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首義:當事者的回憶

 　　編者按：距武昌首義打響辛亥革命第一槍已經(jīng)過去100年的時間了。如今，讓我們重新走進那段歷史，聽聽那些歷史老人的口述，重溫一下那個血與火交織的時代中，人們心中的豪情與悲壯。本文系從當年親歷者的口述資料中整理而成。
　　1911年4月黃花崗起義失敗后，革命情緒并沒有受到影響，一部分革命黨人決定把目標轉(zhuǎn)向基礎(chǔ)較好的長江流域，試圖在以武漢為中心的兩湖地區(qū)發(fā)動新的武裝起義。1911年(農(nóng)歷辛亥年)10月10日晚，武昌起義爆發(fā)，統(tǒng)治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帝制終于土崩瓦解，清廷走向滅亡。

　　首義前的策劃準備
　　李華新(第八鎮(zhèn)十六協(xié)三十一標列兵)：宣統(tǒng)二年(1910年)十二月，清廷宣布取消鐵路商辦，改為借外款筑路而將原由商民集資開筑之川漢、粵漢等鐵路收歸國有，以圖抵借外款，供其浪費，激起了川、鄂、湘諸省人民猛烈反對，川省且于次年(1911年)出現(xiàn)清吏所謂“匪民叛變”。是年閏六月，清廷派端方帶領(lǐng)駐鄂新軍三十一標及三十二標之第一營入川查辦。
　　鎮(zhèn)壓四川保路運動致使清軍在湖北的防御力量減弱，這就為革命黨人在武昌發(fā)動起義創(chuàng)造了有利條件。
　　當時在武漢，由孫武領(lǐng)導的共進會和由蔣翊武領(lǐng)導的文學社都是和同盟會有聯(lián)系的進步團體。隨著革命形勢的發(fā)展，他們認為，要想成功發(fā)動一場起義，聯(lián)合起來是十分必要的。
　　陳孝芬(共進會會員)：孫武總想和文學社合作，這種見解是對的，可是李春萱、楊玉如、楊時杰等和蔣翊武商量合作時，未能得到圓滿結(jié)果。我和蔣翊武、劉堯瀲(汝夔)情感很好，乃自告奮勇愿做調(diào)協(xié)人，經(jīng)過幾次會談，蔣翊武始終堅持殊途同歸主張。
　　1911年9月14日，文學社和共進會在同盟會的推動下，建立了統(tǒng)一的起義領(lǐng)導機關(guān)。9月24日，兩個革命團體召開聯(lián)席會議，確定了起義領(lǐng)導和組織人員，最重要的是，在這次會議上，對起義的具體時間和規(guī)劃也作出了相應(yīng)的部署。
　　李春萱(又名李作棟，湖北共進會負責人之一)：八月初三日(9月24日)，(文學社和共進會)在武昌胭脂巷11號胡祖舜家中開會。孫武為會議主席。……在這次會議上，有一項最重要的決議，就是起義的總動員計劃。這個計劃，是按照實際情況，由劉堯瀲擬出，經(jīng)過大家討論所決定的。
　　起義計劃制訂得很周詳，起義時間定在舊歷八月十五(10月6日)。但后來，由于革命黨人的活動被湖北當局察覺，使得革命黨人沒有機會發(fā)動，再加上同盟會的重要領(lǐng)導人黃興、宋教仁等未能趕到武漢領(lǐng)導起義，起義延期。
　　
　　起義的導火索
　　
　　預定八月十五日的起義沒能發(fā)動，革命黨人內(nèi)心異常焦急，再加上清廷的搜捕活動愈加嚴密，為防止夜長夢多，革命黨人決定盡快起義。
　　10月9日上午，共進會領(lǐng)導人孫武在漢口俄租界寶善里14號制作炸彈時不慎起火，孫武臉部、手部均被燒傷。當時在場人員趕緊用長衫裹住他的頭部扶往醫(yī)院診治，其他同志也借機逃脫。火情引起了俄租界巡捕房的注意，他們派人來查抄房間，將黨人名冊、旗幟、符號、印信等一些重要文件全部搜去，漢口機關(guān)被破壞。居正(共進會領(lǐng)導人、首義策劃者之一)：漢口機關(guān)破獲后，清吏得黨人名冊，呈報總督瑞瀲，瑞瀲恐，急召統(tǒng)制張彪、督練鐵忠等，開軍事會議，將閉城大捕。時新軍兵士在名冊中者占最大多數(shù)，官府不敢急捕，但緊密戒嚴，禁止兵士請假，防其互通聲息。時三軍之眾，人人自危，皆躍躍欲動，苦不得首倡者。
　　漢口機關(guān)被破壞，黨人名錄落在清軍手中，事不宜遲，必須馬上起義。
　　居正：彭楚藩、劉堯瀲、蔣翊武等，遂集小朝街85號革命軍總司令部，會商急發(fā)。……正擬發(fā)令間，突有軍警奪門入，劉堯瀲挺身出，擲以炸彈，誤中樓梯，彈反爆，傷堯瀲仆地。彭楚藩、蔣翊武等登曬臺，……無何屋頂塌，盡墜入室中，劉堯瀲、彭楚藩、牟鴻勛、陳宏誥及張廷輔之妻與婢等20余人，皆被執(zhí)。唯陳宏誥至中途釋放。蔣翊武蓄辮，衣棗紅馬褂，狀類傭役，警察藐之，得以乘間逃脫，避走岳州。
　　為什么清軍會在此時奪門而人呢?
　　原來，共進會領(lǐng)導人劉公在另一革命機關(guān)長清里正與楊玉如、李春萱商談起義計劃，突然想到自己家中(他家也住在寶善里)有些重要物品必須取出隨身攜帶，即派他的妻子和胞弟劉同回家。沒想到，他的住宅已被俄捕監(jiān)視，二人剛一進屋，即被暗探拿獲，隨即移交清廷。劉同因年齡尚小，經(jīng)不住清軍的恐嚇，便將起義的領(lǐng)導機關(guān)地址及起義領(lǐng)導人悉數(shù)告知清軍，清軍便按照地址，破壞了各處的領(lǐng)導機關(guān)，小朝街機關(guān)即在此列。
　　曹珩(文學社交通兼文書)：八月十七日(應(yīng)為公歷10月9日)下午7時許，蔣伯夔(翊武)社長由新堤請假來省，我即奉邀同往武昌小朝街密室，商計起義事項。……時至9時，我因事回營。延到午夜12時，蔣伯夔趕來余處，據(jù)告11點鐘，密室被圍，汝夔為情勢所迫，即抱成功成仁之決心，忙將炸彈摜擲，而藥失靈，又將滿盤炸彈全數(shù)拋下，仍無聲響，終被捆走。王憲章、王國華避藏于隔鄰瓦溝茅房幸免于難。
　　當天被清軍抓獲的還有革命黨人楊洪勝。當時楊靠經(jīng)營一間雜貨鋪作幌子，向各部隊提供起義時的武器裝備。在得知起義消息后，他便往工八營運送武器，在運送過程中，被清軍偵破，逃跑未成，被清軍逮捕。
　　瑞瀲在第二天凌晨就下令將抓獲的彭楚藩、劉汝夔、楊洪勝三人送往刑場。三人大義凜然，英勇就義。
　　居正：在武漢一般同志，痛彭、劉、楊三烈士之慘死，悲憤填胸，急思與三烈士復仇，乃各自為謀，決定即夕起事。蔡濟民、吳醒漢等，則主張于夜間第一次點名集合時，即在本營房發(fā)難。熊秉坤、金兆龍、方興等在工程營亦有是議。其他同志皆不謀而合。
　　三烈士的死激起了革命黨人極大的憤怒，再加上10月9日的起義因種種原因又沒能成功發(fā)動，所以，他們一致決定，10月10日必須起義，再也不能坐以待斃。
　　工八營打響首義第一槍
　　革命機關(guān)被破獲，革命首要分子被抓捕，瑞瀲等人以為這樣就可以安然無事了。
　　李春萱：瑞瀲覺得有了俄駐漢總領(lǐng)事的協(xié)助，破獲了寶善里總機關(guān)，拿獲劉同，查抄武昌軍事指揮部，斬殺了彭、劉、楊三人，就認定已“寒匪膽”，死灰再不能復燃了。到第二天(10月10目)還是緊閉城門，大肆搜捕。瑞瀲口口聲聲說不究脅從，準其自首，實則縱容爪牙，任意在軍隊中捕人，造成全體軍人非干不可的局面。
　　因清廷有黨人名冊在手，大家一致表示：與其就縛，不如今晚一齊動手，還可死里求生。其中尤以工八營為甚。
　　李春萱：城內(nèi)工程第八營在熊秉坤領(lǐng)導下，發(fā)展同志參加革命者最多，全營除官長外，幾乎都是贊成革命的。但新軍手中的子彈盡被收繳，同志都說只有占領(lǐng)楚望臺，才能徹底解決子彈的問題。這時擔任守衛(wèi)楚望臺軍械庫的正是城內(nèi)的工程第八營，所以當夜革命的成敗關(guān)鍵，完全寄托在該營身上。
　　10月10日中午，熊秉坤往第二十九標、三十標探聽消息(這兩標同住右旗營房，與工程營相距不遠)，聯(lián)絡(luò)起義事宜。
　　熊秉坤(工八營起義領(lǐng)導人)：我自于郁文那盜取腰牌兩面，一交李澤乾，一自佩，相偕外出。……先至第三十標第三營前隊，同志方維、謝涌泉正言今日在操場捕去張廷輔事，見我至，急問曰：“怎么樣?”我答：“干!特來請你標響應(yīng)。”方等要我上樓與王文錦商議，王為該隊司書，居隊官室，我告以發(fā)難事，王日：“你如何辦就如何好，這邊不成問題。”旋至第二十九標第二營第二排，蔡濟民掀被而起，淚痕未干，蓋因彭、劉、楊慘死故也。……我說：“我營決定今日下午3時晚操發(fā)難，汝標可能響應(yīng)?”蔡曰：“現(xiàn)只有望老哥干一干，我決帶隊響應(yīng)。”并約定，發(fā)難后帶隊過第十五協(xié)西營門以放槍三響為信號，直趨軍械所會合。蔡允諾，我即辭返營。
　　本來是約定于下午3點晚操時發(fā)動，可是到了3點，晚操命令未下，熊秉坤料定是奸細走漏了消息，于是重新約定，晚間點頭道名后、二道名前即7點準時發(fā)難。
　　熊秉坤：點頭道名后，我即順前、后、左、右四隊巡視，以驗士氣如何。各同志均躍躍欲試，惟一般非同志士兵呈惶恐狀，見我則曰：“我輩應(yīng)如何?”我令照樣武裝，聽從指揮。當行至本隊第一排第三棚，聞第二排有吆吼聲，我知有變，即取槍在手，遙見第二排排長陶啟勝從對面跑來，我開槍對其射擊，陶下樓逸去。我上樓至穿堂間，同行之章盛愷、程鳳林兩同志為對方擊中，金兆龍、程定國等諸同志均下樓不得，樓梯門為代理營長阮榮發(fā)，樓下為右隊隊官黃坤榮、司務(wù)長張文濤諸逆所堵塞。若輩一面放槍，一面大呼曰：“汝等均有家小父母住在此地，此等事做不得，要滅九族的，趕快覺悟，各回本棚，不要胡鬧!，’我等見此情景，即將痰盂、花盆、瓦缽、板凳諸物充作兵器，向下拋擊，諸逆仍不退。同志呂中秋向阮擊一槍，阮帶傷返身向前隊穿堂人叢中開槍數(shù)響，斃同志馮某，同志徐少斌還擊，斃阮于水溝內(nèi)。我與諸同志見黃返身向前隊奔去，即一擁下樓，程定國一槍打死黃、張兩逆。……我即鳴警笛集合，惟以入聲嘈雜，應(yīng)者甚少。撬開軍械庫，得開口軍刀24柄，當分發(fā)各代表佩用。我與楊金龍領(lǐng)隊頭，金兆龍等押隊后，率隊出營。……過第十五協(xié)西營門，我回內(nèi)放三槍，以踐前約。此時隨行者，不過40人，其余仍在營內(nèi)吃喝。少間，羅炳順、馬榮等亦舉兵明應(yīng)，派人送信與我。同志們聞軍械所得手，一個呼哨，即抵軍械所目的地矣。
　　楚望臺是湖北新軍軍械庫所在地，如能占領(lǐng)它，則意義重大，起義部隊的槍支彈藥供給便不成問題，起義成功就多了一層保障。
　　
　　其他隊伍的配合
　　
　　占領(lǐng)楚望臺軍械庫后，大家一致推舉吳兆麟為革命軍臨時總指揮，各路隊伍也相繼到來。當夜參與起義的部隊，除工八營外，還有右旗第二十九標和三十標、南湖炮隊第八標、陸軍測繪學堂、左旗第三十一標和第四十一標、南湖第三十二標、馬隊第八標和混成協(xié)馬隊第十一營、壇角混成協(xié)炮、工、輜營隊。
　　王保民(第二十九標首義參加者)：當時蔡濟民同我等，暗地計議，我們與其坐以待斃，不若棄命奮斗。……到了下午7時許，工程營一聲槍響，壇角部隊放火響應(yīng)。同志們親耳聽到槍聲，親眼看到火光，由蔡濟民同志率領(lǐng)我們向二十九標、三十標本部，及十五協(xié)中軍帳后將校團會所連發(fā)數(shù)槍，協(xié)標官長見勢不對，各自潛去，我們即由南營門沖出，上楚望臺，與工程營聯(lián)合，占領(lǐng)軍械所。旋壇角混成協(xié)工程隊同志們趕到。炮兵同志們由中和門入城，到楚望臺即公舉吳兆麟同志為臨時總指揮。
　　是日晚7時左右，工程營發(fā)出槍聲，第二十九標蔡濟民以排長資格，聲稱率領(lǐng)本排兵士出巡，發(fā)現(xiàn)子彈從外面向右旗營房射入，蔡即在營門前大喊：“打旗人!”營內(nèi)同志都應(yīng)聲大呼：“打旗人!”連旗人最多的第三十標也有同志應(yīng)聲呼喊，旗兵嚇得神色倉皇。
　　李春萱：第三十標營房由第一營旗籍官長守衛(wèi)，管帶郜翔宸下令：不準外出，各不相犯。時四面槍聲，愈逼愈近，旗兵官長，無法維持，都在預備逃跑。徐達明、馬明熙以排長資格吹笛站隊，并遣同志闖入本標營軍械庫奪取子彈，氣勢洶洶，旗兵不敢對抗。郜翔宸見勢不對，只好聽其所為。馬明熙、徐達明各率本排先到楚望臺，吳醒漢、方維、謝涌泉亦率一部隨至。至此，第三十標即呈瓦解之勢。郜翔宸后聞炮隊進城，遂率旗兵百余人，開右旗后門逃走。
　　南湖炮隊第八標也是當晚起義的主要力量。炮八標約有千余人，經(jīng)鄧玉麟、徐萬年二人活動，士兵加入共進會者極多。
　　張文鼎(炮八標第二營右隊隊官)：炮隊正分途拖炮備馬間，24日暴動的諸同志早在營等候，當拖山炮一尊至小操場燃放，表示響應(yīng)。……孟華臣這時槍殺了排長劉步云，回到操場大呼：“革命黨軍起事，推倒清朝，各同志須同心協(xié)力，拖炮進城。”所有同志無不同仇敵愾。第三營左隊孟華臣、梅青福等拖炮兩尊，第二營中隊徐萬年、王鶴年、蔡漢卿等拖炮兩尊，同時先行出發(fā)。第一營右隊隊官尚安邦、第二營左隊隊官蔡德懋和我各率領(lǐng)本隊官兵佚，拖山炮六門，并各帶領(lǐng)另編馬槍兵隊；第三營中隊正目黃得勝、黃志強、士兵陳明太、龍占奎等拖炮四尊，右隊正目謝增佑、陳國禎、俞振東、余福堂等拖，炮兩尊，繼續(xù)出發(fā)i……隊伍先頭到達柵欄口時，途遇工八營士兵一班，荷槍來迎，同行抵中和門，有工八營前隊隊官李占魁指揮號兵奏號，歡迎進城。
　　炮隊的發(fā)動對起義成功至關(guān)重要，所以，炮隊在很早就已經(jīng)做好了發(fā)難的準備。
　　李春萱：10月10日清晨，鄧玉麟托蔡漢卿、王鶴年等將炮火弓l線及撞針等預先裝置起來，準備發(fā)動；自己則與炮隊總代表徐萬年一同進城察看情形。后見到孫武，確定了今晚即將發(fā)動的情況。當他們見壇角起火，城內(nèi)槍聲四起時，便立馬起來響應(yīng)。鄧玉麟在南營門放槍，集合同志，徐萬年等應(yīng)聲出動，蔡漢卿等則赤膊拖炮出營。但尚有一部分觀望不前，蔡漢卿乃連放三炮，向各營轟擊，各營官長都被嚇退。這時，一面盡數(shù)奪取庫存炮彈、子彈，以裝置車輛，準備進城；一面向南湖附近的步隊第三十二標和馬隊八標及混成協(xié)馬隊十一營等兵營開炮轟擊，他們的官長被炮擊嚇得四處逃避，反抗力量基本被消滅。鄧玉麟、徐萬年、蔡漢卿、黃駕白和我，率領(lǐng)全標同志，帶炮十二尊，整隊向中和門進發(fā)，至長虹橋，同工程營歡迎炮隊進城的部隊匯合，在路上消滅了一些反抗力量后，得以安然進城。
　　陸軍測繪學堂是最早起來響應(yīng)工八營的。測繪學堂原有學生兩班，第一班是由各軍隊中挑選出來 的，第二班是從營外招考的普通學生。學生中參加革命的很多，方興、李翊東二人就是其中的代表。
　　李翊東(又名李西屏，陸軍測繪學堂共進會成員)：武昌陸軍測繪學堂鄰近工程營，正自習時，突聞銃聲，全堂震懼，莫知所措，群欲熄燈亡匿。我乃起而抗聲日：“諸君毋有驚擾，今日乃革命黨舉事，推倒清廷。余即革命黨之一，愿從者保無虞。”僉日：“諾。敬受命。”我日：“善。請速集操場。”正列隊時，方興攜兩軍刀自工程營來，以一柄授我目：“聞同學中有旗人，請以此斬之。”我曰：“僅一滿人松俊耳，不可殺。蓋諸同學初聞銃聲已破膽，豈能再見殺人乎。況敵人根本在督署，督署若下，根本已拔，區(qū)區(qū)無寸鐵之松俊，何足介意耶。”方興然其言，我乃與朱次璋、向訐漠、方興率同學全體詣楚望臺，與工程營會合。
　　
　　武昌督署被攻破
　　
　　占領(lǐng)楚望臺軍械庫后，各部由于工程營全營都參加了起義，再加上臨時總指揮吳兆麟系工程營之人，所以，進攻督署的主要任務(wù)由工程營來擔任。
　　李春萱：工程營全營和第二十九標、三十標同志在楚望臺會商，決定以工程營為主力，分三路進攻督署：第一路由鄺杰率領(lǐng)，由紫陽橋向王府口搜索前進，經(jīng)長街，以督署前面為進攻陣地；第二路由馬榮率領(lǐng)，向水陸街搜索前進，通過長街，以督署后面和督署后面的第八鎮(zhèn)司令部為進攻陣地；第三路由熊秉坤率領(lǐng)，經(jīng)過津水閘，向保安街正街搜索前進，以督署大門為進攻陣地。
　　三路主要隊伍在進攻中都遇到了阻礙，一時停滯不前。還好南湖炮八標在到達蛇山布置好炮隊之后便開始向武昌督署發(fā)起猛攻。炮隊的加入，使官兵歡欣鼓舞，士氣大增。但由于天黑且離目標太遠，炮隊射擊不準，不能直接擊中督署。這時有人想出辦法，在督署附近點火照明，以使炮隊能準確擊中目標。
　　梁上賢(湖北省政府文史研究館館員)：天亮以前如不將總督署攻下，摧毀其指揮中心，等到瑞瀲各路援軍到來，后果是不堪設(shè)想的。緊急中，有人想出了一個為炮兵觀測照明的辦法，這就是焚燒督署附近的民房，引起大火，便于蛇山、花園山等處炮兵觀測，消滅頑抗之敵。這個辦法都說好，就是燒老百姓的房子不好。為難中，吳兆麟說：“現(xiàn)在消滅敵人最要緊，其隊集中會合，便開始了進攻武昌督署的計劃。
　　熊秉坤：清吏瑞瀲、張彪、鐵忠諸逆，驚聞工程營兵變，急飭各協(xié)、標、營長官，一面制止內(nèi)部響應(yīng)，一面囑派可靠兵隊會剿。惟各標、營自管帶以上各官，均以身家性命是惜，不但無會剿之勇氣，且紛紛離營，惟恐禍及其身。只第三十標第一營管帶郜翔宸將營門堵塞，使外不能入，內(nèi)不能出：第三十二標標統(tǒng)孫國安，僅派楚英帶兩隊兵士，反抗我軍；其他如第二十一混成協(xié)協(xié)統(tǒng)黎元洪及第十一營炮隊管帶張正基亦曾反抗于一時，結(jié)果均遭失敗。
　　其實，當時革命軍兵力和守衛(wèi)督署的兵力應(yīng)該相當，但由于清軍隊伍已經(jīng)從內(nèi)部開始潰敗，所以，當革命軍發(fā)起猛攻時，他們便很快敗下陣來。
　　李春萱：守衛(wèi)督署的兵力，原有教練隊一營，機關(guān)槍一隊，消防隊一隊，騎兵一隊。9日，瑞瀲又調(diào)巡防營三營防守，駐在督署后面；張彪的第八鎮(zhèn)司令部，也有衛(wèi)兵若干人。據(jù)當時估計，瑞、張兵力有3000入左右，其他分布在城內(nèi)的武裝警察和憲兵營、旗兵營等，還不計算在內(nèi)。與義軍比較，似乎相等。但瑞、張軍隊，系臨時拼湊而成，巡防營又素無訓練，因滿漢關(guān)系，使瑞、張也不敢放心使用，只叫他們死守督署這個據(jù)點。南湖炮標進城后，瑞、張?zhí)幱谂诨鹜{之下，無法抵御。他的事以后說。馬上派人向附近民眾解釋，保證以后為他們修房子。”當他們向民眾解釋時，料不到“燒房戶”一聽到這事，都表態(tài)說：“只要能消滅敵人，我們甘心情愿燒自己的房子，要么事賠償咧。”
　　就這樣，軍民齊動手，片刻之間，房子燃燒起來。此刻，蛇山上的大炮繼續(xù)射擊，督署大堂、后園、鐘樓、簽押房紛紛中彈。瑞瀲見勢不妙，帶了十余個“戈什哈”從后花園挖洞逃出，到平湖門乘兵艦逃跑了。督署內(nèi)剩下的殘余軍隊，熊秉坤帶領(lǐng)敢死隊一氣之下將其殲滅之。第八鎮(zhèn)統(tǒng)制張彪也趁亂逃脫了。至此，督署乃得完全占領(lǐng)。第二日，湖北軍政府正式成立，黎元洪被推舉為都督。
　　責任編輯：楊玉珍

