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萍 金玲

　　近代中國民族危機日益加劇，救亡圖存成為社會主要議題。辦報與辦學、辦會一度成為了近代知識分子挽救民族危亡的重要渠道，以至于在百日維新和辛亥革命前后出現了中國近代史上的兩次辦報高潮。作為大眾傳媒，除了上傳下達的信息功能外，報刊在政治輿論動員中所擔當著重要角色。《時務報》、《國聞報》等報刊積極宣傳維新改良思想，推進了維新改良運動的進程。與此同時，資產階級革命派在海內外的報刊宣傳，為中國近代資產階級革命構建了輿論上的合法性，對于辛亥革命勝利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因而對近代報刊史的考察，除關注報刊本身變遷的軌跡外，將報刊置于社會時空變遷中，探討其與國家、社會之間的互動亦是其題中之義。“中國報刊與社會歷史研究”系列學術研討會正是沿著這一研究思路試圖探索中國報刊與社會歷史之間的復雜關聯，以期推進中國報刊史研究。該系列會議由安徽大學中國報刊與社會歷史研究所主辦，第一屆、第二屆會議已在學術界形成一定影響，逐漸形成獨具特色的學術品牌。

　　為進一步擴大研討會學術影響，推動新聞學與歷史學跨學科對話，第三屆“中國報刊與社會歷史研究”學術研討會于2011年7月23日—24日在合肥舉行。會議由安徽大學中國報刊與社會歷史研究所主辦，復旦大學信息與傳播研究中心、安徽大學學報編輯部協辦。此次會議共收到論文26篇，來自北京大學、復旦大學、南開大學、浙江大學、安徽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等國內高校及科研院所的四十余位中國近代史與中國新聞史方面的專家學者進行了6場學術討論和2場專題發言。今年恰逢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在這樣一個特殊的時間節點上，第三屆“中國報刊與社會歷史研究”學術研討會以“革命與媒介——辛亥革命前后的報刊與政治輿論動員”為會議主題，試圖從媒介的角度檢視辛亥革命之成敗得失，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與會學者圍繞主題，從各自視角對其進行了廣泛的討論。內容既有對辛亥革命前后報人及報刊個案剖析、辛亥革命前后報刊生存環境與言論控制探究，亦有在報刊與社會歷史互動框架下對于報刊功能及報刊業務的相關探索。會議期間，學者們還就報刊史研究方法、報刊史史料的挖掘與解讀以及跨學科交叉研究進行了探討，極大地豐富了已有的中國報刊與社會歷史研究。

　　一、辛亥革命前后報人及報刊個案研究

　　對于近代報刊史的考察，離不開對報人及報刊個案的關注。在近代中國內憂外患的歷史語境中，報刊成為近代知識分子啟蒙智識、宣傳政見的重要工具。借助大眾傳媒的廣泛影響，此間亦成就了一批極具影響力的著名報人。這些報人往往兼具多重身份，除創辦報刊以宣傳政見外，他們還對近代中國有著重大影響。報刊與報人的個案研究往往構成了新聞史研究的主體，對報刊及報人個案的考察對于洞悉近代新聞事業亦有著重要的意義。本次會議中與會學者從各自角度關注了梁啟超、孫中山、成舍我等報人的思想世界。除關注報人外，學者們從新的維度對《庸言》、《努力周報》等報刊進行探討。以往關注較少專業性報刊、區域性報刊亦引起了與會學者的注意。

