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讓口頭講話成為經典文獻，在毛澤東那里，是尋常事，也是他習慣和擅長的一種研究方法、工作方法和領導方法。毛澤東關于探索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三篇文獻，《論十大關系》、《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和《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都是在正式會議上口頭講出來的，事先沒有稿子。從三篇口頭講話轉化為經典文獻的過程，不難看出一些重要門道：第一，講話都醞釀于形勢發展的關鍵時刻；第二，先“聽”后講，觀點出自調查研究；第三，反復征求意見，補充和完善講話的觀點；第四，書面修改是確立和表達觀點最重要的環節。

　　關鍵詞：毛澤東；口頭講話；經典文獻；《論十大關系》；《正處》；《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

　　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有三篇文章，影響深遠。一是1956年的《論十大關系》，談怎樣搞社會主義建設，重點在經濟；二是1957年的《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以下簡稱《正處》)，談怎樣處理社會矛盾，重點在政治；三是1962年的《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談怎樣吸取“大躍進”的經驗教訓，重點在黨內民主制度建設。如果把毛澤東探索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重要文獻作一個排列，這三篇肯定會排在前面。

　　值得注意的是，這三篇文獻都是在正式會議上口頭講出來的，事先沒有稿子。讓口頭講話成為經典文獻，在毛澤東那里，是尋常事，也是他習慣和擅長的一種研究方法、工作方法和領導方法。諸如，在延安整風期間發表的《整頓黨的作風》、《反對黨八股》等，還有人們熟悉的“老三篇”《為人民服務》、《紀念白求恩》、《愚公移山》，莫不如此。這固然是因為他有這種本事，但細細體會，這中間卻有大甘苦，更有大門道。

　　先說《論十大關系》。

　　這篇講話來自于“聽”。所謂“聽”，就是調研。從1956年2月中旬到4月下旬，毛澤東連續用40多天的時間聽取34個部門負責人的工作匯報，不斷插話提問，間或發表些意見，作些評論。在最后幾次聽匯報時，逐步形成大致思路，對怎樣搞社會主義建設，先后歸納出沿海與內地、輕工業與重工業、個人與集體、地方與中央、經濟與國防、少數民族與漢族幾組關系。有了這些積累，4月25日，在有各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參加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他一口氣講了“十大關系”。可見，沒有如此這般的“聽”，便不可能有如此這般的“講”。毛澤東后來也說：“找了三十四個部的同志談話，逐漸形成了那個十條。如果沒有那些人談話，那個十大關系怎么會形成呢?” (《毛澤東傳(1949—1976)》(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471頁。)

　　聽有聽的門道，講也有講的門道。4月25日講完“十大關系”，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專門進行了討論，討論中又提出這樣或那樣的問題。4月28日，毛澤東就討論情況再次作了總結發言。5月3日，周恩來根據自己的記錄在國務院司局長以上干部會議上對“十大關系”作了詳細傳達。隨后，各地紛紛要求印發周恩來的傳達記錄稿。5月28日，毛澤東在有110多人參加的最高國務會議上又講了一遍“十大關系”。所謂最高國務會議，是由國家主席召集的商討國家重大問題的會議，有許多黨外民主人士參加。講完后，與會者紛紛發表了看法，這對毛澤東進一步思考“十大關系”的內容自然又有助益。《論十大關系》的正式文本，即由毛澤東4月25日和5月28日兩次講話記錄綜合整理而成，還參考了中央印發的周恩來的傳達記錄。

　　《論十大關系》講話的發表，對探索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是件開創性的大事。毛澤東1960年在《十年總結》一文中也說：“前八年照抄外國的經驗。但從一九五六年提出十大關系起，開始找到自己的一條適合中國的路線。”

　　但是，這篇講話在毛澤東生前卻沒有公開發表。這既和他后來的關注重點發生變化有關，也和他在整理過程中的慎思有關。1965年，劉少奇提出將《論十大關系》作為內部文件發給縣、團以上各級黨委學習，毛澤東表示同意，但要求在中央批語中加上這樣的話：“毛澤東同志最近看了后，覺得還不大滿意，同意下發征求意見。請各級黨委對文件的內容提出意見，匯總報告中央，以為將來修改時參考。”(《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1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491頁。) 1975年，根據毛澤東的意見，胡喬木對這個講話又整理出一個新的稿子。直到1976年12月26日毛澤東逝世后，才在《人民日報》公開發表。

