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王奇生 對話者：張麗萍

　　《黨員、黨權與黨爭》新版增加“裂變：全代會與黨統之爭”一章

　　深度對話：本書相對于以往版本，在內容上和結構上有何變化?

　　王奇生：新版的變化，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增加了第四章“裂變：全代會與黨統之爭”。這一章增加后，與第五章的“蛻變：革命黨向執政黨轉型”相呼應，將北伐之后國民黨的兩大重要變化加以突顯。其次，原書有重地方輕中央的傾向，新增第四章對國民黨中央高層的黨統之爭做了概要性的描述，從而使國民黨的整體形象之描述較為豐滿。

　　另一變化是史料的增補。原書寫作時，兩岸交流還不大便捷，《蔣介石日記》尚未開放。此次修訂，主要補充了臺北“國史館”、黨史館和“中研院”近代史所藏檔，還有新開放的蔣介石日記等資料。新史料的增補與文字的修訂，自感論據更充足，表述更嚴謹。

　　深度對話：本書與以往研究國民黨治黨史的書籍相比，有何特點?

　　王奇生：中國大陸地區真正學術意義上的國民黨史研究，是在改革開放后才起步，并逐漸走上正軌的。1992年，臺灣著名的國民黨史專家李云漢是這樣評論當時大陸地區國民黨史研究狀況的：“大陸學術界研究孫中山先生與中國國民黨，已被稱為‘顯學’，出版論著甚多，其中有些很夠水準的書，這是令人興奮的事。但論及孫中山先生晚年、蔣中正先生一生以及早期國共關系，大陸上的作者們顯然未能面對歷史的真實，徒然根據中共當局早經設定的說詞，千篇一律的重述一些積非成是或是憑空虛構的史實。”由于研究起步較晚，中國大陸學者在1990年代初期的國民黨史研究水平不高是事實。20年過去了，大陸學界的研究有了長足的進步。尤其是近年來，楊天石、楊奎松、鄧野、汪朝光、金以林等一批學者均有優秀精品競相推出。兩岸學者對于國民黨歷史上一些基本問題的看法越來越趨同。兩岸學界的意識形態色彩均大為淡化。

　　拙著的特點主要體現在研究視角。無論大陸還是臺灣，常見的國民黨史著作，大多考察國民黨歷史上的重大事件、重要人物、以及高層會議與高層政策，側重“黨治史”。拙著則是從組織結構、黨政關系、黨民關系、派系生態、政治錄用、政治文化、黨內精英與黨員構成等國民黨的組織形態諸方面考察分析，大體屬于“治黨史”。這一方面，過去學界甚少關注和探討。

　　蔣介石做夢也沒想到自己會成為“革命接班人”

　　從1925年孫中山逝世，到1949年國民黨退到臺灣，蔣介石在國民黨內的地位經歷了很多起伏。請談談標志性事件和意義。

　　對一個革命政黨而言，第一代魅力領袖逝世后的權力繼替，往往是一個難以逾越的難關。創業的第一代領袖往往能力超凡，長期在其陰影下成長起來的第二代很難脫穎而出。第一代領袖一旦逝世，繼起者在能力與威望上均遙不可及，黨內一時難以產生一個足以懾服各方或維系和籠絡各派的強勢人物。在無人足以服眾的情況下，黨內接班人之爭亦應運而生。

　　臺灣學界流行的看法，1924年孫中山任命蔣介石為黃埔軍校校長，意味著蔣介石被孫中山確任為“革命接班人”。大陸學界也認為，蔣介石1924年出任黃埔軍校校長，是蔣介石“崛起”的標志。諸如此類的說法，其實都是“以果推因”，即以結果倒推原因。