　　1.辛亥革命前后報人辦報活動及新聞思想研究

　　梁啟超、孫中山及成舍我作為近代著名報人近年來成為學界研究的熱點，研究成果亦較為豐富。對于這些研究熱點，此次會議的與會學者關注尤多且從新的角度對其進行了解讀。梁啟超是清末民初政壇上的風云人物，被時人譽為“輿論之驕子，天縱之文豪”，對其輿論觀進行考察無疑具有重要的意義。天津師范大學李秀云《辛亥革命前后梁啟超輿論觀之蛻變及其成因》一文，聚焦梁啟超在辛亥革命前后輿論觀的變化，認為梁啟超從辛亥革命前的“輿論之仆”到辛亥革命后的“輿論之主”的變化有諸多原因：在反袁與擁袁的二難選擇，他以歸國為目的;在新聞與政治的職業糾結中，他以政治為終極目標;在研究輿論的過程中，他以立憲政治為出發點與歸宿。強烈的政治功用目的，使得梁啟超始終未能超越政治輿論的理論視域。

　　孫中山的新聞活動和思想的研究亦是學界研究的熱點。南京師范大學劉繼忠的《再論孫中山新聞思想——孫中山新聞思想的精髓、缺陷與歷史評析》一文首先對已有研究進行梳理，認為目前關于孫中山新聞活動及思想研究主要有四大特點：整體上沒有孫中山的政經活動研究的深入、全面;大部分新聞史料已被挖掘，海外檔案資料開掘的較少;研究以“描述式”為主，反思性、思辨性的研究較少;研究者對于孫中山新聞活動與思想的主要缺陷、內在矛盾缺乏深度反思。以已有研究為基礎，作者從宏觀層面確定研究孫中山的基本視野，在充分肯定孫中山對資產階級新聞宣傳的巨大貢獻下，著重分析孫中山新聞活動與思想的主要缺陷、內在矛盾。作者認為孫中山新聞活動與思想對資產階級革命做出了巨大的貢獻，與梁啟超相比較，其新聞思想原創性不多，但有其特色。孫中山新聞思想的內在缺陷在于所宣傳的主義在口號的凝練程度、表述清晰度上存在不足，在宣傳的組織性、紀律性、系統性上遠遠不夠，宣傳對象上存在嚴重偏差等。

　　此次會議中，亦有學者對于現代著名報業家成舍我的思想世界進行追索。吉林大學程麗紅的《在矛盾中前行——追索成舍我的思想世界》一文從無政府主義、自由主義、社會主義三個維度對成舍我的思想世界進行探討。作者認為無政府主義、自由主義、社會主義作為近代中國社會的三種重要思潮對成舍我有著深刻的影響，使成舍我常常陷入思想的矛盾之中。但與大多數最終選擇某種主義的人不同，成舍我在艱難的思想辨識過程中采用了調和的姿態，他博采眾長，以無城府主義的世界精神為主軸，融匯了自由主義的獨立理念以及社會主義的民眾意識等思想因素，構成了獨有的思想體系。

　　此外，還有學者從媒介形象角度探究了袁世凱在辛亥革命前后媒介形象的變遷。浙江大學丁苗苗《救星至公敵的變奏——辛亥前后袁世凱媒介鏡像的再現與分析》一文聚焦袁世凱的媒介形象，認為袁世凱的媒介形象經歷了以下幾個階段：下野后袁世凱的媒介鏡像——平陽之虎，見龍在田;蒼生霖雨，群仰明公——非袁不可的媒介輿論;為莽為操，千秋毀譽——未定論的蓋棺定論。這種媒介形象的變遷與袁世凱的人生際遇有著緊密的聯系，既是媒介對于強力人物的塑造又是袁世凱主動利用媒介資源的產物。

　　此次會議學者們關注的焦點多為學界研究較為成熟的著名報人。由于學界研究成果較為豐富，新視角的挖掘顯得尤為重要。筆者注意到與會學者對于報人思想的考究亦有一些共通之處。學者們普遍認為對于報人思想的追溯不能離開具體的歷史語境，只有將其思想與特定的歷史時空相聯系，才能更好地突出報人思想的社會歷史源頭。

