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有之鄉編者按：

　　今年七至十月間，郭建波同志的長文《碧血黃沙 白骨青山—關于紅西路軍問題的歷史考察暨紅西路軍失敗七十五周年祭》分十二部分在本站連載，業已完畢。近期作者在原文基礎上，重新構建，整理出一個精編版。精編版不論是在結構上，還是在論證的方式上，均作了重大改進。

　　在研究方法上，精編版注重考察內因與外因、主要矛盾與次要矛盾、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與次要方面等諸方面辯證關系，依此研究西路軍的形成、西退及其失敗的主要原因，相對原文又有了新的拓展和深入。

　　作者認為要想揭示西路軍失敗的真相，就必須尋找西路軍失敗的主要原因，即必須找到導致西路軍失敗的主要矛盾。按照唯物辯證法中內外因之間的辯證關系，這個主要矛盾只能存在于我們黨和紅軍內部，這個內部矛盾就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堅持的正確路線與張國燾路線的斗爭。

　　作者用大量現已公開的文獻資料，詳細論證了紅四方面軍在渡河期間、紅西路軍西退及在甘西轉戰期間，兩條路線的斗爭狀況，同時用確鑿的文獻資料證明張國燾路線是這個主要矛盾中的主要方面，起著主導性作用，而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的正確路線則是這個主要矛盾的次要方面，起著輔從性作用。這就說明，一九三七年三月三十一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的《關于張國燾同志錯誤的決議》做出的“西路軍向甘北前進與西路軍的嚴重失敗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沒有克服張國燾路線”的結論是正確的。一旦找到了西路軍的形成、西退及其失敗的主要原因，那么西路軍失敗的責任歸屬問題也就一目了然了。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正確處理并且嚴格區分了對西路軍產生危害的張國燾路線與西路軍廣大指戰員自身的革命英雄主義精神，以飽含深情的筆調，謳歌了西路軍廣大指戰員的革命英雄主義精神，表達了對西路軍廣大指戰員的無盡思念和崇敬之情，讀來令人神往。

　　作者認為對西路軍指戰員最好的懷念，就是弄清西路軍失敗的真相，汲取西路軍失敗的沉痛教訓，使西路軍廣大指戰員用鮮血和生命換來的教訓不要在將來以任何方式重演。

　　如果說原文是對西路軍問題研究的概論，那么精編版就是對這個研究中的點睛之論。讀了這個精編版，會使讀者對西路軍的形成、西退及其失敗的主要原因有一個更為明晰的認識，這也是推出這個精編版的用意所在。

　　緒論 　

　　 一、一個回避不了的問題—兩條路線的斗爭

　　緒論

　　謹以此文紀念紅西路軍失敗七十五周年。

　　西路軍失敗七十五年來，在西路軍問題上出現了兩種觀點：

　　一種是西路軍失敗之際，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做出的西路軍向甘北前進和失敗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沒有克服張國燾路線。

　　另一種是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有人認為紅四方面軍一部是奉中央軍委命令西渡黃河的，西路軍是為了執行打通國際聯系的的任務西進的，其失敗的原因是由于擔負的任務多變，缺乏機斷專行的權力，對河東形勢的配合，建立根據地，以致于喪失了戰場的主動權等原因造成的。

　　這兩種觀點到底那一種是正確的呢?

　　對這兩種觀點不論是簡單地肯定還是否定，都無助于我們認識西路軍的真相，也難以發現西路軍失敗的真正原因。要想揭示歷史真相，就必須根據業已公開的文獻資料，運用馬克思主義辯證唯物論的基本原理，采用正確的分析方法，既要從長征期間紅一、四方面軍兩條路線的斗爭中，也要從蘇、日、國、共這四大力量之間能動關系的變化中來探究西路軍形成的背景，向西退卻直至失敗的原因，從而揭示西路軍失敗的歷史真相。

　　早在西路軍失敗之際，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在西路軍問題的處理上態度是慎重的，不僅從大局出發，也是講究策略的。將張國燾與張國燾路線區分開來，將積極執行張國燾路線的干部與一般執行張國燾路線的干部區分開來，將執行張國燾路線的干部與廣大指戰員區分開來。在指出西路軍失敗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沒有克服張國燾路線的同時，又充分肯定了西路軍廣大指戰員的斗爭精神。

　　在一九五一年版《毛澤東選集》第一卷關于西路軍的注釋中，毛澤東之所以沒有注明西路軍是中央命名的，向西退卻也是最終經過中央同意的，就是因為如果要作出這樣的注釋，就必須對當時西路軍的形成、西退及在甘西轉戰失敗的原因作出陳述，這就涉及到西路軍一些高級領導干部功過是非的評價。這些領導干部后來克服了張國燾路線的影響，接受了中央的正確路線，而且為中國革命又做出了不小的貢獻，因而從黨和軍隊團結的大局出發，毛澤東才對這條注釋采取了簡單化處理的方式，只注明了張國燾的責任問題。我們的這個判斷還可以從毛澤東對《毛澤東選集》第一卷《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第四卷《關于目前國際形勢的幾點估計》的題解(這兩篇文章的題解都隱去了文章針對的當事人的名字)及九篇文章的處理中(九篇文章由于涉及到黨內高級領導干部的功過是非，直到毛澤東去世也沒有在黨內發表，就是現在也沒有公開發表全文。)得到驗證。

　　張國燾也確實對此負有首要責任。就是對張國燾，在嚴厲批判他主張的路線的同時，并沒有把他個人怎么樣，既沒有像他想象的那樣把他開除黨籍，更沒有把他投進監獄，直到張國燾叛逃，他仍然是中央政治局委員，擔任著陜甘寧政府代主席的重要職務。以致于后來毛澤東多次說，如果張國燾不跑的話，也要讓他作一個政治局委員。就是建國后，張國燾寓居香港，生活困難，向中央請求幫助，毛澤東還批示只要張國燾斷絕和美帝國主義的聯系，可以給他以若干補助。

　　本文在論述中有時把徐向前、陳昌浩與張國燾放在一起，并不表明我們把徐向前、陳昌浩與張國燾同樣看待，這是應該在此予以說明的。

　　有人說，西路軍西退與張國燾南下有著本質上的不同，這種觀點對不對呢?

　　我們認為西路軍的西退與張國燾的南下是形式上不同，而實質上相似。

　　這種實質上的相似之一就是不論是張國燾的南下還是西路軍的西退都是在退卻路線指導下的行動。張國燾的退卻路線有兩種表現形式，一種是南下，一種是西退。西路軍領導人徐向前、陳昌浩參加了毛兒蓋會議，他們是知道中央與張國燾的分歧的。從業已公開的文獻資料中可以看到，徐向前、陳昌浩多次要求河東紅軍主力向河西發展。因而不論張國燾的南下，還是西路軍的西退，都是指紅軍主力向南或向西發展，是與中央的北上路線和東進路線針鋒相對的，不過在形式上表現為進軍方向的不同罷了，而實質上是一樣的。

　　這種實質上的相似之二就是不論是張國燾的南下還是西路軍的西退，均未置于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的絕對領導之下。不過從形式上看，西路軍西退與張國燾南下還是有著重大不同的。因為張國燾南下是在謀求黨和紅軍領導權失敗后，違背中央政治局的北上決議，擅自南下，分裂黨和紅軍，直至另立“中央”。而西路軍的西退則是承認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領導的前提下，雖然不斷表現出一些獨立性，但是他們也總是希望自己的行動能夠獲得中央的同意或認可。我們當然不能因為西路軍承認中央的領導，不斷向中央匯報西路軍的情況，就看不到西路軍的獨立性，否認西路軍尚未置于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的絕對領導之下。

　　因而我們認為西路軍的西退與張國燾的南下是形式上有著重大不同，而實質上則相似。

　　有人說西路軍西退與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在毛兒蓋會議上同意派一個支隊西進是一樣的，這種說法對不對呢?

