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姓名運動在臺灣的推行則遇到了更大的障礙，首先，日本殖民者曾經對臺灣人改姓名規定了以下幾條禁止項：①歷代的御諱御名;②歷史上著名人物之姓;③與原來之姓有關之中國地名;④其他不當之姓名。周婉窈，上揭書，第56頁。這里的第三項明顯是日本殖民當局的預防措施。由于日語與漢字的特殊聯系，萬一臺灣人將姓名取成祖國色彩濃厚的字眼，豈非大大有違日本人皇民化運動改姓名的本意。但是，不少的臺灣人還是不顧這一禁令，姓陳的改成潁川，姓黃的改為江夏，所在多有。還有的如姓黃的改作共田，姓林的改作小林，等等，雖不一定有明顯的民族色彩，但其與中國人舊姓名之間的藕斷絲連的關系還是看得出來的。臺灣人對改姓名似乎并不怎么熱心，1940年2月允許臺灣人改姓名后，到了4月才有12戶改了姓名，到了1941年底，臺灣改姓名者只占總戶數的1%，按人口計則為12%。1944年后，隨著條件的放寬，改姓名者增多了，但有人估計不會超過人口數的7%以上。周婉窈：《海行兮的年代——日本殖民統治末期臺灣史論集》，允晨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臺北，2003，第58頁。難怪當時報紙說臺灣改姓名者“意外之少”，再以臺灣與同為日本殖民地的朝鮮相比較，1943年11月臺灣改姓名累計數字為，戶數占總戶口數的169%，人口占總人口的206%，朝鮮卻占了總戶數的83%，差距之大，令人訝異。近藤正己：《創氏改名研究之探討與改姓名》，《日據時期臺灣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灣大學歷史系，臺北，1993，第243頁。此外，一些民族意識強烈的人，對于改姓名則是進行了抵制，譬如林獻堂，盡管遇到很大的壓力，也不愿意改姓名。

　　第七部分抵制與傷痕(2)

　　宗教的改革方案也遭到了臺灣人民的抵制，如所謂的諸神升天、奉祭神宮大麻、參拜神社等，不僅參與者少，就是表面上依照執行，背地里是不是真的皈依還很難說。臺灣總督府對原有宗教的廢止和諸神升天運動，后來鑒于民眾的強烈不滿，在長谷川清總督任內不得不廢除。《長谷川清傳》將之稱為“仁政”，但實際上是“惟恐不滿產生反抗，反抗帶來抵抗而不得已采取的策略上的后退”。黃昭堂：《臺灣總督府》，教育社，東京，1981，第168頁。吳濁流回憶說，他們的教員宿舍里擺著配給來的神宮大麻，但卻從來沒有拜過。在鄉間，普通老百姓更是對日本式的信仰不明就里，對于天照大神，他們說：“上面叫我們拜它，所以才拜”，“上面要我們早晚拜它，所以我們拜它，但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鷲巢敦哉：《臺灣皇民化之諸問題》，《臺灣時報》昭和14年12月號。還有一個例證就是，日本戰敗后，臺灣的神社、天照大神都很快就被人民遺忘了，神道信仰馬上被中國人傳統的神佛等民間信仰所取代，這就是文化自身的力量，它也從一個側面證明了臺灣人的中華民族之民族性。臺灣人的祖先崇拜，盡管受到了壓制，但其生命力仍然十分頑強，有的宗族“仍能與諸宗循時序佳節，維持集會于不墜，因是而被日人嫉忌國族之團結，迭次迫令解散，族人不為所屈，雖一時陽示解體，而實愈堅強也。”《王氏族譜》A205，《柯蔡氏大宗譜》29，臺中新遠東出版社，1976。

　　在教育領域，為了抵制日本殖民者對青少年的同化思想灌輸，就有臺灣籍教師團結起來與皇民化色彩強烈的日籍教員唱反調，“遇有校長或其他日本教員提出不當要求時，本島教員便團結一致，根據理論排斥他們”。“對日本色彩最強烈的教員盡量排斥他們，使他孤立;他要做的事，大家故意不予合作，而只要發現他的缺點，便會在會議時群起而攻，盡量的指責他。”呂新昌：《鐵血詩人吳濁流》，臺灣文藝出版社，臺北，1984，第105頁。在文學界，一部分作家擱筆不寫，以示抗議;一部分作家回到祖國參加抗戰;更有一部分作家在白色恐怖下堅持民族立場，不顧危險進行創作。其中如吳濁流在皇民化運動甚囂塵上的時候，明知作品沒有出版的希望，卻仍在暗中趕寫《亞細亞的孤兒》一書，當時該書的寫作帶極大的危險性，只要被發現，無疑即被當作反戰分子來處置。但他毫不氣餒，終于在戰爭結束前完稿。

