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席“護犢”劉鄧“報冤”

　　——流波談澄清黨史國史現真章

　　毛主席做為黨的領袖，自覺不自覺地培養戰友是分內之事。如早期就開始歷練劉少奇，使劉成為安源大罷工的主要領導者之一;井岡山時期刻意培養林彪，使林彪成為方面軍統帥;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加快培養劉少奇接班步伐，使劉少奇很快成為中共中央二號人物;解放后特別是1953年斯大林逝世，鑒于蘇聯出現赫魯曉夫變修而在中央實施一線二線，扶持培養劉鄧一線可謂用心良苦，“護犢”一直到文革前期，并最后力排眾議堅持保留小平黨籍。正反三十年的社會實踐教育了中國人民，“占領華爾街”正在敲響美國西方私有化的噩運，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又一次呼喚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正是基于這樣的國際國內背景，澄清黨史國史，還原主席時代，是當前中華民族、愛國、社會主義者義不容辭的職責，也是中華復興和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復興在意識形態領域的當務之急。

　　一、毛主席扶持劉鄧在中央實施一線二線

　　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后，毛主席考慮培養接班人，自己退下來，將培養者扶上馬再送一程愿望在中央工作的實施;這一實施由于1953年月3月因斯大林逝世而加快了步伐，毛主席于同年下半年提出這一想法。按照毛主席1966年10月25日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說法，所謂一線就是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二線就是不主持日常工作，政治局常委中，他處在第二線，其他同志處在第一線。而事實上，共和國成立到1953年之前，在毛主席有意安排下，中央日常工作就經常由劉少奇主持，體現毛主席一直以來培養劉少奇等做接班人的一貫主張。雖然這一制度始終只是一個非正式的制度，它的內容，它開始實施的時間，都是模糊的，但由于毛主席刻意培養劉少奇、鄧小平，高饒事件后，中央一線二線實際形成，從此，實際權力向劉鄧傾斜。

　　這種非正式制度的形成經歷了一個漸進的過程：在1953年之前，毛主席就有意讓中央日常工作由劉少奇來主持，著重培養;1953年上半年斯大林逝世，毛主席下半年就提出中央領導層分一線二線的想法思路;接著從1953年底到1955年4月，開展對高崗、饒漱石的斗爭，維護了劉周鄧等實際一線的形成;1956年9月召開黨的“八大”，毛主席致《開幕詞》，劉少奇作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向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政治報告》，鄧小平作了《關于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周恩來作了《關于發展國民經濟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建議的報告》，期間毛主席在接見外國友人的時候說這次黨代表大會他是跑龍套，唱戲的是少奇、恩來、小平等同志，開始了黨的最高會議上的實際交接;1959年4月，劉少奇在第二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當選為國家主席。可見，毛主席刻意培養劉鄧是下了大力氣、花了大功夫，可以說是不遺余力。

　　二、高崗與劉少奇的分歧

　　（一）、關于資本家剝削的問題。劉少奇1949年4月到天津講話，其中講到資本家剝削問題時說資本家剝削有功。黨內的一些干部對少奇這樣講話難以接受，高崗就是其中最反感的人物之一。劉少奇天津講話后，了解到東北在城市工作中也有一些“左”的東西，就給東北局發電報，要求東北也要注意“左”的問題。高崗當然不予理會，認為劉少奇這個思想是“右”傾。

　　（二）、關于富農黨員問題。1950年，雖然新解放區剛土改，但東北土改早，一些農民分了土地致富成了新富農，有些新富農還是是黨員、土改骨干。共產黨是要消滅剝削的，現新富農三十畝地一頭牛，又得雇人了，這不是和黨的宗旨發生了矛盾嗎?劉少奇堅持新民主主義路線，贊成黨員可以雇傭，富農黨員不可怕，并把這個理解傳給中組部常務副部長安子文。安子文根據劉少奇意見就這個問題怎么處理給東北寫了封信，允許雇工;如果現在就制止，大家都不敢雇工了，生產力會受損失。高崗對此持反對態度，認為生產力發展要靠大家組織起來，搞剝削的就不能進黨，毛主席贊成高崗意見。

