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西路軍失敗的原因及其責任問題
（一）運用辯證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準確界定西路軍失敗的主要原因。
（二）西路軍失敗的責任問題
1、張國燾在西路軍失敗問題上負有首要責任。
2、西路軍領導人徐向前、陳昌浩在西路軍失敗問題上負有主要責任。
3、蘇聯(共產國際)在西路軍失敗問題上負有重要責任。
4、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在西路軍失敗問題上負有一定的責任。
下面我們分析導致西路軍失敗的主要原因以及西路軍失敗的責任問題。
（一）運用辯證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準確界定西路軍失敗的主要原因。
我們要研究西路軍失敗的原因，就必須首先找到西路軍失敗的主要原因，因為找到了這個主要原因也就基本上揭示了西路軍失敗的真相。而要找到西路軍失敗的主要原因，就必須探究導致西路軍失敗的主要矛盾及其矛盾的主要方面。因為“在研究矛盾特殊性的問題中，如果不研究過程中主要的矛盾和非主要的矛盾以及矛盾之主要的方面和非主要的方面這兩種情形，也就是說不研究這兩種矛盾情況的差別性，那就將陷入抽象的研究，不能具體地懂得矛盾的情況，因而也就不能找出解決矛盾的正確的方法。”[339]
我們要從現已公開的文獻資料中，從蘇、日、國、共這四大力量的角逐中，從東進路線與西退路線的斗爭中，從紅軍在河東河西的兵力分布中，從河東河西敵我力量對比中來研究西路軍失敗的原因。
西路軍失敗的原因無疑是復雜的。這里既有孤軍深入，缺乏后援的因素，也有敵強我弱，馬家軍騎兵機動性強，來往便捷的原因，也有我黨在甘西缺乏群眾基礎，天候、地形等條件的限制，又有蘇聯沒有及時提供援助的因素，還有黨內東進路線與西退路線的斗爭，當時西路軍尚未置于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的絕對領導之下，更有張國燾的干擾及西路軍領導人自身指揮的失誤，……，如果我們把這些原因不分輕重地羅列起來，就會變成一本流水帳，這又怎么能夠揭示西路軍失敗的真正原因呢?
要想弄清西路軍失敗的真正原因，揭示西路軍失敗的真相，就必須找到西路軍失敗的主要原因。要想找到西路軍失敗的主要原因，就必須發現導致西路軍失敗的主要矛盾。因為“在復雜的事物的發展過程中，有許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種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發展規定或影響著其他矛盾的存在和發展。”[340]“任何過程如果有多數矛盾存在的話，其中必定有一種是主要的，起著領導的、決定的作用，其他則處于次要和服從的地位。因此，研究任何過程，如果是存在著兩個以上的矛盾的復雜過程的話，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這個主要矛盾，一切問題就迎刃而解了。”[341]
由此可見，在事物發展過程中，由于主要矛盾是事物發生變化的根本原因，在事物發展變化中起著主導性作用，決定或影響著其他矛盾的發展，因而我們在研究西路軍失敗的原因時，就要尋找到導致西路軍失敗的主要矛盾。只有找到了導致西路軍失敗的主要矛盾，才便于發現西路軍失敗的主要原因。只有發現了西路軍失敗的主要原因，才能夠揭示西路軍失敗的真相。
那么，我們又如何來尋找導致西路軍失敗的主要矛盾呢?
我們在尋找導致西路軍失敗的主要矛盾的時候，就要把目光投射到事物的內部，因為“唯物辯證法認為外因是變化的條件，內因是變化的根據，外因通過內因而起作用。”[342]這樣我們要想發現導致西路軍失敗的主要矛盾就只有從我們黨和紅軍內部來尋找，而不能從外部來尋找。從這點上來說，敵強我弱，敵處內線，補給便捷，我處外線，補給困難，蘇聯援助不至，天候、地形的限制等等因素充其量不過是導致西路軍失敗的重要矛盾，遠非主要矛盾。
那么，在我們黨和紅軍內部導致西路軍失敗的主要矛盾又是什么呢?
