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高饒事件”幾個重要問題的研究與爭論 

 《中共鄭州市委黨校學報》2008年第一期

　摘要：
 
高崗、饒漱石分裂黨的活動，也稱“高、饒反黨聯盟”事件，是新中國成立以來，在黨內高層首次出現的一場分裂與反分裂的嚴重斗爭。長期以來，在關于“高饒事件”的社會歷史背景問題、高崗“里通外國”問題、高饒“反黨聯盟”和“反黨集團”問題以及高饒事件的揭露處理和后果影響等重要問題上學術屆一直存在著爭論。近幾年來，關于“高饒事件”的新的史料、研究論文逐漸增多，在這幾個重要問題上作了一些新的研究和探索。
 
全文：
 
     高崗、饒漱石分裂黨的活動，也稱“高、饒反黨聯盟”事件，發生在１９５３年，揭露于１９５４年初，到１９５５年春處理完畢。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在黨內高層首次出現的一場分裂與反分裂的嚴重斗爭。[1]反對高饒陰謀活動的斗爭是建國初期黨和國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對此，《建國以來黨的若干問題的決議》有一個結論：“1955年3月召開的黨的全國代表會議，總結了反對野心家高崗、饒漱石陰謀分裂黨、篡奪黨和國家最高權力的重大斗爭，增強了黨的團結。”[2]這就充分肯定了這場斗爭的必要性、斗爭的性質以及對高、饒本人的定性。由于各種原因，學術界對“高饒事件”的研究一直不太活躍，近幾年來，這方面的新的史料、論文逐漸增多，主要在以下幾個方面作了一些新的研究和探索。

     關于“高饒事件”的社會歷史背景問題

    1954年2月，周恩來在高崗問題座談會上的發言提綱中指出：“高崗之所以進行分裂黨和企圖奪取黨和國家領導權力的陰謀，是有他的思想根源、社會根源和歷史根源的。”[3]也就是說，“高饒事件”的出現，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特定的社會歷史背景。

    學術界以往的研究認為：高饒事件出現在社會主義改造全面展開的歷史轉折關頭，當然不簡單是個別共產黨員墮落的表現，“而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兩個階級之間矛盾斗爭深刻化在黨內的反映”。在探討這一事件發生的原因時，“應該從我們黨處于執政黨地位這一歷史變化入手，具體地分析高崗、饒漱石思想演變的過程，考察當時的歷史環境和條件，才能從中得出比較符合實際的論斷”。建國以后，由于黨采取了一系列堅決果斷的措施, 我們黨是經受住了執政黨地位變化的嚴峻考驗的。但是，黨內極少數干部追求特權的腐敗現象還是發生了。平時潛伏著的“追求升官發財”的欲望膨脹起來，這就造成了政治上腐化蛻變現象的加劇。“黨內的野心家高崗、饒漱石為謀取個人權位而走上分裂黨的道路，正是執政黨內發生蛻化變質危險的一個嚴重信號。這就是高、饒事件產生的深刻的客觀條件。”一九五三年，為了適應大規模經濟建設的需要，黨中央曾考慮過是否采用部長會議的國家體制和是否增設黨的副主席或總書記的問題。毛澤東同志曾提出分一線、二線的主張。中央在醞釀召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黨的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黨和國家的組織形式要隨著政治任務的變化而有所變化，這本來是正常的事情。但對于高、饒這些野心家來說，他們卻把這看成是權力再分配的極好機會。高崗自恃對革命有功，有林彪、饒漱石等人的支持，又組織了“經濟內閣”，把政務院管經濟的大權抓到手了；于是他們便利令智昏，采取搞交易，搞陰謀詭計的辦法，抓住黨糾正工作中某些離開過渡時期總路線傾向的時機，便急不可待地把他們分裂黨的陰謀活動推到了頂點。[4]