　　我們認為西路軍的西退與中央毛兒蓋會議上同意派一個支隊西進，是形式上相似而實質上不同。

　　這種相似點表現在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在毛兒蓋會議上同意派遣一個支隊到河西去活動，而西路軍又非紅軍的主力，因而從這一點上看確實與中央的看法有相似之處。但是西路軍的西退和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在毛兒蓋會議上說的派遣一個支隊到河西卻有著本質上的區別。

　　這種本質上的區別的表現之一就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在毛兒蓋會議上說的派一個支隊西進，是建立在紅軍主力向東發展基礎上的，而西路軍領導人徐向前、陳昌浩卻多次要求紅軍主力向河西發展，不過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沒有答應他們的要求才使他們的主張沒有變成現實而已。

　　這種本質上的區別的表現之二就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在毛兒蓋會議上說的派一個支隊西進，是要求西進部隊立足于依靠自己力量戰勝敵人，如果不能立腳當然還可以返回河東。可是，西路軍領導人徐向前、陳昌浩卻難以確立依靠自我奮斗來戰勝敵人的的決心和信心，反復要求外力援助，在局勢不利時，又置我黨在河東的根本利益于不顧，寧可要河東援助河西，也不愿意讓西路軍離開河西。

　　這種本質上的區別的表現之三就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在毛兒蓋會議上說的派一個支隊選擇適當時機西進，而徐向前、陳昌浩則是在河東面臨國民黨重兵“圍剿”，中央迫切希望紅軍三大主力集中作戰的情況下西退的，所選擇的時機并不恰當。

　　由此看來，這種本質上的區別就表現在紅軍主力的發展方向、是不是依靠自我奮斗戰勝敵人和選擇的時機上。因而我們認為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與西路軍領導人徐向前、陳昌浩在西進與西退問題上形式上相似的背后，卻隱藏著他們關于河東河西在我黨領導的革命斗爭中的不同地位認識上的分歧，這就構成了西進與西退之間的本質性區別。

　　有人說中央是處于配合河東紅軍主力轉移的需要，才要求西路軍在永昌、山丹地區建立根據地的;西安事變后又是為了配合河東形勢的需要才在永昌、山丹地區又繼續停留了半個月;西路軍到達高臺、臨澤地區后，又是因為河東形勢惡化，中央才令西路軍止步于高臺，而后回援河東的。正是由于執行了中央要求配合河東形勢的指示，才使西路軍進退失措，導致了最終的失敗。

　　這種觀點對不對呢?

　　我們認為不論是河東還是河西，從中國革命的大局考慮，彼此都有相互策應的義務。

　　當時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主張用河東消滅敵人的方法來策應西路軍在河西的行動，最后正是河東山城堡大捷，才迫使西渡的國民黨毛炳文部回師東渡，減輕了西路軍的壓力。

　　我們承認西路軍在河西的行動確實對河東有著重要的策應作用。但是對這種策應作用我們應該正確估價，既不能拔高，也不能貶低。

　　甘、青二馬作為盤居在河西的地方地閥，他們的核心區域在河西，而不在河東。如果紅軍沒有過河，他們會將其主力用于防守黃河渡口。只要紅軍不向河西進攻，甘、青二馬處于維護其根本利益的要求，同時也由于他們與國民黨蔣介石集團之間的矛盾，是不會傾其主力到河東作戰的。即使出兵，也只是象征性的。他們不會不從貴州軍閥王家烈的下場中汲取教訓。我們的這個判斷還可以從解放戰爭時期，胡宗南進攻陜北的時候，即使在胡宗南已經攻占延安的情況下，甘、青二馬也沒有派重兵到河東直接配合胡宗南的作戰中得到驗證。因而有人說西路軍在河西牽制了十幾萬馬家軍，似有夸大之嫌。

　　我們看到，在中央十一月八日制定的《作戰新計劃》中確有河東紅軍主力轉移的內容，中央于十一月十八日致電西路軍領導人徐向前、陳昌浩也要他們在永昌、山丹地區暫時留住一個時期。

　　但是中央要求西路軍在永昌、山丹地區停留的主要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從中央十一月十八日的電報中可以看到，主要原因還是因為蘇聯的援助還未準備好，而肅州以西地區又非常荒涼，將西路軍置于該地是有風險的，同時也是處于防止東面被毛炳文部過早占去，西路軍回旋余地陜小不利的考慮。這主要還是為西路軍著想，而并非只是為了配合河東紅軍轉移。我們不論從《作戰新計劃》中，還是從其他業已公開的文獻資料中均未發現中央有要西路軍配合河東紅軍主力轉移的文字依據。

　　從現已公開的文獻資料看，西安事變發生后中央確有要西路軍東進配合河東形勢的要求。不過這不是發生在西發事變發生后的十天內，而是發生在十二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七日這五天內，實際上最后因為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也沒有實行。從西路軍在永昌、山丹地區停留一個多月的時間來看，這五天也不會對西路軍的行動造成多么嚴重的影響。

　　西路軍止步于高臺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實際上是中央根據西路軍領導人一月四日高臺以上甚荒涼的電報才作出的決定，而并非像有人主觀臆測得那樣是因為河東形勢變化，中央才要求西路軍準備東進策應河東。我們的這個觀點還可以從一月二十四日二十四時中央下放西路軍行動方向的自主權中得到進一步的驗證。我們試想，如果是中央令西路軍東進，又怎么會在幾天后在河東形勢尚未緩和的情況下又取消了“東進命令”，向西路軍領導人下放了西路軍行動方向的自主權呢?

　　我們認為確切地說，西路軍在河西的行動，確實在一定程度上配合了河東紅軍的作戰。在西安事變發生后，中央確實有要西路軍配合河東的指示，但是前后僅五天時間，而且也沒有實施，不會對西路軍的行動造成重大影響。夸大西路軍對河東的配合作用，甚至說西路軍是由于執行中央配合河東的指示才致使西路軍喪失了主動權，從而導致西路軍失敗的觀點是錯誤的，也難以獲得現已公開的文獻資料上的印證。

　　有人說中央指示西路軍在永昌、山丹地區建立根據地，致使西路軍在這個地區滯留了一個多月，延誤了西路軍西退的時機，最終導致了西路軍的失敗。

　　那么，當時到底存在不存在西退的時機呢?

　　應該說，在西路軍剛剛西渡后，甘、青二馬猝不及防，從形式上看確實存在著西退的時機。但是這種西退的時機只是形式上的，實際上并不存在。因為這種時機是建立在西路軍只要到達安西就能夠獲得蘇聯援助的基礎上的。而當時的問題在于，在蘇聯援助尚未準備就緒的情況下，在中央與蘇聯就援助的具體時間和方式沒有確定的情況下，西路軍到達肅州、安西是獲得不了蘇聯援助的。在獲得不了蘇聯援助的情況下，西路軍深入安西、肅州荒涼地帶，馬家軍又蜂擁而來，西路軍將會面臨極大的風險。從這個角度上說，并不存在延誤時機的問題。因而有人說西路軍在永昌、山丹地區的長期滯留，延誤了西退的時機，也是不符合歷史真相的。

　　至于建立根據地，到底是甘州、肅州地區有利呢，還是永昌、山丹地區更有利呢?

　　在永昌、山丹地區建立根據地，這個地區的人口、民情及經濟條件要比肅州、甘州地區較好，同時還可以保持東邊回旋余地，在情況不利時便于返回河東。如果不建立根據地，西路軍在甘西又如何生存呢?消滅敵人是建立根據地的前提，不給敵人以殲滅性的打擊，是建立不成根據地的。西路軍沒有能夠建立根據地的主要原因還是由于沒有給甘、青二馬以殲滅性打擊的緣故。

　　沒有給敵人以殲滅性打擊，建立不起根據地，到底是西路軍領導人自己的原因，還是由于在河西根本就難以集中力量打殲滅戰，無法建立根據地呢?如果是根本就打不成殲滅戰，建立不了根據地，西路軍領導人又為什么不愿意返回河東呢?難道是中央不讓他們返回河東嗎?

