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百年潮》雜志 2004年第12期 作者:張秀山 原標題:我在第二次全國組織工作會議上的發言

1954年4月，在東北地區高級干部會議上，我因為在第二次全國組織工作會議上的發言，受到“高饒事件”的牽連，被定為“高饒”反黨聯盟成員，“五虎上將”之首，受到黨內處分。

發言背景

1953年，黨中央提出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即: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這是一個過渡時期。黨在這個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和總任務，是要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基本上實現國家工業化和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毛澤東同志說:“這條總路線，應是照耀我們各項工作的燈塔。”

為了保障總路線的實施，1953年6月到8月召開了全國財經工作會議。接下來9月召開的第二次全國組織工作會議，是從組織上保障總路線的順利貫徹。中央為此專門成立了以劉少奇同志為首，有朱德、饒漱石、李富春、胡喬木、習仲勛、楊尚昆等同志參加的領導小組。

第二次全國組織工作會議是1953年9月10日召開，10月27日結束的。參加會議的人員為:各中央局、分局組織部長、干部處長；各省（市）委組織部長。東北局參會的是組織部長郭峰和原干部處長李正亭。

我當時任東北局第二副書記兼東北軍區副政委，東北局紀律檢查委員會書記、監察委員會主任。負責黨務工作，組織工作、農村工作和軍區的干部工作。我沒有參加這個會議。

9月7日晚，郭鋒同志在去北京開會前到我家，請示到中央開會的意見。我對郭鋒說:這次會議很重要，中央很多領導都到會，可以向他們反映我們的意見和要求。我考慮主要是要干部，東北地區68項重點工程，任務很重，首先是配備好干部，所需干部需要中央幫助解決。我和明遠同志已商量了，要提出一個解決方案給中央；另外，如果檢查工作，東北發言要慎重，不要過分尖銳，最好讓別的地區先說。

在第二次全國組織工作會議召開之前，中央組織部副部長安子文幾次給我打電話，征求我對組織部工作的意見，我在電話中對安說，郭峰去參加會議，有什么意見他會代表東北局講的，我就不說什么了。

后來，安子文同志又給我打電話，說毛主席有指示，這次會議，中組部要檢查過去的工作，聽取大區的意見。他一再說，你多年做黨的組織工作，一定要對組織工作提出意見。我聽是毛主席讓提意見，就進行了認真考慮，之后給安子文寫了封信，信中講了八條意見。因為是安子文征求我個人的意見，所以八條意見沒有經過東北局討論。但我將書面材料給東北局常委張明遠、凱豐同志看過，他們就個別地方提了點意見。大概是在9月末，這時組織工作會議早已召開了。我把寫給安子文同志的信轉給在北京開會的郭峰，讓他先給高崗看一看，再轉給安子文。后來郭峰和王鶴壽分別向我轉達說: 高崗看后認為提的都是一些大問題，說不要提了。信也未轉給安子文。

1953年上半年，全國糧食供銷非常緊張。10月2日晚，毛主席主持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聽取陳云同志的報告。會議決定中央召開全國糧食緊急會議，通知華東局譚震林、中南局李先念、西南局李井泉以及西北局、華北局、東北局負責同志參加。東北局派我參加。

全國糧食會議是10月10日召開（對外未用“緊急”二字）。臨走前，東北局又接到中央電報，要我參加第二次全國組織工作會議。

我在北京參加全國糧食會議期間，同安子文同志談了我對組織工作的意見，同時告訴饒漱石，意見已同安子文談過了，我是來參加糧食會議的，要趕回去抓落實，就不到會上發言了。饒同意了。

10 月13日晚，組織工作會議領導小組開會，討論14日大會發言問題。當提到要我發言時，饒漱石說，我已找過他，與安子文也談過，不準備在大會上發言了。少奇同志說，我聽安子文同志講，張秀山同志的意見基本上是正確的，可以讓他在大會上講講。饒漱石說，張秀山是來開糧食會議的，要趕著回去布置。少奇同志說，不要緊，他來講一個鐘頭就可以，不會誤了什么。當即饒漱石要郭鋒告訴我準備發言。會議結束時，饒又向郭說，還是他自己去，并問了我的電話和住址。