　　1924年出任黃埔軍校校長時，蔣介石還稱不上已真正“崛起”。1924年1月，國民黨第一屆中央委員(包括執行、監察委員會的委員與候補委員)共計51人，蔣還不在其列。孫中山在世時，比較看重蔣的軍事才能，卻不看好蔣的政治能力，所以讓他專門辦軍校，而沒有讓他擔任黨政要職。蔣的職位，除黃埔軍校校長外，另兼粵軍總司令部參謀長。其時，許崇智任中央軍事部部長兼粵軍總司令，還是蔣介石的頂頭上司。黃埔軍校確是蔣介石事業的奠基點，也是他后來“崛起”的重要憑藉。但黃埔軍校的重要性及其影響力，是在兩年以后才逐漸形成的。

　　孫中山去世后，“革命接班人”之爭，首先在胡漢民和汪精衛之間展開。論資排輩的話，至少還有廖仲愷和許崇智在其上。再說，1924年之際，50多歲的孫中山不可能預知自己第二年就會去世，自不會想到要急于確任“革命接班人”。可以說，直到1925年3月12日孫中山去世前，蔣介石在國民黨內地位都還稱不上舉足輕重。但在孫中山去世之后的一年零八天時間里，國民黨高層的權力斗爭非常激烈，先后發生廖仲愷被刺殺，胡漢民被流放，許崇智被逼走，汪精衛被氣走等重大事件，高層權力急劇易位，蔣介石最終以武力勝出。1926年3月20日的“中山艦事件”，才是蔣介石“崛起”的標志。

　　孫中山去世時，國民黨內誰也沒有料到在一年之后會是蔣介石來接班，連蔣介石自己恐怕也沒有預想到。孫中山去世時，年僅59歲。蔣介石后來遇到困境時，每每慨嘆“要是總理在世……”。他沒想到真要是總理在世，哪有他介石叱咤風云的機會。“亂世出英雄”，亂世政治具有不可預測性和充滿戲劇性。

　　深度對話：蔣介石也沒預料到自己能坐上總統寶座，坐上以后，他如何服眾?

　　王奇生：當然，蔣介石畢竟是以槍桿子起家，要贏得全黨心悅誠服的擁護，還有一段艱難的路要走。北伐之后的數年間，胡漢民、汪精衛一直是國民黨“黨統”的象征人物，當時黨內有“無胡、汪，不成黨”的說法。蔣、汪、胡三巨頭之間，多次分合，始終維持著“二對一”的態勢。蔣要么聯胡以制汪，要么聯汪以抑胡。直至1936年胡漢民病逝，政治權力的格局才打破三角格局。抗戰爆發后，蔣介石因抗戰而贏得多數黨人和國人的擁護。1938年，國民黨召開臨時全國代表大會，蔣介石名正言順地登上了總裁的寶座。1939年汪精衛叛國投敵以后，蔣介石成為名符其實的獨裁者。

　　國共是“一根藤上結的兩瓜”

　　深度對話：您說，國共兩黨實際上是“一根藤上結的兩瓜”。這是什么意思?

　　王奇生：國民黨的歷史，可追溯到興中會-同盟會-國民黨-中華革命黨。1919年改名為中國國民黨，1924年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這次大會，除了“聯俄容共”以外，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議題，是仿照俄共的組織模式，改組國民黨。1924年的國民黨黨章，基本上是以《俄國共產黨章程》為藍本，黨的組織體制、組織原則均仿照俄共。因中國共產黨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組織模式也完全是俄式的。說國共好比一根藤上結的兩瓜，即指兩黨體制都是仿照俄共體制，都是“以俄為師”的產物。如中共的組織原則稱“民主集中制”，國民黨的組織原則稱“民主集權制”;中共的基層組織稱“支部”，國民黨的基層組織稱“區分部”。名稱上雖有細微差別，實際體制是相同的。

　　深度對話：毛澤東、蔣介石早年都師從俄共，而且在成長環境、意識形態上都非常相似，為什么后來兩者在黨的組織方面會相差那么大?

