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一)毛澤東與斯大林那些事

　　詩曰：世道崢嶸歲月稠，前朝割地后朝收。大連旅順中長路，唯有外蒙“被忽悠”。

　　在二三十年代的中國革命中，毛澤東與斯大林的意見經常相左，斯大林以共產國際的領袖自居，通過指派共產國際代表干預中國革命，毛澤東在很多方面不支持、不配合甚至對抗共產國際的指示，認為他們是教條主義，不懂中國國情瞎指揮。最激烈地斗爭就反映在毛澤東同王明極左路線的斗爭。王明是蘇聯培養的斯大林的忠實信徒，他以共產國際代表的身份批評毛澤東不懂馬列主義，缺乏國際主義眼光，只根據狹隘的經驗確定黨的政策。王明同毛澤東的分歧和對抗，是斯大林的真實意圖赤裸裸的體現。

　　后來，在國共爭雄的戰爭中，一開始斯大林也不看好毛澤東，而是看好蔣介石。他同蔣介石簽訂條約，聲明不支持毛共，他給毛澤東施壓，要求毛共支持國民黨，不要和國民黨爭地盤，約束自己的行為，配合蔣介石抗日，要求中共不要打過長江去，和蔣介石劃江而治。毛澤東當然都沒有理會斯大林，斯大林為此非常生氣。

　　1940年3月，共產國際駐延安的代表在一次中共會議上發言。要求中共放棄同國民黨進行武裝斗爭的政策，批評中共沒有考慮推行武裝斗爭政策的時間和環境。毛澤東拒絕了這位代表的建議，甚至要求蘇聯停止對蔣介石的援助。當時斯大林從蘇聯的利益出發，希望蔣介石拖住日軍，阻止日本和德國聯合起來進攻蘇聯。因此，對毛澤東不聽招呼非常惱火。后來，斯大林派遣崔可夫將軍到重慶擔任蔣介石的軍事顧問，反復交代，蘇聯的援助物資只能交給蔣介石，不得交給延安。斯大林說：中共主要是一群農民分子，他們當中工人階級的力量太弱小，不可能領導中國的反侵略戰爭。我們同蔣介石政府也建立了外交關系，蘇聯不可能向有這種關系的國家輸出革命。蘇聯不能支持中共。你要清楚這一點，只有蔣介石可以領導中國的持久抗戰。崔可夫得到斯大林的明確指示后，才去走馬上任。此后，蘇聯的各種武器源源不斷地運到中國交給蔣介石。1940年3月中旬，蔣介石從蘇聯購買80萬支步槍和960門榴彈炮。4月又購買200架飛機，1萬挺機槍，560挺高射機槍。但斯大林沒有給過延安這樣的待遇。后來蔣介石曾多次利用蘇聯給的精良武器對中共的根據地發動一次又一次大規模的進攻。這讓毛澤東極為不滿。

　　在三、四十年代，斯大林曾兩次嚴重傷害了毛澤東的民族感情。一是斯大林曾假手新疆軍閥盛世才控制新疆。斯大林一直想把新疆變成蘇聯的衛星國。想讓新疆能象外蒙古一樣，處在蘇聯的保護之下成為一個獨立的國家。二是二次大戰期間，蘇美等幕前幕后的交易達成《雅爾塔協定》，操縱外蒙古獨立，嚴重地損害了中國人民的利益，也深深地傷害了毛澤東的民族感情。

　　1948年，中國革命的勝利已成定局，可斯大林仍試圖壓毛澤東與蔣介石講和，要求國共劃江而治。毛澤東沒有再理斯大林的茬，異常堅決的提出：“打過長江去，解放全中國!”這讓一貫唯我是從的斯大林很沒有面子。當斯大林得知毛澤東全面發動攻勢的計劃時，卻把這個計劃斥為魯莽和不現實的。他害怕中共的冒險可能引起美國的大規模干涉，從而使美國的軍隊和蘇聯的軍隊在遠東造成對峙局面。在毛澤東的心里，斯大林對華政策的目標和手段與帝國主義列強并無二致。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夕，歐洲戰場形勢已經明朗化，德意軸心國敗局已定，為盡早結束亞洲戰場，打敗日寇。美英蘇三國秘密簽訂了《雅爾塔協定》，根據《雅爾塔協定》，蘇聯紅軍在擊敗德軍之后，將出兵中國東北消滅日本關東軍。但出兵的條件是：外蒙古“維持現狀”。當蔣介石通過其他渠道了解到這一消息后，為了保住外蒙古的主權，他指令組成中國代表團赴莫斯科與斯大林談判。但遭到斯大林的強硬回絕。代表團想從美國方面尋求支持。但是蔣介石不知道，《雅爾塔協議》本身就是美英向蘇聯斯大林犧牲中國利益妥協的結果。或者說是美英拿中國的領土和斯大林交換，讓蘇聯出兵東北消滅日本關東軍。因此，當中國要求羅斯福解釋“維持蒙古現狀”的具體含義的時候，美國人和中國玩起了滑頭。美國國務卿貝爾納斯的回答是:“您知道的，美國政府不曾討論過《雅爾塔協議》中關于如何解釋蒙古現狀這一條款，美國政府無權對《雅爾塔協議》的內容做正式詮釋。我是這樣理解這一問題的——從法律角度看外蒙古的主權屬于中國，而實際上這一主權卻沒有得到實施。”。

　　在求助美國不成的情況下，蔣介石指示蔣經國以自己私人秘書的身份密見斯大林，試圖以蔣經國在蘇聯十多年，與斯大林有過數次會見的私人感情來說服斯大林放棄要求外蒙古獨立。同樣遭到回絕。

　　在后來的正式談判中，斯大林的態度越來越強硬，在一次激烈爭論時，斯大林曾兩次說:“就談到此為止吧!”談判幾近破裂。宋子文向蔣介石匯報了斯大林的態度后，蔣介石指示，同意外蒙古獨立但提出的交換條件是:保持東北三省領土、主權及行政之完整;蘇聯今后不再支持中共，只承認國民政府;不再支援新疆脫離中國的民族動亂。斯大林對此表示歡迎立即同意了蔣介石的要求。7月11日，雙方就外蒙古獨立與疆界、中東鐵路、旅大港等問題達成一致意見。7月12日雙方簽署外蒙古《獨立宣言》和《蘇中友好同盟條約》兩項草案。至此蘇中第一階段談判結束。

　　1945年8月14日，中國代表團二次赴莫斯科舉行《中蘇友好同盟條約》正式簽字儀式。對于這樣的條約，宋子文不敢簽，以早就辭去外交部長作為解脫。蔣經國同樣不敢簽。王世杰作為代理外交部長，也不想簽這個條約。但蔣經國指示由他來簽，雖然他情非所愿，但是他身為代理外交部長沒有退路，最后只得簽約?！吨刑K友好同盟條約》所附的中國外長王世杰致蘇聯外長莫洛托夫的照會稱:“因外蒙古人民一再表示其獨立愿望，中國政府聲明，日本戰敗后，如外蒙古之公民投票證實此項愿望，中國政府當承認外蒙古之獨立，即以其現在之邊界為邊界。”日本投降后，外蒙古在蘇聯的控制下舉行了全民公決，百分之百同意獨立。至此，外蒙古從國際法方面完成了獨立的程序。1946年1月5日，國民政府宣布承認蒙古獨立。同時中長鐵路、旅順、大連，為共管、租用、自由港，30年不變。

　　1949年，隨著人民解放軍的捷捷勝利，蔣介石感到末日來臨，要求國際社會干預，致電美、英、蘇等國出面調停。這時，斯大林又致電毛澤東要他與蔣和談。毛澤東非常生氣，于第三天即復電回絕，明確表示，人民解放軍要打過長江去，解放全中國。，斯大林接電后感到非常震驚。在共產國際中，還沒有哪個敢這樣不聽他的。但面對毛澤東的強硬態度，他只好回電同意，并自圓其說地說，我是要你們不要放棄和平談判的旗子，使自己陷于被動。

　　新中國成立以后，在百廢待興的建設熱潮中，毛澤東仍然沒有忘記外蒙古回歸祖國的問題。1949年12月16日，毛澤東出訪莫斯科，這是他一生中首次踏出國門，也是他在國外待的時間最長的一次。他的這次訪問與剛剛成立的人民共和國的命運休戚相關。關系到中華民族生死存亡。在會見斯大林之前，毛澤東一直在揣測著這位世界社會主義陣營的領袖人物對他以及對新中國的態度。他深知他和斯大林在過去的好多問題上存在分歧，也知道斯大林最不喜歡甚至是嫉恨跟他“唱反調”的人，而敢和他“唱反調”的也沒有幾人，毛澤東偏偏讓斯大林沒有預料到的是，他看不起的農民頭頭毛澤東，竟然以摧枯拉朽、勢如破竹地把蔣介石趕到了臺灣島上。他驚異之余，為了蘇聯的利益，為了和中國結成社會主義陣營同盟，在新中國成立的第一時間，向毛澤東發出邀請訪問莫斯科。這個時候新中國也特別需要有一個國際友鄰幫助中國開展經濟建設和軍事依托。所以毛澤東愉快接受邀請。毛澤東到達莫斯科的當天，略為休息后，斯大林率領蘇共全體政治局要員在克里姆林宮小會客廳會見了毛澤東。斯大林一見到毛澤東上前緊緊握住毛澤東的手，夸獎說：“想不到你是這么的年輕和健壯!”;“你對中國革命，中國人民的貢獻很大，是中國人民的好兒子!祝賀你們取得了偉大的勝利!”毛澤東也熱情地說：“這次來，一是為祝賀你的壽辰;二是來看看偉大的蘇聯。”1949年12月21日，是斯大林七十壽辰。莫斯科大劇院內隆重舉行慶典。毛澤東作為貴賓，緊挨斯大林身旁就座。慶典上共有十三個國家的代表講話，毛澤東代表中國第一個致辭，受到盛大歡迎。為慶賀斯大林的七十壽辰，毛澤東呈送了豐厚的禮物。他在國內時了解到蘇聯缺少新鮮水果和蔬菜，特地提前打電報給山東，請山東準備好最好的大白萊、大蘿卜、大蔥、大鴨梨每樣5000斤。還準備了江西景德鎮青花瓷器一套;湖南湘繡被面30條，枕套60個;江西南豐桔1000斤，冬筍500斤，還有浙江的龍井茶、貴州的茅臺酒和上海的名煙等。斯大林對此非常感謝。

　　序曲完畢，談判拉開。1949年12月23日至1950年1月20日期間，毛澤東和斯大林會談三次。一開始斯大林堅持東北由蘇聯管理或由蘇聯與中國共產黨共管;蘇聯租用旅順、大連港，還有中長鐵路。毛澤東則堅持獨立自由的立場，以大量事實證明中國共產黨有力量解放全中國，也有能力管理統一全中國。他說：“我們對中國任何一塊土地都有不容置疑的主權，我們在管理方面有不懂的地方可以請蘇聯老大哥幫助我們，但自主權是絕對不能放棄的。”斯大林勃然大怒，卻強壓住怒氣。他不愿意放棄在滿洲的戰利品。他拖住毛澤東作長時間的不慌不忙的解釋，慢慢地討價還價。以后的談判變得吹毛求疵，一味拖延，毫無成果，甚至可以說企圖在中國擴大蘇俄帝國的勢力。期間，他故意冷落毛澤東，一連好幾天不和他接觸，由于斯大林沒有命令別人與毛澤東談話，竟然沒有一個俄國人敢去看他。但是斯大林還是低估了毛澤東的韌性和勇氣。在以后的會談中，毛澤東提出俄國不久前兼并中國領土的問題，斯大林聽了不免又怒形于色。毛澤東說，中國政府拒絕承認一切不平等條約，包括蔣介石和沙俄時期簽訂的條約。斯大林怒不可遏，他想到19世紀沙俄從中國奪取的一百多萬平方英里的土地，問道：“那家伙是不是還想把貝加爾湖要回去?”談判陷入僵局。毛澤東的脾氣也越來越壞。他凝視著寢室的天花板，用深思熟慮的詞句大聲地詛咒，希望屋內安裝的竊聽器能記錄下來。

　　但毛澤東深知，中國革命是他畢生的使命。為了盡快地改變將近40年內殘留下的滿目瘡痍，遍地饑荒的局面;為了拯救億萬大眾于水深火熱之中，為了擺脫孤立無援的狀況，迫切需要外部的援助。新中國剛剛成立，政權還不穩固。蔣介石要反攻大陸，帝國主義虎視耽耽……而他又只有蘇聯一家朋友。所以盡管他很厭惡斯大林，卻又不得不采取謙卑的姿態。對斯大林來說，中國革命的勝利是他的一筆巨大的意外之財：在冷戰的高潮時，他突然得到了一個偉大的盟友。從此后，中國將保護蘇聯極長的亞洲邊界，使他能夠在歐洲集中自己的軍事力量。中國的新領導者雖然不會完全聽命于自己，甚至可能有一天會公然反抗莫斯科，但是他們暫時還要依靠蘇聯。不僅指望收回滿洲的工廠，而且還指望得到蘇聯在經濟，軍事和外交上的援助和保護。斯大林老謀深算，高高在上，盛氣凌人。毛澤東忍辱負重，含而不露。

　　1950年1月20日，周恩來到達莫斯科加入談判。會談開始，周恩來溫文爾雅，風度翩翩。他的報告簡潔、翔實，用中俄文兩種文字書寫。談判桌前，他一坐數小時，毫無倦容，能言善辯，令米高揚和維辛斯基相形見拙。周恩來溫和地對斯大林說：“斯大林同志，我們是第一個加入您領導下的社會主義陣營的亞洲大國。”周恩來的這句話表明了中國的態度，肯定了斯大林的地位，斯大林怒火漸消。談判開始有了成效。周恩來每天都要向毛澤東匯報談判進展情況并交換意見。毛澤東要一直在莫斯科住到他得到了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有利的各種問題的滿意答復為止。當周恩來告知毛澤東，蘇聯方面還強調蒙古人民共和國的地位問題。他們擔心我們不承認外蒙古的獨立，說這是簽訂條約的前提，要我們先在公報中予以宣布。毛澤東聽到這兒憤怒了，他說：外蒙古的獨立已既成事實，既然蘇聯人堅持，那就由他們吧。但不能在友好條約中體現出來。周恩來對參與談判的工作人員說：“這個條約不僅要在今天看行。還要在以后看行不行，要經得起時間考驗和后人檢查。”

　　1950年2月14日，《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正式簽訂。在克里姆林宮舉行了隆重的簽字儀式。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羅希洛夫等蘇聯主要領導人和毛澤東、周恩來、王稼樣等中國同志出席了儀式。周恩來同維辛斯基代表本國政府，分別在兩份條約上簽了字。遺憾的是，外蒙古獨立問題沒有在這次談判中解決。毛澤東感到很失望，他顯得心煩意亂，這些讓步觸到了他民族自豪感的核心。

　　直到斯大林逝世。1954年10月，赫魯曉夫率領蘇聯黨政代表團到北京參加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五周年的慶祝活動，受到了極其熱烈隆重的歡迎。在這次訪華期間，曾多次與毛澤東、周恩來會談。通過這些會談，中國爭取到蘇聯從旅大撤軍，把過去雙方共管的股份聯合公司移交中國，給予中國大批發展貸款，并擴大兩國的科學技術合作。毛澤東還想趁熱打鐵，把外蒙古收回來，他授意周恩來在下一輪中蘇會談中，向赫魯曉夫重提外蒙問題。但他深知外蒙對蘇聯來說，戰略地位非常重要，蘇聯是不會輕易“吐出這根骨頭的”。

　　周恩來也說：“我知道這是個更棘手的問題。蘇聯十有八九是不會答應的。但這是個很好的機會，我們即便抱著百分之一的希望也要做這最后的一次努力。”于是在會談中，中方把蒙古問題提了出來。這是周恩來與赫魯曉夫的正面交鋒。周恩來委婉地問：“赫魯曉夫同志、如果蒙古成為中國的一部分，你會怎么想?”。赫魯曉夫楞了一會，接著臉上便顯出驚訝的神情。他坐在那兒，一語不發，似乎沒有聽到周恩來的問話。過了一會他干咳了一聲說道：“周同志，你提出的問題使我們很難評論，這是蒙古和中國之間的事情，與我們無關。我們是第三方。你們自己直接同蒙古人談談不好嗎?”赫魯曉夫可謂老奸巨猾，他的回答既點明了蒙古是一個獨立的國家，又撇清了和蘇聯的關系，回避了周恩來拋來的讓人頭疼的問題。但周恩來窮追不舍，說：“說的是。但是我們想事先知道，如果蒙古真的成了中國的一部分，你們的反應會怎樣?”赫魯曉夫說：“我們的態度取決于蒙古同志的態度，但是，我可以告訴你我個人的意見：我非常懷疑蒙古同志會歡迎你們的建議，另外，蒙古很快就要成為聯合國的會員國了，最近、又同一些國家建立了外交關系。如果蒙古并入中國，它就會失去這些國家的承認。不過，我當然不想代表蒙古領導人說話。”周恩來這時心里已經清楚，在外蒙古問題上，赫魯曉夫是不會讓步的。當時外蒙古完全處在蘇聯的操縱之下，赫魯曉夫的話其實就是代表著蒙古領導人講的。之后，蒙古人在蘇聯的指示下，積極主動與中國交換地圖并舉行談判，想把他們同中國的邊界劃分得更清楚些。同時，加快進入聯合國和同世界各國建立外交關系的步伐。外蒙古問題最終成為毛澤東一代的遺憾，中國不得不承認外蒙古獨立的既成事實。