晚7時，郭鋒告訴我，領導小組會決定讓我在14日大會上發言，他說，是否先找少奇同志談談。這時秘書接到電話，饒漱石要到這里來。

饒漱石來到我的住處，說:少奇同志要你到會上講一講對中央組織工作的意見，會議領導小組也安排了。我說，聽組織安排吧。因為我還要到毛主席那里開會， 饒說完就走了。

10月13日，是全國糧食工作會議最后一天。晚上會議結束，毛主席問我，聽說你要到組織會議上發言，要講些什么？我把安子文和劉少奇同志要我去組織工作會議上發言的情況和我已同安子文談的五點（原來是八點，后改為五點）意見作了匯報:一認為中央組織部在對于共產黨員可否剝削這樣一個重大問題上，曾發生過動搖。二在關于黨的無產階級性質問題上，也曾發生過動搖。三認為中央組織部對檢查執行七屆二中全會的決議抓得不緊。四對保障黨的嚴肅性、純潔性重視不夠。五關于安子文同志的思想方法問題。并就這幾個問題進行了簡要說明。

在第一次全國組織工作會議上，關于黨員八條標準的第一條，曾提出“中國革命過去是城市工人階級和鄉村半工人階級領導的”。在這次會議后，各地區及軍隊中都提出了不同的意見，只是在毛主席親自批示后，才解決了這一爭論。 1950年1月，安子文同志給赴蘇組織工作參觀團作報告，講到我們黨的成分時說:“無產階級與半無產階級合起來占三分之二，因此，我們黨是無產階級與半無產階級的黨。”這樣就模糊了黨的性質。把黨的性質與黨員成分混為一談。這也是與黨章相違背的。在未修改黨章之前，組織部門隨便對黨章作改變和不同的解釋是不應該的。

以上兩項，經毛主席批評批示，均已正確解決，現在只作為經驗教訓提出，就是說組織部門的同志必須堅持黨的原則、黨的決議和黨章，否則就會犯錯誤。

毛主席聽后沒有提出不同意見。我問主席，這些批評中組部的意見可不可以拿到組織工作會議上去講？主席說:“我支持你的意見，你可以去講，但有些問題是屬于少奇同志的，你可以先找少奇同志談談。少奇同志會作自我批評的。”

我回到住處已經是晚上12點多鐘，郭鋒和趙德尊還沒有休息，想聽聽主席有什么指示。我對他們說，主席找我們談糧食問題、農村互助合作等問題。會后我將對中央組織部的意見向主席匯報了，主席支持我去講，但有些問題要先找少奇同志談談。趙德尊說，既然主席要你講就講吧，最好還是找少奇同志談談。我看時間已晚，只有等第二天再說了。

發言內容

10月14日上午，我給少奇同志打電話，告之少奇同志正在休息。下午開會時，我見到少奇同志，說:主席讓我先給你匯報一下，是否把我的發言往后推一下。少奇說，就講吧。我發言時，少奇同志坐在我的右邊，安子文同志坐在我的左邊。我說:

我這次是來參加中央召開的糧食工作會議的。在來以前接到安子文同志的電話，要我和陳伯村同志（時任旅大市委第一副書記）給中央組織部的工作提批評意見，后來接到中央電報，要我參加組織工作會議。前幾天因開糧食會議，未來參加，對這次會上所討論的問題不了解，因此不能針對會議的情況來講，只能簡單地提點意見。

幾年來，中央組織部做了很多工作，進行了整黨建黨、調配干部，取得了很多成績。尤其是安子文同志積極努力地工作，成績是很大的。當然，由于我們的國家是一個大國，我們的黨是一個大黨，各地的工作發展的不平衡，情況很復雜，工作中的缺點也是難免的。因為安子文同志要我提批評意見，所以對工作成績不多講，只提出五點意見。這些意見，已和安子文同志面談過，本來不想講了，后來主席和少奇同志還要我講一下，因此提出來，請大家研究。也許這些意見是不對的，請大家批評。