　　2.辛亥革命前后報刊個案研究

　　與梁啟超所辦《時務報》、《新民叢報》相比，目前學界關于《庸言》的研究寥寥無幾。河北經貿大學武占江、韓雪《<庸言>的立論維度與民初政治困局》一文以梁啟超所辦《庸言》為中心洞悉了從戊戌到五四中國思想政治格局所經歷的“梁啟超魔咒”。作者認為“梁啟超魔咒”下的歷史新循環是辛亥革命開啟的，辛亥革命去掉了一個形式上的專制政權，卻導致了打著共和旗號實質上的專制政權。作為梁啟超及其政治團體喉舌的《庸言》自然成為政治漩渦中的重要一極。這種政治魔咒使得《庸言》經歷了支持中央集權到反對專制的過程，濃縮了從戊戌到五四的思想軌跡。安徽大學岳山的《新聞視野下的<努力周報>“這一周”專欄研究》試圖從新聞學角度，從《努力周報》的主要欄目“這一周”來解讀《努力周報》。作者認為“這一周”欄目充分展示了《努力》同人愛國、救國思想，充分表達了同人的政治理想和政治見解。

　　對于專業性、地域性報刊的專注亦是此次會議的亮點之一。專業性、地域性報刊的研究近年來逐漸成為學界的熱點。這些報刊往往針對特定群體發行，致力于推動所屬行業及地方事務發展，對于營造行業與地方認同有著重要作用。聊城大學袁瀅瀅的《辛亥革命前后的鄉村變動——鄉師校刊與鄉村師范學校教育》一文從鄉師校刊等似從未注意的材料出發，就山東鄉村師范學校中所實施的教育內容進行簡略探討，尤為注重反映國家與鄉村師范學校互動的方面。通過梳理，作者認為這批鄉師校刊主要有以下四個方面：知識教育，培養為鄉村服務的知識人;政治教育，培養政權的支持者;軍事教育，為國防儲備新力量;勞作教育，培養具有“農夫身手”的知識人。這些內容既與中國傳統教育不同，又與二十世紀初年興起的“新教育”不同。這些“特點”背后，反映的是社會的變遷，政治的動蕩以及人們對教育認知的變化。其中既有國家“塑造”合格公民的努力與嘗試，又包含著國家試圖培養鄉村社會“中心人物”的意圖。

　　安徽省社會科學院胡鳳的《辛亥革命時期的安徽報刊研究》則對1904—1914年間的安徽境內出現的《安徽俗話報》、《安徽官報》、《安徽白話報》、《風月譚》、《安徽學務雜志》、《霹靂白話報》、《安徽公報》等近代報刊進行了系統的介紹。作者認為安徽報刊作為安徽歷史發展中的新生事物，在宏大的辛亥革命敘事話語下，積極參與近代偉大的政治變革運動，凸顯了報刊在政治歷史進程中的重大作用。

　　此外，除聚焦辛亥革命前后所出現的報刊外，還有學者就內參歷史及明代的“京報”問題進行探索。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傳播研究所尹韻公就內參歷史作了梳理，對內參種類作了較為細致的分類，認為內參可分為《參考消息》系列和內部參考系列。發言就《參考消息》的歷史進行了回顧，并對其他內參如《國內動態紀要》、《內部參考》、《內參選編》等進行了系統介紹。安徽大學孔正毅、李亞菲、陳晨的《關于明代的“京報”問題》則從元明時期的文獻中考得的若干材料出發，認為從詞源學的角度看，“京報”一詞最早見于元代文獻，并非產生于明代。作為報紙的形態，明代的“京報”已經存在，而且明代人所稱的“京報”包括官報和私報兩種不同性質的類型，明代“京報”所具的雙重稱謂，主要是由于閱讀者的“誤讀”贊成的。會議期間，與會學者就明代“京報”問題進行了積極的互動，對于推進中國古代新聞史的研究起到了深刻的啟發意義。

　　二、辛亥革命前后報刊生存環境與言論控制研究

　　近代中國報刊命運受到社會各種因素的的考量，而國家對于言論自由的控制對報刊的生存環境有著深遠的影響。國家往往通過制定相關報律來控制言論，新聞界對于報律亦有其自身的運作邏輯。本次會議中，與會學者對于晚清、民初的言論控制多有考察，亦有學者就西方傳教士所辦教會報刊的社會控制因素進行了探討。

