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一)毛澤東調“五馬進京”

　　詩曰：“五馬進京”氣勢豪，滿懷躊躇任肩挑。是騾非馬有人在，分道揚鑣怨路遙。

　　一九五二年，人民共和國已經走過了三年的光輝歷程。在中國的大地上，灑滿了春天的陽光，沒有黃、賭、毒，沒有黑社會，到處充滿了生機和希望，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鎮壓反革命三大運動取得偉大勝利，“三反”、“五反”運動業已結束。更為可喜和難得的是：在以巨大財力支持抗美援朝戰爭的極為艱難的情況下，提前完成恢復國民經濟的任務，工農業主要產品的產量，超過建國前最高水平，工農業總產量比建國前最高水平的一九三六年增長百分之二十。從一九五三年起，全國范圍的大規模經濟建設就要開始了。

　　為了適應大規模經濟建設的需要，毛澤東調兵遣將，決定將各中央局和大區行政委員會的主要領導同志及一批工作人員調到北京，并調整、增設中央和國家機關的部分機構，以便加強中央的集中統一領導。一九五二年8月，鄧小平由西南局來京擔任政務院副總理，高崗、饒漱石、鄧子恢、習仲勛也陸續從東北局、華東局、中南局、西北局來京擔任黨和國家機關的領導職務。

　　毛澤東在任用干部上，歷來主張搞“五湖四海”，既量才使用，又考慮到歷史形成的各個方面的因素。高崗來京之前已擔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這時又安排他兼任國家計劃委員會主席(副主席是鄧子恢，委員有陳云、鄧小平、彭德懷、林彪、饒漱石、彭真、薄一波等十幾人)，安排饒漱石擔任中央組織部部長。應當說當時高崗是很受器重的，權力、地位甚為顯赫，故一時有“五馬進京，一馬黨先”之說。這就為大規模的經濟建設從組織上做了準備。

　　(三二)毛澤東命令成立“石油師”

　　詩曰：地下石油地上流，八千子弟戰春秋。騰空銀燕艦昂首，誰說中華

　　沒有油。

　　新中國成立后，一切從頭開始，經濟建設更需要石油，國防建設需要石油。然而，帝國主義對中國實行了全面的經濟封鎖，意圖將新中國扼殺在搖籃之中。為了發展自己的石油工業， 毛澤東先謀后事，謀而后行，于1952年2月，親自簽發命令，將中國人民解放軍19軍57師成建制改編為石油工程第一師。該師原是由漢中軍分區和解放軍第19軍第57師合并，師長張復振和政委張文彬兼漢中軍分區司令員和政委。于是，1952年8月1日，57師在漢中北校場舉行隆重的“石油師”命名典禮和誓師大會。

　　在戰爭歲月，拿慣了槍的軍人，讓他們一下子放下手中的槍轉業到地方，除了心理上不適應，最大的問題是他們文化程度低，沒法從事石油行業的工作。為了重新培養訓練好這支革命的隊伍。師領導將下屬的三個團作了明確分工：一團去延安棗園學鉆井、二團赴玉門學習基建工程、三團在漢中就地訓練汽車駕駛。由此，一場向文化進軍、向科技進軍的大運動，在軍人中進行得如火如荼。半年過后，“石油師”官兵全部奔赴石油戰線，成為當時石油工業的生力軍。當時全國所有石油工人加在一起不到1萬人，“石油師”為石油戰線增加了8000名鋼鐵戰士。他們戰嚴寒，冒風霜，不辭勞苦轉戰玉門、克拉瑪依、大慶、勝利、大港、遼河、任丘等地，為祖國找油。玉門是他們“沙場初點兵”的第一個主戰場，也是他們練兵的地方。

　　養兵千日，用兵一時。1960年，大慶油田會戰打響了。4月29日，大慶石油會戰誓師大會在薩爾圖草原上召開，一場千軍萬馬戰大慶的艱難創業歷史，從這一天開始譜寫。大慶的會戰成功，使中國甩掉了貧油帽子，中國的石油產量很快超過了億噸。成為國際上產油大國。為新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在那激情地歲月里，石油師8000子弟，用自己鋼鐵般的意志支撐起了中國石油工業的建設和發展，并造就了一支能打勝仗、敢打惡仗，無堅不摧的鋼鐵般的石油隊伍。其中成為部長級的5人，司局級的20多人，以及大批王進喜鐵人式的中堅骨干，分布在全國石油戰線。為新中國的石油建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三三)毛澤東與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改造

　　詩曰：輪回反復似邪門，誰料冥冥真有神。資本當初曾“贖買”，如今“買斷”是工人。

　　一九五二年九月二十四，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上指出：資本主義工商業正通過公私合營、加工訂貨、工人監督、資本公開等發生了性質上的變化，變成新式的資本主義。同年十月二十日劉少奇提出“勸告資本家把工廠獻給國家。”而周恩來提出“經過各種國家資本主義的方式，達到階級消滅”。

　　一九五三年春，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李維漢帶領調查組，先后到武漢、南京、上海等地進行調查，并寫出《資本主義工業中的公私關系問題》的調查報告，于五月二十七日報送毛澤東，明確提出把國家資本主義作為改造資本主義工商業的主要形勢。調查報告得到毛澤東的肯定，并親自打電話給李維漢，說要提交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李維漢十分高興，調查組的同志們也都很興奮。這個調查報告之所以受到高度重視，因為它非常適時地對毛澤東正在尋求解決的一個重大問題提供了恰當的答案，同毛澤東的思路不謀而合，這個思路就是采取漸進的方式，通過許多中間環節，一步一步地把資本主義經濟轉變為社會主義經濟。具體地說就是通過公私合營——贖買政策——變為社會主義經濟