    近幾年，黨史研究工作者根據新發現的材料，對“高饒事件”發生的社會歷史背景問題進行了深入研究和考證，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和結論，認為，“高饒事件”的發生有特定的社會歷史背景，除了進入全面建設時期，黨和國家的領導體制和人事安排需要進行相應調整為高、饒奪取黨和國家領導權力提供了可乘之機外，而在根本上是高、饒資產階級個人主義思想極度膨脹的惡果。[5]另外，共和國建立之初，在有關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一些問題上，黨內存有不同的看法和爭論，高崗、饒漱石利用這些分歧，大做文章，推波助瀾，乘機實施其陰謀活動。[6]還有學者認為，分析“高饒事件”發生的社會歷史背景，個人的主觀因素固然要重視，但不能因此忽略特定歷史條件下的體制因素。解放初期，在大解放區基礎上產生的大區行政建制和國家行政管理體制中的“兩級制”，都為“高饒事件”的出現留下了體制上的空間。[7]“一，過渡形態的大區行政建制與黨政軍三位一體的權力結構，易于助長‘獨立王國’的傾向。其二，國家行政管理體制中的‘兩級制’及由此帶來的政務院與國家計劃委員會平級的行政架構，是‘經濟內閣’出現的體制性因素。”[8]對此，有學者提出了不同看法，認為“這種說法是不能令人信服的”，“既于法無據，又與事實不符”。首先，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的規定，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只組織政務院、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最高人民法院及最高人民檢察署。如果認為國家計委是與上述機關“平起平坐的國家經濟建設的最高執行機關”，那就要修改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但有權進行這種修改的是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體會議，而不是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會議。“這顯然是一個嚴肅的法律問題。”而且，也不能以新設立的國家計委的組成人員政治地位較高來“證明”它與政務院“平級”。其次，從后來中共中央關于國家計委及高崗的工作職責范圍的安排來看，也不能得出國家計委與政務院“平級”的結論。國家計委“實際上是國家經濟建設的最高執行機關”的說法難以成立。[9]趙曉光等認為，“高饒事件”的發生不僅有個人責任，有體制性因素，同時也與當時黨內對過渡時期總路線的認識分歧不可分割。一、高崗與劉少奇關于東北富農問題的爭論，暴露出黨內高層在何時由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問題上有明顯分歧。二、毛澤東對“新稅制”的嚴厲批評，反映出對周恩來主持的政務院工作的極大不滿。三、高崗用宗派主義的思維方式曲解黨內工作中的不同認識，導致了“高饒事件”的發生。[10]

    聶家華等學者還提出，“高饒事件”的暴露與1952年1月“東北一黨員”的來信有重要的關系，由于來信第一次向中央和毛澤東揭露了高崗領導下的東北地區所存在的嚴重的貪污、浪費和官僚主義等問題，引起了黨和毛澤東對高崗問題的注意，因此成為發現直至識破高、饒問題的起點。[11]“從已披露出來的材料看，圍繞此信曾引起了激烈的政治斗爭”。[12]“這封信主要是揭露高崗的腐敗問題的，它對黨中央、毛主席了解高崗和開展反對‘高饒反黨聯盟’的斗爭，曾起到了積極的作用”。[13]這封信（“東北一黨員信”）是原鞍山市委書記和原東北局黨校教育處長在馬列學院學習期間寫的，通過薄一波于1952年1月27日轉給了毛主席。毛主席把這封信批在很小的范圍內進行傳閱。這件事使高崗對薄大為不滿，認為是故意給他抹黑。[14]對此，也有學者提出了異議，認為，“‘東北一黨員’的來信是認識和揭露高、饒問題的起點”的論斷，缺乏史實論證，也與此后高崗的被重用相矛盾。“歷史研究是不能“倒推”的，是不能把事件后的結果作為事件前的原因的。不能把“東北一黨員”的來信在高、饒反黨分裂陰謀被揭露后所發揮的作用與它提出時的作用混為一談，也不能因為“東北一黨員”來信較全面地反映了東北存在的問題就夸大它在當時所起的作用。”[15]

     二、關于高崗“里通外國”問題

    在“高饒事件”處理完畢近兩年后的黨的八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說：“這里講一個‘里通外國’的問題。我們中國有沒有這種人，背著中央向外國人通情報?我看是有的，比如高崗就是一個。這是有許多事實證明了的。”[16]１９５５年３月毛主席與尤金談話，進一步說高崗“可能”“與貝利亞之間有陰謀”，“可能”“通過貝利亞與英國人有聯系”。[17]

