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一)毛澤東親自起草憲法
詩曰:開國憲章萬法宗,如椽大筆顯才雄。百年奮斗豐收果,盡在輝煌一卷中。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毛澤東帶著憲法起草小組的幾個成員陳伯達、胡喬木、田家英乘專列離開北京,二十七日夜,于建國后第一次來到風景如畫的杭州,開始做一項為新中國法制建設奠定千秋基業的大事,起草新中國第一部憲法。同時,他開列了一個關于中外各類憲法的書目,共十種,要中央政治局委員和在京的中央委員閱讀,這是中共最高領導層第一次如此系統地學習法律,這對新中國的法制建設具有重要意義。
為了起草憲法,毛澤東廣泛閱讀和研究了世界各類憲法,有中國的,有外國的;有社會主義國家的,有資本主義國家的;有進步的,有反動的。他認為制定本國憲法,參照別國憲法和中國歷史上有過的憲法,是完全必要的。人家好的東西,結合中國國情,加以吸取;不好的甚至反動的東西,也可以引為鑒戒。
憲法起草工作從一月九日開始,二月十七日草案初稿出來了,隨后,在毛澤東主持下,起草小組通讀通改。二月二十四日完成“二讀稿”,二十六日完成“三讀稿”,三月九日拿出“四讀稿”。為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修改憲法草案,提供了一個比較成熟的稿本。
三月二十三下午三時,在中南海勤政殿召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起草委員會第一次會議,毛澤東主持會議并代表中國共產黨,向會議正式提出《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草案(初稿)》。接著,在全國各省市黨政機關,軍隊領導機關以及各民主黨派和各人民團體的地方組織,共八千多人,用了兩個多月時間進行討論,提出各種修改意見五千九百多條。在隨后的兩個多月里,全國各界共有一億五千萬人參加了討論,他們熱烈擁護這個憲法草案,又提出許多修改和補充意見。如把這部憲法命名為“毛澤東憲法”,并授予毛澤東最高榮譽勛章,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為國家之元首”,有的電報還通過中共中央秘書長鄧小平轉送給毛澤東,均被毛澤東所拒絕。
九月二十日,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出席會議代表一千一百九十七人,投票一千一百九十七張,同意票一千一百九十七張。新中國第一部憲法誕生了。
這次憲法討論是中國有史以來最廣泛的一次,在世界憲法制定過程中是
罕見的。在全民大討論中,全國各界就有1.5億人參加了憲法草案的討論,而當時中國只有6億人口,也就是說4個人中就有1個人參與了憲法的討論。毛澤東說,“憲法是采取征求廣大人民意見這樣一個辦法起草的。”他還說,“今后一切重要的立法都要采取這個方法。”
(四二)“我毛澤東太不夠意思”
詩曰:開元盛世創新篇,官正民和風氣廉。莫道人心今不古,上行下效使之然。
中國在1955年實行軍銜制的同時,在全國實行行政級別工資制,行政級從1級到24級,月工資從590元到45元不等,一直延續到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按照第一次擬定的行政級別工資方案,高層官員的收入相對是比較高的:
一級 軍委主席 600 元,毛澤東 (大元帥)。
二級 副主席 550元, 朱德、劉少奇、周恩來等
三級 元帥 500元, 陳云、鄧小平和元帥
四級 大將 450元, 粟裕、徐海東、陳賡等大將
五級 上將 400 元,大軍區、省、部級正職
毛澤東在看后說:“你們讓我當大元帥,是把我放在火爐子上烤我呀! 一級干部就我毛澤東一個人,你們都是二級、三級,我毛澤東太不夠意思、太不夠朋友!我們把一級讓給馬克思、恩格斯,把二級讓給列寧、斯大林,我和你們一樣,都是三級干部。”
周恩來和他的助手們想出了一個折中方案,大體如下:
從元帥到準尉,從國家元首到辦事員共劃分為24個級別,工資從45元到594元不等,級與級之間最多相差50多元,最少只相差5元。因地區類別不同(全國劃分為4-11類),同級地方干部相差10-40元。按照“血
比汗值錢”的原則,軍隊干部比地方干部平均高出30元左右。
評級、評銜涉及個人利益,經常需要做出平衡調整。為了照顧那些資歷老、戰功大,但職務、軍銜較低的人,也對特定的人給予“低職、低銜、高行政級”待遇,如山東大學前校長成仿吾,行政級評為五級,相當于上將和正省級。
中國在1960年之后連續遭遇了三年自然災難,國內經濟蕭條,民眾生活困難,出現了饑荒。1960年9月26日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發出通知,削減行政級別三級以下的工資:三級降12%,四級降10%,五級降8%,六級降6%,七級降4%,八級降2%,九至十七級降1%。
當時城市居民每人每月的平均生活費僅為八九元,三四十元的月工資能養活一個五口之家。
(四三)毛澤東調查與探索
詩曰:萬里長征領路尋,多方探索務求真。調查研究顯身手,驪海奪珠第一人。
一九五六年一月中旬,毛澤東要薄一波給他組織一些部門匯報。這個前后歷時兩個多月(從二月十四日到四月二十四日),總共有34個部委的回報,這是毛澤東對我國社會主義建設進行的一次重要調查和探索。毛澤東度過了這難得又十分重要的幾十個日日夜夜。用他自己的話說,幾乎每天都是“床上地下。地下床上”。起床,就開始聽匯報。每次都是四五個小時。地點在中南海頤年堂。劉少奇、周恩來、陳云、鄧小平也來參加。他們時而插話,發表意見。各部事先把匯報寫成書面材料送給毛澤東。毛澤東聽口頭匯報時,不斷插話,提出問題,發表意見,進行評論。
二月十九日、二十日,分別聽建筑工業委員會和建筑工業部建設局匯報。一上來,毛澤東問萬里是什么地方人?
