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毛澤東給小麥估產

　　詩曰：生長農家收過秋，看田估產有余頭。此時確有非農客，不識桑麻吹大牛。

　　1958年3月21日，毛澤東從灌縣，一路上心情極佳，拔節的麥苗和金黃色成片的油菜花，令他心曠神怡。看見公路邊田里有社員在勞動，他就讓車停下，下車直奔莊稼地。

　　這里是灌縣新城鄉蓮花一社。第一個看見毛主席的是社員冉貴全。他揉揉眼睛，有點不相信，毛主席住在北京城里，怎么會到這里?可眼前明明是毛主席，身邊還有許多陪同的大干部。正當不知說些什么才好時，毛澤東就像一個熟識的鄉親似的向他打招呼了：“要把草鋤干凈哩!”

　　麥田里確實還有一些雜草沒鋤凈。毛澤東走進麥田，蹲下去拔雜草，問冉貴全：“每畝能收多少斤?在那“衛星”滿天飛的年代，”冉貴全還是不知怎么回答。毛澤東伸出4個手指：“400斤?”

　　冉貴全這才醒過來似地說：“差不多，每畝四百二、三十斤。”

　　這時，陸續圍攏過來的社員都有些驚奇，毛主席還會估產，連田里能收多少麥子都知道?

　　毛澤東問：“割了麥子種什么?”

　　冉貴全說“種水稻。”

　　毛澤東又問：“水稻每畝收多少斤?”

　　冉貴全道：“600斤。”

　　毛澤東把頭轉向時任四川省委第一書記的李井泉：”400多加600多，就是1000多，那可了不起。”又問冉貴全“糧食多了怎么辦?”

　　冉貴全說：“賣給國家。”

　　“賣給國家你們贊不贊成?”毛澤東似乎要一追到底。

　　“當然贊成。”冉貴全肯定地說。

　　毛澤東哈哈一笑，逗趣地道：“我看你就有些不大贊成吧?”引得大家全樂了。毛澤東邊說笑邊邁上了田坎，社員高浡然迎面走來，毛澤東上前和他打招呼，還問他今年多大了，孩子讀沒讀書?高浡然說自己今年58歲了，兩個孩子都上了學。毛澤東高興地說“好哇!”

　　(五二)毛澤東的《黨內通信》

　　詩曰：莊稼地里長新聞，水稻上頭能站人。雖是吹牛無納稅，娃娃跌壞責難分。

　　1958年8月13日，毛澤東到天津新立村參觀稻田。有關領導匯報說畝產10萬斤。毛澤東搖頭撇嘴，表示不相信。他說：“不可能的事。”他指著一位領導同志說：“你沒種過地。這不是放衛星，這是放大炮。” “新立村的同志們用電燈為水稻照明，用鼓風機朝水稻里吹風，說可以畝產10萬斤。” 毛澤東仍搖頭，說：“吹牛，靠不住。我是種過地的。畝產10萬斤?堆也堆不起來么!”有些人為了證明畝產10萬斤，讓小孩子往水稻上站。毛澤東搖頭說：“娃娃，不要上去。站得越高，跌得越重哩。”

　　嗣后，浮夸風愈演愈烈，為了制止這種弄虛作假，欺上瞞下的行為，毛澤東于1959年4月29日發出《黨內通信》：

　　《黨內通信》

　　省級、地級、縣級、社級、隊級、小隊級的同志們：

　　我想和同志們商量幾個問題，都是關于農業的。

　　第一個問題，包產問題。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在春耕。包產一定要落實。根本不要管上級規定的那一套指標。不管這些，只管現實可能性。例如，去年畝產實際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產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實在辦不到，有何益處呢?又例如，去年畝產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績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說，不可能的。

　　第二個問題，密植問題。不可太稀，不可太密。許多青年干部和某些上級機關缺少經驗，一個勁兒要密。有些人竟說愈密愈好。不對。老農懷疑，中年人也有懷疑的。這三種人開一個會，得出一個適當密度，那就好了。既然要包產，密植問題就得由生產隊、生產小隊商量決定。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無用，而且害人不淺。因此，根本不要下這種死硬的命令。省委可以規定一個密植幅度，不當作命令下達，只給下面參考。此外，上面要精心研究到底密植程度以何為好，積累經驗，根據因氣候不同，因地點不同，因土、肥、水、種等條件不同，因各種農作物的情況不同，因田間管理水平高低不同，作出一個比較科學的密植程度的規定。幾年之內，達到一個實際可行的標準，那就好了。