川北宣慰使職上的張瀾

 　　辛亥革命時期，成都獨立后，由大漢四川軍政府都督特任并派往四川所轄五道巡察的官員稱為“五道宣慰使”。由于在保路運動中的突出表現(xiàn)，張瀾于1911年12月受命由軍政府參贊職上轉(zhuǎn)任川北道宣慰使。
　　1911年5月，清廷將川漢、粵漢等鐵道干線全部“收歸國有”并“定為政策”，同時又與美、英、德、法四國銀行團簽訂了“借款合同”，把這兩條鐵路干線的修筑權(quán)交給了列強。隨即，全川爆發(fā)了聲勢浩大的保路運動，各種社會矛盾迅速激化。9月7日“成都血案”發(fā)生后，同盟會員遂組織保路同志會走上武裝反清的道路。9月25日，吳玉章、王天杰等人在榮縣宣布獨立，建立起了當時全國最早的縣級革命政權(quán)。11月21日，廣安蜀北軍政府宣布成立；22日，重慶蜀軍政府宣布成立；25日，川南軍政府在瀘州成立；11月27日，大漢四川軍政府宣告成立。12月8日，尹昌衡率兵平定成都兵變，9日重建四川軍政府。
　　在這期間，四川各縣亦紛紛獨立，地方秩序較為混亂。據(jù)張培爵回憶：“重慶獨立之交，成都反正之后，全省蠢動，幾陷于無政府之狀態(tài)；隴無耕夫，市有暴客；兵盡為將，匪流為兵；強黠者竊縣以自封，宵小者據(jù)鄉(xiāng)而思逞；公款則羅掘一空，私產(chǎn)亦誅求無厭；一縣而有多數(shù)都督之稱，一鄉(xiāng)而有多數(shù)總統(tǒng)之號；城與鎮(zhèn)交哄，郡與縣相角。四川此時，蓋糜爛極矣!”
　　當時，成都軍政府與重慶蜀軍政府為了“察吏安民，綏靖地方”，盡快恢復四川的社會秩序，分別派出宣慰使和安撫使前往各地。據(jù)熊克武等人回憶，成都大漢軍政府成立后，“以軍興后地方多擾，議設(shè)五道宣慰使以察吏治，至是乃以顏緝祜宣慰川西，張瀾宣慰川北，上川南則陳希曾，下川南則李德芳，川邊則黃箱青。惟川東為蜀軍政府轄境，其后川北、川南宣慰所至皆與蜀軍政府宣慰使(蜀軍政府稱之為“安撫使”)相遇，畫疆而治，不能編循全境也。”1912年3月11日，成都、重慶兩軍政府合并，6月10日重慶鎮(zhèn)撫府撤廢，其后黃金鰲為川東宣慰使。
　　為規(guī)范宣慰使的職責，成都大漢四川軍政府還頒布了“宣慰使職任章程”十一條，其中第三條規(guī)定了其宣慰具體事宜的八項權(quán)限：
　　一、地方官能否稱職，均應(yīng)加具考語，詳請軍政府分別黜陟。
　　二、地方官民如有冤抑未平者，應(yīng)予力為伸雪。
　　三、地方人民如有流離失所者，應(yīng)即協(xié)商，該地官紳設(shè)法救濟。
　　四、地方官民有因此次遇難者，應(yīng)將姓名、住址、年貫調(diào)查確實，詳報軍政府分別旌恤。
　　五、地方人民對于此次獨立有未明了者，應(yīng)會同該地士紳詳為解釋。
　　六、地方中如有對于人民擾害安寧者，應(yīng)飭知地方官從嚴懲辦。如尚不能制止時，宣慰使得以兵力助之。
　　七、地方團練如有未經(jīng)成立者，應(yīng)飭知地方官會同該地紳商即時舉辦。
　　八、宣慰使于宣慰地方，應(yīng)納之地丁、錢糧、津貼、捐輸、稅契及油、酒、糖、肉等捐，須會同財政部所派委員查明確數(shù)，將已收者立令報解，未收者飭令地方官及經(jīng)征委員設(shè)法催收。
　　1911年底，張瀾在成都兵變平息后以川北宣慰使職回到南充。
　　民國初年的川北，兵荒馬亂，盜匪橫行，社會秩序混亂，人心浮動。張瀾首先組成三百多人的護衛(wèi)營，隨后在保寧(治今閬中)、潼川(治今三臺)、順慶(治今南充)三府所屬各縣巡察，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穩(wěn)定社會，改良政治。當時，順慶府內(nèi)廣安還存在著蜀北軍政府。為了使川北盡快統(tǒng)一，張瀾遂與蜀北軍政府都督張觀風會談。張觀風鑒于“全川既已趨于統(tǒng)一，推翻清王朝之目的亦已達到，乃允撤銷軍政府”。張瀾對其官兵撥給庫銀四萬兩資遣回家，使之歸農(nóng)，且發(fā)給“勛章狀”，以紀念他們對辛亥革命所作出的貢獻。同時，張瀾又收容整編或資遣進入川北的流散潰兵，安置了保路同志軍；召集純正青年，設(shè)立川北團練傳習所，以此作為維持地方秩序的武裝力量。在這期間，他還不計風險，誅除了當時橫行川北二十余縣的袍哥二桿旗大爺冉射平，處決了一批為非作歹的惡霸。據(jù)《蒼溪縣志》記載，“清宣統(tǒng)末，四川鐵路風潮起，武昌首義，國體變更，影響所及，蒼溪全境人心騷然。時川北宣慰使駐閬中，派兵至縣，四處鎮(zhèn)懾，由是豪惡土匪相率斂跡，逐循正軌，趨向共和”。川北地方秩序逐漸恢復正常。1942年，張瀾在其《自傳》中回憶當時的情況說：“川省獨立后，成都兵變，人心浮動，亂將蔓延，乃任川北宣慰使，懲奸惡，制哥老，以遏亂萌。其時地方自衛(wèi)，只有刀矛火槍，復遣散巡防軍五百余人，以其后膛快槍分發(fā)各縣作團練自衛(wèi)之用，地方以寧。”
　　民國初建，舊時的閑散衙門、冗官冗員仍未裁減。張瀾在恢復川北地方秩序的同時，又積極改革地方行政機構(gòu)，裁撤冗員，壓縮地方財政開支，以減輕人民群眾的經(jīng)濟負擔。為此，他在《呈四川省軍政府文》中曾詳述其改革方案，當時軍政府對他的做法表示肯定，認為他所“呈請裁汰冗員之法極是”，并采納其辦法，在所新定四川地方官制中，“將經(jīng)歷、教諭、訓導等官裁撤；至各屬勸業(yè)員，亦由實業(yè)部通飭裁撤”，改革收到良好效果。
　　與此同時，他還竭力革除封建舊習。辛亥革命后，滿清統(tǒng)治雖然被推翻，但川北地區(qū)男子留辮、婦女纏足的舊習依在。男子辮發(fā)在清初原本是歸順滿清的一種象征，故而清政府當時曾頒布剃發(fā)令，并以違令者處以死刑強制推行。雖然以后民間男子留辮早已失去了此種政治意義，但人們卻已經(jīng)習以為常，故民國初年的剪辮遇到很大阻力。張瀾駐順慶時，便在南充四道城門外安設(shè)衛(wèi)兵，凡是進城中有保留發(fā)辮者，當即由衛(wèi)兵代剪。當時營山縣有一個外號叫羅三蠻王的土豪，此人一貫橫行鄉(xiāng)里，欺壓民眾。他不僅抗拒剪辮，而且還毆打公務(wù)人員。張瀾了解情況后，堅決地將其鎮(zhèn)壓。婦女纏足是封建時代婦女遭受壓迫的一大惡例，張瀾便飭令各縣貼出禁止婦女纏足的布告，他本人還親往各處勸諭。據(jù)《南充縣志》記載，當時“川北宣慰使張瀾率師回縣”，他“預曉縣民以時勢，縣民樂從改革”。
　　張瀾擔任用北宣慰使期間，為官清正廉潔，從不謀私。其三弟為前清秀才，曾請求他在政府機關(guān)中給一職位，但他卻斷然拒絕，并勸告其弟：“我不能任用私人，你在家務(wù)農(nóng)并奉養(yǎng)老母親最好。”這期間，張瀾的母親與夫人也照舊在鄉(xiāng)下過著農(nóng)家生活。在宣慰使職上，他時常因公借人私款，到卸職時，他反負債800吊錢，最終還是由其母出售了幾畝祖上的土地和拿出歷年的積蓄才得以還清債務(wù)。
　　1912年7月，尹昌衡因西藏達賴叛亂，川邊告急，受命率兵西征離川，原四川陸軍軍團長兼重慶鎮(zhèn)撫府總長的胡景伊乘機取得護理川省都督職權(quán)。胡景伊任職后大肆排斥異己，任用私黨，并新組成五道觀察使，擬代替原來的五道宣慰使。在這種情況下，張瀾辭去宣慰使職。
　　張瀾先生擔任川北宣慰使，是他主持川政的開始，雖然其任職時間不長，但他對辛亥革命后川北社會的穩(wěn)定，以及民國初年四川的社會改革作出了重大貢獻。
　　(作者為四川南充市政協(xié)副主席)
　　責任編輯：高芳