    參加過處理高饒事件的楊尚昆，在《回憶高饒事件》的文章中指出，高崗為了從“東北王”并進而攫取更高權位，曾處心積慮極力討好蘇聯，極力討好蘇聯，妄圖“挾洋自重”，公然對蘇方說：“我們之間不存在任何邊界。”他在蘇方派駐滿洲鐵路系統的總顧問柯瓦廖夫面前發泄他對劉少奇的不滿，并且造謠說中國黨內有一個以劉少奇為代表的“親美派”，等等。1949年7月，高崗隨劉少奇訪蘇回國后，又向人散布說斯大林不喜歡劉少奇，也不重視周恩來，而最賞識他高崗。柯瓦廖夫后來升任蘇聯駐華經濟總顧問，在1949年12月初陪同毛主席首次去莫斯科談判時，打了個“小報告”給斯大林，說中共中央委員中以劉少奇為代表的有些人過去是親美的，中國黨中央領導人現在還支持他們；中國中央人民政府的組成，民主人士占的比例很大，實際上成了各黨派的聯合會，等等；還反映了當時中國人民解放軍人員構成等機密情況。這些“情報”正是高崗提供給他的。斯大林把柯瓦廖夫那份“報告”交給了毛主席，同時指名贊揚了高崗，說：“我們現在有了一個真正的國際主義者。”1952年高崗調到北京，住進東交民巷8號，柯瓦廖夫隨即在東交民巷開設了“總代表處”，約高崗隨時前去吃喝玩樂，繼續投高所好，其意圖不說自明。[18] 薄一波在《新中國的建立》一文中也說：“據說，科瓦廖夫這個報告是根據高崗提供的材料在東北起草的。”[19]當代中國出版社《權力巔峰的迷津——高崗饒漱石事件始末》一書里也說科瓦廖夫的報告是高崗授意他交給斯大林的。[20] 毛澤東訪蘇使他對高崗的“里通外國”有所了解，產生了警覺。毛澤東對“里通外國”是深惡痛絕的，后來也正是這一點促使他下決心徹底解決高崗問題。高饒事件之后，1956年11月15日，毛澤東在八屆二中全會上的講話中，以高崗為例嚴肅地提到了“里通外國”的問題，作為警鐘向全黨敲響。[21]當代一些學者認為盡管迄今尚無確切材料證實科瓦廖夫報告中的有關內容是高崗提供的，但從高崗“同蘇共和蘇聯政府的關系極不正常”的表現以及報告中褒揚高崗而貶損中共其他領導人的說法上，則不難推斷出高崗與此報告的密切關系。[22]

   上述說法在時隔多年以后，又被新近公布的國外歷史資料所進一步“印證”。赫魯曉夫下臺后，在他的回憶錄續集《最后的遺言》中，透露了他所了解的有關高崗的情況。他寫道：關于中國黨內這種情緒的情報，有很多顯然是高崗捅給我們的。他是中國政治局在滿洲的代表和首腦，跟我們自己在那里的代表關系很密切。由于斯大林出賣了高崗，我們失去丁一位對我們真正友好并能就中國領導班子內對蘇聯的真實態度提供寶貴情報的人。[23] 俄羅斯《遠東問題》雜志英文版１９９２年第一至二期刊登了俄羅斯歷史學家、漢學家塞格·岡察洛夫對科瓦廖夫的專訪。科瓦廖夫說：在1949年7月27日聯共（布）中央政治局的會議上。高崗說，他建議宣布滿洲為蘇聯的第17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劉少奇非常憤怒。回住處的車上，劉對高進行了猛烈的指責，高則予以頂撞。劉用密電要把高召回。高對我說，想用秘密的方式把中共領導層的情報告訴我。斯不同意我聽，另派了人去聽。[24]