　　1.對教會報刊生存環境的研究

　　作為晚清“西學東漸”的重要載體，西方傳教士所辦宗教報刊對于傳播新知起到了重要作用。安徽師范大學歐陽躍峰、姚彥琳的《教會報刊在華傳播的社會控制因素——以<萬國公報>為中心的考察》一文從文化傳統、經濟來源、政治氛圍三個方面對《萬國公報》為代表的在華宗教報刊面臨的社會控制問題進行考察。作者認為在晚清的社會環境中，教會報刊傳播的社會控制因素還有很多，如：自然條件和傳播技術的限制、社會開放程度和民眾受教育程度等因素、傳教者的主體意識等。報刊的發展與社會的控制構成了一個相輔相成的有機體，社會在對報刊發展進行控制的同時，報刊也對社會的發展產生著潛移默化的影響。

　　1、對晚清言論控制的考察

　　報刊作為構建輿論的重要工具在辛亥革命的成功中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以往對于晚清黑血革命的考察多從辦報人角度進行探討，浙江大學邵志擇《晚清“黑血革命”何以能成功?——試論清政府報刊輿論控制權的失效》一文則從清政府對報刊輿論控制效力角度入手，探討其最終失去輿論控制能力的主客觀原因。作者在文中指出，晚清十年文禁松弛的原因主要有三：其一是租借治外法權對于新聞業的客觀保護;其二是因清廷為收回治外法權而制定的較為“文明”的報律;其三是清末預備立憲的政治改革取向要求“庶政公諸輿論”。清廷輿論控制的松弛為“黑血革命”繼而“紅色革命”的成功創造了客觀條件。

　　2.民初新聞界言論自由的探究

　　辛亥革命勝利后，中國建立了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在較為寬松的輿論環境下，民初報業迅速發展。為管理民初新聞界，民國成立之初即頒行了《民國暫行報律》。然而，這一報律的頒布很快引起了新聞界的抵制，并演變成一場“《民國暫行報律》風波”。南京師范大學倪延年《論“<民國暫行報律>風波”研究的若干問題》一文首先梳理了新聞史著作(教材)中有關暫行報律風波的有關技術，然后分析了南京臨時政府內務部匆忙制訂《民國暫行報律》的社會背景動因，并仔細解讀了《民國暫行報律》內容，以期對《民國暫行報律》有一個客觀的評價。廣東外語外貿大學趙建國的《民初新聞界的新聞自由觀》從新聞團體的組織行為出發，試圖重建民初新聞團體形象，通過結識其對報律的任職，以及在報案中的活動與反應，探討民初新聞界的自由觀。作者認為隨著民初新聞界的大力擴張，以中國報界促進會為代表的新聞團體在暫行報律之爭中與當局公然形成對壘，進而斷然拒絕所有報律，絕對自由色彩日益濃厚。作者進一步提出此類訴求看似 “自由”，實則亂象叢生，新聞自由未受到嚴格規范，也未獲得有效保障。因而，矛盾日益激化。在現實壓力下，新聞界被迫改變立場，開始客觀冷靜地看待報律，自由觀漸趨理智。

　　三、辛亥革命前后報刊與社會歷史互動研究

　　在報刊與社會歷史互動的研究框架下，報刊不僅僅只是傳遞信息的載體。作為大眾傳媒，報刊往往與公共輿論建構以及社會歷史變遷有著密切的聯系。因而，在社會歷史框架下探討報刊既要關注報刊自身的衍變軌跡，又要探討其與社會歷史變遷的密切關聯。本次會議，報刊與社會歷史互動主要集中于三個方面：報刊對于近代社會思潮的傳播及呈現;報刊對于革命輿論的建構與引導;特定歷史語境下的黨派政治與報刊政治輿論分野之關系;報刊對于商業文化及民眾日常敘事的建構與影響。