　　(六二)毛澤東不吃死魚

　　詩曰：曾遭諷刺鉆山坳，不吃死魚愛吃椒。克里姆林宮里客，如今在此領風騷。

　　1949年1月31日，斯大林派特使、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米高揚一行四人乘飛機來到石家莊機場，總司令朱德、政治局委員任弼時和翻譯師哲迎接，然后乘一輛繳獲來的吉普車走了160—170公里，來到西柏坡。

　　為了表達對蘇聯代表的熱情歡迎，有關方面早已備好了豐盛的酒菜。由于蘇聯人愛喝酒，中共方面還特意從石家莊買來了上等的汾酒和葡萄酒。

　　蘇聯人帶來許多罐頭食品，還有酒，拿出來擺了一桌子，挺洋氣，挺花哨。米高揚穿戴也很好，圓領皮大衣，圓筒皮帽子，威風得很。中國共產黨的五大書記穿著沒棱沒角的舊棉軍衣，毛澤東的衣袖上還赫然補了塊補丁。小山村的西柏坡能有什么高級食品?無非是自己養的豬和雞，還有滹沱河里捕來的魚。用鮮魚做了紅燒魚、溜魚片款待客人。

　　蘇聯人很能喝酒，米高揚用玻璃杯喝汾酒，就像喝涼水一樣，大半杯子一口氣就能灌下去。中共五大書記中，為首的毛澤東是沾酒就臉紅。朱德有喉炎不能喝酒。任弼時高血壓嚴重不能喝酒。劉少奇只能用小盅喝一點白酒。周恩來算是中國人里能喝酒的了，卻哪里敢與玻璃杯子端起來咕咚咕咚灌的米高揚比呢?飯桌上的氣氛是愉快的。但是我想，毛澤東不喜歡看蘇聯人大出風頭，哪怕是在喝酒的問題上。工夫不大，他就招呼盛飯：“吃飯了，吃飯了，嘗嘗我們滹沱河里的魚。”他還笑著說：“我相信，一個中藥，一個中國菜，這將是中國對世界的兩大貢獻。”

　　蘇聯翻譯指著紅燒魚問：“這是新撈的活魚嗎?”他們得到了肯定的答復，而后才吃。

　　一年后，毛澤東出訪莫斯科，向隨行的廚師嚴格下令：“你們只能給我做活魚吃。他們要送來死魚，就給他們扔回去。”

　　果然，蘇聯送魚來了，是特別警衛隊的一名上校帶人送來的，是死魚。

　　廚師遵照毛澤東“扔回去”的命令，拒絕接收。這位上?；帕耍Z言又不通，忙從克里姆林宮找來了翻譯。這才明白毛澤東只要活魚，不收死魚。 “我們馬上逮一條活魚來。”上校向中國客人鄭重保證。

　　于是，克里姆林宮的大小人物都知道，毛澤東吃魚很講究，不是活魚他不吃。

　　其實毛澤東在國內時，死魚剩魚都吃，從不講究。他只是講究給蘇聯人看。

　　1957年，毛澤東第二次訪蘇時，莫斯科早早就準備好了活鯉魚。赫魯曉夫特意警告下邊：“毛澤東這個人難對付，他是不吃死魚的。”

　　(六三)沙皇寢宮的新客人

　　詩曰：睡獅一醒驚乾坤，大國泱泱民族魂。敢向列強平起坐，美蘇也得讓三分。

　　毛澤東要來了。為了迎接中國共產黨的主席毛澤東的到來，克里姆林宮的工匠們，正在王敬先的指揮下緊張地對沙皇寢宮進行著改造。

　　華貴漂亮的席夢思床拆走了，換上了寬大結實生硬的大木床。年輕美貌的女服務員抱走了華麗柔軟的鴨絨被褥，又匆匆抱來里外都是白布的普通棉被褥。

　　衛生間三名工匠正在里面忙祿，將那個高級坐式馬桶的四周壘高，與坐桶成水平面，并修出臺階，于是坐桶改成了蹲坑。

　　蘇共中央總書記赫魯曉夫親自來檢查接待毛澤東的準備工作。他站在那張碩大生硬的的木板床前，眨動著一雙細小而敏銳的眼睛，轉臉望著米高揚，聳聳他那斯達漢諾夫工作者式的雙肩，嗚嚕一句：“叢林里來的戰士”。接著他循著一種聲響走進工匠們正在改造的沙皇的衛生間，他耐不住一刻安靜，患有多動癥一樣踏上蹲坑，試著蹲一蹲。他的過于隆起的肚子妨礙他蹲穩。壓迫得有些氣喘地說：“年紀大了的人怎么辦?”只說了一句，臉已經憋紅，在工人的幫助下站起身，拍拍大腿自我解嘲地說：“都有蹲不下去的一天。”

　　檢查工作就這么結束了，北京那邊來電了，他匆匆地離開了這套改建中的沙皇寢宮。

　　1957年11月2日下午3點多鐘，毛澤東乘坐的“圖104”降落在伏努克機場。赫魯曉夫親自率領蘇聯黨政軍高級領導人到機場迎接。并迎送到曾是沙皇住處的捷列姆諾伊宮。楊尚昆、葉子龍在蘇方查哈洛夫少將和蘇共中央聯絡部中國處長舍爾巴科夫的陪同下，看了一遍代表團主要成員的住處。特別留意毛澤東寢室里的木板床和衛生間的蹲式馬桶。

　　“可以吧?”舍爾巴科夫期待地問。

　　葉子龍儼然是名權威，打量著，按按床板再挑剔地檢查一下被褥，終于點點頭：“還行。”

　　舍爾巴科夫和他身旁的查哈洛夫少將同時松口氣。說：“那就請毛主席早些休息吧。”

　　“開水要隨時保證，毛主席離不開茶”葉子龍最后關照一句。

　　楊尚昆和葉子龍請毛主席休息時，查哈洛夫和舍爾巴科夫向赫魯曉夫報告：“一切安排妥當，他們表示滿意。”

　　“我們告辭了，請毛澤東主席和親愛的中國同志們休息了。”赫魯曉夫提高聲音說。接著他不無殷勤地對毛澤東說：“親愛的毛澤東同志，順便告訴您一聲，您將住在沙皇的寢宮里。”

　　“什么意思?”毛澤東抽回了他握著的手。

　　赫魯曉夫立刻明白這番好意其實未必好，有些自作多情了。忙解釋：“我們為您選擇了最好的房間，這是我們蘇聯同志對您的一番心意……”

　　果然，毛澤東把翻譯李卓然叫來，用很輕的聲音，悄悄對他說：“請你幫我辦件事，成了更好，不成再說。你去告訴蘇聯同志，說這間房子太大，請他們給調一下。你們搬上來，我下去住到你們那里去，好不好?”

　　李卓然頓時愕然。這怎么得了?頭搖得象撥浪鼓：“這可不行，這可不行.”

　　“你看，你這個人還沒去講，也不知道人家是怎么想的就說不行，主觀主義。”

　　“說也不行，你不信，這是人家花了好大勁專門為您準備的……”

　　“你去說，先去說說看。”毛澤東作個手勢“聽話，快去么。”

　　李卓然出來，沒去找蘇聯同志，先跑去報告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楊尚昆聽罷，忙邀集幾位領導同志一起走進毛澤東寢室……

　　毛澤東少有地作出讓步，沒有再堅持搬家。

　　在那還未與“國際接軌”的時代，毛澤東竟不按國際慣例，讓一個社會主義陣營的老大哥，為了接待他的來訪，適應他的生活習慣，將沙皇寢宮進行改造。后來又在自己的書房里接見帝國主義陣營的頭號強國美國總統，而英國首相丘吉爾卻不同，美國總統羅斯福邀請他訪問美國。住在白宮，下榻林肯臥室。羅斯福對他說：“這是一件有歷史意義的事，以后你可以說你在林肯的床上睡過覺了。”然而，林肯是美國總統中最簡樸的一個，房內安放的無疑是白宮里最不舒服的床鋪。于是，白宮管家吃驚地發現，丘吉爾就寢半小時后，身著老式睡衣，拎著手提箱，踮著腳尖，賊一樣從林肯臥室溜出來，穿過大廳，溜進了皇后臥室。皇后臥室裝飾華麗，而且有一張非常舒適的床。丘吉爾知道那張床。事后，丘吉爾向管家嘟噥：“什么有歷史意義的床，叫它見鬼區吧，丘吉爾不能在一張不舒服的床上度過一夜。”

　　(六四)毛澤東與中國留蘇學生

　　詩曰：列寧山上雪初晴，滾滾春雷震異京。滿口珠璣期望語，冉冉紅日正東升。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七日下午六時，毛澤東在鄧小平、彭德懷、烏蘭夫、陳伯達、楊尚昆、胡喬木、劉曉等陪同下，來到莫斯科大學禮堂，受到等候在這里的三千五百多名中國留學生的熱烈歡迎。下面是當年參加會見的一位中國留學生把毛澤東的談話和現場的情況詳細地記錄了下來：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七日，星期天，這初冬的天氣，清晨晴空萬里，，太陽升起來不久，耀眼明光的，真是莫斯科少有的景致。毛主席率領中國代表團正在這里。今天代表團同志要向我們全體在莫斯科的留學生作報告，我們都抱著一個熱烈的希望，希望在報告會上能得到毛主席接見。”

　　下午六點鐘，大禮堂中各個角落的水銀燈一起放光，在人們還沒有來得及注意的時候，毛主席第一個安祥地從主席臺左手的小門中走了出來，緊跟著的是其他同志，這時我們只顧歡騰。大禮堂中一下子充滿了這樣的歡騰，以至大家只顧一個勁地看哪，笑哪，鼓掌，卻沒有一個人像在走過天安門時那樣的高呼‘毛主席萬歲!’我自己是笑得合不攏嘴，所以沒法打招呼，也沒法喊。毛主席一下就走到主席臺的最邊緣上來和大家親切地招手。這時我只覺得毛主席的步伐穩重而矯健，水銀燈光映著毛主席的面孔紅噴噴的，原來毛主席也是笑得合不攏嘴，他老人家多高興啊!

　　毛住席從廣闊的臺上由左邊一直走到右邊，這才繞到桌子后邊，卻還沒有就坐下來，輕輕地拿起水瓶來向玻璃杯中倒了一杯水，端起來慢慢地喝。這時在最前邊的人就一邊鼓掌一邊喊：‘毛主席!您好!’毛主席聽見了就故意把杯子舉向前面，高告地，好像要和大家碰杯的樣子。這時我們真是相跳起來奔向前去，當然，沒有一個人實際上這樣做。等著毛主席喝了這杯水，安祥地把雙手在胸前已握，站到了擴音器旁邊時，我們馬上安靜下來。

　　首先是由毛主席向大家介紹代表團的全體成員。等全體都介紹過后，大家依次坐下來，只有毛主席仍舊安祥地站在擴音器旁。這時我們有多激動啊!生平第一次當面就要聽到毛主席給我們講話了!毛主席好像也了解了我們這一點，所以第一句就親切地說：‘同志們好!我問你們好!’接著毛主席右手輕輕一抬向前推動了一下說：‘世界是你們的!’好像用他那巨大的手掌把這樣一個深湛的鼓動與期望穩穩地送給了我們似的。毛主席接著又補充了一句說：‘也是我們的，但是歸根結底是你們的。’

　　稍停了一下，毛主席自問自答地說：‘為什么說世界歸根結底是你們的，而不是我們的呢?你們看，像我們這些人都老的不成個樣子了嘛!’這一下我們可就哄嚷起來了，高聲說‘毛主席不老!不老!不老!’毛主席輕輕搖了搖頭說：‘不然，各人有各人的想法。我們這些人老了，也有我們的長處，那就是富有經驗，老于世故!’這一下我們才又連笑帶鼓起掌來。毛主席看到這么熱烈的情形，不免又說：‘你們青年人朝氣蓬勃，正在興旺時期，好像早晨八、九點鐘的太陽。希望寄托在你們身上。’毛主席接著又半開玩笑地說：‘你們有朝氣，我們有暮氣，這叫各有長短。’惹得大家又笑起來了!

　　毛主席這時像談家常似地向大家說‘最近幾天在莫斯科開了個會，你們知道嗎?’其實我們只是幾小時以前才聽代表團同志講的，這時就連聲答應說：‘知道。知道!’毛主席說：‘這次會議開得很好，蘇聯同志很能夠和和各國同志商量問題，會議開得生動活潑，和八年前我那次來時很不同，既有集中，又有民主，這就是列寧的民主集中制。’

　　‘現在世界上風向變了，去年的氣候對我們很不利，今年的氣候好了。社會主義陣營和資本主義陣營之間的斗爭，不是西鳳壓倒東風，就是東風壓倒西鳳。這兩句話是誰說的呀?你們讀過《紅樓夢》嗎?(有人說讀過)這兩句話是《紅樓夢》里的一個人說的。一個社會主義陣營，一個資本主義陣營，當中還有一個中間地帶。據聯合國的統計，全世界共有二十七億人口，我們社會主義陣營約有十億，帝國主義陣營約有四億，剩下的該是多少呢?(臺下有人說：十三億。)對!你們都是數學家，一下就算出來了。這十三億基本分布在三個洲：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十三億當中已經有七億多取得了民族獨立。像印度、印尼、巴基斯坦、緬甸、埃及、蘇丹、突尼斯、摩洛哥，還有黃金海岸等等。剩下的還有六億，像日本、伊朗、南朝鮮、南越、土耳其等。英、美、法不合作。中間地帶這十三億人口，兩個陣營都在爭奪?，F在看起來，他們大多數是傾向我們的，我們的影響比帝國主義的影響還是大一些。因為英法有老殖民主義，美國有新殖民主義，我們卻什么殖民主義也沒有。’

　　‘我們中國現在是六億四千萬人口。我們中國是個大國，又是個小國。在政治上我們是個大國，在經濟上我們是個小國，和比利時一比較，我們還比不上呢!同志們，你們聽了不高興吧?’(真有人說：不高興!)這時毛主席大聲地說：‘比得上就比得上，比不上就比不上，有什么可以高興不高興的?’這樣我們才又大鼓掌了!

　　‘同志們!這次慶祝十月革命節四十周年，一共有六十四個國家的共產黨和工人黨派代表來參加。這是自馬克思恩格斯以來的共產主義運動中最盛大的一次集會。這幾天，社會主義國家的共產黨和工人黨的代表在開會，商量了很多事情。這個會開得很好，決定了很多事情，決定社會主義陣營以蘇聯為首，你們不反對吧?(當然，我們就大聲嚷：不反對!)這兩天在開六十四個國家共產黨會議，今天是星期日，休息一天，估計明后天就能結束。’

　　‘同志們!目前是世界局勢的一個轉折點。在人類歷史上，十月革命是一個偉大的轉折點，此外還有很多轉折點，像斯大林格勒戰役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轉折點?，F在，蘇聯有兩個人造衛星上天，六十四個國家的共產

　　黨開會，又是一個大的轉折點，這是世界上兩個陣營力量對比的轉折點。從今以后，西鳳壓不倒東風，東風一定要壓倒西鳳。’聽了這樣振奮人心的語句，怎能讓人不盡力歡呼和使勁鼓掌呢?