   李海文的《毛澤東訪蘇真實記錄》一文，這樣記錄了師哲對科瓦廖夫的批駁。師哲答：科瓦廖夫根本就沒有參加過劉少奇和斯大林的會談。“高崗這個人愛拉拉扯扯，他私下和科瓦廖夫講了什么我不清楚。但是他作為中國人、中共政治局委員，從未當眾也絕不會提出將東北變成蘇聯的第十七個加盟共和國。高崗很不滿意蘇聯搬走東北的機器，很想向斯大林透露一下，但是劉少奇不同意。高崗連我們的機器被蘇軍搬走都不同意，他怎么會提出將東北變成蘇聯的第十七個加盟共和國？高崗提前回國，這在出國前就定下了，而且是高崗自己提出來的。他當時擔任中共中央東北局書記、東北人民政府主席、東北軍區司令員兼政委。他說工作忙，離開時間長不好。所以劉少奇到工廠參觀、座談他都未去，提前回國了。”[25]

   高崗生前的最后一任秘書趙家梁撰文認為，無論高崗“與貝利亞之間有陰謀”也好，乃至“通過貝利亞與英國人有聯系”也好，都是毛主席的猜測和臆斷。其實，“高崗里通外國”的罪名至今廣為流傳，其由來是有人在中央高干座談會上揭發說，在東北時期，高崗“與一個洋人（卡瓦列夫）單獨談了三天三夜”，引起與會者嘩然。事實并非如此。那是在１９４７年與１９４８年之交，蘇聯的一個名叫卡瓦列夫的軍事情報員來東北民主聯軍司令部找劉亞樓索取“關于東北敵我軍事力量對比和增長的估計”等材料。卡瓦列夫與劉亞樓有過工作上的聯系。可是劉亞樓不在，便要找當時主持司令部工作的副司令員高崗。高崗讓秘書劉家棟將其介紹給作戰參謀處處長尹達接談。在整個過程中，高崗根本沒有和卡瓦列夫見面，哪來“談了三天三夜”？更何況他不懂俄語，又怎能單獨密談呢？１９５３年６月，貝利亞事件發生后，蘇共領導人把一份資料交給中共中央代表，并說：“這些挑撥中蘇關系的失實情報，就是貝利亞干的壞事！”當時去莫斯科聽取蘇共中央緊急通報的中共中央代表不是別人，正是高崗，翻譯就是毛主席的翻譯師哲。高崗回國后即把文件和資料交給黨中央，并如實作了匯報。如果他真的心里有鬼，怎敢將材料全部交出？[26]

   在高崗事件中被毛澤東未公開點名，但同時認為高崗與其打得火熱的前蘇聯駐沈陽總領事列多夫斯基在1990年出版專著，為高崗事件進行辯護。列多夫斯基表示，自己在與高崗朝夕相處的兩年多時間里，高崗從未說過半句反對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的話。[27]

   由此可見，科瓦廖夫等外國人所談的高崗的情況，真假混雜。[28]有關高崗“里通外國”的問題仍存在許多疑點，值得進一步研究。

   三、關于高、饒“反黨聯盟”和“反黨集團”問題

    1955年3月21日至31日，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在京召開。鄧小平代表中央委員會做了關于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報告。毛澤東在1955年3月31日為黨的全國代表大會作結論的講話中，首先使用了“高崗、饒漱石兩個反黨集團”的提法，聲色俱厲地談及了高饒與“五虎上將”以及饒與向明、揚帆之間的“反黨聯盟”關系，毛澤東指稱：“第一點，有人問：究竟有沒有這個聯盟？或者不是聯盟，而是兩個獨立國，兩個單干戶？有的同志說，沒有看到文件，他們是聯盟總得有一個協定，協定要有文字。文字協定那的確是沒有，找不到。我們說，高崗、饒漱石是有一個聯盟的。這是從一些什么地方看出來的呢？一、是從財經會議期間高崗、饒漱石的共同活動看出來的。二、是從組織會議期間饒漱石同張秀山配合進行反黨活動看出來的。三、是從饒漱石的話里看出來的。饒漱石說，‘今后中央組織部要以郭峰為核心’。組織部是饒漱石為部長，高崗的心腹郭峰去作核心。那很好嘛？團結得很密切嘛！四、是從高崗、饒漱石到處散布安子文私擬的一個政治局委員名單這件事看出來的。在這件事上，安子文是受了警告處份的。高崗、饒漱石等人把這個名單散布給所有參加組織會議的人，而且散布到南方各省，到處這么散布，居心何在？五、是從高崗兩次向我表示保護饒漱石，饒漱石則到最后還要保護高崗這件事看出來的。”[29]