　　（三）、關于互助合作的問題。起因于1951年華北局對山西省委互助合作的一個批示。農村分田單干后，除了產生新富農發財的問題，很重要的問題就是在戰爭時期形成的一套組織及生產系統面臨解體;因為大家種自己的地單干了，互助合作失去基礎，山西省委就提出來必須重新組織起來走互助合作的道路。山西省委這個意見報到了華北局，華北局認為這是“左”傾，報給了劉少奇，劉少奇同意華北局的意見。高崗思路與劉少奇的思路相反，認為要組織起來，組織起來才能實現機械化。毛主席批評了劉少奇，推廣高崗東北合作化經驗。

　　（四）、工會工作方針的問題。工會到底是站在什么立場?是站在政府的立場還是站在工人的立場?當時李立三和劉少奇贊成工會有相對的獨立性，高崗表示反對，強調工人利益與國家利益的一致性。毛澤東否定劉少奇的意見，支持了高崗的意見。從1950年到1951年發生的這些事情中間可以看，劉少奇一心要單干，高崗是要走互助合作，完全是兩種不同的認識。當時高崗所領導的東北是全國的模范區，各項工作都走在了全國的前頭。顯然，在建國后的政爭分歧中，毛主席和高崗是高度一致，對劉少奇卻采取了批評態度，這也是后來劉鄧必然走向主席反面的思想根源。

　　（五）、高饒事件。1952年11月，高崗調任國家計委主席;1953年2月，饒漱石調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長。1953年，斯大林同志死，赫魯曉夫變修，毛主席考慮接班人問題，決心提前退下來，扶持劉少奇、鄧小平到前臺工作。高崗、饒漱石認為劉等能力不夠，思想認識也存在問題，采取了一些不正當的手段向中央要權，引起一線強力反彈，毛主席支持和維護了劉周鄧一線。1953年12月24日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向高崗提出嚴厲的警告，并提出關于加強黨的團結的建議，對高、饒行為進行初步整治。 1954年2月，中共中央召開七屆四中全會，通過了《關于增強黨的團結的決議》;1955年3月，中國共產黨召開全國代表會議，通過了《關于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決議》，決定開除高崗、饒漱石的黨籍，撤銷他們在黨內外的一切職務;1955年4月，中共七屆五中全會批準了黨的全國代表會議作出的《關于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決議》。

　　其實，說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只是當時政治斗爭的由頭;高崗、饒漱石都是毛主席很欣賞的黨的高級干部，從系統上說饒漱石還是劉少奇一脈;但為了刻意培養劉鄧，當主席提出要退居二線高饒急著向劉、周、鄧分權時，主席毫不猶豫把天平傾向劉、周、鄧一邊，這也是從黨的大局出發。

