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一生雄才偉略，智識過人，無論軍事、政治都有出奇的驚人之筆。穿越歷史功過，透過紛擾紅塵，不難發現，其實毛澤東一生也有過許多普通人的夢想。比如，他一生不滅并且演繹出了許多趣聞軼事的記者夢。

　　“科班出身”

　　毛澤東一生與新聞結緣，不少作品至今仍膾炙人口。2001年，新華社出版了《毛澤東等老一輩革命家為新華社撰寫的新聞作品》一書，收錄了毛澤東的新聞作品58篇，篇篇都堪稱新聞學的經典范文。

　　毛澤東在新聞領域獨樹一幟，除了他長年累月積淀的古文功底外，還得益于他“科班出身”的特殊閱歷。

　　1918年秋，毛澤東第一次來到北京。經老師楊昌濟的引薦，他在北大圖書館做起了書記員。當年10月，“北大新聞研究會”成立。在李大釗的建議下，毛澤東參加了這個研究會，開始了他的新聞學啟蒙教育。

　　“北大新聞研究會”是中國第一個新聞學研究團體，被稱為“中國報業教育之發端”。時任北京大學校長的蔡元培親任會長，中國新聞教育的鼻祖徐寶璜任副會長兼導師。著名新聞人、《京報》總編輯邵飄萍也應邀授課，講授報紙出版、新聞采訪知識。毛澤東的同門學友中亦有譚平山、陳公博、羅章龍等諸多風云人物。

　　“新聞研究會”研究的主要內容是“新聞學之根本知識，新聞之采集、新聞之編輯、新聞之選題、新聞通訊法、新聞紙與通訊社之組織”，可以說是比較完整、系統的新聞學教育。也正是在這里，毛澤東接受了中西方新聞學基礎理論教育，學習了現代傳媒理念，初步掌握了采訪寫作、出版發行的“十八般武藝”。

　　此時，毛澤東還兼任北大圖書館書記員，負責分發管理報紙，這又為他提供了一個學習與消化理論知識的便利平臺、一個接觸新事物新思想的廣闊天地。北大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肖東發認為：“毛澤東在‘新聞研究會’學習，在報刊閱覽室工作，相得益彰。如果沒有這個位置，他會失去大量研讀新聞的機會。”

　　遺憾的是，因母親病重，毛澤東只學習了3個半月便離校回鄉侍母。但“新聞研究會”仍然認同他的學業，在1919年10月舉行結業典禮時，為他頒發了乙等證書。

　　提筆就當主編

　　事業起點對人的成功起著重要作用。在新聞事業上，絕大多數人終其一生也難以企及的高度，毛澤東卻是一起步便達到了甚至遠遠超越了。

　　1919年7月，年僅26歲的毛澤東創辦了湖南省學聯刊物《湘江評論》，并親自擔任主編。這是毛澤東第一次實務性的新聞實踐，也是他新聞履歷或稱記者生涯的起點。

　　同年8月，《湘江評論》被湖南軍閥張敬堯查封。9月中旬，毛澤東接手主編《新湖南》。

　　1923年，毛澤東與李達共同創辦并主編湖南自修大學校刊《新時代》。1925年，毛澤東擔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代理部長，創辦并主編了國共合作下的國民黨中央宣傳部機關刊物《政治周報》，這是毛澤東親自創辦和主編的最后一個刊物。

　　在主編的位置上，毛澤東屢屢有大作問世。在《湘江評論》的創刊號上，他撰寫了創刊宣言及其他文章共20多篇。1920年，他又連續在《大公報》上發表《對于趙女士自殺的批評》《趙女士的人格問題》《改革婚姻問題》等文章，并就轟動長沙城的新娘子趙五貞因反對包辦婚姻在花轎內自殺事件展開分析，揭露封建社會的罪惡，引起強烈的社會反響。1923年，毛澤東在《新時代》上發表《外力、軍閥與革命》，這是當時分量極重的一篇政論文章。在主編《政治周報》期間，他先后以“潤” “之任” “毛澤東”為署名發表了大量文章和報道。此后，他于1926年3月發表了《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1927年3月發表了《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等名篇。另外，他還相繼在《新青年》《女界鐘》《申報》《大公報》《民國日報》上發表文章數十篇，引起廣泛關注。長沙《大公報》聘請他為“特約記者”時，連續3天刊登特別啟事，云：“本報添約毛潤之先生為館外撰述員。”足見當時毛澤東在報界影響之大。