外祖父馮啟鈞與軍政府高層的幾次密談

 　　我的外祖父馮啟鈞，武昌首義前在湖北任巡警道。他是張之洞的親信干將，直接參與了張之洞在湖北的新政事務(wù)。他在張的直接領(lǐng)導下主持湖北地方的警政，建立了整個地方行政管理系統(tǒng)以及秘密警察網(wǎng)絡(luò)，與湖北革命黨多有交鋒。
　　關(guān)于他的一生，有關(guān)的歷史記載很少。由于從事過警政工作，他一生都有保密習慣，不留日記、私人記錄和檔案。關(guān)于他在武昌辛亥首義后第三天見到吳兆麟、黎元洪和張振武的細節(jié)情況，確是武昌首義中極其隱秘的一段。我是從我的父母及親戚的回憶中得知的。
　　
　　馮啟鈞的基本情況
　　
　　馮啟鈞，廣東南海人。1903年，張之洞在武昌設(shè)立警察學堂，飭令馮任該校學監(jiān)。后來經(jīng)朝廷正式批準設(shè)立湖北巡警道，馮啟鈞作為首任湖北巡警道直至1909年，曾負責審理科學補習所及日知會“丙午獄案”。受張之洞的指示，他遵循“言革命者無罪，暴亂者殺無赦”的原則，對湖北革命黨人采取綏靖政策。在他任上，整個湖北局勢一直處于可控狀態(tài)。
　　馮一向為人謹慎低調(diào)，凡事不出頭，僅于幕后運作。但手中權(quán)力太大，涉及面太廣，難免得罪人。湖廣總督瑞瀲早年在漢口曾與夏口廳警局的徐升發(fā)生過沖突，被徐抓起來審訊。瑞瀲的父親當時在宜昌做官，請馮將瑞瀲開釋并查辦下屬徐升，但馮沒買賬，瑞瀲父子因此懷恨在心。更深的背景是馮的祖父曾參與林則徐禁煙，與瑞瀲的祖父琦善對立。禁煙失敗后，馮的祖父被發(fā)配伊犁，最后客死新疆，馮家與瑞瀲家從此結(jié)下世仇。瑞瀲當上兩湖總督后，立馬對馮啟鈞開刀，將其撤職查辦，徐升也被殺頭。
　　馮深受張之洞的影響，在處事和行動上忠實追隨，加上他辦事干練，所以許多重要事務(wù)張都愿意交與他辦理。1909年10月張之洞病危時，攝政王載灃親臨探視。心力交瘁中，張對載灃說：國運盡矣!張的貼身家臣傳話于馮，徹底顛覆了馮對大清的信念。張死后不久，馮就遭到瑞瀲的懲治撤職，差點丟了性命。馮對大清遂不復抱希望了。
　　
　　新軍兵變，清廷巡警道被捆武昌城
　　
　　馮被撤職后，一直賦閑在家，但時刻注意外界形勢的變化。1911年夏，馮的母親病故，他回老家奔喪。9月返程武昌途中，聽聞武昌新軍發(fā)生兵變。馮并不感到意外，認為都因瑞瀲不知天高地厚，鑄成大錯。湖北警政界的人幾乎都是馮一手培植，瑞瀲撤馮的職后，這些人全然不買瑞瀲的賬。馮不在職了，湖北革命黨人就更加緊蓄積力量。瑞瀲缺乏警務(wù)力量的配合，又對革命的動向全然失察，以致失去對局勢的控制。在馮看來，因為張之洞的離世，整個湖北的形勢才迅速發(fā)生了根本逆轉(zhuǎn)。
　　馮到武昌城時，已是武昌首義爆發(fā)的第三天。破舊城墻上已刷上了“驅(qū)滿奴，殺韃虜”、“建立共和”、“推翻腐朽的滿清帝王”、“擁護湖北軍政府”等標語。民軍站在城門口兩旁，手臂上扎白布，挨個兒檢查。當馮主仆二人來到城門口時，執(zhí)勤的士兵要馮用武漢話念出“六百六十六”，馮和隨行的仆人照吩咐說“樓北樓思樓”。士兵往馮的臉上打量了幾下，就放他進了城。
　　武昌城內(nèi)到處是東張西望的男女老少，大伙兒面帶惶惑，籠著雙手站著議論。幾具尸首橫在街頭。行至黃土坡，馮遇到增設(shè)的流動巡查哨。一個哨兵問馮有無通行證，馮說才從廣東過來，進城尋親訪友，還沒來得及去辦理。剛被放行，一個哨兵突然發(fā)話：那個帶廣東口音的矮子，很像是巡警道馮啟鈞。馮鎮(zhèn)定告訴哨兵：我就是馮啟鈞。幾個哨兵當即把馮捆了起來。
　　
　　湖北軍政府騎虎難下，馮啟鈞效力革命黨
　　
　　約莫過了一個時辰，來了一小隊騎兵，一個軍官吩咐身邊的士兵給馮松了綁，請馮上馬。不一會兒，來到設(shè)在閱馬場附近一所學堂內(nèi)的臨時辦公處。
　　這時，出來了一名軍官引馮進屋。他示意其他人出去，然后抱拳向馮問候。此人正是湖北新軍第八鎮(zhèn)工程營左隊隊官吳兆麟。武昌首義中，吳被推舉為臨時總指揮，現(xiàn)在軍政府負責參謀部工作。
　　吳說，革命軍已公推黎元洪為鄂軍大都督。馮想，既然原來的黎協(xié)統(tǒng)都做了革命軍的大都督，這說明革命黨對舊官僚既往不咎，顧慮也就打消了許多。
　　吳問馮：此次回城，有何公干?
　　馮說：我早已是一介閑人，又有何公干呢?
　　吳問馮何不歸順革命，馮說，自己過去抓捕過革命黨人，如今不可能被黨人放過。
　　吳還是勸馮：革命是大勢所趨，馮大人應(yīng)比其他人更深明其理。武昌首義正是用人之際，若您愿意跟革命黨協(xié)力合作，對安定武漢的大局肯定大有幫助。
　　馮覺得吳說話在情在理，毫無生硬強迫之意，于是爽快地表態(tài)，答應(yīng)愿意協(xié)助維護本地治安。
　　吳問馮跟黎協(xié)統(tǒng)關(guān)系如何，并說黎元洪這幾天還在鬧情緒，沒想通。因馮與黎元洪是故交，吳問馮：您能否去勸勸黎大人?
　　馮認為，目前形勢下，黎元洪的態(tài)度甚為關(guān)鍵，若是他不肯履行都督的職責，對軍政府相當不利。馮考慮了一會兒，答應(yīng)勸說黎元洪。吳很高興，遂安排馮第二天一早與黎元洪會面。
　　
　　密會黎元洪，說服黎大都督“擔當大任”
　　
　　第二天一早，吳親自領(lǐng)馮去見黎元洪。
　　黎見馮來看他，顧不得吳兆麟在場，把憋在心里好久的話一股腦兒地倒了出來。他抱怨說，三天前被人用槍從手下的家中硬拖出來，強行架到這里，坐上大都督的虛位，現(xiàn)在是坐也得坐，不坐也得坐，“哪里是做大都督，簡直是把我往死路上逼”。
　　黎又說，革命黨人逼他在擬好的公告上簽字。如今，所有文告都是以“黎大都督”的名義對外發(fā)布，完全未經(jīng)他本人同意。令他最氣惱的是，竟然有謠言說他是被從床底下拖出來坐上大都督位子的。
　　馮見黎越說越氣，故意用話激他：難道黎大人還想繼續(xù)效忠朝廷不成?
　　黎的情緒反而和緩了許多。他說，并非自己懦弱不敢擔當，這次起事的主要是二十一協(xié)的軍士們，若是他們慘遭鎮(zhèn)壓，他這個協(xié)統(tǒng)也難辭其咎。不過，若是依了革命黨，那也等于把自己“逼上梁山”，所以一時不知如何是好。
　　黎還說，自己并非礙于那個兒皇帝和攝政王的權(quán)勢，只是怕一旦朝廷起用了袁世凱，憑著武昌新軍現(xiàn)有的實力，恐怕難以抵擋北洋軍的全線壓境。
　　吳插話說：論裝備和素質(zhì)，湖北新軍也不弱。三天前舉義時，我等以“陣法操練綱要”攻克武昌城，此乃黎公平日訓練陣法之功。
　　黎連連點頭說：想不到我所訓練的陣法，能用到打敗張彪，當時該轟死他狗日的才好!
　　吳又接著說，只是事發(fā)前湖北新軍大部隊都已被端方帶去四川，一旦袁氏東山再起，北洋軍大舉壓境，很可能將湖北新軍徹底摧毀，再言革命就難了。
　　黎、吳、馮三人都清楚，如今武昌雖已易幟，但成敗的關(guān)鍵要看全國各省以及各國公使對武昌作何反應(yīng)。若南方幾省獨立成功，又能與漢口租界的洋人領(lǐng)事談妥，至少讓洋人宣布保持中立，形勢就會對武昌有利。
　　馮接著分析說，袁世凱這樣絕頂聰明的人，此時也不會貿(mào)然答應(yīng)朝廷出山。若一舉剿滅了武昌革命勢力，到頭來會落得個“兔死狗烹”的下場。
　　吳贊同馮的精辟分析，他對黎說：湖北新軍未來的命運就掌握在我等手中，黎公應(yīng)以天下黎民為 重，擔當大任才是。
　　黎不禁點頭認同。吳兆麟此時長舒了口氣。
　　
　　獻計黎、吳
　　
　　見黎元洪態(tài)度轉(zhuǎn)變，馮自然高興，于是將前夕想了一夜的事與他們相告。
　　馮對吳說，通過觀察，他感覺革命軍陣營里雖有不少人已參與首義，但其中大部分人并不是革命黨，頂多是革命的同情者。真正的革命黨人數(shù)并不過半。如此一來，他們中間有些人在首義之后現(xiàn)出烏合之態(tài)，也在所難免。吳表示同意，黎也覺得武昌首義事發(fā)倉促，發(fā)生了如此驚天動地的大事件，多數(shù)人都頗感迷惑，誰也說不清未來是怎樣，自己被硬拉出來坐這大都督的位子，心中頗感惶恐，也很想聽聽馮、吳二位有何高見。
　　馮鄭重地說，自瑞督上任以來，本是想在湖北做出業(yè)績，可事與愿違，將各種矛盾捅出來，卻又無力收拾，以致大家對他怨聲載道。瑞瀲的最大失誤莫過于八月十九清晨，雖抓獲了革命黨人首要分子，大本的名冊密賬也盡數(shù)抄走，但對那本查抄的名冊處理嚴重失當。
　　瑞督自以為是，貼出榜文，通緝黨人首腦，同時關(guān)上各大城門，宣布戒嚴，營造出異常恐怖氣氛。榜文里只作警告，對下一步的處置未置可否，不作行動。革命黨趁機著手應(yīng)變，急于發(fā)難。那些在冊人個個人心惶惶，一待聽得軍營一聲槍響，順勢發(fā)難起事。
　　馮接下來說：多虧吳大人應(yīng)變有方，布陣英明，致使武昌大功告捷。
　　吳笑了笑。而黎聽罷馮的分析后，急切想知道如此形勢發(fā)展下去，該如何應(yīng)對。
　　馮認為，目前形勢緊迫，但可利用瑞瀲扔下的懸念，設(shè)一連環(huán)計。可以對外放言說，瑞瀲已攜帶這本名冊密電清廷，等朝廷援軍一到，定將對武昌起義者格殺勿論：又說，原先不在名單上的可疑分子，也被官府視作萬難抵賴的亂黨，將一律格殺，免留后患。此言一旦散布出去，大家都會覺得反正也沒活路了，不如決意倒向革命，作背水一戰(zhàn)，方有生路；否則即使不參加革命，也會落得殺無赦的下場。首義新軍及武漢三鎮(zhèn)百姓，如獲知這樣的結(jié)果，就會以強烈的求生欲望奮死抵抗。此時再將張文襄公之大清氣數(shù)已盡的臨終遺言大肆宣揚，軍民更會將自家性命與軍政府捆綁一起，生死與共。只要民心倒向軍政府這一邊，無疑會增加軍政府與朝廷抗爭與周旋的時間。軍政府一旦掌握了時間主動權(quán)，一直熬到數(shù)省獨立，形成割據(jù)局面，朝廷就再難扭轉(zhuǎn)局勢，全國的勝利指日可待。
　　吳聽了馮的一番高論后佩服不已，但馮提出的計謀事關(guān)全局，僅對自己和黎說，似乎還不能算數(shù)。他和黎都沉吟了一會兒，面有難色的黎終于先開口：我黎元洪真不想跟那張振武打交道，既然你馮大人這么急，我就派人去通知他，說馮啟鈞有要事相告。
　　然而，馮深知自己置身于革命黨與朝廷、北軍與南軍的角斗旋渦之中，隨時都有性命之憂。他既怕落入仇家之手，又怕黨人內(nèi)部派系復雜而成為各派爭斗的犧牲品。馮決定盡早離開這險惡之境，另作隱匿打算。而靠黎讓自己順利出城，實有困難，吳又不負責軍政，因此他得另謀辦法。
　　
　　與張振武的秘密“交易”
　　
　　馮啟鈞因知張振武當時掌握軍政府的實權(quán)，所以單獨去見他，將自己向黎和吳獻計的事講了一遍。張聽了說：你對黎黃陂獻計，可他根本做不了主。他私通張彪，派來的奸細已被我們就地正法，他心里有鬼，怕我等容不了他，把你這個往日的巡警道推到我這兒，是想借我之手殺你，以金蟬脫殼來讓自己脫身。他以為我會因為你多年前捕殺過革命黨人，我就會拿你法辦。你不用怕，我知道你已被罷官，現(xiàn)在只是一介平民。而他黎黃陂坐上大都督的位子，竟然不識抬舉，還在首義當晚殺了兩名革命黨。要說你是過去對革命有罪，還可以以觀后效，他可是當下作惡，就該正法。
　　馮聽罷沒做聲。張繼續(xù)說：你獻的計策很好，若是被采納，就為首義革命立了大功。張不贊同黎黃陂坐上湖北大都督的位子，在他看來，那“泥菩薩”若是久拖不決，不肯做都督，根本不必勉強，把他解決掉算了。馮對張說：現(xiàn)在鄂軍政府中，則是你等文學社和共進會之黨人骨干在控制局面。張聽罷，表示認同。
　　張又說：現(xiàn)在革命軍雖然已控制了武昌城，但漢陽和漢口局勢還不明朗。若是您馮大人肯動用多年巡警道的威望跟我們合作，以您與警界舊部的關(guān)系，協(xié)助我們一起整頓治安，對我們都大有好處。
　　其實，張是看到了公開的警政與秘藏于地下的情報網(wǎng)對控制整個局勢非常重要。要是能將馮手中的關(guān)系，一舉掌握到手中，有誰還敢跟他張振武叫板?
　　馮明白，張振武真正想要的是掌握和擴充在軍政府中的個人勢力，以圖日后大計。
　　馮此時對舊官場已看透，同時知道，在這新政權(quán)里，自己既無任何根基，又有舊賬未了。見張振武亮出了底牌，馮向張表示，自己還是以保全個人安全及實際利益為重。同時也說，憑借多年在警界效力的余威，愿予傾力相助。
　　張又問馮：既然現(xiàn)在局勢如此混亂，不知馮大人有何打算?
　　馮知道張是要自己開條件，于是一面說自己可全力協(xié)助張，一面提及在漢口等處的財產(chǎn)股份，望張給予體恤和保護。張馬上爽快表態(tài)說：馮大人若真與我張某肝膽相照，虔心合作，就敬請馮大人放心，我定當保證您的人身安全，并全力保全馮家在武漢的財產(chǎn)不受損失。他答應(yīng)立即下達明文公告，凡對革命有功之人的身家利益，絕對保證不會受到絲毫侵犯。張則按馮的要求，護送馮安全出城。
　　馮此時又提到自己的全家老小如何保全的問題。張答應(yīng)將派專人予以保護，直到確認了馮信守了諾言后，再一并送達團聚。
　　馮見張是想先讓自己交出在警政的舊部關(guān)系，并扣住自己的家人做人質(zhì)，覺得雖有些鋌而走險，但也沒有更好的辦法了。考慮到目前的整個形勢，還是覺得三十六計走為上，于是答應(yīng)了張振武的要求。
　　當天深夜，馮啟鈞揣著張振武親自簽發(fā)的特別出城通行證，由人護送出武昌城，幾天后又與張振武在法租界將舊部關(guān)系進行交接。
　　馮在赴上海前與吳兆麟見過一面，將一些事務(wù)作了交代。過后，張振武派親信專程護送馮到上海法租界，一同住了下來，一為保護，二為監(jiān)視。
　　馮去上海之后不久，軍政府還是查抄了馮在武漢的有關(guān)財產(chǎn)，這讓馮想起，在他臨行前，吳曾提醒他今后不要再回武漢。以后，馮改姓埋名，幾經(jīng)轉(zhuǎn)折，最終在江西南昌終老余生。
　　(口述者胡佑倫為馮啟鈞的外孫，武漢大學教授)
　　責任編輯：高芳

