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外地巡視期間同沿途各地負責人談話紀要（一九七一年八月——九月）

　　毛主席說，希望你們要搞馬克思主義，不要搞修正主義；要團結，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線正確與否是決定一切的。黨的路線正確就有一切，沒有人可以有人，沒有槍可以有槍，沒有政權可以有政權。路線不正確，有了也可以丟掉。路線是個綱，綱舉目張。

　　我們這個黨已經有五十年的歷史了，大的路線斗爭有十次。這十次路線斗爭中，有人要分裂我們這個黨，都沒有分裂成。這個問題，值得研究，這么個大國，這樣多人不分裂，只好講人心黨心，黨員之心不贊成分裂。從歷史上看，我們這個黨是有希望的。

　　開頭是陳獨秀搞右傾機會主義。一九二七年“八七”會議以后，他同劉仁靜、彭述之那些人，組織了“列寧主義者左翼反對派”，八十一個人發表聲明，分裂我們黨，沒有搞成，他們跑到托洛茨基那一派去了。

　　接著是瞿秋白犯路線錯誤。他們在湖南弄到一個小冊子，里面有我說的“槍桿子里面出政權”這樣的話，他們就大為惱火，說槍桿子里面怎么能出政權呢？于是把我的政治局候補委員撤了。后來瞿秋白被國民黨捉住了，寫了《多余的話》，自首叛變了。一九二八年黨的第六次代表大會以后，李立三神氣起來了。從一九三○年六月到九月，他搞了三個多月的立三路線。他主張打大城市，一省數省首先勝利。他搞的那一套我不贊成。到六屆三中全會，李立三就倒臺了。

　　一九三○年到一九三一年，羅章龍，右派，另立中央，搞分裂，也沒有成功。

　　王明路線的壽命最長。他在莫斯科就搞宗派，組織了“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他們借第三國際的力量，在全黨奪權四年之久。王明在上海召開六屆四中全會，發表了《為中共更加布爾什維克化而斗爭》的小冊子，批評李立三“左”得還不夠，非把根據地搞光就不舒服，結果基本上搞光了。從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四年，這四年我在中央毫無發言權。一九三五年一月遵義會議，糾正了王明的路線錯誤，王明倒臺了。

　　在長征的路上，一、四方面軍匯合以后，張國燾搞分裂，另立中央，沒有成功。長征前紅軍三十萬，到陜北剩下二萬五千人。中央蘇區八萬，到陜北只剩下八千人。張國燾搞分裂，不愿意到陜北去。那時不到陜北，沒有出路嘛，這是政治路線問題。那時我們的路線是正確的。如果不到陜北，那怎么能到華北地區、華東地區、華中地區、東北地區呢？怎么能在抗日戰爭時期搞那么多根據地呢？到了陜北，張國燾逃跑了。

　　全國勝利以后，高崗饒漱石結成反黨聯盟，想奪權，沒有成功。

　　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彭德懷里通外國，想奪權。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也跳出來反黨。他們搞軍事俱樂部，又不講軍事，講什么“人民公社辦早了”，“得不償失”，等等。彭德懷還寫了一封信，公開下戰書，想奪權，沒有搞成。

　　劉少奇那一伙人，也是分裂黨的，他們也沒有得逞。

　　再就是一九七○年廬山會議的斗爭。

　　一九七○年廬山會議，他們搞突然襲擊，搞地下活動，為什么不敢公開呢？可見心里有鬼。他們先搞隱瞞，后搞突然襲擊，五個常委瞞著三個，也瞞著政治局的大多數同志，除了那幾位大將以外。那些大將，包括黃永勝、吳法憲、葉群、李作鵬、邱會作，還有李雪峰、鄭維山。

　　他們一點氣都不透，來了個突然襲擊。他們發難，不是一天半，而是八月二十三、二十四到二十五中午，共兩天半。他們這樣搞，總有個目的嘛！彭德懷搞軍事俱樂部，還下一道戰書，他們連彭德懷還不如，可見這些人風格之低。

