也，必先慮律例之不諳，詞訟之不決，胥吏之未易馴伏，緝捕之未易精勤，惴惴然懼為宗黨羞;今則所慮者，陋規之不豐耳，錢漕之不多耳，親與友責望之重耳，上司同寅趨承之煩耳。”

　　鄭進而指出：“國家設官，本以為民。”在專制體制下“地方之治亂，視官吏之賢否為轉移”“未有民不聊生而國家可以稱治者”。然而，在晚清社會，官吏早已成為壓迫、剝削民眾的虎狼之輩。官場的現狀是“不肖者恣睢暴戾，如蛇蝎，如虎狼”。即使有廉能之吏想興利除弊，卻往往遭到官場同僚的排擠與傾軋。其結果，必然是官民對立，社會動蕩。

　　吏治腐敗 實業不興

　　晚清的官場已是一個投機盛行、黑暗腐臭的醬缸，清廉、實干、親民者難以立足。鄭觀應說：“嘗見置身通顯者，往往因清廉而致終身貧苦，未聞有人獎勵;因貪墨而致畢生厚富，未聞有人黜罰。世上既無賞罰，既無是非，廉恥道喪，實業安得振興乎?中國安望富強乎?”清廉官員落于貧困，貪婪之人卻富裕逍遙，這是晚清官場的真實寫照。

　　隨著清末社會矛盾的激化，晚年的鄭觀應眼光更為敏銳，開始把專制政體作為吏治腐敗的根源進行批判，“蓋專制政體，上自君主，下至臣民，上行下效，無不各為其私，無公益心，無愛國心”。他進一步反問：“國不愛民，而欲民之愛國，有是理耶?”

　　鄭觀應的揭露和批判，暴露了晚清官場的黑暗與腐朽，對于探討清王朝的興亡不無裨益。同時，他的言論也在很大程度上預示了中國社會的未來走向。武昌起義之所以一呼百應，清王朝專制政權之所以土崩瓦解，吏治腐敗、官逼民反是其中十分重要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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