　　因而我們認為當時西路軍西退并不存在延誤時機的問題。中央指示西路軍領導人在永昌、山丹地區建立根據地，是中央從蘇聯援助尚未準備好的這個現實出發，從西路軍的安全著想，既可以貫徹依靠自我奮斗戰勝敵人的方針，又可以在情況不利時返回河東的重大舉措。

　　有人說西路軍失敗的根本原因是由于西路軍擔負的任務飄忽不定，變化萬端，大大超出應有限度。

　　從現已公開的文獻資料看，中央除了在十二月下旬五天內有要西路軍東進的要求外(實際上沒有實施)，直到西路軍失敗并沒有變更西路軍的任務。

　　西路軍擔負著建立河西根據地和打通國際路線這兩大任務。至于這兩個任務，那一個優先呢?中央指示西路軍領導人不要依靠外力，要將在甘西的立足點放在依靠自我奮斗上，這實際上就告訴了西路軍領導人應該以那一個優先的問題。

　　如果西路軍領導人覺得這兩個任務重，還可以只選建立根據地這一個任務嘛!中央又怎么會不答應呢?

　　在永昌、山丹地區的一個多月里，陳昌浩雖然表示要建立根據地，但是卻將西路軍擺在三百多里的戰線上，難以集中力量打殲滅戰。在消滅不了敵人的情況下，是建立不了根據地的。

　　這里的問題在于西路軍領導人在獲得蘇聯援助前不愿意和馬家軍決戰，老是想著先打通國際聯系，獲得蘇聯援助后，再回師東進，殲滅馬家軍，完成建立河西根據地的任務。如果蘇聯的援助能夠及時提供，那么這對于西路軍領導人來說不失為一個理想的選擇。但是問題在于蘇聯沒有及時提供援助，實際上后來是中止了援助，這才給想獲得蘇聯援助后再回師殲滅馬家軍的西路軍帶來了災難性的損失。

　　反過來，如果西路軍領導人真正貫徹了中央不要依靠外力，將在甘西的立足點放在依靠自我奮斗上，以建立根據地，集中力量消滅敵人為中心任務，在甘西站穩腳跟。退一步說，就是在甘西消滅不了敵人，也建立不了根據地，果斷返回河東。那么，在這種情況下，即使蘇聯的援助不至，難道還會導致西路軍近乎全軍覆沒的結局嗎?這主要是西路軍領導人執行上的問題。

　　有人認為是由于中央戰略指揮的失誤才導致西路軍失去了戰場主動權。這個判斷有沒有道理呢?

　　西路軍確實是失去了戰場主動權，但是導致西路軍失去主動權的并非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而是西路軍領導人。

　　西路軍領導人在中央沒有批準的情況下，就奉張國燾的命令開始執行平大古涼戰役計劃了。在平大古涼戰役期間，西路軍兵力兩路向西退卻，右路紅三十軍、五軍及總部直屬部隊為主力，左路紅九軍為偏師。在戰役計劃執行期間，西路軍領導人對馬家軍進攻方向的判斷上存在嚴重失誤，兩路紅軍之間也缺乏必要的配合，同時也沒有及時對紅九軍的行動作出必要的指導，致使紅九軍慘遭損失，這給西路軍以后的作戰蒙上了嚴重的陰影。紅九軍折兵三分之一，既有紅九軍指揮員的責任，從戰役指揮的角度上來說西路軍領導人負有更大的責任。

　　在永昌、山丹地區停留的一個多月里，中央指示西路軍領導人要集中兵力打殲滅戰，并傳授了打殲滅戰的戰術要領。而西路軍卻擺成三百余里的“一字長蛇陣”，在馬家軍的進攻下，以陣地戰、消耗戰和擊潰戰為作戰方式，被動應付，始終難以給馬家軍以殲滅性打擊。最后，還是因為在這個地區站不住腳，才不得不向西退卻。

　　到達高臺、臨澤地區后，西路軍領導人又將兵力分布在高臺、臨澤、倪家營子一百多里的戰線上。西路軍領導人對馬家軍進攻重點的判斷上再次出現嚴重失誤，在馬家軍重兵圍攻高臺的情況下，西路軍領導人又不許董振堂突圍，最后高臺失陷，紅五軍遭受重創。

　　這樣西路軍三個軍中的兩個軍已遭到重創，只有三十軍主力尚存，西路軍已經基本上失去了戰場的主動權。如果這個時候，果斷東進，雖會付出巨大代價，但是還可能保存基本骨干，不至于遭到近乎全軍覆沒的損失。可是西路軍領導人卻又以西洞堡殲滅戰的勝利為導火線放棄東進，折轉西退。至此，西路軍已徹底喪失了戰場主動權，困守倪家營子，直到被打敗。

　　由此我們看到，紅九軍古浪保衛戰的失利，西路軍開始失去戰場主動權;高臺保衛戰的失利，西路軍基本失去了戰場主動權;西洞堡殲滅戰后，重返倪家營子，西路軍徹底喪失了戰場的主動權。戰場主動權的喪失主要還是因為西路軍領導人沒有執行中央一再作出的集中兵力打殲滅戰的指示，搶占據點，將兵力分散部署，以陣地戰、消耗戰和擊潰戰為作戰方式造成的。由此看來正是由于西路軍領導人的一系列失誤才導致西路軍失去了戰場主動權。

　　有人說，中央對西路軍統得過死，叫走就走，叫停就停，未給西路軍領導人以應有的自主權，陳昌浩又機械執行中央的命令，思想上背著包袱，因而導致西路軍缺乏機斷專行的能力。

　　當時真實的情況是這樣的嗎?

　　我們通過對現已公開的文獻資料的分析看到，中央只是對西路軍的行動作出了原則性的指示，具體行動由西路軍領導人根據實際情況相機執行。不論是在西退還是東進上，中央都沒有強令西路軍領導人執行命令。

　　比如中央在十二月二十七日的電報中，要求西路軍領導人對西退的時機及如何作戰，由他們根據實際情況相機決定，可是西路軍領導人卻命令西路軍全軍向西退卻。

　　西路軍到達高臺、臨澤地區后，西路軍領導人發現高臺以上甚荒涼，而以下則人糧俱豐，在中央收到他們的電報后才電告西路軍領導人暫時勿在前進。

　　高臺陷落后，西路軍領導人要求東進，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不僅同意，而且還采取多種措施為西路軍東進創造條件。并從西路軍安全計，下放了西路軍行動方向的自主權。

　　西洞堡殲滅戰后，西路軍領導人又以東部有敵重兵阻攔為由，要求折返西退，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也只好同意了他們的西退要求。

　　有人片面引用中央“固守五十天”的電報，以作為中央不要西路軍東進突圍的證據，這是對中央指示的曲解。

　　因為在中央這封電報前，西路軍領導人有一封來電，表示東進西進均不可能，在這種情況下，中央才要他們“固守五十天”。不顧前因后果，片面引用中央電報的只言片語，來證明自己的觀點。這種研究態度是不可取的。

　　通過以上我們對西路軍在甘西轉戰期間幾次重大行動的回顧，我們看到中央并沒有像有人說得那樣統得過死，實際上還是基本采納了西路軍領導人的建議的。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只是對西路軍作出了原則性的指示，由西路軍領導人根據具體情況去貫徹執行，為他們的活動留下了相當大的空間。

　　中央作出的這些原則性指示，西路軍領導人到底貫徹執行得怎么樣呢?遠在陜北的中央還是搞不清楚的。不過是由于后來西路軍領導人反復要求河東紅軍援助，而且西路軍在河西的處境也日益惡化，中央才意識到他們沒有真正執行中央的指示，對他們做出了嚴厲的批評。

　　我們承認由于陳昌浩積極追隨張國燾南下，當時確實存在“思想包袱”的問題。但是不是由于存在“思想包袱”，才導致陳昌浩“對于上級的指示，奉為金科玉律，不敢越雷池一步，簡直到了一切‘唯上’的盲從地步”呢?

