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毛澤東。(1919年)

　　湘江評論印刷處(長沙市芙蓉區(qū)解放路街道化龍池社區(qū)白果園三十三號)。此處最早為一九一六年民國開明實業(yè)家章克恭創(chuàng)辦的湘鄂印刷公司印刷車間舊址。

　　湖南《大公報》。(本版照片均由通訊員 攝)

　　《湘江評論》。

　　今年是毛澤東誕辰120周年。毛澤東不僅是革命領袖，也是新聞大家。他不僅有著一系列的新聞理論，而且有著豐富的新聞實踐。

　　1919年，他參加了蔡元培創(chuàng)立的中國第一個新聞學會——北京大學新聞學研究會，是最早的會員之一。同年，他先后主編《湘江評論》、《新湖南》周刊、《新聞學學會會員通信集》，創(chuàng)辦“平民通訊社”。1923年4月，和李達創(chuàng)辦《新時代》月刊。1925年12月創(chuàng)辦《政治周報》。此后，他在黨內報刊和新華社發(fā)表了大量新聞作品和有關新聞工作的論述。《毛澤東選集》第四卷中收入的其為新華社撰寫的政治性評論就有《蔣介石在挑動內戰(zhàn)》、《將革命進行到底》等16篇。曾收入中學課本的《人民解放軍百萬大軍橫渡長江》，行家評為“消息”中的經典。

　　這里，說的是青年毛澤東在湖南《大公報》當特約記者的故事。

　　毛澤東在大公報的人緣

　　曾任湖南《大公報》主筆張平子回憶：“1920年6月，(張敬堯被驅逐后)毛澤東此時從北京轉回長沙，寄寓其族人毛憲律師事務所內。該所在新安巷，與大公報館僅一壁之隔。該社原有全國各城市及日本、英國、美國、南洋群島等地的交換報紙一百多種，陳列于我的寢室外面室中。毛澤東極喜瀏覽報紙，每坐其中輒數小時不去。遇風雪之夜難于返寓即與我同榻而臥。”

　　辛亥革命后，張平子與幾個同仁創(chuàng)辦了《大公報》，身為主筆兼編輯，與毛澤東同為湘潭人，同在長沙城，同有報刊緣，自然也就成毛澤東“早年之友”。解放后，張平子做了省文史研究館館員、省參事室參事、省政協(xié)委員。

　　毛澤東在大公報館的另一個朋友是主筆龍兼公，也是湘潭人。打開《毛澤東早期文稿》，無論發(fā)起湘潭縣教育促進會，還是提出制定“湖南憲法”，都有毛澤東和龍兼公的署名。可見，毛龍二人“聲氣相投”。

　　毛澤東組織文化書社，募集股款，每股十元，大公報的“編輯同人皆曾入股”。《大公報》的一些采編人員還參加過毛澤東組織新民學會的一些政治活動。

　　毛澤東與湖南《大公報》緣分非淺!

　　當上“館外撰述員”

　　湖南《大公報》自1915年9月1日創(chuàng)刊，一直出版到1947年12月31日，經歷了30多年。那個時候，“湖南政潮洶涌，政權幾易，戰(zhàn)亂頻仍”，《大公報》在社會的驚濤駭浪中，“遭停刊處分9次之多，成員遭逮捕、系獄、審訊和逃亡次數更多，財產、書物、房屋被搶劫焚毀尤難估計”，仍能堅持這么久，足見其在湖南的影響。

　　其實，早在1917年，毛澤東就已注意到《大公報》的影響。7月25日他曾致函蕭子升，對長沙的《湖南公報》、《大公報》的評論和新聞報道作了比較和評論，認為《湖南公報》所刊載的孫中山先生等人的演講，對讀者很有啟發(fā)，為《大公報》所不及。