　　‘今年在我們國內五月到六月間是烏云滿天，右派分子罵我們共產黨不行，什么都搞糟了。那時我們有一招，叫做“硬起頭皮頂住。”說著說著毛主席用自己的手指向寬闊的前額上一指，而且用力向前頂了頂，大家體會了中央這一英明的方針，不由地又會心地大笑了。’

　　‘右派的進攻被我們打垮了，但是我們工作中的缺點還是存在地。八年來我們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是有點。這次整風就是要改正這些錯誤和缺點，所以是一件大事，我們要認真地改。同志們，世界上怕就怕“認真”二字，共產黨就最最講“認真”。’

　　‘我們的目的就是讓全國六億四千萬人一起動手，人人振奮，移風易俗，改造我們的國家。要做到這一點，當然不是很輕易的，問題很復雜。你們看過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沒有?(回答：看過!)現在新的四十條出來了。我們要在第二個五年計劃內使全部合作社在生產和消費上都超過富裕中農。我曾和不少省委書記、地委書記談過話，問他們能否做得到?他們都說完全可能，有的還說能超過。我們現在生產力還很低，鋼只有五百二十萬噸。過了第二個五年計劃后，將有一千二百萬噸。再過一個五年計劃，鋼的產量可以到二千二到二千四百萬噸。到第四個五年計劃完成時，就會有四千多萬噸。我問過波立特同志，再過十五年英國的鋼產量可以到多少?他說現在是兩千萬噸，再過十五年頂多達到三千萬噸。那么，再過十五年，蘇聯超過美國，中國超過英國，那時候世界的面貌就要大大改變了。要完成這個任務還需要十五年，或者為了保險起見，再加一個小尾巴，說：再經過三個五年計劃或者再多一點的時間，我們要在鋼產量上超過英國。(據《中國統計年鑒》提供的資料，從1952年到1978年的26年的時間里中國國民生產總值平均每年增長達6.5%;而同期世界的增長速度是3%，美國是4.3%，日本是6.7%，英、法、意還低于美國。這就是說中國的發展速度是世界同期的2倍多，遠遠高于美、英、法、意等，與處于高增長期的日本差不多。從主要產品的產量看，50年代初中國都排在世界工業國家的大后面，而到了1978年鋼產量就超過了英、法、意，成為繼美、蘇、日之后的第四位國家;石油由過去有名的“貧油大國”而一躍成為基本上自給的世界“第八產油大國”。其他如：原煤躍居第三位;棉紗產量躍居第一位，發電量躍居第七位，糧食產量躍居第二位，棉花產量躍居第三位等。事實充分說明，從50年代以來的中國歷史，一直是迅速趕超西方發達國家的歷史。中國的發展，以幾十年的時間就走完了西方發達國家一、二百年的路程。)這個責任就落在你們身上了，你們要好好地完成五年計劃。我也有個五年計劃：再工作五年;如果能再活十五年那我就心滿意足了。’(這下子我們可就喊起毛主席萬歲來了，喊得毛主席也笑起來了)他老人家說：‘如果能超額完成任務，那當然更好?？墒沁€得估計到：天有不測風云，人有旦夕禍福，這也是自然辯證法。’這時我們不少人還接著喊毛主席萬歲!等稍為平靜一點，不知哪個小伙子直著脖子猛喊了一聲‘毛主席萬歲!’聲音真響，毛主席聽了又笑了，好像是向著這個小伙子似地說：‘什么?假如孔夫子到現在還不死，兩千多年前的人到現在還都活著，那還得了啊!那你們可怎么活著呢?那不就不成一個世界了嗎?所以我一開頭就說了，世界是你們的，現在我再說一遍：祝賀你們!世界是你們的!!’這時我們又不由地從心底涌起來無限的歡欣，的確，世界是我們的!還有什么比這更高興的，令人無限振奮的展望呢?

　　毛主席離開了擴音器，安祥地坐下來，又和前排的同志們聊起家常來。雖然沒有擴音器廣播，但是大家都極安靜，所以聲音仍然清晰得很。毛主席問：‘你們怎樣鍛煉身體地呀?你們喜歡爬山運動嗎?我今年登過黃山，還有別的山，一共五次。’又問：‘你們有湖南人嗎?在湘江里游泳過嗎?我去年游過三次，還橫渡過長江兩次。’說著毛主席用他的大手輕輕比劃了兩下，好像橫渡長江絲毫也不費力似的。這時前排有幾個同學齊聲說：‘祝毛主席身體健康!’毛主席又問：‘你們和蘇聯同志相處得怎樣呀?’又囑咐說：‘你們一定要和蘇聯同志結成親密的朋友!’

　　終于，毛主席向左右環顧了一下，說：‘怎樣?咱們走吧!’說著，其他同志也都依次站起來，我們也跟著一起站起來，為了再多看毛主席一

　　眼，多留一個幸福的印象，禮堂后邊的人索性就站到椅子上去。我們目送著毛主席離開我們，所有的水銀燈光又集中到主席臺上，仿佛主席臺上留下一片五彩的云錦。”

　　“世界是你們的，也是我們的，但是歸根結底是你們的。”“你們青年人朝氣蓬勃，正在興旺時期，好像早晨八、九點鐘的太陽。希望寄托在你們身上。”“一起動手，人人振奮，移風易俗，改造我們的國家。”“世界上怕就怕‘認真’二字，共產黨就最講‘認真’。”這些話語，很快就傳開來了，傳遍了神州大地，一直流傳到今天，還要傳到永遠。毛澤東會見中國留學生的動人情景，正是反映了中國青年乃至全國人民對毛澤東的熾熱情感和崇高敬意。這是一個縮影。

　　(六五)毛澤東怒“請”赫魯曉夫

　　詩曰：大國外交強對強，百年屈辱怎能忘?中南海里雷霆怒，豈讓沙俄再擴張。

　　蘇聯要在中國建立長波電臺和共同艦隊，派尤金大使到中南海晉見毛澤東。

　　“毛主席，請允許我轉達我國政府的一項建議，并就此建議，聽聽您及中國政府的意見，”尤金帶著恭敬的微笑，用商量的口吻說：“我們想在中國建一座長波電臺，以便同我們的艦隊保持聯系……”

　　尤金吐出最后一個字時嘴唇繼續翕動幾下，卻再沒發出聲音。他看毛澤東陡地變了臉色，本來就沒有笑臉，這時尤顯冷峻，目光犀利盯著尤金。尤金嚇住了。

　　“你們是什么意思?”毛澤東問道。

　　尤金臉上露出笑容，盡管笑得僵硬。盡量用自然的語調說：“這也是加強我們兩國之間軍事合作的一次努力……”

　　“我問你是什么意思?”毛澤東突然發出很大聲音的質問，毫不客氣打斷尤金的解釋。

　　尤金一臉茫然，尷尬不安。

　　“你去吧，你講不清楚”毛澤東已經惱火了，大聲說:：“你叫赫魯曉夫來，叫他跟我直說，究竟要搞什么?”“就是搞一個電臺……”

　　毛澤東把手一拂：“不行，這事弄不清，你叫赫魯曉夫來談。”

　　尤金只好回去向莫斯科拍出密碼電報。很快，莫斯科回電。尤金又第二次求見毛澤東說：“毛主席，我已經把您的意見轉達我國政府。我國政府讓我向您解釋，這件事情就是為了加強我們兩國之間的軍事合作……”

　　“你還是不切題”毛澤東將手一擺：“我沒問你這些。”

　　尤金試著又解釋道：“我們出錢給你們建這個電臺……”

　　“不切題。我問你們究竟要搞什么?”毛澤東盯緊茫然的尤金，揮了揮手說：“你不行，你叫赫魯曉夫來，就說我請他馬上來，我要跟他談。”

　　尤金第二次向莫斯科發出急電。赫魯曉夫竟然聽從毛澤東的“召見”，乘專機來到北京。汽車駛入了中南海，停在豐澤園門前。毛澤東與赫魯曉夫走進頤年堂。鄧小平參加了會談。

　　在頤年堂坐下，氣也沒喘一口，正式談話便開始了。

　　“尤金向我講了，你們有那個意思，所以我想聽聽你的想法。”毛澤東兩眼一眨不眨直視赫魯曉夫，目光閃閃具有穿透力。“你自己來了，這很好，我們很歡迎。我們一起談談好。”

　　“尤金不行，他沒說清楚。”赫魯曉夫抱怨他的駐華大使，然后他說明自己的想法?？墒?，他講的比尤金還要糟糕。什么根據這一協定，蘇聯的飛機可以在中國的機場停留加油，什么蘇聯的核潛艇的基地在符拉迪沃斯托克，什么中國已經請求蘇聯把潛艇的設計圖紙交給中國，并教會中國同志潛艇技術。等等。

　　赫魯曉夫講了十幾分鐘，加上翻譯，就有半個多鐘頭。毛澤東神色肅穆專注，不停地吸煙。赫魯曉夫的表情生動得多，似乎談興越來越高，有點眉飛色舞的勁頭了。突然，毛澤東抬手做個斷然而簡截的手勢，只說了一句話：“你講了很長時間，還沒說到正題。”

　　赫魯曉夫一怔，隨即顯出尷尬：“是呀是呀，你別忙，我還要繼續講……”

　　早已不耐煩的的毛澤東，將手向下一頓，直抓要害：“請你告訴我，什么叫共同艦隊?”

　　“嗯，嗯，”赫魯曉夫有些吱唔，終于憋出一句顯然是不著邊際的話：“所謂共同么，就是共同商量商量的意思……”

　　“請你說明什么叫共同艦隊?”毛澤東抓住要害不放。

　　“毛澤東同志，我們出錢給你們建這個電臺。這個電臺屬于誰對我們無關緊要，我們不過用它同我們的潛水艇聯系，對付美國第七艦隊。我們的主要基地遠在符拉迪沃斯托克……”

　　毛澤東在聽李卓然翻譯時，臉色越來越陰沉，什么符拉迪沃斯托克，那是海參崴!帝俄時代從中國手中奪走，斯大林不還，赫魯曉夫也不肯退還中國。毛澤東胸脯開始微微起伏，什么對付第七艦隊?明明是一箭雙雕，與美國爭奪太平洋，同時也包圍中國，至少也是牽制中國。毛澤東的大手忽然在沙發扶手上一拍，憤然起身。伸手一指，手指毫不客氣地指著赫魯曉夫的鼻子：“我問你，什么叫共同艦隊?你還沒切題!”

　　“什么叫共同商量，我們還有沒有主權了?你們是不是想把我們的沿海地區都拿去”毛澤東將手一劃，劃出中國海岸的弧形，憤怒中不乏譏喻：“你們都拿去算了。”

　　在一旁的鄧小平未便于插話。而陪同赫魯曉夫參加會談的蘇聯外交部副部長費德林卻插話說：“毛主席可是認真了啊。”這句話有開玩笑緩和氣氛的味道，主要是提醒赫魯曉夫(毛發火了)。

　　赫魯曉夫想找個機會下臺，又建議“毛澤東同志，我們能不能達成個協議，讓我們的潛水艇在你們的港口加油，修理，短期停留呢?”

　　“不行”毛澤東斷然拒絕，把手從里向外一拂：“我不想再聽到這種事。”

　　第二天，毛澤東在中南海游泳池旁，我方翻譯李卓然來到毛澤東身邊，小聲說：“主席，聽楊主任講，您問我為什么沒跟您一起指赫魯曉夫鼻子，是不是有點怕他?”

　　“嗯，你怕不怕呀?”毛澤東停止活動。

　　“我不是怕他，我是了解他，”李卓然解釋說：“我跟少奇、周總理、彭真出國，多次見到赫魯曉夫，這個人脾氣也很暴躁的，容易發火。您指他鼻子問題還不算大，要是我再指他，問題可就大了。當時您已經很激烈了，我作為一名翻譯再激烈就不妥當了。干起來對雙方都不好。

　　“嗯，”毛澤東的神情半是思索，半是贊同：“你考慮的有道理，說的也有道理。”

　　毛澤東說，我跟斯大林只打個平手，我跟赫魯曉夫較量還是略占上風。

　　(六六)毛澤東與外蒙古

　　詩曰：中國外蒙本一家，誰持刀筆亂涂鴉。海棠葉變公雞樣，不見當年塞上笳。

　　本來中國地圖的形狀像一枚海棠葉子，外蒙古獨立后，變成了形似一只雄雞。

　　1911年，外蒙古的活佛哲布尊丹巴在沙俄的支持下驅逐清政府派駐的大臣，單方面宣布獨立。隨后，侵蒙俄羅斯軍隊會同外蒙叛亂武裝包圍駐守庫倫(烏蘭巴托)的清軍，并勒令繳械，清軍被俄羅斯軍隊逐出外蒙。接著，庫倫少數貴族正式宣布成立所謂的“大蒙古國”，并由活佛哲布尊丹巴任“皇帝”。事實上，外蒙古這時已經變成了沙俄的保護國。它只是一個俄羅斯侵略扶植的傀儡政權。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夕，歐洲戰場形勢已經明朗化，德意軸心國敗局已定，為盡早結束亞洲戰場，打敗日寇。美英蘇三國秘密簽訂了《雅爾塔協定》，根據《雅爾塔協定》，蘇聯紅軍在擊敗德軍之后，將出兵中國東北消滅日本關東軍。但出兵的條件是：外蒙古“維持現狀”。當蔣介石通過其他渠道了解到這一消息后，為了保住外蒙古的主權，他指令組成中國代表團赴莫斯科與斯大林談判。但遭到斯大林的強硬回絕。代表團想從美國方面尋求支持。但是蔣介石不知道，《雅爾塔協議》本身就是美英向蘇聯斯大林犧牲中國利益妥協的結果?；蛘哒f是美英拿中國的領土和斯大林交換，讓蘇聯出兵東北消滅日本關東軍。因此，當中國要求羅斯福解釋“維持蒙古現狀”的具體含義的時候，美國人和中國玩起了滑頭。美國國務卿貝爾納斯的回答是:“您知道的，美國政府不曾討論過《雅爾塔協議》中關于如何解釋蒙古現狀這一條款，美國政府無權對《雅爾塔協議》的內容做正式詮釋。我是這樣理解這一問題的——從法律角度看外蒙古的主權屬于中國，而實際上這一主權卻沒有得到實施。”，在求助美國不成的情況下，蔣介石指示蔣經國以自己私人秘書的身份密見斯大林，試圖以蔣經國在蘇聯十多年，與斯大林有過數次會見的私人感情來說服斯大林放棄要求外蒙古獨立。同樣遭到回絕。

　　在后來的正式談判中，斯大林的態度越來越強硬，在一次激烈爭論時，斯大林曾兩次說:“就談到此為止吧!”談判幾近破裂。宋子文向蔣介石匯報了斯大林的態度后，蔣介石指示，同意外蒙古獨立,但提出的交換條件是:保持東北三省領土、主權及行政之完整;蘇聯今后不再支持中共，只承認國民政府;不再支援新疆脫離中國的民族動亂。斯大林對此表示歡迎,立即同意了蔣介石的要求。7月11日，雙方就外蒙古獨立與疆界、中東鐵路、旅大港等問題達成一致意見。7月12日雙方簽署外蒙古《獨立宣言》和《蘇中友好同盟條約》兩項草案。至此,蘇中第一階段談判結束。

　　1945年8月14日，中國代表團二次赴莫斯科舉行《中蘇友好同盟條約》正式簽字儀式。對于這樣的條約，宋子文不敢簽，以早就辭去外交部長作為解脫。蔣經國同樣不敢簽。王世杰作為代理外交部長，也不想簽這個條約。但蔣經國指示由他來簽，雖然他情非所愿，但是他身為代理外交部長沒有退路，最后只得簽約?！吨刑K友好同盟條約》所附的中國外長王世杰致蘇聯外長莫洛托夫的照會稱:“因外蒙古人民一再表示其獨立愿望，中國政府聲明，日本戰敗后，如外蒙古之公民投票證實此項愿望，中國政府當承認外蒙古之獨立，即以其現在之邊界為邊界。”日本投降后，外蒙古在蘇聯的控制下舉行了全民公決，百分之百同意獨立。至此，外蒙古從國際法方面完成了獨立的程序。1946年1月5日，國民政府宣布承認蒙古獨立。

　　蔣介石敗退臺灣后，蘇聯看到國民黨大勢已去，開始和中共合作，成為中國人民的“老大哥”，從經濟上、技術上支持新中國的建設。蔣介石非常憤怒，指責蘇聯首先違背《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因此，宣布廢除《中蘇友好同盟條約》，不承認外蒙古的獨立。這就是至今在臺灣的中國地圖上，外蒙古還被劃在中國領土范圍內的緣故。

　　新中國成立以后，在百廢待興的建設熱潮中，國家領導人仍然沒有忘記外蒙古回歸祖國的問題。1949年12月16日，毛澤東出訪莫斯科，這是他一生中首次踏出國門，也是他在國外待的時間最長的一次。他的這次訪問與剛剛成立的人民共和國的命運休戚相關。關系到中華民族生死存亡。在會見斯大林之前，毛澤東一直在揣測著這位世界社會主義陣營的領袖人物對他以及對新中國的態度。他深知他和斯大林在過去的好多問題上存在分歧，也知道斯大林最不喜歡甚至是嫉恨跟他“唱反調”的人，而敢和他“唱反調”的也沒有幾人，毛澤東偏偏便是其中的一個。

　　在二三十年代的中國革命中，毛澤東與斯大林的意見經常相左，斯大林以共產國際的領袖自居，通過指派共產國際代表干預中國革命，毛澤東在很多方面不支持、不配合甚至對抗共產國際的指示，認為他們是教條主義，不懂中國國情瞎指揮。最激烈地斗爭就反映在毛澤東同王明極左路線的斗爭。王明是蘇聯培養的斯大林的忠實信徒，他以共產國際代表的身份批評毛澤東不懂馬列主義，缺乏國際主義眼光，只根據狹隘的經驗確定黨的政策。王明同毛澤東的分歧和對抗，是斯大林的真實意圖赤裸裸的體現。

　　后來，在國共爭雄的戰爭中，一開始斯大林也不看好毛澤東，而是看好蔣介石。他同蔣介石簽訂條約，聲明不支持毛共，他給毛澤東施壓，要求毛共支持國民黨，不要和國民黨爭地盤，約束自己的行為，配合蔣介石抗日，要求中共不要打過長江去，和蔣介石劃江而治。毛澤東當然都沒有理會斯大林，斯大林為此非常生氣。

