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月皖南事變爆發后，國共兩黨關系曾一度緊張。中國共產黨為了維護團結抗戰的大局，防止國民黨繼續擴大軍事沖突，采取了“有理、有利、有節”的斗爭方式，與國民黨進行談判。

　　“政治上取全國攻擊，軍事上取守勢”

　　皖南事變后，中共中央一方面指示八路軍、新四軍在軍事上堅決實行自衛;一方面在政治上對國民黨頑固勢力進行了針鋒相對的斗爭。

　　1941年1月14日，中共中央提出“在政治上軍事上迅即準備作全面大反攻，救援新四軍，粉碎反共高潮”。1月15日又致電周恩來、葉劍英：“中央決定發動政治上的全面反攻，軍事上準備一切必要力量粉碎其進攻。”電報指出：“只有猛烈堅決的全面進攻，方能打退蔣介石的挑釁與進攻，必須不怕決裂，猛烈反擊之，我們‘佳電’的溫和態度須立即終結。”

　　同日，劉少奇向中央提出了“以在全國主要的實行政治上全面大反攻，但在軍事上除個別地區外，以暫時不實行反攻為妥”的重要建議。中央非常重視劉少奇的意見，根據國內外的形勢，確定了以“政治上取全國攻擊，軍事上取守勢”的方針，徹底粉碎國民黨頑固派發動的第二次反共高潮。

　　1月17日，蔣介石迫不及待地發布命令，以新四軍叛變為罪名，宣布撤銷新四軍番號，將軍長葉挺革職，交軍事法庭審判。當晚，周恩來聞訊后，立即驅車抵國民黨談判代表張沖住處，為皖南事變向張沖提出質問和抗議，并打電話怒斥何應欽說：“你們的行為，使親者痛，仇者快。你們做了日寇想做而做不到的事。你何應欽是中華民族的千古罪人!”當《新華日報》關于揭露皖南事變真相的報道被國民黨當局扣發后，該報于1月18日刊出了周恩來手書“為江南死國難者志哀”和詩“千古奇冤，江南一葉;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對國民黨當局的反共行徑進行了有力的聲討。周恩來和南方局工作人員通過召開座談會、個別談話、散發傳單等方式向各方人士宣布皖南事變的真相，揭露國民黨頑固派勢力的反共面目。

　　1月18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皖南事變的指示》，決定對于國民黨親日頑固派同謀殲滅皖南新四軍的反共事變提出嚴重抗議，徹底揭露國民黨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政策，指示八路軍、新四軍在政治上、軍事上應充分提高警覺性和作戰的充分準備。同時，中共中央發言人發表談話，揭露皖南事變的真相，痛斥蔣介石1月17日的反動命令，呼吁一切愛國軍民同胞，全世界同情中華民族解放事業的公正人士，“與我們站在一條戰線上，反對少數親日分子及民族敗類，打破他們的內戰外和、投降賣國的無恥陰謀”。

　　毛澤東發表講話，要求國民黨懸崖勒馬

　　1月20日，中共中央再開政治局會議，討論應對時局的辦法。決定：軍事上先取防御戰;宣傳上展開強大攻勢;組織上擬撤退駐國民黨統治區的各辦事處。為加強軍委領導，決定成立中央軍委主席團，由毛澤東、朱德、彭德懷、周恩來、王稼祥組成。

　　當天，根據政治局會議決定，在延安發布了毛澤東為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起草的重建新四軍軍部的命令，任命陳毅為新四軍代理軍長，張云逸為副軍長，劉少奇為政治委員，賴傳珠為參謀長，鄧子恢為政治部主任。隨后，新四軍軍部在蘇北鹽城成立，整編全軍為7個師和7個獨立旅，共9萬多人，在大江南北堅持敵后抗戰。

　　同時，根據政治局會議的決定，毛澤東以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發言人的身份對新華社記者發表關于皖南事變的談話。他指出：“此次皖南反共事變，醞釀已久。目前的發展，不過是全國性突然事件的開端而已……特別是1月17日的命令，包含著嚴重的政治意義。因為法令者敢于公開發此反革命命令，冒天下之大不韙，必已具有全面破裂和徹底投降的決心……目前全國人民的緊急任務，在于以最大的警惕性，注意事變的發展，準備著對付任何黑暗的反共局面，絕對不能粗心大意。”毛澤東還嚴正宣告：“我們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不但有責任，而且自問有能力，挺身出來收拾時局，決不讓日寇和親日派橫行到底。”