　　毛澤東在北京當了一段時間圖書館助理員、赴上海送別湖南赴法勤工儉學的蔡和森等人后，于1919年4月回到湖南，在修業(yè)小學做歷史教員。他不僅喜歡看報——有“報癖”之稱，也是辦報的“里手”，稍后一點時間也開始辦報辦刊，自然和新聞界聯(lián)系緊密起來。我們在《毛澤東早期文稿》中，除看到其在《大公報》發(fā)表的兩篇公文外，還看到了當年9月26日《大公報》刊有他的小品文《原來是他》。在《湘江評論》、《新湖南》被督軍張敬堯封殺后，毛澤東有話還得借助一個陣地說，而《大公報》的“同人頗佩服他的卓見”，于是也就當上了該報的“館外撰述員”。

　　據張平子回憶：“1919年11月8至10日”，《大公報》“連續(xù)三天在第2版刊登‘本報特別啟事’：‘本報添約毛潤之先生為館外撰述員，此布。’”

　　“館外撰述員”身份與現在的“本報通訊員”相似，但又不完全是。

　　趙五貞自殺事件“系列報道”

　　從毛澤東在《大公報》所打響“第一槍”來看，他做的是“特約評論員”或專欄作家的事。

　　11月15日，《大公報》刊登了社會新聞：長沙女子趙五貞，被迫嫁給比她大20歲的古董商，在花轎中用剃刀自殺身亡的報道。

　　16日，《大公報》就刊登出毛澤東的文章《對于趙女士自殺的批評》。文章分析了趙五貞自殺的原因和社會環(huán)境，是“三面鐵網(社會、母親、夫家)堅重圍著”，是“婚姻制度的腐敗，社會制度的黑暗”。并提出建議：“希望有討論熱心的人，對于這一個殉自由戀愛的女青年，從各種論點出發(fā)，替她呼一聲‘冤枉’”。

　　《大公報》支持毛澤東的意見。一方面，在半個月內，對趙五貞的自殺事件作了連續(xù)四次的跟蹤報道。另一方面，從11月16日起，辟出專欄，對這一自殺事件進行討論。毛澤東在《大公報》上連續(xù)撰寫時評和雜感，尖銳抨擊封建禮教和社會的罪惡，引起了讀者的廣泛參與討論，形成對舊社會封建婚姻制度的強烈輿論制裁。至12月1日，《大公報》共發(fā)表討論文章36篇，其中有9篇為毛澤東所寫。如毛澤東發(fā)表的《“社會萬惡”與趙女士》、《非自殺》等文章，把讀者的注意力引導到對“社會萬惡”制度的控訴。此外，毛澤東還寫出了《打破媒人制度》、《婚姻上的迷信問題》、《婚姻問題敬告男女青年》等文章，批判了封建禮教，呼吁婦女解放和主張戀愛婚姻自由，引起了社會的強烈反響。

　　有人評論說，《大公報》“無論人力還是物質條件都不好，若不是該報慧眼識珠采納毛澤東的意見開展討論活動，以及毛澤東本人的積極參與，是怎么也辦不到的。”同時認為，這次“討論成功，為以后毛澤東的‘傍著活事件討論理論問題、社會問題’的主張打下了基礎。”

　　高產質優(yōu)的“特約記者”

　　到了1920年10月，毛澤東被聘《大公報》的“特約記者”。

　　這之前，按張平子的說法是“他為本報寫了不少文稿，同人頗佩服他的卓見”，也就是說毛澤東的辦報才華得到了行家的欽佩。

　　這個時候，第三次督湘的譚延闿，為避免三湘戰(zhàn)火不斷、政權得得失失的“怪圈”，想在南北對峙的夾縫中求生存，穩(wěn)定自己的統(tǒng)治，祭起了“湖南自治”的“法寶”，還準備制定“湖南憲法”。《大公報》也以為如此不僅可以讓湖南“獨立”于南北爭斗之外，還可以實現民主政治，也就準備在“自治”上大作文章，“擬集合一批思想進步人士專任撰述，特聘請毛澤東、金緘三、馬文義等為特約記者，并將聘書刊于報端，以示隆重。”