　　我看他們的突然襲擊，地下活動，是有計劃、有組織、有綱領的。綱領就是設國家主席，就是“天才”，就是反對“九大”路線，推翻九屆二中全會的三項議程。有人急于想當國家主席，要分裂黨，急于奪權。天才問題是個理論問題，他們搞唯心論的先驗論。說反天才，就是反對我。我不是天才。我讀了六年孔夫子的書，又讀了七年資本主義的書，到一九一八年才讀馬列主義，怎么是天才？那幾個副詞，是我圈過幾次的嘛。“九大”黨章已經定了，為什么不翻開看看？《我的一點意見》是找了一些人談話，作了一點調查研究才寫的，是專批天才論的。我并不是不要說天才，天才就是比較聰明一點，天才不是靠一個人靠幾個人，天才是靠一個黨，黨是無產階級先鋒隊。天才是靠群眾路線，集體智慧。

　　林彪同志那個講話，沒有同我商量，也沒有給我看。

　　他們有話，事先不拿出來，大概總認為有什么把握了，好像會成功了。可是一說不行，就又慌了手腳。起先那么大的勇氣，大有炸平廬山，停止地球轉動之勢。可是，過了幾天之后，又趕快收回記錄。既然有理，為什么收回呢？

　　說明他們空虛恐慌。

　　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跟彭德懷的斗爭，是兩個司令部的斗爭。跟劉少奇的斗爭，也是兩個司令部的斗爭。這次廬山會議，又是兩個司令部的斗爭。

　　廬山這一次的斗爭，同前九次不同。前九次都作了結論，這次保護林副主席，沒有作個人結論，他當然要負一些責任。對這些人怎么辦？還是教育的方針，就是“懲前毖后，治病救人”。對林還是要保。不管誰犯了錯誤，不講團結，不講路線，總是不太好吧。回北京以后，還要再找他們談談。他們不找我，我去找他們。有的可能救過來，有的可能救不過來，要看實踐。前途有兩個，一個是可能改，一個是可能不改。犯了大的原則的錯誤，犯了路線、方向錯誤，為首的，改也難。歷史上，陳獨秀改了沒有？瞿秋白、李立三、羅章龍、王明、張國燾、高崗、饒漱石、彭德懷、劉少奇改了沒有？沒有改。

　　我同林彪同志談過，他有些話說得不妥嘛。比如他說，全世界幾百年，中國幾千年才出現一個天才，不符合事實嘛！馬克思、恩格斯是同時代的人，到列寧、斯大林一百年都不到，怎么能說幾百年才出一個呢？中國有陳勝、吳廣，有洪秀全、孫中山，怎么能說幾千年才出一個呢？什么“頂峰”啦，“一句頂一萬句”啦，你說過頭了嘛。一句就是一句，怎么能頂一萬句。不設國家主席，我不當國家主席，我講了六次，一次就算講了一句吧，就是六萬句，他們都不聽嘛，半句也不頂，等于零。陳伯達的話對他們才是一句頂一萬句。什么“大樹特樹”，名曰樹我，不知樹誰人，說穿了是樹他自己。還有什么人民解放軍是我締造和領導的，林親自指揮的，締造的就不能指揮呀！締造的，也不是我一個人嘛。

　　對路線問題，原則問題，我是抓住不放的。重大原則問題，我是不讓步的。廬山會議以后，我采取了三項辦法，一個是甩石頭，一個是摻沙子，一個是挖墻角。批了陳伯達搞的那個騙了不少人的材料，批發了三十八軍的報告和濟南軍區反驕破滿的報告，還有軍委開了那么長的座談會，根本不批陳，我在一個文件上加了批語。我的辦法，就是拿到這些石頭，加上批語，讓大家討論，這是甩石頭。土太板結了就不透氣，摻一點沙子就透氣了。軍委辦事組摻的人還不夠，還要增加一些人，這是摻沙子。改組北京軍區，這叫挖墻角。