萬里答:“山東人。”
又問:“看過《水滸》和《金瓶梅》沒有?”
答:“沒有看過。”
毛澤東說:“《水滸》是反映當時政治情況的,《金瓶梅》是反映當時經濟情況的,是《紅樓夢》的老祖宗,不可不看。”匯報之前的這個插曲,使會場的氣氛一下子活躍起來。 萬里問:“北京遠景規劃是否擺大工業?人口發展到多少?”
毛澤東說:“現在北京不擺大工業,不是永遠不擺。按自然發展規律,按經濟發展規律,北京會發展到一千萬人,上海也是一千萬人。將來世界不打仗了,和平了,會把天津、保定、北京連在一起。北京是個好地方,將來會擺許多工廠的。”
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四日,調查全部結束,這是毛澤東在建國后乃至在他的一生中所作的規模最大、時間最長、周密而又系統地經濟工作調查。
四月二十五日,毛澤東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發表了《論十大關系》的講話。這是“以蘇為鑒”,根據中國情況探索走自己的道路,是貫穿《論十大關系》的基本思想。正如鄧小平說:“這篇東西太重要了,對當前和今后都有很大的針對性和指導意義。”
由于毛澤東的率先探索,也帶動了全黨。并取得一些成果。陳云提出的著名的“三主體三補充”的方針;李富春提出了實行分級管理的計劃體制的建議;薄一波提出的有關積累與消費比例關系方面三條杠杠的意見。還有在經濟領域以外的有董必武關于法制建設的觀點,廢除舊的《六法全書》,寫出我們自己的《六法全書》等。這些,都是對如何建社社會主義,走自己的路的寶貴探索。
(四四)毛澤東談人口的控制
詩曰:人類今天上九陔,與時俱進促和諧。應能管好自身事,添口增丁算著來。
1957年2月27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上說:中國人多也好也壞,中國的好處是人多,壞處也是人多。北京現在有三百六十萬人口,將來要是有三千六百萬人口,北京市市長如何得了。你們將來當了市長怎么辦?要安排工作,安排小孩子,解決交通運輸問題,
那時逛公園也要排隊。1957年2月14日,在接見全國學聯委員時談話說:“在這里,我想提一下我國的人口問題。我國人口增加很快,每年大約要增加一千二百萬至一千五百萬,這也是一個重要的問題,近來社會上談這個問題的人多起來了。對于這個問題,似乎可以研究有計劃的生育的辦法。……并且要得到人民的完全合作。我們這個國家有這么多的人,這是世界上各國都沒有的。要提倡節育,要有計劃地生育。我看人類是最不會管理自己了。工廠生產布匹、桌椅板凳、鋼鐵有計劃,而人類對于生產人類自己就沒有計劃了,這是無政府主義,無組織無紀律。這樣下去,我看人類是要提前毀掉的。中國六億人口,增加十倍是多少?六十億,那時候就快要接近滅亡了。我今天不著重談節育問題,因為我們邵力子先生是個專門的名家,他是大學專科畢業的,比我高明。還有我們李德全部長,也很注意這個問題。關于這個問題,政府可能要設一個部門,或者設一個節育委員會,作為政府的機關。人民團體也可以組織一個。因為要解決技術問題,設一個部門,要有經費,要想辦法,要宣傳。”
(四五) 毛澤東與“美廬”
詩曰:一去泉臺數十春,匡廬留下舊時痕。“美廬”二字今猶在,地下有知應放心。
當年,毛澤東第一次上廬山來到“美廬”時,他說:“委座久違了,你走了,我來了。”當他發現工作人員正欲鑿除蔣介石在石碑上題寫的“美廬”二字時,連忙制止。不許鑿。這樣,才讓蔣介石題寫的這兩個字得以保存,直至今天。成為歷史“文物”。
(四六)毛澤東“一國兩制”解決臺灣問題的三次嘗試
詩曰:“規隨”故事出前朝,肖矩曹行不動搖,還是古人品德好,未同上輩搶功勞。