　　第三個問題，節約糧食問題。要十分抓緊，按人定量，忙時多吃，閑時少吃，忙時吃干，閑時半干半稀，雜以蕃薯、青菜、蘿卜、瓜豆、芋頭之類。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緊。每年一定要把收割、保管、吃用三件事(收、管、吃)抓得很緊很緊。而且要抓得及時。機不可失，時不再來。一定要有儲備糧，年年儲一點，逐年增多。經過十年、八年奮斗，糧食問題可能解決。在十年內，一切大話、高調，切不可講，講就是十分危險的。須知我國是一個有六億五千萬人口的大國，吃飯是第一件大事。

　　第四個問題，播種面積要多的問題。少種、高產、多收的計劃，是一個遠景計劃，是可能的。但在十年內不能全部實行，也不能大部實行。十年以內，只能看情況逐步實行，三年以內，大部不可行。三年以內，要力爭多種。目前幾年的方針是：廣種薄收與少種多收的高豐產田同時實行。

　　第五個問題，機械化問題。農業的根本出路在于機械化，要有十年時間。四年以內小解決，七年以內中解決，十年以內大解決。今年、明年、后年、大后年這四年內主要依靠改良農具、半機械化農具。每省每地每縣都要設一個農具研究所，集中一些科學技術人員和農村有經驗的鐵匠、木匠，搜集全省、全地、全縣各種比較進步的農具，加以比較、加以試驗、加以改

　　進，試制新式農具，試制成功，在田里實驗，確實有效，然后才能成批制造，加以推廣。提到機械化，用機械制造化學肥料這件事，必須包括在內。逐年增加化學肥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

　　第六個問題，講真話問題。包產能包多少，就講能包多少，不講經過努力實在做不到而又勉強講做得到的假話。收獲多少，就講多少，不可以講不合實際情況的假話。各項增產措施，實行八字憲法，每項都不可講假話，老實人，敢講真話的人，歸根到底于人民事業有利，于自已也不吃虧。愛講假話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已，總是吃虧。應當說，有許多假話是上面壓出來的。上面‘一吹二壓三許愿’，使下面很難辦。因此，干勁一定要有，假話一定不可講。

　　以上六件事，請同志們研究，可以提出不同意見，以求得真理為目的。我們辦農業工業的經驗還很不足，一年一年積累經驗，再過十年，客觀必然性可能逐步被我們認識，在某種程度上，我們就有自由了。什么叫自由?自由是必然的認識。

　　同現在流行的一些高調比較起來，我在這里唱的是低調，目的在真正調動積極性，達到增產的目的。如果事實不是我講的那樣低，而達到了較高的目的，我變為保守主義者，那就謝天謝地，不勝光榮之至。

　　毛澤東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五三)毛澤東在合肥樓香樓的“約法三章”

　　詩曰：稻香樓里稻香飄，“約法三章”曾未消。一自沉渣重泛起，燈紅酒綠忘前朝。

　　樓香樓賓館建于1956年，此處原是合肥龔氏私家郊外別墅，后逐漸衰敗，故建館于此。1958年9月16日晚，毛澤東抵達稻香樓賓館下榻西苑。晚飯前，毛澤東和省、市負責人“約法三章”：“第一、不要請我們吃飯;第二、我也不請你們吃飯;第三、按伙食標準用餐。”

　　韭菜炒蛋、土豆燒肉、干煸辣椒和素炒青菜外加小米粥、饅頭。毛澤東

　　一人用餐，吃得津津有味。完了，他還倒點茶水到飯碗里，把“殘渣余孽”都喝了。他邊抹嘴邊說：“哪天全國農民都能吃上這樣的飯菜，那就不錯了。”

　　之后，他在這里先接見全國婦聯章蘊、曾憲植等。再和曾希圣、黃巖、劉征田等省市領導談到11點多，深夜曾希圣等告辭后，毛澤東在稻香樓西苑展紙揮毫，連寫了四張“安徽大學”，之后又精力充沛地坐到辦公桌前。這是毛澤東第一次來合肥在稻香樓西苑的“約法三章”。