　　1.報刊對社會思潮的傳播及呈現

　　報刊作為社會思潮的載體，對于近代中國思想界有著重要的影響，報刊上傳播的新思潮往往會成為輿論關注的焦點。北京大學楊琥《<甲寅>雜志的三次論爭與五四新思潮的興起》一文以與五四新思潮相關的三次論爭為線索，對學界研究較為成熟的《甲寅》月刊作了新的闡釋。該文就于五四新思潮密切相關的三次論爭：關于“民約”論的論爭;關于“愛國心與自覺心”的討論;關于“政治救國”與“文學救國”的論爭進行了解讀。作者認為以章士釗為代表的《甲寅》作者對五四新文化運動的興起有著突出貢獻，《甲寅》的思想內容、辦刊宗旨與版式設計對《新青年》都產生了深刻的影響。《甲寅》關于“人權”的主張邏輯上催生了《新青年》“民主”、“科學”口號的提出;在關于“愛國心與自覺心”的討論中，《甲寅》提出了如何正確處理個人與國家的關系問題，為五四新文化運動在社會生活領域確立個人的獨立地位奠定了理論基礎;在“政治與新文學”的救國方案中，《甲寅》提出的開展“新文學”的建議，后為《新青年》所繼承，成為“文學革命”的先聲。

　　中共中央黨校張太原的《辛亥革命以后的中國文化走向——20世紀30年代國民黨主流媒體中的馬克思學說》對20世紀30年代國民黨主流媒體中的馬克思學說進行了探討，以中國文化建設協會喉舌《文化建設》月刊為切入點，試圖把握辛亥革命以后的中國文化走向。作者認為國民黨對于馬克思學說的姿態不在于硬性的控制，而在提出時代和眾人所關注之問題以轉移視聽。由于國民黨始終面臨著政治危機，且理論貧乏，因而“文化建設”的結果反而使馬克思學說大興其道，這也在某種意義上注定了國民黨后來的命運。

　　2.報刊對革命輿論的建構與引導

　　作為大眾傳媒，近代報刊對于革命輿論的建構作用引起了革命派知識分子的高度重視，以至于辛亥革命前后海內外出現了大批革命性報刊。這些革命性報刊多宣傳排滿革命，試圖為近代中國革命提供合法性論證。南開大學侯杰的《報紙媒體與辛亥革命——以香港<中國旬報>為例》一文以《中國旬報》為例，運用傳播學理論結合傳統史學的相關方法，從媒體環境、媒體本身、媒體制造者、媒體反映者等切入，探析了資產階級革命團體如何利用媒體建構自身形象、擴大社會影響，進一步豐富了報紙媒體與辛亥革命史的研究。作者認為在辛亥革命的歷史進程中，以孫中山為代表的革命領袖異常重視利用報紙媒體制造公共輿論。而香港作為溝通中外的重要樞紐，其具有的相對寬松的社會環境則為革命媒體的創辦提供了有利的社會條件。山東師范大學張登德《<齊魯公報>與辛亥革命》一文以辛亥革命時期山東省各界聯合會機關報《齊魯公報》為文本，分析了其與辛亥革命之間的關系。作者認為《齊魯公報》力求從革命反清和建立民主共和兩個方面進行報道，對山東時局進行了較為詳實的報道和評論，發揮了重要的傳播媒介和輿論工具的作用，成為辛亥革命前后社會時局動蕩更替、革命形勢風云變幻的縮影。

