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

　　在本文開首之際，先引用二小節《項英秘書揚帆談皖南事變》一文中的兩段論述。這兩段論述也是該文的核心，自然也是筆者依據史料史實予以撰文質疑及批評的重點內容所在。

　　《項英秘書揚帆談皖南事變》如此寫道：

　　我們內部情況呢?就是中央與我們皖南軍隊有點矛盾。皖南軍隊被國民黨特務名之為“朱毛不要的部隊”。實際上，黨中央對皖南部隊，與對八路軍不同。以前還好，但是到毛澤東把項英免職，由劉少奇同志擔任政委時，部隊歸他指揮，這時情況變化了。劉少奇首先命令陳、粟部隊北上到鹽阜地區。向北發展是對的，擴大我們的地區也是對的，但對我們皖南軍部應該有一個安排，沒個安排就是把部隊撤走了，怎么辦呢?劉少奇命令一、二支隊先到蘇南，再往北進。后來渡江就更鞭長莫及，離皖南更遠了。這種情況不發生事變倒沒問題，發生事變怎么辦呢?皖南事變的發生正是黃橋事變以后，把一、二支隊調到蘇北去了，而三支隊只有一個五團了。五團的戰斗力不強，三支隊僅一個支隊保護不了軍部。劉少奇把一、二支隊調走以后就發生了皖南事變。這時候竟毫無辦法。

　　——見2013年2期《炎黃春秋》雜志第39頁右側第6行—22行

　　我們現在要講：黨中央對全黨是一視同仁的，對我們皖南也是愛護的，但是毛澤東同志是有成見的。皖南軍隊都是打游擊出身，主力紅軍北上以后，項英、陳毅同志率領著南方八省游擊隊，在南方八省堅持了三年游擊戰爭，這時跟中央斷絕了音信，所以中央對于皖南部隊集中以后這個部隊有幾千人，總覺得有點例外。周恩來同志在皖南事變以后，親自寫了幾句話：“千古奇冤，江南一葉。”“一葉”是指葉挺。葉當時被俘還在獄中，另外“江南”指皖南事變。為什么說“千古奇冤”呢?國民黨反革命打我們，這能叫千古奇冤嗎?千古奇冤照我現在的領會，主要指我們內部，指毛澤東對皖南軍隊的不公道。

　　——見2013期2期《炎黃春秋》雜志第40頁左側第1行—11行

　　讀完上述內容，作為一名從事文史研究工作達30多年的學者，作為一名讀了十多年《炎黃春秋》雜志的老讀者，在這里不得不給于毫不留情面的嚴厲批評：自辦刊那一天起，自我標榜為“求實存真，秉筆直書，以史為鑒，與時俱進”的《炎黃春秋》雜志，在為許多戴著有色眼鏡的西方精英趨之若鶩的同時，觀其作為，鮮見有對歷史持認真負責態度的。進入新世紀以來，且有越演越烈之勢。信口開河，恣意杜撰，乃至對民族御侮史蓄意篡改、歪曲：為日本軍國主義制造的侵華血腥暴行洗脫罪責。而今，這家雜志又在歪曲、篡改歷史了：就在今年，2013年2月出版的該刊第2期所刊的署名為“小朝整理”的《項英秘書揚帆談皖南事變》一文，就是其中極為嚴重的一例。該文竟然不惜冒天下之大不諱，恣意篡改歷史，把當年連德高望重的美國戰時總統富蘭克林·羅斯福也大為震怒，予以強烈譴責頑固執行“攘外必先安內”政策的蔣介石一手旨在消滅共產黨異己的這起滅絕人性的血腥慘案——皖南事變，歸結為“主要指我們內部，指毛澤東對皖南軍隊(新四軍)不公道”。

　　鳳凰網變本加厲，修改標題直接攻擊毛主席。

　　我同《炎黃春秋》為日寇血腥暴行翻案的一場較量

　　在討論這篇冠名為“小朝整理”的《項英秘書揚帆談皖南事變》的所謂“當年口述稿的原貌”，是否顛倒黑白，嚴重歪曲歷史之前，筆者深感有必要回顧一下歷史，特別是回顧一下《炎黃春秋》雜志辦刊以來一些嚴重歪曲歷史的事例。對此，筆者是最具有發言權的，即誰是真正“以史為鑒，秉筆直書”的史家?作為歷史上與《炎黃春秋》雜志這一類錯誤行徑作過堅決而又不調和斗爭的筆者我，倒是真正有著“以史為鑒”的深切實踐體會的。這個“以史為鑒”的深切實踐體會，發生在距今九年前：2004年出版的《炎黃春秋》雜志第10期刊登了署名為陳敏撰寫的《抗戰時期的外交戰場》一文。這是一篇極為嚴重且有辱于我中華民族御侮史的歪曲文章。且不論該文只字不提英勇抗擊著占正面日軍80%有生力量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及各抗日根據地軍民的輝煌業績，也不論其如何百般美化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蔣介石“國民政府”，而在于它竟然冒天下之大韙，赤裸裸地為日寇掀起全面入侵我中華大地的前奏戰所制造的震驚中外的血腥慘案——皇姑屯爆炸案全盤翻案。該文在談及時為北京軍政府掌門人的奉系軍閥張作霖之死因時，這樣杜撰道：

　　美國如是，蘇聯更無道義而言。蘇聯最大的噩夢，是遭受德、日兩國夾擊。那么如何化解來自東方即來自日本的壓力呢?蘇聯的主要對策，便是挑動中日沖突，并使中日沖突升級為全面戰爭，讓日本這股禍水在中國泛濫，以犧牲中國為代價挽救蘇聯。炸死張作霖的柳條溝事件現在被證實為蘇聯間諜所為，張作霖并非死于日軍之手而是死于蘇聯間諜之手，從這個邏輯來看是完全合理的。……

　　當年，筆者見到這篇文章后，由不得義憤填膺，遂暫時中止對另一起嚴重歪曲歷史真相事件的調查考證，花費三個月的時間遍查史料，認真閱讀57年前由美、中、蘇、英等11國組成的遠東軍事國際法庭的當庭判決及其提供的人證物證，撰寫了題為《誰是皇姑屯炸死張作霖的元兇?誰是中國八年抗戰的中流砥柱?——與陳敏先生及<炎黃春秋商榷>》的辯誣文章。然而在最終完稿之后的相當一段時間，所聯系的京、滬等地一些報刊，無不遭遇到了筆者自從事學術研究，展開打假辯誣以來從未遭遇的寒流：均以“《炎黃春秋》有‘強硬后臺’，碰不得，惹不起”為由拒登。之后，經過多次交涉，在遭遇我所熟悉的可以算作是“朋友”之類的《炎黃春秋》雜志一位負責人極不耐煩極不友好的“你扯這個蛋干嘛?”的回答后，向來不甘忍氣吞聲決不服輸的我，由不得發上了狠勁，給該刊編輯部寫去了一封充滿火藥味措辭十分強硬的手寫信(至今，我這個草根學者沒有學會電腦打字)，揚言道：若你們仍不予以處理(認錯糾正)的話，我秋石必將依據強硬史實史料訴諸人民共和國的神圣法律殿堂，在全國人民面前控告你們嚴重歪曲歷史，為日本軍國主義犯下的血腥侵華罪行開脫罪責，翻案揚魂……遂此，大約他們也感到我這個人不好惹，且后果嚴重，風險太大，遂予以急速回函，表示重視我的意見，并于距該刊所刊陳敏歪文11個月后的2005年第9期上，以《讀者來信摘登》形式刊登部分約2000字，為其所刊陳敏歪文內容的約六分之一。由此可見，若遇上一個處處較真，視邪惡與強暴為糞土，且大有追窮寇不達目的不追個水落石出的強勢硬漢，那末，再有什么“強硬后臺”，再不將歷史真實與神圣法律放在眼里的那些人，也不得不為之收斂一些自以為是的橫行霸道，服一下軟和輸。

　　讀者們有所不知的是，令人驚訝的事情尚在后頭呢!當我欲圖從該刊所設立的網站下載署名陳敏的這篇有辱中華民族御侮史的“大毒草”(助我下載的年輕人的一時憤激之語)時，竟然發現，該網站赫然標注道：須支付所謂硬通性貨幣“美金”，方可下載。嗚呼!由中華人民共和國新聞出版總署核準，在中國境內公開發行，所付作者稿酬為人民幣的一家純中文刊物，生活、工作在中國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上的中國人，欲閱讀、下載其所刊中國人用全世界人都能辨識一、二的中國方塊字寫的文章，且不論該支付不該支付錢，竟然要用美國現金貨幣來支付!……試問，這家敢于抑貶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唯一貨幣——人民幣的雜志，還能夠姓“中國”還能夠冠名“炎黃”嗎?其所刊文章所闡述的觀點、立場，還能夠正確反映絕大多數中國人民的意愿嗎?換言之，能夠起到啟迪人民、鼓舞人民，為著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實現中國夢，團結一致，奮發前進嗎?他們這樣的做法，豈不是成了一家地地道道的有著“漢奸嫌疑”“崇洋媚外”“賣國主義”的中文媒體了嗎?

　　這里已經不是一個簡簡單單的學術爭論的問題了，也不是一個什么政治非政治，信仰與否的問題，而是一個關乎到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尊嚴的大是大非的問題了。是大節，非小節!

　　從刊發這篇公然為日本軍國主義當局所犯下的嚴重侵華罪行揚幡招魂，抹殺美、蘇、英等世界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盟國對中國人民抗擊日寇侵略所給予的大量而又寶貴的物資與貢獻，抹殺英勇抗擊著占80%正面日本侵略軍的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各抗日根據地軍民業績的文章的角度與立場看，稍加分析，我們不難認定：現時的《炎黃春秋》雜志的決策者們，已經徹底背叛了當初向全國讀者信誓旦旦立下的“求實存真，秉筆直書，以史為鑒，與時俱進”的辦刊宗旨!

　　蔣介石謀劃剿滅共產黨及其人民軍隊，由來已久，鐵證如山

　　有史為證：蔣介石謀劃剿滅共產黨及其人民軍隊，由來已久，鐵證如山。早在其發動滅絕人性的“皖南事變”的慘案15年前，1926年5月在廣州舉行的國民黨二屆二中全會上，蔣介石就向全會提出了《黨務整理案》，旨在排斥共產黨，全面掌控國民黨黨權。在這次會上，毛澤東以國民黨中央委員、中央候補執行委員及國民黨中宣部代部長的身份，堅決抵御時任中國共產黨總書記陳獨秀推行的右傾投降主義路線，反對蔣介石背叛孫中山先生生前倡導的“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的獨裁路線。而被國民黨右派報紙公開辱罵為“叛徒”與“會場三怪”的南社創始人、詩人、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的柳亞子，與何香凝、彭澤民等國民黨元老一起，旗幟鮮明了支持了毛澤東的主張，并在公開發言中反對蔣介石的以反共、排共為終極目標的這個《黨務整理案》。

　　次年，距蔣介石拋出《黨務整理案》才11個月，隨著共產黨人起沖鋒陷陣作用的北伐戰爭勝利剛剛結束不久，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就舉起血淋淋的屠刀，在南京、上海等地，向著昔日的同盟軍——共產黨人及其支持者，乃至國民黨左翼人士大開殺戒。三天后，1927年4月15日，在北伐的發源地廣州;三個月后，1927年7月15日，在北伐戰爭勝利目的地武漢，都發生了大規模的殺戮共產黨人、左派群眾的血腥慘案。在蔣介石鼓吹的“寧可錯殺一千，不可放過一個”的反革命殺人宣言煽動下，短短幾個月時間，在蔣介石、汪精衛、戴季陶等極右翼國民黨人的控制區內，有上百萬共產黨人和革命人民倒在了血泊之中。