1957年,中共向臺北提出的十項和談條件為:一、臺灣統一于中華人民共和國,蔣介石出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兼臺灣自治區主席;二、臺灣在整個中國范圍,享有自主權。可設自治區,臺灣籍多人將被起用;三、國民黨軍隊保持原狀,仍由蔣介石統率,但改為解放軍的番號,蔣介石將以中央政府國防委員會副主席名義握有臺灣兵權(主席是毛澤東、朱德等是副主席);四、國民黨軍政人員如不愿留臺者,悉依其志愿,回大陸、赴美國,可自由選擇。回大陸者將安排工作,照顧家小;赴美國及其他國家者,將來如愿返鄉,隨時可以歸去,并無留難;五、目前在海外的中國人士,無論其為任何黨派,一律可回大陸,各任適當公職,聞胡適有出任北京中國科學院副院長的可能,人民代表大會及政協均將擴大組織,增加人選;六、聯合國代表團由中央人民政府派出,以宋慶齡為團長,現有的國民黨代表撤回;七、臺灣及海外現有各黨派的地位,將進一步協商解決,國民黨將與李濟琛所領導的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協商,民社黨、青年黨等則與民主同盟協商,決定是否合并或保持獨立存在:八、宗教自由,于斌主教可回大陸,但不得與外國作政治上的特殊聯系;九、學術文化自由,確認:“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十、私人財產將受保護,現有外匯也有自由運用之權。
1965年,海峽兩岸雙方默契的六項條件是:一、蔣介石偕舊部回到大陸,可以定居在浙江省以外的任何一個省區,仍任國民黨總裁。中央建議撥出江西廬山地區為蔣介石居住與辦公的湯沐邑。二、蔣經國任臺灣省長。臺灣除交出外交與軍事外,北京只堅持農業方面必須耕者有其田,其他政
策完全由臺灣省政府全權處理,以20年為期,期滿再行洽商。三、臺灣不得接受美國任何軍事與經濟援助;財政有困難,由中央照美國支援數額照撥補助。四、臺灣海、空軍并入中央控制,陸軍縮編為四個師,其中一個
師駐在廈門、金門地區,三個師駐在臺灣。五、廈門與金門合并為一個自由市,作為大陸與臺灣間的緩衡與聯絡地區。該市市長由駐軍師長兼任。此一師長由臺北征求中央同意后任命,其資格應為陸軍中將,政治上為中央所接受的。六、臺灣現任文武百官官階、待遇照舊不變,人民生活保證只可提高,不準降低。
1975年印支戰爭結束、越南北南統一、蔣介石去世,更增加了我國領導人對祖國統一的緊迫感。中國領導人在談到臺灣解放后的政策時,曾提出三項原則:一、臺灣人民一定會當家作主;二、臺灣的生活水平不會降低,反而會提高;三、臺灣會經過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向社會主義過渡。
(四七)毛澤東對李宗仁的“投石問路”
詩曰:海外歸來感慨多,幾番較量幾番和。丹青投問回歸路,共唱炎黃盛世歌。
1958年,程思遠的女兒林黛正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讀書。她回香港探親時,向程思遠提起李宗仁在美國的生活情況時說:“李先生在美國住不習慣,總想回國。”不久,程思遠又接到李宗仁的來信,說他保存著一批文物,希望能獻給祖國,并吐露了自己葉落歸根的心愿。
1959年10月,程思遠來到北京。11月初,程思遠回到香港,寫信將此行經過告訴了李宗仁。當李宗仁得知周恩來對他將藏畫獻給祖國的想法很贊賞時,便托人把自己在紐約的藏畫運送到了香港。
李宗仁在給程思遠的信中說,這些文物,是他花了11萬多美元購買的。
文物運到香港后,程思遠立即報告了周恩來。周恩來馬上安排有關部門派人去香港,將這批文物運到北京。故宮的專家鑒定后,卻發現這批字畫大部分是贗品。按當時的行情計算,最多值3000美元。這與李宗仁說的
11萬多美元,相差太懸殊了。周恩來獲知情況后也很意外。他反復考慮,決定給李宗仁3萬美元,并將此事報告了毛澤東。毛澤東聽后哈哈大笑起來,慷慨地說:“恩來呀,我們的統戰工作要講策略。他說11萬多,就給他12萬!這叫‘投石問路’嘛!”