　　辛亥革命作為近代中國歷史上的重大事件，對于近代中國有著深刻的影響。作為話語的“辛亥革命”亦在近代報刊中占據著重要位置。華東師范大學洪九來《在場與追憶——簡述“辛亥革命”話語在<東方雜志>的傳播歷程》則以“辛亥革命”話語在《東方雜志》的傳播歷程為線索，研究了該刊圍繞辛亥革命如何表達自己的話語立場以及如何進行長時段的思想啟蒙與輿論建構活動。作者認為無論作為參與者現場表達，還是作為追憶者事后演繹，考量某個媒介在中國近現代社會重大轉型時期的話語影響力，其傳播者的主體性立場、媒介類型及文本呈現方式、產業屬性與編輯能力等都是關鍵性因素。就《東方雜志》構建的革命話語本身而言，作者認為其豐富了“革命”語義的現代性內涵，創新了“革命”文本的媒介表現形式。

　　3.特定歷史語境下的黨派政治與報刊政治輿論分野

　　辛亥革命前后的政治輿論動員與革命的合法性論證關聯密切。而黨派之間的政見分歧對于報刊政治輿論的分野亦有著重要的影響。安徽大學王天根的《<民報>陣營分野與辛亥革命前后政治輿論的媒介鏡像》則從史料考析開始，認為《民報》在與《新民叢報》的論爭中，一直保持著兩種基調，即早期輿論精英汪精衛代表的政治激烈情緒與胡漢民代表的政治緩和論調。兩者相互協調是《民報》辦刊的重要策略。就《民報》停刊原因，作者認為應從世界范圍內遠東政治格局的變遷去關照，指出一方面章太炎主持下的《民報》逐漸改變了激進與緩和的折中路線，與此同時中美、中日、日美關系日益復雜化，日本所采取的均勢外交策略則構成了《民報》停刊的重要緣由。晚清政壇復雜多變，革命黨內訌日烈。汪精衛等主持下的《民報》在與前主編章太炎的辯難中支撐。但隨著革命中心由理論宣傳轉向武裝起義，《民報》遂停刊。此外，該文還從孫中山、章太炎政治分歧角度分析了民初報刊的政治話語抉擇。在黨派利益紛爭中，報刊作為構建輿論的工具則往往成為利益集團進行政治逐利的手段。

　　4.報刊對于商業文化及民眾日常敘事的建構與影響

　　報刊作為近代大眾傳媒，其傳遞消息，刊載時評的功能對于近代民眾政治生活產生了重要的影響。與此同時，作為商業性報刊立命的基礎，廣告對于近代商業文化的建構中亦擔當著重要的角色，繼而影響著近代民眾的日常生活。

　　復旦大學張仲民《晚清中國身體的商業建構——以艾羅補腦汁為中心》則以晚清報刊上的商業廣告為討論對象，重點關注在近代中國極為流行的艾羅補腦汁，嘗試分析以廣告為媒介的商業與消費在近代中國的身體建構過程中所起的作用及意義。作者認為晚清以來商業廣告中不斷呈現出來的關于商品同種族、國家關系的論述，體現了鮮明的關于身體、種族與國家的政治化想象、建構乃至規訓，表現出消費文化和身體文化建構的泛政治化趨勢。文章指出這些泛政治化的商品宣傳激發和創造了近代中國消費者的真實身體需要與心理渴望，進而影響甚至改變了晚清以降人們的身體觀和消費文化。然而，消費者面對這些泛政治化的商業宣傳，并非鐵板一塊，而有著多種回應。在政治力量日益滲入大眾日常生活之時，商業力量對于近代中國身體的建構亦有局限。

　　安徽大學陸發春《新文化與新生活——以<新生活>雜志為討論中心》一文以李辛白、胡適、李大釗等新文化派創辦的《新生活》為考察對象，分析了新文化派對于新文化一新生活關系的探討。作者認為《新生活》周刊所倡導的新生活是建立在新文化的價值理念上的。新生活的實現既要反對阻礙人們追求新生活的舊道德和社會習慣、打破軍閥統治，又要在調查了解中國社會生活現狀基礎上，通過改良現實社會生活來實現。

　　在報刊與社會歷史互動框架下，報刊功能的挖掘成為研究的重點。與會學者對于政治、經濟、文化交錯下報刊相關功能的再現深化了報刊與社會歷史關聯的相關研究，對于報刊史的研究思路亦有著深刻的啟發。