　　我們認為還不是這樣。這可以從現已公開的文獻資料的分析中得到證明。

　　陳昌浩確實主張執行中央的指示在永昌、山丹地區建立根據地，徐向前認為在這個地區建立不了根據地。為此，兩人發生了共事以來的第一次“爭吵”。有人把這件事作為陳昌浩“盲從”中央命令的一個證據。

　　不過，我們認為陳昌浩執行中央的指示，主張在永昌、山丹地區建立根據地，有沒有合理的因素呢?

　　西路軍到達甘西后，如果不建立根據地，又如何生存呢?建立根據地，是在永昌、山丹地區合適呢，還是在肅州、安西地區合適呢?這是不言而喻的。當時西路軍領導人從保存西路軍實力考慮，在獲得蘇聯援助前，盡量避免西路軍與馬家軍決戰。這樣就不得不以據點為依托，把西路軍部署于甘西三百余里的戰線上。陳昌浩的錯誤在于他沒有認識到以西路軍這樣的兵力分布，是難以集中兵力打殲滅戰的。而打不成殲滅戰，消滅不了敵人，是建立不起根據地的。

　　而徐向前卻認識到了這一點。徐向前雖然認識到了這一點，但他不是改變西路軍的兵力分布，積極創造條件，集力兵力打殲滅戰，而是要向西退卻，希望獲得蘇聯援助后再來消滅馬家軍。這也是非常危險的。如果西路軍西退到肅州、安西荒涼之地，蘇聯的援助又不到，馬家軍再席卷而來，這同樣會給西路軍帶來災難性的后果。因而我們說在建立根據地問題上說陳昌浩“盲從”中央的指示，是不確切的。

　　在建立根據地問題上，陳昌浩和徐向前的意見表面看來似乎各執一詞，是矛盾的，而從錯誤的根源上來說實際上是一樣的，都是沒有像中央要求的那樣不要依賴外力，要把在河西的立足點放在自我奮斗上。正是由于他們沒有執行中央的這個指示，因而他們才主張在獲得蘇聯援助前盡量避免與馬家軍作戰。這樣在馬家軍的進攻下，為了保存實力，就不得不以據點作為依托。而河西走廊的村落和城鎮又比較稀疏，這樣就不得不把西路軍擺在三百余里的戰線上了。

　　西路軍從倪家營子突圍到威狄堡后，又要重返倪家營子，徐向前堅決反對，但是陳昌浩卻竭力主張重返倪家營子，兩人又“吵了一頓”。有人把西路軍此時東進突圍說成陳昌浩顧慮沒有中央的命令，這是牽強的。

　　我們并不懷疑此時陳昌浩為了使自己的主張獲得通過，有拿中央指示壓人的作法，但這是陳昌浩主張返回倪家營子的真實原因嗎?中央確實有要“西路軍固守五十天” 的電報，但這是在西路軍領導人表示東進西進均不可能的情況下，中央為了堅定西路軍防守的信心而做出的指示。況且早在一月二十四日二十四時中央致西路領導人的電報中就已經下放了西路軍行動方向的自主權，只要能夠保存西路軍實力，他們可以向任何方向行動，陳昌浩又顧慮什么呢?

　　我們認為陳昌浩主張三返倪家營子，應該是另有隱情，而不是顧慮中央沒有東進突圍的命令，也不是對中央指示的“盲從”和“不敢越雷池一步”。

　　我們通過對現已公開的文獻資料分析后認為，陳昌浩不是將中央的指示奉為“金科玉律”，而是對中央要求西路軍領導人不要依賴外力，要將在甘西的立足點放在自我奮斗上，建立根據地，集中兵力，通過殲滅戰來消滅敵人，不要向西深入過遠，保留東邊回旋余地，河西不利時可以返回河東這些關系到西路軍自身安危的重要指示沒有真正貫徹執行。試想，如何貫徹了這些指示，還會有西路軍近乎全軍覆沒的結局嗎?

　　由此我們認為，說中央統得過死，沒有給西路軍領導人以應有的自主權，陳昌浩對中央指示“不敢越雷池一步”，才導致西路軍失去了機斷專行的能力是站不住腳的。

　　以上我們根據現已公開的文獻資料，對在西路軍研究中的一些觀點，作了辯駁和說明。我們看到，這些觀點與現已公開的文獻資料出現了諸多不合，是難以站得住腳的。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由于在研究過程中沒有全面占有文獻資料，僅選用有利于證明自己觀點的文獻資料，另一方面是由于沒有正確的研究方法。

　　要想在西路軍研究中運用正確的研究方法，就必須要根據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論，用聯系的、發展的、能動的觀點，從當時東進路線與西退路線兩條路線斗爭的角度，從紅軍在河東河西的兵力分布，從河東河西敵我力量的對比中來進行研究;同時，我們還要尋找導致西路軍形成、西退、甘西轉戰過程中失敗的主要矛盾和處于這個主要矛盾中的主要方面，只有這樣我們才能發現西路軍失敗的主要原因，準確界定西路軍失敗的責任問題。

　　我們認為，從東進路線與西退路線的斗爭實際出發，立足于紅軍在河東河西的兵力分布，著眼于河東河西敵我力量對比的巨大差異，是研究西路軍問題的綱領。

　　從中國革命的發展前途出發，到底是河東還是河西才是我黨的根本利益所在呢?

　　正是由于對河東河西在我黨領導的革命中的地位的認識不同，才產生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堅持的東進路線和張國燾主張的西退路線。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堅持的東進路線認為，河東關系我黨的根本利益，因而紅軍主力必須向河東發展。而張國燾主張的西退路線認為，在當時敵我力量對比下，我黨領導的革命力量在河東難以生存，因而紅軍主力應該向河西退卻。兩條路線的斗爭關系到紅軍主力的發展方向，關系到中國革命的成敗得失。

　　在紅四方面軍西渡問題上貫穿著兩條路線的斗爭。從現已公布的文獻資料顯示，張國燾及紅四方面軍總指揮部領導人徐向前、陳昌浩是要求紅四方面軍全軍西渡的，不過是由于種種原因紅四軍、三十一軍才留在了河東。有些文獻資料還顯示，他們希望紅軍三大主力西渡黃河。而中央《十月作戰綱領》中讓紅四方面軍三個軍和紅一方面軍主力西渡執行寧夏戰役計劃，是建立在紅二方面軍與紅四方面軍兩個軍一起抗衡南敵，河東根據地能夠得以鞏固的前提下采取的行動。我們自然不能因為《十月作戰綱領》中有紅一、四方面軍主力西渡進攻寧夏的計劃，就簡單地認為中央是同意紅軍主力向河西發展的。

　　有人根據《十月作戰綱領》中中央有讓紅四方面軍三個軍西渡的計劃，而西路軍恰好也是三個軍，就主觀地認為西路軍是奉中央軍委命令西渡的。這種觀點的錯誤在于直接將中央《十月作戰綱領》中要求紅四方面軍三個軍渡河與西路軍的兵力組成聯系在一起，而忽視了由于南敵迅速推進，河東形勢的突變，中央為了貫徹執行寧夏戰役計劃，確保河東根據地，才確立了擊破南敵的方針。

　　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致張國燾及紅四方面軍總指揮部領導人徐向前、陳昌浩的電報中反復說明不擊破南敵，無法進行寧夏戰役計劃。在執行擊破南敵的方針問題上，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與張國燾及紅四方面軍總指揮部領導人徐向前、陳昌浩之間產生了嚴重分歧。這種分歧集中表現在紅四方面軍是以擊破南敵為重點，還是按照《十月作戰綱領》的安排繼續渡河;具體表現在紅九軍、紅三十一軍、紅五軍以及紅四方面軍全軍西渡上。