　　(五四)毛澤東為安徽大學題寫校名

　　詩曰：筆走龍蛇題校名，“安徽大學”獲新生。滿園桃李花枝俏，萬紫千紅耀眼明。

　　安徽大學創建于1928年，是安徽最早的高等學府。抗日戰爭期間停辦。新中國成立后，全國高等院校調整，安徽大學改設師范、農學兩個學院。1958年，國務院和中共安徽省委決定建一所綜合性大學，暫定名為“合肥大學”。

　　1958年9月16日，正當新建的合肥大學開學前夕，毛澤東在張治中等陪同下視察安徽，來到合肥。當時兼任合肥大學校長的安徽省委第一書記曾希圣，在向毛澤東匯報工作時談到了合肥大學的建校情況，并懇請毛澤東為學校題寫校名。毛澤東非常高興地答應了，他沉吟片刻，說：“合肥太小，沒有名氣，還是叫‘安徽大學’好。”

　　當晚11時，稻香樓賓館西苑內燈火通明，忙碌了一天的毛澤東毫無倦意，他興致勃勃地欣然展紙揮毫，筆走龍蛇地接連寫了四張墨香四溢的“安徽大學”四個大字。接著他又給曾希圣寫了一封信，開頭就寫道：“校名遵囑寫了四張，請選用。”充分表現了人民領袖的謙遜大度和對教育事業的關切重視。

　　毛澤東不僅是偉大的領袖，同時還是杰出的書法家。他一生酷愛書法藝

　　術。他臨摹碑帖，博采眾長，并將自己豪邁的氣魄，激越的感情，注入筆墨之中，造就了他氣勢充盈、揮灑自如的書法風格。他題寫的“安徽大學”校名，生氣貫注，遒勁灑脫;寫給曾希圣的信，被研究毛澤東書法藝術的專家譽為“大氣凜然，宛若萬山躦動”。

　　建國后，由毛澤東親自命名并題字的高等院校，只有安徽大學一所，這是對全體師生關懷、重托，更寄予希望。

　　曾希圣接到信和題字后，很快將這一喜訊轉告了安徽大學黨委書記張行言，并指示他按主席的要求，從十六個字中選擇最好的“安徽大學”四個字采用。

　　張行言事后深情地回憶說：“毛主席的這些字無一不精，從藝術創作角度講，可謂神品。”張行言懷著崇敬的心情，以認真的態度，選出其中最好的四個字，鐫刻在學校的大門上。并將原作裝裱起來永遠珍藏。

　　(五五)毛澤東為身邊衛士做媒

　　詩曰：身處高層亦勝寒，關懷倍至暖心間。月下有情因月老，千里姻緣一線牽。

　　毛澤東身邊衛士封耀松，一次，在舞會上認識一位安徽話劇團的演員，毛澤東知道后，在安徽省委書記曾希圣夫婦來看望他時，談過幾句話后，突然指著封耀松說：“我們小封跳舞時，認識了你們這里話劇團的一位女演員。你看我們小封，又年輕又機靈，小伙子不錯吧?”

　　曾希圣夫婦笑著連連點頭：“主席身邊的人，那還用說嗎!”

　　毛澤東說：“怎么樣，幫個忙吧!你們本鄉本土的，幫助了解了解。”

　　曾希圣夫婦說：“行，這事就交給我們好了。”

　　當天晚上，他們就把情況了解來了，對主席說：“哎呀，不大適合，女方

　　比小封大，快大三歲了。”

　　“這不算大問題吧?”毛澤東望著小封，“女大三，抱金磚。何況人家長得年輕。”

　　曾希圣夫婦又說：“還沒講完呢，她已經生過小孩，是離過婚的……”

　　毛澤東又望著小封問道：“怎么樣?小封，給你拖個油瓶行不行啊?要說心里話。”

　　封耀松難為情地搖了搖頭。毛澤東笑了，安慰說：“關系還沒確定，還是自愿為原則。”接著對曾希圣夫婦說：“我身邊幾個小伙子都是不錯的，是想選擇個漂亮點的，方方面面滿意些的姑娘。這樣一來呢，就有點對不住你們的那位演員了。”

　　曾希圣夫婦剛走，毛澤東便用手指捅了捅小封：“懂了吧!失敗主義不行，速勝論也不行，看來還得搞點持久戰。”

　　不久，上廬山，江西省委書記楊尚奎夫婦來看望毛澤東，談天中，毛澤東對楊尚奎的愛人說：“水靜啊，我身邊幾個小伙子你都見過，你那邊老表很多么，幫忙找一個吧?”