　　四、辛亥革命前后報刊業務變遷研究

　　對于報刊史的研究，一方面要聚焦報刊內容與社會歷史的互動關系，另一方面則要關注報刊自身業務在社會歷史時空中的展開。就報刊業務的探究而言則包括對于報刊作者、記者職業、報業經營的關注。

　　1.對于報刊文章作者的考證

　　運用考證方法對近代報刊文章作者進行考察是新聞學與歷史學跨學科交融的重要體現。華東師范大學鄔國義的《<申報>創刊初期：<地球說>的作者究竟是誰?》一文運用史學考證的方法論證了《申報》創刊初期《地球說》作者。1872年刊載于《申報》的《地球說》被稱為中國近代第一次“見諸報端的天文地理知識”啟蒙的文章。然而，《地球說》的作者究竟是誰?這確實是一個百年未解之謎，對其作者進行考證無疑具有十分重大的價值。經過嚴密考證，作者認為《地球說》作者并非《申報》主筆蔣其章，而是浙江杭州詁經精舍的青年學子高云麟，并對高氏身世及其生平事跡等作了考述。該文史學考證之嚴謹以及對于小人物研究的關注給與會學者帶來了深刻的啟發。

　　2.對于近代記者職業變遷的追溯

　　記者作為新聞從業人員的主體，對其稱謂進行考察對于探究新聞職業化歷程具有重要意義。安徽大學劉麗的《從“教友”、“友人”到“訪友”——觀察近代記者職業變遷的另一種視角》以“教友”、“友人”、“訪友”三個不同時代報紙上出現的早期記者成為為切入點，選擇了《中國教會新報》、《上海新報》、《申報》等極具代表性的報刊作為本本，試圖展示這三種“準職業形態”，以此為視角重新觀察近代記者職業變遷的歷史。作者認為“友人”一詞在早期宗教報刊上只是一種模糊的尊稱，很大程度上已經脫離了官僚意味的中國語境。到了商業報刊時代，在日益完善的近代新聞機構中，信息采集的需要使得“友”和“訪”緊密地結合起來，傳統文人與新興報館間的現代雇傭關系最終被比喻成幕友和官員間的依附關系，中國化的新聞職業道路終于向前邁出了關鍵性的一步。

　　3.對于報業經營方式的考察

　　近代中國報業從經營方式上看經歷了一個逐漸民間化的過程。復旦大學林盼的《戊戌前后傳媒業的官民合作與分離》對1895—1898年中國新聞史報業的官民合作階段進行探討。作者認為在傳媒業的官民合作階段，地方官員在報館的經營、運作、放行等方面，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亦對于報館業務及論說的思想傾向上加以干涉，加之戊戌政變后各報所暴露的脆弱生命力，晚清報人開始反思辦報之道。脫離官方束縛，走自主辦報之路成為不少報人的選擇。戊戌后，中國傳媒業亦出現了官民分離的趨勢。

　　除對傳媒業的關注外，亦有學者對于傳媒業關系密切的印刷出版業有所探究。北京師范大學于翠玲的《孫中山<實業計劃>對印刷工業的論述及其影響——以民國時期印刷刊物對“總理遺教”的闡釋為中心》從媒介發展史的角度，回顧了孫中山對于中國民族印刷工業所產生的深刻影響及其對中國印刷文化和媒介史研究的參考價值。作者認為孫中山在《實業計劃》中有關印刷工業的論述，在民國時期的歷史背景下曾以“總理遺教”的話語方式，被專家學者從多方面進行闡釋，具有深刻的理論價值。此外，作者還從印刷工業、書籍史、媒介史的角度考察了“總理遺教”對于印刷研究的重要意義。