　　1940年3月，共產國際駐延安的代表在一次中共會議上發言。要求中共放棄同國民黨進行武裝斗爭的政策，批評中共沒有考慮推行武裝斗爭政策的時間和環境。毛澤東拒絕了這位代表的建議，甚至要求蘇聯停止對蔣介石的援助。當時斯大林從蘇聯的利益出發，希望蔣介石拖住日軍，阻止日本和德國聯合起來進攻蘇聯。因此，對毛澤東不聽招呼非常惱火。后來，斯大林派遣崔可夫將軍到重慶擔任蔣介石的軍事顧問，反復交代，蘇聯的援助物資只能交給蔣介石，不得交給延安。斯大林說：中共主要是一群農民分子，他們當中工人階級的力量太弱小，不可能領導中國的反侵略戰爭。我們同蔣介石政府也建立了外交關系，蘇聯不可能向有這種關系的國家輸出革命。蘇聯不能支持中共。你要清楚這一點，只有蔣介石可以領導中國的持久抗戰。崔可夫得到斯大林的明確指示后，才去走馬上任。此后，蘇聯的各種武器源源不斷地運到中國交給蔣介石。1940年3月中旬，蔣介石從蘇聯購買80萬支步槍和960門榴彈炮。4月又購買200架飛機，1萬挺機槍，560挺高射機槍。但斯大林沒有給過延安這樣的待遇。后來蔣介石曾多次利用蘇聯給的精良武器對中共的根據地發動一次又一次大規模的進攻。這讓延安極為不滿。

　　在三、四十年代，斯大林曾兩次嚴重傷害了毛澤東的民族感情。一是斯大林曾假手新疆軍閥盛世才控制新疆。斯大林一直想把新疆變成蘇聯的衛星國。想讓新疆能象外蒙古一樣，處在蘇聯的保護之下成為一個獨立的國家。二是二次大戰期間，蘇美等幕前幕后的交易達成《雅爾塔協定》，操縱外蒙古獨立，嚴重地損害了中國人民的利益，也深深地傷害了毛澤東的民族感情。

　　1948年，中國革命的勝利已成定局，可斯大林仍試圖壓毛澤東與蔣介石講和，要求國共劃江而治。毛澤東沒有再理斯大林的茬，異常堅決的提出：“打過長江去，解放全中國!”這讓一貫唯我是從的斯大林很沒有面子。當斯大林得知毛澤東全面發動攻勢的計劃時，卻把這個計劃斥為魯莽和不現實的。他害怕中共的冒險可能引起美國的大規模干涉，從而使美國的軍隊和蘇聯的軍隊在遠東造成對峙局面。在毛澤東的心里，斯大林對華政策的目標和手段與帝國主義列強并無二致。

　　但是斯大林沒有預料到的是，他看不起的農民頭頭毛澤東，竟然以摧枯拉朽、勢如破竹地把蔣介石趕到了臺灣島上。他驚異之余，為了蘇聯的利益，為了和中國結成社會主義陣營同盟，在新中國成立的第一時間，向毛澤東發出邀請訪問莫斯科。這個時候新中國也特別需要有一個國際友鄰幫助中國開展經濟建設和軍事依托。所以毛澤東愉快接受邀請。毛澤東到達莫斯科的當天，略為休息后，斯大林率領蘇共全體政治局要員在克里姆林宮小會客廳會見了毛澤東。斯大林一見到毛澤東上前緊緊握住毛澤東的手，夸獎說：“想不到你是這么的年輕和健壯!”;“你對中國革命，中國人民的貢獻很大，是中國人民的好兒子!祝賀你們取得了偉大的勝利!”毛澤東也熱情地說：“這次來，一是為祝賀你的壽辰;二是來看看偉大的蘇聯。”1949年12月21日，是斯大林七十壽辰。莫斯科大劇院內隆重舉行慶典。毛澤東作為貴賓，緊挨斯大林身旁就座。慶典上共有十三個國家的代表講話，毛澤東代表中國第一個致辭，受到盛大歡迎。為慶賀斯大林的七十壽辰，毛澤東呈送了豐厚的禮物。他在國內時了解到蘇聯缺少新鮮水果和蔬菜，特地提前打電報給山東，請山東準備好最好的大白萊、大蘿卜、大蔥、大鴨梨每樣5000斤。還準備了江西景德鎮青花瓷器一套;湖南湘繡被面30條，枕套60個;江西南豐桔1000斤，冬筍500斤，還有浙江的龍井茶、貴州的茅臺酒和上海的名煙等。斯大林對此非常感謝。

　　序曲完畢，談判拉開。1949年12月23日至1950年1月20日期間，毛澤東和斯大林會談三次。一開始斯大林堅持東北由蘇聯管理或由蘇聯與中國共產黨共管;蘇聯租用旅順、大連港，還有中長鐵路。毛澤東則堅持獨立自由的立場，以大量事實證明中國共產黨有力量解放全中國，也有能力管理統一全中國。他說：“我們對中國任何一塊土地都有不容置疑的主權，我們在管理方面有不懂的地方可以請蘇聯老大哥幫助我們，但自主權是絕對不能放棄的。”斯大林勃然大怒，卻強壓住怒氣。他不愿意放棄在滿洲的戰利品。他拖住毛澤東作長時間的不慌不忙的解釋，慢慢地討價還價。以后的談判變得吹毛求疵，一味拖延，毫無成果，甚至可以說企圖在中國擴大蘇俄帝國的勢力。期間，他故意冷落毛澤東，一連好幾天不和他接觸，由于斯大林沒有命令別人與毛澤東談話，竟然沒有一個俄國人敢去看他。但是斯大林還是低估了毛澤東的韌性和勇氣。在以后的會談中，毛澤東提出俄國不久前兼并中國領土的問題，斯大林聽了不免又怒形于色。毛澤東說，中國政府拒絕承認一切不平等條約，包括蔣介石簽訂的和沙俄時期簽訂的條約。斯大林怒不可遏，他想到19世紀沙俄從中國奪取的一百多萬平方英里的土地，問道：“那家伙是不是還想把貝加爾湖要回去?”談判陷入僵局。毛澤東的脾氣也越來越壞。他凝視著寢室的天花板，用深思熟慮的詞句大聲地詛咒，希望屋內安裝的竊聽器能記錄下來。

　　但毛澤東深知，中國革命是他畢生的使命。為了盡快地改變將近40年內殘留下的滿目瘡痍，遍地饑荒的局面;為了拯救億萬大眾于水深火熱之中，為了擺脫孤立無援的狀況，迫切需要外部的援助。新中國剛剛成立，政權還不穩固。蔣介石要反攻大陸，帝國主義虎視耽耽……而他又只有蘇聯一家朋友。所以盡管他很厭惡斯大林，卻又不得不采取謙卑的姿態。對斯大林來說，中國革命的勝利是他的一筆巨大的意外之財：在冷戰的高潮時，他突然得到了一個偉大的盟友。從此后，中國將保護蘇聯極長的亞洲邊界，使他能夠在歐洲集中自己的軍事力量。中國的新領導者雖然不會完全聽命于自己，甚至可能有一天會公然反抗莫斯科，但是他們暫時還要依靠蘇聯。不僅指望收回滿洲的工廠，而且還指望得到蘇聯在經濟，軍事和外交上的援助和保護。斯大林老謀深算，高高在上，盛氣凌人。毛澤東忍辱負重，含而不露。

　　1950年1月20日，周恩來到達莫斯科加入談判。會談開始，周恩來溫文爾雅，風度翩翩。他的報告簡潔、翔實，用中俄文兩種文字書寫。談判桌前，他一坐數小時，毫無倦容，能言善辯，令米高揚和維辛斯基相形見拙。周恩來溫和地對斯大林說：“斯大林同志，我們是第一個加入您領導下的社會主義陣營的亞洲大國。”周恩來的這句話表明了中國的態度，肯定了斯大林的地位，斯大林怒火漸消。談判開始有了成效。周恩來每天郁要向毛澤東匯報談判進展情況并交換意見。毛澤東要一直在莫斯科住到他得到了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有利的各種問題的滿意答復為止。當周恩來告知毛澤東，蘇聯方面還強調蒙古人民共和國的地位問題。他們擔心我們不承認外蒙古的獨立，說這是簽訂條約的前提，要我們先在公報中予以宣布。毛澤東聽到這兒憤怒了，他說：外蒙古的獨立已既成事實，既然蘇聯人堅持，那就由他們吧。但不能在友好條約中體現出來。周恩來對參與談判的工作人員說：“這個條約不僅要在今天看行。還要在以后看行不行，要經得起時間考驗和后人檢查。”

　　1950年2月14日，《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正式簽訂。在克里姆林宮舉行了隆重的簽字儀式。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羅希洛夫等蘇聯主要領導人和毛澤東、周恩來、王稼樣等中國同志出席了儀式。周恩來同維辛斯基代表本國政府，分別在兩份條約上簽了字。遺憾的是，外蒙古獨立問題沒有在這次談判中解決。毛澤東感到很失望，他顯得心煩意亂，這些讓步觸到了他民族自豪感的核心。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3月8日，周恩來到達莫斯科參加斯大林的葬禮。周恩來敏銳察覺到赫魯曉夫的地位正在升高，而赫魯曉夫和斯大林是完全不同性格和政見的領導人。1954年10月，赫魯曉夫率領蘇聯黨政代表團到北京參加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五周年的慶?；顒?，受到了極其熱烈隆重的歡迎。在這次訪華期間，曾多次與毛澤東、周恩來會談。

　　通過這些會談，中國爭取到蘇聯從旅大撤軍，把過去雙方共管的股份聯合公司移交中國，給予中國大批發展貸款，并擴大兩國的科學技術合作。毛澤東就想趁熱打鐵，把外蒙古問題也提出來，看能不能得到圓滿解決。他授意周恩來在下一輪中蘇會談中，向赫魯曉夫重提外蒙問題。但他深知外蒙對蘇聯來說，戰略地位非常重要，蘇聯是不會輕易“吐出這根骨頭的”。周恩來也說：“我知道這是個更棘手的問題。蘇聯十有八九是不會答應的。但這是個很好的機會，我們即便抱著百分之一的希望也要做這最后的一次努力。”于是在會談中，中方把蒙古問題提了出來。這是周恩來與赫魯曉夫的正面交鋒。周恩來委婉地問：“赫魯曉夫同志、如果蒙古成為中國的一部分，你會怎么想?”。赫魯曉夫楞了一會，接著臉上便顯出驚訝的神情。他坐在那兒，一語不發，似乎沒有聽到周恩來的問話。過了一會他干咳了一聲說道：“周同志，你提出的問題使我們很難評論，這是蒙古和中國之間的事情，與我們無關。我們是第三方。你們自己直接同蒙古人談談不好嗎?”赫魯曉夫可謂老奸巨猾，他的回答既點明了蒙古是一個獨立的國家，有撇清了和蘇聯的關系，回避了周恩來拋來的讓人頭疼的問題。但周恩來窮追不舍，說：“說的是。但是我們想事先知道，如果蒙古真的成了中國的一部分，你們的反應會怎樣?”赫魯曉夫說：“我們的態度取決于蒙古同志的態度，但是，我可以告訴你我個人的意見：我非常懷疑蒙古同志會歡迎你們的建議，另外，蒙古很快就要成為聯合國的會員國了，最近、又同一些國家建立了外交關系。如果蒙古并入中國，它就會失去這些國家的承認。不過，我當然不想代表蒙古領導人說話。”周恩來這時心里已經清楚，在外蒙古問題上，赫魯曉夫是不會讓步的。當時外蒙古完全處在蘇聯的操縱之下，赫魯曉夫的話其實就是代表著蒙古領導人講的。之后，蒙古人在蘇聯的指示下，積極主動與中國交換地圖并舉行談判，想把他們同中國的邊界劃分得更清楚些。同時，加快進入聯合國和同世界各國建立外交關系的步伐。外蒙古問題最終成為毛澤東一代的遺憾，中國不得不承認外蒙古獨立的既成事實。

　　(六七)毛澤東和英國元帥的游泳外交

　　詩曰：英倫三島遠天涯，二戰將軍兩訪華。

　　賓館客廳論世界，農家小院看桑麻。

　　龍飛鳳舞揮神筆，《水調歌頭》吟浪花。

　　游泳外交元帥起，有來有往奉煙茶。

　　毛澤東與蒙哥馬利的緣分

　　蒙哥馬利是一個西方國家的元帥，卻在冷戰時期兩次來華訪問，和中國共產黨的領袖毛澤東一見如故。而毛澤東和他侃侃而談，值得一提的是，毛澤東就是和蒙哥馬利談到個人的生死問題，最終這兩位老人也在同一年走完人生旅程。他們都是在1976年去世的。

　　在來中國前，1959年6月，蒙哥馬利訪問了社會主義蘇聯。在同蘇聯領導人的會談中這位英國元帥意識到，未來世界和平的關鍵可能在于中國。于是，蒙哥馬利在訪蘇回國后，向中國政府提出友好訪問的請求，毛澤東表示“非常歡迎他在適當的時候訪問中國”。

　　為訪問中國，蒙哥馬利認真研究了在西方世界能夠找到的有關中國和毛澤東的資料。

　　1960年5月27日，蒙哥馬利在中國第一次見到了他最想見的毛澤東。兩人一見面，毛澤東就微笑著伸出手同他相握，并說：“你知道你在同一個侵略者握手嗎?”毛澤東幽默的開場白令蒙哥馬利驚詫。他也十分清楚毛澤東此話中的含義。因為聯合國曾通過一個譴責中國“侵略”朝鮮的決議，而蒙哥馬利在兩年前所寫的回憶錄中也有類似的觀點。

　　軍人出身的蒙哥馬利坐定之后，馬上就向毛澤東提問說：新中國成立后，你碰到的主要問題是什么?你的主要擔憂又是什么?

　　毛澤東坦誠地告訴他：共產黨缺乏處理當時所面臨問題的經驗。多年的戰亂把中國搞得千瘡百孔，必須要解決工業和農業問題，但我們沒有這方面的經驗，因此犯了許多錯誤。

　　蒙哥馬利又問：“請給我講一講對今天世界形勢的看法?”

　　毛澤東停頓片刻，從容地說：“國際形勢很好，沒有什么壞的，無非是全世界反蘇反華。這是美國制造的，不壞。他們如果不反對我們，我們就同艾森豪威爾、杜勒斯一樣了，所以照理應該反。他們這樣做，是有間歇性的。去年一年反華，今年反蘇。”

　　聽到這里，蒙哥馬利不解地說：“這是很壞的。那是美國做的，不是英國。”

　　毛澤東說：“主要是美國，它也策動在各國的走狗這樣做?，F在的局勢我看不是熱戰破裂，也不是和平共處，而是第三種：冷戰共處。我們要解決這個問題。但是我們要有兩個方面的準備。一個是繼續冷戰，另一個是把冷戰轉為和平共處。你做轉化工作，我們歡迎。”

　　蒙哥馬利點點頭說：“是的，我們必須找到一個解決問題的辦法。我認為不能再在這種緊張局勢中生活下去了。我們的孩子們是在冷戰中長大的，這對孩子們是壞的。所以我們必須把這種情況轉為和平共處。我不希望看到我的孩子長大以后，認為世界必須一直存在緊張。”

　　1960年6月12日，蒙哥馬利在英國《星期日泰晤士報》發表了《我同毛的會談》一文，他在這篇文章中稱贊了中國人民的干勁，要和平、不侵略，50年內大有可為。并說中國革命是正確的，不可避免的。中國軍隊給他印象“太深刻”了，有“充分的高素質的人員供應”，民兵組織遍及全國，因此，入侵中國，一定“要大倒其霉”。

　　1961年夏天，蒙哥馬利再次向中國外交部提出訪問中國的申請。獲得同意后，9月6日，蒙哥馬利飛抵北京。

　　蒙哥馬利在訪問過程中，特別注意到了這樣一個現象：所有被接受訪問的人，一開口總會有一句非常普遍的口頭禪———“毛主席說……”有一次，蒙哥馬利在鄭州賓館里，忽然向服務員提出一個看似莫名其妙的問題，他說：“在當今中國的領導人當中，你最擁護誰?最聽誰的指揮?”幾名服務員不約而同地回答道：“毛主席!”蒙哥馬利又問：“除了毛主席之外，你們還聽誰的?”這幾名服務員說：“劉少奇、周恩來。”蒙哥馬利在天津楊村參觀某步兵師的新兵打靶時，向戰士提出了同樣的問題，得到的回答同樣是“毛主席!”由此，蒙哥馬利認為：在這個國家里，威望最高、能指揮所有人的人只有毛澤東。

　　9月23日中午，蒙哥馬利在李達上將的陪同下，從北京乘專機抵達武漢。晚上6時半，蒙哥馬利來到毛澤東下榻的東湖賓館。毛澤東一邊與蒙哥馬利握手，一邊用英語說：“How are you!”聽到毛澤東用英語向他問好，蒙哥馬利倍感親切。蒙哥馬利與毛澤東共進晚餐。飯后，毛澤東就在居住的賓館里約見了蒙哥馬利。

　　晚餐后，蒙哥馬利見毛澤東抽起香煙來，就送給毛澤東一盒英國“三五”牌香煙。之后，蒙哥馬利向毛澤東提了許多問題，其中包括：1949年建國時，毛澤東主要考慮的是哪些頭痛的問題，現在考慮的又是哪些問題，對解放以后的中國怎么看，“槍桿子里出政權”現在是否還適用，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有何區別等等。

　　毛澤東對這些問題逐一做了回答，談到晚上9時30分左右，蒙哥馬利說：“今天談話使我學到很多東西。”當時蒙哥馬利覺得有點疲倦，就對毛澤東說：“我想主席一定很忙，還有別的事情要做，我能否明晚再來談談?”毛澤東猶豫了一下，然后說：“明晚我要到別處去了。”兩人的談話就這樣結束，互相道別。

　　沒有想到，第二天(即9月24日)凌晨，毛澤東突然改變了計劃，決定24日下午再同蒙哥馬利談一次，并再次邀請他一同共進晚餐，這使蒙哥馬利喜出望外。

　　這次追加的談話是從24日下午2時30分開始的。雙方寒暄了幾句后，毛澤東聯系到蒙哥馬利參觀中國一家醫院時，曾對醫生說：“你們的中醫中藥很神奇，應該發明一種藥，讓你們的毛主席長生不老。”

　　毛澤東對蒙哥馬利說：“什么長生不老，秦始皇都沒有找到。我若見馬克思了，中國照樣轉，地球照樣轉……”

　　蒙哥馬利說：“主席先生，你的共和國成立了十二年，從戰爭的廢墟上建立起了新的國家，你顯然還有許多事情要做。你的人民需要你，你必須有健康的身體和充沛的精力來領導這個國家。”

　　毛澤東接著說：“元帥是特別的人物，相信能活到100歲再去見上帝。我不能。我現在只有一個5年計劃，到73歲去見上帝。”

　　毛澤東點燃一支煙，邊吸邊說：“中國有句俗話，七十三，八十四，閻王不請自己去。”他又補充道：“我們說的閻王，就是你們的上帝。”

　　“人總是要死的，我隨時準備著死亡。我會怎么死呢?”接著，毛澤東講了五種死法：一是被敵人開槍打死;二是飛機掉下來摔死;三是火車撞死;四是游泳淹死;五是生病時被細菌殺死。毛澤東還說，人死后最好火葬，把骨灰丟到海里喂魚。

　　毛澤東和蒙哥馬利的游泳外交正式亮相。9月24日下午5點，兩人談話結束。他們的談話是在漢口勝利飯店舉行的。

　　隨后毛澤東邀請蒙哥馬利坐船看他在長江上游泳。毛澤東在長江游了近一小時，上船后便對蒙哥馬利說：“你下次訪問中國時，我們進行橫渡長江的比賽好嗎?”蒙哥馬利回答說：“好!”毛澤東興致勃勃地說：“一言為定!”