　　“七七事變”后，臺灣人民大多心向祖國，或明或暗地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侵華戰爭，對于日本殖民者的欺騙宣傳，充斥著懷疑和不信任的氛圍。臺灣軍為防范臺灣人而搜集的機密材料《本島人的思想動向》為我們展示了臺灣人民在日本法西斯皇民化叫囂下不屈反抗的點點滴滴，我們看到不少的臺灣人相信“中國是大國，中國必勝”，各類傳聞也在臺灣到處流傳，有的說中國軍隊人數眾多，日本軍隊將告失敗，有的說中國將乘勝收復臺灣，還有人準備起來響應。更有人冒險向警察局投匿名信，內寫“日本必亡，祖國興隆”，或收聽祖國的廣播并予以宣傳。在對大屯郡下西屯公學校高年級的問卷調查中，這些學生家長“相當多數的人希望臺灣回歸到中國的懷抱”。臺灣軍司令部為此深感憂慮，他們說道：“(‘七·七’)事變爆發當時，一部分本島人中間由于民族的偏見，依然視中國為祖國，過分的相信中國的實力，受宣傳的迷惑，反國家的或反軍隊的言論和行動在各地流傳，民心動搖。”陳小沖：《“七·七事變”與臺灣人》，《臺灣研究》1996年第2期。1936年臺灣地方自治聯盟解散后，在日本殖民者高壓政策下，除了個別人的反抗言行，臺灣島內有組織的反抗斗爭無法展開，但臺灣人民以不屈的民族精神頑強抵制著日本殖民者的皇民化運動。日本殖民當局也從心底就從來不敢相信臺灣人民會是自己的同路人，末代臺灣總督安藤利吉說過這樣的話：“如果統治真正掌握了民心，即使敵人登陸，全島化為戰場，臺灣同胞也會協助我皇軍，挺身粉碎登陸部隊。真正的皇民化必須如此。但是，相反的，臺灣同胞萬一和敵人的登陸部隊內應外通，從背后偷襲我皇軍，情形不就極為嚴重?而且，據本人所見，對臺灣同胞并無絕對加以信賴的勇氣和自信。” 王育德：《苦悶的臺灣》，弘文堂，東京，1964，第136頁。因此從根本上來說，臺灣的皇民化運動是失敗的。

　　也應當指出，在日本殖民者的欺騙宣傳下，確有一小部分人受到皇民化運動的影響，甚或成為日本殖民統治的“從犯”。對于這一事實，我們不能視而不見。平心而論，在當時的特殊歷史條件下，臺灣人民面臨日本殖民者強大的統治機器的重壓，到處是萬能的警察網，不絕于耳的皇民化叫囂，強制執行的宗教、文化壓迫，每日不停地向臺灣人民施加著強大的壓力。動蕩的年代、被扭曲的人格，在臺灣社會肌體上留下了難以撫平的傷痕。在這種條件下，要完全抵制皇民化運動的影響也是不可能的。

　　第七部分抵制與傷痕(3)

　　首先我們來看從特別志愿兵制到征兵制期間的一些情形。1942年4月，陸軍特別志愿兵第一回募集開始，“島內及島外各地在留籍民如潮涌至”，應募者426000余人，1943年應募總數突破60萬。1943年7月，海軍特別會議志愿兵開始募集，“盡管附帶各種條件，應募者數尚達三十一萬六千余名”，從中選出的應募者，在日本教官的訓練下，“磨煉無愧作為皇軍一員的資格”。在這些應募者當中，大部分是認為既然逃不過充當軍夫的命運，倒不如作為正式軍人會境遇好些，或其他種種原因而報名的。但是，也有一些人不屬于這種情況，曾經到臺灣的日本陸軍航空隊士兵富澤繁指出：“當時，由于臺灣青少年進入公學校后受到徹底的日本教育，有人對實施志愿兵制度表示高興，這也是事實，精神上完全日本化的這些人，踴躍應募。”另據一賴氏回憶，他當時(1943年)就是瞞著父母報名參加了少年飛行志愿兵的。富澤繁：《臺灣終戰秘史》，いずみ出版株式會社，東京，1984，第46頁。當上所謂的皇軍，在日本殖民當局的鼓噪下，被說成是“島民的最高榮譽”，是青年至高無上的光榮，在早期還曾是臺灣人不能享受的崇高待遇。當時甚至出現了使人為之炫目的血書現象，如有一份血書就是這樣寫的：“天皇陛下萬歲，我是日本男子，具有大和魂，無論如何辛苦，為了天皇陛下，為了國家，一概不以為苦。請收我為軍夫。”周婉窈：《海行兮的年代——日本殖民統治末期臺灣史論集》，允晨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臺北，2003，第68頁。看來，我們還是不能忽視皇民化運動對日據下受日本教育成長的一部分臺灣青少年的毒害和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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