　　這樣我們看到，在南敵猖狂進攻下，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主張給南敵以殲滅性打擊，停止南敵進攻。這不僅是為了寧夏戰役計劃的實施創造有利條件，而且也是鞏固河東根據地的需要，堅持東進路線的必然要求。而張國燾及紅四方面軍總指揮部領導人徐向前、陳昌浩希望全軍西渡，取得接濟后再返回頭來消滅敵人。這樣他們就沒有依靠自我力量戰勝敵人和在河東建立根據地的信心，反而把戰勝敵人的希望寄托在獲得蘇聯援助上。這是十分危險的行為。

　　從中央電告張國燾及紅四方面軍總指揮部領導人徐向前、陳昌浩不擊破南敵無法進行寧夏戰役計劃，以及徐向前、陳昌浩又提出不論執行寧夏戰役與否都建議紅四方面軍全軍西渡來分析，張國燾及徐向前、陳昌浩積極主張渡河顯然就流露出西退的跡象。如果紅四方面軍一旦全軍西渡，紅軍就有一半以上的兵力到了河西，給河東根據地的鞏固帶來極大風險，這顯然背離了中央的東進路線。因而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與張國燾及紅四方面軍總指揮部領導人徐向前、陳昌浩在擊破南敵方針問題上的分歧，就透射出兩條路線的斗爭。因而在研究紅四方面軍渡河問題時，就應該把中央擊破南敵的方針作為研究的支點。

　　在西路軍向西退卻問題上也體現出兩條路線的斗爭。

　　據現已公開的文獻資料顯示，當時紅四方面軍總指揮部領導人徐向前、陳昌浩還是希望河東紅四軍、三十一軍西渡歸還建制的，而且也是他們最先提出了向西退卻的建議，但是張國燾在紅四方面軍河西部隊向西退卻問題上表現出與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截然不同的態度。

　　在張國燾與中央出現分歧的情況下，紅四方面軍總指揮部領導人徐向前、陳昌浩卻根據張國燾的授權制定了向西退卻的戰役計劃上報軍委和總部。在張國燾所在的紅軍總部當即批準而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尚未批準的情況下，徐向前、陳昌浩就指揮西路軍開始了向西退卻的行動。此間電報還映現出西路軍領導人徐向前、陳昌浩有建議紅軍主力西渡的提議。

　　鑒于西路軍已經開始了西退的行動，同時也考慮到其他復雜的原因，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才最終批準了西路軍西退的決定。而這時西路軍右路前鋒已經到達涼州，直逼永昌，左路紅九軍也已到達古浪。

　　在西路軍河西轉戰期間，河東紅軍占當時紅軍兵力的三分之二，西路軍占三分之一。西安事變前后，河東敵我力量對比要比河西嚴重得多。在這種情況下，不論從東進路線的要求，還是從紅軍在河東河西的兵力分布，以及河東河西的敵我力量對比來看，河東紅軍已經不可能再向河西派遣兵力。同時，蘇聯能否及時提供援助又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難以左右的。

　　正是基于此，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才一再指示西路軍領導人，不要依靠外力，要把在河西的立足點放在依靠自我奮斗上，建立根據地，集中兵力打殲滅戰，不要向西深入過遠，保持東邊回旋余地，河西不利時可以返回河東。

　　在這五條關于西路軍安危的重要指示中，中央正是從東進路線的要求出發，立足于紅軍在河東河西的分布狀況，著眼于河東河西敵我力量對比的巨大差異，同時也鑒于蘇聯援助的復雜性和不確定性，才做出了不要依靠外力，要把在河西的立足點放在依靠自我奮斗上的指示。要依靠自我奮斗戰勝敵人，就必須建立根據地。只有消滅敵人，才能建立根據地。要消滅敵人，必須集中力量打殲滅戰。建立根據地和集中力量打殲滅戰是貫徹依靠自我奮斗在甘西立足的兩大根本性舉措，而不要向西深入過遠，保持東邊回旋余地，河西不利時，可以返回河東，則是為西路軍一旦在河西難以立腳，能夠便于返回河東留下的后路。

　　可是我們卻看到西路軍領導人徐向前、陳昌浩沒有真正執行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關于西路軍安危的重要指示，一開始輕視馬家軍，后來又信心不足，寄望于外力援助。

　　他們設想首先西退，在獲得蘇聯的援助后，再返回頭來消滅馬家軍，同時又深受西退路線的影響，要求河東紅軍主力西渡，多次要求河東紅軍增援西路軍，沒有將西路軍在甘西的立足點放在自我奮斗上。這樣也就難以集中兵力通過殲滅戰來消滅敵人，建立鞏固的根據地。在沒有消滅敵人，建立鞏固根據地的情況下，西路軍是不可能真正貫徹中央將在河西的立足點放在依靠自我奮斗上的指示的。這就給西路軍在甘西的生存帶來很大困難。

　　在這種情況下，又因為西路軍領導人深受西退路線的影響，將西路軍進到高臺、臨澤一帶，遠離河東，先后三次放棄了東返的機會，特別是在高臺陷落后，西路軍失敗的陰影已經顯露的情況下，又沒有果斷決策離開河西，返回河東，才最終遭到近乎全軍覆沒的命運。

　　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堅持的東進路線認為，紅軍主力必須向河東發展。為此，在紅四方面軍西渡期間、向西退卻問題上以及在河西轉戰期間多次拒絕了張國燾及紅四方面軍總指揮部領導人徐向前、陳昌浩要求紅軍主力西渡的建議，維護了我黨的根本利益。

　　這樣我們通過對西路軍在甘西轉戰歷程的回顧可以看到，正是由于西路軍領導人沒有真正理解中央的東進路線，深受張國燾西退路線的影響，因而才沒有認識到河東河西在我黨領導的革命發展中具有不同的作用，從紅軍在河東河西的分布和河東河西的敵我力量對比出發，從維護河東我黨的根本利益著眼，河東已經難以為河西提供援助，正是這種認識上的局限才導致他們不僅多次要求河東紅軍增援，而且還要求河東紅軍主力西渡，沒有確立依靠自我力量消滅敵人、建立根據地的決心和信心。在形勢不利時，又不愿離開河西，最終遭到近乎全軍覆沒的悲劇。

　　我們只有從東進路線與西退路線的斗爭，紅軍在河東河西的兵力分布狀況，河東河西敵我力量對比的差異出發，通過對紅四方面軍西渡、西路軍西退和在甘西轉戰歷程的分析，才能揭示為什么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確立了擊破南敵的方針，而張國燾及紅四方面軍總指揮部領導人徐向前、陳昌浩在擊破南敵問題上卻與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存在嚴重分歧，他們又為什么消極對待中央擊破南敵的方針，積極主張紅四方面軍西渡;

　　也才能夠真正明白西渡后，在張國燾及紅四方面軍總指揮部領導人徐向前、陳昌浩對返回河東持消極態度，極力主張西退的情況下，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在紅四方面軍河西部隊西退問題上因何持猶豫和謹慎態度，經過反復考慮才最終同意了西路軍的西退行動;

　　同時也就會理解在河西轉戰期間，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又為什么一再指示西路軍領導人不要依靠外力，要把西路軍在河西的立足點放在自我奮斗上。即使在西路軍領導人徐向前、陳昌浩的反復要求下，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也沒有同意他們要求河東紅軍主力西渡黃河向甘西發展的提議，甚至也難以滿足他們從河東派兵援助的要求。這樣也就清楚了西路軍領導人徐向前、陳昌浩又為什么沒有能夠執行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作出的不要依靠外力，要將在甘西的立足點放在自我奮斗上的重要指示，以集中力量殲滅敵人，建立根據地作為中心任務，反而卻多次要求河東援助，在河西處境危險時又不愿意離開甘西的原因。