　　王奇生：蔣介石是軍人出身，深知武力的重要性，并且通過武力登上權力寶座，通過武力打倒北洋軍閥，清除共產黨，名義上統一中國。所以在他的意識里，武力決定一切，軍事高于一切，其他都無足輕重。

　　1927年以后，國民黨名義上是“以黨治國”，實際上是“以軍治國”。蔣介石重軍輕黨，認為任何時候，任何國家，軍人都應該是社會的主導群體;在一切社會組織中，只有軍隊組織最嚴密，最科學，最合理。蔣介石對軍權和軍治的過分迷戀，分散甚至取代了他對黨治和黨務組織建設的關注和考慮。在蔣的思想理念中，沒有政治動員，只有軍事化控制。與軍事統制相比，政黨組織的社會動員功能顯得軟弱無力和無足輕重。由于不重視黨的作用，黨的組織也日趨于渙散和邊緣化。

　　中共早期則相反，只重視黨的組織、宣傳和群眾運動，而不重視軍隊。1927年國共分家后，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開始認識到“槍桿子里面出政權”，開始建立軍隊。但和蔣介石不同的是，中共重視武裝斗爭以后，不僅沒有忽視黨的建設，而且強調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始終堅持“黨指揮槍”的原則。這樣一來，黨的建設、武裝斗爭、群眾路線齊頭并進，與蔣介石的單純軍事路線形成鮮明的對比。

　　國民黨組織成了一臺不倫不類的政治拼裝機器

　　深度對話：國民黨在組織上師法俄共(布)，實行一黨專政;而三民主義的政治構想又是基于西方憲政民主。國民黨將兩者的結合證明是不成功的。

　　王奇生：1924年孫中山“以俄為師”改組國民黨，并非“全盤俄化”，而是有所取舍。孫中山所借鑒的主要是蘇俄的政黨體制，從組織技術層面學習蘇俄的建黨、治黨方法。孫中山對馬克思列寧主義充滿疑慮并采取排拒態度，認為馬克思主義里面沒有什么新的東西。

　　1923年1月，孫中山在與越飛的聯合宣言中，鄭重聲明：“共產組織，甚至蘇維埃制度，事實均不能引用于中國。”孫中山認為階級斗爭不是社會進化的原因，只是社會進化時所發生的一種病癥。他批評馬克思只見到社會進化的毛病，沒有見到社會進化的原理，認為馬克思只是一個“社會病理學家”，而不是一個“社會生理學家”。他一方面反復強調“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也就是共產主義”，同時又說明“我們所主張的共產，是共將來，不是共現在。”在孫中山看來，俄國黨人的共產主義并無優長新奇之處，他的三民主義比共產主義更具包容性，更適合中國國情。孫中山認為，俄國共產黨最優長之處是善于組織，而這一點正是國民黨乃至所有中國人所最不擅長之處。孫中山對中國人“一盤散沙”和不善于組織一直痛心疾首。所以孫中山將“師俄”的目標主要限定在黨務組織的技術層面上，可以稱之為“以三民主義為體，以俄共體制為用”。

　　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更像是一種“政見”，而不具有共產主義意識形態那樣的烏托邦魅力。國民黨員對三民主義的信仰遠不及共產黨員對共產主義信仰之虔誠。黨員信仰不堅，對黨組織的凝聚力也十分脆弱。在實際運作中，國民黨組織的散漫性，頗象西方議會政黨。三民主義理念中的政治藍圖是基于西方民主體制而設計的。國民黨執掌全國政權，建立南京國民政府成立以后，一方面依照西方分權學說，成立了五院(行政、立法、司法、考試、監察)，另一方面又依照蘇俄黨治學說，設立了集權的全國代表大會、中央執行委員會、中央政治委員會。在歐美民主政治國家，有立法、司法、行政等分權的機關，沒有黨治的那些委員會;而在蘇俄那樣的黨治國家里，有集權的黨的一元化領導的委員會，卻無分權的獨立機關。而國民黨則兼收并蓄。國民黨實際上是借鑒兩個不能同時并立的政治架構，拼裝了一臺不倫不類的政治機器。

　　深度對話：這種不倫不類的拼裝給國民黨的組織造成什么樣的后果?