　　值得一提的是，面對蔣介石之流的血腥屠殺，面對汪精衛的背叛與步蔣介石后塵舉起屠刀，孫中山夫人宋慶齡不由得拍案而起，于1927年7月14日在武漢起草發表了《為抗議違反孫中山的革命原則和政策的聲明》，發表在次日出版的《國民論壇》報上，并以傳單的形式廣為散發?！堵暶鳌妨x正詞嚴地指出：“如果黨內領袖不能貫徹他(孫中山)的政策，他們便不再是孫中山的忠實信徒;黨也就不再是革命的黨，而不過是這個或那個軍閥的工具而已。黨就不成為一種為中國人民謀未來幸福的生氣勃勃的力量，而會變成一部機器，一種壓迫人民的工具、一條利用現在的奴隸制度自肥的寄生蟲。”在聲明中，宋慶齡莊嚴地宣布道：“我對于革命并沒有灰心。”而違背孫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的叛徒們“注定要失敗”，“孫中山的三民主義終究是要勝利的，革命中國是不可避免的。”

　　之后不久，為示抗議，宋慶齡毅然踏上了孫中山先生生前為之推崇的十月革命的故鄉——蘇聯之行。在臨行前所發表的《赴莫斯科聲明》，宋慶齡再一次義憤填膺地痛斥蔣介石、汪精衛之流是“孫中山遺訓的叛徒”、“投降帝國主義的逃兵”和“新軍閥”……

　　抵達莫斯科后，宋慶齡與陳友仁、鄧演達三人發起成立了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高舉孫中山的革命旗幟，與背叛孫中山遺訓的蔣介石反革命集團展開針鋒相對的斗爭。

　　兩年后，宋慶齡回到國內參加孫中山先生靈柩由北平香山遷葬至南京紫金山麓的奉安大典活動。但她堅決不與蔣介石為伍，而且，還在拍發給德國柏林召開的國際反帝大同盟會議的電報中，以極為激烈的言辭抨擊國民黨反動派對內屠殺共產黨人和革命的工農大眾，對外執行親帝反蘇的路線。電報一針見血指出：“反革命的國民黨領導人背信棄義的本質，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無恥地暴露于世人面前。在背叛國民革命后，他們已不可避免地墮落為帝國主義的工具。”電文中，她還大義凜然地向全世界表示：中國人民“不因受鎮壓而氣餒，不為謊言所蒙蔽”，他們將站在革命者一邊進行斗爭。”而統治者的恐怖行動“只能喚起更廣大的人民群眾，加強我們戰勝目前殘忍的反動派決心。”

　　但是，蔣介石是鐵了心要背叛孫中山先生遺訓的，更是置民族深仇大恨于腦后一條道走到黑的反革命頑固死硬分子。

　　1931年9月18日凌晨，日本關東軍在沈陽北郊的柳條溝制造了又一起鐵路爆炸案，進而以賊喊捉賊的慣有伎倆大舉進兵，迅即侵占了我東三省。但蔣介石卻向張學良下達了不抵抗的命令，擁有200架飛機數十萬軍隊的東北軍被迫離鄉背井撤往了關內，張學良也因此背上黑鍋成為千古罪人。

　　與此成鮮明對比的是，面對一浪高過一浪的全國民眾和中國共產黨要求抗日的強烈呼聲，甘冒天下之大不韙的蔣介石，公然打出“攘外必先安內”以剿共為根本宗旨的內戰口號，動用德式裝備武裝起來的百萬精銳部隊，在德國顧問團的參與指揮下，對江西蘇區的中國工農紅軍先后進行了五次拉網式的大圍剿;在紅軍被迫進行長征后，蔣介石又先后動用一百多萬軍隊和各路軍閥部隊對紅軍圍追堵截，包括連率兵北上抗日的方志敏先遣隊也不放過，最終被趕盡殺絕。在國統區的大中城市，仍然是這個不抗日的國民政府大肆鎮壓主張抗日的各界愛國團體和人士。

　　“先安內而后攘外”，這是蔣介石石控制下的國民黨政府所奉行的對內反共，對日不抵抗政策的核心內容。大敵當前，日寇磨刀霍霍，蔣介石在1931年7月23日發表的《告全國同胞書》中，竟然本末倒置，極其荒唐地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內”的方針。而這個“安內”，恰恰是針對堅決要求抗日并把抗日付之實際行動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工農紅軍的。震驚中外的以占領東三省為目標的日寇“九·一八”事變發生兩個月后，1931年11月30日，蔣介石在其外交部長顧維鈞宣誓就職會上的“親書訓詞”中，復又殺氣騰騰地提出：“攘外必先安內，統一方能御侮。”1933年4月10日，蔣介石在南昌對國民黨將領演講時，又一次提出(而且目標更為明確!)：“抗日必先反共，安內始能攘外”。

　　即使是在國共第二次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聯合抗戰后，蔣介石仍然不放松對共產黨的圍剿政策。1938年12月29日汪精衛宣布公開投降日寇后，蔣介石在兩天后亦即1938年12月31日的日記中如此寫道：“共黨乘機(此處指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各抗日根據地和游擊戰爭在敵后的迅速發展——秋石注)擴張勢力，實為內在之殷憂。”相隔僅六天，亦即1939年1月6日的日記中，重又高彈“攘外必先安內”的反共方針。寫道：“目前急患不在敵寇，而在共產黨之到處企圖發展”、“淪陷區游擊隊之紛亂無系統”……“應定切實對策，方足以消弭殷憂也。”至此，蔣介石把其關心的重點，從對日作戰的高度重又轉向了防共、反共、溶共、滅共的歷史既定目標上。蔣介石的立場之變化很快影響到了各地。周恩來1939年1月21日致中共中央書記處的電報，就是對蔣介石反共立場的最好說明。周恩來在電報中憂心忡忡地說道：“目前事實如殺人、捕人、封報、攻擊邊區、甚至武裝沖突，摩擦日益加甚，此必須迅速解決，以增互信。”

　　然而，事情與時局的發展，并不以共產黨的“以增互信”的良好愿望為轉移，而是繼續呈惡化趨勢。于1939年1月21日至30日重慶舉行的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根據蔣介石的要求，原則通過了所謂限制異黨活動的決議。至4月10日，國民黨中央秘書處向全黨秘密頒布了《限制異黨活動辦法》的訓令。其訓令一經頒布，在河北、山東、陜甘寧邊區等地，國民黨的頑固派不斷制造同八路軍的軍事磨擦，各類令親者痛仇者快的襲擊事件層出不窮。而中共中央所在的陜甘寧邊區，則是國民黨頑固派制造磨擦的重點地區，計派出蔣介石的親信、西北王胡宗南統領的十九個步兵軍和兩個騎兵軍，另有三個保安旅和十七個保安隊，共約四十萬人對邊區實施長期包圍與封鎖。尤其要指出的是：在整個八年抗戰期間，由胡宗南統領的這四十萬大軍沒有上過正面戰場打過一次日寇。

　　西北王胡宗南如此。而國民黨在河北的“磨擦專家”、河北民防軍總指揮張蔭梧則走得更遠更遠。他有恃無恐，變本加厲，公開叫嚷道：“八路軍怕統一戰線破裂，我們無論怎樣做，進攻是沒有問題的。”這個后來被證實是漢奸的國民黨頑固派頭子，于1939年6月11日，乘八路軍反擊日軍掃蕩的機會，竟然喪心病狂地從背后偷襲深縣八路軍后方機關，殘酷殺害我八路軍官兵400多人。僅僅相隔一天，6月12日，在相隔千余公里外的國民黨第27集團軍楊森部，又包圍了設在湖南平江嘉義鎮的新四軍留守通訊處，殺害通訊處負責人、新四軍上校參議涂正坤，及活埋八路軍少校副官羅梓銘等六人。

　　同年八月的上半月，乘八路軍在及其艱苦的環境中同圍攻根據地的日軍進行生死激戰時，漢奸兼頑固派頭子的張蔭梧再度良心泯滅，又兩次從背后襲擊八路軍呂正操部，喪心病狂地殺害八路軍工作人員。于反擊中，八路軍一舉繳獲了張蔭梧部下勾結日軍密謀共同向八路軍進攻的密信。忍無可忍，經八路軍總司令朱德、副總司令彭德懷提議并報經延安黨中央批準，3天后全殲其殘部，共殲滅4500余人，獨張蔭梧只身逃跑。其勾結日寇對八路軍實行偷襲夾擊的罪行一經披露，在全國人民的強烈聲討下，蔣介石不得不將張蔭梧撤職查辦。

　　國民黨部隊鬧磨擦，以 所謂“中央”的名義，向共產黨及其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進行百般限制，推行全面的反共、防共、溶共、滅共政策，乃至向正在同日寇激烈作戰的八路軍從背后捅刀子的事件層出不窮。到了“皖南事變”發生的前一年，變得更加變本加厲了。

　　幾乎國民黨每召開一次中央會議，就要對共產黨的限制加緊一步。1940年7月1日至8日，國民黨召開五屆七中全會。全會結束后的第8天，國民黨拋出了一個“中央提示案”，要求將陜甘寧邊區改為陜北行政區，歸國民黨完全掌控的陜西省政府指導;劃定八路軍、新四軍的活動區域限制在冀察兩省、魯西北及晉西北一部，并嚴令八路軍、新四軍在一個月內全部開赴上述規定地區。這也就是說，將共產黨首腦機關及其八路軍、新四軍全部置于數十萬裝備精良的日軍炮口槍口之下。

　　從這年的8月20日起，八路軍在華北的正太鐵路沿線同時向日軍發起大規模的交通破襲戰。這次戰役，八路軍共出動一百零五個團計二十多萬人，到十二月上旬基本結束，史稱“百團大戰。”八路軍前后作戰一萬八千次，斃傷日軍二萬余人、偽軍五千多人，俘虜日軍二百多人、偽軍一萬八千多人，八路軍傷亡一萬七千多人。

　　正當八路軍在華北前線同日軍浴血苦戰時，蔣介石卻加緊在華中部署向新四軍的進攻。他認為新四軍在蘇北的力量比較弱，爭奪華中可“先從蘇北下手，后打皖南”。9月3日起，國民黨江蘇省政府主席韓德勤所部分兩路大舉南下，向奉國民政府命已由蘇南渡江北上的新四軍陳毅、粟裕部發起大規模進攻。新四軍多次呼吁韓德勤停止內戰，并一再退卻。韓德勤自恃兵力遠遠大于新四軍，一再進逼。27日，陳毅明確表示：退到黃橋，決不再退，省韓進逼，只有自衛。中共中央這時調黃克誠率八路軍第五縱隊南下增援。黃橋決戰前一天，毛澤東致電周恩來說，我們的方針是“韓不攻陳，黃不攻韓;韓若攻陳，黃必攻韓。望先告何應欽停止韓之行動，否則八路軍不能坐視。”10月4日，韓德勤以多出新四軍守軍一倍的兵力向黃橋發動總攻。新四軍在陳毅。粟裕指揮下，經過四天激戰，殲滅韓部主力一萬一千人。接著，新四軍請曾任江蘇省長的蘇北著名愛國人士韓國鈞到韓德勤處斡旋，卻遭到拒絕。韓國鈞回來氣憤地說：“和平無望!你們還是趕快回去準備自衛吧!”國民黨頑固派這次進攻黃橋的慘敗完全是他們自己造成的，劉少奇后來在總結時說：“很明白，如果頑固派在我們的任何一次和平提議之后，停止進攻，那他們也不會弄到那種地步的。”

　　黃橋戰役后，新四軍在蘇北敵后站穩了腳跟。十月十日，八路軍第五縱隊南下的先頭部隊同新四軍北上的先頭部隊會師，打通了華北和華中聯系的通道。

　　蔣介石國民黨排除共產黨異己的罪惡行徑，路人皆知，連一向堅執反共立場由美國總統羅斯福親自委任的中緬印戰區司令長官史迪威將軍，也一眼洞穿了蔣介石消極抗日積極反共欲圖剿滅中共軍隊的狼子野心。為此，他不止一次要求蔣介石將圍困陜甘寧邊區的胡宗南部數十萬大軍調往抗日前線打擊日本侵略軍，他還要求將美國撥付的軍援物資按人頭撥付給中共軍隊，以利于中共軍隊更有力有效地打擊日寇。然而，蔣介石依然我行我素。他不僅不采納史迪威將軍的提議，拒不撤離圍困陜甘寧邊區的胡宗南部隊，反而來了一個惡人先告狀，要求羅斯?？偨y將史迪威將軍召回國內，活脫脫一個政治無賴!