　　水靜笑著說：“行啊。就怕你的小伙子看不上，一個個都長得那么精神。”

　　“小封，找個老表好不好啊?”毛澤東問。

　　水靜說：“你們187號樓的小鄭好不好?叫鄭義修，是省醫院的護士，能上廬山服務的，都是選了又選，方方面面都憂秀才行。”

　　李銀橋跟著說：“能在主席身邊服務，也是選了又選，方方面面都優秀才行。”

　　毛澤東像辦完一件大事似的，朝沙發上一靠，把腿伸出去放松，便把補有補丁的襪子露了出來。滿意地說：“小封，就這樣吧，接觸接觸看。”

　　于是封耀松便和鄭義修談上了。每逢他陪毛澤東散步聊天時，毛澤東總要問問：“小鄭給你來信了沒有?”

　　“來了。”小封還把信給毛澤東看，回信也要給他看，請他修改。毛澤東

　　每次都要認真幫助修改錯別字。一邊改一邊說：“要加強學習，寫了錯別字人家是看不起的，改過的錯別字你要記住，下次不能再寫錯。”

　　終于有一封信，毛澤東看過后笑了，便對小封說：“小鄭發信號了，你該朝前邁一步了，升升溫。這種事還是男的主動些好，姑娘總要比小伙子顧些面子么。”

　　自那以后，小封再把來信給毛澤東看，毛澤東哈哈一笑，手在胸前劃一個弧說：“不看了，不看了，大局已定，我等著吃你們的喜糖了。”

　　1961年，北戴河會議期間，封耀松和鄭義修結婚了。第二天傍晚，去看毛澤東。鄭義修剝一塊水果糖走到毛澤東跟前：“主席，請您吃我們一塊喜糖吧!”

　　“好啊，甜甜蜜蜜”毛澤東把糖含入嘴里，說：“你們結婚后要互相多關心多愛護，和和睦睦，白頭到老。”

　　隨后還和他夫婦合影留念。

　　(五六)毛澤東韶山祭祖

　　詩曰：“孩兒立志出鄉關”，游子歸來掃墓園。三十二年家國事，凱歌一曲《到韶山》。

　　1959年6月25日下午，毛澤東回到了闊別三十二年的韶山。第二天一早，他徑自朝附近的小山走去。隨從人員不知道他要到哪里去，緊跟而行。順著一條小道，毛澤東來到了父母的墓前。身邊工作人員將采自路邊的一束松枝遞給他。他接過來，神情肅穆，敬送到父母墓前，深深地鞠了三個躬，輕聲地說：“前人辛苦，后人幸福。”言語中滿含著無限思念和感慨。當地干部問他，要不要把墳修一下。他說：“不要了，添一下土就行了。”

　　回到住所，他對隨同的公安部長羅瑞卿說：“我們共產黨人是徹底的唯物主義者，不迷信什么鬼神。但生我者父母，教我者黨、同志、老師、朋友也，也得承認。”“我下次來，還要去看看他們兩位。”

　　毛家祖墳曾在“馬日事變”時被掘，當時，毛澤東是中共湖南省委書記。何健的幕僚簫某精研風水地理，他實地察看湘潭韶山沖毛家祖墳后，曾數度向何健建議挖毛家祖墳，“以免后患”。何健于是下令湘潭縣長王英兆負責挖墳。王派保安團長羅夔率領一個分隊到韶山沖執行命令，不料消息泄露，毛家族人連夜將祖墳鏟平，并加以“偽裝”。由于羅夔無法找到墓穴，結果只掘了幾家不相干的毛姓古墳。何健知道后，改派龔澍和其特務直接去挖掘，在月夜中挖出了毛澤東第十一世祖的墳墓，并將尸骨扔湘江。