　　王奇生：事實證明，這種兼收并蓄，弊漏百出。一方面，國民黨對政權的獨占和壟斷，意味著孫中山所設計的民主憲政藍圖成為泡影;另一方面，三民主義體系中的民主憲政目標，又使國民黨的一黨專政處于十分尷尬的境地，也時常成為體制外勢力用來批判和攻擊其黨治的有力武器，結果是既沒有實行西方式民主，也沒有貫徹蘇俄式“黨治”。比如蘇俄黨治自上而下貫徹到底，無論是在中央，還是在地方，黨權真正高于一切，黨權對政權處于絕對領導地位。而國民黨沒有仿行。在地方層級，國民黨中央不允許地方黨部直接干預地方行政。地方政權的重心在政不在黨。黨部被置于次要和無足輕重的地位。黨部沒有人事組織權，無法通過管理從政黨員去制約和監督政府，黨組織對黨員缺乏有效的約束機制。黨權在地方層級因無所寄托而日趨弱化。

　　1948年11月20日，長期主持國民黨中央組織工作的陳果夫在日記中寫道：“黨的宣傳為民主自由，黨的訓練為軍事化，黨的組織為學蘇聯，內部是中國的。如此東拼西湊，不成一套，如何是好?”陳果夫的這一番感慨在某種程度上道出了國民黨體制所存在的缺陷。

　　深度對話：蔣介石確實是孫中山的忠實信徒，他始終沒有放棄黨組，還是堅持所謂的三民主義。但是在黨內他遠遠落后于汪精衛和胡漢民。這兩人對他的牽制實在是大。

　　王奇生：我看蔣日記，蔣對中共非常關注，包括整風，整風時候蔣讓他手下給寫個延安整風的報告。這個告蔣看了以后，第一蔣很佩服。第二他說我做不到。什么做不到?反人性。但是他又確實很佩服，非常有效率。

　　國民黨是共青團的預備學校，共青團是共產黨的預備學校

　　深度對話：您在書中談到，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國民黨的地方組織，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共“包辦”的，但為何共產黨的組織非常嚴密，而國民黨就那么松散呢?

　　王奇生：這有多方面的因素。

　　中共成立之始，即屬于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受共產國際的直接領導，是一個“全盤俄化”的列寧主義政黨，有堅定的意識形態信仰，并強調“鐵的紀律”。國民黨如果從1894年興中會成立算起，比中共成立早二十多年。但在1924年以前，國民黨的活動基地和黨員基礎，主要在海外，而且組織十分散漫，號稱有二十余萬黨員，國內黨員不到五萬。1924年改組，國民黨重起爐灶，仿照俄共體制建立新的組織系統。與此同時，中共黨員和團員以個人身份全體加入國民黨。趁新組織建立之機，一批中共黨團員充當了國民黨中央和各地地方組織的要角，很快掌握了國民黨黨務組織的領導權，形成“反客為主”的局面。一個時期里，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長、宣傳部長、農民部長等幾個關鍵的職位都是由中共黨人擔任。到1926年1月國民黨“二大”召開前后，大約90%的國民黨地方組織處于共產黨員和國民黨左派的領導之下。上海、北京、廣東、湖南等幾個重要地區的國民黨組織則完全由共產黨人“包辦”。有一時期，中共中央甚至可以直接向國民黨各省市黨部下發訓令，其“包辦”情形可見一斑。