根據上文的考察我們看到，由于對河東河西在我黨領導的革命中的地位及在河東能否建立根據地的認識上的分歧，產生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堅持的東進路線和張國燾主張的西退路線。兩條路線的分歧和斗爭關系到紅軍主力的行動方向。堅持東進路線必然要求紅軍主力向河東發展，主張西退路線必然要求紅軍主力向河西發展。
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堅持的東進路線認為，紅軍主力要向河東發展，但不排除在此基礎上可以派一個支隊向河西進軍。從當時紅軍兵力在河東河西的分布來看，紅軍兵力的三分之一在河西，三分之二在河東，而在敵我力量對比上河東要比河西嚴重得多。在這種情況下，河東已經難以再為河西提供援助。同時又鑒于蘇聯援助的復雜性和不確定性，在這種情況下中央才多次要求西路軍領導人不要依靠外力援助，要把在河西的立足點放在自我奮斗上，建立根據地，通過殲滅戰來消滅敵人，不要向西深入過遠，保持東邊回旋余地，河西不利時可以返回河東。
張國燾主張的西退路線認為，紅軍主力要向河西發展。西路軍領導人徐向前、陳昌浩正是由于沒有深刻理解中央的東進路線，深受西退路線的嚴重影響，才多次主張河東紅軍主力向河西進軍，一次又一次地要求河東紅軍提供援助。同時也沒有認識到蘇聯援助的復雜性和不確定性，他們希望在獲得蘇聯援助后再與馬家軍決戰，因而在獲得蘇聯援助前，就盡量采取避戰行為。為了保存實力，不得不以據點為依托，以陣地戰、消耗戰和擊潰戰為作戰方式。這樣也就難以執行中央要求的不要依靠外力，要把在河西的立足點放在自我奮斗上，建立根據地，通過殲滅戰來消滅敵人的重要指示。在消滅不了敵人的情況下，在河西是建立不成根據地的。這就使西路軍在河西的生存面臨極大風險。可是西路軍領導人在這種情況下，卻又不愿意離開河西，致使西路軍在河西日漸消弱，直到釀成了近乎全軍覆沒的悲劇。
我們也注意到不論是在紅四方面軍渡河期間，還是在西路軍西退及轉戰甘西期間，張國燾及徐向前、陳昌浩往往是在首先付諸于行動后，才去爭取中央的認可，沒有真正貫徹執行中央做出的關于西路軍安危的正確指示，表現出一些獨立性。這說明當時紅四方面軍(西路軍)尚未置于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的絕對領導之下，而是受到張國燾軍閥主義的影響。
由此我們認為，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堅持的正確路線和張國燾路線這兩條路線的斗爭，是導致西路軍失敗的主要矛盾。通過前文的考察我們看到，這兩條路線的斗爭在紅四方面軍西渡、西路軍西退和西路軍在甘西轉戰過程中已經鮮明地表現出來了。
我們知道，“不能把過程中所有的矛盾平均看待，必須把它們區別為主要的和次要的兩類，著重于捉住主要的矛盾，已如上述。但是在各種矛盾之中，不論是主要的或次要的，矛盾著的兩個方面，又是否可以平均看待呢?也是不可以的。無論什么矛盾，矛盾的諸方面，其發展是不平衡的。有時候似乎勢均力敵，然而這只是暫時的和相對的情形，基本的形態則是不平衡。矛盾著的兩方面中，必有一方面是主要的，他方面是次要的。其主要的方面，即所謂矛盾起主導作用的方面。事物的性質，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規定的。”[343]
這樣我們看到，在找到主要矛盾后，事情還未完結，因為構成主要矛盾的雙方在發展中并非處于平衡狀態，其中必有一方處于主導地位。事物的性質是由主要矛盾中處于主要方面的一方決定的，因而我們還要進一步研究在導致西路軍失敗的主要矛盾中的主要方面。只有發現了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才能找到西路軍失敗的主要原因。找到主要原因后，西路軍失敗的主要責任的歸屬也就一目了然了。
那么，在兩條路線的斗爭這一主要矛盾中，到底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堅持的正確路線處于矛盾的主要方面呢，還是張國燾路線處于矛盾的主要方面呢?