　　于是，毛澤東當上了“特約記者”。

　　人們從《毛澤東早期文稿》發(fā)現，毛澤東對“湖南自治”是投入了相當熱情的。從9月3日至10月7日，毛澤東除進行動態(tài)性報道外，還在《大公報》上發(fā)表關于“湖南自治”的政論文章10篇。如：《湖南建設問題的根本問題——湖南共和國》、《“湖南自治運動”應該發(fā)起了》、《釋疑》、《再說“促進的運動”》、《“全自治”與“半自治”》、《“湘人治湘”與“湘人自治”》。

　　毛澤東除了寫政論時評、搞動態(tài)報道外，他的另一個任務是“作記錄”。張平子回憶：“1920年10月有一批中外名人應邀來湘講學，其中有英國的羅素夫婦和美國的杜威夫婦，以及章太炎、蔡元培、吳稚暉、張溥泉等人。他們分別在教育會、遵首會作了講演。本報以為這是新文化、新學術的一次盛舉，除編輯部人員多數參加外，并邀請?zhí)丶s記者毛澤東、金緘三、馬文義三人參加，并請他們擔任記錄。金、馬二人每次負擔一篇至二篇，毛澤東獨能一天完成三篇以上，每篇都約三四千字。講演結束后，政府將講演稿印成專冊，都是采用《大公報》的記錄稿。未幾，趙恒惕趕走譚延闿，取而代之……”

　　可見，毛澤東做記者不僅高產，而且質優(yōu)。

　　“毛記者”與“李總編”筆戰(zhàn)

　　也就在這一年10月，毛澤東被聘為一師附小主事，后來還兼任了一師的國文教師，自然更多的時間放在“本職”工作上了。

　　不過,到了1922年12月，毛澤東卻與龍兼公打了一場“口水仗”，不是個人恩怨，而是各為其“主”。長沙市印刷工會向資方提出兩項要求……“雙方開會談判，工方由毛澤東記錄，資方由龍兼公記錄，記錄者有發(fā)言和表決權。辯論結果，龍兼公理拙詞窮，終于盡依工方要求……”

　　《大公報》的總編輯李抱一是個“思想上反對共產主義”的人，12月13日對此發(fā)表了一篇時評，署名“盾”，題為《工人罷工后的幾句話》，說是“我勸印刷工人以后千萬要注意基本學問……為了不受人驅策，不為人作實驗主義的犧牲，更非注意學問不可。有了相當的學問，然后可以免掉這種弱點”。“忠告從事勞工運動者，不要滿足于罷工勝利和組織工作，結果只有助長工人囂張習氣，使社會增加不安寧。”

　　12月14日，《大公報》刊出了毛澤東執(zhí)筆寫的《印刷活版工人致大公報記者盾書》，指出這位記者是“穿著長衣告誡我們工人”，接著說：“現在社會上工人、農民和學生似乎是‘被人教訓者’。”“而長衣社會的先生們則是拿出大知識主義，大讀書主義的教訓人者”。“工人并不接受別人的教訓，但是教訓人者必須做到下面三點：但愿教訓我們的人能站在我們的地位教訓我們，能夠不為我們的師長，而降格為我們的朋友。二、但愿教訓我們的人，能將事實調查清楚，不要含沙射影，更不要蔑視人家的人格。三、但愿教訓我們的人，能夠下得身段，真真實實地教訓我們。”

　　筆戰(zhàn)是毛澤東占了上風，也不知李抱一作何感想。而讀者卻有點莫名其妙，問主筆張平之，同一報紙刊出意見完全相反的文章是怎么回事。好在張平子機智和幽默，回答說：“相反蓋相成，此大公報之所以為大公報也。”

　　不過，毛澤東與《大公報》雖然有這場不愉快，但他在早期革命活動中還是借助這一輿論工具。經毛澤東的推薦，《大公報》還連續(xù)轉載了上海《共產黨》月刊上的一些重要文章，如《俄國共產黨的歷史》、《列寧的歷史》、《勞農制度研究》等，宣傳馬列主義思想，在社會青年和知識分子中產生了廣泛的影響。(記者 文熱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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