于是,毛澤東讓財政部部長李先念,從國庫中提出12萬美元現金。
周恩來將這一消息告訴了程思遠,同時說明:“李先生的藏畫,有些是真的,有些是贗品。但政府體念李先生的愛國熱忱,將送他一筆赴歐洲的旅費,以壯行色。”周恩來讓劉仲容設法將12萬美元現鈔交到李宗仁手中,不要經過銀行,也不要經過外人。李宗仁得知消息后,十分高興,連聲稱贊:“共產黨不簡單,是識貨的。”
1965年7月18日,李宗仁先生和夫人郭德潔在程思遠先生陪同下,排除險阻,遠渡重洋,從美國到瑞士,轉道秘密回國,受到我黨政領導人和各界人士的熱情歡迎。
毛澤東于7月26日上午在中南海住所親切會見了李宗仁先生和他的夫人。據程思遠回憶,兩位當年幾度較量、幾度言和的老人,緊緊握手。毛澤東說:“你們回來了,很好,歡迎你們。”大家非常隨和地坐定以后,毛澤東以濃重的湖南鄉音幽默地笑著對李先生說:“哧!哧!清鄰先生,你這一次歸國,是誤上‘賊船’了。臺灣當局口口聲聲叫我們做‘匪’,還叫大陸為‘匪區’,你不是誤上‘賊船’是什么呢?!”李宗仁笑了,隨行的程思遠先生替他答道:“我們搭上的這一條船,已登彼岸。”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彭真接著說:“是的,登了彼岸。”說著說著,大家哈哈大笑。
1949年初,國共談判時,毛澤東為新華社連續寫了六篇評論。《毛澤東選集》收入了五篇,在《評戰犯求和》的題解中說:“這是毛澤東為新華社寫的揭露國民黨利用和平談判來保存反革命實力的一系列評論的第一篇。其他的評論是:《四分五裂的反動派為什么還要“空喊和平”》、《國民
黨反動派由“呼吁和平”變為呼吁戰爭》、《評國民黨對戰爭責任問題的幾個答案》、《南京政府向何處?》等。”這個“等”字就是至今還鮮為人知的被稱為新聞名篇的《蔣介石李宗仁優劣論》。在當年的這篇評論中,最后一句話是“他的腳踏在兩條船上,這就是他和蔣介石不同的地方”。不知毛澤東還記得那篇評論,是有意的,還是與此無關,屬無意的巧合?反正兩者是吻合起來了,似乎毛澤東當年的判斷靈驗了。
(四八)毛澤東親手扶犁犁田
詩曰:背負青天面向泥,寒來暑往夕陽西。莫道耕田農家事,豐澤園中人掌犁。
1958年1月初,毛澤東來到浙江省農業科學院研究所,所長樓宇光向他回報了農藝、土壤肥料、植物保護、畜牧等方面的情況。并就農具改造中的雙輪雙鏵犁改造后的使用情況請毛澤東現場看看。毛澤東來到農科所大樓前的試驗田邊,問工人張有根:“你會耕地嗎?”這一句寒暄使心情緊張的張有根放松下來。
“好哇,你就耕吧!”毛澤東說完,就看著張有根牽動牛繩,讓兩頭耕牛拉著雙輪雙鏵犁筆直地前行。有時,他彎下腰,察看著翻過的深灰色土坷垃。
犁到地邊,毛澤東問張有根:“用雙輪雙鏵犁比用舊式木犁省勁吧?”