　　這就是歷史，一個真實的歷史，一個鐵的任誰也改變不了的歷史!

　　自然，這也是蔣介石執意要消滅遠離中共中央首腦機關的新四軍的根本原因所在。對八路軍如此，對新四軍同樣如此。

　　毛澤東、黨中央與皖南新四軍同呼吸共命運

　　提起皖南事變，這個中華民族歷史上危亡時刻致使數千名新四軍熱血抗日兒女死于同室操戈槍口下的血腥慘案，不但事變發生之時，國內外一切反對法西斯侵略、愛好和平、正義、正直的力量，蘇、美、英等盟國政府同聲譴責蔣介石喪心病狂排除共產黨異己;而且，自那時以來的72年間，中外學者的專項研究，國民黨愛國將領的回憶，也無不正視這段歷史，眾口一詞指證為蔣介石所為。然而，近年來，一些別有用心者卻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韙，恣意篡改、歪曲歷史，將不該成為問題的這起驚天慘案的主要責任，竟然給荒謬地按到了共產黨、毛澤東同志的身上。今年2月出版的2013年第2期《炎黃春秋》雜志所刊“小朝整理”的《項英秘書揚帆談皖南事變》一文，其編造謊言，為蔣介石開脫罪責之手段、情節，則演繹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

　　《項英秘書揚帆談皖南事變》一文借“國民黨特務”之口如此杜撰道：“我們內部情況呢?就是中央與我們皖南軍隊有點矛盾。皖南軍隊被國民黨特務名之為‘朱毛不要的部隊’。實際上，黨中央對皖南部隊，與對八路軍不同。”

　　在借“國民黨特務”挑撥誣指之口的基礎上，該文還進一步發揮道：“…...毛澤東同志是有成見的。……中央對皖南部隊集中以后部隊有幾千人，總覺得有點例外，周恩來同志在皖南事變以后，親自寫了幾句話：‘千古奇冤，江南一葉’。為什么說‘千古奇冤’呢?國民黨反革命打我們，這能叫千古奇冤嗎?千古奇冤照我現在的領會，主要指我們內部，指毛澤東對皖南軍隊不公道。”

　　上述杜撰的內容，一面大肆渲染所謂“國民黨特務名之為‘朱毛不要的部隊’”的誣枉說法(經查，此說為上饒集中營國民黨特務對關押在此的被俘新四軍指戰員的洗腦、收賣之詞。用“國民黨特務”的惡毒挑撥誣枉之辭，來加以論證什么毛澤東、黨中央對皖南軍隊的“不公道”，實為該文之一亮點——秋石注)，一面將“千古奇冤”的這個震驚海內外大慘案發生的主要原因、主要責任，從世之公認(對此，筆者將在下一節《美、英、蘇等國強烈譴責蔣介石發動“皖南事變”慘案》中，依據史料加以詳細論述)的蔣介石頭上，給轉移到了“主要指我們內部，指毛澤東對皖南軍隊不公道”上來。

　　然而，史實，確鑿無誤的史實，與標榜為揚帆這個“當年口述稿”的說法，卻是大相徑庭。大量史實證明，可以拿我們老祖宗常掛在嘴邊上的一句話來形容，叫做：手心手背都是肉。毋庸置疑，黨中央、毛澤東對八路軍、新四軍的態度是一視同仁的。而且，對新四軍的關愛，有時甚至要超過八路軍。因為黨中央、毛澤東十分明白：新四軍各個組成部隊，是在遠離黨中央十分艱苦的環境下，經過三年游擊戰夾縫中生存下來的。

　　早在1937年“七•七”盧溝橋事變爆發的當月——七月下旬，自廬山與蔣介石會談國共兩黨聯合抗日來到上海的周恩來副主席，于布置全面抗戰環境下上海地下黨工作的空隙，來到位于靜安寺的葉挺暫住處，商請葉挺出山，并由葉挺向國民黨方面申請擔任南方八省游擊隊改編的共產黨軍隊指揮官。周恩來此舉，是在廬山拒絕由蔣介石提出的由其鐵桿幕僚顧祝同或陳誠接管這支共產黨抗日武裝力量的險惡用心之后萌生的。周恩來認為，葉挺雖已脫黨多年，但內心深處依然保持著對黨的忠貞不貳信念。毋庸置疑，葉挺這位北伐名將，是抵御蔣介石控制共產黨武裝力量，免受反共溶共目的所產生的嚴重后果，但又能使蔣介石接受的最佳人選。與周恩來會面后，葉挺前往“八•一三”淞滬抗日前線，在槍林彈雨中委托與指揮同日軍作戰的陳誠、張治中兩位國軍將軍代向蔣介石申請。很快，1937年9月28日，蔣介石下達了由葉挺擔任新四軍軍長的任命令。

　　幾乎是在葉挺被國民黨政府軍事委員會任命為由南方八省紅軍游擊隊改編的新四軍軍長時，由黨的六大選出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項英，卻對國民黨抱有不切實際的幻想，且缺少對國民黨反共溶共目的的警惕，竟然急不可耐地向國民黨江西省政府作出承諾：要下令南方游擊隊立即集中，聽候點編。正是基于此，在延安的毛澤東和周恩來急速召喚葉挺提前來延安，與他這個不在共產黨內的堅定信仰者，具體商談八省紅軍游擊隊改編后的新四軍的前途。

　　葉挺于1937年10月下旬來到延安。此時，距蔣介石下達他為新四軍軍長的任職令，不過一個月左右的時間。

　　談話中，毛澤東親切地稱指揮過南昌起義、廣州起義的葉挺為“共產黨軍隊的第一任總司令。”針對葉挺想回到黨內來的迫切要求，毛澤東認為還是留在黨外的好，這樣做，可以使蔣介石放心——不致于派他的親信、頑固派將領掌控這支人民武裝。然而，也正是這個安排，為葉挺今后在新四軍的工作，留下了嚴重后患——項英的心胸過于狹窄，工作中處處歧視、排斥葉挺。也正是由于這個原因，本該避免或不致于受此滅頂之災的“皖南事變”慘案，與項英有著一定的關聯。身負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東南局書記的項英，不僅居功自傲，剛愎自用，而且在日后的工作中受王明推行的“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右傾投降路線的影響較深，盲目相信國民黨，最終釀成大禍。

　　與葉挺談話不多日，毛澤東又與前來出席中共六屆六中全會的政治局委員、新四軍副軍長兼政委項英作了長時間談話，說明由非黨的葉挺同志擔任軍長，是遏制蔣介石反共溶共，企圖控制、改編新四軍的最佳人選，并要他全力支持葉挺的工作。但項英表面上允諾，實際上在今后的工作中奉行的卻是另一套，對葉挺的工作造成了很多障礙，導致葉挺多次請求辭職。

　　黨中央、毛澤東對新四軍分外的關懷。1938年2月至5月，毛澤東多次致電葉挺和項英，指示新四軍當務之急是各支隊向東展開，擔任隴海路以南、太湖以北、黃海以西、漢水以東廣大淪陷區創建根據地的任務，發動廣大人民群眾積極參加抗日斗爭。但項英卻支持王明“一切服從統一戰線”的觀點，滯留皖南按兵不動。在黨中央的一再催促下，才派二支隊副司令粟裕前往蘇南，但是主力仍未跟進。

　　關于新四軍“向北發展”的方針，早在1937年11月召開的中共六屆六中全會就已經確定了的，但項英一再頂著不執行。

　　1939年4月，周恩來來到皖南涇縣云嶺新四軍總部駐地，進行了廣泛調查研究，從中發現新四軍軍部一面臨敵，三面受圍，蜷縮在橫寬約100公里，縱深不足五十公里的狹長地帶：前方長江沿岸據點被日軍占領，軍部背后又是剿共最得力的國民黨頑固派顧祝同的第三戰區司令部駐地，稍有不測，將沒有回旋的余地。在分析上述種種困境后，周恩來在軍部召開的一系列會議上，號召新四軍的干部克服種種困難，大膽地到敵人后方去：“向北發展，向東作戰，鞏固現有陣地。”周恩來提出的這個方針，得到了新四軍眾多負責干部的贊同，陳毅、粟裕尤為積極執行，很快，取得了一系列輝煌的戰績。

　　1940年1月，劉少奇從延安來到中原后向黨中央建議：抽調八路軍一部南下，而在江南的新四軍渡江北上，大力發展蘇北。但是，項英仍然固執己見，要求留在皖南。面對兩種截然不同的意見，1月18日，延安舉行了中央書記處會議，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等經研究后，決定支持劉少奇的意見。2月19日，中央書記處致項英并東南局電，重申兩年多前六中全會確定的，后來周恩來在新四軍軍部會議上宣布的“向北發展、向東作戰、鞏固現有陣地”的新四軍發展的方針。10天后，毛澤東和王稼祥又致電項英、葉挺，再次強調指出“你們主要出路在江北，雖已失去良機，但仍然非力爭江北不可”，并要求他們“須秘密準備多數渡江，為緊急時用。”(毛澤東、王稼祥1940年1月29日致項英、葉挺電)

　　對于兩年多來自己也在六屆六中全會上舉手擁護通過的這個新四軍發展方針，項英表面上沒有反對，但在實際行動中他仍然堅持自己的錯誤方針，并將已經進入江南敵后的第一、第三兩團又調回皖南，同時還把中央調來的，以及從前方抽去受訓的干部留在軍部，對國民黨的種種無禮要求，仍然一味地遷就、退讓。

　　面對國民黨頑固派企圖在華中發動新的反共高潮(主要是對新四軍——秋石注)的嚴峻局勢，在延安的毛澤東，再一次從關愛新四軍的立場出發，當即發出了“摩擦中心轉移至華中”的警告，并且及時作出了如下部署：“以淮河淮南鐵路為界，在此線以西避免武裝斗爭，在此線以東地區應堅決控制在我手中。”“將來八路軍到達華中后，則應堅決爭取全部蘇北在我手中，陳毅部隊立即應當向蘇北發展。”毛澤東更是憂心忡忡地提醒處在國民黨軍隊三面包圍下的皖南新四軍軍部，深刻指出“顧方有可能利用其優勢兵力向新四軍軍部地區進攻，因此軍部及皖南部隊應預先有所準備，以免遭襲擊，萬不得已時可向蘇南陳支隊靠攏，再向蘇北轉移。”(毛澤東、王稼祥1940年3月29日致朱德、彭德懷、項英、葉挺電)。

　　誠如開國上將蕭華在《長征組歌》史詩中形容的那樣：毛主席用兵真如神!自然，毛澤東料敵也是如神!

　　毛澤東發出的這個警告，距1941年1月初秉承蔣介石剿滅新四軍主旨的國民黨頑固派頭子、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發動皖南事變，要早上九個月。請問《炎黃春秋》雜志的決策者們，還有泡制《項英秘書揚帆談皖南事變》一文的所謂“整理”者，這能說毛澤東、黨中央對皖南部隊不關懷、不公道嗎?!