　　再說《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

　　《正處》是1957年2月27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講話前只有簡單的提綱，但其思路并非一蹴而就。此前，他一直在思考，新中國在1956年基本完成社會主義改造以后，怎樣看待不斷出現的社會復雜矛盾。1957年1月27日，毛澤東在全國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便談到了一個月后《正處》所講的“統籌兼顧”、“雙百”方針、“農業問題”，并從辯證法的角度談了怎樣看矛盾的轉化等內容。2月26日，他在只有37人參加的最高國務會議上講了一下《正處》基本內容，算是通通氣，看一下反映。第二天，他才在有1800多人參加的最高國務會議上，正式以“如何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為主題發表講話，一共講了12個問題。從下午3點講到傍晚7點，大家聽得興味正濃就戛然而止了。在毛澤東看來，凡屬特別重大的問題，不是發表一篇講話，就能統一認識，讓問題迎刃而解的。他在2月27日講完《正處》后，1800多位與會者分組討論了三個半天，3月1日下午又聽取了李濟深、章伯鈞、黃炎培等16人的大會發言，隨后毛澤東作了45分鐘的總結講話，內容有的是對大家所提問題的答復，有的是對《正處》的補充和發揮。

　　毛澤東覺得，只在最高國務會議上討論他的《正處》講話還不夠，還需要聽取更多的人的意見。從3月6日到13日，中央又在北京召開有700多人參加的全國宣傳工作會議，還邀請了160多位黨外知識分子參加。與會人員聽了毛澤東《正處》講話錄音后，分組進行討論。會議期間，毛澤東召集宣傳、教育、文藝、新聞、出版、高等院校、科學各界知識分子，分別舉行了6次座談會，聽取意見，討論對話。3月12日，他針對會議提出的問題再次發表大會講話。翻譯家傅雷聽了毛澤東講話后，在給兒子的信中說：“他的馬克思主義是到了化境的，隨手拈來，都成妙諦，出之以極自然的態度，無形中滲透聽眾的心。”全國宣傳工作會議結束后，毛澤東又一路南下，先后在天津、濟南、南京、上海等地召集黨員干部會議，不斷地宣傳和闡述《正處》的內容和“雙百”方針的主張。

　　講完《正處》后開展的這些活動，實際上是印證、宣傳、補充和深化《正處》內容的過程，為毛澤東后來整理修改這篇講話，積累新的素材，啟發新的思考。

　　1957年4月25日，毛澤東在會見保加利亞新任駐華大使時，對方說：“主席的報告(指《正處》——引者注)十分重要。我們國內都等著看這個報告。”毛澤東說：“全文我正在修改。講起來很容易，幾小時就夠了，寫成文字就困難了。”《正處》是1957年6月19日由《人民日報》正式發表的。在這之前，毛澤東經歷了近4個月的腦思、口講、耳聽到手改的過程。毛澤東的修改，保存下來的有15份過程稿，如果加上講話前擬的提綱，總共有16份文獻材料。從第2稿(講話記錄稿為第1稿)到最后定稿，集中在5月7日到6月17日42天中完成。42天的時間，年已64歲的毛澤東，在處理政事之余，孜孜不倦地修改14遍，所持的審慎，傾注的心血，可想而知。一篇口頭講話為什么能夠成為經典文獻，道理自明。