武昌首義中的民革前輩

 　　前不久，筆者應(yīng)全國僑聯(lián)之邀，參與籌辦《華僑與辛亥革命》圖片展時專門翻閱了《辛亥武昌首義人物傳》，發(fā)現(xiàn)其中有幾位民革前輩的小傳，于是就想到這樣一個問題：民革前輩中是否還有其他人也親歷過武昌首義?帶著這個問題，筆者請教了有關(guān)人士，結(jié)果令人興奮。據(jù)不完全統(tǒng)計，在新中國成立后，有數(shù)十位親歷武昌首義者加入了民革組織。而這一情況在以往編輯出版的《民革史料匯編》中尚付闕如。今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筆者不揣谫陋，將了解到的資料贅述如下，以供參考。
　　民革前輩中親歷武昌首義者的準確數(shù)字由于“年代久遠”不易把握，故現(xiàn)在筆者見到的只是其中一部分，他們是：
　　范騰霄(同盟會、日知會)、胡襄陽(共進會)、賀滁塵(中華革命黨)、趙雨蒼(辛亥革命)、徐育華(同盟會)、晏道剛(文學社)、晏勛甫(辛亥革命、首義同志會)、耿伯釗(同盟會)、梁瑞堂(同盟會)、蕭靜齋(首義同志會)、黃為綸(辛亥革命)、喻育之(辛亥革命)、彭瀾(共進會)、溫楚珩(同盟會)、程起陸(同盟會)、辜達岸(首義同志會)、熊秉坤(共進會)、熊秉誠(日知會)、樊精純(文華社)、潘善伯(日知會、共進會)、尹太鴻(同盟會)、王詩杰(辛亥革命)、王寶曾(日知會)、王鴻陪(文學社)、王鎮(zhèn)南(同盟會)、盧智泉(中華革命黨)、田兆霖(辛亥革命)、劉樓愚(辛亥革命)、向鐵(辛亥革命)、孫寶森(同盟會)、朱樹馨(中華革命黨)、嚴柄衡(首義同志會)、張澄清(首義同志會)、李長庚(首義同志會)、李西屏(共進會)、李伯韓(同盟會)、汪性唐(共進會)、邱鴻鈞(中華革命黨、同盟會)、鄒勛(首義同志會)、閔浩(辛亥革命)、陳匡一(日知會)、陳次宗(同盟會)、陳鈺山(辛亥革命)、范鴻鐔(辛亥革命)
　　有關(guān)史料顯示，上述諸位前輩大多數(shù)是新中國成立后加入民革的，但此前加入的亦不乏其人，晏道剛先生大概算是最早的，參加時間為1948年3月，而民革則是1948年1月在香港成立的，此距民革誕生僅兩個月。
　　
　　代黎元洪簽字的李西屏
　　
　　李西屏名翊東，湖北黃岡人，清光緒十三年丁亥生。為工程第八營正兵，后考入湖北陸軍測繪學堂新班并肄業(yè)，由方興介紹人共進會，并為測繪學堂代表之一，為人剛正，頗得同學信任。辛亥年八月十九晚間，方興從工程營回堂，手持大刀兩把，給西屏一把，一起大呼集合站隊。時方上晚自習，同學們聞聲蜂擁而出。也有一兩名膽小的躲在課桌下面，他叱之出。于是方興在前，西屏斷后，直奔楚望臺。各標營起義士兵正在領(lǐng)取械彈，他和方興也就指揮同學負槍實彈，接受任務(wù)，在通湘門一帶防守。原守楚望臺老兵都調(diào)攻清督署，改由測繪學生代守械庫。次日正午又奉令至閱馬場守衛(wèi)軍政府。
　　黎元洪被推為鄂軍都督，黨人迫黎在安民布告上簽字，黎連說：“莫害我，莫害我。”李西屏就代簽一“黎”字貼出，且對黎說：“看你還能賴掉不成?”軍政府成立，李被推為賞敘長。夜間，清第三十標殘部在管帶郜翔宸率領(lǐng)下，突襲諮議局，意在劫走黎元洪，黎乘機避至蛇山潛回私宅。有人也表現(xiàn)動搖，李西屏嚴辭制止。而后警衛(wèi)司令方定國謀為不軌，被他及時發(fā)覺，并其他二人一齊殺卻，革命紀律得以伸張。
　　黃興成立戰(zhàn)時總司令部，西屏為總司令部參謀之一。所有建議，或用或不用，都得到黃的好評，西屏很高興。漢陽失守，黎元洪自武昌出走，黨人提出彈劾，他表現(xiàn)不似此前激進。1912年，袁世凱向五國銀行團借款，他用黃岡旅省同鄉(xiāng)會會長名義通電反對，被袁政府下令通緝。1913年討袁失敗，孫中山派他到江蘇有所活動，終以敗衄之余，無所成就。
　　當年冬，李西屏赴美國留學，習工礦專業(yè)。先是南京政府決定選送一批于革命有勞績的青年出洋深造，因政府北移中止；后經(jīng)中央稽勛局局長馮自由重提此案，乃得批準實施。他為第二批，同行有李四光、李作棟、劉樹杞等。他留美十年，1922年回國，任廣州大本營技師。他曾向?qū)O中山提出開發(fā)中國礦業(yè)計劃，雖不可能實行，但得到中山贊勉。1924年國民黨改組，中山派他往說贛南鎮(zhèn)守使方本仁，促方逐贛督蔡成勛，以便假道贛南北伐。他與方本仁均黃岡籍，方亦傾向南方，不料宋鶴庚臨時違約，致令功敗垂成。
　　孫中山逝世后，一度應(yīng)居正之約，參與西山會議，出席上海國民黨代表大會。大革命失敗，任國民黨漢口黨務(wù)指導委員，主持《民國日報》，轉(zhuǎn)宜昌關(guān)監(jiān)督、宜沙交涉員。1930年任西南軍政委員會委員。1933年在上海聯(lián)絡(luò)洪門，辦《抗日小報》，常至蘇州聽章太炎講學。李謂章特愛鄂人，對首義同志尤為關(guān)懷。章常作詩自書以贈。李亦精心選輯章軼事以為紀念。抗戰(zhàn)期間任司法院秘書，業(yè)余就其親身經(jīng)歷和見聞，寫成辛亥革命紀事稿兩冊，張難先《湖北革命知之錄》多取材于此。
　　抗戰(zhàn)勝利后積極呼吁和平，反對蔣介石獨裁統(tǒng)治，對頑固分子不稍假借，于武漢和平解放起了積極作用。黨和人民安排他為湖北省人民委員會委員、人民政協(xié)湖北省委員會副主席、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民革湖北省副主任委員。1960年4月7日逝世，終年74歲。
　　
　　絕口不提往事的潘善伯
　　
　　潘善伯名公復，湖北襄陽人。清光緒六年庚辰生。自幼讀書私塾。庚子變后，急欲游學國外，其母典當田地得三百元，始克成行。癸卯到日本，乙巳回湖北。劉靜庵主持日知會，他加入為會員并任會中干事，于會務(wù)盡力唯恐不及。丙午事變以后，同志非捕即逃，他暫時隱于慈善團體，間亦教書自給，暗中也做一些聯(lián)絡(luò)工作。孫武回國組織湖北共進會，他與孫原為日知會舊識，即為之盡力籌劃。己酉夏曾同孫一起赴粵，因桂事已敗折回。
　　他與劉公同縣，且系中表親。劉自日本回鄉(xiāng)養(yǎng)病，武漢同志盼劉來省主持，并解決經(jīng)費問題。推他返鄉(xiāng)迎劉來省。他于辛亥正月首途，行至花園，雪大難行，得商人資助回漢，再由劉玉堂付還貸款。3月再往，遂偕劉至。
　　潘在日本曾學制炸藥，劉既捐助革命經(jīng)費，他即以制造炸彈自任。潘為人謙退，任勞任怨，遇有爭執(zhí)，得其一言即解。共進會、文學社聯(lián)合，他多方調(diào)護其間，得以實現(xiàn)組織和行動的統(tǒng)一。寶善里失慎，黨人在武昌小朝街集議即日起事，他于18日晚間趕往探視，本欲留住其處靜待好音，但劉復基認為多一人即多一人危險，不應(yīng)做此不必要犧牲，推之下樓。他對劉復基關(guān)懷同志自我犧牲精神一直不忘。他離開小朝街機關(guān)部，即到巡道嶺同興學社假寐以待。天明不聞動靜：出門即見有警察窺伺，他故作鎮(zhèn)定，坦然走開。下午他到漢口晤孫武，始悉鄧玉麟已再度赴炮隊通知起義。
　　19日夜間，義軍占有武昌，20日中午，他到諮議局任軍務(wù)部秘書。驅(qū)孫事變以后，他對同志相殘感到特別痛心，因而退出政府，

武昌首義中的民革前輩

 轉(zhuǎn)到漢口既濟水電公司工作達30余年之久。其間，黎元洪曾約他人京供職，他回電說：“愿公做好大總統(tǒng)，當以做好國民相報。”甚至絕口不談往事。有關(guān)辛亥革命書報，亦不愿入目。解放后，任湖北人民委員會參事室參事。1959年4月去世。
　　潘以病痰喘，談話困難。每說一句，咳嗽多時。他反復強調(diào)：辛亥夏，共進會、文學社聯(lián)合，文學社劉復基主之最力；共進會他和鄧玉麟主之最力。當時已泯滅界限，起義后又生門戶之見。可知共患難易，共富貴難。孫武尤其不能與共富貴。孫和黎元洪日近，和老同志日遠，以至黨人兩敗俱傷。又說辛亥革命太幼稚，至今引以為憾。還說他兄弟六人，均物故。胞侄問友，早年留學蘇聯(lián)，回國后為蔣介石所殺。現(xiàn)在一切都好，所惜老病，無能為力，即切身經(jīng)歷亦難以言宣云云。
　　
　　力阻黎元洪逃跑的范騰霄
　　
　　范騰霄字瀛膳，湖北利川人，清光緒九年癸未生。以縣學生被選拔考入武昌普通學堂，因開學延期，維持不了旅店生活費用，投湖北護軍馬隊第一營充文書，當時管帶是黎元洪。又因恩施張朗村而認識劉靜庵，劉在馬隊入伍，他起了推薦作用。他于甲辰春入將弁學堂，旋即并入武高等，乙已秋畢業(yè)后充任第二十九標見習士官。在此期間，他先和同志組織革命團體名日武庫，又加入科學補習所。武庫停止、科學補習所被封，改入日知會。他曾介紹南路小學堂學生大量入會。
　　光緒乙巳冬，他被選以官費留學日本習海軍，湖北當選的僅他和沈鴻烈兩人。丙午冬初離鄂，至日，先入商船學校習駕駛，再入橫須賀海軍炮術(shù)學校，一年后入海軍雷電學校。他在學習海軍的同時，主編過《海軍雜志》，編寫過《甲午海戰(zhàn)史))o先是出國經(jīng)上海得吳嘹函介宋教仁，抵日本見宋，宋即引見孫中山，因加入同盟會，孫叫他多援引海軍同學入會。他是同盟會湖北分會交際專員。他即以日知會干部參加同盟會，兩會聯(lián)系更加密切。劉靜庵常用通信方式告訴他湖北革命進展情況，他則按時郵寄東京出版的革命書刊回鄂，曾一次用半價購《民報》4000份寄回武漢。
　　辛亥武昌起義，他正好修完海軍全部課程，趕搭海輪返國。10月6日在武昌文昌門上岸，徑赴軍務(wù)部訪舊相識。夜間下榻各部總稽查部，得與牟鴻勛等長談。翌日由牟引見黎元洪，黎說即開大會，請他列席。是日到會的有兩三百人，黎、黃相偕坐臺上。黃先報告漢陽失守狀，繼言漢陽既失，武昌不易防守；不若棄武昌而東攻南京，南京既下，雖失武昌可無大害。黎繼起發(fā)言，贊成黃說。會眾紛紛發(fā)言表示反對。會場情況相當緊張。他坐在黎的旁邊，因掣黎衣請介紹發(fā)表意見。黎以他新自日本歸，必有卓見，即引他臨臺介之大眾。他從當前形勢和地理條件闡述了固守待援之利和棄城出走之弊，因而博得了鼓掌歡迎。范的發(fā)言說出了別人想說而說不出的理由，不少初見面的同志和他熱烈握手，表示贊揚。當天晚上他至蛇山高處用望遠鏡觀察敵人動態(tài)，見大別山附近敵我摻雜，且敵方防備不嚴。建議給他500人夜襲敵營。軍令部長杜錫鈞辭以無軍隊可派。范又見海軍泊陽邏而不上駛，與清軍沿江置有工事和炮壘等有關(guān)，若以小輪載步卒500人奪其炮，則亦可寒敵膽，有利于海軍行動。商之軍令部，軍令部仍以為冒險不予贊同。兩策不行，唯有嘆息而已。
　　10月10日晚間，范到都督府見黎正檢點行裝。詢其所以，黎謂情勢已迫，不如先去葛店暫避。他尚擬有所進言，而黎之衛(wèi)士已持槍相向。知已力難挽回，急走軍務(wù)部找張振武，張入阻止黎行。12日晨，黎哨然出奔葛店。范聞訊追至劉家祠堂，勸黎回城。黎不允；但以致各國領(lǐng)事和袁世凱書交其轉(zhuǎn)達。范不得已折返，行至漢陽門遇外長王正廷、顧問孫發(fā)緒同英代領(lǐng)事盤恩人城，便將黎函件轉(zhuǎn)交。
　　
　　翌日，因外人斡旋停戰(zhàn)，黎自葛店返回至寶通寺。范再往謁，因說有日人兜售軍火；和議不過緩兵之計，加強軍備亦要著，黎以為然。即介紹日人高田人見，謂上海存有機槍、步槍若干，如軍政府派妥人去滬，當以廉價售出。黎決定派范赴滬購辦，其所需名稱、數(shù)量，均黎手自為之，并另文致滬都督府協(xié)助一切。14日即搭輪東下，同行者尚有軍務(wù)部副部長蔡紹忠。
　　范逗留武昌才九日，奉命赴滬購械，所需經(jīng)費須與孫部長武商洽。黎說，漢口存銀五六十萬兩皆可提用，孫說，可先行，款明日即匯。住滬約半月，又接孫部長函令“赴日押運軍火回鄂”，說是“日本政府及各大御用商聯(lián)合協(xié)議，愿以無代價的大批軍火供與革命軍”。范抵日經(jīng)過多方接洽，所訂購的軍火，并非沒有代價，可是款卻無著。
　　原來范赴日后，軍務(wù)部副部長張振武將漢存款全數(shù)提取來滬，又由張派王某到日購買軍火，王對范說，另有要差，可即返鄂。范抵滬向財政代表胡瑞霖問狀，胡謂張除自攜巨款外，財政代表處余款亦盡數(shù)提取，現(xiàn)寓某大廈，聲勢赫然，無如之何。范往晤張，張執(zhí)手道故，貌極殷勤，對軍火事則支吾其詞，并云：“鄂政不良，當再度革命，君當為我助。”翌日再往，張堅約同至某照相館，已有多人先在。張介紹說：“此皆吾心腹同志，將來另有一番事業(yè)，今日共攝一影，以資紀念。”范見狀借口離去，謂不欲留此痕跡。回抵武昌，問黎何故另命張赴滬購買軍火事?黎說，張?zhí)峥罹剐校浅黾阂猓坏乱讶绱耍娀鸩辉俎k，辦來亦無款可償。他經(jīng)手買來的軍用品，因黎不允付款，幾致決裂。范知黎不足與有為，黎亦因其接近黨人敬而遠之。
　　1912年夏，范在鄂任將校補充團副團長，改講武堂監(jiān)督。同年冬赴北京任參謀本部上校科長。章炳麟被袁軟禁，曾托他南行迎眷，又與日人謀脫章于險。唯均未成事實。1915年群下對袁氏勸進，武職上校以上須簽名蓋章，范不欲出此，請假他去。1918年力求保送日海軍大學，得如愿以償。1921年畢業(yè)回國仍供職海軍部。吳佩孚開府洛陽，范作為京官欠薪代表赴洛晤吳，吳待以上賓之禮。他頗受感動。范參與第二次直奉戰(zhàn)爭，為直系曹吳的代理海運艦隊司令。1925年任東北海軍學校教育長。1926年任襄陽道尹。大革命時期任北伐前敵總指揮部高級參謀。國民黨統(tǒng)治時期，曾利用與湖北清鄉(xiāng)督辦胡宗鐸的關(guān)系，保釋過一些進步青年和無辜群眾。1929年以后，仍在海軍部供職和為沈鴻烈?guī)兔Α?946年轉(zhuǎn)入教育界，任教武漢水運學院。
　　1949年在武漢迎接解放，被任為湖北省人委參事室參事，并選充省人民代表。1952年6月18日病逝，終年68歲。
　　
　　討袁先鋒溫楚珩
　　
　　溫楚珩原名廷杰，改名璞，字楚珩，即以字行，原籍山西洪洞。父曾幕游北京，故又自稱北京人。清光緒十一年乙酉生。先肄業(yè)北京測繪學堂，清光緒乙已三月以公費留學日本，加入同盟會。丙午與余誠同船回國，在武漢與詹大悲、陳冤雅、查光佛、宛思演、