　　距上述毛澤東向新四軍發出的這個警告電報才不過三天，1940年4月1日，在為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起草的電報中，心急如焚的毛澤東要求八路軍立即抽調四萬至五萬人的兵力，在三個月內外到達華中，增援新四軍，創建新的敵后根據地。毛澤東此舉十分明顯：緩解皖南新四軍軍部的壓力!

　　僅僅過了兩天，1940年4月3日，一刻不停日夜牽掛著皖南新四軍安全的毛澤東直接致電項英，詢問新四軍“軍部及皖南部隊被某方襲擊時，是否有沖出包圍避免重大損失的辦法?其辦法以向南打游擊為有利，還是以向東會合陳毅為有利?渡江向北是否以絕對不可能?”等問題。稍后(1940年4月15日)，毛澤東又電告劉少奇，項英：“顧(祝同)有對皖南江南我軍采取壓迫手段之可能，望項準備應付辦法，唯決不可能先動手，應取自衛原則為有利。”

　　江南的新四軍正處于萬般險境絕地之中，但項英卻要求江北的部隊“急返江南，以應大事變。”而陳毅、粟裕則主張“皖南軍部率部即向蘇南靠攏。”

　　10天后，1940年4月26日，中央書記處致電項英、陳毅并告劉少奇、張云逸，十萬分火急地強調：“皖南軍部以速移蘇南為宜。”并再次重申一條重要原則：“在團結抗戰期間，我軍不應向友黨后方行動，而應向戰爭區域與敵人后方行動。”

　　局勢日趨惡化，而項英的遲疑猶豫更是雪上加霜。1940年5月4日，在為中共中央起草給東南局及新四軍的指示中，毛澤東對項英提出了尖銳的批評，指出：“在一切敵后地區和戰爭區域，應強調同一性，不應強調特殊性，否則就會是絕大的錯誤。”“在應對可能的全國性的突然事變的問題上，也只有采取斗爭的方式，才能使全黨全軍在精神上有所準備，在工作上有所布置。否則，就將再犯一九二七年的錯誤。”

　　在這里，毛澤東還將對國民黨蔣介石抱有不切實際的幻想，與1927年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大屠殺，上百萬共產黨人、革命人民的人頭落地的血的教訓緊密地結合在了一起。大量史實表明，毛澤東是高瞻遠矚的。

　　就在毛澤東，黨中央接二連三為新四軍解脫困境發出指示的同時，遵照毛澤東、黨中央的部署，多支八路軍部隊迅速揮師南下與新四軍會合。

　　1940年5月，黃克誠奉命率八路軍第二縱隊第344旅和新編第二旅共12000人，由冀魯豫南下，6月下旬在皖北渦陽縣新興集與彭雪楓率領的新四軍第六支隊會合。七、八月間，八路軍第二縱隊與新四軍第六支隊，以及1939年5月南下創建皖東北根據地的八路軍第115師蘇魯豫支隊、10月進入皖東北根據地的原八路軍山東縱隊隴海南進支隊等部，合編為八路軍第四和第五兩個縱隊。第四縱隊由彭雪楓任司令兼政治委員，留豫皖蘇地區執行向西防御的任務。而由黃克誠任司令員兼政治委員的第五縱隊，則擔負起配合已經度過長江北上的陳毅、粟裕所部東進淮海開辟蘇北根據地的重要任務。至10月10日，由黃克誠率領的八路軍在蘇北東臺白駒鎮與蘇北新四軍勝利會師。

　　1940年11月，為統一對華中八路軍和新四軍的領導，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成立了華中總指揮部，由新四軍軍長葉挺任總指揮，中原局書記劉少奇任政治局委員，新四軍蘇北指揮部總指揮陳毅任副總指揮(葉挺抵達蘇北前由陳毅代理總指揮)。而項英依然為新四軍副軍長兼政委。這與劉少奇擔任的華中總指揮部政委是兩回事。劉少奇的政委職責僅限于江北。因此，無論是在“皖南事變”前，還是在“皖南事變”發生中，從來不存在《項英秘書揚帆談皖南事變》一文中所言的“毛澤東把項英免職，由劉少奇同志擔任政委時，部隊歸他指揮，……劉少奇先命令陳、粟部隊北上到鹽阜地區。……劉少奇命令一、二支隊先到蘇南，再往北進”諸如此類的情況。而所謂“劉少奇把一、二支隊調走以后就發生了皖南事變”的說法更是不能成立。陳、粟部渡江北上開辟蘇中根據地是1940年5月間的事情，是在接到毛澤東、黨中央的緊急指示后執行的，與劉少奇后來的任職無關。而“皖南事變”發生在距陳、粟部渡江北上八個月后。劉少奇擔任新四軍政委，是在1941年1月17日蔣介石悍然下令取消新四軍后，黨中央于1月20日作出的決定。下文另依據史料論述。

　　毋庸置疑，華中指揮部的成立，擴大了蘇南、皖中新四軍根據地，大大溝通了華北與華中兩個根據地之間的聯系，有力地握緊拳頭打擊日寇，也進一步遏制了國民黨頑固派。及至1940年底，亦就是蔣介石滅絕人性發動旨在消滅新四軍主力的“皖南事變”前夕，在兩年多的敵后抗日游擊戰中，東至上海，西至武漢，北抵徐州、開封一線，新四軍共對日、偽軍作戰2700余次，斃傷俘敵55000人，而新四軍部隊也發展到近9萬人。實踐證明，毛澤東、周恩來、黨中央提出的“向北發展，向東作戰，向南鞏固”的新四軍發展方針是無比正確的。而大批八路軍南下與新四軍會合創建鞏固的華中各根據地，更是證明了一個事實：所謂《項英秘書揚帆談皖南事變》一文中杜撰的諸如“中央與我們皖南軍隊有點矛盾”、“黨中央對皖南部隊與對八路軍不同”、“皖南事變”前“毛澤東把項英免職，由劉少奇同志擔任政委”、“‘千古奇冤’……主要指我們內部，指毛澤東對皖南軍隊的不公道”的一系列說法，是根本不能成立的。

　　面對一浪高過一浪的反共高潮，毛澤東、黨中央一直將皖南新四軍的安全時刻掛在心中。針對蔣介石欲圖消滅新四軍的圖謀，晝夜不停地作著努力與安排。

　　請看以下史實——：

　　1940年10月19日，國民黨軍參謀總長何應欽、副總長白崇禧致電(即歷史上那個殺氣騰騰的“皓電”)八路軍總司令朱德、副總司令彭德懷和新四軍葉挺軍長(他們從來不承認共產黨軍隊的“政委”一職，而且，事實已經證明，短期內對圍剿、消滅八路軍是難于實現的，或者叫做鞭長莫及也可。除山西土皇帝閻錫山盤踞區外，在華北，國民黨基本上沒有連片的區域，只有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和其他人民武裝力量應對著占80%正面日軍侵華軍隊的有生力量。如果沒有日寇主力部隊的牽制，在發動“皖南事變”圍剿新四軍軍部的同時，蔣介石也許會仿如七、八年前舉百萬國民黨軍隊圍剿江西紅軍一樣，發動對八路軍的全面攻擊)，對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武裝力量進行種種攻擊和污蔑。并強令在大江南北堅持抗戰的八路軍、新四軍于一個月內全部開赴黃河以北，還蠻橫地要求將50萬八路軍、新四軍合并縮編為10萬人。與此同時，蔣介石還密令湯恩伯、李品仙、韓德勤、顧祝同等準備向新四軍進攻。其罪惡目的，妄圖把共產黨領導的絕大部分軍隊趕往黃河以北，會同日軍前后夾擊，消滅新四軍、八路軍。

　　頗具諷刺意義的是，就在何應欽、白崇禧發出這個殺氣騰騰的“皓電”前十天，在葉挺指揮下，皖南新四軍打了一個漂亮的大勝仗：將自繁昌、南陵、江縣等地南下進犯云嶺欲圖一口吞掉新四軍軍部的5000多日軍打了個落花流水，蔣委員長為此還向新四軍頒發了嘉獎令呢!

　　早在何應欽、白崇禧發出“皓電”之前的一個月，中共中央在獲悉國民黨軍令部向三面圍合新四軍的顧祝同部發出“掃蕩”長江南北新四軍的命令后，中共中央軍委致電葉挺、項英、劉少奇(請讀者們注意了，中央軍委的這個電報，項英排名在劉少奇前——秋石注)準備自衛行動，并囑皖南尤須防備。

　　面對國民黨咄咄逼人的欲圖消滅共產黨軍隊的“命令”攻勢，針對20天前何應欽、白崇禧發出的“皓電”，毛澤東起草了以朱、彭、葉、項名義的復電，嚴正要求國民黨“中央對于時局趨向，明示方針，拒絕國際之陰謀，裁抑國內之反動，而對于聯合剿共內戰投降之說，予以駁斥，以安全國軍民之心。”與此同時，毛澤東要求蘇北的新四軍“積極整軍，沉機觀察”，皖南新四軍“認真準備北移”，于十二月底全部開動完畢。他還致電周恩來，要他在重慶加強與美、英、蘇等國外交人員聯絡，并“利用時機向國民黨各方奔走呼號，痛切陳詞，以圖挽救。”為新四軍尤其是皖南新四軍的安危作著最后多方面的努力與安排。

　　然而，蔣介石要消滅新四軍的決心已定，就在毛澤東、周恩來為新四軍的存在作著各種努力的當口，12月8日，何應欽、白崇禧又一次電令，強橫要求八路軍、新四軍全部開調黃河以北，還喪心病狂地故意把新四軍軍部北移路線泄露給日本人，以便共同夾擊。12月9日，蔣介石親自發布命令，限長江以南新四軍于12月31日前開赴長江以北地區;黃河以南的八路軍、新四軍于1941年1月30日前開赴黃河以北地區。僅僅隔了1天，12月10日，蔣介石又秘密下達了《剿滅黃河以南匪軍作戰計劃》和《解決江南新四軍方案》，同時密令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第三十二集團軍總司令上官云相等全力調兵圍殲新四軍部隊。

　　在延安晝夜不眠的毛澤東，最擔心的就是皖南新四軍的日趨惡劣的處境，接二連三致電一直拖延北移的項英。在12月26日的電報中，他對項英尖銳批評道：“你們在困難面前屢次來電請示方針，但中央還在一年以前即將方針給了你們，即向北發展，向敵后發展，你們卻始終不執行”。心焦如焚恨鐵不成鋼的毛澤東還指出：“如果動搖猶豫，自己無辦法無決心，則在頑敵夾擊下，你們是很危險的，全國沒有任何一個地方有你們這樣遲疑猶豫無辦法無決心的。在移動中如遇國民黨向你們攻擊，你們要有自衛的準備與決心。這個方針也早已指示你們了。”

　　周恩來在重慶頻頻會見各方人士，包括國民黨聯絡員張沖，竭盡全力，一次一次地作著為皖南新四軍險境解困的努力，乃至在12月25日面見蔣介石本人……

　　12月27日，為新四軍安危日夜操勞得茶飯不思的毛澤東致電周恩來，要他繼續向蔣介石交涉，要蔣介石命令李品仙部不得妨礙新四軍北移;一面以朱德、葉挺的名義急電國民黨第五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和副長官李品仙，懇請他們從抗戰的利益出發，不要妨礙新四軍的北移。

