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以來,就要求每一位黨員必須襟懷坦白,敢講真話。作為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核心,毛澤東在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曾多次倡導 黨員干部要講真話。在他看來,所謂“講真話”,就是講實事求是的話,實事求是地講話。作為我們黨的優良作風,講真話不僅關乎文風、話風是否清新、求實,更關乎黨風是否端正、嚴肅,甚至關乎黨的事業的興衰成敗。
受湖湘文化影響,提倡“不說大話”“實意做事”
青年毛澤東受湖湘文化影響,重視對“實事和真理”的研究,強調辦事情和做學問要從實際出發,主張“踏著人生和社會的實際說話”,“引入實際去研 究實事和真理。”他反對那種脫離實際的“空虛思想”和對實際用處不大的研究,提倡“不說大話,不好虛名,不行架空之事,不談過高之理”,“實意做事,真心求學。”
在早年辦報的革命實踐中,毛澤東就十分注意用事實說話,以理服人。1919年,他就如何改進《湖南通俗報》發表意見說:要根據事實說話,不可專 談空洞的大道理。1925年12月,他以國民黨中央宣傳部的名義創辦了《政治周報》。在《〈政治周報〉發刊理由》中,他就鮮明地指出:“我們反攻敵人的方 法,并不多用辯論,只是忠實地報告我們革命工作的事實。敵人說:‘廣東共產’,我們說:‘請看事實’。敵人說:‘廣東內哄’,我們說:‘請看事實’。敵人 說:‘廣州政府勾聯俄國喪權辱國’,我們說:‘請看事實’。敵人說:‘廣州政府治下水深火熱民不聊生’,我們說:‘請看事實’。”“《政治周報》的體裁, 十分之九是實際事實之敘述,只有十分之一是對于反革命派宣傳的辯論。”在這里,毛澤東反復強調“用事實說話”,并把它作為《政治周報》的工作原則,實際上 也是所有革命報刊的原則。
可以說,自青年時期開始,毛澤東在具體的革命實踐中就始終洋溢著一種“不說大話”“實意做事”的求真精神。這種人生精神和品質的養成及其發揚,對毛澤東后來的人生實踐產生了深遠影響。
追求更切實的黨風,要求“講真話,不偷、不裝、不吹”
延安時期,黨內有些干部在思想上主觀主義問題比較嚴重,背離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其中一大表現就是不愛講真話,講起話來“假、大、空”。例如, 有的人想問題、做事情,總是忽視客觀實際事物的存在,喜歡夸夸其談,自以為是;有的人寫文章、做演說空話連篇,言之無物,喜歡裝腔作勢,借以嚇人。毛澤東 嚴肅地指出:這種作風,拿了律己,則害了自己;拿了教人,則害了別人;拿了指導革命,則害了革命。有鑒于此,在毛澤東的精心部署下,一場“反對主觀主義以 整頓學風,反對宗派主義以整頓黨風,反對黨八股以整頓文風”的整風運動在全黨范圍內全面展開。
經過幾年的整風,我們黨的學風、黨風、文風都有很大改觀。但“講真話”的問題,在毛澤東內心總有言猶未盡之感。雖然他在不同場合曾多次要求我黨干部要講真話,但總覺得這個問題講得還不夠,講得還不透,還未引起全黨的高度重視,很有必要在正式場合格外強調一下。
1945年4月23日,中共七大隆重開幕。翌日,毛澤東向大會做了口頭報告。在談及黨內的幾個問題時,毛澤東專門提出黨內要講真話。這既是對整 頓“三風”題中應有之義的適時概括,也是對我們這個“準備勝利的黨”在作風方面的及時提醒,因為“這些問題解決了,我們黨的作風就可以更切實了。”
列寧說過,我們應當說真話,因為這是我們的力量所在。在毛澤東看來,講真話,每個普通的人應該如此,每個共產黨人更應該如此。那么,如何才能做到講真話呢?毛澤東言簡意賅地歸納為三點----“不偷、不裝、不吹”。
哪個同志講的就是哪個同志講的,不要偷----所謂“偷”,有這樣幾種情況:有的人做演講、寫東西,不愿意講自己對客觀現實的真實看法,不愿意 講自己愿意講的話,常常借用別人的話來講;有的同志就根本沒有自己的想法,對事情不做思考,喜歡抄襲文件,說套話,抄襲別人的東西;更有甚者,甚至將別人整本書的內容,調換上幾個名詞,就說是自己寫的,把自己的名字安上就發表出來。對于這種不誠實的“偷竊”行為,毛澤東堅決反對,他也注意到在黨內也有這樣的賊。