　　當天晚上，蒙哥馬利正在為次日歸國整理行裝時，毛澤東突然來到了蒙哥馬利的住處。一見面，毛澤東就說：“為你送行，送給你一件禮物。”蒙哥馬利接過毛澤東親手寫的 “贈蒙哥馬利元帥”———《水調歌頭•游泳》詞時，激動地緊緊握著毛澤東的手不放。毛澤東笑著說：“不要忘了，我們還將在長江進行游泳比賽呢。”1962年，倫敦考林斯書店出版了蒙哥馬利所著的《三大洲》一書。書中詳細記載了蒙哥馬利與毛澤東在武漢的兩次談話內容。毛澤東和蒙哥馬利元帥的交往，毫無疑問依然是毛澤東一貫的風格，揮灑自如，正如他在水中游泳一樣，“不管風吹浪打，勝似閑庭信步”。

　　而那位英國元帥，的確用心觀察，細心品味這位中國的人民領袖。我們可以想象，當他們一個在水里游著，一個在船上看著，身處不同的世界，但是彼此在互相進行著心靈的溝通，心有靈犀一點通。

　　英國元帥蒙哥馬利是舉世公認的一代名將，這位英國元帥曾發自內心地告訴世人：“古往今來，最偉大的戰略家是毛澤東。”“毛澤東是中國兩千年來戰略戰術的理論與實踐的集大成者。”“毛澤東極少親臨前線，只呆在延安的窯洞內和西柏坡的平房里，用一封又一封電報指揮千里之外的部隊作戰，總是每戰必克。韓戰發生以后，他也是這樣呆在中南海指揮著異國他鄉的戰爭。我發現，每當那位不太聽話的彭德懷遵照他的電令去排兵布陣、去穿插包圍，盟軍必吃大虧;每當彭德懷將他的電令扔在一旁，照自己的意圖干，盟軍最后就笑逐顏開。”“毛澤東麾下名將如云，天才云集，我奉勸自由世界千萬不要跟他們打仗。”

　　(六八)吳旭君談毛主席打開中美關系的“五步棋”

　　詩曰：聯合國中排席位，中南海內建邦交。小球推動大球轉，萬古云霄一羽毛。

　　毛主席決定恢復中國與美國的正常關系反應了一個政治家的遠見卓識。然而我要說的是從一個人的性格方面看，中美關系的恢復則反應出毛主席在處理外交問題上獨特的個性。他是個辦事有信心有恒心的人，認準的事一定要辦成，不達目的決不罷休。他在考慮問題時，既從民族、國家利益、全球政治這些大的方面著眼，又從不忽視任何可能改變大局的枝微末節。我覺得整個中美關系的恢復與建立充分體現了毛主席的上述個性。正是他，這位歷史的巨人親自導演了本世紀世界復雜、微妙的外交史上最精彩的一幕。

　　在打開中美關系的大局上，毛主席走了五步高棋。

　　第一著棋：毛主席放了個試探氣球。

　　毛主席要向世界表明他的新姿態。這個新姿態就是在1970年10月1號，主席把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夫婦請上天安門，并讓他們站在自己身邊。一同分享中國人民的偉大領袖所享有的無尚的榮耀與崇敬。

　　在當時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在與美帝國主義相互敵視、謾罵了二十幾年中，這個舉動的確非同尋常，也只有毛主席能這么干，換任何一個人都是無法想象的。

　　1970年10月1號上午，去天安門之前，在中南海游泳池主席的住處，我們幫他穿衣服的時候，他的心情顯得格外激動。他說：“今天要接待老朋友美國作家斯諾和他的妻子。”

　　上車之后，他便什么也不說了，正襟危坐，兩眼注視著前方。他坐在后排坐的右側位，我和張玉鳳坐在他旁邊，徐業夫機要秘書和周福明同志則坐在中排的副座上，前排還有司機張正吉同志和貼身警衛。車從中南海東門出來，向東開去，在故宮的午門前向南一直開到天安門城樓下面。幾位中央的常委都已經在那兒等主席。他一下車，大家便一同步入電梯。(全國解放初期，并沒有電梯，那時上天安門要步行拾級而上。)我們出了電梯，登上天安門城樓，就在主席臨近觀禮臺的石階時，正是北京時間上午十點整。這時，廣場四面八方的高音喇叭里傳出“東方紅”那激動人心的樂曲聲，廣場上和東西兩側的觀禮臺上立刻沸騰了，“毛主席萬歲”的歡呼聲，響徹云宵。

　　主席在天安門城樓上緩步向觀禮臺正中央走，邊向兩邊的貴賓招手致意。我當時跟著他，心里緊張極了，眼睛不停地環顧四周及地上，怕地上的電線絆著他，怕哪兒冒出個臺階，還要注意兩邊的貴賓情況。也不知什么時候，斯諾夫婦出現了，主席和他們夫婦并排站在觀禮臺的正中央。

　　從觀禮臺向下看去，那是一片紅旗的海洋，也是群眾的海洋，聲情沸騰的海洋。

　　觀禮結束，我們帶著天安門的熱鬧回到中南海主席的住處。這里安靜極了，簡直判若兩個世界。

　　主席更完衣，臉上仍然泛著紅光，心里的激情仿佛還在燃燒著。我趁他高興，就問：

　　“主席，斯諾是老朋友，但他不過只是一個外國記者，為什么你給他那樣好那么高的待遇?”

　　要知道，在我印象中，這是破天荒頭一次呀。

　　主席笑了。他說：“醉翁之意不在酒。我先放個試探氣球，觸動觸動美國的感覺神經。”

　　第二天，10月2號，各大報紙都在頭版顯著位置刊登了主席和斯諾在天安門城樓上的照片。

　　第二著棋：火力偵察。

　　國慶節后的兩個多月，時間是1970年12月18日，毛主席又與斯諾進行了一次長談。這是第五次談話，也是最后一次。

　　這天下午我進了游泳池的大廳，主席正在看書，我說：“主席，你休息一會吧。”

　　一般他不想跟人講話，他就繼續看書，要是他想講話，就抬起頭來看你一眼，聽聽你講什么，感不感興趣。我給他講了一段參考消息。然后我說：

　　“昨天你和斯諾談了那么長時間，一定很累吧?”

　　主席放下手里的書說：“我和斯諾談話不累。別看他是個高鼻子，我們早就有交往，比較熟悉，深談過多次。從1936年在陜北時，這個年輕的外國記者就闖進了中國紅色政權首府的所在地，他在那里自由自在地轉了好幾個月，后來他還寫了本《西行漫記》呢。讓外國人對外國人進行宣傳，這種做法，有時說服力比我們自己在那里吹作用還大呢。”

　　“1939年他又來見我時，他能針對當時國共合作中的問題站在共產黨的立場上作宣傳，表明澄清當時的輿論混亂。這種做法我是欣賞的。所以我和他談了抗日戰爭中我們黨的內外政策，并且做好了打持久戰的準備，一直打到中國取得全面勝利。當時我還對我們的鄰國日本向他作了深刻地分析。我告訴他，‘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啊。’”

　　如果主席把書放在茶幾上，不停地講話，連煙都忘了抽，這說明他談興正濃。我過去把他腦后那個落地燈關了，免得燈烤他。

　　我說：“斯諾對中國革命是有所了解的了?”“不只是了解皮毛，而是有比較深入的接觸。”

　　“四、五十年代你們來往過嗎?”

　　“沒有，各忙各的。新中國剛成立就忙抗美援朝，搞第一、第二個五年計劃。那時真正是百廢待興，要做的事堆成山。我們剛推翻三座大山，前面又出現無數的山等著去推平，這就是歷史。”說到這兒，他咯咯地笑起來，好像歷史在跟他鬧著玩似的，告訴他過了這個山就下到平原，可好不容易翻過去，發現前面還是山，主席看著這些山只好笑了。

　　“主席，你們又相見是什么時候，我怎么想不起來啦?”

　　“就在我們的困難時期，1960年。那次我和他談了九個小時，談了我們分別二十年來中國發生的重大變化，也談到了中國的未來。他受到了新中國變化的震動，在我們分別的時候，他認為這次是滿載而歸的。我想大概差不多，否則他寫不出《大河彼岸》這本書的。”

　　我開玩笑地說：“知我者，斯諾也。”

　　主席說：“非也。”

　　我說：“是也。我記得64年國慶節后到65年初，在那段時間里，你又見了斯諾，談的內容相當廣泛對嗎?”

　　“那是，談了舉世聞名的中蘇、中美關系，還和他提到‘第三世界’的問題。從60年到64年只有一十七個國家承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磥碇袊槐粍e人了解而受到冷淡?？墒鞘澜缈偛荒苡肋h讓美蘇一直霸占下去，我們的革命道路與經驗對‘第三世界’是有用的，這個工作需要做。另外，還談了原子彈。我們一定會有的。聯合國也一定要進去的，但我們需要時間。”

　　“主席，我發現了你一個秘密。”

　　我說：“你為什么對斯諾那么感興趣，并且把這種友誼保持了40年之久。我想試著猜猜主席的用心可以嗎?”

　　主席聽了我的話，眼睛一亮，顯得有些意外，他歪著頭看著我，然后笑著說：“請講。”

　　我說：“你是在放長線釣大魚呢。我發現你每次和斯諾的交談都是為著實現某個遠大的目標而展開的，并不是為了讓他單純地了解你，而是通過讓他對你的了解逐步深入地理解、消化中國為什么要革命和中國如何搞革命，以及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重要性等等。再通過他去向世界介紹、宣傳新中國，而斯諾對中國的知曉，以及得到主席如此這般地信任與厚愛，在世界上又會產生非同一般的反響。在斯諾的身心里接受到你身上放射出的吸引力，吸住他向往中國并樂于為中國辦事。”說到這兒，我有點兒不好意思地問：“我講的對不對?”

　　“請接著講。”

　　我說：“你在許多結識的青年人中選中斯諾這個思維敏捷，有頭腦，有抱負，能說會道的對手，你們談得廢寢忘食，談得投機，親如兄弟，使你們的友誼很自然地得以發展，結果把世界的注視從四面八方引到中國來。”

　　“看來你是讀過斯諾的書嘍?”

　　“讀過，沒研究過。我是在說你對斯諾的研究呢。”

　　“接著講。”

　　“身為記者的斯諾有職業特權在各階層人士中穿梭，與持不同觀點的大大小小人物交談。選這樣一個人為中美關系公開牽線搭橋比任何人都合適。他熟悉中國，又了解美國，辦得成就辦，辦不成小事一樁，不犯太多的嫌疑，何況斯諾是在按您的意圖行事。這本身就具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成功率。請問，您的秘密我破得怎么樣?”

　　“不錯嘍，起碼你是個勇敢者，采取主動進攻嘍。”

　　主席跟我說那次他對斯諾講：“如果尼克松愿意來，我愿意和他談，談得成也行，談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總而言之都行。”最后他又風趣地加了一句：“我在和尼克松吊膀子，要找紅娘啊。”

　　我說：“你的這個紅娘找得不錯，他的交往還挺廣。”

　　主席說：“在我的試探氣球放過以后，我還要創造條件，我現在就是在搞火力偵察，這一排子彈放出去，對方會呆不住的。”

　　主席說的“火力偵察”是指如何突破中美關系的僵局。因為二十幾年來兩國的關系已經僵到極點。

　　毛主席有時喜歡把自己的用意通過同外國人在談笑中用他們的嘴傳出去。

　　1959年3月主席在武昌東湖賓館住著時就接見了老朋友斯特朗和黑人朋友杜波依斯夫婦。交談后送走他們，主席的興致很好，當時天氣又晴，我就提議出去散散步。他欣然同意。

　　從住地走過一片梅林，順小徑轉向東湖邊，他突然問我：

　　“你敢到密西西比河里游泳嗎?”

　　我對這個突如其來的問題弄得莫名其妙。我沒有直接回答，而是說：“那是條聞名的大河，在美國。你怎么想去?”

　　主席興致勃勃地說：“我剛才告訴了外國朋友，我想去密西西比河游泳，尤其是到寬大的河口附近游泳會更有意思。”

　　“那好呀，我也跟你去。”

　　我當時傻乎乎的，想不到主席這句話有深刻的政治含意。實質上，他是在向大洋彼岸發出一個信號，我們應該改善彼此間的國家關系了，這對我們都有好處。

　　主席這種東方式的、隱晦而精于謀略的信息一直沒有受到美國人的重視，西方人在這方面的粗疏真是到了極蠢的地步。從56年2月蘇共二十大以后，中蘇關系惡化到70年代主席把美國記者斯諾請上天安門，美國人都不明白毛澤東要干什么。

　　基辛格曾在自己的回憶錄里這樣寫道：“我們這些粗心大意的西方人完全不了解其中的真意……這位高深莫測的主席是想傳達點什么。”斯諾自己后來談論“這一事情過后我才終于明白毛是想以此作為象征;表示現在他親自掌握對美關系。”斯諾在作上述這個判斷的時候，他理解毛澤東本人親自掌握中美關系的真實時間，已晚了十幾年。

　　是啊，現在人們不妨細想想，毛主席那時為什么不說去游尼羅河，亞馬遜河，而非要游密西西比河呢?

　　第三著棋：毛主席在捕捉戰機。

　　一年以后，也就是1971年3月21號，由毛主席決定派出的我國乒乓球代表團抵達日本名古屋，準備參加于28號開始的世界第三十一屆乒乓球錦標賽。 代表團一離開北京，主席就對我說：

　　“你每天要把各通訊社對于我們派出去的代表團的反應逐條地對我講。”

　　3月21號這一天，主席像著了魔似的躺在床上三四個小時睡不著。平時起床總有一套事要做，比如穿衣服，擦臉，漱口，吸煙，喝茶等等。這些天他覺得做這些事是多余的浪費時間，馬馬虎虎地做完就看文件。這天，他因為幾個小時睡不著，決心不睡了。我來到他的臥室，剛打開臺燈，他就說話了，只一個字“講”。

　　“講”是“開講”的簡單說法。所謂“開講”就是讓我向他報告《參考資料》中一些國際上的大事。我把我看過的參考的內容一一說給他聽。他認真地聽著，兩眼看著我。我坐在他床旁對面的椅子上。我講的這些只是前一天下午版的情況，當天的參考還沒送來。因為當時還是早晨六點鐘，人們還沒上班呢。聽完我的匯報，他不耐煩地說：

　　“告訴徐秘書，催催新華社的參考清樣一出來立即就送來，我等著看。”這時，他才心事重重地起床，穿上睡袍，擦臉，漱口。我給他服當天上午該吃的藥，他用手掌握成勺狀，我把藥往“勺”里一倒，他看了一眼，送到嘴里，喝口水一仰頭全吞了下去。

　　這時我給他打開床頭的壁燈。屋內的光線立刻亮了一倍，然后把要急辦的傳閱件遞給他，給他點上一支雪茄煙，緊接著我就去給徐秘書打電話，催“清樣”。

　　機要秘書徐業夫同志是位長征干部，我們都稱他為徐老。他是位憨厚、老實、兢兢業業、言語不多的老同志，有時講幾句話也都是大實話。

　　我打電話把他叫來。一進值班室的門他就沖著我說道：

　　“好家伙，護士長，主席怎么還不睡覺?你們怎么了，打了差不多一夜的電話，一個勁催文件，催清樣，主席怎么這么急?”說著，他摘下眼鏡揉揉紅腫的眼睛，顯然這幾天他也沒睡好。

　　我跟他開玩笑說：“你去問問主席急什么。我想，昨晚主席準是想你了，所以才讓我給你打了差不多一夜的電話。”我說：“你就別走了，就在這兒等著，主席有事不就不用打電話了。”

　　“不行。”老實的徐秘書連連搖頭說：“我這幾天都沒睡好，我得趕快回去睡一會兒，要不然送文件的一來我又睡不成了。嗯……這樣吧，他想了一下說，“我交待新華社，清樣一出來就立即送西門收發室，你讓值班的警衛他們去取，比送到我辦公室，我再騎車送來要快些，行不行?幫個忙吧。”

　　我感到此時徐老正在跟他的瞌睡蟲奮力拚搏?？粗请p因缺覺而昏昏的眼睛我說：

　　“聽你的，你說的還有不行的?就這么辦，祝你做個好夢。我盡量不打攪你。我是不是該告訴主席，你缺覺缺的厲害?”