　　“首席記者”

　　毛澤東一生與新聞工作結緣60余年，被稱為“新華社首席記者”和“級別最高的記者”。

　　1945年到1949年，是國共較量決勝的時期，也是毛澤東一生中為新華社撰寫新聞最多的時期。因為最高指揮官的特殊地位，他掌握情況最全、知悉信息最快，加之掌控全盤、博古通今，因此他寫起稿件來得心應手、氣勢磅礴，每每出手，都是曠世絕作。

　　據新華社老記者、新華社新聞研究所原代所長成一先生回憶，毛澤東寫作十分勤奮，不僅速度快，而且準確、鮮明、生動，一天為新華社寫兩三篇稿件是常有的事。有一次，毛澤東寫完稿件之后，不無得意地問旁邊的新華社工作人員：“你們說誰是最好的新華社記者?”大家都露出了會心的微笑。自此以后，“首席記者”“最好的記者”和“級別最高的記者”等稱謂在新聞界流傳。

　　一筆退敵十萬兵

　　在中國人民解放軍的輿論戰史上，毛澤東用4篇新聞稿退敵十萬兵的傳奇故事，至今為人們津津樂道。

　　1948年10月，國民黨軍偵察判斷，已被我軍解放的石家莊和中共中央機關所在地西柏坡兵力有限。蔣介石立即飛赴北平，與華北“剿匪”總司令部司令傅作義密謀，欲乘我冀中解放區兵力空虛，偷襲石家莊，襲擾西柏坡。黨中央和毛澤東接到中共地下組織報告后分析認為，石家莊只有少量守城部隊，我華北野戰軍主力即便日夜兼程，趕到保定也需4天。敵快速部隊最多3天就可以到達石家莊。敵軍一旦進擊，石家莊處境艱險，西柏坡危若累卵。

　　面對這一嚴峻形勢，毛澤東指示中央機關做好撤離準備，電令華北部隊急速增援阻擊敵人。與此同時，毛澤東接連發出4篇文章，展開輿論攻勢。

　　10月25日，新華社和新華廣播電臺播發了毛澤東修改的第一篇消息稿：《動員一切力量殲滅可能向石家莊進擾之敵》，把蔣傅軍欲偷襲石家莊的圖謀公諸于眾;27日，播發了毛澤東撰寫的第二篇新聞稿：《華北各首長號召保石沿線人民準備迎擊蔣傅軍進擾》;29日，新華廣播電臺播發了毛澤東撰寫的第三篇新聞稿：《偷襲石家莊敵軍行動遲緩》，將敵軍的行動告訴人民群眾，一是動員解放區軍民同仇敵愾一致抗敵，二是告訴蔣傅，你們的行動我們了如指掌，已做好戰斗準備，專等你們自投羅網;31日，新華社又播發述評：《評蔣傅軍夢想偷襲石家莊》。這4篇稿件將敵妄圖偷襲石家莊的真實企圖、具體部署講得清清楚楚，字里行間透出千軍萬馬嚴陣以待、誓殲來敵的氣勢和決心。

　　新聞稿播發后，立見成效。敵第九十四軍軍長鄭挺鋒報告傅作義稱：昨收聽廣播，得知對方對本軍此次襲擊石門行動，似有警惕。彼方既有所覺，必然預有準備，襲擊恐難收效。傅作義收聽廣播后，也大為震驚，認為自己的作戰意圖已被識破，強行進攻勝算不大。加之他的南進部隊沿途遭我軍民的頑強阻擊，行動遲滯，估計繼續南進將更加兇險，因此退兵作罷。

　　“為人作嫁衣”

　　毛澤東作為黨和軍隊乃至國家最高領袖，為了形勢任務需要，屢屢“為人作嫁衣”，甘當幕后英雄。

　　上文提到的毛澤東“4篇新聞稿件擊退蔣傅十萬敵軍”，除第一篇稿件由胡喬木起草、毛澤東修改外，其余3篇均為他自己親自撰寫，以新華社或新華廣播電臺的名義刊播。其他如《南京國民黨反動政府宣告滅亡》，以及《我軍解放鄭州》《北平解放》等難以數計的新聞稿件，也都以新華社或新華廣播電臺名義刊播。