　　國民黨組織因是由共產黨人“包辦”，中共中央明確訓示不要將國民黨組織弄得很嚴密，希望國民黨是一個松散的、開放性群眾組織。共產黨人先將左派青年廣泛吸收進國民黨，再從中培養和發展共青團員和共產黨員。當時國共兩黨內流傳著這樣一種說法，即“國民黨是共青團的預備學校，共青團是共產黨的預備學校”。國民黨員的大量加入共產黨，實際上改變了國共合作的初始形式，亦即由中共黨員加入國民黨的單向流動，發展為國共黨員之間的雙向互動。1925年以后，中共黨團員加入國民黨漸少，而國民黨員加入中共者日多。到北伐時期，國民黨人感到，已經不是國民黨“容共”，而是共產黨“容國”了。

　　長期以來，兩岸學者為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兩黨關系如何定位，分歧甚大，一方堅持說是“聯共”，一方堅持說是“容共”。其實國共關系自始就存有兩重性：中共黨員個人加入國民黨，即形成一種“黨內合作”關系;與此同時，中共在國民黨之外獨立存在，兩黨關系又是一種“黨外合作”關系。若從國民黨的立場看，則既是“容共”，又是“聯共”。“容共”是“容納共產分子”;“聯共”乃“聯合共產黨”。更何況，國共關系還有一個變化的過程：開始是國民黨“容共”，后來漸漸演變成共產黨“容國”的趨勢。從這個意義上說，“容共”或“聯共”，都難以完整表述這個時期國共關系的演變實態。

　　回想國共合作之初，孫中山不愿與中共對等合作，而只許中共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服從他的領導。孫中山以為共產黨人既同意加入國民黨，即已表明這班少年誠心悅服其三民主義。但孫中山沒有想到的是，一方面想借鑒俄共模式將國民黨改造成為一個列寧主義式的嚴密政黨，一方面又同意容納共產黨分子，這本身就存在著不可調和的矛盾。因為一個真正的列寧主義政黨，是不可能容納另一個列寧主義政黨在其黨內活動的。“黨內合作”形式本身即意味著包容者不可能是一個十分嚴密的組織。孫中山當初要求中共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自然不希望中共在其黨內進行有組織的黨團活動。但這對具有堅定信仰和鐵的紀律的中共而言，實際上是不可能的。這也決定國共合作難以長久共存，最終必然走向分裂。

　　深度對話：孫中山和國民黨的精英意識很強烈。

　　王奇生：從國民黨的歷史淵源來看，本質上還是個精英黨，是個上層黨，始終沒有草根的意識。這種精英意識到現在還存在，馬英九大選時候，我和一些國民黨員在美國斯坦福大學，一起吃飯聊天時他們說，馬英九真是可憐，居然為了拉選票去吃大排擋?我想吃大排擋有什么了不起的?吃大排擋不是很正常嗎?共產黨就不會想這個問題，吃大排擋說明跟群眾打成一片，走群眾路線。

　　清黨是國民黨內人才逆淘汰運動

　　深度對話：對于1927—1928年的國民黨清黨運動，長期以來我們只強調共產黨如何遭到血腥屠殺，而您認為“清黨”對國民黨自身也是一場災難和浩劫。這如何理解?

　　王奇生：確實，清黨對共產黨固然創巨痛深，對國民黨自身也是一場災難和浩劫。國共合作之際，共產黨在國民黨內的黨團組織活動是秘密進行的。除少數中共要人外，絕大多數跨黨的中共黨員和團員的身份并未公開。當蔣介石“清黨”令下，除少數目標明確外，最大的難點，竟是難以分辨誰是真正的“共黨”。加之“清黨”主要不是通過國民黨組織力量進行政治清算，而是以軍警力量直接進行暴力鎮壓。一場聲勢兇猛的清黨運動不可避免地走向擴大化。除了真正的共產黨員和青年團員外，一些平日思想比較急進的國民黨員和平民群眾勢必受到牽連。如廣州清黨時，軍警將凡是穿西裝、中山裝和學生服的，以及頭發向后梳的，統統當作共產黨予以逮捕。