   “至于說，因為沒有明文協定，有的同志就發生疑問，說恐怕不是聯盟吧。這是把陰謀分子組成的反黨聯盟同一般公開的正式的政治聯盟和經濟聯盟等同起來了，看作一樣的事情了。他們是搞陰謀嘛！搞陰謀，還要訂個文字協定嗎？如果說，沒有文字協定就不是聯盟，那末高崗、饒漱石兩個反黨集團內部怎么辦呢？高崗跟張秀山、張明遠、趙德尊、馬洪、郭峰之間，也沒有訂條約嘛！我們也沒有看見他們的文字協定嘛！那末連他們這個反黨集團也否定了！還有饒漱石跟向明、揚帆之間，也沒有看見他們的條約嘛！所以，說沒有明文協定就不能認為是聯盟，這種意見是不對的”。[30]

    一些黨史研究學者認為，在關于“高饒事件”揭露處理的“基本結論當然應該維持不變”的前提下，如果要考慮其中有什么值得反思之處的話，最主要的當屬事后提出的“反黨集團”問題。[31]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根據“實事求是，有錯必糾”的方針，甄別平反了一大批建國以來曾經震動全國的冤假錯案。事實證明，“饒、潘、揚反革命集團”是完全搞錯了。隨著潘漢年沉冤昭雪和楊帆平反，證明“所謂以饒漱石為首的饒、潘、楊反革命集團自然不復存在”，原被列入“饒漱石反黨集團”向明也平反、恢復名譽了。原被列入“高崗反黨集團”，號稱“五虎上將”的五個人以后表現一直很好。十一屆三中全會后，他們都又被中央重新委以重任——安排到省、部級重要崗位，一直工作到離休。[32]

    張明遠在回憶錄里講述了自己無端卷入這么一個“反黨聯盟”的過程以及“五虎上將”的由來。１９５４年３月２５日，東北局召開東北地區黨的高級干部會議，周恩相親自來沈陽傳達四中全會和中央高干座談會精神。會議由林楓主持，周于３月２７日作了關于四中全會決議和高饒問題的傳達報告后翌日即回北京，羅瑞卿作為中央的觀察員留下“指導”會議。　　高干會第一階段是由幾個書記在主席團會議上作檢查，張明遠認真地進行了自我批評，“并就自己所知揭發了高崗的問題。絕大多數與會者認為我的檢查是誠懇的，實事求是的，基本上比較滿意”，“應該說，這一階段會議的進展是正常的”。“但后來情況發生了突變，個別同志在發言中無中生有地說我與賀晉年（東北軍區副司令員）是‘高崗的親信’，把我與其他同志的正常交談說成是‘搞串連’、‘訂攻守同盟’，甚至把東北局的幾個主要負責同志與高崗的工作關系說成是封建幫派式的‘五虎上將’關系，等等。一些不明真相的同志受了這些不實言論的影響，非常氣憤和激動。會場的氣氛驟然緊張起來，我的發言不時被打斷，甚至根本不讓我說話。“在這種極不正常的情況下，許多干部感到自危，不敢說話。“對于這樣缺乏事實依據又無限上綱的‘批判’，我當然不能接受。但幾次想申辯、想說明真相，都因下邊起哄而中斷，甚至被轟下臺來。不久就以我的‘態度不好’為理由，不再讓我參加會議，并被停職反省了。“以后的會議是在本人缺席而又不準申辯的情況下進行的，在最后表決大會決議時，我沒有舉手。“羅瑞卿和林楓在東北高干會作了總結性的發言。羅瑞卿在發言中提出東北局有‘高崗反黨集團’。他說：‘高崗在東北地區已經形成了以他為核心的反黨反中央的宗派’，‘東北局組織內的若干成員和它的主要領導成份中的若干人，例如張秀山、張明遠同志等參加了以高崗為核心的反黨小集團’；并且說高崗的‘活動綱領’就是所謂的‘東北特殊’，‘東北先進’，‘東北一貫正確’，‘軍黨論’等。“林楓在發言中說：‘會議也揭發了東北局某些負責同志實際上積極參加和支持了高崗反黨反中央罪惡的宗派活動’，‘高崗自任東北局書記以來，即積極進行反黨反中央的陰謀活動，他并找到了某些同盟者和積極支持者，把持東北局的領導。’“就這樣，我們幾個因工作關系而和高崗接觸較多的人被打入了‘高崗反黨集團’。“林楓和羅瑞卿都很欣賞所謂‘五虎上將’這個比喻。他們把不實的會議情況，連同這個錯誤比喻都當作‘事實’向中央匯報，得到毛主席的認可”。林楓向中央匯報后回到沈陽，立即傳達了中央對東北高干會決議和東北局對張、張、趙、馬、郭五人處份建議的批示，批示同意東北局的“建議”（實際上是林楓、羅瑞卿兩人的“建議”），指稱五人參加了“高崗反黨集團”，并給予撤銷黨內職務的處份。張明遠當即表示不服，并稱要向中央申訴，林楓說：你就不要再申訴了，“這是毛主席決定的”，林楓還說：“主席說，對東北的幾個人要從嚴處理。毛主席站得高，看得遠。你再提意見，可能會更加重處份。”[33]