　　“你真頑皮。你這個護士長，可不能這么講。”

　　徐老走了，我回到主席臥室見他正靠在床頭抽煙。我禁不住好奇地問：

　　“主席，你怎么這么關心乒乓球代表團的反應?”

　　主席說：“這件事事關重大，非同一般呀!這是在火力偵察以后，我要爭取主動，選擇有利時機。讓人們看看中國人不是鐵板一塊。”

　　這次派出的球隊是六年來第一次在世界上露面。

　　果然，中國隊重返世界乒壇，立即引起了世界輿論的關注。

　　第四著棋：毛主席下了決心——邀請美國乒乓球隊訪華。

　　世乒賽期間，主席說了，要我認真看參考，把全部情況及時向他匯報。那陣子我每天跟他談參考和有關的情況反映材料，直談得口干舌燥，嗓子疼。

　　有一次參考里有這么一段，我覺得挺有意思，就跟主席說了。這條消息的大意是說4月4號，美國隊3號選手格倫•科恩去場館練球，出來之后找不到車，結果上了中國隊的汽車?？贫鞒泽@地看著一車中國人有些尷尬地說：“我知道我的帽子、頭發、衣服讓人看了好笑。”科恩是個嬉皮士，留著長發。當時中國的乒乓球隊隊員莊則棟站起來說：“我們中國人民和美國人民一直是友好的，今天你來我們車上，我們大家都很高興。我代表同行的中國運動員歡迎你。為表達感情，我送給你一件禮物。”于是莊則棟把一尺多長的杭州織錦送給了科恩?？贫饕卜浅８吲d，想回贈什么，可發現什么也沒帶。

　　那時候中美關系十分僵，雙方都處于敵對狀態，莊則棟的舉動可以說是相當勇敢的。

　　就這么一條花絮，主席聽后眼睛一亮，立刻讓我原原本本地把這條消息念了兩遍。聽完了，他臉上帶著滿意的笑容說：“這個莊則棟不但球打的好，還會辦外交。此人有點政治頭腦。”

　　聽了主席的話，我心里也挺高興，心想，這條消息我算選對了。國際上的事很微妙，但這件事看來辦到了主席的心坎上。

　　4月6號這一天，世乒賽就要結束了。毛主席遞給我一份文件讓我看。這是一份由外交部和國家體委聯合起草的“關于不邀請美國乒乓球隊訪華的報告”。文件上周總理已經圈閱，并批了：“擬同意”三個字和一些批語。毛主席在自己的名字上也親自劃了圈。這說明大局已定，意見一致，不邀請美國隊訪華。主席要我立即把文件退給外交部辦理。

　　那些天，我的直覺告訴我主席總是有些心事。文件退走后的當天晚上，主席提前吃了安眠藥要睡覺。晚上十一點多，我和張玉鳳陪主席吃飯。吃完飯時，由于安眠藥的作用他已經睏極了，趴在桌子上似乎要昏昏睡去。但他突然說話了，嘟嘟噥噥的，我聽了半天才聽清他要我給王海容打電話(王海容同志當時是外交部副部長)，聲音低沉、含糊地說：“邀請美國隊訪華。”如果是平時跟他不熟悉的人是根本聽不懂的。

　　我一下子愣了。我想，這跟白天退走的批件意思正相反呀!再說，還有十幾分鐘就到4月7日凌晨，世乒賽已經結束了。說不定外交部早已把意思傳給美國人，人家已經回國了。假如我按主席現在說的辦，顯然與已批的文件精神不符合，完全有可能會辦錯。主席平時曾交待過，即：他“吃過安眠藥以后講的話不算數。”現在他說的算不算數?我當時很為難，去也不是，不去也不行。你想，假如我把主席的意思傳錯了，人家美國隊真來了，怎么辦?更糟糕的是第二天主席醒過來說我沒說要這么辦，那還了得?我豈不是“假傳圣旨”?可一想到這些天他苦苦思索中美關系，關注世界對我們派團的反應，又覺得很有可能他在最后一刻作出了新決定。我如果不辦，誤了時機那還了得?怎么區別?怎么辦?我又無人再請示，又不能說“主席，你給我寫個字據，免得你不承認”。當時，也沒錄音機，再說，即使有錄音機，誰敢錄音呀!請與不請，只有一字之差，辦對了是應該的，辦錯了，后果不堪設想。我當時只有一個念頭：我必須證實主席現在是不是清醒，怎么證實呢?我得想辦法讓他再主動講話。

　　當時，主席坐在床邊上，兩手重疊趴在胸前的飯桌上，頭枕在胳膊上，我坐在主席的對面。張玉鳳坐在他的左邊。

　　我決心冒一次險。我故意裝作若無其事的樣子繼續吃飯，同時觀察他到底清醒不清醒。過了一小會兒，主席抬起頭來使勁睜開眼睛對我說：“小吳，你還坐在那里吃呀，我讓你辦的事你怎么不去辦?”

　　主席平時一般都叫我“護士長”，只有談正經事或十分嚴肅時才叫我“小吳”。

　　我故意大聲地問：“主席，你剛才和我說什么呀?我盡顧吃飯了沒聽清楚，你再說一遍。”

　　于是，他又一字一句，斷斷續續、慢吞吞地把剛才講的話又重復了一遍。我還是不太放心，反問他：“主席，白天退給外交部的文件不是已經辦完了嗎?你親自圈閱的，不邀請美國乒乓球隊訪華了，怎么現在又提出邀請呢?你都吃過安眠藥了，你說的話算數嗎?”我急著追問。

　　主席向我一揮手說：“算!趕快辦，要來不及了。”

　　聽了這話我可真急了，拔腿就往值班室跑，去給王海容打電話。電話通了，我把主席的決定告訴了她。她聽完之后也急了，在電話里大聲喊道：“護士長，白天你們退給外交部的批件我們都看了，主席是劃了圈的，怎么到晚上又變了呢?”

　　“就是變了!”

　　“他吃過安眠藥，這話算不算數?”

　　“算。”我肯定地說。

　　“你怎么證明真算數?”

　　“我又反復問過了，趕快辦，要不然來不及了。”我也沖著電話大聲嚷。時間馬上就到午夜十二點了。

　　“唉呀!現在都快十二點了，說不定有些國家已經提前走了，美國隊走沒走我還不知道呢，得趕快想辦法抓住他們。我馬上辦!”

　　天知道!可憐的王海容那一夜會忙成什么樣子。

　　通完電話，我趕緊跑回去，只見主席仍坐在飯桌前，硬撐著身體。張玉鳳扶著他。見我進來，主席抬起頭看著我在等待。

　　我把剛才的情況向主席作了匯報，聽完以后他點頭表示：“好，就這樣。” 然后，他才上床躺下。這消息好像比安眠藥還靈。

　　第二天主席醒后剛一按電鈴，我迫不及待的大跨步第一個跑進他臥室去，要和他核對這件事。我真怕他說：“我不知道，我什么也沒說。”

　　“主席，昨晚你叫我辦的事你還記得嗎?”我問。

　　“記得清清楚楚。”

　　“你說清清楚楚指的是什么?”

　　“你瞧你緊張的樣子!”主席并不著急。

　　“你快說呀!”

　　“當然是邀請美國隊訪華嘍。”

　　聽到這句話我才長長地出了一口氣，膨脹了一夜的腦子都快炸了，這時才松了下來。我對主席笑著說：

　　“唉，主席，你可真行。你的決定突然轉了個180度。你睡了一個好覺，嚇得我一夜都沒睡。”

　　主席咯咯地笑出了聲。他說：“你這個人呀，已經為中國辦了件大事可是你自己還不知道呢。”

　　毛主席確實為中國人民、為中美兩國人民辦了一件特別重要的大事。

　　毛主席事后曾說：“決定邀請美國乒乓球隊訪華我是從大局考慮的。這是中美兩國人民的心愿。人民之間的友好往來是勢不可擋的。你看莊則棟與科恩的接觸極其自然。他們之間沒有往事的糾葛，不存在什么恩恩怨怨的問題。即使有某種顧慮和猜疑也是長期以來人為的。中國人，中國共產黨人到底是不是象人們所宣傳的三頭六臂、青面獠牙那樣兇神兇殺，可以請他們來看看嘛。不請，別人怎么好意思來啊!又沒有外交關系。眼見為實嘛。年青人容易接受新事物，有一定的代表性。中華人民共和國到底在這，

　　歷史的經歷常是微妙的，有時偶然的事件，又引出必然的重要結果。非常有意思，如果美國乒乓球隊隊員科恩不上錯中國的汽車，會有“乒乓外交”嗎?看來，在五彩繽紛的國際舞臺上，只有巨人的慧眼才能捕捉到這看似平庸而實際上是十分精彩的瞬間。

　　第五著棋：毛主席選擇了反共總統尼克松。

　　1968年，美國頭號反共人物著稱的共和黨尼克松登上了總統的“寶座”。

　　在談參考時，主席曾多次問過我：“美國新換總統了，你有什么想法?”有一次我給他讀了一段尼克松在就職演說中有關中國的話。尼克松說，“讓一切國家都知道在本政府當政時期，我們的通話線路是敞開的。我們尋求一個開放的世界——對思想開放，對貨物和人員的交流開放——一個民族不管其人口多少，都不能生活在憤怒的孤獨狀態中。”

　　“你把這段話好好記住。”主席說，“從49年起到現在，他們嘗到了我們這個憤怒的孤獨者給他們的真正滋味。”

　　一年之后，1969年，中蘇在珍寶島發生武裝沖突。主席看完當時的一份有關報告，意味深長地自言自語道：“中蘇發生交戰了，給美國人出了個題目，好作文章了。”

　　“你是指中蘇分裂了，美國人高興吧?”我問。我很想知道根據主席的分析，美國人如何作文章。

　　主席說：“美國的全球戰略理論不是已經提出了信號嗎，他要打‘兩個半戰爭’，如果他縮減到了一個半戰爭，你聯系起來想想他們會怎么樣?”

　　“是的，美國原來打算打‘兩個半戰爭’。第一戰場在歐洲，對付蘇聯的進攻。第二戰場在亞洲，對付東南亞或朝鮮民主主義共和國，防止社會主義國家的進攻，主要是防中國的進攻。最后的半個戰爭是那些不測的局部戰爭，諸如中東沖突。中蘇分裂，大大減少了歐亞兩個大國對美國的壓力及聯合向美國進攻的可能性。這就會改變美國現有的戰略理論，從而最終會影響其外交政策及對中國的態度。對嗎?中、美、蘇三國看來不可能搞等距離外交，對嗎?”

　　“又等，又不等。”主席說，“隨機應變。這是需要由雙方的利益來決定的，不能脫離現實。”

　　這次談話使我明確了一個想法：美國人會利用中蘇分裂，以使國際局勢對美國更有利;而毛主席也沒放棄利用美蘇的矛盾為中國在國際舞臺上爭奪更多的生存空間，突破美國對中國的長期封鎖。這三國之間中國和誰“親近”就意味著那方較量的實力增強。毛主席巧妙地利用了美蘇之間的矛盾，他從沒想過要先發制人，但他總是處處爭取主動，把不利因素變成有利因素。

　　72年美國總統競選期間，主席特別關注競選情況。有一次他問我，“你選誰?”

　　我說，“民主黨比較溫和些。”

　　主席說：“我的看法正好跟你相反。共和黨是靠反共起家的，我還要選共和黨的尼克松。而且我已經投了尼克松一票。”

　　“為什么?”

　　主席說：“民主黨在臺上的時間比較長了，從三十年代算起，羅斯福、杜魯門、肯尼迪、約翰遜一直到六十年代后期。民主黨在臺上長達30多年。為了順應美國民意，共和黨在大選中贏了，尼克松政府在國內搞些平衡，哪怕暫時作出親共姿態也是可以利用的。看來，尼克松意識到中國的存在具有一定的威脅性。這一點，他比民主黨的各屆領袖們略高一籌。”

　　“你估計誰當選的可能性大呢?”主席問我。

　　我考慮了一下說：“這個問題很難說。我了解的背景資料不多。你說呢?”

　　主席沒直接回答，而是說：“你天天跟我吹參考，你怎么就估計不到呢?”

　　“有的材料從參考里是看不到的，很難說誰當選。”

　　主席讓我到他桌上拿幾份外交部的文件，在我拿來遞給他的時候，他沒接，而是望著我說：“這是給你看的，你現在就看。”

　　我把這些文件看完，然后放在沙發邊的茶幾上。

　　“心里有數了嗎?說說看。”主席鼓勵我說。

　　“我估計可能尼克松會再次當選。”我謹慎地說。因為這些文件中也沒明確提出尼克松當選的可能，只是又提供了些背景材料。

　　主席用斬釘截鐵的話說：“肯定是尼克松。我要請他到北京來，你看怎么樣?”

　　我考慮了一下，反問道：“跟一個反共老手會談?你不考慮輿論界對你施加的壓力?你不考慮自己的形象是否會受到影響?這些畢竟是個新事物。”

　　“你又不懂了，先啃那些啃不動的骨頭，好啃的放在一邊留著，那是不用費力的。”

　　說著，主席笑了，我不明白他笑什么，對他說的也似懂非懂。他說：

　　“你給我背杜甫的《前出塞》。”顯然，主席看出了我的迷惑。

　　“哪一首?”我問。我當時覺得背詩詞比搞外交容易多了。

　　他先背了一句：“挽弓當挽強。”

　　我接著往下背道：

　　“挽弓當挽強， 用箭當用長。

　　射人先射馬， 擒賊先擒王。

　　殺人亦有限， 列國自有疆。

　　茍能制侵陵， 豈在多殺傷?”

　　我流暢地背完了。

　　聽完了我背的詩，主席說：“在保衛邊疆，防止入侵之敵時，要挽強弓，用長箭。這是指武器在戰爭中的重要性，但不是決定的因素，決定的因素是人。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這是民間流傳的一句極為普通的話。杜甫看出了它的作用，收集起來寫在詩中。這兩句表達了一種辯證法的戰術思想。我們要打開中美的僵局，不去找那些大頭頭，不找能解決問題的人去談行嗎?選擇決策人中誰是對手這點很重要。當然，天時、地利、人和都是不可排除的諸因素。原先中美大使級會談，馬拉松，談了15年，136次，只是擺擺樣子?，F在是到了亮牌的時候啦!”說到這兒，主席顯得精神抖擻，眼睛閃著光，連煙都忘了抽。這些不加思索，出口成章的話看來在他心中已經捉摸得非常透徹。我連連點頭，表示同意他的說法。

　　我說：“那么說，非尼克松不行?”