通過前面的研究我們知道，不論從紅四方面軍西渡時期，還是西路軍西退以及在甘西轉戰期間，均是張國燾路線占主導地位，而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堅持的正確路線則是處于次要地位。這樣紅四方面軍西渡，西路軍西退和甘西轉戰失敗的主要原因就應該是張國燾路線造成的，而主張這條路線的張國燾及沒有克服這條路線影響的西路軍領導人徐向前、陳昌浩也就應該對此負有主要責任。
由此我們認為，一九三七年三月三十一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的《關于張國燾同志錯誤的決議》中“西路軍向甘北前進與西路軍的嚴重失敗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沒有克服張國燾路線。”[344]的結論是正確的，也是經得起歷史檢驗的。
（二）西路軍失敗的責任問題
通過前文的分析我們知道，兩條路線的斗爭是導致西路軍失敗的主要矛盾，而張國燾路線則處于這個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因而張國燾路線的提出者張國燾以及受這條路線嚴重影響的西路軍領導人徐向前、陳昌浩無疑應該對西路軍失敗負主要責任。那么，張國燾與西路軍領導人徐向前、陳昌浩在責任的歸屬上又有什么不同呢?除此之外，在革命陣營內部是否還有應該承擔責任的對象呢?
1、張國燾在西路軍失敗問題上負有首要責任。
我們認為張國燾在西路軍形成、西退和在甘西轉戰期間不同的發展階段上產生的作用是不一樣的。在西路軍的形成、西退上張國燾直接參與了決策和指揮，在甘西轉戰期間張國燾主要是通過其路線對西路軍發生著作用，影響著西路軍的行動。
在西路軍的形成、西退上張國燾先后采取了四次行動，不僅導致了西路軍的形成和向西退卻，而且給后來西路軍的發展造成了嚴重隱患。
第一次是在紅四方面軍北上途中，到了甘南，中共西北局在岷縣三十里鋪召開會議，決定北上與中央紅軍會師。但是隨后張國燾又聯合了一些紅四方面軍的高級領導干部，召開了中共西北局漳縣會議，推翻了岷縣三十里鋪會議的北上決定，決定從永靖西渡黃河，向西退卻。由于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的堅決斗爭，也由于西北局內部朱德、任弼時、賀龍、劉伯承等人的斗爭，再加上當時天候不佳，最后才又在中共西北局洮州會議上取消西退，繼續北上。但是這已經耽誤了時間，使得國民黨軍隊從容集結，給戰局的發展造成了不利的影響。[345]
第二次是紅四方面軍渡河期間，在張國燾已經知道中央擊破南敵的方針，要求紅九軍留在河東的情況下，卻消極對待中央擊破南敵的方針，批準了紅九軍的渡河行動。[346]隨后又要求紅四方面軍全軍西渡，[347]這就給中央擊破南敵方針的實行帶來很大困難。如果不能給南敵以殲滅性打擊，停止南敵，那么就難以實行寧夏戰役計劃。
第三次是在海打戰役實施的關健時刻，張國燾命令紅四軍、三十一軍撤出陣地，[348]從而導致海打戰役流產。如果當時在海打戰役中給南敵以殲滅性打擊，還是可以停止南敵進攻的。彭德懷后來的回憶也證明了這一點。[349]這樣南敵猖狂北進，紅軍被迫向東轉移，寧夏戰役被迫中止，紅西路軍最終形成。
第四次是在紅西路軍的西退上，張國燾在十一月五日的電報中要求紅四方面軍總指揮部領導人徐向前、陳昌浩“獨立開展一個新局面”“必要時應迅速占領涼州地區。行動要迅速、秘密、堅決和機斷專行”“不得已時不必留兵力守渡口”“你們應不受一切牽制，獨立去完成你們的任務”。[350]這樣就率先打開了西路軍西退的“閘門”，對西路軍的西退負有主要責任。
十一月下旬，張國燾離開河東，前往保安，就失去了西路軍的指揮權。這個時候，他主要通過張國燾路線對西路軍領導人發生重要影響。
有人把張國燾是不是在西路軍中作為判斷張國燾是否對西路軍失敗應負責任的依據，這顯然是一種形而上學的認識，唯心的看法。張國燾是沒有在西路軍中，但是通過前文的考察我們發現張國燾路線對西路軍領導人有著嚴重的影響，張國燾難道就不應該對此負有責任嗎?