　　我們還要從事物的主要矛盾及其矛盾的主要方面來研究西路軍形成、西退及其失敗的主要原因。

　　紅四方面軍主力是奉中央軍委命令西渡的嗎?西路軍是奉中央命令為執行打通國際聯系的任務而西退的嗎?西路軍在甘西轉戰期間失敗的主要原因又是什么呢?一句話，西路軍形成、西退及其失敗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我們知道，在事物發展的諸多矛盾中，其主要矛盾對事物的發展起著決定性作用。那么，決定紅四方面軍主力西渡、西路軍西退乃至西路軍在甘西轉戰失敗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呢?根據內因是變化的根據，外因是變化的條件，外因只有通過內因才能起作用的原理，我們只能從內因上來尋找這個主要矛盾。這個主要矛盾只能存在于我們黨和紅軍內部，也就是我們黨和紅軍內部的矛盾是導致紅四方面軍主力西渡、西路軍西退乃至在甘西失敗的主要原因。從對當時文獻資料的分析中我們可以看到，這個主要矛盾就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與張國燾及西路軍領導人徐向前、陳昌浩之間兩條路線的斗爭。

　　在找到事物的主要矛盾后，我們還要進一步找到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因為事物的性質是由處于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所決定的。紅四方面軍主力西渡、西路軍西退乃至在甘西失敗的主要原因是由處于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的一方所決定的。那么，在這個主要矛盾中到底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堅持的東進路線處于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呢，還是張國燾主張的西退路線處于矛盾的主要方面呢?只要我們準確界定了處于主要矛盾主要方面的一方，也就找到了紅四方面軍主力西渡、西路軍西退的主要推動力量，找到了西路軍在甘西失敗的主要原因。那么，由誰來承擔西路軍失敗的主要責任也就一目了然了。

　　紅四方面軍主力西渡期間，在紅三十軍渡河問題上，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與張國燾及紅四方面軍總指揮部領導人徐向前、陳昌浩沒有表現出重大不同意見。

　　但是由于南敵推進迅速，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確立了擊破南敵的方針，明確要求以紅九軍為中心的三個軍留在河東擊破南敵，但是張國燾及紅四方面軍總指揮部領導人徐向前、陳昌浩卻命令紅九軍開始了渡河。在中央得悉紅九軍開始渡河后，才同意了紅九軍的西渡，卻明確要求紅四方面軍留在河東的三個軍與紅二方面軍一起擊破南敵。

　　這個時候，張國燾及紅四方面軍總指揮部領導人徐向前、陳昌浩卻提出不論是否執行寧夏戰役計劃紅四方面軍都要全軍西渡的建議，當時紅三十軍、九軍已經渡過黃河，紅五軍已撤到河邊在看守渡口，紅四軍在前線抵御南敵，因而這個時候的西渡就主要體現在紅三十一軍的渡河上。正是在張國燾及紅四方面軍總指揮部領導人徐向前、陳昌浩的反復要求下，同時也鑒于紅三十一軍已經開始西渡的事實，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才不得不同意了紅三十一軍的渡河行動。

　　但是鑒于海打戰役的需要，在彭德懷等人的斗爭下，紅三十一軍已渡河的直屬隊才又返回河東。三十一軍折返東進，參加海打戰役。在戰役發起的關健時刻，張國燾卻命令紅四軍、三十一軍撤出陣地，使紅軍喪失殲敵的良機，從而導致海打戰役的流產。這樣南敵迅速推進，河東紅軍向東轉移，看守渡口的紅五軍收兵過河，寧夏戰役計劃被迫中止，紅西路軍最終形成。

　　在西路軍向西退卻問題上，我們看到最先是紅四方面軍總指揮部領導人徐向前、陳昌浩提出了向西退卻的建議，而后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同意他們在保留景泰一條山陣地和五佛寺渡口的情況下，向西適度展開。而張國燾卻要求他們向西獨立開展一個新局面，行動要迅速、秘密、堅決和機斷專行，可以放棄五佛寺渡口，打開了西退的“閘門”。

　　徐向前、陳昌浩根據張國燾的授權，制定了向西退卻的《平大涼戰役計劃》，上報軍委和總部。張國燾所在的紅軍總部當即予以批準，而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卻對此予以暫時擱置。西路軍領導人徐向前、陳昌浩根據張國燾的批準于十一月九日夜開始了向西退卻的行動。

　　此后，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曾就西路軍東返和西退問題征求張國燾及西路軍領導人徐向前、陳昌浩的意見，鑒于西路軍已經將西退的行動付諸于實施，同時他們又執意要求西退，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才最終同意了西路軍的西退行動。

　　從紅四方面軍主力西渡黃河和西路軍向西退卻的歷程中可以看到，張國燾及紅四方面軍總指揮部領導人徐向前、陳昌浩是紅四方面軍主力渡河和西退的主導力量，而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則處于次要地位。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往往是在他們付諸實施后才不得不同意了他們的行動。

　　在西路軍甘西轉戰期間，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從東進路線的要求出發，為西路軍的安危作出了重要指示。從前文我們闡述的這五條重要指示看，只要西路軍領導人認真貫徹執行這些指示，西路軍本來是不至于失敗的，更不會出現后來近乎全軍覆沒的結局。

　　中央指示西路軍領導人徐向前、陳昌浩不要依靠外力，要把在河西戰勝敵人的立足點放在自我奮斗上。西路軍領導人不論是對河東援助，還是對蘇聯援助，都抱有不切實際的想法。究其原因還是因為沒有理解中央的東進路線的緣故，也是由于對蘇聯援助的復雜性和不確定性缺乏清醒地認識。

　　因為根據東進路線的要求，由于河東關系我黨的根本利益，因而紅軍主力必須置于河東。當時西路軍的兵力已經占了紅軍兵力的三分之一，同時，在西安事變前后，河東的敵我力量對比要比河西嚴重得多，在這種情況下河東是難以為河西提供援助的。

　　作為一支擔負獨立戰略任務深入處線作戰的部隊的指揮員，將戰勝敵人的希望寄托在獲得蘇聯援助上，這本身就是十分危險的行為。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下，西路軍領導人是難以執行中央依靠自我力量戰勝敵人的指示的。

　　正是由于西路軍領導人沒有依靠自我力量戰勝敵人的決心和信心，因而才沒有能夠執行中央要求他們集中兵力殲滅敵人的指示。

　　我們看到，不論是在古浪保衛戰中紅九軍的巨大損失，還是永昌、山丹期間的“一字長蛇陣”，或者高臺保衛戰中紅五軍的巨大損失，均與西路軍領導人的戰術指導失誤密切相關。

　　在沒有消滅敵人的情況下，是建立不起根據地的。不建立根據地，不能通過殲滅戰消滅敵人，西路軍是沒法在甘西生存的。這是由于他們沒有堅定地執行中央依靠自我力量戰勝敵人的指示造成的，而其根源還是因為深受張國燾西退路線的影響所致。

　　中央實際上是希望西路軍在靠近河東的地方建立根據地，保持東邊回旋余地，以便于在河西不利時能夠返回河東。在蘇聯提供的武器裝備有了確切的時間后，再前去接收。這就是十一月十八日中央致西路軍電報中要求在永昌、山丹地區暫時留住一個時期的原由。十二月二十七日中央致西路軍電報中同意西路軍領導人相機向西發展，可是在接到中央電報的當日，西路軍領導人卻命令西路軍全軍向西退卻。

　　退一步說，就是西路軍在河西難以集中兵力，打不成殲滅戰，建立不了根據地，那么西路軍還可以返回河東啊!高臺陷落后，西路軍還有一萬四千人的兵力，雖然紅九軍、紅五軍遭到重創，但是紅三十軍主力尚存，當時存在著東進的有利條件，但是西路軍領導人卻又以東進有敵重兵阻撓為由放棄東進轉為西退，困守倪家營子，耗盡了西路軍的實力后，最終被打敗。