　　1949年5月6日，溪口解放前夕，毛澤東電告解放軍前線指揮機關：“在占領奉化時，要告誡部隊，不要破壞蔣介石住宅、祠堂，及其他建筑物。”進駐溪口的解放軍21軍61師，從上到下，堅決貫徹執行這一指示。

　　1979年元旦，全國人大常委會發表《告臺灣同胞書》，宣布對臺灣“和平統一”的方針。此后不久，經廖承志提議，中央撥出30萬元專款，修繕蔣介石故居和蔣氏墳墓。

　　一是國民黨軍隊掘毀共產黨領袖毛澤東的祖墳，一是毛澤東親自下令保護國民黨領袖蔣介石的住宅和祠堂。兩相對照，真乃天壤之別。其實現在人們都知道，掘毀祖墳、破壞風水“以免后患”的做法是迷信的，也是十分荒唐的，它根本決定不了任何成敗得失，也挽救不了最終滅亡的命。但從這兩件事情上看出偉人毛澤東的寬闊胸懷，

　　(五七)毛澤東處理戰將王近山婚外戀毫不留情

　　詩曰：河東卅載變河西，道德文章豈可依。泉下有知家國事，如今二奶正逢時。

　　1963年一封投訴新中國中將王近山"婚外戀"的信幾經上遞，轉到劉少奇手里，他派人來做王近山的思想工作。王近山一聽妻子把自己的“作風問題”告到黨中央，像只被激怒的雄獅，瘋勁一來，反向組織打離婚報告，要和韓岫巖離婚。“我王近山好馬不吃回頭草，離婚我鐵定了，你組織愛咋辦就咋辦!”

　　王近山，曾任紅四方面軍第10師副師長、八路軍129師386旅769團團長、第二野戰軍第3兵團副司令員、志愿軍第3兵團副司令員。

　　朝鮮戰爭結束后，王近山回到祖國。他先任山東軍區副司令員、代司令員，后被任命為北京軍區副司令員、公安部副部長。1955年，剛剛不惑

　　之年，他又被授予中將軍銜。誰知偏偏春風得意之時，他的人生觸上巨礁，一場感情的變故使他從輝煌跌落到了谷底。王近山與妻子韓岫巖結婚十多年了。1937年12月，王近山在神頭嶺戰斗后身負重傷，住進了129師醫院。韓岫巖是129師醫院的護士，長得很漂亮。她叔叔原本是當地有名的郎中，抗戰爆發后，韓家12口人包括60歲的老奶奶都參加了八路軍，來時全家為129師醫院馱來許多醫療器械和藥品，被稱為半個醫院。王近山住院時，錢信忠院長特地派她護理。一同住院的陳錫聯一看男才女貌，于是暗中牽線搭橋，一年后兩人就結婚了。婚后，雖離多聚少，但他們生了8個兒女，應該說夫妻兩人是有感情的。新中國成立后，劉鄧大軍進軍大西南剿匪。王近山率3兵團駐扎在重慶，經常應邀給大學生做報告。他那富有傳奇色彩的經歷、幽默風趣的語言，讓那些大學生敬佩得五體投地。他的風采把一個女大學生迷住了，她不是別人，正是他的妻妹———韓岫巖的嫡親二妹。(又據劉心聲《邊塞狼煙，燃起無盡地思念》一文講：“所謂的小姨子韓某某，其實是1938年出生。1949年時她只是個年僅11歲的孩子，絕不可能是那個所謂的“陽春白雪的女大學生”!“)

　　此時，韓岫巖做著海軍醫院副院長，突然得知第三者竟是自己的親妹妹，怎么也不能接受這個現實。在痛苦和氣憤之中，她選擇了等待，等王近山回心轉意。可一等好幾年，王近山從朝鮮歸來，還是讓她失望了：冷戰如故。1963年，夫婦倆一場爭吵后，韓岫巖一氣之下，只好向組織報告。投訴信幾經上遞，轉到劉少奇手里，他派人來做王近山的思想工作。王近山一聽妻子把自己的“作風問題”告到黨中央，像只被激怒的雄獅，瘋勁一來，反向組織打離婚報告，要和韓岫巖離婚。“我王近山好馬不吃回頭草，離婚我鐵定了，你組織愛咋辦就咋辦!”