由此我們認為，張國燾在西路軍的形成和西退上負有主要責任，在西路軍甘西轉戰期間的失敗上負有間接責任。從西路軍的形成、西退及其失敗的總體考察中，盡管在不同階段張國燾所起的作用是不一樣的，但是張國燾路線卻自始至終影響著西路軍的行動，張國燾顯然應該對西路軍的失敗負有首要責任。
2、西路軍領導人徐向前、陳昌浩在西路軍失敗問題上負有主要責任。
在明確了張國燾應該對西路軍的失敗負有首要責任后，那么西路軍領導人徐向前、陳昌浩又該對西路軍的失敗負有什么樣的責任呢?
我們看到，在紅四方面軍渡河及西路軍西退期間，雖然有時候是出自徐向前、陳昌浩的提議，但真正決策的是張國燾，因而這個時候徐向前、陳昌浩對此只負有直接責任。西路軍在甘西轉戰期間，西路軍領導人雖然受到了張國燾路線的嚴重影響，但是畢竟他們是西路軍的指揮者，此間的文獻資料顯示了他們的一系列失誤，因而他們應該承擔西路軍失敗的主要責任。
我們從文獻資料中可以看到，在紅四方面軍渡河期間，徐向前、陳昌浩是在知道中央要擊破南敵，[351]要求紅九軍留在河東的情況下，[352]卻奉張國燾所在的紅軍總部一百五十八號電令開始了渡河。隨后，他們又提出紅四方面軍不論執行寧夏戰役與否都要西渡的要求，[353]這樣就使擊破南敵遇到很大困難。
西渡后，他們還一再要求紅四方面軍河東兩個軍向河西進軍。[354]在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和張國燾在西退問題上出現分歧的情況下，他們奉張國燾的命令，制定了向西退卻的平大古涼戰役計劃。在中央尚未批準的情況下，他們又奉張國燾的命令開始了向西退卻。
因而我們說在西路軍的形成和向西退卻問題上，西路軍領導人徐向前、陳昌浩負有直接責任。
在西路軍甘西轉戰期間，西路軍領導人徐向前、陳昌浩深受張國燾路線的影響，沒有深刻理解中央的東進路線，對蘇聯援助的復雜性和不確定懷缺乏清醒地認識，因而也就難以執行中央對西路軍領導人做出的不要依靠外力，要將在甘西的立足點放在自我奮斗上，建立根據地，集中兵力，通過殲滅戰來消滅敵人，不要向西深入過遠，保持東邊回旋余地，河西不利時可以返回河東的重要指示。一開始他們輕視馬家軍，后來又說依靠自身力量難以消滅敵人，在戰略戰術上犯了一系列的錯誤，特別是在高臺失陷后，西路軍處境危險，失敗的陰影已經顯現的情況下，他們又沒有果斷決策離開河西，返回河東，終遭西路軍近乎全軍覆沒的結局。
西路軍在甘西轉戰期間，西路軍領導人犯了兩個致命的錯誤：
第一個致命的錯誤就是沒有依靠自力通過殲滅戰來消滅敵人，建立根據地。陳昌浩也承認在高臺失陷前西路軍是有進行殲滅性作戰實力的，也是有可能打成殲滅戰的。 [355]在有可能通過殲滅戰來消滅敵人的情況下，卻沒有能夠打成殲滅戰，這不能不是西路軍領導人的失誤。這種失誤不僅導致西路軍在甘西難以生存，更難以發展和壯大。在打不成殲滅戰的情況下，是消滅不了敵人的。在消滅不了敵人的情況下，是建立不了根據地。建立不了根據地，西路軍又如何能夠生存呢?打不成殲滅戰，就不得不以陣地戰、消耗戰和擊潰戰為作戰方式，就是單靠這種“乞丐”與“龍王”“比寶”的作戰方式也會把西路軍送上絕路的。
第二個致命的錯誤就是沒有果斷決策離開河西，返回河東。西路軍在甘西難以通過殲滅戰來消滅敵人，建立根據地，而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又對他們暢開著東歸的大門。在這種情況下，西路軍領導人除了要求外力援助外，卻不愿意離開河西，返回河東。這樣西路軍也就難以逃脫失敗的命運了。