在當時的時代背景下,一些教條主義理論家就是這個樣子,他們對馬列主義只是抽象地無目的地去研究,對其思想精髓的理解和掌握只是一知半解,甚至不求甚解,但又喜歡把文章當作“嚇唬工農干部”“嚇唬天真爛漫的青年,把他們充當俘虜”的工具。于是乎,自己不愿意動腦筋,寫不出思想深刻、觀點鮮明、內容深刻的好文章來,只能去抄襲、照搬那些馬列主義經典作家的書本,將自己包裝成為似乎精通馬列主義的理論家,夸夸其談,自以為是。這種做法,不僅卑鄙拙 劣,而且貽害無窮。因此,毛澤東大聲疾呼:“馬克思的就是馬克思的,恩格斯的就是恩格斯的,列寧的就是列寧的,斯大林的就是斯大林的”,“哪個同志講的就 是哪個同志講的,不要偷”。要想寫出好文章來,關鍵在于“憑客觀存在的事實,詳細地占有材料,在馬克思列寧主義一般原理的指導下,從這些材料中引出正確的 結論”,“這種態度,有實事求是之意,無嘩眾取寵之心”。
這里,毛澤東為高克林的《魯忠才長征記》寫按語就很能說明他在這個問題上的態度。高克林采訪城關區副區長魯忠才等人后所寫的這個調查報告,記述 了城關區第一次運鹽的經過,講到不少過去不曾遇見過的新情況和新經驗。1941年8月,毛澤東讀完這個稿子,很是興奮,立即推薦給《解放日報》發表,還主 動寫了一個按語:“現在必須把那些‘下筆千言、離題萬里’的作風掃掉,把那些‘夸夸其談’掃掉,把那些主觀主義、形式主義掃掉。高克林同志的這篇報告是在 一個晚上開了一個三人的調查會之后寫出來的,他的調查會開得很好,他的報告也寫得很好。我們需要的是這類東西,而不是那些千篇一律的‘夸夸其談’,而不是 那些黨八股。”通過推薦一篇調查報告,反對主觀主義、促進黨風轉變,提倡新文風、批判黨八股之意,躍然紙上。
我們黨內不允許裝----不裝就是“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也就是說,懂得就是懂得,不懂得就是不懂得。但是,在日常學習、生活中,裝樣子 的現象卻十分普遍,當時在我們黨內也概莫能外,黨八股就是最好的例證。早在整風運動之初,毛澤東就鮮明地指出:“裝腔作勢,借以嚇人”是黨八股的一大罪 狀,其中包含著很壞的毒素,不但幼稚,而且無賴。在毛澤東看來,這種裝腔作勢的東西,不但不能反映真理,而且反過來妨害真理。我們黨決不允許這種裝腔作勢 的作風在黨內上空飄蕩。
無產階級的最尖銳最有效的武器只有一個,那就是嚴肅的戰斗的科學態度。共產黨員不是靠嚇人吃飯,而是靠馬列主義真理吃飯,靠實事求是吃飯,靠科學吃飯,因為真理從來不裝樣子嚇人,它只是老老實實地說下去和做下去。
所以,毛澤東向全黨發出號召,任何機關做決定,發指示,任何同志寫文章,做演說,一概要靠馬列主義的真理,要靠有用。應該老老實實地辦事,對事物有分析,寫文章有說服力,不要靠裝腔作勢來嚇人。他曾一針見血地指出,有的人喜歡裝腔作勢,原因就在于自己的膽怯,而這種膽怯,究其原因在于對馬列主義 不知道或者知之甚少,但這都不要緊,關鍵在于要抱著老老實實的態度去學習、鉆研馬列主義。
在中共七大上,經常向全黨提倡多讀馬列著作的毛澤東再次向全黨提議讀《共產黨宣言》《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 兩個策略》《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聯共(布)黨史教程》等五本書。在毛澤東看來,“讀馬克思主義理論就在于應用,要應用就要經常讀,重點 讀,讀些馬列主義經典著作,還可以從中了解馬克思主義發展過程,在各種理論觀點的爭論和批判中,加深對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的認識。”只有讀懂了馬列主義理 論,才能將馬列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融會貫通,實現自己的理論突破與創造。他曾對曾志說:“我寫《新民主主義論》時,《共產黨宣言》就翻閱過多少次。”