　　然而，此時的形勢已經難以逆轉，毛澤東、周恩來的所有努力，已經到了回天無術的地步。也正是由于項英的一再拖延北移，使得顧祝同從容部署兵力，得以全面完成圍殲皖南新四軍的準備。不僅如此，國民黨部署在長江以南的軍隊故意泄露皖南新四軍即將北移的消息，日軍接訊后迅速將長江封鎖，燒毀大、小渡口全部船只，江心遍布艦艇，岸上崗哨林立。同時，顧祝同依照蔣介石下達的“一網打盡，生擒葉項”的命令，集結起七個師的兵力，在安徽涇縣、太平間布成袋形陣地，皖北則由李品仙部布防堵截，而冷欣部則負責封鎖新四軍到蘇南的去路。

　　一張天羅地網就這樣形成了，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終于爆發了。

　　1941年1月4日，新四軍軍部及其直屬部隊9000余人開始原定于一年前必須進行的北移任務。正是由于項英對國民黨不切實際的幻想與猶豫不決，行期一再延誤，國民黨已經在新四軍行進的必經地區埋伏下了重兵。而且，據一些隨軍部北移的新四軍指戰員事后回憶說，還是在新四軍開拔，離開軍部所在地云嶺之前，身為副軍長兼政委且大包大攬負總責的項英，全然不顧迫在眉睫被剿滅的危險，竟然滔滔不絕地向全體指戰員作了長達三個小時的所謂“政治動員”，把在一旁的葉挺軍長急得直跺腳。項英的這個再一次貽誤北移戰機的錯誤，等于給蔣介石、顧祝同、上官云相“一網打盡，生擒葉項”的鐵壁合圍部署又增加了一份保險。而且，項英的這個滔滔不絕的“政治動員”，竟然還做著“很快會回來的美夢”。不僅如此，項英依然不把黨中央反復強調的由葉挺軍長負軍事總責的決定放在眼里，否決了葉挺依據實際情況作出的整個部隊一起北移及后來受圍時一起突圍的安排(因軍部各單位多老弱病殘和非戰斗人員)，而是自作主張兵分三路，從而給了國民黨部隊各個擊破最終予以圍殲的良機。

　　活生生的慘劇就這樣發生了!

　　1月6日，當倉促北移的部隊到達涇縣茂林地區時，突然受到了國民黨第33集團軍總司令上官云相指揮的七個師八萬余人的嚴密包圍和猛烈襲擊，非戰斗人員占多數的新四軍頓時陷入了孤立無援的苦戰中。

　　值得指出的是，在戰斗打響后，身為軍長的葉挺一直與前衛部隊保護著軍部一起同生死共患難，站在最前列指揮部隊突圍。而項英卻帶著袁國平、周子昆二位領導和身邊十來個參謀及警衛人員離開大部隊私自突圍……據說，面對全軍將士的一片怒聲載道，突圍不成返回原地的項英這才表示了自己內心的懺悔，沒有聽從葉挺軍長的主意，沒有從云嶺出發時把全部指揮權交給葉挺軍長，否則，也不會走到四面楚歌的這一局面。

　　須知，生死存亡關頭，為了個人的安危扔下大部隊一走了之，是軍法軍紀和良心所不容的呀!也正是基于這個，突圍不成的他作出了向黨中央和毛澤東自請處分的決定?？上?，這已經晚了，不僅使他的前半世英名蒙上了污垢，而且最終斷送了七千多新四軍將士的生命。

　　因為通訊被阻斷，直到事變發生三、四天后，在延安焦慮萬分的毛澤東才得到了有關皖南新四軍的一些確實消息。毛澤東先收到的是中原局書記、華中指揮部政委劉少奇一月九日發來的兩封電報，一封電報說：“我江南遵令北移被阻，戰況激烈，請向國民黨嚴重交涉。”另一封電報則向黨中央報告道：項英、袁國平等“在緊急關頭已離開部隊，提議中央明令撤項職，并令小饒(饒漱石)在政治上負責，葉(挺)在軍事上負責，以挽危局。”次日，一月十日，毛澤東才收到葉挺、饒漱石(時任東南局副書記，隨軍部行動)拍發的緊急求救電和突圍不成又回到部隊的項英自請處分的電報。為此，毛澤東當即決定，由葉挺、饒漱石指揮新四軍，克服困難，繼續執行北移任務。并要劉少奇、陳毅“就近隨時去電幫助他們并加鼓勵，惟項英撤職一點暫不必提。”一月十二日，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通過了毛澤東起草的指示電：“中央決定(新四軍)一切軍事、政治行動均由葉軍長、饒漱石二人負責，一切行動決心由葉軍長下，項英同志隨軍行動北上。”

　　新四軍軍部的命運是那樣緊緊的牽動著毛澤東的心。他心中唯一思考的問題，就是如何把陷在國民黨重兵槍林彈雨圍困中的皖南新四軍從九死一生的危難境地中給解救出來。一月十四日，他在致周恩來、葉劍英的電報中深刻指出：這是救死問題，如不停止進攻，即將全軍覆滅。請立即要蔣下令停戰撤圍。正是出于這種焦急不安的心情，中共中央決定“在政治上軍事上立即準備作全面大反攻，救援新四軍，粉碎反共高潮。”這個決定還指出，如皖南部隊被蔣介石消滅，我應堅決、徹底、干凈、全部消滅韓德勤、沈鴻烈軍部，徹底解決華中問題。

　　由于力量過于懸殊，在奮戰七天七夜后，皖南新四軍終于因彈盡糧絕而告敗。軍長葉挺被俘，項英、袁國平、周子昆等遇難。一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檢討新四軍失敗的原因。毛澤東指出：從我們自己方面來說，首先是由于項英、袁國平等缺乏反摩擦的思想準備，其次是指揮上的錯誤。但最主要的原因，乃是蔣介石國民黨頑固派的反共、溶共、剿共政策造成的。應當肯定，項英同志在領導新四軍的工作中有著不可抹煞的功績。他和葉挺、陳毅等人一起，在短時期內把極為分散的南方八省紅軍游擊隊進行集中整編，組織部隊奔赴敵后開展游擊戰爭，積極進行部隊建設，使得新四軍不斷發展、壯大，并領導了建立抗日根據地的工作。但他對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原則認識不足，對中共中央“向北發展，向敵后發展”的正確方針缺乏理解，貫徹措施不力，且存在著以皖南為中心，待日軍向浙贛路進攻時向南發展，恢復紅軍時期南方根據地的不切實際的思想。1940年10月以后，當國民黨頑固派進攻新四軍的跡象已經十分明顯的時候，項英對皖南部隊的北移，一再遲疑不決，最終喪失了迅速東進或北移的有利時機。在部隊北移受阻后，指揮失當，既未能與葉挺軍長一起隨大部隊行動，又未能粉碎國民黨的圍殲，致使新四軍蒙受了重大損失。

　　一月十七日，蔣介石悍然宣布新四軍為“叛軍”，宣布取消新四軍番號，并將葉挺交付軍事法庭審判，將反共高潮推向了頂點。

　　一月十八日，與蔣介石消極抗日積極反共剿滅新四軍的殘暴血腥罪行針鋒相對，刊有周恩來“為江南死國難者志哀”題詞及“千古奇冤，江南一葉，同室操戈，相煎何急!?”詩等揭露國民黨頑固派制造皖南事變圍剿新四軍真相的《新華日報》，搶在各大報發出之前，送到了廣大讀者手中。

　　一月二十日，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發布了重建新四軍的命令，任命陳毅為新四軍代軍長(被國民黨頑固派囚禁的葉挺仍為軍長)，張運逸為副軍長，劉少奇為政治委員，賴傳珠為參謀長，鄧子恢為政治部主任。隨后，新四軍軍部在蘇北鹽城宣告成立，整編全軍為七個師和七個獨立旅，共九萬多人，在大江南北堅持敵后抗戰。

　　與此同時，根據中共中央決定，東南局與中原局合并，改稱中共中央華中局，同時成立新四軍軍分會，劉少奇為華中局書記兼軍分會書記，委員為饒漱石、陳毅、曾山;新四軍軍分會委員為陳毅、饒漱石、賴傳珠、鄧子恢。

　　同一日，在以中國共產黨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發言人身份對新華社記者的談話中，毛澤東凜然宣告道：“中國共產黨已非一九二七年那樣容易受人欺騙和容易受人摧毀。中國共產黨已是一個屹然獨立的大政黨了。”緊接著，毛澤東提出了解決皖南事變的十二條辦法：第一，懸崖勒馬，停止挑釁;第二，取消一月十七日的反動命令，并宣布自己是完全錯了;第三，懲辦皖南事變的禍首何應欽、顧祝同、上官云相三人;第四，恢復葉挺自由，繼續充當新四軍軍長;第五，交還皖南新四軍全部人槍;第六，撫恤皖南新四軍全部傷亡將士;第七，撤退華中的“剿共”軍;第八，平毀西北的封鎖線;第九，釋放全國一切被捕的愛國政治犯;第十，廢止一黨專政，實行民主政治;第十一，實行三民主義，服從《總理遺囑》;第十二，逮捕各親日派首領，交付國法審判。

　　中共的十二條要求，受到了海內外各界人士的好評。宋慶齡、何香凝、柳亞子、彭澤民、陳友仁等國民黨元老聯名致信蔣介石，譴責政府對新四軍的迫害，要求釋放葉挺。連從前怕共產黨過于強硬會引起統一戰線破裂的民族資產階級首領陳嘉庚、張一麐等也為之仗義執言。馮玉祥、于右任、孫科等也紛紛表達心中的憤懣。馮玉祥將軍慨然道：“只有共產黨的十二條，國事才能解決。”在國際上，斯特朗、斯諾、史沫特萊等在美國報紙上發表報道和評論，向世界披露皖南事變的真相。

　　為迫使處于內外交困重重壓力下的蔣介石接受這十二條要求，董必武、鄧穎超等中共人士拒絕出席三月一日召開的三屆一次國民參政會。

　　之后，歷次國共談判，中共都把恢復葉挺軍長自由，釋放關押在上饒集中營的全體新四軍被俘指戰員的要求，作為一個重要議題向國民黨方面提出。此外，按照黨中央及南方局、中原局的指示與安排，在上饒集中營所在地附近設立多處地下聯絡點，及時掌握集中營內的情況，策劃并妥然接應越獄的被俘新四軍人員等。

　　1945年日寇投降后，中共不斷要求國民黨方面釋放政治犯和被俘的新四軍人員。1946年春，中共方面以1945年秋粉碎國民黨軍破壞和談向我解放區大舉進攻的邯鄲戰役中被俘的第11戰區副司令長官馬法五為交換，被蔣介石無理囚禁達五年之久的新四軍軍長葉挺將軍，于1946年3月4日獲釋。次日凌晨，葉挺即致電延安黨中央、毛澤東，莊重地表達了重新回到黨內的熱切愿望。

　　僅僅過了兩天，1946年3月7日清晨，周恩來副主席給葉挺送來了由毛澤東親自起草的中共中央關于接受葉挺加入中國共產黨的批復電報。

　　由毛澤東親自起草的中共中央批復電報，內容如下：

　　親愛的葉挺同志：

　　5日電悉，欣聞出獄，萬眾歡騰。你為中國人民解放與人民解放事業進行了20余年的奮斗，經歷了種種嚴重的考驗，全中國都已熟知你對民族與人民的無限忠誠。茲決定接受你加入中國共產黨為黨員，并向你致以熱烈的慰問與歡迎之忱。

　　中共中央 3月7日

　　筆者相信，倘若項英、袁國平等人不遭叛徒殺害而被俘的話，毋庸置疑，毛澤東、黨中央也會如同營救葉挺一樣，花大力氣營救他們的。手心手背都是肉。經歷了1927年大革命的嚴峻考驗，在紅軍初創時期立下了不朽功勛的項英、袁國平等人，同樣是黨和人民軍隊的寶貴財富。盡管他們在執行黨中央指示及新四軍北移中犯了極其嚴重的錯誤。