　　可這時的高崗卻對李維漢說：“你讀過斯大林的《兩條路線》嗎?你知道布哈林和平長入社會主義嗎?”斯大林的《兩條路線》一書(中文本)收入了斯大林批判布哈林關于“和平長入社會主義”的文章。當時高崗身居高位，從他口中說出這樣的話，該有多重的分量。李維漢有些緊張，對有關同志說：“不要太高興，不是都同意的。”他親自到高崗家里，想問個究竟。高崗卻推說這不是他的意見，是張聞天的意見。李維漢又找到張聞天。張聞天只是向他介紹了布哈林的觀點，而在政治局討論時是積極支持國家資本主義方針的。毛澤東抓住國家資本主義這個環節，對它進行深入研究，并從理論上加以概括，指出：“中國現在的資本主義經濟，其絕大部分是在人民政府管理之下的，用各種形式和國營社會主義經濟聯系著的，并受工人監督的資

　　本主義經濟。這種資本主義經濟已經不是普通的資本主義經濟，而是一種特殊的資本主義經濟，即新式的國家資本主義經濟。”毛澤東說：“實行國家資本主義，不但要根據需要和可能(《共同綱領》)，而且要出于資本家自愿，因為這是合作的事業，既是合作就不能強迫，這和對地主不同。”

　　一九五六年一月，北京工商業者首先發起實行全行業公私合營，一月十五日下午，北京各界二十多萬人在天安門廣場集會，冒著凜冽的寒風，熱烈慶祝實現全市工商業全行業公私合營和農業、手工業合作化。北京市市長彭真在會上宣布：“我們的首都已經進入了社會主義社會。”

　　一九五六年三月四日，毛澤東在聽取了手工業管理局負責人匯報時，聽說修理和服務行業集中生產，撤點過多，群眾不滿意，說：“這就糟糕!提醒你們，手工業中許多好東西，不要搞掉了。王麻子、張小泉的剪刀一萬年也不要搞掉。我們民族好的東西，搞掉了的，一定要來一個恢復，而且要搞得更好一些。”當聽說北京東來順的涮羊肉已失去原有特色時，他說：“社會主義的羊肉應該比‘資本主義’的羊肉更好吃。”談到對集中過多怎么辦時，他說：“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社會主義革命的目的是解放生產力，社會主義革命的方法是和平的方法——這是毛澤東對中國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的最基本的結論。

　　一九七九年6月15日，鄧小平說：“我國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的勝利完成，是我國和世界社會主義歷史上最光輝的勝利之一。這個勝利的取得，是由于中國共產黨領導全體工人階級執行了毛澤東同志根據我國情況制定的馬克思主義政策，同時，資本家階級中的進步分子和大多數人在接受改造方面也起了有益的配合作用。”

　　(三四)毛澤東式的調研

　　詩曰：高山仰止見奇雄，一路行程一路風。莫道調查研究事，磨刀不誤砍柴功。

　　1952年10月，毛澤東第一次視察外地;1953年2月，又第二次到外地視察。他的專列沿著京漢鐵路，展開“毛澤東式”的調查研究。

　　所謂“毛澤東式”調研?早在國內第一次、第二次革命戰爭時期，毛澤東即以比較深入獨樹一幟的調研之風聞名全黨，1926年所著《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1933年《長岡鄉調查》，都體現了毛澤東在極為困難的條件下，深入下去，解剖“麻雀”，點面結合，尋找規律和解決問題辦法的突出亮點。新中國成立后，我黨成為執政黨，毛澤東成為備受擁戴的開國領袖，再不可能像過去那樣有時間深入一地數日甚至數十日調研，但毛澤東仍然保持了戰爭時期深入調研的精神和精髓。

　　1953年2月15日，癸巳正月初二深夜12點，毛澤東專列馳出北京，次日凌晨，專列在保定站請上河北省委分管農業的副書記馬國瑞，馬國瑞一上車就向毛澤東全面匯報了河北省農業合作情況。毛澤東手執紅藍鉛筆，在記錄本上記著要點。交談兩個多小時，車到邢臺站，馬國瑞下車，邢臺縣委第二書記、縣長張玉美應召上車。他上車后望著毛主席出神，羅瑞卿便說：‘玉美，這就是主席。’

　　張玉美緊張地答道：“見過。”

　　“在什么地方見過我呀?”毛主席驚奇地問。

　　“見過你的相片。”一句話把主席和在座的同志全逗樂了。毛澤東見他心情緊張，便與他拉起家常，問他是什么地方人、多大歲數、讀過幾年書，他都一一作了回答。接著，毛澤東轉過身又問：“家里幾口人? ”

　　“35萬。”張玉美心里緊張，說慣了心里記的邢臺縣人口數。毛澤東高興地點點頭說：

　　“好，你這個書記心里記著全縣人民哩!”

　　毛澤東一鼓勵，張玉美的心情漸漸平靜下來。隨后認真回答了毛澤東提出的第一個問題，全縣“三反”、“五反”情況。第二個問題，毛澤東用

　　商量的口氣：“把你們縣互助合作的情況，給我詳細談談好嗎?”張玉美從深入基層、調查研究、抓點帶面等六個方面作了匯報。一直談話到中午1點，毛澤東邀請張玉美共進午餐。下午又談邢臺婦女工作，列車到達鄭州站，張玉美下車，河南省委第一書記潘復生上車。京漢沿線隨后登上毛澤東專列交談問題的，還有時任許昌地委書記的紀登奎、信陽地委書記王黎之。他們每人向毛澤東單獨匯報時間數小時不等，均不許照著材料匯報，自然要將當地一切情況爛熟在心，才能回答毛澤東的隨機提問。當毛澤東問紀登奎“你知不知道文香蘭啊?”