不要吹,要報實數,“實報實銷”----所謂“吹”,就是吹牛皮,在宣傳上喜歡弄虛作假,言過其實,報喜不報憂。例如,向上級報告工作時,感覺 講好一點、夸大一點才像樣子;有的部隊打仗發捷報,講俘虜多少、繳獲多少,喜歡虛報戰績,以壯聲勢。毛澤東感覺到,這種習慣甚或風氣,有百害而無一利。他 明確反對這樣的做法,多次三令五申,教育全黨全軍要老實,不要作假。早在1931年,毛澤東就對紅軍的《時事簡報》怎樣做到尊重事實提出具體要求,其中就 談到:“嚴禁扯謊,例如,紅軍繳槍一千說有一萬,白軍本有一萬只說一千。這種離事實太遠的說法,是有害的。《時事簡報》不靠扯謊吃飯。”1944年,他還 與朱德一起,致電八路軍總部再次強調這個問題:“我軍公布戰績的數字一律不準擴大,均發表實數。”1945年,他在《時局問題及其他》一文中談到:“如果 只講壯氣話,只講光明、光明、光明,而事實上有缺點,有困難,那也不行。所以要告訴同志們:不要只說豐衣足食、新式武器,不要隨意開支票。對同志、對戰 士、對人民,要講老實話,是則是,非則非。在中共七大上,他再次明確要求,不僅要客觀反映自己的成績,而且也要敢于將自己工作中的缺點向大家公開出來,讓 大家來參觀,看看有無馬屎、驢屎、有害的微生物,如果有,就來打掃一下,洗干凈,掃除官僚主義。
毛澤東關于“講真話,不偷、不裝、不吹”的講話可謂循循善誘,語重心長,說到了與會者的心里,引起了大家深刻思考。1945年5月2日,張聞天 在七大上發言,暢談了他的體會:“牛皮是萬萬吹不得的!過去我們那種以不知為知,以假知為真知,以人知為我知,以小知為大知的,不做精密的調查研究的夸夸 其談的作風,實在不但害己,而且害人。我們必須以毛澤東同志在這次大會上所指示的‘不偷、不裝、不吹’的老實作風,來代替我們過去的那種虛浮與空談的作 風。”
不遺余力改進文風,強調“把心交給人,講真話”
文風關系學風、黨風,不僅是一個方法論的問題,更是一個世界觀和黨性修養的問題。作為文章大家的毛澤東,一生對文風問題都十分看重。新中國成立 后,毛澤東發覺我們黨的許多同志,在寫文章的時候,與延安整風前期一樣,仍然十分愛好黨八股,不生動,不形象,使人看了頭疼,有時廢話連篇,有時又盡量簡 古,好像立志要讓讀者受苦似的。他感嘆道:“哪一年能使我們少看一點令人頭疼的黨八股呢?”為了改進文風,毛澤東可謂不遺余力,經常在大會小會、談話批示 中提倡寫文章要講真話,反對黨八股。
寫文章要從生活、實踐出發,實事求是,不要夸大,真誠地表達自己的心里話。1955年6月,毛澤東曾致信陸定一、周揚、鄧拓等人,其中談到: “寫文章,請注意不要用過于夸大的修飾詞,反而減損了力量。”“只要是嚴格說理又合乎事實,即實事求是的文章,是站得起來的。”他稱贊列寧的著作,特別是 革命時期的著作生動活潑,因為列寧說理,把心交給人,講真話,不吞吞吐吐,而且列寧很少引用別人的話,是用自己的話來寫文章。
寫文章如此,在實際工作中又何嘗不是這個道理呢?毛澤東主張宣傳工作要“做得恰當,要實事求是,對情況的估計、分析,應該是好的就是好的,壞的 就是壞的,有多大程度的缺點就說多大程度的缺點,不要夸大”,講話發言也要“有表揚,有批評,有成績,也有缺點,要有解決問題的辦法,不要千篇一律,登到 報上凈是好事,那就不好看”。
寫文章不能裝腔作勢、拿大帽子壓人,要有分析,才能有說服力。1957年3月,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專門談到這個問題,告誡同 志們:當著自己寫文章的時候,不要老是想著“我多么高明”,而要采取和讀者處于完全平等地位的態度。你參加革命的時間雖然長,講了錯話,人家還是要駁。你 的架子擺得越大,人家越是不理你那一套,你的文章人家就越不愛看。我們應該老老實實地辦事,對事物有分析,寫文章有說服力,不要靠裝腔作勢來嚇人。他曾在 《〈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按語選》中批評所謂“或者走共產黨的道路,或者走蔣介石的道路”這樣的寫法,認為這只是企圖拿大帽子壓服聽眾,手里并無動人 的貨色。而“四對比、五算賬”這種“拿當地農民的經驗向農民作細致的分析”的方法就很有說服力,是一種向農民說明兩種制度誰好誰壞,使人一聽就懂的很好的 方法。