　　美、英、蘇等國強烈譴責蔣介石發動皖南事變

　　本文之所以設立這一節，意在提醒《項英秘書揚帆談皖南事變》一文的杜撰者，更有拍板決定刊發這篇歪曲、篡改歷史真相誣文的《炎黃春秋》雜志的決策者們，還有被這篇誣文誤導的讀者，知曉并正視當年連美、英、蘇等國政府也眾口一詞強烈譴責、鐵證如山的一個歷史真相：制造“千古奇冤”，同室操戈，剿滅共產黨異己，發動致使數千名新四軍抗日熱血兒女死于同胞槍口之下的皖南事變血腥慘案的罪魁禍首，正是一直叫嚷“攘外必先安內”的蔣介石!而決非是這篇歪文捏造的“黨中央對皖南部隊，與對八路軍不同”以及“主要指我們內部，指毛澤東對皖南軍隊不公道”莫須有說法，等等。

　　事實是，皖南事變后，國內外輿論幾乎群起指責國民黨破壞抗日統一戰線，并擔心中國將因此爆發內戰。外交上，美、英、蘇等國都立即作出強烈反應，表示關切，甚至影響到對華的援助，令蔣介石深陷極度被動的局面。

　　先談美國。

　　最早向世界報道中國共產黨、中國工農紅軍、毛澤東，出版了震撼世界政壇、文壇的《紅星照耀中國》一書的美國著名記者埃德加·斯諾，以及與羅斯?？偨y關系十分密切，在華期間深入敵后，詳細考察過共產黨前線抗日軍隊的前美國海軍陸戰隊少校伊文斯·卡爾遜，他們先后在美國有影響的一些大報上發表評論，抨擊蔣介石發動皖南事變，揚言中國將爆發內戰。已經回到美國國內的美國著名女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接到周恩來的電報及附去的中共中央軍委關于重建新四軍的命令后，立刻通過紐約的一些報紙和《美亞》雜志，詳盡地披露了皖南事變的真相。還有在皖南事變發生四個月后回到美國的另一位著名女記者艾格尼絲·史沫特萊，以其在新四軍的親見親聞，及擔任新四軍戰地醫院醫護救治工作的經歷，在美國各地作了數十場演講，痛斥國民黨軍隊的腐敗無能與制造摩擦攻打共產黨軍隊，蔣介石發動皖南事變圍剿新四軍。而國民黨駐華盛頓大使胡適向蔣介石提供的報告，則更能說明問題了。他說：“新四軍事件，美國人士頗多疑慮……其左傾者則公然批評我政府。”事實上，皖南事變發生后，海外華人輿論幾乎眾口一致在批評國民黨。僅皖南事變爆發后的一個半月左右的時間，有據可查的發給國民黨中央的其海外黨部和各有關華人團體的批評電報，就達數十通以上，期間充溢著惋惜激憤之詞。

　　更重要的是美國總統羅斯福坐臥不安了，他，以及美國國務院，公開表示了對國共沖突的嚴重關切。二月七日，距皖南事變發生不過一個月，美國總統羅斯福派出的特使居里來到重慶。在三天后同蔣介石的會見中，居里明確表示美國贊成中國統一，希望國民黨和共產黨能夠真正組成抗日統一戰線對抗日本，不愿內戰擴大，主張政府改革，自下而上地開放民主。居里還向蔣介石聲明，在國共糾紛未解決前，美國無法大量援華，中美間的經濟、財政等各問題不可能有任何進展。與此同時蔣介石還接到了羅斯福的來函，同樣是要求蔣介石推行國共合作，而不是分裂。當蔣介石強詞奪理地辯解說，他個人認為中共以效忠共產國際和蘇聯為首要目標。他還說，共產黨并不希望看到中、美、英結為同盟。……然而，居里并不認可蔣介石的這個詭辯。他十分清晰地告訴蔣介石，在即將爆發的戰爭中，美國只有一個目標：即打敗德國和日本。既然中共也是抗日統一陣線的一員，美國同樣會把中共看成是朋友來加以對待。

　　四天后，居里全然不顧蔣介石的反對，堅持與周恩來舉行了會見。針對美國因擔心日本南進急盼中國內部團結抗日，以便牽制日本兵力的心理，周恩來向居里提供了國民黨制造摩擦的材料，并說明蔣介石如不改變反共政策，勢將導致中國內戰，有利于日本南進。居里同意周恩來的看法，并表示：美國贊成統一，反對日本。如果中國分裂，美國很難給予援助，如果內戰擴大，抗戰將更不可能。在離開重慶啟程回國前的一次公開演講中，居里又一次對國民黨提出了嚴厲的批評：“中國應有自下而上的徹底的民主”，必須改變腐敗的政治機構，必須杜絕類似皖南事變清除異己的事情發生。

　　說實話，美英政府對蔣介石的反共限共政策本來是持贊同態度的，但當蔣介石發動皖南事變后，又極其害怕會因此引起大規模的中國內戰，不利于他們利用中國牽制日本的目的。英國駐重慶大使卡爾請周恩來到自己家中面談，詳細地了解了皖南事變的真相，也由不得同情共產黨，反對磨擦。隨后，他又在同蔣介石的會見中勸告蔣介石采取有力措施停止國內沖突。英國政府在收到卡爾的報告后，給予了高度重視，致電蔣介石警告說：內戰只會加強日軍的進攻。英國政府的這個警告，雖說談不上什么“及時”，倒是貼切的很：事實上，日本方面并不買蔣介石討好他們清除共產黨異己圍剿新四軍的賬。他們更是反對蔣介石將所有八路軍、新四軍等共產黨武裝的有生力量趕至黃河以北與其正面對峙。戰爭爆發以來的大量事實已經證明，日軍對付國民黨一個集團軍，遠比對付中共一個師要容易得多。國民黨軍隊腐敗，士氣低落，而八路軍、新四軍軍紀嚴明，英勇驍戰，以一當十，且遠比國民黨軍隊深受戰區人民的支持。這也是日本軍隊為什么要在華北大規模推行“三光政策”的根本原因所在。發動皖南事變圍剿新四軍的一個嚴重后果是：距皖南事變結束不過十天光景，日軍突然集結起整整五個師團的優勢兵力，兵分數路對駐守河南平漢路以東的十五萬國民黨軍隊發起了大規模的進攻。這就是中國抗戰史上著名的中條山戰役。為此，猝不及防的國軍損失慘重。自然，這也是給了蔣介石奉行的“攘外必先安內”反革命政策最有說服力的一個回報。日本人以血淋淋的事實，狠狠地教訓了蔣介石一把。

　　話分兩頭。不久，卡爾離任回國。在蔣介石的國民政府為其送行時，卡爾將前來送行的中共代表周恩來贈送給他的一把日本軍刀，告訴同樣為他送行的國民黨六戰區司令長官陳誠將軍說：這是新四軍軍長葉挺將軍在皖南涇縣御敵前線親手繳獲的戰利品(此軍刀系1940年10月上旬葉挺率新四軍大敗從繁昌、南陵、江縣等地南下進犯云嶺的5000余日軍時繳獲——秋石注)。在連聲贊嘆“太有意義了!”之后，他還質問道：“對了，葉挺不是還被你們關在監獄里?為什么要長期監禁他?”弄得陳誠好不尷尬。

　　而蘇聯政府更是旗幟鮮明地表明了自己的態度與立場：強烈譴責國民黨制造皖南事變圍剿新四軍。為此，蘇中央機關報《真理報》還刊登了有關皖南事變真相的報道和火藥味甚濃的抨擊性評論。新任國民黨駐蘇大使邵力子原定于一月十七日晚舉行宴會，此前，蘇聯外交部長莫洛托夫已經答應出席。但很快蘇聯駐華大使潘友新和延安中共中央關于皖南事變真相的詳細經過情況報送到了莫斯科。湊巧的是，也正是在這一天晚上，國民黨中央通訊社發布了國民黨軍委會的通令和發言人談話，污蔑新四軍為叛軍、匪軍，悍然宣布撤銷新四軍番號，并宣布將葉挺軍長交付軍法審判……這樣一來，更是大大地激怒了蘇聯高層!蘇聯外交部立即通知邵力子：宴會改期進行，這是外交史上前所未有的事。當邵力子奉命前往蘇聯外交部作混淆是非模糊事實真相的所謂“解釋”時，洛佐夫斯基副部長毫不客氣地打斷他的話，批評說：蘇聯人決不做可以使仇者快親者痛的事。洛佐夫斯基還尖銳地責問邵力子道：請問大使閣下，日本人對此事高興否?請轉告貴國政府勿做敵人快心之事。在陪都重慶，蘇聯駐華使館一直與中共負責人周恩來保持著密切的聯系，多次會談并了解情況。潘友新大使和崔可夫武官先后向前來“解釋”(實為歪曲真相)、下令制造皖南事變的直接劊子手何應欽、白崇禧，強硬提出質問與批評。一月二十五日，潘友新大使在會見蔣介石時，代表蘇聯政府向他嚴正指出：進攻新四軍有利于日本侵略者。他還敦請蔣介石注意一個生死攸關的問題：對中國來說，內戰將意味著滅亡!

　　在國內外輿論的一片責難聲中和美、英、蘇三國政府的重重外交壓力下，蔣介石突然發現自己在政治上已經陷入了異常孤立和被動的境地。

　　讀了上述鐵證如山的史料史實，試問《項英秘書揚帆談皖南事變》一文的整理者小朝，以及拍板刊發這篇明顯造假滿紙謊言歪文的《炎黃春秋》的主編副主編們：你們是否還會堅持“‘千古奇冤’……主要指我們內部，指毛澤東對皖南軍隊不公道”的說法?是否還會借國民黨頑固派、上饒集中營特務們的口，繼續散布所謂新四軍是“朱毛不要的部隊”的誣蔑不實之詞?再問《炎黃春秋》雜志的主編副主編們：

　　你們刊發歷史重大題材內容的稿件，貫徹“以史為鑒”的辦刊宗旨了嗎?

　　當國家賦予你們出版自由、言論自由的權利的時候，你們是否想過或制定過如何嚴格履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大法——憲法，以及相應法律條文的實施細則?

　　一家只要無限度的自由，無視真實的歷史與法律的神圣公正、無視世界上一切愛好和平、崇尚正義的人們的共同感受，無視國家、民族的穩定和諧，信口開河，亂說一氣，且涉嫌嚴重造假的刊物，還能夠向廣大讀者提供客觀、真實的事物本來面目嗎?

　　并非多余的一筆：關于項英和皖南事變

　　當筆者書寫下這一節標題的時候，心情是格外沉重的。

　　筆者出生于皖南事變爆發六年后，自然不可能身臨其境感受血雨腥風戰爭的殘酷性。但是，作為一個文史工作者，必須以尊重歷史為自己的寫作和研究的出發點。歷史的凝重感，無時無刻不在提醒著筆者：尊重歷史的事實與魂魄!