一、1950年前后，曾經有一個時期，中央組織部對于黨員可否剝削這一個重大的原則問題曾發生過動搖。把在目前階段上，社會上一般允許剝削，與黨員不允許剝削混同起來。特別是對農村黨員可否當富農，及農村黨員對執行黨的決議，對農村經濟的發展方向（土改后的農業互助合作）應起的作用發生動搖。1949年發生這問題后，我的政策水平很低，不了解，就請示了中央組織部。現在看來當時中央組織部的答復是錯誤的。我當時是同意安子文同志的意見的，回去之后作過傳達。去年“三反”建設階段，我在東北局組織部對此作了檢討。現在當作經驗教訓提出來，請安子文同志考慮。

1950年1月間，中央組織部組織赴蘇參觀團（張秀山任團長——筆者注），在北京集中時期，中央各部委負責同志都作過報告，安子文同志也作過，他在報告中講到黨員雇工問題時說:“黨員生產發展了，要雇人應允許。最近我在答復東北局的信中說:‘這種黨員應暫仍保留黨籍的說法有毛病，是應該保留，而不是暫仍保留。’這點過去不明確，今后明確了。”又說:“不允許剝削與允許剝削不矛盾。不允許剝削，抽象原則是對了，但今天實際情況需要允許。今天剝削比不剝削好。”又說:“允許剝削與應該剝削是兩回事，應教育黨員開工廠雇傭工人（即剝削），應該教育開工廠的黨員對工人應有正確的態度，得了利不要吃喝完了，要擴大再生產，將來實行社會主義時再交公。這樣經過幾年，生產就發展起來了。”又說:“農村強調組織起來，黨員生產情緒就不高。”“應允許所有的人（包括黨員在內）都有單干雇工的自由。現在的變工互助是不可能發展為將來的集體農莊的，是兩個不同的階段——即新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的階段。”講到黨員雇工時又說:“黨員不干的事，群眾也不敢干。”“現在應該讓農民盡量發展為富農。”講話的精神是:黨員不雇工，群眾也不敢雇工，生產就不能發展。也就是說，農村黨員可以當富農，城市黨員可以開工廠。報告中偏重于講發展私人資本主義性質的生產。這實際上是引導黨員發展成為富農和資本家，而忽視或輕視組織起來。對發展資本主義經濟很熱心，發展社會主義、半社會主義經濟卻很冷淡。這種觀點與二中全會決議的精神是不相符的。這是一種右傾思想。這種右傾思想，如果發生在山溝里打游擊時，問題還不大，但在全國勝利以后，按這種思想發展下去，就是非常危險的。

由于安子文同志的這些話，以及我給各省市委組織部長的傳達曾經在東北地區部分干部中引起了思想混亂。1950年3月，在東北局第一次黨代會上發生了爭論，后來由高崗同志作結論批評了這種意見。再有，在1949年東北局召開的農村工作座談會上即研究過農村經濟發展方向問題，會上認識是明確的，會后給中央作了報告，安子文同志的信和講話是不同意那個報告的。

二、關于黨的無產階級性質問題，這樣根本性的問題，中央組織部也曾發生過動搖。

三、中央組織部對檢查執行二中全會的決議抓得不緊。

二中全會曾決定領導中心由農村轉入城市，搞生產建設。這是全黨的政治任務，也是組織任務。在這方面我覺得中央組織部抓得不緊，甚至沒有以二中全會決議、黨的總路線檢查各部門、各級黨委的工作。這也是與上述右傾觀點有關系的。因為有右傾思想，也就不會以二中全會決議去檢查工作，因而也就必然使組織工作與政治任務結合得不好，甚至發生脫節的現象。比如黨的基層組織在工廠企業內應當如何工作，雖然各地都創造了不少經驗，但中央組織部卻沒有很好的加以研究總結，以加強對這一工作的指導。如對廠長制與黨委制的爭論早就應該作結論的而未作結論。其次，組織工作沒有很好地保證黨的正確的政治路線的執行，也表現在干部的配備、培養和管理上。這幾年來，及時地逐步地統一干部管理做得很不夠，也未及時地有計劃地大批地抽調干部到工廠企業及其他財經部門中去（當然也抽調過一些）。這樣的調動在新解放區是困難的，但在老區則應該有更多一些的干部轉入經濟建設部門，以適應國家經濟建設的需要。中央組織部在這方面是做得不夠的。從全國范圍看，干部的配備使用有很多不適當的地方，而中央組織部也未能及時作合理的調整。