　　主席說：“把共和黨這個最大的反共阻力挖掉事情就好辦了，非找尼克松不可。”

　　果不出主席所料，美國競選總統的結果表明：尼克松以絕對多數票當選連任。

　　主席教我懂得：在國際風云變幻的舞臺上，誰能掌握主動權，誰就是強者。中國從來不讓別人牽著鼻子走，在處理大國之間的關系上，毛主席不僅在戰略上爭取了主動，在戰術上他也一次次贏得主動。

　　他在美國這兩個字上橫向劃了一道，一邊是大多數美國人民，另一邊是美國統治集團。他看清前者是可信的，并寄希望于他們。然后，他又在統治集團這邊又劃了一道，一分為二，分析民主、共和兩黨的矛盾。他十分懂得，只要不同利益集團能弄到一起，都是相互需要。主席的策略從某種意義上講并非鐵板一塊，有時很富有彈性。

　　尼克松訪華，也受到國內反對派，特別是反共派的強大壓力。同時，有的外電評論，說尼克松是打著白旗到北京來的。

　　主席聽了我對他說的這條消息笑了，他說，“我來給尼克松解解圍。”

　　我當時也還沒弄清他用什么妙法解圍。我在靜靜地等待觀察。

　　主席對尼克松作了兩點出人意料的決定。

　　第一，在主席見尼克松的時間上，外交部一直沒作具體安排，看來有可能不好肯定毛主席何時接見。就在總統座機將在北京機場著陸時，主席對我說：“你給周總理打個電話，告訴他，請總統從機場直接到游泳池，我立刻見他。”外國首腦一到達北京機場時就立即受到接見，這種情況，在以往的外交禮遇上還是較少見的。

　　主席想用自己的行動表明他對尼克松的誠意和對他的重視。

　　第二，在會談的時間上，原來只訂15分鐘，可主席和尼克松卻聊了65分鐘。

　　主席是想給美國的反對派看看，中國人辦事是有理有情的。

　　這兩個時間問題，不僅僅是“時間”，而是體現外交上的微妙與策略。

　　在中美建交的全過程中，包括從法國、羅馬尼亞、巴基斯坦三條渠道建立之日起，和緊接著的基辛格博士秘密來華的談判，到尼克松總統公開訪華，以及后來的中美雙方公開談判的整個期間，周總理經常帶著王海容、唐聞生一起反反復復、來來往往，頻繁地到毛主席中南海游泳池的住地。每次，他們除了向主席匯報之外，還要同時磋商下次談判的對策。那一時期，周總理和主席一樣睡得非常少，可是總理仍然那樣精神抖擻。我經常看到總理在前面大步流星地走，王海容和唐聞生緊跟在總理的身后一路小跑。使人感到精神振奮。

　　人們哪里想得到，在接見尼克松之前，主席患了一場大病，接見當時是大病初愈，就在最近的十幾天，他還躺在床上，很少下地活動。我們在與接見大廳只有一門之隔的地方準備了一切急救用品，處于“一級戰備”狀態。連強心劑都抽到了針管里，以防萬一。而毛主席與衰老，與疾病作斗爭的驚人毅力是無法用語言形容的。他那種不達目的誓不罷休的頑強精神令人敬佩與感動。

　　接見尼克松的事過去以后，主席曾高興地對我說：“中美建交是一把鑰匙，這個問題解決了，其他的問題就迎刃而解了。”

　　的確，那一陣子，中國一下子就成為世界注視的中心。中國加入聯合國，中美建交，中日建交等等。這一時期發生的事都是在毛主席的長久以來的預想計劃中逐步實現的。

　　遺憾的是1976年9月9日毛主席未了卻完成他畢生的宿愿，便已乘風歸去!

　　他沒能親眼見到1979年1月1日中美兩國建立正式外交關系的這一天。

　　這些悲壯的往事是頗堪回首的。我仿佛又看到主席在案頭用平靜、安祥的重重的湖南鄉音朗朗讀著他剛剛書寫的詞篇——

　　《詠梅》

　　風雨送春歸， 飛雪迎春到。 已是懸崖百丈冰， 猶有花枝俏。 俏也不爭春， 只把春來報。 待到山花爛漫時， 她在叢中笑。

　　(六九)毛澤東決定派代表團出席聯合國大會

　　詩曰：東風浩蕩掃陰霾，中國重登大舞臺。開創外交新格局，五洲四海友朋來。

　　1971年10月26日是一個令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激動難忘的日子。39年前的1971年10月26日中午11時25分(美國紐約時間為10月25日深夜11時25分)，由于眾多亞非拉國家的大力支持，聯合國第26屆大會以

　　76票贊成、35票反對、17票棄權的壓倒多數票通過了阿爾巴尼亞、阿爾及利亞等23國提案(簡稱“兩阿提案”)。聯合國大會決定：“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利，承認他的政府的代表為中國在聯合國組織的唯一合法代表，并立即把蔣介石的代表從它在聯合國組織及其所屬一切機構中所非法占據的席位上驅逐出去”。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就宣布，中央人民政府為中國唯一合法政府。此后，我國政府開始為恢復中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進行了艱苦卓絕的斗爭。11月15日，周恩來總理以外長名義致電聯合國秘書長賴伊先生，要求立即取消“‘中國國民政府代表團’繼續代表中國人民參加聯合國的一切權利”。1950年1月8日，周總理以外長名義再次致電聯合國大會主席羅慕洛先生和聯合國秘書長賴伊先生，鄭重申明：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代表中國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國民黨集團已經根本不能代表中國人民，要求聯合國立即取消“中國國民黨政府代表團繼續代表中國人民參加聯合國的一切權利”。

　　1949年11月，蘇聯等東歐國家在聯合國大會上宣布，不承認臺灣蔣介石集團代表的合法性，建議邀請中華人民共和國出席聯合國大會。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在崛起的亞非拉國家要求下，關于驅逐蔣介石集團的代表并恢復新中國合法權利的《中國代表權問題》成為每屆聯大激烈爭論的問題之一。這場艱苦不懈的斗爭終于在22年后見了分曉。

　　進入上世紀七十年代，美國更加積極地冀望改善對華關系。1971年4月，毛主席決定邀請美國乒乓球隊訪華，領導開展了中美“乒乓外交”。周總理說，“小球轉動了大球”。在國際上引起巨大反響。這年10月26日(北京日期)，我國在聯合國和安理會的合法席位終于成功地得到恢復。這是毛主席革命外交路線的重大勝利。這是超級大國敵視、孤立和封鎖新中國政策的破產，美、日和臺灣當局妄想阻擋恢復中國在聯合國合法席位陰謀的徹底失敗。

　　1971年7月9日至11日，美國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秘密訪問北京。會談時，他告訴周總理，尼克松總統已經決定，美國今年將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取得聯合國和安全理事會的席位， 但不同意從聯合國驅逐臺灣的行動。周總理立即正告基辛格：你們要在聯合國制造“兩個中國”，中國政府堅決反對，一定公開批駁。會談后，周總理向毛主席匯報此事時，毛主席明確而堅決地說：“我們絕不上‘兩個中國’的‘賊船’。不進聯合國，中國照樣生存，照樣發展。我們下定決心，不管是喜鵲叫還是烏鴉叫，今年不進聯合國。”

　　早在1956年9月30日，毛主席在北京同印度尼西亞阿哈默德•蘇加諾總統討論有關中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問題時，毛主席說：“我們曾經想過，不參加(聯合國)也不壞。”“我們覺得慢一點好。”

　　當蘇加諾總統想詳細了解毛主席的想法時，毛主席回答說：“我們公開說要參加，朋友們也在這方面幫我們的忙，這是我們的權利。六億人民的代表不參加，臺灣卻參加了，這是不公平的?，F在不是我們在聯合國代表臺灣，而是臺灣代表我們，這是不妥當的。”毛主席還說：“英國、美國、法國都是帝國主義國家、殖民主義國家。這些國家，我們遲一點在國內給它們合法地位，就好一些”。

　　1961年6月13日，毛主席再次會見印度尼西亞總統蘇加諾時又說，“我曾經說過，因為聯合國里有蔣介石的代表，所以我們不進聯合國，這是同臺灣問題有關系的。只要蔣介石的代表還在聯合國，我們就不進聯合國。我們已經等了十一年了，再等十一年或者更久也沒有關系。我們不忙于進聯合國。”

　　自1971年10月18日(星期一)至25日(星期一)(紐約日期)，聯大就恢復中國席位問題展開了激烈的辯論。那年聯合國共有131個會員國，

　　馬爾代夫沒有派員參加大會，實到國為130個， 其中的74個國家代表參加了辯論。

　　其中由阿爾巴尼亞、阿爾及利亞等23國提出的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一切合法權利，并立即把臺灣當局的代表驅逐出去的提案(“兩阿提案”)。23國明確提出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合法權利，是既維護《聯合國宣言》也有利于聯合國的事業。立即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代表是中國的唯一合法代表，并且使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為聯合國安理會5個常任理事國之一。同時，立即把蔣介石集團在聯合國及其所屬機構中的代表驅逐出去。

　　大會表決“兩阿提案”。結果是76票贊成，35票反對，17票棄權，3票缺席。聯合國第26屆大會以絕對優勢通過了要求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一切合法權和立即把臺灣當局的代表從聯合國一切機構中驅逐出去的議案。大會主席馬立克舉起手中的木槌鏗鏘有力地在主席臺案桌上重敲了一下，一槌定音，宣布阿爾巴尼亞、阿爾及利亞等23國提案通過。

　　聯合國大會決定：“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利，承認她的政府的代表為中國在聯合國組織的唯一合法代表，并立即把蔣介石的代表從聯合國組織及其所屬一切機構中所非法占據的席位上驅逐出去”。此時是1971年10月25日深夜11時25分(紐約時間)。大會主席隨即宣布散會。會議大廳頓時響起了雷鳴般的掌聲，掌聲持續兩分鐘之久。坦桑尼亞代表首先離開座位，在主席臺前跳起舞來，提案國的代表紛紛起立相互擁抱，拍打桌子，熱烈鼓掌，全場一片歡騰，“中國萬歲”的歡呼聲響徹大廳。

　　10月26日，聯合國秘書長吳丹(緬甸籍)向中國外交部代理部長姬鵬飛發來電報，稱：“在10月25日舉行的聯合國大會第1976次會議上，以76票贊成，35票反對，17票棄權通過決議：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代表是中國在聯合國組織的唯一合法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安理會五個常任理事國之一，決定：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利，承認她的政

　　府的代表為中國在聯合國組織的唯一合法代表并立即把蔣介石的代表從它在聯合國組織及其所屬一切機構中所非法占據的席位上驅逐出去”。聯合國邀請中國政府立即派出代表團出席第26屆聯合國大會的后半部分會議。此時此刻，國民黨代表離開了非法占據22年中國在聯合國的席位。聯合國的中國席位虛席以待，已空著沒有人了。擺在我國外交部面前的問題是，派不派代表團出席本屆聯合國大會。

　　聯合國通過恢復中國在聯合國席位、美國制造“兩個中國”提案被否決的消息于26日午前傳到了外交部。外交部上下都充滿了勝利的喜悅。外交部黨組姬鵬飛、喬冠華、李耀文、韓念龍、馬文波等領導著手研究對策。

　　當天下午一上班，歐美司司長章文晉就召集國際組的五位同志開會，要我們研究提出“不馬上去聯合國開會” 的“理由”。當時章文晉司長仍想著毛主席7月份講過的話，“不管是喜鵲叫還是烏鴉叫，今年不進聯合國。”

　　10月26日晚7時半，周總理召集軍委副主席葉劍英、外交部代理部長姬鵬飛、副部長喬冠華、總理助理熊向暉等有關人員在人民大會堂福建廳開會，研究聯合國秘書長吳丹的來電，討論中國派不派人出席正在紐約召開的第26屆聯合國大會問題。

　　總理問：現在聯合國會不會出現“兩個中國”、“一中一臺”的局面?“中

　　華民國”能不能再進聯合國?“臺灣地位未定論”在聯合國有沒有市場?外交部領導同志回答總理不會發生那些情況?？偫砺牶蟊硎緷M意，同時指出，美、日反動派不會甘心失敗，我們還要保持警惕?？偫碛痔岢?，主席本來指示，今年不進聯合國。現在怎么辦?先聽聽大家的意見，再請示主席。外交部領導同志都認為，聯大已經通過決議，我們必須進聯合國，但是我們毫無準備。主席經常教導，不打無準備之仗。聯合國大會開了一半，去不去無所謂。主要是安理會，一年到頭開會，一有了新問題，隨時召集開會，沒有周末和星期天?，F在要盡快選定常駐安理會的代表、副代表和工作人員，進行準備，過了年再去聯合國。

　　總理說：馬上參加的確有困難;過兩個月再參加，那也說不過去。能不能想出別的辦法?

　　討論過程中，外交部禮賓副司長王海容接到中南海游泳池打來的電話通知，她隨即向總理報告說：“毛主席起床后，看了外交部送去的材料，剛看完，主席說，請總理、葉帥、姬部長、喬部長、熊向暉、章文晉，還有我和唐聞生，現在就去他那里”。于是周總理帶領與會同志一起到中南海毛主席游泳池住處。這時已是晚上9點多鐘。周總理向毛主席匯報說：“我們剛才開過會，都認為這次聯大解決得干脆、徹底，沒有留下后遺癥。聯大

　　已經通過決議，我們必須進入聯合國，但是我們毫無準備，特別是安理會比較麻煩，現在就參加，不符合主席‘不打無準備之仗’的教導。所以，外交部黨組一致的意見是，目前決定暫不派代表團去參加。…… 我臨時想了個主意，讓熊向暉帶幾個人先去聯合國，作為先遣人員，就地了解情況，進行準備”。沒等周總理說完，毛主席提出了截然相反的意見。

　　毛主席笑著說：“那是老皇歷嘍，不做數嘍”;“聯合國秘書長不是來了電報嗎?不是幾個人去探路，而是派一批人去開會。我們就派代表團去。”他還風趣地說：“這次是非洲黑人兄弟把我們抬進聯合國去的”。毛主席十分高興地說：“今年有兩大勝利，一個是林彪，一個是聯合國，我都沒有想到”。在大家歡聲笑語中，毛主席拿起外交部送呈的關于聯合國大會表決情況的簡報，邊看邊說：“131個會員國，贊成票76，棄權票17，反對票只有35。表決結果一宣布，唱歌呀，歡呼呀，還有人拍桌子。拍桌子是什么意思?”周總理解釋說，在會場上拍桌子，表示極為高興。毛主席接著說：“那么多國家歡迎我們，再不派代表團，那就沒道理了。不高興的人也有，蔣委員長就是頭一個。美國國務院說要發表聲明，不過是一篇吊喪文。”“要去。為什么不去?馬上就組團去。非洲黑人兄弟把我們抬進去的，不去就脫離群眾了。不但要去，而且要快去。”毛主席手指喬冠華說，讓喬老爺當團長，熊向暉當代表，開完會就回來，還要接待尼克松嘛。周總理說，讓黃華任副團長，留在聯合國當常駐安理會的代表。毛主席說，“好，那就這么辦”。

　　毛主席講了很長時間的話。他說：“現在毫無準備怎么辦?我講過，不打無準備之仗。我也講過，在戰爭中學習戰爭?，F在請總理掛帥，抓緊‘戰備’。最重要的是準備在聯合國大會的第一篇發言。1950年，我們還是‘花果山時代’，你(指喬冠華)跟伍修權去了趟聯合國(注三)。伍修權在安理會講話，題目叫做《控訴美國武裝侵略中國領土臺灣》，控訴就是告狀，告‘玉皇大帝’的狀。那個時候‘玉皇大帝’神氣十足，不把我們放在眼里?，F在不同了，‘玉皇大帝’也要光臨‘花果山’了。這次你們去，不是去告狀，是去伸張正義，長世界人民的威風。給反對外來干涉、侵略、控制的國家吶喊聲援。第一篇發言就要講出這個氣慨”。毛主席講這篇發言應包括，第一要算賬，這么多年不讓我們進聯合國，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都有一股子氣。主要是美國，其次是日本，要點他們的名，不點不行。對(支持我國的)提案國要一一列舉。第二要講講聯合國成立以來世界形勢的變化，要講點世界歷史，要講講中國，自力更生，艱苦奮斗，推翻三座大山，取得國家獨立，民族解放，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這不是吹牛，是事實。目的是給世界人民鼓勁。美國必須從臺灣撤走它的武裝力量，不論是誰，要把臺灣從中國分割出去，都是癡心妄想。第三，要講講我們對國際問題的基本態度，我們反對帝國主義的戰爭政策和侵略政策，反對超級大國的霸權主義，支持一切被壓迫人民和被壓迫民族的正義斗爭。要宣傳五項原則，大小國家一律平等。中國屬于第三世界，永遠不做超級大國，反對大國欺負小國，強國欺辱弱國，不許任何國家操縱聯合國。總而言之，要旗幟鮮明，高屋建瓴，勢如破竹。

　　毛澤東接著說：你們去聯合國，困難很多，要“以勇為本”，更要注意“為將當有怯弱時”。代表團團長就是“將”，不要被勝利沖昏頭腦。送你們兩句話，一句是我寫的“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一句是田家英幫我寫的，“虛心使人進步，驕傲使人落后”。

　　毛澤東還接著說：我們在聯合國的方針是“團結大多數，孤立極少數”。23個提案國是我們的患難之交，要同他們講團結，其他投贊成票的53個國家也要團結。對投棄權票的17個國家要正確對待。在美國那樣大的壓力下，他們不支持美國，用棄權的辦法對我們表示同情，應感謝他們。投反對票的35個國家不是鐵板一塊，也要做工作。團結是有原則的團結。原則就是我們對國際問題的基本立場。我們當前的口號是：維護各國的獨立和主權，維護國際和平，促進人類進步，用這個口號團結大多數。

　　毛主席這一席談話，為代表團團長的發言稿敲定了基調，為代表團在聯合國的活動指明了方向。隨后外交部成立《聯合國工作籌備小組》，周總理掛帥，成員有喬冠華、熊向暉、唐明照、章文晉、凌青等。

　　10月29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發表聲明稱，聯合國通過23國提案是“美帝國主義二十多年頑固堅持剝奪我國在聯合國合法權利的政策和在聯合國內制造‘兩個中國’陰謀的破產，這是毛主席無產階級革命外交路線的勝利，這是全世界人民和一切主持正義的國家的勝利”。“阿爾巴尼亞、阿爾及利亞等許多友好國家，特別是在西哈努克親王領導下的柬埔寨王國政府長期以來為恢復我國在聯合國的合法權利作了堅持不懈的努力，起了重大作用”。中國政府和人民向他們表示衷心感謝，并聲明“中華人民共和國即將派出自己的代表參加聯合國工作。中華人民共和國將同一切愛好和平和正義的國家和人民站在一起，為維護各國的民族獨立和國家主權，為維護國際和平、促進人類進步的事業而共同奮斗”。