　　三、毛主席大躍進糾劉鄧“五風”底線還是維護一線

　　雖然出了高饒事件，但毛主席培養劉鄧一線的一貫思路沒有改變。“毛主席對少奇、小個子是有感情的，前者在延安、西北坡時就開始要培養成接班人;后者因在長征前的紅色搖籃時期跟著受過冤屈，所以雖然時不時的有些出脫，主席也還總是寄予厚望。革命剛勝利，朝鮮半島戰爭爆發，在毛主席領導下共和國幾年時間同時取得抗美援朝、‘三反五反’、鎮壓反革命和治理淮河等的偉大勝利。做為哲者的毛主席想從繁忙的政務退下來，想沿長江黃河走一遭，想搞工業農業的調查，還想寫本書來總結一下自己，如果毛主席的這三個愿望實現了，多好呀;同時，鑒于蘇聯1953年斯大林死后出現赫魯曉夫接班的問題，也想退下來培養好接班的，這樣一來就出現了高崗、饒漱石想拱倒劉少奇的問題。論水平高確實不在劉之下，但毛主席護‘犢子’，從此有意培養劉鄧，從第一個五年計劃開始到1959年劉少奇成為共和國國家主席和鄧小平成為中央書記處書記，再到文化大革命前夕，劉周鄧成為中央的實際第一線。毛主席是急呀，本來想好好的去做這三件事，卻省不了心;以為將劉鄧扶上來了，好好的送一程就可以松口氣了。沒想，少奇、小平這兩個不是右極端就是左極端。起先少奇大講什么資本家剝削有功，黨內有意見，高崗、饒漱石抓住不放;好了，到了反右時劉鄧又急速左轉，下指標搞反右擴大化;大躍進時期泛起‘官僚主義、強迫命令、瞎指揮、浮夸風、共產風’等五股風，嚴重歪曲了黨總路線，大肆鼓吹高指標、大肆浮夸虛報、強迫命令、瞎指揮;在人民公社化運動中放肆鼓吹‘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社會’，大割‘資本主義尾巴’，大肆取消集體所有制，實行平均主義的‘供給制’。尤其是少奇搞的點還實行男女老少分開的準軍事化，受到毛主席的嚴厲批評，說這樣搞不正是幫蔣介石在罵我們嗎?但少奇、小平翅膀硬了，主席的話只當耳邊風，又掌控著宣傳輿論，毛主席的講話幾本登不出來，做內參都難。1958年9月開始，毛主席感覺到了事態的嚴重性，只好派自己的各路秘書下到各地調查，又多次找人民日報的負責人吳冷西希望登出講話，一年都是五六次大會議的來糾錯，直到廬山會議。毛主席苦，苦在他對劉鄧寄予太多的熱情和希望，但又眼看著這兩個人一個到后來不讓他說話，一個從不讓他開會，把事情搞成這樣主席卻還要護‘犢子’，自己打掉牙往肚子里吞，來把責任承擔罵自己斷子絕孫，還做檢討傳達到生產隊隊長。”(引自流波《修復崩裂意識 揚我復我中華》)

　　毛主席當時護劉鄧的“犢子”是不遺余力的，這從一邊糾還一邊提劉的地位可見一斑。毛主席從1956年就提出不作下屆共和國主席的建議，八屆六中全會在經過了充分多方面考慮以后，決定同意毛主席的建議，會議內定由劉少奇同志接任這一職務，并由他醞釀提名下屆政府領導人人選名單，交黨的八屆七中全會審定，再交人大選舉。

　　毛主席對一線劉鄧所犯的過急錯誤的批評糾正又維護的態度是從全黨的大局出發是講辯證法的體現，包括1957年劉鄧一線反右擴大化和大躍進、人民公社化時期括“五風”。毛主席當時護劉鄧的“犢子”今天看來是否“過”了，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但當時的不良后果也是顯而易見。當時人民日報的總編吳冷西回憶說，當時毛主席找他幾次，示意人民日報刊登他糾“五風”的講話，但他就是沒給登，因為直接上司小平不簽字。無奈，毛主席老人家不得不于1959年3月9日、3月15日、3月17日、4月29日連續寫下了多封著名的《黨內通信》，其中就有《給基層干部的信》，來表達他的看法和憂慮。毛主席當時把大量心血傾注在軍事、外交、思想、文化建設等方面，國內部署炮擊金門、西藏平叛等國家安危問題，國際上考慮對美、對蘇政策和支持阿拉伯人民的獨立運動等。同時看到自己苦心培養的一線在經濟方面犯下錯誤，毛主席不得不在繁忙的工作中一年連續召開多次專門會議予以糾正，然對劉鄧的苦口婆心和不遺余力的呵護面對的卻是劉鄧的不以為然和許多人的抵制還是癡心不改，這種對劉鄧苦楚的光明期盼直到文革中后期才來破滅。

　　四、廬山會議毛主席即維護劉鄧周也暗保彭德懷

　　“廬山會議，今天的人特別是反毛的長吁短嘆，說彭德懷講了真話，毛主席要報岸英死之仇整了彭德懷，好象多有邏輯。然果真如此么，非也非也。你想想，廬山會議，還是毛主席一方面要批評糾正劉鄧的‘浮夸風’、‘共產風’，但底線還是要維護他們。本來會議都開完了，你姓彭的上山來玩玩可以么，你卻又死活來糾纏，難道硬要逼我劉鄧下臺不成，這個才是廬山會議的真環節。彭本來就樹敵太多，又無真的朋友，除毛主席誰都懼他幾分，林彪更想整倒他，這樣的情境下，毛主席就是明知道真理在你老彭手里，但為了維護黨的統一，也只好委曲德懷同志了。況且你彭德懷剛從蘇聯東歐回來，對主席的心里也確實烙上赫魯曉夫等的印跡，又陰差陽錯幾個人在一起亂‘議論’，又正好被羅長子碰上了，真是偶然之中加必然。”(引自流波《修復崩裂意識 揚我復我中華》)

