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真話”與“撒謊言”是什么關系

什么是真話？真話就是符合事實的話，反映了實事求是的精神。說真話是我們人類相處的一個基本原則，當年大慶企業管理有一個“三老四嚴”，即說老實話，做老實人，辦老實事。這里的“說老實話”，就是說真話的意思。按我們今天的說法，就是要求“做人誠信”，“以信取人”。說真話可貴，尤其在一個謊言流行、人與人缺乏誠信的社會里，說真話更為可貴。

    不過，在政治領域，就有一部分人成為說真話的專業戶，三十年來，他們一再打著“說真話”的旗號，時不時爆出一些猛料，讓不明真相的人瞠目結舌，以此來引導人們，朝著他們需要的方向發展，實現他們不可告人的目的。其中反毛派就是這樣一群人。三十年來，他們一直打著所謂說真話的旗號頗能騙得了一部分人信任。

    李銳就是這樣一個典型。記得我在上大學的時候，就看到一篇文章，即《廬山會議唯一敢說真話的人————李銳》。那時我年紀還小，而且爆料真相成為當時社會一大潮流。對于一個敢說真話的人，我們當然是相當敬佩的，稱他為李老。時過二十年，當我們看到當年的李老還在繼續用更加惡毒的語言攻擊毛澤東，并且成為反毛專業戶時，不禁心生厭惡。現在網絡這樣發達，各種有關廬山會議的資料相繼傳到網上，我就有了比較和鑒別，從而進一步認清了李銳真話的含金量有多大。

    比如說，李銳說大躍進完全是毛澤東個人的責任。我們通過比較才知道，當時，毛是第一把手，而L則是二把手，并且是當時負責經濟工作的分管負責人。大躍進有毛的責任，因為毛是一把手，有領導責任，但是有沒有劉的責任？劉的責任有多大？這個問題李銳當時提到了嗎？我們找不出李銳這方面的資料。不能因為毛在廬山會議上批評了李，李就把一切責任推給毛，不能因為劉以及劉的繼承者D解放了李，李就放劉一馬？還應當知道，廬山會議因何而起，解決什么問題，彭因何問題而上書。這一切，李全不說，反正一切都是毛的錯，這是一個說真話者的態度嗎？原來，說真話就是有選擇而說嗎？

    “真話再向前一步就會變成謊言”。李銳就向全國人民撒了一個最大的謊。只到現在，全國人民都知道，大躍進餓死三千萬是毛澤東的錯，而不知道，這大躍進中，也有劉的一份功勞。是的，劉的勢力現在正在當政，不能說，說真話也是有選擇的，但是無論將大躍進怎樣加到毛的頭上，都不能否定這樣的史實，即毛的行為在很大程度上也是GCD的行為，在否定毛的同時，同樣也把GCD否定了。因此，當這部分真話發展到現在茅于軾叫囂“毛是禍國殃民的總代表”時，“說真話”的危害發展到登峰造極的地步。對于“說真話”揭開的“真相”，有關方面開始害怕起來，從對待《把毛澤東還原成人》一事上看，不少網絡一窩蜂刪除了茅的文章，雖然說是網絡民意的強大，同時也不排除當局的因素。因為當局者很清楚，縱容一些人玩“真話”打擊毛很快意，但是“說真話”玩的過頭，比如說，危及到自已的執政，否定了自已的執政合法性，那就得不償失了。這叫做“搬起石頭砸自已的腳”。

    到現在，說“真話”已經變成了一種嘲諷。“真話”就和“小姐”、“專家”、“教授”等原先高貴的字眼一樣，變成了一種貶義詞。而讓“真話”與“小姐”站一個水平的是人們的比較與鑒別能力的提高與常識的增多。比如說對待毛澤東。說真話的人，就不能信口開河，因為毛是名人，他的許多事情，大家都知道，你時不時爆出一些猛料可以，如果爆過了頭，超出了大家的常識認知范圍，那就不成為真話了，而成為謊言了。

    就說茅于軾說“毛是中國禍國殃民的總代表”，這里就有兩個問題大家不能理解：先說“禍國”，我們大家都知道，中華人民共和國是毛建立的，他是締造者，這是常識。即使他在位期間，搞了一些諸如“文革”一類不能讓某些人滿意的事，但是在他去世之前，中國也沒有搞到外有列強東海演習，自已不敢吭聲，內有人民群眾怨聲載道，無法收拾，內有債臺高筑，外有利益輸送，掏空自已資源的情況，怎么稱得上是“禍國”？這與人們的常識不相符合，應是“建國”才對。