　　在談話中，毛澤東要求國民黨當局：“第一，懸崖勒馬，停止挑釁;第二，取消1月17日的反動命令，并宣布自己是完全錯了;第三，懲辦皖南事變的禍首何應欽、顧祝同、上官云相三人;第四，恢復葉挺自由，繼續充當新四軍軍長;第五，交還皖南新四軍全部人槍;第六，撫恤皖南新四軍全部傷亡將士;第七，撤退華中的‘剿共’軍;第八，平毀西北的封鎖線;第九，釋放全國一切被捕的愛國政治犯;第十，廢止一黨專政、實行民主政治;第十一，實行三民主義，服從《總理遺囑》;第十二，逮捕各親日派首領，交付國法審判。”毛澤東指出：國民黨“如能實行以上12條，則事態自然平復，我們共產黨和全國人民，比不過為已甚。”1月25日，周恩來將12條當面交給國民黨的談判代表張沖轉交蔣介石。

　　國民黨制造皖南事變，引起國內外普遍反對和抗議。蔣介石在各種壓力下，決定轉攻為守。1月27日，蔣介石發表講話不得不表示：“皖南事變完全是我們整飭軍隊的問題，并無其他絲毫政治或任何黨派性質夾雜其中。”2月初，他又提出妥協辦法，允許華中八路軍、新四軍展期北移及新四軍歸入八路軍增編一軍。此外，蔣介石又千方百計拉中共參政員出席即將召開的國民參政會，以掩飾他破壞抗日統一戰線、分裂國共合作的真實面目，減輕國內外對他的指責。但他卻拒絕對中共提出的12條作任何具體答復，并在軍事上和政治上繼續對中共施以壓力。

　　國共兩黨反復對話，圍繞國民參政會展開斗爭

　　鑒于國民黨已經陷入了內外交困的境地，毛澤東致電周恩來，指出：蔣介石“從來沒有如現在這樣受內外責難之甚……1月17日以前，他是進攻的，我是防御的，17日以后反過來了。他已處于防御地位，我之最大勝利在此……目前是迫蔣對我讓步時期，非我對蔣讓步時期，熬過這一關，就好辦了。”

　　此時，雙方都關注原定于3月1日開幕的第二屆國民參政會。皖南事變前，第二屆國民參政會公布了參政員名單，中共方面仍是毛澤東、王明、博古、林伯渠、吳玉章、董必武、鄧穎超七人。中共方面參不參加這次會，無疑成了國共關系現狀的溫度表。由于皖南事變的發生，各民主黨派希望通過這個會議來緩解一下國共矛盾，紛紛表示這次會議中共方面必不可少。羅斯福私人代表居里也表示：留在重慶，專等觀光國民參政會。

　　這樣就給蔣介石造成很大壓力。因居里的介入，參政會上有無中共代表的身影，變得十分敏感。中國共產黨一方面不能無條件地出席這次國民參政會，一方面還得爭取社會各界的理解與支持。

　　2月10日，周恩來同黃炎培、沈鈞儒、鄒韜奮、章伯釗、左舜生、張君勵等會面，向他們說明中共拒絕參加這次國民參政會的原因。他們表示諒解。會面后，周恩來接受沈鈞儒等的建議，又致電中共中央，主張以中共方面七位參政員的名義將12條要求提交國民參政會討論，并以接受12條作為出席參政會的條件，還提出準備成立各黨派委員會，討論國共關系和國內政治民主化問題。毛澤東回電，決定采納這一建議。2月18日，周恩來將七位參政員致國民參政會的公函送交參政會秘書長王世杰，聲明在中共所提12條善后辦法“未得政府裁奪”以前，中共參政員“礙難出席”二屆一次會議。同時將這封公函抄送各黨派和有正義感的參政員20余人。王世杰立刻找張沖商談，認為這是中共表示決裂。

　　張沖也知事態嚴重，忙拿了公函去找周恩來，請求周恩來暫時收回公函兩天，以便他從中斡旋，請蔣約周恩來面談。周恩來當即嚴詞拒絕。為了能夠說服周恩來讓中共參政員出席國民參政會，張沖自己都不記得在這段時間來往紅巖嘴(當時周恩來、葉劍英等中共代表的工作駐地)多少次了。不管張沖怎樣苦心勸說與苦苦哀求，甚至表示中共參政員若能參加會議，他就算“下跪也可以”。周恩來則始終堅持原則，不為所動，并且安慰張沖，表示可以理解他的心情，但這是政治問題，不是個人問題。張沖見勸周不動，便提出可否讓周去見蔣介石，周恩來回答：目前見蔣無意義，因為不會得到任何結果。張沖提出三條辦法要求周恩來向中共中央報告：(一)軍事上，十八集團軍以正規軍開到黃河以北，其他游擊部隊完全留華中，再歸還一軍的番號，以補新四軍的缺，歸還葉挺和其他干部，邊區或冀察政權照前議;(二)參政會改請董必武、鄧穎超出席;(三)軍事進攻停止，政治壓迫要總解決，請蔣負責糾正，再不許發生新事件。顯然，國民黨方面已經走投無路，開始軟下來。周恩來不為所動，回答張沖：所提意見可以報告中央，但沒有必要收回公函，更沒有必要見蔣。