武昌首義中的民革前輩

 張東屏等從事革命活動，與詹尤為莫逆。當時軍隊已有群治學社，他們與之切取聯(lián)系。
　　宣統(tǒng)庚戌，溫和詹大悲、宛思演等商議辦報為革命喉舌，有人說黃安劉家兄弟高談革命，或可為助。經(jīng)溫前往勸捐，毫無結(jié)果而返。后由宛思演介紹黃梅胡雨村出資辦報，宛自己更傾家為助，《大江報》得以出版。
　　文學社成立，溫曾參與其事，但未加入為社員。溫自謂他當時看不起文學社。辛亥春夏間他因事赴京，詹大悲入獄，才通知他并囑其速來漢。他于夏歷八月初十到漢，立刻到禮智司獄看詹，詹向他談了武漢近況，要溫經(jīng)常與各方聯(lián)系轉(zhuǎn)告。8月20日晨，溫在漢口江邊見有外國人持望遠鏡向武昌方面窺探。溫向一日人詢問，始知省城已于昨夜為革命軍占領(lǐng)。他不及再問，急奔禮智司告詹，詹猶不信，溫即拉詹同出，其他在押者亦尾隨而出，門衛(wèi)瞠目不加阻止。
　　溫、詹二人急欲渡江，而江面無船可渡，繞到漢陽才覓得小筏一只，從武昌文昌門上岸，城門緊閉，經(jīng)再三向守城士兵說明身份乃得入。經(jīng)沿途詢問，得悉革命同志正在諮議局集商大事，他二人到達時只見人聲嘈雜，忙亂異常。幾經(jīng)周折才找到蔡濟民，蔡因通夜作戰(zhàn)，語不成聲。詹對蔡說：武昌、漢口一衣帶水，豈有閉城造反而不占領(lǐng)漢口之理?蔡無暇多說，即以步兵兩隊交詹率以渡江。詹在四官殿設(shè)司令部，溫議成立軍政分府，詹為主任；何海鳴副之，溫自謂是政務(wù)處處長。
　　江口戰(zhàn)事緊張，分府同人日夜奔忙，廢寢忘食。漢口戰(zhàn)敗，清軍進至六渡橋，溫勸詹速走，詹戀戀不忍去，終由李文輔負以登舟。溫和黃侃則先上船照料。溫即隨黃經(jīng)小池口、孔垅到黃家。據(jù)溫回憶：黃當時對他說：“算了算了，跟我回家讀書去。”黃以妹淑貞許婚。后來黃有悔意，淑貞自赴上海與溫結(jié)禧同居。溫說，那時非常窮困，住在亭子間，被子不夠，以報紙當墊絮，經(jīng)常不能舉火。
　　1912年應(yīng)胡瑛之約短期任山東都督府顧問。
　　1913年3月宋案發(fā)生，民黨同志主張興師討袁。武漢同志第一次組改進團失敗，又組參謀團負責討袁軍事。季雨霖、蔡濟民、詹大悲、吳醒漢、夏述唐等主持之。楊王鵬、鐘畸任聯(lián)絡(luò)，溫任總務(wù)。《民國日報》、《震旦民報》的皮宗石、楊端六、周鯁生、李劍農(nóng)、張樾、蔡寄鷗等作文字鼓吹。參謀團先以國民黨的交通部為辦事處，因黎元洪倒向袁氏，偵騎四出，不斷有同志被捕被殺，不得已移日軍駐漢司令部。
　　經(jīng)過多方聯(lián)絡(luò)，預定1913年7月25日夜半舉事。不幸所聯(lián)絡(luò)的軍隊發(fā)生變化，擔任聯(lián)絡(luò)的多被捕殺。外省聯(lián)絡(luò)同志寧調(diào)元、熊越山先駐日司令部，寧失望欲去。溫勸寧萬勿外出，寧不聽，一離開日司令部即被捕。熊擬趕回江西報信，亦被捕。
　　日司令部有黨人潛伏，黎早已偵悉。黎為一網(wǎng)打盡計，特設(shè)宴招待日司令官也倉上校，出示偵探所作情報，也倉無詞以對，只好假意請黎派員到部視察。當夜親率日兵二百余人，使黨人易服混雜其中，以軍用小艇送登岳陽丸，直駛上海，其中有詹大悲、蔡濟民、吳醒漢、潘康時、季雨霖、王志剛等；蔣翊武、楊王鵬、鐘畸等人則送登沙市輪赴湘。溫和夏述唐二人留辦善后，偽作日傷兵用手帕蒙首臥床上，黎所派視察人員竟被瞞過。
　　情況稍緩，溫赴長沙找到楊王鵬、鐘畸二人往謁湖南都督譚延閩。譚出示黎元洪通緝諸人電報，并說：“以現(xiàn)勢而論，湖南能否獨立尚難肯定；但隋況已與討袁軍事不利。君等年齡尚輕，我擬各贈萬元，任便赴日赴歐留學，以便他日為國效力。”溫等三人堅請譚宣布獨立，為各省倡。譚猶豫不決。溫等三人又去運動陳復初，意在挾持譚氏。又從岳陽電促譚氏“即日宣布獨立。贈款愧不敢受。”過九江時，湖口已失。到南京面報黃興，黃嗒然若喪。翌日即赴上海。
　　黎元洪以此事通電各省，電云：“查此次亂黨總機關(guān)設(shè)在上海，寧調(diào)元、熊樾山、季雨霖等先后來鄂，攜帶巨資，潛住租界，與詹大悲、鐘仲衡、彭養(yǎng)光等分途運動”；“任庶務(wù)者溫楚珩、張東文等”；“匪首詹大悲等十余犯，由日本人保護乘岳陽丸下駛，因有洋兵保護，船主不允捕拿，其余要犯，亦均四處逃竄。”袁世凱即據(jù)黎電發(fā)布通緝令，溫不得已逃日本，后加入中華革命黨。
　　1915年冬，溫等在上海繼續(xù)討袁活動，住在法界富康里。當時詹大悲在溫寓作客，同時被捕。被捕時有引線，與詹大悲、黃侃輩桃色糾紛有關(guān)。后經(jīng)潘正道、王守愚等同志多方營救，幸未引渡，袁世凱一死就被釋放。
　　1917年以后，在北京任過內(nèi)務(wù)部僉事。隨赴南京，先后任靖國北伐軍總指揮顧問，護法軍第九旅秘書，廣州大本營諮議，鄂軍總司令部和福建革命軍東路討賊軍總司令部軍需處長。1927年回武漢，以詹大悲的關(guān)系任寶塔洲征收局長。大革命失敗，詹大悲被殺，他為之經(jīng)營喪事。次年年初，董必武自漢出走，他贈以旅費，然后到北京閑住。1932年方覺慧任魯豫監(jiān)察使，溫任使署秘書。福建成立人民政府，溫曾一度出任長樂縣長。1938年避日寇入川，居萬縣六年，生活迫使充云陽征收員。勝利還鄂，任私立武昌中華大學會計主任。辛亥首義同志會成立，被推為審查委員。
　　解放后任武漢市監(jiān)察委員會委員，第一、二屆湖北人民代表，湖北人委參事室參事。1956年湖北省政協(xié)組織辛亥首義老人寫回憶錄，他被指定為征集小組成員之一。1961年辛亥革命五十周年，他以湖北辛亥革命老人代表身份赴京出席紀念大會，和全國代表歡聚一堂，并受到黨和國家領(lǐng)導人的親切接見。1965年5月9日患腦溢血逝世，終年81歲。
　　責任編輯：于洋

辛亥革命時期的廣東北伐軍

 　　各北伐軍之最精者
　　
　　1911年武昌首義之后，全國許多地方紛紛宣布獨立，成立軍政府。對此，清廷沒有選用康有為之類的書生們?nèi)ヅc革命軍“議和”，而是起用手握北洋重兵的袁世凱。10月14日，清廷補授袁為湖廣總督，并督辦剿撫事宜，所有該省軍隊暨各路援軍，均歸其節(jié)制調(diào)遣。11月1日，授袁為內(nèi)閣總理大臣，仍節(jié)制調(diào)遣派赴湖北陸海各軍及長江水師。袁世凱到任后，一方面讓馮國璋率領(lǐng)北洋清軍向漢口、漢陽的革命軍進攻，造成“武漢形勢危急，待援尤亟”的局勢，另一方面讓江南提督張勛統(tǒng)領(lǐng)清軍據(jù)南京而威脅光復后的上海。此時，外國列強也對中國革命橫加干涉。尤其是日本，不但派軍艦到南京附近的長江水域游弋威懾，也時常登陸尋釁，造成蘇、浙革命軍腹背受敵的嚴峻局勢。
　　11月9日，廣東獨立，以同盟會會員胡漢民、陳炯明分別為正副都督，伍廷芳為外交部長，李煜堂、廖仲愷分別為財政部正副部長。各省“迭電到粵，催促出兵”，以支援武漢、南京革命軍。
　　是否立即出兵北伐?廣東軍政府內(nèi)部對此意見不一。反對派認為：“粵人不能于嚴冬在大江南北作戰(zhàn)，遑論黃河流域?”“粵局未大定，多出精銳，一旦根本有變，何以鎮(zhèn)壓?”主張俟廣東秩序稍定，將軍隊訓練好后，再行北伐。胡漢民認為，“革命在進取，不在保守；斯時漢滿之斗爭，乃漸變?yōu)槟媳敝疀Q戰(zhàn)；若我方形勢頓挫，即粵亦無能割據(jù)茍安”。同盟會員姚雨平等亦認為：“此時應(yīng)速出兵北伐，支持武漢，進而會合各省革命軍，徹底消滅清軍，推翻清政權(quán)，建立民國。”結(jié)果，贊成的意見占大多數(shù)。廣東軍政府遂決定任命姚雨平為總司令，立即籌組廣東北伐軍。
　　經(jīng)各方的大力支持，廣東北伐軍擁有最新式德國造退管炮18門，炮彈l萬余發(fā)，機槍彈50萬余發(fā)，步槍彈300萬余發(fā)等武器裝備。與數(shù)月前姚雨平參加黃興領(lǐng)導的“三二九”廣州起義時“鴨蛋”(即手榴彈)40多枚、“豬腳”(即短槍)百余只、“長竹”(即長槍)30支的情況已是今非昔比。兵力方面，其中步兵3個團，防營2個團，炮兵、機槍、輜重、工程、衛(wèi)隊各一營，學生地雷隊、憲兵隊、衛(wèi)生隊各一隊，加上間諜、馬醫(yī)、稽核三部和廣東女子北伐隊、北伐華僑炸彈營，共約8000人。
　　廣東女子北伐隊由同盟會“女志士”徐慕蘭(黃興夫人之胞姐)、梁定慧(后與鄒魯結(jié)為夫婦)、宋銘黃(后與高劍父結(jié)為夫婦)等20多人組成。她們曾多次參加同盟會組織的秘密運送武器等行動。辛亥革命爆發(fā)后，她們又從秘密轉(zhuǎn)向公開，帶領(lǐng)婦女反對纏足，反對納妾，反抗幾千年封建制度對婦女的歧視和壓迫。此次更隨北伐軍北上參加救護等工作。
　　北伐華僑炸彈營則是由歸國參加革命的南洋華僑所組成。海外華僑一向?qū)ψ鎳鴳延谐嘧又椋瑢鴥?nèi)的教育、經(jīng)濟、革命運動等方面都非常關(guān)心和支持，莫不出錢、出物、出人，傾其所能，此次亦不例外。南洋各地華僑聞訊辛亥革命爆發(fā)，即自發(fā)地陸續(xù)返回祖國。他們先到香港集合，成立以周達為隊長的華僑炸彈隊，準備配合革命軍進攻廣州。廣州光復后旋人廣東北伐軍之列，人數(shù)也由百余人增至300余人，改稱“北伐華僑炸彈營”，隨軍北上參加作戰(zhàn)。
　　廣東北伐軍司令姚雨平力邀原同盟會保定軍事部長兼革命軍參謀總部的張文參謀加入，張文隨即聯(lián)絡(luò)保定軍官大學堂李濟深等同學加入廣東北伐軍的行列。由此，廣東陸軍速成學堂的姚雨平、林震，保定軍官大學堂的張文、李濟深等人組成了廣東北伐軍指揮核心。是故，廣東北伐軍有“將強、兵精、械良、餉足，實當時各北伐軍之最精者”之稱。
　　
　　作戰(zhàn)前夜
　　
　　12月8日，廣東北伐軍在廣州誓師，后分批乘船北上，18日抵上海，支援、加強南京革命力量。先鋒團抵滬甫轉(zhuǎn)南京，便遇日本水兵的蓄意挑釁。一晚，日軍一艦水兵離艦登陸，佯裝酒醉，在北伐華僑炸彈營駐地附近大肆滋擾。華僑炸彈營中的愛國華僑早對帝國主義懷有深仇大恨，忍無可忍，力請司令部獲準后，將滋事日兵多人痛打一頓，日兵狼狽逃回軍艦。第二天，日艦即卸下炮衣，以開戰(zhàn)相威脅；日領(lǐng)館下旗，領(lǐng)事去滬試圖擴大事端。北伐軍一方面沿岸布防，一方面由南京軍政府據(jù)理向日方提出抗議。幾天后，日方迫于理虧，又懼反日民情不斷高漲，日領(lǐng)事悄然回來，日艦亦悄然溜走。北伐軍此舉，有力地回擊了日本水兵的蓄意挑釁，大滅了日本帝國主義的囂張氣焰，大長了中華民族和北伐軍的士氣和軍威。廣東北伐軍大部隊到滬時，受到上海民眾的熱烈歡迎，滬軍都督陳其美派張群迎接。其后，廣東北伐軍在上海增設(shè)經(jīng)理局負責后勤保障，鄒魯為局長。
　　12月25日，孫中山返國抵滬，黃興、陳其美及各界人士熱烈歡迎。姚雨平司令與張文參謀長等官佐專程從南京到上海迎接，孫中山與來自家鄉(xiāng)的軍官們一一熱情握手，勉勵他們“督率士兵勤加操練，使皆能彈無虛發(fā)，自然戰(zhàn)無不勝”。
　　1912年1月1日，孫中山自滬抵寧，宣誓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tǒng)。1月2日，袁世凱針鋒相對地宣布，其所派的唐紹儀與南方代表談判逾權(quán)無效；并派曹琨率清軍剿殺原清軍第十二鎮(zhèn)張紹曾統(tǒng)領(lǐng)部屬王金銘、施從云兩管帶在灤州成立的北方革命軍政府，復命馮國璋率清軍在攻取漢口、漢陽之后繼續(xù)圍壓武昌革命軍，同時讓張勛率清軍在津浦線南路繼續(xù)滋擾、威脅中華民國臨時政府。
　　孫中山見袁世凱大耍兩面派手段，無談判誠意，反而一直置武昌和南京等地于清軍的軍事高壓之下，決定實施北伐。
　　1月9日，孫中山任命黃興兼任臨時政府參謀總長。當晚，姚雨平率廣東北伐軍軍官中的同盟會會員張文、鄒魯?shù)热饲巴偨y(tǒng)府祝賀。這些廣東北伐軍軍官中的同盟會員多是來自于各地的客家人，孫中山與之用客家語言交流，大家頗感親切。
　　廣東北伐軍奉孫中山臨時政府之命，沿津浦鐵路線進兵北伐(由廣東北伐軍上海經(jīng)理局長鄒魯參與籌組，以陳干為首的淮軍和以葛應(yīng)龍的鎮(zhèn)軍亦由廣東北伐軍資助、統(tǒng)領(lǐng))，過江后進駐安徽鳳陽縣城休整。“作戰(zhàn)在邇，即進行調(diào)整，重新部署，總司令部設(shè)于蚌埠車站，林震任前敵總指揮，全軍作戰(zhàn)計劃由參謀長張文擬定，行營和前線各設(shè)指揮部，由張文、李濟深分任(前敵指揮)，遇重大事項，始由總司令裁決。”
　　
　　連戰(zhàn)連捷，三逐張勛
　　
　　1912年1月25日，清軍張勛部自徐州運2000余清兵反攻固鎮(zhèn)車站，當?shù)劓?zhèn)軍連連敗退，形勢危急。27日，廣東北伐軍開到后，前敵指揮張文和前線前敵指揮李濟深面對強敵不敢怠慢，連夜進行作戰(zhàn)部署。熟知清軍戰(zhàn)法的張、李首先以新式德國大炮猛烈轟擊清軍，在日前剛打了勝仗、只知革命軍僅有“鴨蛋”(手榴彈)、“豬腳”(短槍)、“長竹”(長槍)的清軍冷不防被從天而降的炮彈炸得魂飛魄散。趁清軍亂作一團之時，北伐軍敢死隊、華僑炸彈營輪番沖鋒突擊，與清軍中裝備最為精良的張勛部展開激戰(zhàn)。此役直戰(zhàn)至下午4時許，清軍主力傷亡慘重，往北退竄宿州，其余部分四散而逃。北伐軍一路追敵至宿州城，并在城外安營扎寨。