　　王光美關于廬山會議訪談說：“廬山會議中間發生180度的轉變，實在很遺憾。我認為有很多因素。彭總的有些話確實說得不夠妥當，例如說當年在延安召開的華北會議罵了他40天的娘，中國的嚴重問題也許要蘇聯紅軍幫助解決。正好這時駐蘇大使館發來情報，匯集了蘇聯領導人指責我們黨的材料，所用的語言同彭總的說法相像。蘇聯大使尤金還在北京對留守中央的陳毅同志說：‘現在你可以搞政變了。’廬山會議前蘇聯政府又正式通知中國，停止供應我們制造原子彈的設備。聯想到彭總在會前率軍事代表團出訪東歐幾個國家，受到隆重歡迎等等情況，就認為他有國際背景，‘為民請命’。在廬山會議上，少奇同志是站在毛主席一邊的，也錯誤地批判了彭德懷同志。雖然少奇同志認為，一個政治局委員向中央主席反映問題即使有些意見說得不對，也不算犯錯誤，但他并不贊成彭總的做法。中央包括毛主席在內已經開始著手糾‘左’，彭總的做法使人感覺要追究個人責任，這不是要導致黨的分裂嗎?少奇是把黨的團結看得高于一切的。這期間多次開批判彭老總的會，緊張極了，會上的發言說什么的都有。這時有些人的發言，對‘大躍進’全面肯定，連缺點也不提了。柯慶施等把辦不辦農村公共食堂也說成是‘路線斗爭’。廬山上批彭總的會，毛主席一般不參加。但少奇 、周總理他們是在第一線工作的，不能不參加，還要主持。有時會場亂得都開不下去了，有人甚至要打彭總，被少奇同志喝住”(摘自《王光美訪談錄》，黃崢執筆，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年1月)。王光美的這節話透視了當時的若干真相：

　　▲李銳說廬山會議是毛主席與彭德懷互相操娘是極其惡毒的造謠，真實是說在延安的華北會議上一些同志對德懷提出批評意見，而廬山會議也是德懷向一線同志提出批評意見，而毛主席其實是個評判者;

　　▲彭德懷剛從蘇東回來，廬山會議本來進入了尾聲，德懷上得會來立馬糾住一線問題不放，雖然有幾個附和，但劉、周、鄧和省委書記那個不是一線?“中央包括毛主席在內已經開始著手糾‘左’，彭總的做法使人感覺要追究個人責任，這不是要導致黨的分裂嗎?”這應當是當時一線大多數人的擔憂和看法，而蘇聯大使的情報來了也決不是偶然，是一線開始反擊了;

　　▲“在廬山會議上，少奇同志是站在毛主席一邊的，也錯誤地批判了彭德懷同志。雖然少奇同志認為，一個政治局委員向中央主席反映問題即使有些意見說得不對，也不算犯錯誤，但他并不贊成彭總的做法。”這節話當然是王光美后來站在了“定性廬山會議是毛主席帶頭要整倒彭德懷”這樣的前提下為自己丈夫推卸責任和美言，實際是毛主席支持了自己培養的劉鄧一線，并且也沒有對彭進行批判;

　　▲這節話也證實了彭總與一線激烈的爭吵——甚至于罵娘，而劉、周、鄧等是一線的中央負責人，所以當人多勢眾的一線甚至于有人要對彭動手時被少奇制止，這是合符當時情景的;