    再說另一個問題“殃民”。按常理，殃民應當是糟蹋老百姓的意思，就象蔣介石一樣，激起老百姓的憤怒，群起而反抗之。蔣介石是“殃民”的，所以蔣介石當時就被人民趕到了一個小島上去。按茅的說法，毛是殃民的，激起天怒人怨。可是就是這樣，在毛去世時，人民痛哭流涕，象死去了親爹媽一樣的悲痛，這有電影紀錄片為證。有人不明真相的話，看看當年的紀錄片就知道。按照大家的常識，一個經常殃民的人大家應當打倒才對，而不應痛哭流涕，就是現在，還有不少人涌向紀念堂，涌向昭山，去紀念他。這與茅于軾所說的“禍國殃民的總代表”也相差十萬八千里。你說，是茅于軾在說謊，還是人民弱智？可是，有人還認為茅說的是真話，不知哪位對？

    對于一個飽經風霜的人來說，這是不需要回答的，因為經歷那個時代，他就有親身的比較與鑒別。而對于一個20.30歲的人來說，則要另當別論了。因為這部分人沒有經歷過那個時期，并且，他們一生下來就經歷了非毛時期，在他們眼里，毛澤東從來就不是個好人，他們有自已的價值觀。茅于軾的說自然是真對這部分人說的。我的文章也是針對這部分人而寫的。寫文章的目的，就是要用人們的常識與思維方式去揭開經常向他們講真話的人到底是什么貨色。

    對于他們來說，還有一個迷未能解開，這就是毛澤東時代“餓死三千萬”，這應當是茅于軾們攻擊毛澤東最有力的武器，也是青年人們相信茅于軾們最有力的證據。要回答這個問題，還應當從茅于軾身上說起。

    因為茅于軾在毛澤東時代是個“右派”，這茅于軾本人也承認，在他的博客上也有介紹。在1957年反右時被打倒。而“餓死三千萬”發生在1960年時期。按當時全國只有6億總人口計算，三千萬就是二十人中死一個。你說在國家斷糧，有相當一部分人要首先斷糧被“餓死”的情況下，誰最有可能首先被斷糧呢？是中共領導干部、解放軍、工農群眾還是地富反壞右分子呢？當然是地富反壞右分子了。再加上茅于軾口口聲聲說毛澤東禍國殃民，“迫害”他們，就按他們說法，要迫害，在全國大饑荒的情況下，首先是地富反壞右們被斷糧，這樣才能體現“禍國殃民”的特點。當時，地富反壞右能有多少人呢？總不能是三千萬吧。不會是20人中就有一個是五類分子吧？就算當時有一千萬人是地富反壞右分子的話，那么這一千人當時就首先被“餓死”了，用不著1978年平反了。這里也就是說，茅于軾當時就被“餓死”了。這是“餓死”三千萬的說法。如果當時五類分子有三千萬另一人的話，茅可能是“漏掉”了一個。如果按“餓死”五千萬的話，？“茅無論如何也不能幸免,早就被“餓死”了，而不能活到現在。事實上是這樣嗎？他不但沒有“餓死“，而且還活蹦亂跳，在80多歲的時候，還在寫文章攻擊別人呢？李銳也是這樣。

    有誰能知道，一個屢受迫害，并且經歷二十人中就死一個這樣嚴重的大災荒，而九死一生的人是怎樣活過來的？茅能給大家說說你當時是怎樣活過來的？因為在“鐵定20人中就死1人“的既定前提下，一個可能會死而沒有死的人，自然是吃了其它不應死的人的糧而活過來的。要達到這樣的目的，是茅當時巧言令色，騙取了善良人的口糧而活下來，讓其它人替自已死，還是巧取豪奪，強搶了他人的口糧？總之，茅得對這個問題交待清楚，才是對大家說真話。

    對于不明真相的年青人來說，你們也應當開動腦筋，想想茅是否對你們說了真話。你們沒有經歷過那場災難，但是你們也應當按照你們的常識想一想，茅說的是否是真話。如果不是真話的話，你們就要好好想一想，他為什么會這樣說，目的是什么？是真正的攻擊毛澤東，還是為了他自已的利益？如果是攻擊毛澤東的話，在毛澤東去世三十多年后，攻擊他還有什么意義？攻擊他能對他本人造成什么損失？如果是泄私憤的話，作為青年人你們可要注意，造成今天國家種種災難的可不是當年的毛澤東，或者擁護毛澤東路線的造反派，而是打著肅清毛澤東文革影響上臺的那部分人，他們與毛澤東沒有任何關系。給你們造成痛苦的是他們，就是在學校中成天教育你們毛澤東文革錯誤的那些人，而不是其它。包括茅于軾本人。他們即使再把毛澤東說成是“禍國殃民的總代表“，也解救不了你們現在遇到的災難。減輕不了你們的痛苦，相反，還會轉移你們的注意力，使真正的壞人從你們身邊溜走。

    從整個社會來說，當老實人不再吃香，說真話吃虧，謊言盛行，整個社會缺乏誠信時，你們應當想想，這三十年來，國家為什么會走到這一步？為什么將自已的機關雜志從《紅旗》改為《求是》，一再倡導實事求是，并且“講真話”者屢屢得勢，呼風喚雨時，整個社會卻聽不到一句真話。這不是反證了“說真話”與“撒謊言”的關系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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