寫文章,要去掉空話,分清條理。針對有的公文冗長、雜亂、空話多的文字缺點,1951年2月,經毛澤東修改,中央曾向全黨發出《關于糾正電報、 報告、指示、決定等文字缺點的指示》。在這個指示中,毛澤東分析認為,很多文電既嫌冗長,又嫌雜亂,根本原因是未經壓縮,說了許多無須說的空話,或者沒有 分清條理,把雜亂無章的草稿隨便往上送,為此,他特別要求所有起草和批閱文電的同志,對于所發公文,必須以負責的精神,至再至三地分清條理,壓縮文字,去 掉空話,然后發出,否則應受批評。
寫文章要不怕得罪人,不怕受批評。針對當時有的人不敢寫文章的問題,毛澤東分析指出,這些人主要是怕講了真話或心里話,從而得罪人,遭受批評。 他認為這種顧慮可以消除。因為我們的政權是人民民主政權,對于為人民而寫作是有利的環境,而“雙百”方針的提出,對于科學和藝術的發展給了新的保證。如果 寫得對,就不用怕什么批評,就可以通過辯論,進一步闡明自己正確的意見。如果寫錯了,那么有批評就可以幫助你改正,這并沒有什么不好。在我們的社會里,革 命的戰斗的批評和反批評,是揭露矛盾,解決矛盾,發展科學、藝術,做好各項工作的好方法。
搞建設,“干勁一定要有,假話一定不可講”
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為了真實了解各地方、部門的實際情況,毛澤東總是希望能夠聽到真話。他要求各級干部匯報工作時,不要照本宣科地念稿子,最好能夠原汁原味地把真實想法、真實情況告訴給他。這樣有兩點好處:一是實話多,套話少;二是可以防止虛與委蛇。
1957年9月5日,毛澤東在武漢召集湖北省委負責人王任重、王延春、趙辛初和幾位地委書記座談,中心議題是總結農業合作化的經驗。為了能夠聽 到真實情況,他開場第一句話就說:“同志們接到提綱沒有?現在可不按提綱發言,暢所欲言、言無不盡。要講真話,不要講假話,否則就會浪費時間。”沒想到大 家一發言,只講農業合作化的優越性,而對存在的問題避而不談或一掠而過。對此,毛澤東有點不耐煩了,說:“可惜呀,大家說一樣的話,千篇一律,這個不是黨 的傳統。”他宣布休會并派人轉告王任重,明天再開會要暢所欲言。王任重連夜召開省委書記處會議,重新研究、討論規劃問題。第二天上午再開會,大家暢所欲 言,毛澤東聽了很高興,說:“昨天的會議使我失望,今日的會議使我高興。你們不能看眼色行事,尤其不能看我的眼色行事。”
20世紀50年代后期,為了迫切改變我國經濟文化落后的狀況,毛澤東發動和領導了“大躍進”運動。“大躍進”運動最大的教訓是急于求成,違背了 經濟發展的規律。由于要求過急,提出了許多脫離實際的高指標,從而在黨內助長了浮夸虛報、說假話等不良作風的滋長。對此,作為黨的領袖,毛澤東比較早地認 識到“大躍進”運動已經背離我們黨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并下決心予以糾正。
1958年11月23日,毛澤東在武昌會議上,針對“大躍進”運動中浮夸風所以會刮到那樣嚴重的程度,毛澤東專門講了一個“作假問題”。他建議 在關于人民公社的決議里把反對作假的問題專門寫一條。他說:“建議跟縣委書記、公社黨委書記切實談一下,要老老實實,不要作假。本來不行,就讓人家罵,臉 上無光,也不要緊。不要去爭虛榮。” 他還談到:“現在有種空氣,只講成績,不講缺點,有缺點就臉上無光,講實話沒有人聽,造假,講得多,有光彩。講牛尾巴長在屁股后面,沒有人聽,講長在頭 上,就是新聞了。要進行教育,講清楚,要老老實實,幾年之內能做到就好。”