　　自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在北大荒，及至進入新聞工作和左翼文學研究行列以來的四十余年間，筆者有機會接觸到數十位新四軍老干部包括皖南事變的幸存者，還有曾經在孤島上海從事過地下工作的新四軍系統的老同志，并與之近距離交往，或多或少地了解了一些有關皖南事變的真實情況。

　　應當說，書寫這一節內容，對于本文來說，并非是多余的一筆。

　　毫無疑問，制造皖南事變這起震驚中外的血腥慘案的元兇。“主要”責任者，其當仁不讓者，就是多年來一直高調叫喊“攘外必先安內”媚日反共口號的蔣介石。自1927年4月12日撕下所謂革命的假面具那一刻起，蔣介石無時無刻不把消滅共產黨、消滅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軍隊，作為其壓倒一切的首要目標和任務，即使大敵當前，他也“必先安內”。誰試圖推翻這一個主因，誰就是在歪曲歷史，成為蔣介石的幫兇。

　　蔣介石滅共產黨心不死，這是皖南事變爆發最直接最主要的原因。即使身為新四軍政委的項英不對黨中央為他們量身定做的“向北發展，向敵后發展”的正確方針頂、拖、壓;沉緬于經驗主義和昔日游擊戰的幻覺中，盲從王明的“一切服從統一戰線”的右傾投降主義路線;長久遲疑猶豫，拖過陰險毒辣的蔣介石設定的1940年12月31日的撤退大限，蔣介石也會從別的地方，以別的莫須有借口，于別的時間對新四軍圍追堵截，直至以剿滅為后快。這是蔣介石仇共反共的本性所決定的，也正是他長期以來這種堅持以人民取向為敵，無視國家、民族統一的反革命本性，最終令他丟掉了執政22年的國民黨江山，蜷縮到了那個四面海水包圍的彈凡小島上。

　　然而，世界上，一切事物的發展，都是具有兩重性的，充滿著一定的變數。拿當年中央蘇區五次反“圍剿”來說吧，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在第五次反“圍剿”中，面對蔣介石上百萬軍隊類似天羅地網的重重包圍，結果，紅軍還是跳出了包圍圈，于1934年10月10日開始了世界戰爭史上史無前例的二萬五千里長征。區區數萬人的中央紅軍之所以能夠勝利突破百萬蔣軍的圍困，其根本原因正是毛澤東提前一個月經實地考察選定的于都河上為之架設的五座簡易浮橋(張聞天夫人劉英語)。而三個月后舉行的遵義會議，則為紅軍長征取得最后勝利奠定了堅實的基礎。這也就是為什么在遵義會議上多數領導人摒棄李德和博古的根本原因所在。

　　比對紅軍長征，若真正要探究一下皖南事變的所謂“內部責任”，筆者以為，與項英同志是有著一定的關聯的。在此，筆者向讀者們推薦一本書，藉以說明一些問題。但是，這些說明，絕非《項英秘書揚帆談皖南事變》一文所指的謂之“主要”的誣枉之辭。

　　著名老作家張笑天先生，歷時三年多的史海鉤沉，嚴謹構思，以七旬之年寫出了長達50萬字的長篇紀實《葉挺將軍》。早在撰寫本文之前，筆者已經閱讀了三遍。此次為撰寫本文，筆者在參閱了300余萬字的權威史料后，又細細地閱讀了一遍《葉挺將軍》。比對之下，這部《葉挺將軍》毋寧說是文學作品，卻實為一部不可多得，真實地還原皖南事變真相的史書。其所描述的內容，除去一些承前啟后的情節，真實程度相對地高。曾經寫出《開國大典》、《重慶談判》等長篇紀實經典作品的老作家張笑天先生，在長春寓所那一頭的電話中，擲地有聲地對筆者告白道：是完全由史料史實堆積而成，對歷史負責。

　　在《葉挺將軍》一書P548頁，于寫到拋棄大部隊和軍部帶領少數十幾個人單獨突圍，東奔西豖突圍不成，又回到了始終與大部隊不離不棄且站在第一線的軍長葉挺身邊，面對葉挺將軍“和敵人拼死決戰的時候到了，有骨頭的跟我來”這一氣吞山河的號召，羞愧得無地自容、不得不給中央發電報自請處分的項英，有這么一段傳神但又完全符合史實的描寫——：

　　項英無力地坐下，雙手捧頭，良久，陰沉著臉，說：“我給中央發電報請罪，國平，你記一下。”

　　袁國平(新四軍政治部主任)的手直抖，半天才擰開自來水筆筆帽。

　　項英垂著頭口述：

　　項英念完，袁國平說他也有責任，也應署上他的名字。

　　周子昆(參加過紅軍二萬五千里長征的新四軍副參謀長)說：“我也一樣，從北伐至今，一失足成千古恨，我們這叫什么?”(附帶在這里向讀者們交代一個事實，說明周子昆為什么會這么說——在1934年11月25日中央紅軍突破湘江封鎖線后，是毛澤東將時任紅22師師長的周子昆，從諉過于人的紅軍太上皇、德國人李德的刀下救出來的呢!)三個人都流淚了。袁國平說：“能洗去恥辱的只有我們自己的血了。”是呀，跟著共產黨南征北討十幾載，汗流了，血也灑了，提著頭顱沖鋒陷陣，不止一次地表白過他們的忠誠。如果別人說他們是膽怯了，變節了，他們自己都會感到冤屈。項英恨只恨他的游擊戰思想害了他，在葉挺面前，他有沒有無地自容的感覺?歷史并沒有作記錄。任何書都只能記載成敗和得失興亡，良心在歷史的天平上怎樣稱量。

　　下面是項英1941年1月10日拍發給黨中央引咎處分的電文內容：

　　今日已歸隊，前天突圍被阻，部隊被圍于山中，有被消滅的危險，臨時動搖，企圖帶隊穿插繞小道而出，準備再去打游擊。因天快亮了，曾派人請希夷(即新四軍軍長葉挺——秋石注)來商計，他在前線未見，故臨時只找到國平、子昆等同志隨行，至9日感覺不對，未等希夷及其他同志，影響太壞，今日聞5團在附近，趕到這里與軍部會合，此次行動甚壞，以候中央處罰，我堅決與部隊共存亡。

　　大量史料及新四軍老戰士的回憶表明：當項英同志懷著悔罪之心向袁國平口述這封自請處分的電文內容時，揚帆同志是緊隨在項英身邊的。作為首長秘書的他緊隨著首長一起行動，無論對與錯，都是很難給以指責的。然而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項英秘書揚帆談皖南事變》一文的所謂整理者，也是揚帆這位皖南事變幸存者至愛親朋的小朝，卻是硬生生地避開了這一史實!毋庸置疑，恰恰是這一史實，是探究“內部責任”的要害所在!如若一旦實話實說予以公布，豈不是該文涉嫌嚴重造假，明明白白地擺在了讀者面前。如此一來，還會有人相信《炎黃春秋》及其該文渲染的“以史為鑒”，把所謂“內部責任”的一盆污水扣在毛澤東，黨中央頭上的真實性嗎?答案為之十分肯定：不能，顯然不能!

　　還有，筆者格外要強調的一點，恰恰是這個小朝，多年來不斷向媒體控訴康生、林彪、江青“四人幫”等極左勢力對揚帆同志進行長達20余年的殘酷迫害(筆者認為，在潘漢年同志一案上，毛澤東同志的偏聽偏信也是要負有一定的重要的責任的)，以致于1980年出獄時犯了極其嚴重的精神病。還應當指出的是，正是同一個小朝于近期撰文指出：在揚帆同志“口述”所謂皖南事變這一“千古奇冤” “主要指我們，指毛澤東對皖南軍隊不公道” “我現在的領會”的1984年這個時間段前后，揚帆病情幾度反復。

　　無疑，正是因了項英良心發現，悔罪自請處分的這個電報，黨中央才決定葉挺、饒漱石指揮新四軍克服重重困難，繼續執行北移任務，并要求在蘇北、皖東的劉少奇、陳毅“就近隨時去電幫助他們并加以鼓勵，惟項英撤職一點不必提。”

　　依據大量確鑿史料，筆者在此還要說明、強調的，同時也是從源頭上厘清《項英秘書揚帆談皖南事變》一文為之故意模糊的一個歷史事實，這就是：由陳毅同志、粟裕同志率領的新四軍一、二支隊奉黨中央命令渡江北上，進而打退國民黨頑固派韓德勤部進攻新四軍有生力量的蘇北黃橋戰役，遠在皖南事變發生的三個月前，而非該文胡謅的“劉少奇把一、二支隊調走以后就發生了皖南事變。這時候竟然毫無辦法”的謊言。

　　然而，項英雖說向黨中央自請處分，中央政治局會議據此連夜作出了“一切軍事、政治行動由葉軍長、饒漱石負總責，一切行動決心由葉軍長下，項英同志隨軍北上”的決定，可項英等人卻又一次離開大部隊和軍部另行突圍。最終蜷縮在一個山洞里，被叛徒、跟隨自己多年的警衛員劉厚總槍殺。

　　在這里，不得不說一說長期忍辱負重、高風亮節的新四軍軍長葉挺。盡管在新四軍這三年多一點的時間里，項英欺自己不是共產黨員，一再排斥、架空他(這一點連蔣介石、何應欽、顧祝同也洞若觀火，了如指掌)，從而引發他多次憤而掛職出走。若非黨中央、毛澤東、周恩來一次次地做工作，化解矛盾，批評項英的惡劣做法及予以挽留的話，蔣介石早已派出自己的親信奪走新四軍的領導權了。然而，為掩護更多同志勝利突圍，不惜做歷史上的第二個石達開，葉挺忍辱負重地被俘后，面對蔣介石委以三戰區副司令長官重任的引誘，面對顧祝同之流屢屢說他上了別人的當，說他與項英之間的關系是冰炭不同爐，如同岳飛遇上秦檜……葉挺一眼洞穿了對方的險惡用心，凜然正氣地予以駁斥道：“項英有毛病，但他不是兇手，你顧祝同，還有蔣介石是兇手!”“你們想把殺人的手藏在背后，讓項英承擔罪責，實際上是讓共產黨承擔罪責，你不感到太可笑了嗎?!”

　　比對葉挺將軍全力維護中國共產黨、新四軍的完整、統一和鋼鐵般的團結，《項英秘書揚帆談皖南事變》一文將皖南事變這個中華民族歷史上“千古奇冤”的主要責任，從蔣介石這個真正的民族罪人的身上引開，推到莫須有的所謂毛澤東、黨中央對皖南部隊的“不公道”上來，這不覺得可笑嗎?這不是在歪曲歷史，為虎作倀，又是什么?!

　　而今，在這場被當年周恩來和中國共產黨斥之為“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血腥慘案過去了72年后的今天，《炎黃春秋》雜志刊發這篇根本經不起任何推敲誣文的用意，是十分明顯的。其在有形或無形的國內外資本的推動下，在又一次滿足那些戴著有色眼鏡的西方政要、精英們政治需要的同時，居心叵測地起著誤導不明真相的國內讀者，尤其是年輕一代的讀者的作用。

　　然而，歷史卻是不容顛覆的，也不可能被顛覆。

　　在這里，我想引用一位我所熟悉并有過六年往來，1939年到新四軍后曾經受到項英同志的無微不至關懷，并在皖南事變中突出國民黨頑固派軍隊重重包圍，最終勝利抵達蘇北陳毅代軍長身邊的文化老人的講述與回憶，來作本文的結尾。

　　這位文化老人名叫黃源，是魯迅晚年深為鐘愛的學生之一。當年，無論是在皖南新四軍軍部，還是在蘇北新組建的新四軍，以及浙東四明山新四軍根據地，他都是新四軍文化戰線的負責人之一。1949年5月他跟隨陳毅同志進入大上海后，擔任過華東軍政委員會文化部副部長兼黨組書記，以及上海市軍管會文藝處副處長等職。

　　2002年7月31日下午二時許，在位于杭州靈隱寺附近的浙江醫院十病區102室高干病房內，已然96歲高齡的黃源先生(他于五個月后的2013年1月2日去世)，與又一次遠道前去探望他的筆者我，有過一次簡短而又富有意義的談話：因為第二天是人民解放軍建軍，也就是南昌八一起義75周年的紀念日，老人的話題自然而然地轉向了一個甲子前他在新四軍里的那些日子。他特別神往地提到：“在新四軍，就像在魯迅家中一樣精神舒暢。”黃源老人的這個肺腑之言，不僅僅在于他對葉挺將軍、陳毅代軍長、劉少奇政委給予他的真誠關愛，而且，也包括了對他給以更多關愛的首任新四軍政委兼副軍長項英同志在內。