四、對保障黨的組織的嚴肅性、純潔性重視不夠。對于一些曾經在革命嚴重關頭脫黨、退黨、叛黨而在革命高潮時又回到黨內來的分子，以及對中央一級機關和各地的某些高級機關任用這些人時，處理得不嚴肅。如內戰時期在黃河岸上殺過紅軍干部的、做過“雙料”特務的以及做過反共活動的分子，現在卻擔任了我們國家的重要職務，甚至混進了黨內。當然，并不是說所有使用的壞分子都要中央組織部負責，也并不是說所有有歷史問題和政治問題的人，都不可以工作，有些是可以給以一定的適當的工作的。但是，這種人和黨的經過考驗的領導骨干是應該有根本的區別的。這些人也不能和民主人士相比，因為民主人士是代表一定的階級和黨派并有一定的社會地位的，其中有些人曾在黨最困難的時期團結在黨的周圍，并支持過黨。而這些叛徒、自首分子或做過反共活動的人，則有不少是投機的、鉆空子的、吹牛拍馬的。對這些問題是否中央組織部一點也未注意呢？不是的。在整黨中，也提出了清除八類壞分子，但只注意了下層而沒有注意在高級機關中審查八類壞分子。如果中央機關有八類壞分子的人存在，則其危害性當然比下面有這些壞分子就更大了。另外在發展黨員的指示中也沒有關死剝削分子不能入黨的門。

所以產生以上問題，主要是由于中央組織部對革命勝利后，投機分子、脫黨、退黨、叛黨分子侵入革命隊伍，沒有足夠的警惕，有時反而輕易地信任這些人。這就是說，有些敵我不分或者是對敵我界限劃分得不夠嚴格，這也是右傾思想。因此，也就不能保持黨的特別是領導機關的純潔性、嚴肅性。 五、關于安子文同志的思想方法方面，我覺得也是有缺點的。

這里不講一般的主觀性、片面性的問題，而只講安子文同志對接受新事物的遲鈍，對黨內問題是非不清，即馬列主義與非馬列主義的界限不清，甚至顛倒。對黨內情況、干部情況的了解是用一種靜止的觀點，而沒有以變動的觀點來看問題。這種印象是什么時候產生的？不是今年也不是前年，而是從去年。去年夏天我來中央開會，安子文同志同我談中央建立哪些機構，由哪些同志擔任工作的方案。從那時起，我就覺得安子文同志對某些問題的認識還停留在延安整風和七大階段。七大以來的八年當中，情勢已有很大變化了，國際情況變化了，國內情況變化了，黨內情況變化了。黨內情況的變化，不僅是數量上增長了，質量上也提高了，而且在偉大的革命運動中考驗了領導干部。有些同志在戰爭中、土地改革中、經濟恢復和建設中，犯了嚴重的路線性錯誤。對這些問題安子文同志是看得不明確的。在八年前延安整風時，大家對某些同志的希望很高，希望他們能成為有很好的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領導者，然而實際斗爭中證明了有些同志經不起考驗，辜負了同志們的希望。這是重大的新事物，但安子文同志沒有了解或沒有正確地了解。當然我不是說某些同志在財經問題上的一切大小錯誤在財經會議之前，安子文同志都應該知道，這是不可能的。但是有些問題是應該預先看到的。比如在干部政策上的錯誤，中央組織部應該是早一些發現的，但是沒有看到，所以我覺得是是非不清的。小的問題看不到是可以的，但發生已久的事情則應該知道。現在看來，整風以后是出現了一些自稱馬克思主義的人物，這些同志在整風中背上了包袱，覺得教條主義的人不行，經驗主義的人也不行，覺得自己差不多，就自以為是，不采納別人意見，不和人商量問題，因此在革命斗爭中經不起考驗，陸續翻了船。黨的組織部門應該看到這些問題，應該從運動中來看干部，看組織。如果停留在八年前的觀點上看問題，則必然要犯錯誤。總之，在這些重大問題上，安子文同志是不夠明確的，存在著右傾思想，表現在對內是非不清，對外敵我不分或者叫做敵我界限模糊。

我所想到的就是這些。其他關于整黨方面和組織業務方面的缺點，大家研究的比我詳細，我就不講了。我的這些意見，可能是不對，請大家批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