　　據中共方面的統計，1927年4月至1928年上半年，在“清黨”名義下被殺害的有31萬多人，其中共產黨員2.6萬余人。如果這一數字可靠的話，那么被殺的人90%不是中共黨員。1927年4月，國民黨員約60萬(海外及軍隊黨員除外)，清黨以后(到1928年3月)，減至22萬。當然減少的38萬，有一部分是脫黨，但被殺的國民黨員人數很可能超過了被殺的共產黨員人數。

　　對國民黨而言，清黨運動還是一場黨內人才逆淘汰運動。不少真正有信仰有理想有革命熱情的黨員受清洗，被淘汰，有的因同工農群眾打成一片而被當作共產黨殺害。這等于提醒那些尚留在國民黨內的成員，不要再以激進的方法來解決社會和經濟問題。另一方面，那些藉黨為私的投機腐化分子和土豪劣紳群相涌入或原封不動地留在黨內。

　　清黨還使國民黨的地方組織遭到嚴重破壞。國共合作時期，國民黨省以下地方黨務多由共產黨人“包辦”。清黨一起，國民黨的地方組織首當其沖，很快陷入癱瘓狀態。原由共產黨人控制的一些省市黨部職位也就成了國民黨各派爭奪的目標。在這場權力斗爭中，為了打倒政敵，最常用最簡便的辦法就是主義誣告對方為共產黨。一些人剛以“共黨”罪名置競爭對手于死地而上臺，旋即又被其他的競爭對手以同樣的手段拉下來。于是，地方黨部今日改組，明日整理，你爭我奪，互相傾軋，弄成循環報復的局面。各省市黨部人事如走馬燈一般此起彼伏，動蕩不寧。由于各省黨部人事糾紛不止，直到南京政權建立后的第6個年頭，全國已建立正式省黨部的省份還不到40%，多數省區黨部直到抗戰以前仍處于混亂失序之中。

　　與省級黨部相比，縣以下基層組織和黨員受到清黨運動的沖擊更大。國共合作時期，國民黨員多不愿下基層，很多基層組織由共產黨人主持。清黨以后，多數縣以下基層組織成為土豪劣紳的天下。

　　清黨對國民黨自身所產生的負作用之大，對以后國民黨政權的困擾時間之長，在國民黨黨史上堪稱是一個重大的轉折點。

　　國民黨政權沒有一個真正屬于它的社會階級基礎

　　深度對話：過去我們都說國民黨代表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利益。您認為國民黨究竟想代表誰的利益?實際上又代表了誰的利益?效果如何?

　　王奇生：國民黨的階級基礎是什么?國民黨到底代表哪個階級的利益?這一問題在孫中山生前并未確定。本來，所謂任何政黨都必須代表某一階級的利益，這是馬克思主義的階級觀。孫中山在1924年聯俄容共以前本沒有這樣的問題意識。國民黨“一大”前后也沒有明確提出階級基礎問題。最早討論國民黨階級基礎問題的，不是國民黨，而是共產黨。國共合作時期，共產黨自我定位為一個階級的黨，即無產階級政黨，而將國民黨定位為多階級的黨，是農工商學幾個被壓迫階級聯合的黨。

　　清共以后，國民黨應該代表什么階級，國民黨內部曾展開過一場爭論。黨內左派認為，國民黨應該代表農民、工人和小資產階級。而以蔣介石為代表的黨內主流派則認為國民黨是代表全民的。如蔣介石聲稱：“本黨所代表的民眾，是一切被壓迫的民眾，決沒有階級之分，既不排斥農工階級，也不限于農工階級;既不排斥小資產階級，也不限于小資產階級。一切被帝國主義者所剝削，被封建勢力所蹂躪的民眾，都是本黨應該代表的民眾。”所謂“被帝國主義所壓迫的民眾”，凡中國人皆屬之。