　　文香蘭是許昌地區魯山縣一位農業合作社女社長典型，共青團員。1952年響應愛國豐產的號召，帶頭耕種3畝試驗田，向上級報試驗田小麥畝產量676斤。適逢《人民日報》一記者下鄉搞調查，計算其試驗田畝產量虛報，向當地政府反映。但當年文香蘭仍以試驗田高產，被評為河南省勞動模范

　　許昌地委書記紀登奎當即向毛澤東匯報：文香蘭虛報之事被披露后。村童新編兒歌：“文香蘭，假模范，騙人牛(獎勵的牛)來騙人錢。”村民像躲瘟神似的躲著她，社員們紛紛要求退社，連文香蘭的公公和大哥也退了社。這時賀塘鄉黨支部書記李瑞堂伸出手來，和另兩位干部年前把他們一個月的工資一起借給文香蘭農業合作社，幫助她們渡過難關。文香蘭在村民大會上多次檢討錯誤，村民都說，“文香蘭還是一個年輕人，知錯改錯就好。”文香蘭又帶領社員們干起來。聽了紀登奎及時了解的情況匯報，毛澤東笑著說：“哪里跌倒了，哪里爬起來，好。”

　　從毛澤東深入了解一個農業社社長之事，可見其調查研究的細致、真切，對翻身農民和青年的關心愛護，并且注重了以京漢沿線不同的地縣為“點”，不斷深入，從中尋找和驗證開展農業合作化是否可行的一般規律。

　　到達漢口后，毛澤東視察調研武漢民情三天，2月19日乘長江艦從漢

　　口前往南京。沿途亦上岸或請各地領導人上艦了解情況，相繼召開了不同類型的調研座談會，特別注重聽取基層農民出身的各級干部聲音。1953年2月22日，毛澤東在南京下榻的司徒雷登故寓，曾召開過一次小型座談會。會議始由時任南京市副市長的柯慶施(劉伯承時為南京市委書記兼市長)介紹江蘇工作情況，毛澤東不時插話，關切地詢問華東和江蘇一些具體情況，曾過細詢問農民出身的泰興縣委書記沙克該縣的人口、土質等;沙克談到泰興重視養豬，并用當地方言說“種田不養豬，秀才不讀書，養豬不賺錢，回頭看看田。”詼諧押韻，舉座大笑。毛澤東聽不懂泰興方言，時任南京市委副書記的江渭清趕忙用普通話解說一遍，意思是養豬很重要，豬多肥多，莊稼長得好。毛澤東點頭大笑。“養豬、農家肥”從此引發了毛澤東的思考，后來在黨內干部會上，多次講養豬、積肥與農業的關系。

　　注意各地具體情況，發現其中值得推廣的經驗，這是毛澤東深入調研的法寶之一。隨行中，高度關注普通老百姓，特別是農民的實際生活狀況，也是建國初期毛澤東調研之風的特色和亮點。

　　1952年10月，毛澤東視察山東濟南、曲阜等地后，10月29日深夜，專列停在河南蘭封(今蘭考)支線上。次日清晨6時，隨行干部還在熟睡，毛澤東已撇開河南省黨政大員，獨自暗訪了支線旁一個小山村許貢莊。等領導干部趕去時，只見毛澤東正在一個打糧場和一位中年農民談話，問收成、負擔等等情況，隨即又進入許貢莊農民孟憲德家里。這家只有老兩口，老漢趕早集去了。毛澤東問農婦，吃的什么，夠不夠?床上被子厚薄?正談時，趕集老漢回來了，又問了一些具體生產情況。恰逢一位小學生上學路過，看到毛澤東走出農院，脫口喊出：“毛主席!毛主席!”兩位老農才夢幻般地瞪大雙眼，一時間感動得不知所措。毛澤東握握他們的手，才回專列用早餐。

　　隨后10月31日，毛澤東視察人民勝利渠。人民勝利渠是新中國成立

　　后在黃河下游興建的第一個大型引黃水利工程。總干渠與京廣鐵路平行，流經武陟、獲嘉、原陽、新鄉等縣，至新鄉市郊匯入衛河，全長52.7公里。那天在人民勝利渠入衛口，出現一個小插曲。毛澤東當年出外是不設崗不封路的，小車準備離開前行時，正碰上牧野村農民尚景富(事后調查核實的人名)趕著一群羊迎面走來，一見小車，牧民準備趕羊群下堤讓車。毛澤東一見，趕忙步出小車，問：“老鄉，怎么不走了?”尚景富答：“不忙，等你們過去我再走。”毛澤東看了看羊群，微笑著問：“你的羊怎么都是花的?”尚景富解釋說：“俺村北邊新建了一所大學，占了村上的地，俺是用賠地的錢買的羊。我原來不是放羊的，這群羊是三家混到一塊放，怕分不清，染上顏色做個記號。”毛澤東關切地問：“地是怎么占的?那些干部壓迫人沒有?”尚景富搖搖頭，把通過協商妥善解決土地的事說了一遍。毛澤東欣慰地點了頭。那時解放不久，毛主席的像雖然大多數農民見過，但誰也不知道毛主席的身高和長相，一般農民也想不到國家主席會到路邊跟自己說話，還讓“官車”給自己和羊群讓道，這才出現了開國領袖路邊隨機調研農民既生動又深刻的一幕。

　　1958年秋天的一個下午，毛澤東的專列停在湖北孝感站外，毛澤東要對中央向湖北提出年產600億斤糧食摸個底，邀請當地的干部和農民代表上車座談。農民代表晏桃香是個農村小姑娘，正鬧感冒打噴嚏，人家怕他傳染給毛澤東，不讓她進來。毛澤東知道后即說：“怕什么，少奇肝炎多年也沒有傳染給我。進來，小姑娘，請坐。”

　　晏桃香剛坐下，不料打了一個大噴嚏，噴得毛澤東滿臉唾沫星子，在座的人都緊張起來，小姑娘也臉有懼色。毛澤東趕忙笑說：“不要緊，我是60多歲的老頭子，不怕死，人家說身經百戰，我也是身經百戰不死，你的一個噴嚏打得死我嗎?你比比美帝國主義厲害?比日本侵略者歷害呀?比蔣委員長歷害嗎?”毛澤東這樣一說，氣氛緩和了。

　　毛澤東又問小姑娘：“你為什么感冒?”

　　晏桃香說：“報告主席……”

　　毛澤東立即打斷說：“不要報告，大家平起平坐，隨便談心。”

　　晏桃香說：“昨晚我通宵開夜車鋤棉埂，天亮才通知我開座談會。一直打噴嚏，未來之前我先吃了藥了。”

　　毛澤東又問：“你們開夜車點燈嗎?”