　　你們對廬山會議怎么看法？比如華北組六號簡報，究竟是革命的，半革命的，還是反革命的？我個人認為是一個反革命的簡報。九十九人的會談，你們都到了，總理也作了總結講話，發了五個大將的檢討，還發了李雪峰、鄭維山兩個大將的檢討，都認為問題解決了。其實，廬山這件事，還沒有完，還沒有解決。他們要捂住，連總參二部部長一級的干部都不讓知道，這怎么行呢？

　　我說的這些，是當作個人意見提出來，同你們吹吹風的。現在不要作結論，結論要由中央來作。

　　毛主席說，要謹慎。第一軍隊要謹慎，第二地方也要謹慎。不能驕傲，一驕傲就犯錯誤。軍隊要統一，軍隊要整頓。我就不相信我們軍隊會造反，我就不相信你黃永勝能夠指揮解放軍造反！軍下面還有師、團，還有司、政、后機關，你調動軍隊來搞壞事，聽你的？

　　你們要過問軍事，不能只當文官，還要當武官。抓軍隊工作，無非就是路線學習，糾正不正之風，不要搞山頭主義、宗派主義，要講團結。軍隊歷來講雷厲風行的作風，我贊成。但是，解決思想問題不能雷厲風行，一定要擺事實，講道理。

　　廣州軍區寫的那個三支兩軍的文件，我批了同意，在中央批語上，我添了“認真研究”四個字，就是要引起大家的重視。地方黨委已經成立了，應當由地方黨委實行一元化領導。如果地方黨委已經決定了的事，還拿到部隊黨委去討論，這不是搞顛倒了嗎？

　　過去我們部隊里在軍事訓練中有制式教練的科目。從單兵教練，到營教練，大約搞五六個月的時間。現在是只搞文不搞武，我們軍隊成了文化軍隊了。

　　一好帶三好，你那一好也許帶得對，也許帶得不對。還有那些積極分子代表大會，到底效果如何，值得研究。有些是開得好的，也有好多是開得不好的，主要是路線問題。

　　路線不對，那積極分子代表會就開不好。

　　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全國學人民解放軍，這不完全，還要加上解放軍學全國人民。

　　毛主席說，要學列寧紀念歐仁·鮑狄埃逝世二十五周年那篇文章，學唱《國際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

　　不僅要唱，還要講解，還要按照去做。國際歌詞和列寧的文章，全部是馬克思主義的立場和觀點。那里邊講的是，奴隸們起來為真理而斗爭，從來就沒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全靠自己救自己，是誰創造了人類世界，是我們勞動群眾。在廬山會議時，我寫了一個七百字的文件，就提出是英雄創造歷史，還是奴隸們創造歷史這個問題。國際歌就是要團結起來到明天，共產主義一定要實現。學馬克思主義就講團結，沒有講分裂嘛！我們唱了五十年國際歌了，我們黨有人搞了十次分裂。我看還可能搞十次、二十次、三十次，你們信不信？你們不信，反正我信。到了共產主義就沒有斗爭了？我就不信。到了共產主義也還是有斗爭的，只是新與舊，正確與錯誤的斗爭就是了。幾萬年以后，錯誤的也不行，也是站不住的。

　　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條條要記清”，“全國人民擁護又歡迎”。現在就是有幾條記不清了，特別是三大紀律的第一條，八項注意的第一條和第五條，這幾條記不清了。如果都能記清，都能這樣做，那多好呀。三大紀律的第一條，就是一切行動聽指揮，步調一致，才能得勝利。步調不一致，就不能勝利。再就是八項注意的第一條和第五條，對人民，對戰士，對下級要和氣，不要耍驕傲，軍閥作風堅決克服掉。這是重點。沒有重點就沒有政策。我希望用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教育戰士，教育干部，教育群眾，教育黨員和人民。