　　同日，外交部代理部長姬鵬飛回復聯合國秘書長吳丹26日的來電，通知他中國政府在近期內派出代表團出席聯合國第26屆大會。

　　11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五星紅旗第一次飄揚在聯合國總部的廣場上。

　　11月2日外交部代理部長姬鵬飛又將中國出席聯合國大會代表團成員名單和出席安理會代表、副代表名單通知聯合國秘書長吳丹。

　　由外交部黨的核心小組提名，中央批準，中華人民共和國出席聯合國第26屆大會代表團團長為喬冠華(外交部副部長)，副團長為黃華(中國駐加拿大大使)。代表為符浩(外交部政治部副主任兼干部司司長，代表團秘書長)、熊向暉(周總理助理、解放軍總參謀部二部副部長)、陳楚(外交部下屬國際關系研究所副所長)。副代表為唐明照(中共中央聯絡部副秘書長)、安致遠(中國駐蘇聯大使館臨時代辦)、王海容(女)(外交部禮賓副司長)、邢松鷁(外交部總務司副司長)、張永寬(外交部干部司副司長)。黃華為中國常駐聯合國安理會代表，陳楚為副代表。

　　中國代表團由團長、副團長、代表、副代表、顧問、秘書、隨員、譯員、機要員、信使、記者、醫生、護士、司機、炊事員、勤務員等43人組成，其中有七位女同志，一位還是副代表。全部人員持外交護照。代表團定于11月9日啟程去紐約聯合國。只有一周多一點的時間作準備，大家極度緊張和繁忙。

　　11月3日晚，外交部在人民大會堂舉行盛大宴會，感謝為恢復中國席位做出貢獻的“兩阿提案”的23個提案國。投票贊成23國提案的國家使節也應邀出席。

　　11月8日晚八時，代表團動身前夕，毛主席再次召見周總理、姬鵬飛、符浩、熊向暉、陳楚、唐明照、安致遠、章文晉、王海容、唐聞生以及回國述職的駐法大使黃鎮和駐蘇大使劉新權等。在談到“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時，毛主席說：這是針對教條主義講的，至今我認為這句話還是對的，對這句話的理解不要偏。客觀事物不斷發生變化，人的認識總是趕不上這種變化，認識總是落后于實際，要求把一切都調查清楚了再說話，再辦事，那就永遠不能辦事，永遠不能說話。了解了主要情況、本質情況，就可以作出判斷，就應該下決心。今年在聯合國打了一個大勝仗，這個勝利主要是我們的外國朋友幫我們打的，我們沒有理由翹尾巴?，F在是“盛名之下，其實難符”。所以我講“為將當有怯弱時”，還是“三個臭皮匠，勝過一個諸葛亮”。遇事要商量，要多謀善斷。不要向袁紹那樣“多謀寡斷”，更不能“不謀專斷”。謹慎不是謹小慎微?？礈柿说?，該說就說，該做就做。

　　毛主席又說，在聯合國要搞統一戰線。這是國際統一戰線，和國內統一戰線有同、有不同。根本區別是，國內統一戰線是不同階級的統一戰線，無產階級必須掌握領導權;國際統一戰線是不同國家的統一戰線，沒有誰領導誰的問題。大小國家一律平等，誰也不應該領導誰，誰也不應該聽誰的領導。搞國際統一戰線就要平等協商，絕對不能以大國自居，頤指氣使，

　　絕對不能干涉人家的內政，絕對不能有領導人家的想法。

　　毛澤東還對周總理說，明天代表團出發，在北京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候補委員、黨政軍各部門負責人，再加上幾千名群眾，到機場歡送，要大張旗鼓地熱烈歡送。也通知外國使館，去不去由他們自己決定。毛主席談興很濃，一直談到下半夜。

　　從毛主席的兩次談話中可以看出，他老人家對中國恢復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是十分高興的，也是十分重視的。

　　隨后，周總理又召集這些人到人民大會堂福建廳談話到凌晨?？偫碚f，由于廣大亞非拉國家的大力支持，這次終于挫敗了美國仍想阻擋恢復中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的陰謀，使決議得以通過。這是一個重大的勝利。所以我們一定要去，去是對他們表示感謝，也是對他們表示支持。去了以后，你們要同廣大亞、非、拉國家站在一起，支持他們的正義要求。

　　這是自1950年中國政府特派代表團出席聯合國安理會會議之后，新中國代表團第二次踏上美國領土。黨和國家對這次出席聯合國大會非常重視和關心。1971年11月9日上午，北京機場上紅旗招展，鑼鼓喧天，口號聲聲。周恩來、葉劍英、張春橋、姚文元、李先念、紀登奎、李德生、汪東興、郭沫若等在京的黨政領導人、中共中央和政府各部門的負責人、人大常委會負責人、政協全國委員會負責人、解放軍各總部、各軍種、兵種、北京部隊和北京衛戍區的負責人、北京市革委會、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中國人民外交學會的負責人、首都新聞單位的負責人和首都群眾以及代表團成員的家屬等四千多人前往機場熱烈歡送我國出席聯大代表團。許多國家的駐華使節也到機場熱烈歡送。九點半，代表團團長喬冠華和隨行人員來到機場。在周總理帶領下，他們繞場一周，向揮動著花束、彩帶的歡樂群眾和各方面的負責人告別，向送行的人們致意。他們同前來送行的阿爾巴尼亞、阿爾及利亞等各國使節一一握手，感謝他們的政府和人民為恢復

　　中國在聯合國的一切合法權利所作的努力。周總理等領導人同代表團全體成員合影并一一握手后，喬冠華率領的36人的中國代表團登機。

　　11時許，代表團乘坐中國民航專機飛往上海。黃華從加拿大飛抵巴黎同代表團會合。一個5人先遣組已提前兩天離京赴聯合國。這是中國領導人第一次為一位副部長率團出國而舉行的隆重盛大歡送儀式。

　　中國代表團乘坐的專機下午抵達上海轉機去巴黎。抵離上海時，中共上海市委和上海市革命委員會主要負責人王洪文、徐景賢、王秀珍等到機場迎送代表團，并在機場餐廳招待代表團全體人員吃當時非常稀罕的陽澄湖大閘蟹。11月10日傍晚，代表團離境出國。代表團人員乘法航班機途徑仰光、卡拉奇、雅典、開羅等地機場時，途徑國家的外交部有關人員都前往機場迎送。抵達巴黎機場時，我們受到法國外交部代表和我國大使館人員的熱烈歡迎。代表團未在機場停留直接乘車進城。我們下榻在中國駐法大使館招待所。有一大群外國記者一直緊追不舍地跟著我們。

　　11月11日上、下午，中國代表團分兩批乘法航班機由巴黎橫跨大西洋飛往紐約，全部人員都乘坐頭等倉。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打聽到喬冠華副部長將從巴黎飛紐約。他們派出一個由兩名記者、攝影師、錄音師組成的四人采訪組先飛到巴黎，購買了與中國代表團同一次法航航班的頭等艙機票。待飛機起飛后，他們要求對喬冠華副部長進行獨家專訪。喬冠華滿足了他們的請求。

　　11月11日中午12：30，中國代表團團長喬冠華、黃華副團長、代表和部分工作人員抵達紐約肯尼迪機場時，受到了熱烈的歡迎。阿爾巴尼亞、阿爾及利亞等23個提案國常駐聯合國的代表、一些國家的代表和聯合國總部的代表到機場歡迎中國代表團。數百名美國友好人士和華僑代表到機場迎接代表團。有近四百名記者前往機場采訪。喬冠華團長在機場發表了簡短講話。其他隨行人員于傍晚抵達紐約。我們都在紐約機場辦理美國入境

　　手續。全體人員下榻位于紐約市曼哈頓區麥迪遜馬路四十三至四十四街之間的懸掛著中國五星紅旗的《羅斯福旅館》。

　　到紐約后，代表團團長、副團長和主要成員即忙于開展一系列禮儀活動，拜會聯合國秘書長吳丹、聯大第二十六屆會議主席馬利克以及一些國家常駐聯合國代表等。吳丹生病住院，喬冠華團長和黃華副團長11月14日到醫院探望并向吳丹秘書長遞交了中國代表團的資格證書。

　　11月15日上午10時半，被大會主席馬立克稱之為“具有歷史意義的時刻”來到了。由聯合國總部禮賓處處長陪同，喬冠華團長、黃華副團長和三位代表符浩、熊向暉、陳楚偕翻譯唐聞生(唐明照的大女兒)進入大會會議廳，在中國的席位上就坐。代表團的五位副代表和其他隨行人員在會議廳的后部席位上就坐。中國代表團正式在聯合國亮相，全體成員都穿中山裝。這是新中國代表團首次出席聯合國大會，受到極其熱烈的歡迎。就坐后，大會主席馬立克致歡迎詞后，許多國家的代表相繼登臺致辭歡迎中國代表團。由于致歡迎詞的代表很多，原定上午結束的會議，在中午稍事休息后，下午繼續開會，一直開到下午六時四十分，歷時約六個小時。各國代表都致詞歡迎中國代表團的到來。亞非拉國家代表的致詞熱烈感人，他們都稱贊中國重返聯合國具有不可估量的意義?？偣灿?7個國家的代表登臺發言，其中有八個國家跟中國還沒有建交。有的代表已準備了發言稿，由于時間不夠而未能發言。智利代表的發言。除表示熱烈歡迎中國代表團外，他還說：“中國從落后、破壞、饑荒、水災、和瘟疫的廢墟上站起來，在短短的一些年里在農業和歷史、教育和公共衛生、征服宇宙和原子方面——還有在使集體和個人的道德臻于完善方面取得了非凡的進展。”“就是完成建造南京大橋這個巨大成就的那些人結束了貪污、鴉片、墮落、放蕩等現象，實行健康和簡樸的生活方式。”他表示：“我們向新中國的領袖毛澤東致敬——毛澤東是長征的革命斗士，是思想家、詩人，他鼓舞和經常指導他的人民，把知識變為主觀的經驗，并使這種經驗同持久的革命態度融合起來。”他還當場引用了一首毛澤東詩詞，“漫天皆白，雪里行軍情更迫。頭上高山，風卷紅旗過大關。此行何去?贛江風雪迷漫處。命令昨頒，十萬工農下吉安。”

　　匈牙利代表團團長竟然用中文說(聯大)第2758號決議(恢復中國合法權利的決議—筆者注)“糾正了一個存在已久的嚴重的歷史性的不公正”，“任何力量都阻擋不了偉大中國的前進。”

　　長期頑固阻撓恢復中國席位的美國和日本的代表也不得不上臺祝賀一番。美國代表布什發言一分半鐘，說在中國來這里以后，聯合國“將更能反映世界當前的現實情況”,希望中國將對聯合國“協調各國行動的能力作出貢獻”。日本代表中川融講了一分鐘，表示謹慎的歡迎，“相信中華人民共和國參加聯合國將有助于增強這個世界組織的機能，有助于更加現實和有效地解決我們所面臨的問題”，“期望進行密切接觸，發展兩國之間的友好關系”。

　　最后，喬冠華在經久不息的掌聲和歡呼聲中，發表了重要講話。他代表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對堅持原則、堅持正義、為恢復中國在聯合國的合法權利進行不懈努力的阿爾巴尼亞、阿爾及利亞、……等23個提案國，對支持這一提案的許多友好國家，表示衷心感謝，并且全面闡述了中國政府在一系列重大國際問題上的原則立場，抨擊了美國和蘇聯的霸權主義。他還莊嚴地闡明了中國政府對重大國際問題的立場。他宣布：“聯合國的事，要由參加聯合國的所有國家共同來管，不允許超級大國操縱和壟斷。中國現在不做，將來也永遠不做侵略、顛覆、控制、干涉和欺負別人的超級大國。”新中國終于在國際舞臺上揚眉吐氣了。喬冠華團長演講持續了45分鐘。他發言完畢回到中國代表團坐席后，四十多個國家的代表前來與喬冠華握手，表示祝賀，盛況空前。

　　(七0)毛澤東要按中國人的“慣例”辦

　　詩曰：華人曾亦學洋人，亦步亦趨步后塵。莫道老師皆好客，炮船利艦記猶新。

　　毛澤東一生講究獨立自主，自力更生，反對跟著外國人后面爬行。在毛澤東的革命和建設實踐中會有探索的失誤，但是絕沒有無知的盲從。在會見外賓穿制服上，他也體現出獨立自主性。我們從歷史照片上可以看到，毛澤東和外國朋友在一起談話，不是穿國際通行的黑色禮服，而是穿他喜歡的灰色“毛式服”，周恩來和其他領導人也是這樣。毛澤東就是一位敢于打破常規，走出新路的偉人。

　　1973年10月與澳大利亞總理，這時，客人坐在毛澤東的左邊。毛澤東就是這樣不講“慣例”，就是這樣一個強者，他帶領中國人民，破除了對外國人的迷信，解放了自己的思想，開創了社會主義新時代。

　　新中國剛成立不久的1949年年底，毛澤東第一次出訪到蘇聯。周恩來根據國際慣例，指示為毛澤東制作黑色中山裝和黑色皮鞋。但是毛澤東表示不喜歡黑色，而喜歡灰色中山裝。細致的周恩來知道后，便指示毛澤東的秘書葉子龍等為主席制作黑色和灰色各兩套，共四套中山裝禮服。毛澤東說：“做新衣服太多了，如果在西柏坡就不會做這么多?；ㄥX不少啊!我毛澤東也開始浪費了!你們記住今后不能再做衣服了，這些衣服夠我穿一輩子的了。”

　　1956年，毛澤東在中南海勤政殿會見印尼總統蘇加諾，公安部長羅瑞卿看到他穿一雙棕色皮鞋便說：“主席，你還是換一雙黑的吧。”

　　“為什么?”

　　“按照國際慣例……”

　　“為什么要按國際慣例呢?”毛澤東打斷羅瑞卿的話，“我們中國人要按中國的慣例穿!”

　　1957年，毛澤應邀出席蘇聯第24屆代表大會，穿著黑色中山裝和赫魯曉夫多次交鋒，歸國以后就再也不穿黑色中山裝了。一次某國領導人來訪，外交部禮賓司某負責人不了解毛澤東在服裝顏色方面的好惡，為毛澤東又制作了一套黑色中山裝，讓毛澤東試穿。始料不及的事情發生了，毛澤東非常厭惡這套黑色服裝，堅決地說：“為什么又做黑色的?我不穿!”工作人員解釋，外交部禮賓司規定，按照國際慣例應該穿黑色的……

　　毛澤東大聲說：“為什么聽外國人的?我是中國人，按中國習慣穿。誰做黑色的誰穿，反正我是不穿!”說完扭頭就走。

　　1972年2月，會見美國總統尼克松時，毛澤東穿的是大興縣一位農村老太太做的圓口布鞋。

　　1950年代，北京紅都時裝公司特級工藝師田阿桐在為毛主席制作服裝時，在中山裝的基礎上又進行了改制：為體現領導人高大偉岸的形體和非凡的氣度，將領型、袖型、口袋和前后身的板型都作了修訂調整，使之更加大氣、高貴，強化東方文化的新風貌，有些外國人稱之為“毛式服”。隨之，中央主要領導人如周恩來、朱德等都穿起了這種毛式服。這也影響了后來的元帥服的造型。

　　1954年8月24日，毛澤東會見英國前首相、工黨領袖艾德禮，工作人員見他穿著一條屁股上扎滿了羅紋補丁、膝蓋等處磨得發白的褲子，勸他換一條。他說：“不要緊，誰看我后面呢?再說，我就坐著不起來，怎么會現丑?”工作人員聽了哭笑不得。

　　如何對待外國，毛澤東說：

　　1、我們的方針是，一切民族、一切國家的長處都要學，政治、經濟、科學、技術、文學、藝術的一切真正好的東西都要學。

　　2、他們的短處、缺點，當然不要學。

　　3、過去我們一些人不清楚，人家的短處也去學。當著學到以為了不起的時候，人家那里已經不要了，結果栽了個斤斗，像孫悟空一樣，翻過來了。

　　4、我們要學的是屬于普遍真理的東西，并且學習一定要與中國實際相結合。

　　5、黨內一些人有一個時期搞過教條主義，那時我們批評了這個東西。但是現在也還是有。學術界也好，經濟界也好，都還有教條主義。

　　6、自然科學方面，我們比較落后，特別要努力向外國學習。但是也要有批判地學，不可盲目地學。

　　7、在技術方面，我看大部分先要照辦，因為那些我們現在還沒有，還不懂，學了比較有利。但是，已經清楚的那一部分，就不要事事照辦了。

　　8、外國資產階級的一切腐敗制度和思想作風，我們要堅決抵制和批判。但是，這并不妨礙我們去學習資本主義國家的先進的科學技術和企業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學的方面。

　　9、工業發達國家的企業，用人少，效率高，會做生意，這些都應當有原則地好好學過來，以利于改進我們的工作。

　　10、有些人做奴隸做久了，感覺事事不如人，在外國人面前伸不直腰，像《法門寺》里的賈桂一樣，人家讓他坐，他說站慣了，不想坐。在這方面要鼓點勁，要把民族自信心提高起來，把抗美援朝中提倡的“藐視美帝國主義”的精神發展起來。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