　　晏桃香答：“300瓦電燈，20盞汽燈”

　　“你贊成開夜車嗎”毛澤東問。

　　“說實話不贊成，但上面要我們開夜車，我是婦聯主任，不能不開。我認為開夜車劃不來，花錢很多，費力很大，第二天還打不起精神，大家都不愿意。”宴桃香回答說。

　　毛澤東又問：“你認為你所在的生產隊糧食產量能達到指標么?”

　　晏桃香回答得很大膽：“差十萬八千里。”

　　毛澤東又問：“那么你想如何辦呢?”

　　晏桃香很懇切切地說：“希望上面實事求是。”晏桃香說這話很不簡單，在座的有人鼓了掌。有人也匯報說，事實上老百姓有的已經開始餓飯了。毛澤東聽著聽著便流下淚來，但他沒有擦臉，并且說：“不要同不讓她進來的人講打噴嚏的事。對‘皇帝’臉上打噴嚏，那還了得呵!我毛澤東是久經考驗的人嘛。”

　　半個多世紀過去了，毛澤東時時關注民情，點面結合深入調研之作風，

　　至今仍令人如春風拂面，回味深深。

　　(三五)毛澤東給農民讓路

　　詩曰：崗哨如林斷東西，北南封路警車馳。不知此事從何起，起自與時俱進時。

　　1952年10月，毛澤東視察山東濟南、曲阜等地后，10月29日深夜，專

　　列停在河南蘭封(今蘭考)支線上。次日清晨6時，隨行干部還在熟睡，毛澤東已撇開河南省黨政大員，獨自暗訪了支線旁一個小山村許貢莊。等領導干部趕去時，只見毛澤東正在一個打糧場和一位中年農民談話，問收成、負擔等等情況，隨即又進入許貢莊農民孟憲德家里。這家只有老兩口，老漢趕早集去了。毛澤東問農婦，吃的什么，夠不夠?床上被子厚薄?正談時，趕集老漢回來了，又問了一些具體生產情況。恰逢一位小學生上學路過，看到毛澤東走出農院，脫口喊出：“毛主席!毛主席!”兩位老農才夢幻般地瞪大雙眼，一時間感動得不知所措。毛澤東握握他們的手，才回專列用早餐。

　　隨后，10月31日，毛澤東視察人民勝利渠。人民勝利渠是新中國成立后在黃河下游興建的第一個大型引黃水利工程?？偢汕c京廣鐵路平行，流經武陟、獲嘉、原陽、新鄉等縣，至新鄉市郊匯入衛河，全長52.7公里。那天在人民勝利渠入衛口，出現一個小插曲。毛澤東當年出外是不設崗不封路的，小車準備離開前行時，正碰上牧野村農民尚景富(事后調查核實的人名)趕著一群羊迎面走來，一見小車，牧民準備趕羊群下堤讓車。毛澤東一見，趕忙步出小車，問：“老鄉，怎么不走了?”尚景富答：“不忙，等你們過去我再走。”毛澤東看了看羊群，微笑著問：“你的羊怎么都是花的?”尚景富解釋說：“俺村北邊新建了一所大學，占了村上的地，俺是用賠地的錢買的羊。我原來不是放羊的，這群羊是三家混到一塊放，怕分不清，染上顏色做個記號。”毛澤東關切地問：“地是怎么占的?那些干部壓迫人沒有?”尚景富搖搖頭，把通過協商妥善解決土地的事說了一遍。毛澤東欣慰地點了頭。那時解放不久，毛主席的像雖然大多數農民見過，但誰也不知道毛主席的身高和長相，一般農民也想不到國家主席會到路邊跟自己說話，還讓“官車”給自己和羊群讓道，這才出現了開國領袖路邊隨機調研農民既生動又深刻的一幕。

　　半個多世紀過去了，毛澤東時時關注民情，點面結合深入調研之作風，至今仍令人如春風拂面，回味深深。

　　(三六)毛澤東論“大仁政”與“小仁政”

　　詩曰：白手起家創業艱，誰輕誰重誰當先。難棋一著誰能走?自有高人帶笑看。

　　一九五三年，中國的經濟發展揭開了新的一頁，開始執行(1953——1957年)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一個五年計劃。這一計劃的實施，為我國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奠定了基礎。

　　要把一個經濟落后的農業國逐步建設成為工業國，從何起步?有人認為中國經過22年的戰爭，經濟亟待恢復，人心思定，不能再打仗了，人民生活亟待改善，應多搞些輕工業。有的甚至提出，工商業者可專搞輕工業，國家則專搞重工業，這樣分工合作，于國于民兩利。這兩種議論，一時呼聲甚高。當然，多搞些輕工業，投資省、見效快，又能改善人民的物質生活條件，為國家多積累資金。但沒有機器制造業，發展輕工業的裝備從哪來?沒有鋼鐵等基礎工業，機械制造的原材料從哪來?沒有能源和交通運輸，整個經濟又怎么運轉?仰賴進口辦不到。一是我們沒有錢;二是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對我們實行禁運和封鎖。特別是當時美帝國主義和我們處于軍事對峙狀態，我們極需建立強大的軍事工業以增強國防力量。所以，必須從發展原材料、能源、機械制造等重工業入手。

　　一九五三年九月，毛澤東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24次會議上，把這種思想稱為“小仁政”。他說：“所謂仁政有兩種：一種是為人民的當前利益，另一種是為人民的長遠利益，例如抗美援朝，建設重工業。前一種是小仁政，后一種是大仁政。兩種必須兼顧，不兼顧是錯誤的。那末重點放在什么地方呢?重點放在大仁政上?，F在，我們施仁政的重點應當放在建設重工業上。要建設，就要資金。所以，人民的生活雖然要改善，但一時又不能改善很多。就是說，人民生活不可不改善，不可多改善;不可不照顧，不可多照顧。照顧小仁政，妨礙大仁政，這是施仁政的偏向。”

　　一九五四年六月，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30次會議上毛澤東就發展重工業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時又形象地說：“現在我們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壺，能種糧食，還能磨成面粉，還能造紙。但是，一輛汽車、一架飛機、一輛坦克、一輛拖拉機都不能造。”試想，不優先發展重工業，怎么能改變這種落后的經濟狀況，怎么能使我國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呢?”