　　從三篇口頭講話轉化為經典文獻的過程，不難看出一些重要門道。

　　第一，講話都醞釀于形勢發展的關鍵時刻。《論十大關系》出現在蘇共二十大和中共八大之間，蘇共二十大暴露出蘇聯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的一些問題，中共八大必須回答中國在全面進入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以后，路子應該怎樣走。劉少奇當時正在主持起草黨的八大政治報告，聽了“十大關系”的講話后，高興地對起草組的人說：有了毛主席的這個講話，我們這個報告的主調就有了。發表《正處》講話的背景是，1956年國際社會主義陣營發生了“波匈事件”，國內個別地方出現了罷工罷課現象，文化藝術領域因貫徹“雙百”方針，出現了不少爭論，怎樣看待這些社會矛盾，必須回答。按斯大林的說法，在社會主義社會是沒有人民內部矛盾的，只有敵對矛盾，中國共產黨是不是要因循此說?《正處》作了鮮明的理論回答。《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則是出現在人們總結“大躍進”以來的經驗教訓時，圍繞與黨內的政治生活不正常到底有沒有關系這個問題，出現了不同意見，中央需要表明態度。可見，三篇講話，都是形勢“逼”的，實踐要求的，人們希望有“說法”的。都是為了解決新問題，總結新經驗，提出新觀點。毛澤東以他的政治敏銳性及時地發現并緊緊抓住突出而重大的問題，作分析，提判斷，拿方針，“做文章”。于是，三篇講話一出，人們會覺得很及時、很需要、很解渴、很重要。

　　第二，先“聽”后講，觀點出自調查研究。毛澤東在講話中提出的觀點，不是在屋子里想出來的，也不是只看材料琢磨出來的。為了講得有把握，講得切中需要，講出符合實際的新觀點，他事前總是在不同范圍聽取意見，對實際情況作深入的調查研究，然后抓住問題的根本，明確講話的針對性，逐步形成自己的判斷。

　　第三，反復征求意見，補充和完善講話的觀點。既是口頭講話，就不能要求一開口就講得那樣精確無誤，那樣縝密周到，那樣天衣無縫。特別是新的理論觀點，不是也不可能是一次就講周全的。毛澤東1954年9月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臨時會議上，曾以自己為例說：“當主席，說十句話錯了六句，錯了百分之六十，那他的主席就當不成了。要說一句話都不錯，沒有那回事。”(《毛澤東文集》第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年版，第346頁。)講出來的經典文獻，常常有多種“文本”。例如，講話提綱，口頭講話的原始記錄，報道講話的新聞稿，作者自己的改稿等等。口頭講話不過是諸多“過程稿”之一，不能要求一步到位。毛澤東的《論十大關系》和《正處》，經歷了不同場合多次講，反復聽取各方面的討論，自己又予以回答總結的過程，這事實上是把自己的觀點亮出來和大家討論的過程，是對話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自然使自己的認識不斷得到補充、修正和完善。

　　第四，書面修改是確立和表達觀點最重要的環節。動手修改講話稿，是確立和表達觀點的最后環節，也最需要下苦功。毛澤東的書面修改，不只潤色文字，同時還包括彌補口頭講話不周全、不準確、不充分、不精練的地方。有時還要根據講話后出現的新情況有針對性地強調一些內容。他不光自己動手反復修改，還請別人諸如“秀才”或其他領導人幫助修改。1963年11月，毛澤東曾同外賓談到：“寫文章和寫詩，不經過修改是很少的。為什么要經過修改?甚至于還要從頭寫?就是因為文字不正確，或思想好，但文字表現不好。有時還要征求別人的意見。別人有不同意見，我就要想一想。”正是這“想一想”的書面修改，把口頭講話錘煉成為了經典文獻。

　　修改講話稿的目的是為了更正確地指導實踐。上述毛澤東三篇講話的基本精神，當時作了大張旗鼓的宣傳，在實踐中起到了相應的政策效果。但其中兩篇隨著毛澤東關注思路的變化，只作為文件印發，生前沒有同意公開發表。公開發表的《正處》，加進了后來形勢變化后作出的一些新的判斷，雖屬必然，但其中個別觀點不一定符合實際。看來，好思路好觀點提出不易，堅持和落實也不易。具有戰略意義的思路觀點，既然符合實際，又受到歡迎，就不宜輕易擱置，應讓它在實踐中持續結出果實來。這是談三篇經典文獻形成過程需要補充說明的。

　　〔作者陳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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