辛亥革命時期的廣東北伐軍

 　　廣東北伐軍旗開得勝，首戰(zhàn)告捷，孫中山致電稱贊“士卒用命，深堪嘉許”。
　　2月初，對清朝封建統(tǒng)治不滿、傾向革命的宿州知州李維源，來到宿州城外廣東北伐軍駐地，將宿州清兵的部署、要略相告，助使廣東北伐軍得以知己知彼。張勛對宿州一役非常重視。不但做好了本部清軍的戰(zhàn)前準備，而且還事先暗中動用和部署了周邊其他的清軍力量投入支援此役的戰(zhàn)斗。參戰(zhàn)的清軍除了張勛部二三千人外，還有清軍北洋五鎮(zhèn)正式陸軍四個營，清炮兵、騎兵兩隊及清山東巡防軍千余人。
　　得知張勛部無論是騎兵、炮兵以及軍事裝備均占絕對優(yōu)勢，姚雨平遂親臨前線指揮北進。行至宿州車站時，與清軍發(fā)生激戰(zhàn)。廣東北伐軍中同盟會員、曾參加廣州起義的新軍將士、愛國華僑及和全體官兵上下團結(jié)一致、不怕犧牲，加以指揮得當，北伐軍斗志旺盛，愈戰(zhàn)愈勇。當清軍出動騎兵沖鋒時，北伐軍以機關(guān)槍掃射，清騎兵紛紛墜馬敗陣；當清軍用遠程野炮攻擊時，北伐軍頻頻沖鋒展開近戰(zhàn)，使清軍野炮失其作用。戰(zhàn)斗異常激烈，從拂曉接觸一直持續(xù)到午后3時，清軍紛紛敗逃。廣東北伐軍奪得宿州，追擊清軍至徐州南面的夾溝。
　　這是廣東北伐軍取得的第二次大捷。
　　2月10日，張勛主動派徐州知府陳毓崧至宿州與廣東北伐軍議和，雙方約定議址在符離集車站。廣東北伐軍向張勛代表提出以“清軍退出徐州一百里外”為議和停戰(zhàn)條件，張勛卻僅答允“由夾溝退至曹莊，以夾溝、曹莊間為中立地帶”。雙方議和破裂。廣東北伐軍遂實施原定作戰(zhàn)計劃，第三次與清軍交戰(zhàn)。
　　廣東北伐軍敢死隊員何國雄曾回憶說：“進攻徐州與張勛劇戰(zhàn)時，華僑炸彈隊(營)十分勇敢。在沖殺時，目擊他們勇敢跑進敵人火力網(wǎng)前投擲炸彈。他們雖有死傷，而他們前赴后繼確實勇壯非常。”經(jīng)此一役，北伐軍大勝并占領(lǐng)了徐州城，又向北追敵至30里外，迫使張勛帶著殘兵敗將向濟南方向狼狽而逃。追擊途中，連長林化同還奪得了張勛統(tǒng)帥權(quán)力象征的青龍旗。’
　　恰恰就是這支革命軍，在數(shù)月前“三二九”廣州黃花崗起義時，廣州清軍只用半天就將其完全鎮(zhèn)壓了，如今以弱少和臨時組合的劣勢竟能從南京直殺至腹地徐州，完勝武器裝備一流、訓練有素的清軍勁旅，這著實讓清廷始料不及、大為震驚。失去“五省通衢”兵家必爭的徐州之后，清軍既不可能再南下包圍南京，也不可能西轉(zhuǎn)京漢鐵路而威脅武漢，正面戰(zhàn)場的主動已變?yōu)楸粍印r且，廣東北伐軍仍在繼續(xù)擴軍備戰(zhàn)，已形成沿津浦線直搗津、京之勢。廣東北伐軍攻取徐州后的次日，清廷“自知無法挽救，乃急退位”。
　　南北議和后，廣東北伐軍將北伐陣亡將士忠骸運回南京，葬于莫愁湖畔，名為“建國粵軍烈士墓”，孫中山親題“建國成仁”四字。中華民國政府中央陸軍參謀部頒下命令，以廣東討虜軍(即廣東北伐軍)總司令姚雨平為(中央陸軍)第四軍軍長，張文為第四軍參謀長，林震為第二十二師師長，李濟深為第二十二師參謀長。中華民國政府授予姚雨平為陸軍中將加上將銜、張文為陸軍少將，成為孫中山麾下的“開國將領(lǐng)”。
　　
　　廣東北伐軍的解散
　　
　　廣東北伐軍軍餉本來是由廣東支付，陳炯明代理粵督后已多方掣肘。南北統(tǒng)一后雖改由地方和中央分擔，國庫亦捉襟見肘。為減少開支和人民的負擔，1912年夏，經(jīng)與留守南京的黃興陸軍總長商定，中央陸軍第四軍解散。臨別時，孫中山親自到下關(guān)站為第四軍送行。其后，姚雨平總司令改聘為總統(tǒng)府顧問，林震師長回粵，張文參謀長改聘為陸軍部少將顧問，并與李濟深同返陸軍大學復讀，后留校任教官。
　　(作者為中國同盟會保定支部軍事部長、廣東北伐軍少將參謀長張文后人)
　　責任編輯：高芳

辛亥前后父親彭澤民的革命活動

 　　一百年前的辛亥革命，華僑功不可沒。孫中山曾以“華僑為革命之母”評價華僑對革命的貢獻。他們解囊相助不遺余力，他們投身革命義無反顧，他們參加武裝起義不惜生命……從組建同盟會到參加辛亥革命，從海外聲援到回國參戰(zhàn)，他們一直堅定地追隨著孫中山先生。我的父親彭澤民一生尊孫中山先生為革命良師和領(lǐng)路人，他是愛國僑領(lǐng)，亦是孫先生的忠實信徒。
　　
　　籌建同盟會吉隆坡分會
　　
　　彭澤民(1877—1956)，廣東四會人。彭澤民是家中長子，15歲時父親便不幸去世，發(fā)妻和繼室又先后死于流行鼠疫。1905年，彭澤民28歲，以“賣豬仔”(即契約華工，形容活人猶如牲口般買賣)的交易到南洋另謀生計。
　　他到了馬來亞吉隆坡，先后當過錫礦工、礦場文書、雜貨店店員和華僑小學教員。1905年底，他開始在興中會主辦的“中和講堂”聽講，接受革命思想，決心追隨孫中山先生，參加革命黨組織。他聯(lián)絡(luò)熟悉的工友、同事、朋友，開始籌組中國同盟會吉隆坡分會。
　　英國殖民當局——華民政務(wù)司署監(jiān)視甚嚴，視同盟會革命黨為“暗殺黨”，嚴禁公開活動。開始時，彭澤民只能聯(lián)絡(luò)他最熟悉的、思想也傾向革命的如張志界(牙醫(yī))、羅壽三(中醫(yī))、李晚(工友)、羅成(工友)、羅文興(工友)、吳濟生(工友)、陳占梅(錫礦主)、陳良(木匠)等12人。他們沒有多大經(jīng)濟能力，當提出要成立同盟會時，陳良首先報效自制木凳12張，其余桌子等家具皆由各人捐送。此外，同盟會會址設(shè)在何處?這是最困難的問題。有教友建議同基督教宣道堂牧師溝通。后借宣道堂之內(nèi)座，公開作為青年教徒研習圣經(jīng)之場所，稱為“中國青年益賽會”，實為同盟會革命黨機關(guān)。彭澤民被眾人推舉為中國同盟會吉隆坡分會首任書記。他們每晚聚集到一起，表面研讀圣經(jīng)，實則討論革命，研討如何實現(xiàn)同盟會的革命宗旨。
　　當時，南洋政治組織僅有兩個集團。一個屬康有為所創(chuàng)稱“憲政會”，即“保皇黨”；另一個是孫中山所創(chuàng)稱“同盟會”，即“革命黨”。吉隆坡革命黨人同保皇黨人斗爭異常激烈，彼此口誅筆伐不斷。保皇黨成員多是富裕有產(chǎn)階級，頑固保守，歧視貧窮無產(chǎn)者，公開叫罵革命黨人犯上作亂，是危險暗殺分子。革命黨成員多數(shù)是工友、店員等勞動大眾，憎恨強權(quán)，不甘被剝削壓迫，公開怒罵保皇黨工諂善媚，政治腐朽，賣國求榮，同流合污。
　　1906年7月17日，’孫中山來到馬來亞芙蓉。孫先生與當?shù)厝A僑座談，揭露滿清政府假立憲與保皇黨假維新保皇騙局。彭澤民聆聽了這次演講。這是彭澤民首次見到孫中山。
　　同年8月7日，孫先生抵吉隆坡。彭澤民同眾僑胞熱烈歡迎。孫中山饋贈他半身標準像并簽上“孫文”名，還贈一張相片，是孫先生在香港時與陳少白、尢列、楊鶴齡等人的合影。這些文物，彭澤民視為至寶，珍藏了一生。彭澤民原名“澤文”，孫先生建議他改為“澤民”，取“厚澤于民”之義。彭澤民即時欣然同意。
　　在孫中山的親自領(lǐng)導下，中國同盟會吉隆坡分會宣告正式成立。
　　
　　壯大革命力量
　　
　　1908年10月下旬，為加強組織建設(shè)并籌集經(jīng)費，孫中山偕胡漢民赴南洋各埠。孫中山作了重要指示：“同盟會要改良擴充，以求其進步，并要喚起同胞，使之速醒，造成革命的形勢。”
　　彭澤民隨即把同盟會同志召集一起，集思廣益，商討如何才能打開革命的局面。他們首先從革除僑胞中久積的陋習人手，決定全體革命黨人首先自戒自律，率先垂范，實行“四不”：不吸鴉片、不嫖娼妓、不搞賭博、不搞一夫多妻，并積極協(xié)力于慈善公益事業(yè)。同盟會根據(jù)一會友提供的傳統(tǒng)中醫(yī)中草藥方，制成能戒除鴉片煙的“中興戒煙藥水”，免費贈送，勸癮者戒煙，聲譽鵲起。又開設(shè)一家義務(wù)診所，西醫(yī)由鄺藝良主持，中醫(yī)由彭澤民主持，為僑胞義診。同盟會對外托名“中國青年益賽會”，被當?shù)貎S胞視為“慈善機關(guān)”，要求人會者驟增。又相繼成立了華僑學校、中華習武社、圖書報社。同盟會巧妙安排，經(jīng)常邀請革命黨政要到會演講，宣傳孫中山領(lǐng)導的革命宗旨。吉隆坡僑胞日漸明了為什么孫中山要創(chuàng)立中國同盟會，吉隆坡分會也由成立時的12人發(fā)展至千余人。甚至當?shù)匾笊谈粦舨粡捅缫暫蛿骋晳B(tài)度。革命黨募集起義的經(jīng)費、軍餉也有了更多更廣的來源。
　　革命黨人公開和地下的活動傳到“華民”耳目里，“華民”英國官員大為驚愕，急傳宣道堂英人牧師荷里到署問話。英官問：“經(jīng)查宣道堂內(nèi)有革命黨機關(guān)，何解?教會怎能任由彼等混鬧!”荷理答：“實有其事。但彼等均屬教友，他們革祖國的命，又不是革英國的命，無甚妨礙!”英官又急又惱叫嚷道：“難道革命與教會沒有抵觸，能相容嗎?!”荷理不急不慢甩出一句話：“君亦曾讀過圣經(jīng)，圣經(jīng)上哪一句話不是革命的!”在荷理牧師的掩護下，革命黨人少受華民官員的許多干涉和壓制。但不久，荷理牧師還是被調(diào)離，不知去向!
　　
　　鼎力支持國內(nèi)起義
　　
　　1909年1月，同盟會準備在廣州發(fā)動起義，孫中山把能否籌得資金視為起義的關(guān)鍵，親到南洋各埠去募捐。據(jù)不完全統(tǒng)計，自1907年秋至1915年，孫先生自己或派員至南洋籌集經(jīng)費，至少五次。南洋華僑竭盡全力資助革命，其中由彭澤民經(jīng)手的款項最多時高達十多萬元。彭澤民回憶道：“當時，只要總部來一個電報要錢，吉隆坡同盟會的同志們馬上集合，各人首先竭力分擔，然后分工分頭去募捐，一般都能在數(shù)日之內(nèi)把款項湊足匯出。”
　　1910年六七月間，孫中山再赴馬來亞北部的庇能(即檳榔嶼)，希望各地同志努力籌集10萬元經(jīng)費。當時南洋華僑大多數(shù)經(jīng)濟拮據(jù)，彭澤民亦工薪微薄，全靠全家開墾荒地、植樹、割橡膠、捆扎椰衣帚把和種菜等活維持生計。然而，在孫先生的激勵下，南洋僑胞和革命黨員甘心情愿，鼎力支持孫中山在廣東發(fā)動一次更大規(guī)模的起義。為此，孫中山曾高度評價說：“華僑是革命之母”。
　　1910年11月13日，孫中山在庇能召集同盟會重要骨干舉行秘密會議。孫先生指出：“當前革命風潮已盛，華僑之思想已開，從今以后，只慮吾人之計劃之勇氣耳!”接著又召集同盟會會員和愛國僑胞會議，號召他們立即行動起來，“盡傾吾黨人才、物力之赴之”。
　　保皇黨聞訊，即向“華民”官員告密。“華民”英官不由分說，即以“妨礙地方治安罪”勒令孫先生出境。孫先生憤慨地說：“東亞大陸之廣，南洋群島之多，竟無一寸為予立足之地!”從此，孫中山離開南洋，遠涉重洋前往美洲。彭澤民滿腔怒火又十分無奈，他遵從孫先生的指示，更加奮力開展吉隆坡同盟會的工作。他召集吉隆坡同盟會諸同志展開討論，“如何暴動”、“如何大舉突襲”、“如何暗殺滿清王朝軍事人