張有根說:“省力。比起舊式木犁來,還容易操縱。”
“我行嗎?”毛澤東轉臉問大家。莊稼人出身的他今天想試試身手了。大家都說行。張有根立即調過雙輪雙鏵犁的頭,把犁重新插入土中。
“你行嗎?”走向犁邊的毛澤東看見拿著書剛走過來的樓宇光又問了一句。
樓宇光沒說什么,臉卻紅了,他不會犁地,也沒耕過田。毛澤東似乎也不在意樓宇光怎么回答。他走過去,扶住了犁把。于是,冬日的陽光便照著田里這位犁田的共和國的主席。
(四九)毛澤東“欽點”李銳為兼職秘書
詩曰:兼職秘書僅一年,“御前”會上獲頭銜。雖然不是終身制,總算今生有本錢。
1958年1月中旬,毛澤東在南寧召開專門研究三峽問題的會議。參加會議的除各大區、中南各省的負責人和中央各部主要負責人外,還有劉少奇、周恩來、朱德、彭真、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陳伯達、胡喬木、吳冷西、田家英。按毛澤東的內心想法,是希望三峽工程盡快實施。可水利部和長江水利委員會負責人林一山和主管水電部工作的李銳持有不同意見。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專門請他二人參加會議。
會議一開始,毛澤東便開門見山,要林一山,李銳開腔并問林一山;
“你要講多長時間?”
林一山說要兩個小時。
又問李銳:“你要講多長時間?”李銳任湖南省委宣傳部長時,曾撰寫過《毛澤東早期革命活動》一書。
李銳說半小時。
兩人客氣地推讓一番,先是林一山發言;然后李銳發言。爭論雙方都把自己的理由陳述完了,該毛澤東表態了。毛澤東卻又說出這么一句話來:“講了還不算數,你們兩人各寫一篇文章,不怕長,三天交卷,第三天晚上,我們再來開三峽的會。”看起來,毛澤東還沒拿定主意。上與不上的兩種意見還要經過第二個回合的較量。
第三天林一山揚揚灑灑2萬多字成文。題目《關于長江流域規劃的初步意見》:李銳的文章8千字,題為《大力發展水電以保證電力工業十五年趕上英國和修建三峽水電站的問題》。兩人的文章付印后,迅速地發至與人。
第三天晚上,會議室里又坐滿了人。毛澤東宣布的結果是,三峽問題并沒有最后決定要修建。有意思的是,毛澤東贊賞李銳的文章寫得好,意思清楚,內容具體,論點服人。并指著李銳說:“我們要有這樣的秀才”。
會后周小舟對李銳說:”你中了狀元了。”
不過,狀元也好,秀才也好,毛澤東指著李銳說:“你當我的秘書,需要這樣的秀才。”李銳忙道,當不了,水電業務忙得很。毛澤東說:“是兼職的嘛。”于是李銳就當了毛澤東的一年多的兼職秘書,59年廬山會議后卻坐了冷板凳。
(五十 )三面紅旗是怎樣提出來的?
詩曰:激情歲月激情人,三面紅旗應勢生。可記當年跟著走,如今何必充孔明。
一九五八年,黨中央提出了“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這條總路線提出的過程是這樣的: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五日,周恩來和薄一波提出了“多”、“快”、“好”三字,毛澤東完全同意,便接過去提出“要快,要好,要多”。李富春后來又補充了一個“省”字。隨后,在中華全國總工會發出的一個文件中,出現了“快、多、好、省”的提法。一九五六年《人民日報》元旦社論《為全面地提早完成和超額完成五年計劃而奮斗》中,將文字作了調整,以“多、快、好、省”的次序發表出來。于是,三面紅旗中的第一面紅旗總路線就這樣在人們面前展現出來了。
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報》發表了《發動全民,討論四十條綱要,掀起農業生產的新高潮》的社論。這篇社論第一次使用了“大躍進”一詞。毛澤東非常欣賞,他說:“這是個偉大的發明,這個口號剝奪了反冒進的口號。”他在對社論的批語中寫道:“建議把一號博士頭銜贈給發明‘躍進’這個偉大口號的那一位(或者幾位)科學家。”
為了適應農村大規模的農田水利建設。1958年3月的成都會議上,毛澤東提出了小社并大社的問題。7月1日,《紅旗》雜志第3 期發表了陳伯達的文章《全新的社會,全新的人》,文章在介紹一個合作社辦工業的情況后說:“把一個合作社變成為一個既有農業合作又有工業合作的基層組織單位,實際上是農業和工業相結合的人民公社。”嗣后,一些地方出現了并大社轉為辦公社的熱潮。8月9日。毛澤東視察山東,“當譚啟龍匯報說歷城縣北園鄉準備辦大農場時,毛主席說,還是辦人民公社好,它的好處是,可以把工、農、商、學、兵合在一起,便于領導。”毛澤東的講話于8月13 日見報,“人民公社好”傳遍全國,各地開始辦人民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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