　　隨著經濟的發展，人民生活的改善和擴大出口貿易的需要，毛澤東在《論十大關系》中指出：“重工業是我建設的重點，必須優先發展生產資料的生產，這是已經定了的，但是決不可以因此忽視生活資料尤其實 是糧食的生產。”他還說：如果你們再不重視農業和輕工業的發展，我就要把“重輕農”的次序改為“農輕重”!

　　由于執行了優先發展重工業，適當地安排了農業、輕工業和其他事業的發展，使“一五”計劃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一九五七年總產值達1606億元，比計劃前的一九五二年增長70.9%。其中農業產值537億元，增長24.8%，所占比重下降為33.4%;工業總產值704億元，增長一倍多。所占比重上升到43.8;初步改變了我國經濟以農為主的局面。

　　“新中國成立之初，我國工業總產值140億元，工業產品中鋼15.8萬噸，原油12萬噸，原煤3200萬噸，發電量43億千瓦時，水泥66萬噸。與世界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相比，中國工業要落后100余年!”五年內，鋼產量達到535萬噸，比一九五二年增長三倍;原煤產量達到1.31億噸，增長98.5%;發電量達到193億度，增長1.64倍;原油產量達到146萬噸，增長2.3倍;水泥產量達到686萬噸，增長1.4倍;化肥產量達到15.1萬噸，增長3.9倍;農藥產量達到6.5萬噸，增長31.5倍;金屬切削機床達到2.8萬臺，增長1.1倍;鐵路機車達到167臺，增長7.4倍。糧食總產量達到3901億斤，棉花總產量達到164萬噸，分別比一九五二年增長19%和26%，都創歷史最高水平。”一五”計劃執行結果，為國家的工業化奠定了初步基礎。

　　美國耶魯大學教授莫里斯•邁斯納所著《鄧小平時代：1978-1994，對中國社會主義命運的考察》一書第八章“毛澤東時代的經濟遺產以及毛澤東身后改革家們”的第一部分。(三)旁觀毛澤東時代》文中所指出的：

　　“其實毛澤東的那個時代遠非是現在普遍傳聞中所謂的經濟停滯時

　　代，而是世界歷史上最偉大的現代化時代之一，與德國、日本和俄國等幾個現代工業舞臺上主要后起之秀的工業化過程中最劇烈時期相比毫不遜色。 對于毛澤東時代取得的物質成就閉口不談，也許是對早些年從北京傳播出的言過其實(而且經常賦予虛假成分)的宣傳的一種自然反應，然而這些宣傳卻常常被外國的評論家們所重復，許多外國人一度曾熱切地相信，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取得了最大的經濟成就，現在卻傾向于對它作出最糟的評價，似乎以此來彌補他們早先的輕信。這種傾向與現時中國和西方國家的政治方向是一致的，目前無論在中國還是西方國家，人們都普遍對市場的魔力贊不絕口，而對中央規劃的效能持很大的懷疑態度。

　　當前的中國領導人更關注于他們迫在眉睫的經濟問題和成就，而不是過去毛澤東時代的成就，這一點是可以理解的，而西方學者們未能提出一個更全面些的總的設計，這一點就有些不好理解了。他們的遺漏促成了一種普遍的印象，即：毛澤東的時代是一個經濟停滯的時代?，F在慣常的說法是把毛澤東描繪成一個在貧困的條件下徒勞地尋找一個社會主義精神烏托邦，使發展服從于意識形態純潔之需要的人。

　　然而，如果不去正確地評價毛澤東時代把中國從世界上最落后的農業國家之一變成到20世紀70年代中期為止世界第六大工業強國的過程中取得的驚人成就，就不可能理解毛澤東時代遺留給鄧小平時代的經濟問題。實際上，毛澤東發展策略的主要問題和不足中的大部分都是高速工業化的副產品，如果不正確評價這個基本的經濟事實，就無法理解在毛澤東之后時期占支配地位的改革。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經濟史以一個小小的工業生產基地為發端，這個工業生產基地甚至比比利時的還要小一些，當時，中國工業的人均產量不及比利時的工業產量的1/15。然而，是在物質資源最貧乏的基礎上，在充滿敵意的國際環境中和極少外援的情況下，中國在1/4世紀的時間內把自己變成了一個主要的工業大國。

　　在毛澤東當政期間，全國工業總產值增長了30多倍(如果從1952年算起則增長了12倍)，其中重工業總產值增長了90倍(1949年以前中國重工業特別匱乏)。從1952年(當時工業生產恢復到了戰前最高水平)到毛澤東時代結束為止，盡管“大躍進”造成了工業生產的混亂，工業產量仍在以平均每年11.2%的速度增長。1953年至1957年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增長的百分比最大，當時工業增長率達平均每年18%，把中國的工業生產力翻了一番還不止。其后一些年里增長的速度盡管不穩定，但仍然很快。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盡管造成了很大的破壞，但工業生產仍繼續在以平均每年超過10%的速度增長。

　　在這個令人驚異的高速工業化過程中有幾個關鍵部門的數據或許值得一提。從1952年至毛澤東時代結束期間，鋼鐵產量從140萬噸增長到了3180萬噸，煤炭產量從6600萬噸增長到了61700萬噸，水泥產量從300萬噸增長到了6500萬噸，木材產量從1100萬噸增長到了5100萬噸，電力從70億千瓦/小時增長到了2560千瓦/小時，原油產量從根本的空白變成了10400萬噸，化肥產量從3.9萬噸上升到了869.3萬噸。到20世紀70年代中期，中國還在生產大量的噴氣式飛機、重型拖拉機、鐵路機車和現代海船。中華人民共和國還成了一個主要的核強國，完成了洲際彈道導彈的發射。1964年中國第一枚原子彈試驗成功，1967年生產了第一枚氫彈，1970年把一顆衛星發射進了軌道。