    研究者認為，從目前掌握的史實來看，可以確認“高崗、饒漱石兩個反黨集團”是不存在的。[34]這樣一來，所謂“高崗反黨集團”與“饒漱石反黨集團”之間的聯盟，最終又回復為原先的“高、饒反黨聯盟”了。[35]既然“高崗反黨集團”與“饒漱石反黨集團”都不存在，那么“高、饒反黨聯盟”的提法是否還能成立？目前國內的研究一般回避這個問題。前蘇聯駐沈陽總領事列多夫斯基在其著作中堅持認為，高崗是中共政治斗爭的犧牲品，是毛澤東為擺脫新中國成立初期經濟困難采取的一種策略。認為，高崗聯盟的提法根本不成立，甚至荒唐，所謂的聯盟與集團，完全是強加的。[36]有學者明確提出，“有關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是否存在等問題，仍可以繼續討論。”[37]

    四、關于高饒事件的揭露處理和后果影響問題

    １９８０年３月１９日，鄧小平在中共中央起草《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時表示：揭露高崗的問題沒有錯。至于是不是叫路線斗爭，還可以研究。高崗想把少奇同志推到，采取搞交易、搞陰謀詭計的辦法，是很不正常的。所以反對高崗的斗爭還要肯定。高崗問題處理的比較寬。當時沒有傷害什么人，還有意識地保護了一批干部。總之，高崗問題不揭露、不處理是不行的。現在看，處理得也是正確的。[38]

    研究者普遍認為，對高崗、饒漱石分裂黨的陰謀活動進行揭露、斗爭和處理，是完全正確而必要的。對高、饒問題組織上的處理比較成功。高、饒問題暴露后，中央采取了“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針，對他們的問題也沒有上綱到路線斗爭的高度。但也有學者認為，從整個揭露處理的全過程來看，也并非沒有可議之處。有學者指出，當時“側重了組織處理，而對一些理論認識問題并沒有真正搞清楚”，黨的七屆四中全會實際上確認了劉少奇犯有“右傾錯誤”，以致在“文化大革命”中，“高崗攻擊劉少奇的‘炮彈’被后來者又重新搬出來使用”[39]。還有學者認為，對高饒問題的揭露處理，“從事后總結經驗的角度看，如果當時頭腦更冷靜一些，考慮得更周到一些，工作做得更細一些，事情向好的方向發展的可能性不是不存在的”。[40]