　　中共拒絕出席參政會議，國民黨謀求妥協

　　中央對于張沖所提的這幾項具體意見很快就給予回復：除非12條有所滿意解決并辦理完畢確有保證之后，決不出席參政會;七參政員公函不撤;彼方如有誠意，應延期兩個月開參政會，以解決12條及一切懸案，派機送周回延安開會。周恩來在第一時間將中央的意見告知了張沖，并將電文也給張沖觀看。張沖看后大為失落，說道：“可否你回去討論，參政員公函也要撤回，董、鄧兩位可出席參政會?”周恩來斬釘截鐵地回答道：“萬做不到。這樣做，將成為歷史上的滑稽劇，不是侮辱我們?”張沖又央求道：“即使董、鄧出席一人也好。”周恩來表示：“國民黨請客吧?被請者為‘奸黨’，還要客來捧場，豈不是污辱?”最后周恩來向張沖強調出席參政會是不可能的，希望他還是斷了這個念頭。

　　眼看到了3月1日，中共方面還是堅決不出席參政會議，國民黨在國內外的壓力下，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蔣介石幾次派人到紅巖嘴請董必武、鄧穎超出席，均遭到拒絕。就在開會的當天早晨，蔣介石還不死心，讓張沖等人驅車前往紅巖嘴請董、鄧出席會議，再次遭到拒絕。國民參政會二屆一次會議就這樣在沒有中國共產黨代表出席的情況下開幕了。在這場沒有硝煙、只有勝負的政治仗中，中共無疑成了勝利的一方。

　　鑒于蔣介石不同意中共一開始提出的關于解決皖南事變的12條意見，周恩來于參政會召開后的第二天致函張沖轉交蔣介石，提出可以另提“臨時12條”辦法解決皖南事變，并保證如果蔣介石能夠采納這“臨時12條”，那么中共方面定將派人參加參政會。周恩來這么做的原因是為了把握政治的主動權，及時地調整策略，以便能夠借此機會解決國共之間問題。當然，周所提的“臨時12條”是經中共中央批準的。

　　相對于先前的“12條”意見，中共已經做了比較大的讓步，在“臨時12條”中沒有提及懲罰皖南事變的禍首何應欽、顧祝同和上官云相，也沒有要求國民黨公開宣布自己完全錯了等條件。張沖看完這12條之后，表示“時間過急，等于哀的美敦書(最后通牒)”，將其退還給周恩來。周恩來收到張沖退回的信函之后再次寄送回去，并附信說：“倘此次竟因先生退此公函作為貴黨破裂表示，斯誠弟所不敢置信”。張沖見此，也只能收下代為轉達蔣介石了。隨后，董必武、鄧穎超致函參政會秘書處，提出“臨時12條”，并表示“倘此12條能蒙政府采納，并得有明白保證”，“屆時必可報到出席”。同時，周、董、鄧又聯名寫信給黃炎培、張瀾、梁漱溟、沈鈞儒等16位各黨派參政員，表示：中共為顧全大局，已經改定臨時解決辦法12條，具體見于參政會公函中，如果國民黨方面能夠接受，那么必武、穎超必親往參政會報到，不然局勢惡化，共產黨人也已“問心無愧”。

　　“臨時12條”仍然未被蔣介石接受。董必武、鄧穎超當然也沒有出席參政會議。但中共的立場和態度已博得廣大群眾、民主黨派的同情，特別是中共的強硬不屈，更是令人敬佩。3月6日，蔣介石在參政會上發表演說，雖然繼續攻擊中共，仍然大彈“軍令、政令必須統一”的老調子，但同時也不得不宣稱：“以后亦決無‘剿共’的軍事，這是本人可負責聲明而向貴會保證的。”參政會雖通過了一份國民黨參政員提出的反共決議，但那不過是退兵時的策略。

　　《中央日報》社論稱“即使中共參政員不出席，剿共事實實不至發展。”參政會上仍選董必武為駐會委員，以便收場。國民參政會結束之后，蔣介石很快便約見了周恩來。在會談中，蔣表示由于先前事務繁忙，因此不便接見中共代表。對于新四軍事件和近來各地的政治壓迫，蔣介石推脫這不是他的意思，是下面人做的。在談話中，蔣介石表示一些具體問題如釋放被扣人員、繼續發餉等可以提前解決。周恩來提及到防地、擴軍等問題時，蔣介石只是含糊其詞地說：只要聽命令，一切都好說，軍隊多點，餉要多點，好說。而這實際上是蔣介石被迫退讓的表現。這以后，國共關系暫趨緩和了。

　　蔣介石發動皖南事變在軍事上雖然取得了暫時的好處，但是在政治上卻是大失人心，成為口誅筆伐的對象。正如毛澤東所說：“這次斗爭表現了國民黨地位的降低和共產黨地位的提高，形成了國共力量的對比發生某種變化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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