1959年,在全黨開始糾正已覺察到的“左”傾錯誤的大背景下,毛澤東連發六篇《黨內通信》,來探討“大躍進”運動、人民公社化運動中所存在的 問題。在最具影響力的第五篇《黨內通信》(該篇寫于1959年4月29日)中,毛澤東向干部群眾推心置腹地談了講真話問題。這封信很特別,寫給省、地、 縣、社、隊、小隊六級干部,一直捅到最基層。
毛澤東語重心長地告誡各級干部:“包產能包多少,就講能包多少,不講經過努力實在做不到而又勉強講做得到的假話。收獲多少,就講多少,不可以講 不合實際情況的假話。”在這里,他也認識到“有許多假話是上面壓出來的。上面‘一吹二壓三許愿’,使下面很難辦。”他還給我們后人留下了兩句“講真話”的 至理名言,一句是“老實人,敢講真話的人,歸根到底,于人民事業有利,于自己也不吃虧。愛講假話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總是吃虧。”一句是“干勁一定 要有,假話一定不可講。”
講真話問題,看起來不是什么大的理論問題,卻是當時影響生產建設的要害問題之一,貫穿著一個中心思想,就是要實事求是。為了徹底糾正黨內當時盛 行的“浮夸風”等“五風”,也為了摸清地方的實際情況,剔除掉那些假情況、假信息,毛澤東在1961年1月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發表了“大興調查研究之風” 的主旨講話,倡導全黨開展調查研究,把1961年搞成實事求是年。他講到“我們黨是有實事求是傳統的,就是把馬列主義的普遍真理同中國的實際相結合。但是 建國以來,特別是最近幾年,我們對實際情況不大摸底了,大概是官做大了。”“現在我們看出了一個方向,就是同志們的實事求是的精神恢復起來了。” 毛澤東重提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可謂切中時弊,直指要害,在各級干部中引起強烈反響。隨后,中央領導同志率先垂范,分赴各地進行集中、深入的調查,聽到了 基層干部、群眾真正的心聲,這對于摸清經濟方面的實情,作出實事求是的正確調整,克服嚴重困難,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毛澤東不懈倡導我黨干部要講真話,具有重要的方法論意義,對于我們黨搞好作風建設具有重要的啟迪意義。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同志鄭重提出“空談誤國,實干興邦”,其用意還是在于倡導全黨講真話,講符合實際的話不講脫離實際的話,講管用的話不講虛話,講反映自己判斷的話不講照本宣科的話。在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的帶頭下,當前我們全黨正在求真求實改文風、改會風、改話風。只要我們黨員干部把講真話作為一種崇高精神、一種優良品格、一種人生追求,真 正體現在日常一言一行之中,我們黨的作風建設就一定能取得風清氣正的新成效。
附:
講真話,不偷、不裝、不吹
(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
毛澤東
最后一個問題,就是要講真話。那一天我講過,我們要采取謹慎的態度,謙虛的態度,不要驕傲,不要急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今天再說這樣一點: 要講真話,不偷、不裝、不吹。偷就是偷東西,裝就是裝樣子,“豬鼻子里插蔥----裝象”,吹就是吹牛皮。講真話,每個普通的人應該如此,每個共產黨人更 應該如此。
什么叫不偷?我曾經看到這樣的事情,人家寫的整本小冊子,給調換上幾個名詞,就說是自己寫的,把自己的名字安上就出版了。不是我的,拿來說是我 的著作,這是不是偷?呀!有賊。我們黨內也有賊,當然是個別的,很少的。這個問題歷來就有的,叫做抄襲。這個事情不好,這是不誠實。馬克思的就是馬克思 的,恩格斯的就是恩格斯的,列寧的就是列寧的,斯大林的就是斯大林的。朱總司令講的就是朱總司令講的,劉少奇講的就是劉少奇講的,徐老講的就是徐老講的。 張三講的就是張三講的,李四講的就是李四講的,哪個同志講的就是哪個同志講的,不要偷。