辛亥前后父親彭澤民的革命活動

 員”等。各同志發(fā)言無論是否適當，各言其志。后來國內(nèi)發(fā)生溫生財行刺孚琦將軍，廣州倉前街炸死鳳山將軍，更有鎮(zhèn)南關(guān)之役、廣州攻督署之役等事件，多是南洋華僑英烈之舉。
　　吉隆坡革命黨人還常常演練被捕后如何應(yīng)對滿清反動衙門的審訊。他們先推出一人扮演審判官，各人扮演被捕受審革命黨人。他們確定口供供詞必須直認不諱，必須直白陳述為何要參加革命，坦然說明革命之目的和革命之志向。經(jīng)過演練，各會員的口供都十分熟練。
　　
　　與英國殖民當局的斗爭
　　
　　1911年4月27日(陰歷三月二十九日)，同盟會在廣州舉行武裝起義。彭澤民推舉多名智勇雙全、年輕有為的吉隆坡革命黨同志回國參戰(zhàn)。起義軍猛攻兩廣總督署，總督張鳴岐爬墻逃跑。起義軍又與滿清水師提督李準部隊展開激戰(zhàn)，終因敵我力量懸殊而失敗。黃興、朱執(zhí)信負傷，林時塊、方聲洞、羅進等57人英勇犧牲，其中包括吉隆坡同盟會的李晚和羅成。1955年春，彭澤民肅立在黃花崗烈士墓前憑吊賦詩曰：
　　崗指黃花識葬墓，
　　忠魂無恙慰歸思。
　　料應(yīng)不朽英魂在，
　　猶論天南話別時。
　　此役失敗后，吉隆坡保皇黨人乘機大肆攻擊革命黨。他們特設(shè)一所“宣孔堂”，打著宣傳孔教的旗號反革命，派一名叫吳金宗的頑固保皇分子，天天大講保皇立憲，大罵革命黨人為“暴徒”、“亂黨”，必須鎮(zhèn)壓。彭澤民帶領(lǐng)他的同志坐堂迎頭痛斥，指吳所講實非孔教，根本違背華僑尊孑L的傳統(tǒng)。會場上，聽眾群起指責吳所言狂妄荒謬，吳面紅耳赤，羞憤退場，向保皇黨頭目哭訴，并密告“華民”英官出面干涉。革命黨寸步不讓，起而反訴，嚴正指出：“這是保皇黨制造陷害!”雙方水火不容。“華民”官員又抓不著革命黨搞破壞的證據(jù)，只好給自己一個臺階下，振振有詞地宣布“約法三章”，警告中國青年益賽會“不得滋事”。
　　吉隆坡同盟會被迫悄然舉行追悼黃花崗七十二烈士會，會后繼續(xù)懸掛李晚和羅成烈士遺像。“華民”英官突然闖了進來，指問：“像為何人?”彭澤民與眾革命黨同志異口同聲答：“彼等乃為國犧牲烈士!”英官竟大喊：“No!非革命黨，乃暗殺黨!他們是暗殺首領(lǐng)!”英官耀武揚威地指著彭澤民鼻子說：“你們竟敢在此組織暗殺機關(guān)!我命令你們立即收檔!限今日解散，否則我立即查封!我給你們一個人情，信不信由你!”
　　中國青年益賽會被迫關(guān)閉，但同盟會的革命活動誰也無法遏止。他們把活動地點轉(zhuǎn)移到僻遠的礦場或橡膠園內(nèi)等英國警察視線所不能及的地方，將青天白日旗到處高懸。“華民”官員視之為非法，不準懸掛。
　　1912年1月1日，眾望所歸的孫中山先生在南京宣誓，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tǒng)。1月3日，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在南京宣告成立。勝利的訊息傳到南洋，吉隆坡革命黨人十分激動。彭澤民正因瘧疾發(fā)作臥病在床，聞訊一躍而起。全埠僑胞皆休業(yè)慶祝，車衣行日夜趕制國旗，僑胞家家戶戶國旗高懸。此時，保皇黨一些骨干分子也向革命黨黨部送來名貴的洋酒“白蘭地”并舉杯“祝賀”，“華民”英官居然也快步趨前，臉上堆著笑容到華僑商行道賀。英官說：“AllRight!你們中國成為新中國了，我來恭賀你們?nèi)f歲!”彭澤民見此一幕，啞然失笑。
　　
　　討逆
　　
　　1912年4月，孫中山被迫宣告解除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tǒng)職，將大權(quán)讓給袁世凱。
　　1914年2月，彭澤民接孫先生來函，得悉先生正重新組黨，策劃討袁運動。他立即在國民黨吉隆坡支部及僑胞中展開反對袁世凱的宣傳，緊密配合孫先生在國內(nèi)的斗爭。1914年6月22日，中華革命黨在日本東京成立，孫中山被選為總理。翌年3月，孫中山致函南洋各埠革命黨人，闡明中華革命黨的目的和任務(wù)就是發(fā)動討伐袁世凱的革命運動。孫先生特派許崇智、宋亞藩兩同志赴南洋各埠進行改組工作。許、宋抵吉隆坡后，彭澤民率國民黨吉隆坡支部全體同志開會歡迎。是日到會者中，僅第一批12位老同盟會的革命黨人后轉(zhuǎn)為國民黨黨員者舉手贊同孫先生改組，其他國民黨員皆起立舉手反對。改組會失敗，眾皆不歡而散。彭澤民安頓好許、宋兩同志后，提議由他們12位老黨員暫時組成中華革命黨吉隆坡支部。徐宋二人十分贊同，并稱贊他們追隨孫中山矢志不移，服從領(lǐng)導，堅持革命的立場。在革命低潮中，彭澤民仍然是孫中山領(lǐng)導革命斗爭的忠實追隨者、支持者。
　　1915年4月中旬，彭澤民與許、宋商議，決定以12位老革命黨員為基礎(chǔ)發(fā)起成立中華革命黨雪蘭莪(州)總支部，接受孫中山領(lǐng)導，堅決討伐袁世凱。徐、宋兩人表示同意，并將印鑒、文件、公債等交付給他們。許、宋回國后，稟報孫中山，獲得批準。1915年9月24日，孫中山委任陳占梅、彭澤民分別為中華革命黨雪蘭莪總支部正、副部長，并頒發(fā)了親筆簽名的委任狀。因具有扎實的工作基礎(chǔ)和在吉隆坡僑胞中的良好聲譽，他們很快便重開局面。
　　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凱公然宣布恢復帝制。孫中山號召“全國民眾起來討袁，特派朱執(zhí)信、胡漢民和鄧鏗赴南洋各埠籌措討袁軍餉。中華革命黨雪蘭莪總支部在陳占梅、彭澤民的率領(lǐng)下。立即行動起來，通電討袁。彭澤民負責籌款，是次籌得10萬元。除在僑胞中募捐軍餉外，更組織了一支“華僑討逆軍”回國參戰(zhàn)，參加廣東東江起義，直搗南方軍閥龍濟光。
　　
　　以《益群日報》為陣地
　　
　　1919年10月，孫中山宣布改組中華革命黨為中國國民黨。彭澤民在南洋首建中國國民黨芙蓉總支部。它是馬來亞聯(lián)邦唯一總支部，與星架坡總支部、庇能總支部并列，所有分部黨員均集中到此傳達黨的信息。
　　華民政務(wù)司署一貫嚴禁華僑政治活動，彭澤民遂借教會會址發(fā)起成立“中國青年會”組織，以更廣泛團結(jié)青年僑胞。會長由教友擔任，彭澤民連任三年副會長，后又當選為正會長。他首辦月刊《會務(wù)紀聞》進行革命宣傳。后應(yīng)會友要求，由大家集資，擴充版面，并改為周刊。令彭澤民意想不到的是會眾熱心之大，競募集到4萬股金。他立即與黨部諸同志商量，創(chuàng)辦吉隆坡《益群日報》，作為中國國民黨雪蘭莪總支部的言論陣地。《益群日報》好事多磨，始因編輯主任擇人不慎，致招司法訟累，損失巨大，乃至難以為繼，全部改組。此時陳炯明在廣東聲名顯赫，《益群日報》董事遂致函陳炯明代薦編輯，陳一口答應(yīng)。陳炯明打他的如意算盤，推薦劉黨天出任編輯，為他張目。劉一上任，即在《益群日報》頭版頭條稱“奉陳總司令之命，南來主持益群日報”。董事們皆愕然，不喜其囂張作風，中國國民黨吉隆坡支部黨員更表不滿。董事會作出決議，邀彭澤民出任總經(jīng)理。彭澤民考慮《益群日報》不能再蹈前轍，由編輯一人說了算，建議董事會推舉一名社長監(jiān)

辛亥前后父親彭澤民的革命活動

 督各部門工作。董事會贊同并推舉葉大池君出任社長，彭澤民出任董事經(jīng)理，對社長負責，有權(quán)審核出版，并制定“約法三章”，高懸社內(nèi)，人人必須遵守。不久，陳炯明叛變，炮轟孫中山大元帥府。劉黨天跳出來大發(fā)反動言論，為亂軍助虐。彭澤民立即禁止他刊發(fā)并報告社長。社長親到編輯部與劉談商，劉竟出口不遜。社長大怒，當即召開董事會，堅決明白地指正：“本報以擁護孫中山革命大綱為主旨。”眾皆一致贊同，即邀劉黨天列席，問他是否接受此決議。劉當場拒絕，社長果斷地將他即席辭退，并決定由彭澤民代編輯工作。眾僑胞得悉詳情，一致?lián)碜o，《益群日報》得以正常發(fā)行。但編輯人才難覓，經(jīng)多方求助，方聘到鮑慧僧、董方城、許超循、許娃魂等青年同志。他們有的是老國民黨員，有的是進步青年，后來回國后都加入了中國共產(chǎn)黨并成為中共的骨干。《益群日報》有了一支生力軍，從此以言論正直、內(nèi)容充實而銷路大增，遍及南洋各埠。
　　《益群日報》不斷揭露各帝國主義危害中國的血腥事實，令“華民”官員積慍在心，他們經(jīng)常借題發(fā)揮予以打擊，曾發(fā)生“華民”英官一日之中傳訊彭澤民四次之事。有一次英官問：“你的報紙何以罵人為賊?”并檢出一份指罵陳炯明為陳賊的報指給彭澤民看。英官問：“陳賊指何人?”彭答：“陳炯明。”英官問：“陳炯明做賊，你何故罵姓陳全是賊?”彭答：“中國文字是這樣的，例如孔夫子，不是姓孑L都是夫子；又如前兩個月人人都稱陳炯明為陳總司令，難道姓陳都是總司令?我國文字向來如此表達。”英官使出威脅的口吻說：“不管怎樣，你的《益群日報》如此寫法，是你的事，倘若有人因此發(fā)生打架，我就唯你是問!”彭接著說：“這個責任我擔不起!我出版報紙沒有叫人打架，他們要打與我何干!譬如鈔票是銀行發(fā)的，鈔票上并沒有叫人打架，有人因鈔票打架，是否要銀行負責!”英官漲紅了臉進出一句：“All Right!”便低頭寫什么，再也不吭。彭澤民內(nèi)心蕩漾著勝利者的喜悅，大步流星邁出華民政務(wù)司署的大門。不久，友人來通報彭澤民：“‘華民’下令要《益群日報》停刊!”后又得悉議員朱嘉炳據(jù)理力爭，表示反對。朱嘉炳是愛國華僑，常為當?shù)貎S胞切身利益出面伸張正義。他在“華民”英官前力陳：‘《益群日報》是注冊有限公司，何以無故遽令停業(yè)?”“四州府內(nèi)僅此一家華文日報，在僑眾中聲望甚好，不宜強令制止!”華民英官理虧，只好作罷。
　　此時，孫中山先生領(lǐng)導的中國民主革命迂回曲折，跌宕起伏，正處在舉步維艱之中。隨著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及1921年中國共產(chǎn)黨誕生，孫先生漸漸覺察到國內(nèi)外形勢的變化，在絕望中看到了光明。此后，彭澤民繼續(xù)追隨孫中山，直至先生辭世，他仍繼承先生教誨，忠實遵行三大政策。
　　(作者為彭澤民之女)
　　責任編輯：高芳