　　這樣我們看到，在西路軍甘西轉戰過程中，西路軍領導人并沒有真正落實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作出的關于西路軍安危的重要指示，西路軍在甘西的行動是西路軍領導人而不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在起主導性作用。從兩條路線對西路軍的影響上來分析，是張國燾主張的西退路線而不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堅持的東進路線在影響著西路軍的行動。

　　通過以上西路軍的形成、西退及在甘西轉戰失敗的歷程的回顧，我們看到是張國燾及西路軍領導人徐向前、陳昌浩而不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在起著主導性作用;從兩條路線對西路軍的形成、西退及在甘西轉戰失敗的影響來看，是張國燾主張的西退路線而不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堅持的東進路線在起著決定性作用。

　　七十五年過去了，西路軍悲壯的征程早已化為歷史的煙云正是離我們逐漸遠去，但是西路軍廣大指戰員的革命英雄主義精神卻充溢于天地之間，在我們的軍史上熠熠生輝，永放光芒。西路軍雖然受到張國燾路線的嚴重影響，西路軍失敗的主要原因也是由于沒有克服張國燾路線的影響所致，但是西路軍斗爭的歷史是光榮的，西路軍精神是偉大的，西路軍留給我們的經驗是豐富的，教訓是沉痛的。

　　我們今天就是要通過對西路軍問題的研究，找到西路軍失敗的真實原因，特別是鎖定導致其形成、西退及失敗的主要原因，使西路軍廣大指戰員用鮮血和生命換來的沉痛教訓永遠成為歷史的陳跡，不要在將來重演。這是我們對他們最好的懷念。而不能像有些人那樣，認為只有為西路軍摘掉了張國燾路線的“帽子”，才能充分肯定西路軍廣大指揮員的革命斗爭精神，才是對他們最好的懷念。

　　因為一旦摘掉了張國燾路線的“帽子”，就難以發現西路軍失敗的真實原因。如果沒有揭示西路軍失敗的真實原因，也就難以汲取西路軍廣大指戰員用鮮血和生命換來的沉痛教訓，這會使長眠在河西的七千多名西路軍指戰員即使在七十五年后的今天也會抱恨終天，難以瞑目。這也就是我們進行西路軍問題的研究，并寫作這篇文章的原因。

　　一九三六年十月，紅軍三大主力會師，長征勝利結束。隨后，紅四方面軍一部二萬一千八百人西渡黃河，又向甘西進軍。在河西走廊的戈壁灘，高山大漠之間浴血奮戰了四個多月，于一九三七年三月中旬最終失敗。其余部四百余人歷經千辛萬苦，在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的指引下到達新疆，成為西路軍唯一保存下來的成建制的力量。

　　西路軍失敗之際，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的《關于張國燾同志錯誤的決議》中指出：“西路軍向甘北前進與西路軍的嚴重失敗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沒有克服張國燾路線。”[1]此后，由于張國燾叛逃中共，處于黨和軍隊團結的考慮，西路軍問題就擱置起來，沒有得到深入的研究。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后，有一些人提出了西路軍研究問題上的新觀點。他們認為紅四方面軍一部是奉中央軍委命令為執行寧夏戰役西渡黃河的，又是奉中央命令為打通國際路線向甘西退卻的，西路軍失敗的原因是由于中央戰略決策失誤所致，張國燾路線與西路軍沒有關系，從而修正了一九三七年三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關于西路軍失敗的定性。這種新觀點得到一些當事人的支持，已經寫進了黨史與軍史，成了當今西路軍研究中的主流觀點。

　　那么，一九三七年三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關于西路軍失敗的定性是否正確呢?新觀點又有沒有道理呢?

　　我們看到，新觀點與《關于張國燾同志錯誤的決議》中關于西路軍失敗原因的闡釋恰恰相反，是矛盾的。在一定條件下，真理與謬誤雖然并存，卻涇渭分明。或者是中央一九三七年三月決議中的觀點是正確的，或者新觀點是正確的，二者必居其一。

　　下面我們根據馬克思主義辯證唯物論的基本原理，以現已公開的檔案文獻資料為依據，對紅四方面軍一部西渡、西路軍西退直至甘西轉戰失敗的過程作一歷史的考察，探究西路軍失敗的真實原因。

　　一、一個回避不了的問題—兩條路線的斗爭

　　現在的不少西路軍研究者，總是回避在西路軍形成、西退直至在河西轉戰過程中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堅持的東進路線與張國燾主張的西退路線之間的斗爭。如果回避了兩條路線的斗爭，顧然有利于為西路軍摘掉張國燾路線的帽子，卻難以找到西路軍失敗的真正原因，導致西路軍研究走向歧途。那么，這兩條路線形成的背景及其主要內容是什么呢?張國燾路線的準確含義又是什么呢?

　　（一）、兩條路線形成的原因及其主要內容

　　長征期間，紅一、四方面軍會師后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堅持的東進路線和張國燾主張的西退路線進行了初步交鋒，而后在毛兒蓋會議上達到高潮。張國燾重新北上后，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與張國燾之間在東進與西退之間的爭論又趨激烈，那么東進路線和西退路線是如何產生的呢?他們各自的內容又是什么呢?

　　從中國面臨的政治形勢要求出發，對河東與河西在我黨領導的革命斗爭中的不同地位，在抗擊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的不同作用，以及對當時的敵我力量對比和中國革命發展前景的認識分歧，產生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堅持的東進路線和張國燾主張的西退路線。

　　由于河東經濟條件、人口、民情、地理環境遠遠優越于河西，同時占據河東又可以迎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方向繼續東進，承擔起民族解放戰爭的領導重任。這就不僅在政治上為我黨贏得主動，而且在軍事上也使我黨獲得發展的契機。

　　而河西的經濟條件、人口、民情、地理環境等因素決定著如果我黨將紅軍主力置于河西，就會極大地限制我黨領導的革命力量的發展。一旦國民黨軍隊沿河封鎖，我黨領導的革命力量就會被局限于河西，而難以向東發展。這不僅在政治上，而且在軍事上均將我黨置于不利地位。

　　同時，由于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使中日民族矛盾上升為中國社會主要矛盾，因而形成此起彼伏的全國人民的抗日斗爭浪潮，中國共產黨要適應時代的要求成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中流砥柱，這就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力量的生存和壯大提供了現實的基礎和條件。因而對我黨領導的革命力量在河東的發展持悲觀的態度是沒有理由的。

　　正是基于這些原因，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才認為我黨發展的重點在河東，紅軍主力必須置于河東。這就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堅持的東進路線。

　　張國燾主張的西退路線，則是從紅軍三大主力轉移后，中國革命所處的低潮出發，認為主力紅軍遭到嚴重消弱，對敵我力量對比作出悲觀的估計，因而主張西退到敵人力量薄弱的地區(青海、甘肅)去休養生息。

　　他沒有意識到由于經過巨大的挫折和災難，中國共產黨已經成熟，形成了正確的路線和適宜于中國革命戰爭特點的戰略戰術，沒有看到由于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會導致中國政治形勢的巨大變化，這就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力量帶來了發展壯大的契機。因而中國共產黨人應該承擔起領導全國人民救亡圖存的領導重任，立足于自身，緊緊依靠廣大人民群眾，投身于抗日戰爭的烽火中去，發展壯大我黨領導的革命力量。在這種情況下，就必須將我黨領導的紅軍主力置于河東，而置于河西是沒有發展前途的。

　　歷史已經證明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堅持的東進路線是正確的，張國燾主張的西退路線是錯誤的。

　　那么，到底什么是張國燾路線呢?張國燾路線的內容又是什么呢?張國燾路線是不是像有人說的那樣就是指另立“中央”呢?