　　當然，工業化極大地改變了中國勞動力以及社會結構的構成。盡管大多數的中國人民依然是緊緊依附于土地的農民，到20世紀70年代為止，城市無產階級的人數卻已從1952年的300萬上升到了1800萬。此外，毛澤東的農村工業化運動———“大躍進”中碩果僅存的幾個成功之一———把2800萬農民(當時農村總勞動力約達三億)變成了農村工廠的工人，

　　盡管許多工廠的工作技術水平簡單而原始。

　　無論人們將毛澤東時代另作何種評價，正是這個中國現代工業革命時期為中國現代經濟發展奠定了根本的基礎，使中國從一個完全的農業國家變成了一個以工業為主的國家。1952年，工業占國民生產總值的30%，農業產值占64%;而到1975年，這個比率顛倒過來了，工業占國家經濟生產的72%，農業則僅占28%了。

　　其實毛澤東的那個時代遠非是現在普遍傳聞中所謂的經濟停滯時代，而是世界歷史上最偉大的現代化時代之一，與德國、日本和俄國等幾個現代工業舞臺上主要后起之秀的工業化過程中最劇烈時期相比毫不遜色。這些經濟成就是中國人民自己通過勞動取得的，在那個時代，毛澤東思想仍能夠給人一種使命感和目的感。除了20世紀50年代蘇聯極其有限的援助之外，中國沒有接受過任何外援。敵對的國際環境(在美國對中國革命的敵意之上又加上蘇聯對毛主義的敵意)，與毛澤東“自力更生”的思想原則，起到了雙重強烈的作用，使中華人民共和國到20世紀70年代末以前實際上一直處于經濟自給自足的狀況。毛澤東的自力更生的國家政策造成了經濟上額外的不利與艱苦，但是它也使中國可以自豪地說：在毛澤東時代結束之際，中國實際上是以擁有一個既無外債亦無國內通貨膨脹的經濟，而在世界發展中國家絕無僅有。

　　在毛澤東身后的時代里，對毛澤東時代的歷史記錄的污點和罪過吹毛求疵，而緘口不提當時的成就已然成了一種風尚——?？痔峒昂笳弑銜灰暈閷η罢叩霓q護。然而，對一個基本事實的承認，即毛澤東時代在促進中國現代工業改造——而且是在極為不利的國際國內條件下做的過程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并不就等于是為歷史作非分的辯護。如果沒有毛澤東時代發生的工業革命，與80年代一同出名的經濟改革家們將找不到他們要改革的對象。

　　盡管毛澤東思想強調農業，稱頌農民的創造性，但在毛澤東的時代農業發展卻遠非如工業成就那么可觀。1957年以后，食品生產僅與人口增長同步，當時人口以平均每年2%的速度增長，使得毛澤東時代，中國人口幾乎翻了一番。1975年人均糧食總產量幾乎與1957年農業集體化之初時一樣。在毛澤東時代的20年里，農村生活水平實際上處于停滯不前的狀態，每年平均增長不到1%，而且是在一個低得可憐的基礎之上增長的。1952年至1975年間，在工業生產總值增長十倍的同時，農業生產僅僅增長了兩倍，甚至那也是通過大量地擴大農村勞動力規模而取得的。此外，盡管毛澤東不斷提倡縮小城鄉差別，城市和農村的收入差異還是加大了。

　　然而，毛澤東時代的中國農業也絕非如今被描繪的那樣慘不可言。維克多•李皮特曾指出，毛澤東時代中國農業的發展大大快于1868后至1912年日本明治年間備受稱贊的成功的近代工業化時期。從1952年至70年代中期，中國農業凈產量增長為平均每年2.5%，而1868年至1912年間日本工業化最強階段的數字也只有1.7%。正如馬克塞爾頓曾指出的：“1977年中國人均占有耕地比印度少14%，而人均糧食生產卻比印度高30%到40%，而且是把糧食以公平得多的方式分配到了比印度多出50%的人口手中。”

　　經濟統計資料并非告訴我們全部事情。經常有人指出，對于收入與消費的常規性測度并不能充分表明實際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質量，還必須考慮到教育、保健、衛生以及老人與貧困者的福利措施等這樣一些基本的而必要的方面的公共消費，但是這些東西是難以用標準的經濟測度來數量化的。在所有這些領域，毛澤東時代都取得了偉大的社會進步，在大多數關鍵性的社會和人口統計指標上，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僅比印度、巴基斯坦等其他低收入國家強，而且比人均國民生產總值五倍于中國的“中等收入”國家要強。在毛澤東時代，中國人由大部分人口是文盲的狀況變成了大部

　　分人識字。在農村差不多普及了小學教育，在城市幾乎普及了中等教育，而且在城鄉皆開創了成人教育和在職教育規劃?；镜纳鐣Ｗo措施得到了貫徹，如禁止童工，還有農村最低限度的福利方案等，后者中最著名的是對最窮困者們的食品、物、住房、醫療以及喪葬費用的“五保”。國營企業的城市工人們享有工作保障以及國家撥款的福利待遇。毛澤東時代結束之際，中華人民共和國完全能夠聲稱，它擁有一個雖剛起步但相當全面的醫療保健體系，這使得它在所有發展中國家都獨一無二。醫療保健以及營養和衛生的改善，共同造成了中國人壽命的極大增長，從1949年以前的平均35歲到了70年代中期的65歲。”

　　(三七)毛澤東命名“解放”汽車

　　詩曰：茫茫黑夜子規啼，冷雨凄風冰雪欺。夢寐復興求“解放”，“東風”浩蕩舞“紅旗”。

　　舊中國被人稱之為“萬國”汽車展覽館和修理所，路上跑的都是外國車，更不用說要找一家國產汽車制造廠了。

　　建國伊始，毛澤東就把建設汽車制造廠列為我國第一批重點工程的重點項目1953年，一個力爭三年建成長春汽車廠的計劃問世。6月，在汽車廠建設即將破土動工的前夕，毛澤東親自題寫了“第一汽車制造廠奠基紀念”11個字，并被精心制刻在一塊漢白玉基石上。