當然，西路軍的西退并不必然會導致近乎全軍覆沒。正是由于西路軍領導人深受張國燾西退路線的影響，沒有接受中央的東進路線，這樣在河西殲滅不了敵人，建立不了根據地的情況下，卻又不愿意離開河西，返回河東，終遭近乎全軍覆沒的命運。同時他們在紅四方面軍渡河期間及西路軍西退問題上也負有直接責任，因而我們認為西路軍領導人應該對西路軍的失敗負有主要責任。
3、蘇聯(共產國際)在西路軍失敗問題上負有重要責任。
我們從前文引用的文獻資料中可以看到，蘇聯原先表示從寧夏為我黨提供援助。當紅四方面軍三個軍渡河后，在背水一戰的情況下，蘇聯又表示擔心會引起日蘇沖突的可能，中止了從寧夏提供援助，又表示從新疆為我黨提供援助。[356]當西路軍深入甘西的時候，由于國內發生了西安事變，蘇聯實際上又中止了對我黨的援助。
蘇聯的兩次違約當然是為了維護其民族利益，也就是對我黨援助的階級利益與其民族利益發生矛盾的時候，就以民族利益為首選原則。這對于朝思暮想在獲得蘇聯援助后再返回頭來打擊馬家軍的西路軍領導人無異于望梅止渴，給他們帶來了災難性的后果。
通過對西路軍失敗的考察我們發現，由于西路軍領導人希望在獲得蘇聯援助后再與馬家軍決戰的行為，致使蘇聯沒有能夠及時為西路軍提供援助而在西路軍失敗上的影響顯得尤為突出，但是我們運用唯物辯證法內外因相結合的原理來進行分析，蘇聯沒有及時為西路軍提供援助僅是導致其失敗的重要外部條件，而不是導致其失敗的內在原因。如果西路軍領導人執行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做出的不要依靠外力，要把在河西的立足點放在自我奮斗上，集中兵力，通過殲滅戰來消滅敵人的指示，即使蘇聯沒有能夠及時為西路軍提供援助，也不會對西路軍造成致命的影響，更不會導致西路軍近乎全軍覆沒的結局。因而我們認為蘇聯在西路軍失敗問題上只是負有重要責任。
4、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在西路軍失敗問題上負有一定的責任。
我們從紅四方面軍西渡、西路軍西退及在甘西轉戰期間的整個歷程來進行考察，從辯證唯物主義的主要矛盾及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的原理上來進行分析，兩條路線的斗爭既然是導致西路軍失敗的主要矛盾，張國燾路線處于支配地位，張國燾及西路軍領導人徐向前、陳昌浩起著主導性作用，而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堅持的正確路線則是處于輔從地位，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處于次要地位。這樣西路軍失敗的主要責任就應該由張國燾及西路軍領導人徐向前、陳昌浩而不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來承擔。
從文獻資料中我們看到，雖然張國燾及西路軍領導人徐向前、陳昌浩多次違背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的指示，但是西路軍畢竟是中央命名的，向西退卻最終也獲得了中央的同意，中央一度也對西路軍在甘西的處境比較樂觀(盡管這種樂觀是由于西路軍領導人電報的影響所致)，[357]也沒有強令西路軍返回河東，因而我們認為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在西路軍失敗問題上還是負有一定責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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