　　老首長聞訊急忙來打招呼，被他頂了回去;老戰友苦口婆心勸說，他無動于衷，誰也勸阻不了他。形勢一天天對他“不利”了，中央已有要處理他的風聲，然而，他還是“撒瘋”硬不回頭：“不打報告還好說，告到中央就非離婚不可了!”

　　最后，據說一位老首長“偏心”批示：“離婚屬家務事，是法院所管，組織上不好干預。”于是此事暫時打住。可這王近山偏偏又耐不住性子，馬上到法院辦離婚手續。結果，離婚案終于驚動了毛澤東，他親自批示劉少奇嚴厲處理此事。

　　幾天后，中央組織部處分下來：撤銷王近山大軍區副司令員職務;行政降為副軍級(軍銜從中將降為大校);開除黨籍;轉地方安排。

　　黨中央對王近山一擼到底，這大大出乎了人們的意外。結果，原來信誓旦旦的美麗年輕的妻妹承受不了王近山被毛主席近乎苛刻的處理,失去了往昔的大將軍擁有的社會地位風范,終于背棄了“愛情”，一夜之間離開他，無影無蹤。

　　1963年，王近山被安排到河南周口地區西華縣黃泛區農場當副場長。

　　1968年春的一天，王近山的老部下、南京軍區裝甲兵司令員肖永銀正在家中吃飯，王近山的二兒子來了，“叔，一是我想當兵，二是父親的問題能否向上反映一下，父親早已經認識到自己錯誤,希望得到毛主席和黨中央的重新處理。”

　　肖永銀從旅長、師長當到軍長，都是王近山一手提拔起來，他當即表態：“你當兵沒有問題，這個我可以想辦法解決;關于你爸的問題，是中央處理的，不經過中央誰也不好處理。沉思了一會兒，他出了一個主意：“要你父親直接給毛主席寫一封信，第一，自己有錯誤應該檢討;第二，沒有的問題要講清楚;第三，說一說想法，自己年齡不大，還想為黨工作，請批準回部隊繼續做點貢獻。”

　　肖永銀又說：“黨的九大即將召開，恰是一個好機會，信可由許司令直接面呈毛主席。”

　　不久，王近山分別給毛澤東主席、許世友寫了信;1969年，“九大”召開。南京軍區司令員許世友瞅個空對毛澤東說：“戰爭年代有幾個人很會打仗，官越做越小，現在日子不好過，建議主席過問一下。”

　　“誰?”毛澤東問道。

　　許世友說：“一個是王近山，一個是周志堅。他們雖然有錯，但處理太重，應該恢復工作。”

　　毛澤東很干脆：“行啊，請恩來同志處理一下;處理他們的事情是嚴厲了一點,但不處理行嗎?共產黨員一當上官就忘記娘,這樣下去是腐化墮落的開始;不過，你們哪個軍區要他們﹖”

　　“王近山，我要!”許世友自告奮勇。

　　不久，中央軍委發布命令，王近山調任南京軍區副參謀長。

　　1978年5月10日，王近山因病醫治無效在南京逝世，終年63歲。彌留之際，雖已神志不清，他還用微弱的聲音說道：“毛主席指揮我到那里,我就到那里，敵人打到哪里了﹖我們誰在那里﹖”

　　他的小兒子回答說：“是李德生叔叔在那里!”

　　“李德生帶部隊上去了，那我就可以放心睡一覺了。”