　　1956年7月13日，我國歷史上第一輛國產汽車開出了總裝配線，毛澤東親自為它命名為“解放”。

　　1958年5月，長春汽車廠制造出了我國第一輛“東風”牌轎車，毛澤東聽說，興奮無比。于21日下午4時40分，專門檢閱了這輛車。他問護送轎車到北京的技術人員和司機的姓名，問轎車的生產情況和技術性能。他繞著轎車看了又看。最后，興致勃勃地和在場的林伯渠一起坐上“東風”轎車，在懷仁堂的周圍行駛了兩周。下車時，他滿面的笑容地說：“坐了我們自己制造的小汽車了!”當時，《人民日報》的記者拍下了這一珍貴的鏡頭，并發表在《人民日報》上，更令許多中國人歡欣鼓舞，倍感驕傲。

　　1958年8月1日，新中國的第一輛“紅旗”牌高級轎車誕生了，接著，長春汽車廠又精心設計和制造了新型“紅旗”牌高級轎車獻給毛澤東。正如本文開頭詩中所吟：“夢寐復興求‘解放’，‘東風’浩蕩舞‘紅旗’。”

　　1958年10曰1日，國慶節。毛澤東站在天安門城樓，緩緩行進的隊伍里，有長春汽車廠特意送到北京的接受檢閱的各種汽車，紅旗牌轎車、解放牌載重車、翻斗車、灑水車、農用車……當它們開過來時，毛澤東笑得很開心……

　　1953年7月初，第一機械工業部汽車局派人將裝有毛主席題詞的密件送到汽車廠。當時任郭力副廠長秘書的劉培善是汽車廠第一個見到奠基題詞的人。那是在1953年7月上旬的一天，因為饒斌廠長當時不在，廠辦公室就將一封中央辦公廳的密件交到郭力辦公室。他拆開一看，眼前一亮，竟是毛主席為汽車廠奠基的題詞。他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了，高興得跳了起來。待郭力副廠長從工地趕回來，他立即將題詞捧給郭力，他看見郭力接過題詞，仔細地看了一遍又一遍，高興得眼角眉梢都是笑，喃喃地說：“來了，終于來了。”聽得出，郭力心中是怎樣期盼著這個題詞。原來，在籌建汽車廠之初，人們比擬蘇聯的情況，曾將工廠稱為“毛澤東汽車廠”。1952年4月，在籌建汽車廠時，亦稱“長春汽車廠”(代號652廠)。開工典禮前，廠領導曾向黨中央建議，請毛澤東主席為汽車廠奠基題詞。現在毛主席的題詞來了，這是一件大事。郭力立即通知辦公室，馬上選最好的漢白玉，請最好的石工，來鐫刻毛主席的題詞。于是，廠里派人到長春市大理石廠選購質地精良的石材，邀請了當時長春市技藝最好的石匠來完成這項工作。這位石匠姓遲，50多歲，舊社會的苦難經歷和解放后當家作主人的幸福，使他把鐫刻毛主席的題詞引為莫大的光榮。

　　毛主席的題詞寫在一張八開的宣紙上，每個字有眼鏡片那樣大小。而奠基石碑長兩米，寬一米。為了把字放大到合適尺寸，郭力在繁忙的工作中，多次同照像放大的同志一起商議。當石工開始鐫刻后，饒斌廠長、郭力副廠長和其他領導多次抽空去鐫刻現場，同石工交談，提改進意見，直到題詞園滿鐫刻完成。

　　1953年7月15日，是汽車工人畢生難忘的日子，太陽從東方冉冉升起，燦爛的朝霞映照著建設工地。在奠基典禮大會背景臺上，兩面五星紅旗中間懸掛著偉大領袖毛主席的巨幅畫像。一大早，施工建設大軍就聚集在這里，等待著奠基典禮開始，等待著安放鐫刻著毛主席奠基題詞基石的幸福時刻到來。

　　上午九點整，奠基典禮大會在樂齊奏、鞭炮齊鳴聲中開始。主席臺兩側塔吊上的兩面五星紅旗徐徐升起的時候，全場再一次掌聲雷動，歡呼聲此起彼伏。

　　1958年2月13日下午3時，毛澤東視察長春汽車廠。他首先到了鑄造車間，使這些在舊社會被人瞧不起的“鑄黑子”興奮萬分。而車間里哪個地方最累，哪個地方最臟，他都要親自走一走，親眼看一看，問工作，問生活。接著又看了裝配車間，他邊走邊看辦和工人打招呼，還問他們累不累。

　　毛澤東對長春汽車廠的關注，在他看來，這不僅是能不能造出汽車的問題，更是一個民族自尊與獨立富強地象征。

　　(三八)毛澤東宴請工商巨頭

　　詩曰：宴請工商自做東，既為私情又為公。莫道席間頻勸酒，用心全在笑語中。

　　一九五三年九月十五日，毛澤東在懷仁堂約請盛王華、榮毅仁、包達三、郭棣活、胡厥文五位工商界代表人物。這次談話，對毛澤東來說，既是調查，又是宣傳。毛澤東帶頭作資本家的工作。談活氣氛很融恰，從下午七時四十五談到十時零五分，其間共進晚餐。

　　毛澤東說：“三年來，政府在對于私營工商業企業方面做了許多工作，但也有缺點。主要是財經部門與私營工商業發生關系的很多，但財經委員會無負責人專管此事。現擬由中央統戰部李維漢任財委副主任，組織辦公廳管私營工商業的事。李維漢和民主黨派、工商界都合得來，可以辦好。”

　　郭棣活說：“三年來工農的貢獻很大，工商界沒做多少事。”