    更有部分學者認定，“高、饒問題暴露后，中央采取了‘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針，對他們的問題也沒有上綱到路線斗爭的高度”的斷定與歷史事實不符。[41]因為1955年3月21日，鄧小平在代表中央委員會向黨的全國代表會議作關于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報告中，專門講述了對于高崗、饒漱石是采取“治病救人”的方針還是“無情斗爭”的問題，明確指出：“在我們同錯誤作斗爭的時候，必須分別清楚兩種不同的情況，采取兩種不同的方針，那就是如同四中全會決議所說的，一種是‘對于那種具有在性質上比較不重要的缺點或錯誤的同志，或者對于那種雖然有嚴重或比較嚴重的缺點，犯有嚴重或比較嚴重的錯誤，但在受到批評教育以后，仍能把黨的利益放在個人的利益之上，愿意改正并實行改正的同志，應當采取治病救人的方針’；另一種是‘對于那種與黨對抗，堅持不改正錯誤，甚至在黨內進行宗派活動、分裂活動和其他危害活動的分子，黨就必須進行無情的斗爭，給以嚴格的制裁。直至在必要時將他們驅逐出黨。’高崗、饒漱石的活動是屬于哪一種情況呢？既然這個反黨聯盟已經有系統地進行分裂黨、顛覆黨中央的活動，已經暴露出他們的目的就在于篡奪黨和國家的領導權，從而按照他們的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的觀點來改造黨和國家，而且他們的陰謀如果得逞，前途就是亡黨亡國，既然如此，他們的錯誤性質還能算是黨內的一般性質的錯誤嗎？尤其像高崗那樣，在黨已經揭露了他的全部陰謀的時候，還公然采取與黨對抗的自殺手段，當然就不是別的，而只是一個最可恥的叛徒！”[42]

   由陳曉農編纂的《陳伯達最后口述回憶》談了陳伯達晚年對高崗、饒漱石事件的看法，陳伯達稱：“高饒事件是解放以后第一次黨中央內部的斗爭，這件事處理得并不好。因為高崗只是反對劉少奇同志個人，并不反對毛主席。這件事應該作為黨內矛盾來處理，不應該作為敵我矛盾來處理，不應當把反對某一個領導同志當成反黨。實際上這件事開了一個不好的先例，從此以后動不動就把黨內問題當作敵我問題來處理。”“把高饒的問題作為敵我問題來處理，其歷史的效果是不好的。總之，這件事開了一個不好的頭。當時如果把高饒的問題作為黨內問題處理，就會比較妥當一些。”[43]

    有研究者認為，本來，毛澤東提出搞一個增強黨的團結的文件時，并未建議召開中央全會。后來毛建議開一次中央全會，又明確交待不要對任何人開展批評。這說明，毛對高的基本意圖是“保”高過關。同時，毛又要劉也在全會上作檢討，以求得全局上的政治平衡。由劉少奇主持的七屆四中全會的進程，總體上是按毛澤東事先的指示進行的。稍有不同的是：會議開了五天（毛最初指示兩天，后改為三四天）；發言者有４４人（毛原意“說話人不要太多”）；對高崗進行了不點名的批評（毛原意不開展批評）。與毛原來指示翻了個兒的是，在四中全會結束后，中央書記處決定立即分別召開高崗、饒漱石問題座談會，對證有關反對劉、周的活動事實，改變了毛澤東原來不讓搞對質，不加深究的指示。如此重大的改變，若不是毛澤東本人的意見，劉少奇和周恩來是絕然不會擅自作主的。那末，是什么緣故促使毛澤東改變初衷了呢？[44]

   總之，在這些問題上需要進一步的考證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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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楊尚昆：《回憶高饒事件》，《黨的文獻》2001年第1期。