　　▲還有個重要的事實是毛主席基本不參加他們的爭吵，并且王光美贊賞丈夫“是把黨的團結看得高于一切的”，這一點也應當是指毛主席更合適，因為當時的少奇正在被德懷逼到墻角，要追究一線所犯錯誤責任，好在一是人多勢眾，二是有主席最終“護犢”，這才是事實。

　　至此，大家明白了今天說“廬山會議是毛主席要整彭德懷”的謊言完全是在那個特殊背景下李銳等反毛小丑一手炮制的上個世紀最大的讕言之一，是對人類最偉大的人民領袖的栽贓、是對中國共產黨黨史的最大玷污、是對共和國史的最大謠言。

　　五、文化大革命前期毛主席還在癡心挽救

　　從歷史來看，毛主席對劉鄧傾注了太多心血，一個從上個世紀二十年代就開始培養，一個從紅色搖籃多多關注，一步步精心呵護成共和國前期的中央一線，直到文化革命。文化革命前期劉鄧因派工作組壓制群眾，開始有人貼劉鄧大字報，林彪等指責劉鄧執行了“一條壓制群眾、反對革命的路線”。這時的毛主席還是維護態度：把劉、鄧的大字報貼到街上不好，要準人家革命，不要不準人家革命;劉鄧二人是搞公開的，不搞秘密的，對劉鄧要準許革命準許改……對少奇同志不能一筆抹殺;也不能完全怪劉少奇同志、鄧小平同志，他們兩個同志犯錯誤也有原因，等等。但從抗美援朝沉溺下去終于起勢的林彪勢力已經不可能再容忍劉鄧的再次走勢了;更關鍵是劉鄧確實是典型的新民主主義者，始終跨不進社會主義的門檻，是當時將被逐步認識到的“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從剛土改到文革，內心始終不忘“單干”，以至于后來小平上來終于實現了他幾十年來的理想——經濟從農村單干開始到國家各層面的私營化。所以毛主席最后不得不舍棄劉鄧，劉少奇因壓力過大生病而亡;毛主席最后還是力排眾議保護了鄧的黨籍使得小同志能屈能伸在江西悠閑十多年后咸魚翻身。

　　六、最艱苦卓絕最壯麗輝煌最可歌可泣的時代不容玷污

　　本來，無論是中國革命史和中國建設史，都是人類歷史上最艱苦卓絕和最值得可歌可泣的人類史無前例的壯麗詩篇，無論是反右、大躍進、人民公社、總路線、文化大革命等等，都是凝聚著億萬人民自力更生、艱苦奮斗、意氣風發、斗志昂揚的社會主義建設的輝煌里程;在這個過程中，就是有這樣那樣的失誤、偏差，也是前進中的坎坷，探索社會主義的曲折，沒來由沒理由去貶損、歪曲甚至于否定;然小同志上來后看不到這樣的大道，被心中的狹隘私憤迷住了眼睛，反彈琵琶、倒打一耙以冤報德于主席，三十年來形成了人類歷史上最大冤案：毛主席晚年的錯誤、文化大革命是十年浩劫、大躍進餓死幾千萬、文化大革命經濟到了崩潰的邊沿......這一切使西方本來就要反華反共的政治勢驚詫之余為之歡欣鼓舞，被國內外一切仇視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敵人所夢寐以求;相反，卻讓全世界億萬熱愛毛主席的人民痛心疾首，讓中國和全世界要堅持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人民所迷惘無奈，使經過近一個世紀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運動終于在上個世紀九十年代末土崩瓦解了;再相反，在小平同志如同蔣當年“攘外必先安內”的“韜光養晦”政策下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帝國主義從此橫行猖獗三十來年，而中國大陸近三十年每年近10%的GDP增長卻浠里糊涂大多為化解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做了貢獻;美國等在張口吞噬著中華的財富的同時，也從政治理念、軍事態勢上又重新形成了對中國大陸的新包圍......退一步說，對毛主席、前三十年社會主義建設的貶損、歪曲假設真的成立，那直接的責任不就得要由你劉鄧一線自己來兜著嗎?假設大躍進真的餓死幾千萬，那你劉鄧的罪孽豈不更加深重如淵、永世不得翻身了么?!這就叫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搬得越高砸得越重了。

　　2012年1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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