　　（二）、從歷史文獻中來界定張國燾路線的準確含義

　　我們先來看長征期間張國燾擅自率軍南下后，一九三五年九月在俄界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通過的決定中關于張國燾路線的闡述。

　　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二日在俄界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通過了《關于張國燾同志的錯誤的決定》。決定指出：

　　“四方面軍的領導者張國燾同志與中央絕大多數同志的爭論，其實質是由于對目前政治形勢與敵我力量對比估計上有著原則的分歧。張國燾同志從對于全國目前革命形勢的緊張化，特別是由于日本帝國主義的積極侵略而引起的全中國人民反日的民族革命運動高漲估計不足，更從對于中央紅軍在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斗爭中及突圍后的二萬余里的長征中所取得的勝利估計不足出發，而夸大敵人的力量，首先是蔣介石的力量，輕視自己的力量，首先是紅一方面軍的戰斗力，以致喪失了在抗日前線的中國西北部創造新蘇區的信心，主張以向中國西南部的邊陲地區(川康藏邊)退卻的方針，代替向中國西北部前進建立模范的抗日的蘇維埃根據地的布爾什維克的方針。”

　　“造成張國燾同志的這種分裂紅軍的罪惡行為的，除了對于目前形勢的機會主義估計外，就是他的軍閥主義的傾向。這種傾向表現在張國燾同志不相信共產黨領導是使紅軍成為不能戰勝的鐵的紅軍的主要條件。因此，他不注意去加強紅軍中黨的與政治的工作，不去確立紅軍中的政治委員制度，以保障黨在紅軍中的絕對領導;相反的，他以非共產黨的無原則的辦法去團結干部。他在紅軍中保存著軍閥軍隊中的打罵制度，以打罵的方式去凌駕地方黨的政權的與群眾的組織，并造成紅軍與群眾間的惡劣關系。”[2]

　　在中央政治局通過的這個決定中，我們看到決定指出了張國燾路線的兩個特點：

　　一是退卻路線。退卻路線產生的原因又分為兩點：(一)政治形勢判斷錯誤。由于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而引起的中國人民反日的民族革命運動高漲估計不足，因而沒有看到在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戰爭中孕育著我黨領導的革命力量蓬勃發展的良機。(二)敵我力量對比判斷錯誤。由于三大主力紅軍相繼離開原來的根據地進行轉移，革命力量特別是紅一方面軍遭到嚴重損失，因而張國燾在敵我力量對比上處于悲觀態度。由于這兩個原因就產生了張國燾的退卻路線。主張紅軍南下川康，而反對紅軍北上。

　　二是軍閥主義態度。張國燾向黨中央鬧獨立性，想依靠自己人多馬壯，挑戰黨指揮槍的原則，來改造黨中央。

　　一九三七年三月下旬，在延安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通過了《關于張國燾同志錯誤的決議》，在決議中再一次對張國燾路線作了闡述。

　　一九三七年三月三十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的《關于張國燾同志錯誤的決議》指出：

　　“張國燾同志由于對于中國革命形勢的右傾機會主義的估計(否認中國革命的高漲、兩個高漲之間的理論)，因此產生了對于敵人力量的過分估計(特別是在蔣介石主力的面前張皇失措)，對于自己力量的估計不足(對主力紅軍的突圍表示悲觀失望，對全國人民抗日的民族命運表示不信任)，因此喪失了紅軍在抗日前線的中國西北部戰勝敵人，創造新蘇區，使蘇維埃紅軍成為抗日民族革命戰爭的領導中心的自信心，而主張向中國西部荒僻地區，實行無限制的退卻。這是張國燾同志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的實質。”

　　“張國燾同志對于中國共產黨在領導中國革命勝利中的決定的作用，是忽視的。因此他在他的工作過程中，輕視黨、忽視地方黨的組織的創造，在紅軍中不注意政治委員制度、政治工作與黨的工作的建立，相反地，他用全力在紅軍中創造個人的系統。他把軍權看做高于黨權。他的軍隊，是中央所不能調動的。他甚至走到以軍隊來威逼中央，依靠軍隊的力量，要求改組中央。在軍隊中公開進行反中央的斗爭。最后，他不顧一切中央的命令，自動南下，實行分裂紅軍，成立第二“中央”，造成中國黨與中國蘇維埃運動中空前的罪惡行為。在同二方面軍會見時，他曾經企圖用強制與欺騙的方法，使二方面軍同意他的路線，共同反對中央，雖是這一企圖遭到了二方面軍領導者的嚴拒而完全失敗了。他對于創造紅軍模范紀律的忽視，造成了紅軍與群眾的惡劣關系。軍閥軍隊中的打罵制度與不良傳統，在紅軍中依然存在著。這就是張國燾同志的軍閥主義的實質。”[3]

　　我們看到在這個決議中，對張國燾路線也是概括了兩大特點：

　　一是退卻路線。形成的原因是由于對中國革命形勢和敵我力量對比的悲觀估計，否認中國革命走向高漲，而認為是處于低潮，夸大敵人力量，看輕革命力量，因而喪失在西北部抗日前線建立根據地的信心，而主張退往西部荒僻地區。

　　二是軍閥主義。忽視黨在中國革命中的決定性作用，把軍權看得高于黨權，用軍隊威逼中央，要改造黨中央，擅自南下，分裂紅軍，直至發展到另立“中央”，分裂黨。

　　由此我們看到，張國燾的另立“中央”僅是他軍閥主義的一種表現，而且是極端的表現，還不是張國燾路線中軍閥主義的全部內容，更不是張國燾路線的全部內容。

　　我們再來看毛澤東對張國燾路線含義的闡釋。

　　毛澤東說：“張國燾的機會主義，則是革命戰爭中的右傾機會主義，其內容是他的退卻路線、軍閥主義和反黨行為的綜合。只有克服了它，才使得本質很好而且作了長期英勇斗爭的紅軍第四方面軍的廣大的干部和黨員，從張國燾的機會主義統制之下獲得解放，轉到中央的正確路線方面來” [4]

　　我們看到，毛澤東將張國燾路線的內容也是定為兩大特點，一是退卻路線，二是軍閥主義。至于反黨行為是和軍閥主義一脈相承的，完全可以納入軍閥主義之中。

　　從我們以上引用的歷史文獻資料中可以看到，張國燾路線從性質上是一種右傾機會主義路線，它包括兩大特點：

　　一是退卻路線。退卻有兩個方向：一是南下，一是西退。退卻有兩個原因：一是因為對政治形勢估計的錯誤。沒有看到由于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日民族矛盾的激化，會制約國共兩黨階級矛盾的發展，從而帶來中國社會的重大變化，而這種變化就給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力量的發展帶來新的契機。二是對敵我力量對比估計的悲觀。夸大敵人力量，輕視革命力量，沒有看到在新的政治形勢下敵我力量之間的能動的轉換，因而主張脫離中國的主體區域，遠離抗日斗爭的前線，到偏僻的角落里去休養生息。

　　二是軍閥主義。就是不服從黨中央的命令，用軍隊去干涉黨中央的決策，挑戰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原則，沒有嚴格的組織紀律性。另立“中央”不過是張國燾軍閥主義發展的高峰，并不是張國燾路線中軍閥主義的全部內容，更不是張國燾路線的全部內容。簡言之，軍閥主義的表現就是漠視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原則，消極執行黨中央的命令，保持自己所領導的軍隊的獨立性。

　　以上我們簡要介紹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堅持的東進路線和張國燾主張的西退路線形成的背景及其主要內容，同時從歷史文獻資料中來界定了張國燾路線的確切含義，這對于我們考察西路軍的形成、西退直至河西轉戰失敗的原因具有重要意義。

全文詳見：

碧血黃沙 白骨青山——關于紅西路軍問題的歷史考察暨紅西路軍失敗七十五周年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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