　　抗美援朝期間，毛澤東4次撰寫新聞稿。第一次是以新華社記者的署名寫的戰況評述，第三次是平壤解放的消息。這些中朝人民軍隊協同作戰、頑強抗擊并一舉擊潰強敵、勝利攻占平壤等重大的獨家新聞，一經播出，震驚中外。這些稿件均以“本社朝鮮前線記者”的名義對外刊播。

　　1958年，黨中央審時度勢，做出了炮擊金門的重大決策。此間，毛澤東先后以國防部長彭德懷的名義寫作、發表了《告臺灣同胞書》《再告臺灣同胞書》《三告臺灣同胞書》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命令》。值得一提的是，據考證，這4篇文章(或稱文件)，是毛澤東親自撰寫并播發的最后4篇文章。

　　以上只是幾起比較典型的事例，事實上毛澤東親自撰寫或修改，并以他人名義刊播的稿件數不勝數。甚至在去世前，他還在為新華社修改稿件。

　　最后一篇新聞稿沒有發表

　　西藏和平解放后，西藏地方上層中的反動集團在國外敵對勢力策動下，無視西藏廣大同胞追求和平幸福的強烈渴求，大搞分裂祖國的活動。1959年3月10日，藏獨分子公然撕毀關于和平解放西藏的“17條協議”，發動武裝叛亂。為維護國家統一，駐西藏人民解放軍堅決實施反擊。

　　戰火燃起后，世界各國和全國人民對西藏形勢不明，猜測頗多。為統一國內人民思想，向世界傳達西藏人民熱愛和平、反對獨立的愿望，毛澤東于1959年4月28日親自撰寫了《西藏人民群眾擁護人民解放軍平叛，親如家人》一文。這篇消息思想深邃、立意深遠，是一篇輿論戰的經典范文。但此文尚未來得及刊播，形勢即發生急劇變化，叛亂迅速平息，未予發表。

　　據新華社考證以及毛澤東新聞活動年表記載，這是毛澤東親自撰寫的最后一篇新聞稿件。

　　1970年4月3日，毛澤東對“兩報一刊”送審的編輯部文章《列寧主義，還是社會帝國主義》進行修改，做出批復。這是史料記載的毛澤東最后的實務性新聞實踐活動。此后，一代偉人身體惡化較快，再無余力馳騁他一生摯愛的新聞舞臺，直到1976年9月9日駕鶴西去。

　　為記者節題詞

　　當記者是毛澤東自幼的夢想。走上革命道路后，他又用武裝斗爭和新聞宣傳兩支隊伍，打敗了日本侵略者和國民黨反動派。因此，毛澤東對新聞從業者有著天然的好感和深厚的感情。他一生數十次接受記者專訪，為百余家報刊題寫報頭、刊名及題詞。最鮮為人知的是，他還曾為記者節題詞。

　　在中央檔案館編纂、中國檔案出版社出版發行的《毛澤東書法墨跡精選》第288、289通頁上，有毛澤東濃墨題寫的：“中華民族解放萬歲”，下署“為記者節題 毛澤東”，上面沒有標注日期。據新華出版社出版的《毛澤東新聞思想研究》載，題寫時間是“1946年9月1日”。

　　在朱德紀念館里，珍藏著朱老總的一幅墨寶：“拿著筆桿，配合槍桿 朱德。”旁邊記載，這是朱老總為記者節的題詞，時間是“1946年9月1日”。

　　可見，當時毛主席和朱老總是同時為記者節題詞的。他們也是新中國成立后有據可查的僅有的為記者節題詞的兩位黨和國家領導人。

　　需要說明的是，我國的記者節是每年的11月8日，毛澤東為什么會在9月1日為記者節題詞呢?原因是，從1934年到1949年長達16年時間里，我國的記者節就是9月1日。據載,1933年1月，國民黨當局殘忍殺害了江蘇鎮江《江聲日報》主筆劉煜生。當時，全國新聞界群情激憤，發起了聲勢浩大的抗議活動，要求“開放言路、保障人權”。南京國民政府被迫于1933年9月1日發布了《切實保護新聞從業人員》的通令。為慶祝勝利，自1934年起，9月1日被新聞界倡議確定為記者節。

　　2000年8月1日，國務院正式批復中國記協，同意11月8日(中國記協的前身中國青年新聞記者學會成立日)為中國記者節。從此，新中國的新聞工作者有了自己的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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