　　毛主席說，廬山會議上講了要讀馬、列的書。我希望你們今后多讀點書。高級干部連什么是唯物論，什么是唯心論都不懂，怎么行呢？讀馬、列的書，不好懂，怎么辦？

　　可以請先生幫。你們都是書記，你們還要當學生。我現在天天當學生，每天看兩本參考資料，所以懂得點國際知識。

　　我一向不贊成自己的老婆當自己工作單位的辦公室主任。林彪那里，是葉群當辦公室主任，他們四個人向林彪請示問題都要經過她。做工作要靠自己動手，親自看，親自批。不要靠秘書，不要把秘書搞那么大的權。我的秘書只搞收收發發，文件拿來自己選，自己看，要辦的自己寫，免得誤事。

　　毛主席說，文化大革命把劉少奇，彭、羅、陸、楊揪出來了，這是很大的收獲。損失是有一些。有些好干部還站不出來。我們的干部，大多數是好的，不好的總是極少數。清除的不過百分之一，加上掛起來的不到百分之三。

　　不好的要給以適當的批評，好的要表場，但不能捧，二十幾歲的人捧為“超天才”，這沒有什么好處。這次廬山會議，有些同志是受騙的，受蒙蔽的。問題不在你們，問題在北京。有錯誤不要緊，我們黨有這么個規矩，錯了就檢討，允許改正錯誤。

　　要抓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線教育。方針還是懲前毖后，治病救人，團結起來，爭取更大的勝利。

　　根據中共中央文件刊印。（有毛澤東修改件）

　　載《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3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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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關于兩條路線斗爭的基本問題（1967.03.00）

　　我們黨內兩條路線斗爭，基本問題是在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之以后，即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以后，中國究竟走資本主義道路，還是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問題。資產階級要走資本主義道路，這是很明顯的。在我們共產黨內部，我們要走社會主義道路；但有一部分人卻認為中國是個很窮困的國家，中國資本主義發展水平很低，不能發展社會主義，必須在一段時間內走資產階級道路，然后再走社會主義道路。走什么道路問題，解放初期有這個問題，現在仍然有這個問題。蘇聯搞了五十多年，仍是這個問題。

　　接見阿爾巴尼亞軍事代表團時的談話（1967.05.01）

　　我在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會上曾講過：馬列主義與修正主義的斗爭，勝利還沒有分曉，很可能修正主義勝利，我們失敗。我們用可能失敗提醒人家，有利于促進大家對修正主義的警惕性，有利于防修反修。實際上共產黨內的兩個階級、兩條路線的斗爭始終是存在著的，任何人否認都否認不了的。我們是唯物主義者，我們當然不應該去否認它。自這次大會以后，兩條路線、兩個階級在我們黨內的斗爭表現是形“左”實右與反形“左”實右；反對階級斗爭存在與強調階級斗爭存在；折衷主義與突出無產階級政治等等。在這以前適當的文件中也有了論述。

　　姚文元對《紅旗》雜志編輯組召集人傳達毛主席指示（1975.06.23）

　　關于兩條路線斗爭問題。主席說，我們現在還是兩種可能，一個社會主義，一個資本主義。王明、張國燾、高崗、彭德懷、劉少奇、林彪，他們是要搞資本主義。我們黨五十年，有十次路線錯誤。其中四次跟蘇聯沒有關系，陳獨秀、瞿秋白、張國燾、羅章龍。六次跟蘇聯有關系。反對我們，分裂黨，都失敗了，黨沒有分裂，把他們排斥出去了。以后五十年，或者一百年，還有兩條路線斗爭，一萬年還有兩條路線斗爭，到共產主義還有兩條路線斗爭，不然，就不是馬克思主義者。馬克思主義講對立統一（用英語講對立統一這個詞），只說一個，就是形而上學，兩個，就是對立的統一，對立的斗爭。我相信馬克思說的，列寧說的。

　　以上載《毛澤東思想萬歲》（漢版）第6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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