　　(五八)毛澤東一雙穿到鞋匠也不肯補的拖鞋

　　詩曰：一絲一縷自桑麻，物力維艱惜寸紗。補補縫縫非小事，成由勤儉敗由奢。

　　毛澤東最后一次回家鄉是在1966年6月。這次毛澤東住在滴水洞，任何外人都不見，除了躺在床上看書，就是思考問題。毛澤東在韶山看了什么書，批閱了什么文件，至今鮮為人知。而在毛澤東身邊的工作人員周福明講述的毛澤東最后一次回鄉的一個細節，頗耐人回味。毛澤東有一雙棕色的拖鞋，從解放初期穿到上世紀60年代，有了破洞，但最后一次回韶山還帶著它。在湖南省委接待處，工作人員發現拖鞋太過破舊，建議換雙新的，他沒有同意，叫工作人員拿去修。1966年6月的一天，長沙街頭一家修鞋鋪內，有位顧客送來了一雙皮拖鞋要求修理。接過鞋子一看，修鞋師傅愣住了：“這么破的鞋，怎么補?買雙新的吧。”修鞋師傅把鞋扔到了一邊。送鞋來的肖根如(原湖南省委接待處處長)說：“這是我的爺爺喜歡穿這雙鞋子，請您補下。”拿了中華煙一人發了一根，一面抽一面和他們聊天，聊了一下，感動了他們，把這雙皮鞋補好了。 在韶山，毛澤東一直穿著它，回北京時也不忘囑人帶上。后來，這雙鞋子又破了，同樣的一幕，發生在三年后的武漢，不過這回，這雙被主人穿了二十多年鞋的運氣沒有上次好了。武漢的鞋匠死活也不肯再補它。周福明只好用手工為每只補上約4厘米的白布頭。他至今還記得毛澤東對勸他添新衣服的工作人員說：“沒有條件的時候不講究，這一條好做到;經濟發展了，有條件講究仍然約束自己不講究，這一條難做到。共產黨員就是要做難做到的事。”那雙拖鞋作為毛澤東的遺物留存至今。

　　1994年5月29日雷潔瓊在韶山毛澤東紀念館題詞：

　　“公者千古﹐私者一時”﹐

　　雷潔瓊(1905~2011年1月)﹐我國著名社會學家﹑法學家﹑教育家﹐杰出的社會活動家﹐中國民主促進會創始人之一和卓越領導人﹐中國共產黨的親密朋友﹐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六屆全國委員會副主席﹐第七屆、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

　　在參觀毛澤東遺物展中，雷潔瓊和民進中央的同志停留的時間最長﹐毛澤東主席生前那件補了百十次的睡衣﹐雷潔瓊俯身盯看了又看﹐對隨行人員說﹕“解放戰爭時﹐國統區流傳著兩條新聞﹐一條是毛澤東來重慶談判沒有手表﹐是郭老送給他一塊自己戴的英納格表﹔一條是宋美齡在下塌美國穿了一雙拖鞋﹐鞋面鑲著慈禧太后陪葬的一顆夜明珠。這兩件事很快成了共產黨人的清廉和國民黨的腐敗不是宣傳的宣傳。人心所向者得天下﹐廉政者得天下﹐永遠是歷史的選擇。”

　　(五九)毛澤東“一邊倒”的外交格局

　　詩曰：屈辱百年無外交，任人宰割任人嘲。一從華夏風云變，強國面前挺起腰。

　　“一邊倒”的外交格局，有一個逐步形成的過程。它是歷史的產物。用鄧小平的話說，毛澤東把外交政策上的“一邊倒”和軍事上迅速占領全國、經濟上實行自力更生，稱為打破帝國主義封鎖之道。

　　1949年春夏之間，毛澤東為新中國形象地繪出了三張草圖：另起爐灶;打掃干今凈屋子再請客;一邊倒。

　　“另起爐灶”，周恩來作過很好的說明：“一九四九年春，毛澤東同志就說過，我們的一個重要外交方針是‘另起爐灶’，就是不承認國民黨政府同各國建立的舊的外交關系，而要在新的基礎上同各國另行建立新的外交關系。”

　　“打掃干凈屋子再請客”。周恩來也作過很好的說明：“帝國主義總想保留一些在中國的特權，想鉆進來。有幾個國家想同我們談判建交。我們的方針是寧愿等一等。先把帝國主義在我國的殘余勢力清除一下，否則就會留夏它們活動的余地。帝國主義的軍事力量被趕走了，但帝國主義在我國百余年來的經濟勢力還很大，特別是文化影響還很深。這種情形會使我們的獨立受到影響。因此，我們要在建立外交關系以前把’屋子’打掃一下，‘打掃干凈屋子再請客。’”

　　毛澤東善于用形象、生動又通俗的語言，概括和表述自己的重大戰略思想和理論觀點。用“一邊倒”、“另起爐灶”、“打掃干凈屋子再請客”表述他的國際戰略方針和外交思想，這三句話成為新中國建國初期在外交上起指導作用的基本方針。

　　(六0)毛澤東和周恩來的外交名片

　　詩曰：名片經年已發黃，將軍大使怎能忘。 外交另起新“爐灶”，連接五洲四大洋。

　　長11.9厘米、寬6.3厘米，豎版仿宋繁體鉛印“毛澤東”三個字狹長名片右側寫“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部長”，中間印“周恩來”