　　國民黨既反對階級斗爭，那就意味著它只能維持舊的政治和社會秩序不予變更，并使自己去適應和迎合舊的社會秩序中既得利益階級的訴求。稍帶改革色彩的舉措，均有可能被既得利益階級指控為有煽動階級斗爭之嫌。

　　在農村，國民黨不敢觸動地主階級的既得利益，連溫和的減租也不敢執行。但國民黨的這種做法，固然失去了廣大農民的擁護，也未能贏得了地主階級的歡心。盡管地主階級在很多方面與國民黨政權的利益相一致，如都害怕農民運動，害怕共產主義，但他們是一個高度自私自利的群體。在他們看來，自己的土地是祖遺的，或者是自己購置的，而不是國民黨無償賜予的。國民黨雖然維護了地主階級的土地私有權，而在地主階級看來，國民黨不過是沿襲了中國幾千年來的土地私有制的傳統。

　　國民黨執政以后，田賦比清末和北洋時期，不僅沒有減輕，反而大大加重。這亦使地主階級感到不滿。他們慨嘆自己幾乎成了替地方政府掌司賦稅的經紀人，而且是常常要賠本的經紀人。

　　國民黨執政初期，曾一度在浙江省推行二五減租，最終因地主的反對而流產。地主認為，政府既要他們對佃農實行二五減租，政府就應該對他們實行二五減賦才算公平。他們埋怨政府不但不實行二五減賦，反而實行二五或二五以上的加賦。他們慨嘆從前田是“富”之根，而今田是“累”之首了。

　　根據地和解放區農民對共產黨的感情則截然不同。在這些地區，無論是減租減息，還是沒收地主的土地給農民，農民均從共產黨那里得到了直接的好處和看得見的實惠。故共產黨被農民視作大恩人、大救星。獲得土地的農民因對共產黨感恩戴德，故積極參軍支前，踴躍獻糧獻物。而在國統區，地主不僅不積極支持政府，反而控扼著地方社會的政治和經濟資源，屯積居奇，不肯向國家出賣剩余糧食，極力逃避稅收，逃避兵役，抗拒和抵制國家權力的向下擴張和滲透。

　　一般的看法，國民黨在執掌全國政權期間，幾乎沒有推行過有利于農民的政策。《土地法》停留于紙上，溫和的“二五減租”也只在個別地區淺嘗輒止。相比之下，國民黨在處理勞資關系方面，比處理地主與農民的關系較為著力，不僅制訂和頒布了一系列勞動法規，也曾切實致力于調節勞資關系，緩解勞資沖突。對國民黨而言，勞資沖突的激化，既不利于統治秩序的穩定，也勢必影響政府的財政稅收。因此，國民黨在處理勞資關系時，其基本原則是既要防止工人鋌而走險，也要抑制資本家過度跋扈，力圖以一種超然的姿態凌駕于勞資雙方之上。

　　但工人與資本家的關系終究是一種對抗關系。勞資雙方在工資、工時、勞動條件、工作效率等方面均有著不同的利益訴求。國民黨企圖兼顧勞資雙方利益，其結果卻常常兩不討好。在工人一方，經常指責政府偏袒資本家;而在資本家一方，也往往怪罪當局袒護勞動者。從工人一方視之，國民黨的勞資政策與北伐時期相比，明顯是一種倒退;而在資本家一方看來，與北洋時期完全放任的勞資政策相比，國民黨的勞資政策在很多方面使資本家感受到限制、約束和壓力，因而也對國民黨的勞資政策心懷不滿。國民黨置身于勞資兩方的矛盾夾縫中，常常感到左右為難。

　　國民黨自稱代表“全民”的利益，但“全民”中沒有哪一個階級認為國民黨代表了自己階級的利益，也確實沒有哪一個階級能影響國民黨政府的決策。其結果，國民黨政權沒有一個真正屬于它的社會階級基礎。

　　來源: 騰訊深度對話第八十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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