　　五、關于報刊史研究路徑、研究方法的探討

　　在為期一天半的會議中，與會學者還就報刊史研究路徑、報刊史史料的挖掘與解讀以及跨學科交叉研究進行了廣泛的討論。會上觀點交鋒、相互啟迪，氣氛熱烈。與會學者普遍認為報刊史史料的挖掘與解讀往往會開辟報刊史研究的新領域，而研究路徑、研究方法的創新則對于整個學術研究有著方法論的意義。

　　復旦大學孫瑋結合自身研究，以上海城市史研究為例對歷史學與傳播學研究中的媒介觀進行了反思，并就傳播意義進行了再解讀。傳播觀念作為新聞傳播研究的前提，對整個新聞傳播學的解釋路徑有著深刻的影響。孫瑋教授借助后現代史學研究批判了語言媒介觀的相關理論進而反思傳播的媒介觀，認為傳播不僅僅只是一種工具。對于傳播而言，應從新的維度去理解。傳播是主體間關系的建構，傳播與社會的關系不僅僅只是社會有機體與派生功能的關系，而是共同構成了人的存在方式。傳播不僅僅限于報刊，而應該重視現實中實體空間對于傳播和人類社會關系方面的意義。具體到報刊的研究上，現在的研究路徑多集中在對于報刊內容的研究上，而不是從報紙作為一種特殊的傳播形態對人類的存在方式及其與社會的互動層面上進行理解。南開大學侯杰教授就香港、臺灣的新聞史研究方法與理論進行了梳理，認為傳播史的研究應注重口頭傳播以及報人、讀者群的相關考察，給與會學者帶來了深刻啟發。侯杰教授還指出在研究中應該分清研究主體與研究對象之間的界限。就新聞思想研究而言，這些精英思想如何進入社會傳播亦是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此外，報刊史的研究要有世界目光，視野還需要進一步拓寬。安徽大學王天根教授對“報刊與辛亥革命前后的政治輿論動員”作了述評，并就研究所的專題研究思路作發言，提倡從君主政治、男女平權以及日常生活中的政治敘事等角度展開報刊史研究。王天根教授進一步指出報刊史的研究除從微觀角度對于報刊、人物個案進行研究外，還應當注重中觀、宏觀層面的研究。南京財經大學劉泱育則以《中央日報》“報學”雙周作者群為切入點對話中國新聞思想史研究，認為重視并著手挖掘民報報紙專刊上的新聞思想史料，是深化民國新聞思想史研究的可能進路。此外，復旦大學黃旦教授從中國報刊史書寫的維度反思了中國報刊史所陷入的“迷思”。黃旦教授認為現行的中國報刊史書寫是西方報紙作為一種工具被引進中國和使用的自然史，這種書寫方式缺乏中國報刊自身的活力，在西方先在“報紙”本質及其特征的比照之下，是他者眼里的“中國報紙”。要走出中國報刊史書寫的“迷思”則需要在全球視野下，立足于中國報刊實踐，做出符合其自身歷史語境和邏輯的敘述，這樣中國報刊史書寫才能算得上是立足中國報刊實踐的歷史書寫。

　　總之，報刊史研究需要有一種會通的意識。只有以開闊的視野去關照各學科的理論方法，才能全面把握報刊歷史嬗變的規律。“中國報刊與社會歷史研究”系列學術研討會正是本著這種會通有無的精神，在注重新聞學和歷史學交叉融合的背景下產生的。此次研討會論題較為集中，論文的廣度、深度都達到了較高水平，很好地體現了跨學科融合的研究趨勢。來自全國各高校和研究所的專家學者圍繞在報刊與社會互動的框架下，探討中國報刊的歷史嬗變，并探究報刊中呈現的中國歷史，對于新聞學和歷史學研究來說，都具有重大的意義。此外，與會專家學者在論文中展示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相信也會對今后的“中國報刊與社會歷史研究”有所啟發。

　　(作者王萍，安徽大學新聞傳播學院碩士研究生;金玲，安徽大學新聞傳播學院碩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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