什么是不裝?就是“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孔夫子的學生子路,那個人很爽直,孔夫子曾對他說,“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懂得就 是懂得,不懂得就是不懂得。懂得一寸,就講懂得一寸,不講多了。為什么世界上出了一個裝?為什么會感覺到不裝不大好呢?這是一個社會現象。偷是社會現象, 裝也是社會現象。裝特別多,在我們黨內也特別多。為什么?母親生他下來就是要他裝的?母親懷他在肚子里就賭咒,就在觀音菩薩面前發誓、許愿,一定要生一個 裝的兒子?當然不是。這是社會的影響,是一種社會現象。我們黨內不允許裝。不知道不要緊,知道得少不要緊,對馬克思主義知道得很少也不要緊,知道多少就是 多少。在這里,我提議我們讀五本馬列主義的書。馬克思的一本,就是《共產黨宣言》,和恩格斯合著,主要是馬克思著的。恩格斯的一本,《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 學的發展》。列寧的兩本,一本是《兩個策略》,一本是《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這兩本書讀了很好,那兩本書讀一讀也很好,這四本書薄薄的,讀 起來不會花很多時間。此外,還有《聯共(布)黨史》,比較厚一點。一九三八年到現在是七年,一百零二年減去七年,剩下九十五年,馬克思主義在世界上走了九 十五年,產生了《聯共(布)黨史》。這是歷史的,又是理論的,它記錄了一個勝利的社會主義國家的歷史,反映了馬克思主義在俄國的成功。這本書要讀。前面四 本也是理論的,也是歷史的。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書多得很,可以先讀得少一點。
還有一個是不要吹,就是報實數,“實報實銷”。在座的同志不是討論過黨的歷史嗎?大家發言,說內戰時期我們養成一種習慣,向上級報告工作,講好 一點、夸大一點才像樣子。其實這樣做,有一個問題沒有解決,就是我們自己的這個工作是整個人民工作的一部分,是全黨工作的一部分,我們都有份,人民都有 份。為什么我現在當首長,就是恰好要我當首長?沒有別的道理,本來張三李四都可以當,但是點將點到了我的身上,要我當。至于這一份家務,是哪個的?是張三 李四的嗎?不是,是全黨的,是全國人民的。延安是誰的?延安是全國人民的。說延安是共產黨的,不對。我曾經和一個黨外人士講過,有人說延安是共產黨的,這 是不對的。說共產黨在這里當首長,是正確的,因為這個天下是我們領導老百姓打出來的。總之,要“實報實銷”。我們的情報要真實,不要扯謊。要把自己領導工 作的缺點向人家公開,讓大家來參觀,看我這個旅,有沒有馬屎、驢屎、有害的微生物,如果有,就來打掃一下,洗干凈,掃除官僚主義。
關于要講真話,我們現在發了一個通令,要各地打仗繳槍,繳一支講一支,不報虛數。我們曾經有個時期分對內對外,內報一支是一支,外報一支是兩 支。現在我們專門發了這個通令,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一支為一支,兩支為兩支,是知也。這些問題解決了,我們黨的作風就可以更切實了。
我們現在是一個很大的黨,一個經過二十五年積累了很多經驗的黨,一個準備勝利的黨。我們要在全國勝利,我們有這個志向。全黨要團結起來,為全國人民的解放而奮斗。
(這是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所作的報告的一部分。這個報告就《論聯合政府》書面政治報告中的一些問題作了闡述。根據中央檔案館保存的記錄稿整理刊印。選自《毛澤東新聞工作文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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