　　1950年1月，根據毛澤東主席關于新中國外交隊伍里“另起爐灶”的指示，時任政務院總理兼外交部長的周恩來親自挑選了10位軍隊干部從事外交工作。5月8日，國家主席毛澤東發布任命，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第十三兵團副司令員兼參謀長彭明治被任命為中國駐波蘭大使。

　　6月28日，周恩來陪同毛澤東主席專門接見了彭明治等10位大使。毛澤東幽默地說：“你們是新中國的首批駐外大使，大都是從部隊征調來的高級干部，都是將軍。將軍當大使好，好就好在你們出去我們放心，因為你們不會跑。”周恩來接著說：“軍隊在平時要練習打靶，假想作戰，外交工作也一樣，也要假想一些問題。不要冒昧，不要輕敵，不要趾高氣揚，不要無紀律亂出馬，否則就要打敗仗。”

　　在毛澤東講完話后，周恩來總理拿出一沓毛澤東和他的名片對彭明治說：“外交無小事，帶上它工作方便，需要找波蘭領導人時就把我和毛澤東的名片交給他們。”

　　毛澤東的名片長11。9公分、寬6。3公分，豎版仿宋繁體鉛印“毛澤東”三個字;周恩來的名片略窄一些，豎版仿宋繁體鉛印，右側寫著“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部長”，中間印著“周恩來”。

　　彭明治接過那些米黃色的布紋紙名片，看得格外仔細。這時，身邊的一位同志冒出一句：“這名片不就是介紹信嘛!”引得大家笑起來。

　　那時候的名片，無論是式樣還是內容都大不一樣。現在任何一個人的名片可能都比當年毛澤東、周恩來的名片高檔、精致、美觀得多，內容也多得多，不僅有單位、地址、電話，還有官銜、職務，職務又要分榮譽性職務和實際職務，國內職務和國際跨國公司職務。而毛澤東的名片上僅只印有“毛澤東”三個字，周恩來也只印了“外交部部長”的職務而已。

　　如果按照時下一些人的觀點，毛澤東的名片應該寫上他實際擔任的五個職務(中共中央主席、中央人民政府主席、中央軍委主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主席、國防委員會主席)，周恩來的名片也應該寫上他實際擔任的7個職務(黨中央書記、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政務院總理兼外交部部長、中央軍委副主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副主席、國防委員會副主席)。

　　當然，毛澤東的職務沒有人比他高，官銜沒有人比他大，“天下誰人不識君”，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他住在中國北京，億萬人都知道他的官銜，不需要在名片上寫明。

　　其他“將軍大使”是否也有此名片?詢問黃鎮將軍和王幼平將軍的夫人，她們都表示沒有發現。而據外交部禮賓司綜合處處長陳力介紹，在外交禮儀中常常會用到國家領導人的名片。如今，中國國家領導人也常在以他們的名義贈送外國領導人禮品的時候，使用自己的名片。

　　從波蘭回國后，盡管歲月更迭，彭明治仍完好地珍藏著這些名片。據彭幼明回憶，彭老平日在整理藏品時，總會把這些名片拿出來，摸了又摸，看了又看。

　　在毛澤東、周恩來去世的時候，彭明治還拿出名片，給家人講周恩來介紹他到葉挺獨立團和代表毛主席贈送波蘭總統景泰藍的難忘經歷。每到動情的時候，彭明治老人總是抑制不住地淚流滿面。

　　如今，半個多世紀過去了，彭老也已于1993年去世。2005年10月，彭明治的女兒彭幼明女士在整理父親遺物時，找到了毛澤東、周恩來送給她父親彭明治將軍的名片，才使這兩張保存了半個世紀之久的珍貴名片得以重見天日。他們給后人留下的是這些泛黃的物品。

　　如今名片上的頭銜往往是一面印不下，還要折疊加長，于是就有了處級和尚、局級組長之說。“名片——明騙”的現象社會上并不少見。不過，上當受騙的人越來越少，因為大家都知道名片那個東西，沒有必要太當真。然而，讀罷毛澤東和周恩來名片的故事，委實令人感慨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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