灤州革命六先烈事略

 　　吳祿貞血灑石家莊
　　
　　吳祿貞(1880-1911)，湖北云夢人，字綏卿。祖道享，優(yōu)貢，黃坡公安學官。父利彬，縣學生。累世以儒學傳家。祿貞年十七人湖北武備學校，以官費至日本士官學校習陸軍。清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唐才常起兵于漢口，祿貞自日本潛歸，擬據(jù)大通以為聲援。事泄，唐被殺，祿貞遁回日本。
　　祿貞學成歸國后，授陸軍騎兵科監(jiān)督。清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受日俄戰(zhàn)爭影響，東三省邊防日亟。時徐世昌任總督，旁求陸軍人材，軍部遣祿貞往。世昌初任祿貞為教練處總辦，未幾，間島之爭起，則選僚佐之熟悉邊情者，亟往調(diào)查，以祿貞行。間島者，日韓合邦欲攫我延吉，詭以間島稱之也。祿貞奉檄與周維楨等窮極邊塞，鉤考列國輿圖，移譯西人記載，證以日韓邦志，痛斥日人之妄。世昌韙之，奏請以琿春副都統(tǒng)陳昭常督辦吉林邊務(wù)，加祿貞陸軍協(xié)都統(tǒng)銜，任幫辦職。方抵延吉，而韓國統(tǒng)監(jiān)伊藤博文假保護韓民為詞，遣齋藤中將率兵逾圖門江而北，擊傷我員弁，搗毀我官署，占據(jù)我民居，橫行無所忌憚。祿貞以正義折之，勢稍斂。旋改任陳昭常巡撫吉林，專任祿貞督辦吉林邊務(wù)。祿貞與齋藤劃鴨綠江而守。齋藤曾充士官學校教官，與祿貞有師弟之誼，尊酒往還，不減當年友誼，至論及邊事，祿貞則據(jù)理力爭，侃侃不撓。齋藤欲開六道溝商埠，祿貞拒之，齋藤語人日：“中國尚有人在，如吳祿貞者不可輕也。”其為外人嚴憚如此。
　　間島既解決，世昌上祿貞功跡于朝，得授蒙古廂紅旗副都統(tǒng)，派赴德法兩國觀操。武昌起義，祿貞任第六鎮(zhèn)統(tǒng)制，與張紹曾、藍天蔚、劉一清等謀舉義河朔，留軍中久之。辛亥九月，山西省獨立，閻錫山為大都督，清廷以祿貞部將吳鴻昌將六鎮(zhèn)兵攻之，輔之以旗兵，懼貳也，于是參謀何燧、朱鼎勛等往晉覘軍。至乏驢岑，知晉守不固，有主速攻者，遂詭詞阻之。遂以六鎮(zhèn)軍次石家莊。祿貞至自灤軍，審晉事，欲入京有所請。周維楨、張世膺日：“公在灤，所圖者何事，清廷寧不聞之，無故而入虎穴，奈何?”乃止。旋使維楨往晉議聯(lián)軍事。錫山與維楨約日：“祿貞果助義師，當檄旗師攻固關(guān)，晉擊其前，祿貞擊其后，舉旗軍而殲之，燕晉聯(lián)軍之事乃可言。”維楨返，告祿貞，祿貞允之，而詭以撫晉軍入告。清廷固疑祿貞，然卒授以山西巡撫，冀以爵餌也。而祿貞策劃覆清益急。會清南征軍軍械過石家莊，張世膺截留之，祿貞復草疏請正漢口軍焚殺之罪，意將坐以困清也。錫山使仇亮促祿貞進兵，且曰：“公為巡撫所動耶?”祿貞遽曰：“惡，是何言!行當至關(guān)上，與公相見，掬示方寸耳。”初，清軍諮使良弼與祿貞相友善，然內(nèi)實忌其才，至是知祿貞有異，乃以重賄啖其部下第十二鎮(zhèn)統(tǒng)領(lǐng)周符麟往刺殺之。
　　辛亥(1911年)九月十六日，祿貞在石家莊車站室內(nèi)治軍書，突有軍官塞帷入，屈膝道賀，靴內(nèi)拔匕首刺之。祿貞離座格拒，同謀馬蕙田持槍入，擊中祿貞要害，取其元而去。祿貞慷慨好詩，書法尤雋永可喜，所著有《延吉邊務(wù)報告書》三卷、《娛園遺詩》一卷行世。死年三十有一，葬石家莊車站旁，觀者莫不憑吊太息于無已也。張紹曾赴宴遇害
　　張紹曾(1879-1928)，字敬輿，直隸大城人。幼留學日本士官學校，與吳祿貞、藍天蔚為士官三杰，畢業(yè)歸國后歷任北洋督練公所教練處總辦、貴胄學堂監(jiān)督。清宣統(tǒng)元年(1909年)一月，署理陸軍二十鎮(zhèn)統(tǒng)制。
　　辛亥八月，灤州秋操，紹曾率部駐于灤。未幾，武昌起義爆發(fā)，清廷檄紹曾南下督師。紹曾陰與吳祿貞、藍天蔚等深相結(jié)納，而自動勒兵灤州，命呂均、楊德鄰、石潤金等草立憲十二條，要求清廷頒布。當時贊助最力者，為王金銘、藍天蔚、馮玉祥、張之江、龔柏齡、商震、劉一清、李伯莊、何任之、張壽枝諸人，大要限制君權(quán)，還政于民，詞極迫切。清廷鑒于江浙各省相繼獨立，不得已頒布十九信條。而紹曾又與祿貞議定進軍豐臺，傾覆清廷。謀泄，祿貞被刺，紹曾改任長江宣撫大臣，以釋兵柄，未就任，乃潛之滬。時孫總理方在寧就臨時大總統(tǒng)職，先后擬辟紹曾為陸軍總長及廣東都督，紹曾因方致力于南北和議，促成正式政府，謝未遑也。民國元年，袁世凱任紹曾為綏遠將軍。紹曾首開西盟會議，撫綏內(nèi)蒙，又征服外蒙，以靖邊患。洪憲事起，紹曾陰持異議，而密與蔡鍔有所擘劃，當事者忌之甚，欲羅織之，會袁死而事解。民國五年，任陸軍訓練總監(jiān)，厘定軍事教育計劃。九年，湘鄂戰(zhàn)興，紹曾奔走長江，提倡廬山國是會議，以期消弭戰(zhàn)禍。十一年，任陸軍總長，定國軍建設(shè)及蒙疆善后方案，截撤新安武軍。十二年，經(jīng)參眾兩院，依法選為國務(wù)總理。時曹錕經(jīng)營賄選，紹曾獨持正論，又主迎接孫總理入都商議南北統(tǒng)一大計，曹錕憾之，遂去位。國民革命軍起，紹曾大喜，日與北方宿將部曲秘密籌劃，思有以援助之。或問之日：“公位至總揆，何自苦若是?且身居虎口，不綦危耶?”紹曾笑日：“死生命也，吾學道有年，豈并此而未徹悟耶?”仍籌劃如故。十六年，奠都南京，紹曾乃蟄居津門，悉心內(nèi)典，著覺道日記四卷，不復與聞?wù)隆Ｊ吣耆露蝗眨B曾赴直隸督軍署總參議趙瑤蘊之宴，為暴徒所狙擊，一彈貫其耳，紹曾以手護頭，復一彈穿其掌，遂仆而絕，血流滿室，嗚呼隆矣!
　　
　　藍天蔚兵敗自戕于四川
　　
　　藍天蔚(1878-1922)，字秀豪，湖北黃陂人。七歲喪母，從父客漢陽，與湘宿將陶樹思、周蘇明游習，問軍旅之事，喜任俠，通文學。以湖北武備學生資送日本士官學校肄業(yè)。時俄人方侵凌我東三省，亟思有以御之。
　　清光緒三十年(1904年)，日俄戰(zhàn)起，天蔚組織義勇敢死隊，擬渡鴨綠江助日攻俄，被推為隊長。旋赴武昌，張之洞授天蔚為統(tǒng)帶官兼任湖北將弁高等師范教員，黃興、鈕永建等皆出其門。或譖之于張彪日：“天蔚同謀革命，請殺之，不然或逐之。”張彪使人伺其行動，天蔚辭職。吳祿貞薦之于錫良，錫良令赴日本考察軍事。天蔚考入日本陸軍大學，受東條伊布之講授，學日進。
　　宣統(tǒng)二年(1910年)，天蔚歸國后，任陸軍第二混成協(xié)統(tǒng)領(lǐng)，駐奉天。武昌起義，北方處于積威之下，無敢動者，惟天蔚與張紹曾、吳祿貞等共謀義舉。祿貞、紹曾駐兵關(guān)內(nèi)，進攻京津，天蔚駐兵關(guān)外，以作后援。謀泄，祿貞被害，紹曾解軍職。奉天總督趙爾巽乃主以二千元囑饋天蔚，促其行，且曰：“禍將作矣，不去，必沒于難，子其行乎?子有四方之志，流連于此，徒死無益。”天蔚遂走大連，復去上海。
　　時民黨內(nèi)部分裂，湘鄂兩派，尤不能相容。天蔚泣諭之日：“清廷為最后之掙扎，已攻破漢陽，天下事尚未可知，敵眾我寡，協(xié)力御侮猶恐不濟，今忽內(nèi)訌，蹈太平天國之覆轍，庸有濟手!”言罷，以槍自擊，黨人感其誠，遂于歸好，

灤州革命六先烈事略

 而天蔚名譽由此日隆。奉天激進派推為關(guān)東革命大都督。臨時大總統(tǒng)孫中山任其為北伐軍總司令，駐煙臺，統(tǒng)率海陸軍，欲進窺津沽南滿各地。
　　會南北統(tǒng)一，天蔚辭職南下，優(yōu)游于西冷六橋天竺間，論者以韓蘄王擬之。袁世凱任總統(tǒng)時，天蔚出洋游歷，歸國后暗中資助南方軍政府。民國十年，天蔚任鄂西聯(lián)軍總司令，潛入湖北，據(jù)恩施一帶。十一年一月，長江上游總司令孫傳芳率師擊破之，天蔚遁入四川。某執(zhí)而送之于重慶，三月十一日以手槍自戕，或謂為川軍所害，時年四十有四。十五年春，歸葬武昌刀泉，論者惜焉。王金銘雷莊大義赴死
　　王金銘(1880-1912)，字子箴，山東武城人。性果毅，重然諾，做事不避艱危，以武衛(wèi)軍學兵累遷至第二十鎮(zhèn)第二營管帶。
　　辛亥武昌起義，第六鎮(zhèn)統(tǒng)制吳祿貞屯石家莊，第二十鎮(zhèn)統(tǒng)制張紹曾駐灤州，謀相策應(yīng)，金銘隸張部下，主謀尤力。會為清廷陰昌、良弼所偵知，遣周符麟、馬蕙田狙殺祿貞，解紹曾兵柄，改任長江巡撫使，而以潘矩楹代之。矩楹調(diào)灤州軍分駐昌黎、山海關(guān)、永平、海陽，革命勢力日益分散，金銘乃急約同鎮(zhèn)第一營管帶施從云、第三營管帶張建功共攻北京。適黨員白毓岜來灤，謀益亟，遂舉金銘為大都督。金銘以讓王懷慶，懷慶佯諾之，陰與建功謀，馳馬逸去。金銘知有變，乃于十一月十六日誓師于灤州師范學校，自率所部攻天津，命李滋懋乞師于海陽，請馮玉祥、張之江、張樹聲等夾擊之。甫出發(fā)，建功飭所屬反叛。變出倉猝，金銘策勵士卒殊死作戰(zhàn)，派石敬亭、王鴻舁率隊攻擊，隊官葛盛臣死之。建功不支，閉城自守。金銘乃率所部進攻雷莊。先是王懷慶得脫，調(diào)第三鎮(zhèn)重兵駐于雷莊左右，拆毀鐵軌，架立機關(guān)槍，嚴陣以待。金銘力擊之，炮聲震耳，血肉橫飛，且戰(zhàn)且進。清軍偽示停戰(zhàn)議和，金銘額手日：“此蒼生之福也!”遂與施從云等赴清軍，或阻之，不聽，懷慶執(zhí)而殺之。臨刑，清廷統(tǒng)帶汪學謙責之日：“清朝待恩厚，汝何故反耶?”金銘日：“汝非黃帝之苗裔耶?胡為出此言也!滿人以異族人，主華夏垂三百年，宰割我土地，魚肉我人民，凡有血性者，人人欲得而誅之，何反之有?!”金銘見馬弁劉榮在側(cè)，謂協(xié)統(tǒng)陳文運日：“若無罪，可縱之去。”榮日：“予隨大都督上陣殺賊，今不幸被困，生死同也，都督死，我何生焉!”遂同時受害。
　　金銘歿后，權(quán)厝于雷莊。民國元年一月，其友連之鐸移樞于天津，其弟金鈺攜厝于武城。灤州革命至金銘而始實現(xiàn)，雖以身殉，而勛炳千秋矣。
　　
　　施從云殉身于雷莊
　　
　　施從云(1880-1912)，字燮卿，安徽桐城人。性豪邁，富膽略，幼習陽陰學說，言笑不茍。年二十一往從天津鎮(zhèn)臺吳純化部，旋卒業(yè)于保定將弁學校，由排長累遷至第二營管帶。軍事之暇，則與士卒談明思宗事，口講指畫，目眥欲裂，聞?wù)邉尤荨?
　　辛亥武昌起義，從云與第一營管帶陰結(jié)各營，呈請改易政體。清內(nèi)閣寢其事，從云滋不悅。會孫總理遣白毓岜等來灤，舉金銘為北方大都督，從云為總司令。金銘欲控制王懷慶，以大都督讓之，懷慶乘間逃逸。第三營管帶張建功愿與從云、金銘聯(lián)軍攻天津，臨發(fā)變叛，從云、金銘擊破之。建功堅守灤城，金銘欲攻之，從云曰：“建功無能為也，若必攻之，曠日持久。海陽軍及關(guān)外民軍方盛，業(yè)已約定以勁旅直趨天津，會攻北京，大事可立就也。”金銘然其說，率師馳往天津。至雷莊，清軍要擊之，從云指揮軍士猛力陷陣，血戰(zhàn)數(shù)小時。司書瞿勝恥、馬弁龔某環(huán)請從云趁易服間行車歸，從云曰：“見危受命，古訓昭然，予自從軍之日起，即思以死報國，死得其所，幸也!已矣，毋復言。”勝恥泣曰：“其于大事何?”從云曰：“此后死者之責也。”督戰(zhàn)益力。清軍遣使偽稱議和，遂與王金銘人清營，同時遇害。卒年三十有二，而其節(jié)烈之精神，洵不死矣。自毓嵬寧死不屈
　　白毓岜(1868-1912)，字雅雨，號銑玉，江蘇通州(今南通)人。祖平之，父晴齋，皆世通儒。毓嵬生而穎異，書齡能文，倜儻有大志。家素貧，嘗躬操井臼以代母氏勞，暇則溺若于學，往往中宵披讀，至曉不休。歲丙戌(1886年)，學使王先謙得其文，奇之，舉冠其曹。旋肄業(yè)于南菁學院，治古學有聲。見清政不納，絕意仕途，以教育后進為己任。曾主講南洋公學及滬上澄衷學校數(shù)年，本其素蘊，自編教本，學者珍之。繼復此游天津，歷任北洋女師范及法政各校教員。
　　庚戌年(1910年)，天津?qū)W界請開國會，商于毓岜，毓岜曰：“與虎謀反，庸何濟乎?”后果被斥。毓岜目擊時艱，謀革命益急，納羅革命少年為助。武漢事起，東南響應(yīng)，毓岜乃與同黨議日：“津京，清室根本地也，京津不動搖，則南軍恐難持久。且戰(zhàn)期延長，生民涂炭，予不忍視也。吾輩曷從京津速圖大舉乎?”眾心人少力薄，難之。毓岜毅然曰：“拿破侖謂英雄字典中無‘難’字，北方之責，豈待人任耶?”于是乃借組織紅十字會，集眾講演，反復數(shù)千言。會既散，有悟其旨者夜訪之，則武昌特派員某君也。毓岜大喜，遂決意與某君組織共和會于津，謀圖義舉。會既成，乃促其妻子治裝南歸。時漢陽戰(zhàn)事方亟，毓岜乃披廣氅、攜矩銃，與女生數(shù)人奔走于北京、張家口之間，又屢輸送炸彈至新保安，并遣同志赴西北聯(lián)絡(luò)，以資臂助。事泄，張家口之同志被捕者五人，殺者一人，大同諸君，亦相繼失敗。毓昆聞之不為少挫，乃遣同志湯某至州招集綠林健者數(shù)百人，勸募餉糧三日，醵貲三千余元，復遣湯、段二君往魯，己則與同志八人赴灤州聯(lián)合軍隊。先是灤州第二十鎮(zhèn)數(shù)謀舉事，不果。是時僅馀步隊三營，毓岜欲得之，擬合魯之綠林健者及靜海民團占領(lǐng)天津。又電南軍，速由海道北上，襲據(jù)山海關(guān)，絕京奉路線，意旬日之間，北京可舉也。灤州軍得毓岜策，大忻動，眾推毓岜為參謀長。毓岜調(diào)同人日：“擬候魯兵至，即約同灤軍直取天津，靜海民團則由馬廠直攻疙疸洼，以扼官軍。天津下后，然后再攻北京。”部署既定，灤軍忽電招毓岜于十一月十二日先期舉事，毓岜乃與王金銘、施從云等，于十六日夜二鼓乘車直攻天津。詎意湯、段二君行至濟南被逮，靜海民團復觀望，且清軍破娘子關(guān)，乘勝調(diào)回一協(xié)駐扎雷莊，又古冶、開平間，舊屯淮軍千余人。灤軍既至，惡戰(zhàn)四小時，清軍偽示停戰(zhàn)議和，被捕殉難者數(shù)十人。毓岜知事不濟，脫身走，思回天津再謀大舉，伏匿古剎競?cè)眨艘追撔兄凉乓北淮Ｍ鯌褢c嚴訊之，毓岜嗔目叱之曰：“吾為國充兵，吾自為國死，今被逮，吾何諱為!吾乃北方革命軍參謀長也。”又笑謂諸軍士曰：“我死不足惜，惟諸君今為滿奴，異日且將為外人牛馬，痛何如之!”王驅(qū)之跪，毓岜斥之曰：“我身可裂，此膝不可屈，殺則殺耳，何迫辱為!”遂遇害，時年四十有四，卒后露尸于野，嗚呼慘哉!
　　(本文由作者之子羅學琛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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