　　1938年歲末，具有國民黨《中央日報》和共產黨《新華日報》特派記者雙重身份的黃源先生，率領國統區文化新聞代表團訪問皖南新四軍。在新四軍軍部和各部隊考察、體驗生活四個月后，黃源準備回到國統區去，這是因為一支隊司令員陳毅同志認為他是魯迅學生，又是國民黨《中央日報》的特派記者，影響大，在國統區作用也大。回到軍部后，黃源向項英提出回國統區工作的打算。項英一聽急了，立馬阻攔說：“你不能出去。上海(救國會)代表團的吳大琨，他出去已被三戰區扣留了(被關在上饒集中營——秋石注)吳大琨還有杜月笙的排頭(意即后臺——秋石注)，況且他只是來新四軍慰問一下，回去就被扣留。你出去不保險!”就這樣，在項英同志的深切關懷下，黃源避免了被國民黨抓捕關押的危險，留在了新四軍主編《抗敵》雜志。不僅僅是對黃源，當從黃源口中獲知參加過兩萬五千里長征、擔任過中共江蘇省委宣傳部文委書記和中央紅軍抵達陜北后中共首個派往國統區的中央特派員馮雪峰，也留在國統區義烏鄉下的消息后，項英立刻以東南局書記的名義打電報給浙江省委文委負責人邵荃麟，通知馮雪峰迅速到皖南新四軍來。遺憾的是，馮雪峰不愿意來。也正是基于此，不幸降臨到了馮雪峰頭上：皖南事變發生不到一個月，馮雪峰就被國民黨憲兵特務抓捕進了上饒集中營。

　　對黃源的關懷還遠遠不止，平時工作中項英每每遇見黃源，也總是會噓寒問暖，一再叮囑他不要過度勞累。后來新四軍奉命北移，臨出發前，項英政委還專門為文化人的他發了一支駁殼槍，并且給他配備了警衛員、馬和馬夫等。

　　早在1939年春天，黃源隨項英到陳毅的一支隊檢查工作，聽項英與陳毅“他們在談新四軍的戰略發展方向問題，向東發展到上海，向北發展到蘇北。”可見早在1939年初，無論是黨中央，還是新四軍內部，都已經清楚了新四軍未來的發展方向。而項英卻一直遲疑猶豫不決，直到兩年后皖南事變爆發鑲成大禍為止。

　　黃源先生還談到了項英與中央的方針有分歧：“當時黨中央有一個文件發給東南局，叫《放手發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頑固派的進攻》(毛澤東1940年5月4日起草，收入《毛澤東選集》第二卷)……這個文件，在皖南由項英傳達，項英是東南局書記，前方由陳毅傳達。因為項英封鎖中央的指示，我不知道。指示微微聽到一點。所以事變前我不太清楚。”

　　黃源進而談到：“項英對中央正確路線認識不夠，執行不力，對國民黨反動派進攻的嚴重性認識不足，不敢放手發動群眾，擴大解放區和人民軍隊，因而缺乏對付反動派進攻的精神上和組織上的準備。陳毅就不同，陳毅雖在東南局領導下，但他執行黨中央的路線比較明確、堅定……”

　　談及皖南事變的撤退路線，黃源所談，又一次觸及到了項英的軟肋，置黨中央關于軍事上由軍長葉挺指揮的命令于一邊，鳩占鵲巢強行替代指揮的嚴重失誤：“本來是要向北走，但是我們卻向南走，走到人家口袋里。到茂林已經和國民黨部隊接觸上了。”“從茂林出發，目標是一個山的口子，想從這個口子中出去。這個山口子，是項英打游擊時三四十人通過的小口子，叫丕嶺。但現在是近萬人的大部隊呀，而他的部署，據說同打游擊時一樣。”

　　下面，黃源的回憶很是關鍵，頗能說明問題：初次突圍不成，“在回頭走的路上，項英、袁國平、周子昆、李一氓、揚帆離開了部隊，他們是領導核心，在關口處，停頓下來，開軍事會議，討論是突圍出去還是退回來。葉軍長也參加了。聽說他主張突出去，應當不怕犧牲，突出去。項英不主張突圍。隊伍散了，又集中起來，下著雨，隊伍走不動。我摸到前面去，在一個小房子里，見葉軍長在那里，饒漱石也在，但不見項英。我印象很深，聽饒漱石說：‘我也是一個中央委員，他們什么都不告訴我!’中央已來電報，軍事指揮由葉挺負責，當時前面情況很緊張，葉軍長決定把教導隊的軍事干部也調上去，打開一條通路。他在會場上動員，說教導隊是我們軍部的骨干，在生死存亡的時候，也只能把教導隊拉上去，大家拼了?？梢?，項英在，葉軍長不起決定作用。項英走了，上面要葉挺負責，他就動員，向五六千人講話，和大家同生死共患難，參加戰斗，把敵人打退，部隊繼續前進。”

　　黃源的上述回憶，說的是新四軍奉命北移六天后的1941年“11月10日的事”，“前幾天部隊在前面打仗，我們看不見，這次我們就在第一線，親見我們的部隊和敵人拼打。”就在這一天的“下午5點光景，天快黑了”以后，黃源又一次見到了項英等人，而且“揚帆在找向導，”過了一會兒，項英他們都站起來了，要走了，……“他們走了一會兒，袁國平派了一個警衛員來問我(黃源)：‘你看到地委書記沒有?’”……

　　毋庸置疑，袁國平警衛員問這話的意思，無非是想找一個熟悉當地地形和社會情況的人，為項英、袁國平等少數幾個人的突圍領路。黃源還提及了在袁國平警衛員向黃源打聽地委書記的下落前一會兒“揚帆在找向導”。

　　《黃源回憶錄》中有關皖南事變他的親身經歷與突圍的口述(由其長子、原任中共黑龍江省委宣傳部副部長黃伊凡記錄)，是在1986年，與“小朝整理”的所謂《項英秘書揚帆談皖南事變》“1984年的口述稿”置于同一時期。可是，兩者截然不同的是，黃源的“口述”稿經黃源本人多次審閱過，2001年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時，他又親自作了逐一審讀，并于2000年11月10日專門撰寫了后記為證。但《項英秘書揚帆談皖南事變》這個所謂的“口述稿”，卻并沒有交揚帆本人審閱過。盡管揚帆同志是在作這個所謂的“口述”15年后(1999年)才離開人世。其真實性值得存疑。然而，筆者在這里要說明的問題還有多個，一個是黃源先生雖然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歸入另類，并在浙東、浙南農村勞動改造了多年，但身體一直很好，尤其是精神狀態從來沒有出過任何問題。及至到了2002年4月14日及7月31日，我與96歲高齡的黃源先生兩度會面晤談，感受到他的精神都挺好，且在回答筆者提出的有關同為魯迅晚期忠誠弟子的蕭紅蕭軍的一些問題，有關1941年1月皖南事變后馮雪峰被國民黨憲兵特務抓捕的消息來源，以及他是否將馮雪峰被捕關押在上饒集中營的消息傳遞給在延安的蕭軍等問題，他都一一地作了實事求是的回答。有一說一，不知道就是不知道，沒有的事決不胡謅亂編，也不模棱兩可誤導他人，回答中，黃源先生的思路極為清晰，且有條不紊。尤為重要的一點是，上文所引的有關皖南事變的黃源本人的回憶文字，同筆者撰寫本文時所參考的大量文獻資料，驚人地相似一致。另一個頗為關鍵的是，在皖南事變中突圍時，黃源兩次親見脫離大部隊突圍不成折返回來的項英等人，均有揚帆在場。顯而易見， 2013年第2期《炎黃春秋》雜志所刊發的《項英秘書揚帆談皖南事變》一文，存在著諸多嚴重而又明顯的不實，乃至與揚帆本人當年在皖南事變中的親身經歷相去甚遠，這就耐人尋味了。三是項英對黃源關愛有加，從《黃源回憶錄》中，有關其新四軍的皖南前期的生活與工作，項英對他的關愛處處可見。因而，黃源先生所述比較客觀公正，且有較為珍貴的史料價值。而且，以筆者與其生命終結前六年交往的近距離觀察，且聯系其一生為人為文之品德，筆者的深切感受是：正派、富有良知、實事求是。自然，黃源先生絕對不可能恩將仇報，恣意杜撰，往項英臉上抹黑。類似《項英秘書揚帆談皖南事變》一文進行不負責任的置評，朝黨中央、毛澤東身上恣意潑污水，從而為蔣介石制造皖南事變血腥慘案減輕罪責這一類與歷史真相叫板的卑劣行徑，在黃源身上是斷斷找不到的。

　　一位偉大的哲人說得好：忘記過去，意味著背叛。而蓄意顛倒黑白，歪曲歷史，親仇混淆，又意味著什么呢?

　　詩言志，詩明志。

　　古有南宋名將文天祥所賦《正氣歌》：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無獨有偶，距威武不能屈的文天祥遇難七百年后，在遭一心與人民為敵的蔣介石囚禁的日子里，又一位中華民族的杰出英雄，我們的葉挺將軍揮動起他那支須臾不離身的如椽之筆，寫下了他那首能與文天祥《正氣歌》相媲美，同樣為億萬華夏兒女高山仰止的詩。筆者謹以此詩作為本文的結尾。

　　在這首名為《在烈火中永生》的詩中，一再拒高官厚祿且視死如歸的葉挺將軍，氣貫長虹地寫道：

　　為人進出的門緊鎖著，

　　為狗爬走的洞敞開著，

　　一個聲音高叫著：

　　——爬出來啊，給你自由!

　　我渴望著自由，但也深知道，

　　人的軀體哪能由狗的洞子爬出!

　　我會期待著，那一天

　　地下的火升騰，

　　把這活棺材和我一起燒掉，

　　我應該在烈火和熱血中，

　　得到永生。

　　讀著葉挺將軍這首作于七十年前的明志詩，無論是作為當年為著埋葬黑暗舊中國，曾經與葉挺將軍并肩作戰的浴血奮戰者在作人生回顧時，還是作為他們的后人為父輩秉筆記錄或作傳，以及文史工作者在研究那一段歷史時，從中又應該汲取些什么呢?

　　真實的歷史是決不可能也斷斷不會被湮沒的，盡管風乍起時會吹皺一池水，而遭遇一時的涂抹。

　　真實的歷史，無論怎么經那些善于翻手為云，覆手為雨的高手杜撰、“加工”，也無論怎么受國內外資本的運作和沖擊，同樣是不會也不應當失卻本色的。

　　本文撰寫參考的文獻書籍：

　　《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冊下卷，中共黨史出版社2011年1月版。

　　《毛澤東選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1月版。

　　《毛澤東傳》第一、第二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2年4月版。

　　《周恩來傳》第二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3月版。

　　《周恩來年譜：1898—1949》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2月版。

　　尹家民：《國共往事風云錄·民族危亡之際》卷，當代中國出版社2012年1月版。

　　楊奎松：《失去的天空——抗戰前后國共談判實錄》，新星出版社2012年6月版。

　　陳廷一：《宋慶齡畫傳》，作家出版社 2006年5月版。

　　黃源：《黃源回憶錄》，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9月版。

　　張笑天：《葉挺將軍》，上海文藝出版社，2011年1月版。

　　又及：2002年7月31日下午，在杭州浙江醫院十病區102病室，魯迅學生、原新四軍文化戰線負責人、皖南事變幸存者黃源先生與本文作者的部分談話內容。

　　撰稿：2013年2月8日—4月7日

　　修訂：4月8日—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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