　　毛澤東說：“不能這樣說，三年的恢復和發展如果沒有工商界是不行的。

　　毛澤東問：“這次會上所談的，跟工商界講，會不會有什么波動?”五人都說不會有什么波動，國家資本主義都會同意的。

　　毛澤東說：“不要以你們的看法代替別人。如何傳達，我們來研究一下?；厝ブ徽劇豆餐V領》第三十一條，必要與可能。有必要，也要有可能才行，還要用鼓勵的辦法，不是非走這條道路不可，強迫人在這條馬路上排隊，不同意就關禁閉。”

　　榮毅仁插話說：“是向國家資本主義方向發展。”毛澤東接著說：“對!是要發展。現在只是說，還要做起來看。工商界看一看政府。這回摸了底，到底‘底’是不是那么一回事?只口里說，到底做起來怎么樣?政府也要看一看工商界。彼此都看一看。三五年的時間，看明白了，事情也做出個樣子來了，就好了。永利、久大合營得就不算好，有‘有職有權’問題”，有‘紅利’問題。先不忙講社會主義。一看人心歸向，不只看工農同意，工商界也要同意，要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贊同;二看工作安排。慢慢講，講幾個月，講一年，講幾年，講清楚彼此有益的事。

　　榮毅仁講了國家資本主義應根據大、中、小企業不同采取各種方法。毛澤東表示同意。

　　胡厥文提出機器工業在加工訂貨中因變動太多不能保持專業的困難。毛澤東表示：“你們有問題盡量提出來，但不是所有問題都能很快解決。”

　　最后，毛澤東說：“我講一講廣闊的前途。前途是非常廣闊的……將來要安排人員。安排即是有飯吃，其次是地位，即是選舉。明年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選舉代表，每年將國家的事向大會報告。這樣，國家建設、重工業建設，大家都能參加了。政協機構也還存在。這個名字原是蔣介石的，蔣介石不要，我們要。在座的有三位是全國委員。將來召開第二屆全國政協，選舉還可以擴大一些。胡先生記得我在重慶說過一句話：“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具有同一的命運。”它們受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的壓迫。在過去革命中，民族資產階級中立過、參加過，從歷史上看，現在從企業情況看，我們沒有理由不安排好。”

　　在毛澤東親自領導和關心下，，在召開的中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會員代表大會上，黃炎培說：“風又平，浪又靜，平平安安到達黃鶴樓。到社會

　　主義都有一份工作，有飯吃。”李燭塵在致閉幕詞時歡呼：“毛主席萬歲”。會場情緒很高。盡管這樣，當時的資本家是白天敲鑼打鼓，晚上回家抱頭痛哭。全國第一號的資本家榮毅仁，他在公開場合說，那個階級應該消滅。可是，當他碰到一個人跟他說：你祖宗三代辛辛苦苦地搞了這點工廠，在你手里送出去實在可惜呀!他也眼淚直流。

　　(三九)毛澤東拍板榮毅仁為“完全守法戶”

　　詩曰：風輕云淡柳含煙，雨過天晴空氣鮮。守法標兵形象立，浦江兩岸盡開顏。

　　“五反運動”結束時，上海有72家較大的工商戶定案處理。榮毅仁是上海最大的民族工商戶，在“五反”中也發現了一些問題，應該劃到哪一類?陳毅和薄一波反復商量。陳毅說，還是定為基本守法戶好。薄一波同意他的意見，并報告了周恩來，周恩來又轉報毛澤東。毛澤東說：“何必那么小氣!再大方一點，劃成完全守法戶。”這個“標兵”一立，在上海以至全國各大城市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四十)毛澤東堂弟毛澤青“三反”中被打“老虎”

　　詩曰：一莊奇案世人嘩，牽出中華第一家。疏寬親嚴金石語，高風亮節永天涯。

　　1953年，全國展開了“三反五反”運動，在國家機關工作人員中進行“反貪污”教育，一向生活并不寬裕的毛萬才，忽然買了一件狐皮大衣，一床毛毯，手腕上還戴起了手表，家里欠的舊賬也還清了。毛萬才臉上也有了笑容，走路都興沖沖的。這下不得了，同事們議論紛紛：“毛萬才收入不多，愛人又沒工作，全家人的生活都靠他那點微薄工資來維持，，不知他那來的錢擺闊，財路不明”。面對同事們的議論，毛萬才這位平日勤勤懇懇，老老實實的干部，此時一籌莫展，有口難辨。

　　一場大禍終于降臨了，毛萬才被打成了“老虎”。掛上“利用會計工作之便，貪污公款”的莫須有罪名，家被抄了，人被隔離審查。

　　在此情況下，毛萬才不得不向領導“招供”：“堂哥毛澤東見我生活困難，拿出自己的稿費給我寄來300多元。”并把毛澤東寫給他的那封親筆信拿了出來。這樣，他才免除了一場冤屈。但他又“泄露”了自己家世的秘密。同事們都伸出大拇指，稱贊他：“要不是這次打‘老虎’，我們還不知道毛萬才是毛主席的堂老弟哩!”“這個人真不錯，不以領袖的親戚自居，不打領袖的牌子要名要利，只要他把毛主席堂弟的身份露一露，妻子的工作還不早安排了?”

　　毛萬才聽了，嚴肅地回答說：“毛主席說過：‘親者嚴，疏者寬’。他要求我們這些家屬嚴以律己，決不允許我們沾他的光。”

　　原來毛萬才原名毛澤青，是毛澤東的親堂弟。生于1916年6月22日，從小家貧失學，飽受饑寒。1925年9歲時，即參加兒童團，協助農會站崗放哨。1937年去延安，在毛澤民身邊工作，之后，自延安分手，他們就一直未見面。直到全國解放，毛澤東才找到了他。

　　毛澤青為人樸實善良，雖是老干部，又是毛澤東的堂弟，烈士的親屬，直到解放時，只是部隊里一名普通的財會認員。妻子龐氏也是韶山人，解放后才和毛澤青住到一起，從小由于家庭貧困失學，沒有文化，沒有工作。盡管家庭生活并不寬裕，但毛澤青也毫無怨言，他用自己不多的工資收入來維持一家妻小的生活，艱苦度日。毛澤東知道后，經常給他家一些錢，予以接濟。結果，引起了這莊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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