[2]《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5頁。

[3]《周恩來同志在關于高崗問題的座談會上的發言提綱》（1954年2月25日）。

[4]陳威、陳詩惠：《試論反對高崗、饒漱石陰謀分裂黨的斗爭》，《黨史研究》1982年第4期。

[5]劉晶芳、曹普：《二○○四年中共黨史研究述評》，《中共黨史研究》2005年第3期。

[6]聶家華、劉興豪、楊樹標：《對“高饒事件”中幾個問題的考察》，《中共黨史研究》2004年第2期。

[7]劉晶芳 、曹普：《二○○四年中共黨史研究述評》，《中共黨史研究》2005年第3期。

[8]戴茂林、趙曉光：《關于“高饒事件”幾個問題的再探討》，《中共黨史研究》2004年第6期。

[9]張樹新、費迅、姚天皎：《也談“高饒事件”的社會歷史背景與揭露處理問題》，《中共黨史研究》2005年第6期。

[10]趙曉光：《“高饒事件”的一個重要原因》，《學習時報》2005年4月20日。

[11]聶家華、劉興豪、楊樹標：《對“高饒事件”中幾個問題的考察》，《中共黨史研究》2004年第2期。

[12]張素峰 蘭文飛：《一封被認為是“高饒事件”導火線的匿名信》，《學習時報》網絡版。

[13]蕭一平：《關于“東北一黨員信”的來龍去脈》，《中共黨史研究》2004年第6期。

[14]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48-249頁。

[15]戴茂林、趙曉光：《關于“高饒事件”幾個問題的再探討》，《中共黨史研究》2004年第6期。

[16]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上的講話（1955年3月），《毛澤東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397－398頁。

[17]何祚康編譯：《毛澤東談高崗事件》，《百年潮》2001年第12期。

[18]楊尚昆：《回憶高饒事件》，《黨的文獻》2001年第1期。

[19]薄一波：《新中國的建立》，《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1頁。

[20]馬畏安：《權力巔峰的迷津——高崗饒漱石事件始末》，當代中國出版社2006年版。

[21]張聿溫：《死亡聯盟——高饒事件始末》，北京出版社2004年版，第529-531頁。

[22]張樹新、費迅、姚天皎：《也談“高饒事件”的社會歷史背景與揭露處理問題》。

[23]赫魯曉夫：《最后的遺言——赫魯曉夫回憶錄（續集）》，東方出版社1988年版，第379-380頁。

[24]俄羅斯歷史學家、漢學家塞格·岡察洛夫對科瓦廖夫的專訪，俄羅斯《遠東問題》雜志英文版1992年第1至2期。

[25]師哲口述李海文整理：《毛澤東訪蘇真實記錄》,當代中國出版社2005年版。

[26]趙家梁口述、張曉霽整理：《對〈毛澤東談高崗事件〉一文的幾點意見》，《百年潮》2002年第3期。

[27]列多夫斯基：《高崗、饒漱石事件》，俄羅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出版；莫斯科1990年版。

[28]張聿溫：《死亡聯盟——高饒事件始末》，北京出版社2004年版，第529-531頁。

[29]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上的講話（1955年3月），《毛澤東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97－398頁。

[30]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上的講話（1955年3月），《毛澤東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98頁。

[31]張樹新、費迅、姚天皎：《也談“高饒事件”的社會歷史背景與揭露處理問題》。

[32]楊尚昆：《回憶高饒事件》（續），《黨的文獻》2001年第2期。

[33]張明遠：《我的回憶》，中共黨史出版社2004年版，第393－394頁。

[34]張樹新、費迅、姚天皎：《也談“高饒事件”的社會歷史背景與揭露處理問題》。

[35]楊尚昆：《回憶高饒事件》，《黨的文獻》2001年第2期。

[36]列多夫斯基：《高崗、饒漱石事件》，俄羅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出版；莫斯科1990年版。

[37]欒景河：《中共中央是如何向蘇共中央通報高崗事件的》，中國中俄關系史研究會網站http://www.cnru.org.cn/spring/2001/2004328170057.htm

[38]鄧小平：《對起草“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意見》（1980年3月9日），《鄧小平文選1975-1982》，人民出版社1983年7月版，第257-258頁。

[39]聶家華、劉興豪、楊樹標：《對“高饒事件”中幾個問題的考察》，《中共黨史研究》2004年第2期。

[40]范守信：《一則重大歷史事實的考證--高、饒分裂黨的陰謀是何時被揭露的》，《黨史研究與教學》2003年第1期。

[41]戴茂林、趙曉光：《關于“高饒事件”幾個問題的再探討》，《中共黨史研究》2004年第6期。

[42]鄧小平：《關于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報告》（1955年3月21日）。

[43]陳曉農編纂：《陳伯達最后口述回憶》，陽光環球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5年版，120-121頁。

[44]韓鋼:《中共歷史研究的若干難點熱點問題》,周瑞金主編：《用頭行走》，文匯出版社2005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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